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2个月前
1951年,组织上派人将马连良从香港接回内地,同时接回的还有张君秋。起程之前,马连良找人算命卜卦。为马连良算命卜卦的是曾为杜月笙、徐开垒等人所信服的大星相家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大师谓马老板云:“你还有十五年大运。”马连良夫人陈慧琏女士顿感迷惑,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 时至1966年,正是马连良离开香港十五年,轰轰烈烈的运动爆发了。运动的形式就是暴力就是抄家打砸抢。马连良未能幸免,家被洗劫一空,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摆设玩意儿都被砸碎,刹那间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管辖该地段的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人忙着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人了。 所长东找西寻,终于从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血。想到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袖章,搀扶着马连良回到卧室。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唱词。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马连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 马连良在牛棚里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赵荣琛尚未被隔离,还可以请假外出。一日,马连良看见赵荣琛迎面走来,而四周恰巧无人,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明白了——老先生烟瘾上来了。便趁外出活动的机会,买了几盒“前门”烟,偷偷塞给马连良,看着马连良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赵荣琛心里一阵发凉。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西纠”总部。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马连良说:“我们家的两派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马连良竟找不到一席之地。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农(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一天,马连良看到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 据说马连良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遽然长逝。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十五个年头。
蔡慎坤
2个月前
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或许大不一样。一个时代的改变,不可能冀望于统治者自我觉悟。如果不愿随波逐流,又没有勇气与之抗争,只有死亡或逃亡两种选择。《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爱因斯坦当年逃离德国,遭到德国上下一致批判,甚至遭到盖世太保跨国追杀。爱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那个生养他的地方,正如《爱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杰根.纳菲所说:“爱因斯坦憎恨纳粹,也憎恨德国人,当然也憎恨德国。” 但是今天的德国,并没有什么人否认爱因斯坦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在德国,有数十所学校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有爱因斯坦旅游路线,游客可以参观爱因斯坦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有关爱因斯坦的电视节目和书本更是层出不穷。2003年,德国举办“德国伟人”评选活动,数百万电视观众参加投票,爱因斯坦进入“伟人榜”前10位。 2005年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德国政府把这一年定为“爱因斯坦年”,举行了各种各样大型纪念活动。在总理大楼和其他政府大楼外墙上,用红色油漆描绘上“E=mc2”的巨型字样。“国家是为人而设立,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生前说过的这句话,今天仍然被铭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从纳粹时代走过来的德国人相信:国家应该是为人民而设立的。 上世纪40年代末,一大批资本家社会贤达以及知识分子在喧嚣声中选择逃离,还有一大批可以走的人被眼前的幻象迷惑坚持留下来,结果受尽屈辱在惊恐中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不得善终,那些苟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社会贤达几乎完全丧失风骨和尊严。 看一个人是不是明智,就看在决定生死命运的关头,是否有足够的洞察力和决断力来保全自身安危。季羡林生前回忆说,胡适当年到南京后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知名的学界泰斗,胡适还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胡适满怀希望要同他的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胡适想接的学界泰斗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场大哭一场。 胡适之哭,有人说乃千古一哭!如同傅斯年当年的一声长叹,也被称之为千古一叹!以后北平的种种变迁可谓物是人非,足以证明民国时期这两位知识精英的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所谓的冥冥之中,学贯中西的胡适和傅斯年或许已经预测到,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归宿。能够感知未来的人或许才能避开一场又一场的浩劫和苦难。 1948年,等待出任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其留下,胡适斩钉截铁地以著名的三句话拒绝了。彼此都说对方走错了路,胡适去世时的万人空巷,而吴晗只剩下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1948年冬,吴晗劝胡适留在北大,但胡适没有听从,毅然登机南行。胡适多次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晗却颇不以为然,反过来认为这位前辈老师脑子进水了。 在那场惨烈的浩劫中,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轮番遭到批斗羞辱毒折磨,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1966年夏,吴晗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有当事者回忆说,他看到吴晗站在台上,脖子上挂在铁丝,铁丝下面吊着沉重的石头,铁丝把脖子勒出了血,血顺着铁丝往下滴…… 1967年,吴晗全家被赶出了家门,被要求搬到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没过多久,吴晗被勒令前往单位劳动,做些打扫卫生的工作,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再也没有回家。 吴晗的儿子吴彰永远难忘那个周六的傍晚,他一如既往地和姐姐趴在窗台上,眼巴巴望着外面,等待着爸爸一周一次的回家,可不管怎么等,始终没有见到爸爸回家的身影。 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自杀,他的骨灰,至今也下落不明。据说吴晗死前曾经高喊过一些话,非常绝望。狱中的吴晗并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的妻子袁震也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临死前想要喝一口稀粥,也被拒绝。 1969年,吴彰和姐姐吴小彦,同时失去了父母,成为孤儿。性格刚烈的姐姐,为父母的冤死向有关部门讨要说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关了起来,不久被送到精神病院。在被监禁的日子,姐姐被摧残成另一个人,经常说一些“疯话”,比如她总是说:“爸爸没有死,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他了”。让人听了为之心酸流泪。 在医院的强烈要求下,姐姐被暂时释放回家养病。那一天,正是吴彰18岁生日,姐姐将他叫到跟前,说:“我替爸妈把你拉扯长大,今天你18岁,你终于成年,我可以去见爸妈了”。吴彰以为姐姐又在说疯话,没有在意,谁知当天夜里,姐姐就服毒自尽了。 这一下,一家人只剩下了吴彰。幸好,他已经18岁了,可以独立照顾自己。他去工地当建筑工,去工厂当工人,靠着辛勤的劳动养活自己。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学习,终于熬到了父母平反,被恢复名誉,熬到了上大学的机会。 80年代中期,吴彰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勤工俭学,刷盘子、做零工,终于拿到了理工科硕士学位,从此在美国安定下来,并加入了美国国籍。这一离开,就是数十年。这个历经磨难的后代再也没有回头眺望。
蔡慎坤
2个月前
拜读过袁伟时先生的《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深感历史的轨迹如同镜像一般,折射出百年之后的现实世界。袁先生深刻总结了晚清社会的现象:“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教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君主和各级官员体现的行政权力统治天下,‘君师合一’,管治和教化百姓。” 追溯历史,发现满清王朝并不是后人所描述的那么不堪一击。当时的清军,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军力数量,都远远超过八国联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意识到强大的军队对统治者的重要性,因而清王朝迅速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清军,并且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训练军队,武器装备也堪称世界一流。 临时拚凑起来的八国联军只有区区两万人,清王朝装备精良的清军不下十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兵力,其规模远胜于八国联军。没想到,八国联军一占领大沽口炮台,慈禧就乱了阵脚,1900年6月下旬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8月7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8月21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带着一干人浩浩荡荡逃出京城,在逃跑途中以光绪之名下”“罪己诏”,命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共同协商议和事宜。 这才有了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也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清王朝和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西班牙王国、尼德兰王国、比利时王国,十一国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条约。 梁发芾先生早年有篇文章,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喝彩声。中国人以如此心态笑看清军溃败,英军统帅巴夏里大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鸦片战争说起来是屈辱,然而,鸦片战争终结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人穿着长马卦留着长辫子的时代,而南京条约割让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到1898年拓展新界等地,是一段丧权辱国的历史记忆,但香港从历史走到今天,融合了传统文化和西方制度,包容了迥异价值观的市民,使之成为一个文明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社会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曾经拥有良好的法治。 一代王朝即使到了末世,其实也并非如后人所说的那般艰难。那些身处末世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处于末世之中,即使灾难来了,尚未知彼知己,就有一堆不假思索的理由来为现实来解脱,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亢奋状态,与精神亢奋相匹配的,还有不期而遇的繁荣,使人们如痴如醉陶醉在梦中。 清朝末期,财政收入也暴增,年收入达2亿两白银,朝廷上下一扫庚子以来的晦气,因为“不差钱”陷入亢奋狂喜之中!除了海关税收暴增以及对烟、酒等不断课以重税外,国有铁路年收入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一省的税收,而由铁路带来的商业繁荣,使各地关税暴增,原本微不足道的崇文门税关就因为前门火车站周边的商业兴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税关。 纵观中外历史,所谓伟大的君王往往都是百姓的灾难。明末的没落,在利马窦的眼里,百姓却是那么和谐安逸。所谓的康乾盛世,在马戛尔尼眼中,中原却是遍地饥民。一个是在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和亡国之君崇祯治下,一个是在康雍乾三朝所谓的明君治下。仅从明末780多万公顷土地和乾隆740多万公顷土地比较,社会财富总量的多寡就一目了然。显然,所谓的康乾盛世完全是虚假的历史。 再以国人最骄傲的唐朝盛世为例,安史之乱,到处人吃人,被包围的睢阳城,6万余人的县城吃到最后,只剩下400来人。白居易(772~846年)的《轻肥》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黄巢的部队把陈州四周的老百姓都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最保守的估计,吃掉10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人口——60万。 在一般人的历史常识里,最不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权,被视为黑暗、反动、卖国。然而一生经历了从大清到北洋到民国到解放四个不同时期的百岁老人周有光生前却说:百年风雨沧桑,最难忘的是北洋时期,统治精英对民众的体恤宽容,造就了一段民众免于暴政的历史佳话。周有光先生认为读的许多历史都是假历史,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档案公开,24小时开放,天天都有人去看。 老舍先生的《茶馆》中有句台词: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权选举虽然存在赂选,但是,这也说明北洋政权不敢公开地或赤裸裸地强奸民意。北洋政权之所以不敢任意妄为,经常被迫向民意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政权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个人道德操守,内心有所节制。
蔡慎坤
2个月前
互联网上政治谣言像长了翅膀,常常不径而走飞速传播,有时候甚嚣尘上搞得人心惶惶,如何看待谣言抑或说如何对付政治谣言,是独裁政权很头疼的事情,如果循循善诱谣言很容易化解,如果惊慌失措,政治谣言也有可能导致王朝覆灭!网络上事实与谣言混淆不清,对世界各国都是挑战,但是对中共更加棘手,这是因为中共一直靠谎言续命,尤其是刻意对网民隐瞒真实信息。 谣言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是某个特殊时刻针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谣言,很容易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社会运动有时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就可能改变历史。特别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许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希望借助谣言发生巨变,谣言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不可言喻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政治谣言可谓源远流长。从预言吉凶到带有政治目的的谣言复杂且多样。历次农民起义大多都是利用谣言先制造舆论,民间常借造谣、传言来表达情绪释放不满。信息封锁时代,简洁又易于传播的谣言,往往承担着大众传媒的作用,统治者可以从谣言中洞察民众对政事的诉求,也可以从谣言中找到敌人的软肋。乱世之秋往往谣言四起,无论是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都能看到谣言传播的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破坏力。 在信息纷纷攘攘的网络世界,谣言是对真相的一种渴望,或是对权威的质疑,是官方声音之外的声音——这个“官方”可泛指政府、企业甚至明星。谣言在一般人看来是负面贬义词,原因就在于始终有一个真相,当没有真相谣言就会四处泛滥,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开始就是公开透明的可以预测,自然就不会谣言肆虐。 《人民日报》曾经义正辞严发表文章:别让谣言污染“朋友圈”。文章指出:各类谣言中,政治谣言尤须警惕。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或望风捕影,夸大事实;或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或杜撰虚构,伪造事实;推出一个个耸人听闻、似是而非的谣言。不管是以“亲眼所见”吸引眼球,还是打着“还原历史”幌子,其目的都是要搞乱世道人心,不仅“惑众”,更欲“祸国”,其危害不可小觑。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上各类谣言特别是政治谣言,传播的途径大多是通过新媒体还有网络,但最终那些被斥之为谣言的东西,往往都是真实的或更接近事实真相,这就不得不让许多人对谣言并不完全排斥。谣言有时候还会倒逼出真相。 谣言产生于没有真相之时,公开透明是谣言的大敌,网络社媒完全坦露在阳光之下,是谣言的终结者。追求真相是人类天性,这个世界只有政客和骗子天天琢磨如何编造谎言,没有人能够把谎言一直编下去,因为编造谎言成本实在太高。一个人只要说谎,会有成千上万人上来戳穿骗子的伎俩,既使技艺再高的骗子,肯定瞒不过网民雪亮的眼睛。 对付政治谣言,最好的方式是告别黑箱政治,撕下伪善面具,让网民听到看到及时、公开、客观、公正的消息,如果媒体做不到抑或不去做,政治谣言就会有巨大传播诱因,政治谣言会在某个重要时刻带来符合人们预期的效果。
蔡慎坤
2个月前
老同志该不该管?当然要管!特别是对离退休老同志,要管得更严!管得更彻底!不仅要管住他们的嘴,还要管住他们的腿,更要管住他们爱观察的眼睛爱思考的大脑,只要管住了老同志,不让老同志乱说话,中共就以为天下太平。 大凡离退休老同志,往往都是能说会道,腿脚勤快,动辄喜欢小范围串门,或彼此通风报信打探消息或彼此叙叙旧情,在习近平全面管控的政治氛围下,这肯定是犯了大忌,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对老同志的身体健康威胁更大,组织上出于对老同志的特别关怀,不让老同志相互走动,不让老同志聚在一起说三道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老同志,让老同志延年益寿生命更有活力。 我认识不少离退休老同志,在位时高高在上甚至呼风唤雨,根本没有闲暇时间了解民间疾苦,更不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离退休之后,不少老同志会有一些变化,过去站在舞台中央,被眩晕的光芒所环绕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淹没,常常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一旦淡出那种生活,沦为普通观众,往往会发现站在舞台上的荒谬,即使过去说惯了假大空的套话,也开始讲几句真话说几句实话,跟他们聊天,发现变得比过去可爱可亲可善,不再是一副板着面孔的模样。 过去都说老同志是个宝,离退休老同志更是宝中之宝!大凡新人登上舞台,都会寻求老同志的帮助,聆听老同志的教诲,彼此之间的关系融洽而又和谐,老同志自然也很受用,对新人一般都会说长道短。我曾经目睹一个年轻领导拿着一份讲话稿,逐字逐句恳请老同志当面指点的场景,感慨政坛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人世间是多么的罕见! 时空转换,习时代对老同志可谓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一份加强对老同志严管的文件,明显感觉到老同志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也不再听老同志絮絮叨叨了,这应该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外人实在不知道。但这份严厉的文件对离退休老同志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仅要管住他们的嘴还要管住他们的腿,特别是享受一定待遇的老同志应该明白,如果不能够严格遵守这些行为规范,恐怕特殊待遇都会受到影响,因而不得不认真对待。(短文写于2020年)
蔡慎坤
2个月前
时间的流水或许可以冲刷淡去的记忆,许多人记得那一年举办了空前绝后的奥运会,夜空的烟花如此绚丽,开闭幕式如此恢宏!但在我的记忆深处,依然清晰记得十四年前的今天,当大地震袭来那一刻,我正路过天安门广场,坐在车里,并没有丝毫颠簸摇晃的感觉,媒体报道说,那一刻,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明显震感,那一瞬间,天府大地成千上万生命被死神吞噬! 在喧嚣浮躁的时代,记忆如同碎片早已随风而去,不要说十七年前,许多数天前的事我们也很容易淡忘!而对我来说,十七年前的五月,依然是特别沉重的日子,令人悲伤也难以忘怀! 那一瞬间,究竟有多少生命被死神吞噬?政府事后给出的数字是84872人!当年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的数字是: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 至于遇难学生人数,惟一可查的数字来自于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涂文涛当年5月21日在一个内部会议上通报:四川省教育系统死亡6581人,其中学生死亡6376人;并有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在那之后,官方再未公布过5.12学生伤亡人数。 5.12地震发生的时间是下午2时28分,那一瞬间,正是中、小学生走进教室,等待2时30分上下午第一节课的时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还在睡午觉,那一瞬间,成千上万个中小学教室和幼儿园址在大地震中遭到重创,学生和幼儿园伤亡人数超乎我们的想象。 十七年前的5月14日,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志愿者,三天时间先后到过70多所中小学,惨烈的场景让我至今不敢回想也不愿回想,那些挂在断墙残壁上的孩子,那些深埋在虚墟下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当地媒体朋友拍摄的现场资料,尽管一直没有公开,但毫无疑问是弥足珍重的历史资料。 在重灾区,我见到最多的是泪流满面的家长和亲人跪倒在救援人员面前,求他们救出自己的孩子,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令人气断寸肠!任何一个理性的人,站在那一片片废墟上都会无比震撼!震撼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的渺小和无助!在北川中学的废墟前,甚至仰天长吁,内心发出深深的呼求:哦!上帝啊!为什么要用这样惨烈的方式对待我们! 我实在不明白!那么多的校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同样是八级地震,仍有许多未倒塌的建筑,如果修建校舍时稍稍还有一点良知,绝不至于惨死那么多的学生!毫无疑问,那些垮塌的校舍都存在着严重的建筑质量问题。并不是建筑标准太低,而是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在建设过程中,相互勾结,层层克扣,中饱私囊,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和良知,建了如此低劣的校舍。在北川中学,上世纪50年代建设的旧楼尚存,90年代新建的大楼几乎荡然无存! 当年的5月21日,驱车经过绵竹打算继续北上,路过距绵竹约7公里的富新镇,一条横空的白纱映入眼帘:我们的孩子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那些悲痛疲惫的男女捧着一方方遗像,静静地站立在大路两旁。 富新镇并不属于重灾区,我们停下车,在那些父母带领下,来到了富新二小,只见三层教学楼已成一片废墟,虚墟中到处都是书包、鞋子,还有风中飘动的红领巾……在大地震中,这个镇基本上没有一幢房子倒塌,只有这所学校,137个幼小的生命消失了。 望着一个个被定格在黑色小框中的可爱生命,我心中更多的不是悲伤而是愤怒!那些父母用血书在白纱上写着一个个孩子的名字,他们很坚强:天灾我们认了,可是人祸让我们不甘心,要为冤死的孩子讨说法!! 他们说,除了有个副市长来看过一次,几分钟后上车就走了,至今再没人过问,甚至一句来自官方的慰问也没有。父母们用鲜血书写的孩子的名字,已经逐渐被雨水冲淡。一个神智恍惚的男子,在路边拍打着或许是他孩子曾经玩耍过的皮球,见人就说他的孩子有多么可爱…… 倒塌的墙壁仿佛是直接放在地面上的,看不出有任何地基结构。父母们拿着用手一捏就化为粉末的水泥,悲痛地问:看看这就是给我们孩子修的学校!为什么国家从2006年就强令对学校建筑每年进行两次安全检测,这样的建筑为什么能够通过检测?面对失去孩子的父母,没有人敢回答。 镜框中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仿佛审视着我们的灵魂。回到成都,却听到无耻的声音:“学校由于其建筑的特殊性,开间跨度比较大,所以更容易倒塌……。”我不懂建筑学,只想问他们,酒店的大厅更大,政府的办公楼及接待大厅跨度空间比学校大得多,并没有出现整体坍塌。教学楼旁边那个年代久远的老教室安然无恙,只是掉了几块瓦片,而新修的三层教学楼却轰然坍塌瞬间变成一堆废墟!这些问题,难道还需要建筑专家来解答? 那年五月底,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京城,回到那个繁华又光鲜的地方,恍惚中不知自已到底身在何处?躺在床上,灾区的画面,灾民的哭喊,太多太多的惨像浮现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
蔡慎坤
2个月前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很舒心。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毛泽东在延安所畅想的这条新路在执政掌权后,并没有真正带领人民去偿试,一直到今天,仍然纠结于老路新路与邪路,没有把中国引向普世公认的民主之路,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中国的劫数? 当年毛泽东闹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解放了劳苦大众,推翻了蒋家王朝,赶走了帝国主义,把外国资本从中国大地上清扫干净。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更让我们看清了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以1949年为界,清朝及民国政府敞开国门吸引外资,甚至在重要门户口岸设立租界,被毛泽东称之为丧权辱国,毛泽东闹革命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民国政权,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消灭有产阶级,并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且不说这个阶段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仅文字狱就残害了无数正直的人,在那个年代,只要文字或者言语表达了或者疑似表达了对体制乃至社会的质疑或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动派就是牛鬼蛇神,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被残酷的抹去。而几乎所有的施暴者没有任何负罪感也没有被追刑责,似乎是干了一桩桩道德高尚无比光荣的事。 1976年之后,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才有了邓小平强推的改革开放,自1979年开始,邓小平提出先富理论大力引进外资,被誉为中国新时代的总设计师,毛泽东用革命摧毁的制度,又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得以复活。 持改良主义的胡适曾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 “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长期反贫困策略”一致),这个理论却遭到梁漱溟以及一批名流猛批。 梁漱溟等人认为胡适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所谓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毛泽东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等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更令人困惑的是,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新中国后30年被改革开放彻底否定;而改革开放炫耀的伟大成就,比如经济市场化、所有制多元化、财产私有化等等又是1949年之前就存在并得到保护的,只是被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彻底摧毁推翻罢了。也就是说,70年来,中国无非是在不断的颠覆自己否定自己打倒自已,走完了一道历史的轮回。
蔡慎坤
2个月前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谈及北约国防开支时表示:“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将在六周内举行一次峰会,届时几乎每个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都将达到或超过 2%,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许多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将超过 4%,而且所有成员国都将同意在未来十年内。”这意味着川普对欧洲北约盟国的国防开支要求提前实现,之前嘲笑川普的媒体估计只好装傻了。 德国新任外交部长瓦德普尔昨天表示,德方原则上接受美国的要求,即北约成员国应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这意味着德国新政府政策的重大转向,与此同时,德国新任总理默茨首次在联邦议院宣布,本届政府致力于团结欧洲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增强德国的军事实力,建立一支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并重振欧洲大陆的最大经济体。默茨还默认了美国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表示新政府将加强边境管控,拦截非法移民入境,并加大遣返力度。 北约成员国目前承诺军费开支至少占GDP的2%,但约三分之一的北约成员国仍未达到这一目标,包括葡萄牙(1.55%)、意大利(1.49%)、加拿大(1.37%)、比利时(1.3%)和西班牙(1.28%)。 据悉,德国目前的国防开支略高于GDP的2%,德国前总理朔尔茨此前对川普提出的高要求保持距离,说“5%将是每年超过2000亿欧元”。朔尔茨说德国联邦预算“没有达到过5000亿欧元”。朔尔茨当时指出:“只有大规模增税或大规模削减许多对我们很重要的东西,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川普的新政一旦得到欧洲大囯的响应和支持,欧洲左派政府也不得不随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动,欧美联盟更不可能受到关税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