吴仁华

2011年10月2日，我与六四后分别22年的生死弟兄刘苏里在洛杉矶重逢，交谈中刘苏里提到：“你在90年2月偷渡出国，朋友圈主流意见认为没有必要。”我知道苏里说话有分寸，不想伤到我的自尊心，其实主流意见是认为我太胆小了，大逮捕和大清查都过去了，竟然还要逃跑。我告诉苏里：“ 89年9月1日学校开学后，我电话联络研究所一位关系亲近的领导，领导接到我的电话非常高兴，要我赶快回校，不要自动离职，并说江平校长很关注，保证回校之后不会被拘捕。9月中旬我回到学校，安然度过一个学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我偷渡出国不是个人因素，而是因为得到即将大审判的信息，一些所谓的幕后黑手可能会判处死刑。我要到海外介绍陈子明、王军涛、包遵信等人的情况，包括你和陈小平，吁吁国际社会予以营救。”我还对苏里提到：89年6月3日白天王军涛曾经对我说：“你没有前科（因政治问题受过处罚），在此次运动中没有在组织中担任职务，在秋后算账中很可能不会被判刑，如果真是这样，希望你尽量承担救援工作。”我答应了。苏里得知我偷渡出国的原因，情绪激动，泪水盈眶，起身紧紧拥抱着我。这是2011年重逢时我与刘苏里（图右）张焕萍夫妇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