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4个月前
“中国人就喜欢耍小聪明,狡辩说自己没得选,都是中共逼的。”这句愤怒的呐喊,近年在觉醒者群体中屡屡出现。尤其当你看到九千万中共党员、七千万共青团员的数据,再想到当年跟着“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小老婆”的“革命群众”,一种扎心的判断便浮出水面: “中国人与中共互为一体,不可分割。” 这确实是许多人在巨大的失望与痛苦之下得出的结论,也道出了中国社会某种深层的集体责任问题。但必须警惕,这种论断背后潜藏着一种危险的整体主义逻辑。它可能将一个民族、一整代人,一刀切地推入道德黑洞,滑向集体羞辱式的否定,从而阻断了理解、反思与改变的路径。 一、不能只看沉默,更要看未被暴光的抵抗 是的,今天的中国确实是千疮百孔,是人心沉沦,是集体犬儒的温床。但若因此得出“中国人无一无罪”“中国人与中共本就是一回事”的结论,不仅不公正,更会抹杀那些在极权体制下仍坚持抗争、坚守底线的群体与个体。 中共自建政之前与之后,就如同满清入主中原前后一样,始终缺乏起码的王朝更替传统所要求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正因如此,从它诞生之日起,抵抗与起义就从未停止过一天。无论是在体制之内,还是在民间底层,总有人在奋力抗争——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这不是宽容,而是历史的真实。 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刘晓波,他们以笔为剑;赵紫阳、胡耀邦、李锐等体制内良知派,为人民、为未来在沉默中坚持;丁家喜、许志永、彭立发、郭飞雄、王炳章至今仍为自由身陷囹圄;还有无数你从未听过名字的人,在社区、学校、教会、工厂里默默坚持——他们,代表了中国仍未熄灭的灵魂与希望。 二、人性不是借口,但制度制造恶的机制 批评中国人“软弱、投机、犬儒”,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行为为何会普遍发生?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劣根”,而是中共政权用70多年的制度化恐惧与利益诱导,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助长恶行的环境。 这个体制鼓励举报、奖赏告密、宣传谎言、压制真话,让人一步步学会了装傻、沉默、说谎和出卖。那些愿意说真话、坚持原则的人,代价巨大,有的甚至失去自由与生命。 正因为我们承认“人人皆有原罪”,才必须认识到,在一个用恐惧与谎言控制社会的制度中,人性之恶不是借口,而是被激活与利用的工具。 三、从情绪化归咎到结构性反思,是进步的开始 很多人气愤于国人“主动加入中共”“积极配合镇压”“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人被打压”,但愤怒之后,若不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结构逻辑,只会让人陷入更深的绝望与否定。 为什么说真话更危险? 为什么保持独立思考反而会被举报? 为什么顺从与沉默被视为“聪明”?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民族性”中,而在制度与文化土壤里。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将整个民族彻底归类为“恶”,而要追问那个让大多数人“选择做恶”的环境是怎么建构出来的——并找到瓦解它的方法。 四、真正的改变,不靠辱骂,而靠启蒙 真正想改变中国,不是靠羞辱、宣判与放弃,而是靠一代代人的启蒙、唤醒与行动。 靠教育,重建独立思考的能力; 靠榜样,传递道德勇气的可能; 靠制度设计,让做好人不再是“高风险”选择; 靠言说,哪怕是以微光抗衡黑暗,也不放弃发声。 改变历史的,从来不是愤怒的围观者,而是那些在愤怒之后仍愿意肩负使命的人。 结语:原罪与希望并存,沉默之外是血与光 是的,我们都有原罪。中国这个社会,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被裹挟其中。但这不是彻底放弃的理由,而是重新出发的原因。 请记住,那些你看不见的反抗者,那些被消音的声音、被污名的志士、被冷落的忠魂,他们是真正支撑中国不至完全沉沦的光。 扎心的,是表象的堕落;但更震撼的,是那些未被暴光的血泪之光。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放弃。 哪怕身处黑夜,也要说一句: “我们不曾沉默,我们还在抵抗。”
蔡慎坤
4个月前
一些人还认为香港比大陆相对自由,殊不知香港人脸识别监控系統跟大陆一样也是星罗密布,每一个人的行踪都在中共监控之中,所谓相对自由是因人而宜。截至到2023年,中国大陆的监控摄像系统超过7亿组,几乎是每两人一鏡头的水平。即使是在乡村,也遍布“雪亮工程”的監控系統。香港也在中共指揮下制定了“銳眼計劃”,截至2025年4月已部署615組高清攝像系統,计划在2027年前擴增至6,000至7,000組,接入交通署、港鐵、康文署、房署等系統,總計超過兩萬支鏡頭,形成城市級聯動監控網絡。 在成都從事餐飲業的曾先生「五一」假期赴港旅遊,曾前往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了解簽證資訊。返程經深圳羅湖口岸時,被邊檢攔下,帶入小房間盤查達三小時。 「他說我的通行證有些小問題,要進一步核實。把我帶到小房間後,就讓我交出手機並要求我解鎖。我猶豫了一下,他就說『不配合會影響通關』,我只能照做。」曾先生表示,執法人員詳細查看了他的通訊記錄、照片與地圖軌跡,隨後開始問話,問題明顯指向其曾造訪美領館。「一開始他們就問我去香港做什麼、有沒有跟外國人接觸。我回答只是購物和觀光。但很快他們問得更具體,問我有沒有去美國領事館、做了些什麼。」 他說,「我沒主動說,但他們似乎早就知道了。我只好承認確實去諮詢簽證事宜。他們繼續追問我怎麼知道可以進去、怎麼預約、誰接待的、有沒有給我資料,甚至問我為什麼不在成都找中介。我解釋說成都的美領館早已關閉,只能網上預約香港那邊。」 更讓曾先生不安的是,現場人員致電成都公安部門核實他的背景。“電話那頭直接叫出我的名字、住址、單位,還問我是不是某個餐廳老闆。我這才意識到,他們的系統對我的情況了解得非常清楚。” 重慶市民沈先生也有相似經歷。今年新年春節後,他赴港旅遊期間曾在中環美領館外排隊入內。回家一週後,接到派出所電話,說是要「了解情況」。「我沒多想就去了,但到派出所,警察直接問我是否在香港期間進入美領館,有沒有取得對方聯繫方式。我解釋只是簡單諮詢,也沒有留下資料,但他們還是做了筆錄,並反覆確認我是否與領事館人員接觸的過程。」 沈先生無奈地說,「我只是普通白領,也沒參與敏感活動,僅僅是去旅遊,結果也被關注。這事回想起來總感覺不是滋味。」
蔡慎坤
4个月前
蔡慎坤
4个月前
黃之鋒是香港知名的民主運動領袖,在“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中堪稱標志性人物受到海外輿論廣泛關注。因參與未經批準的集會、煽動等罪名被中共指定香港對他判刑服刑。本來刑期快滿,中共不希望他走出監獄,再用新的《國安法》給他定罪,其目的很明確,就是不希望這個年輕人活着走出監獄。 黃之鋒作爲國際知名的民主運動象徵人物,他的言論在海內外都有很大影響力。中共認爲他在外會繼續鼓動反政府情緒,再次成爲示範效應,鼓舞更多抗爭者,國際社會也會以他爲代表繼續向中共和香港施壓。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中共在香港對異議聲音採取了更強硬的態度。很多原本隻是“非法集會”或“煽動”的行爲,現在將被重新定義爲“顛覆國家政權”或“勾結外國勢力”,罪名更重、刑期更長。 黃之鋒至今尚未因國安法被正式定罪,但他的案件被列爲“調查中”已很久,這種“未審先關”的狀態起到了威懾作用,對其他政治活躍分子傳達一個信號:隻要你曾經參與,就隨時被加罪。 中共對香港的策略是徹底清除能夠聚集民衆力量的關鍵人物。就像他們對待黎智英、週庭、岑敖暉、羅冠聰等人一樣,一旦這些人再次獲得自由,他們可能重新組織或象徵性引領新的政治運動。 黃之鋒年輕、有影響力、表達清晰、精通中英文,尤其被中共視爲“不穩定因素”或“危險人物”,中共很可能選擇將他“長期羈押”,從根本上剝奪他參政議政的權利。中共很清楚,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黃之鋒等人的命運。但在強硬治港、強調主權、安全壓倒一切的大方針下,中共根本不在乎國際社會的批評,從而確保國內和香港的“政治穩定。”
蔡慎坤
4个月前
川普喊了好久,要跟习近平打电话,习近平就是迟迟不给川普打电话,也不派人到华盛顿来谈关税问题,习近平手里捏着稀土可以卡美国的脖子,就像武汉病毒蔓延时,用口罩和呼吸机卡脖子一样。终于在川普和普京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川普再一次赞美习近平之后,川习实现了通话。 实际上,为这番通话中方做出了铺垫,观察中共政情的人也看出了端倪。王毅出面接见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就对外施放强烈的信号,川习很快就要通话了。此前很少有一上任就被外交部长接见的,伯恩斯上任时正好佩洛西访台,中美关系降至阶段性冰点,后来为了让中美关系“止跌回稳”,王毅在伯恩斯上任半年后才接见伯恩斯,那也是为了当年11月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做准备。更早的骆家辉、博卡斯要么迟迟不见要么晾着,上个甫一上任就见外交部长的还是中美蜜月期的洪博培。 不是蜜月期王毅出面接见新任驻华大使,说明习近平打算跟川普谈条件了,这次庞德伟是带着任务而来,他说“两国元首保持积极、建设性交往十分重要”,川普和习近平通话是何立峰在日内瓦答应的事情,可是何立峰回到北京了无音讯,美国以为习近平不管事了,或者是刻意回避,在川普一通喊话之后,习近平终于接了电话,至于通话效果如何,恐怕连川普都不知道。
蔡慎坤
4个月前
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标志着韩国政治再次左转,一场关于“战略自主”与“安全依赖”的博弈正在展开。他所代表的共同民主党高举“均衡外交”的旗帜,表面上主张在中美之间灵活腾挪,实则释放出一种危险信号:韩国或正逐步偏离美日韩传统安全框架,试图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棋局中自创一条生路,当然主要是拥抱中共,然而问题在于,韩国真的有这样自主腾挪的空间吗? 在朝鲜日益频繁的导弹试射、金正恩持续扩张核武库的今天,李在明依然主张“缓和、对话、包容”的对朝政策。这种立场听起来理性温和,实则忽视了现实的冷酷。过去十年间,朝鲜无视一切谈判承诺,不断强化军力与挑衅力度。以“对话换和平”的逻辑,不仅毫无实效,反而纵容了北方政权的扩张野心。 李在明在竞选期间多次强调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减少“在美中之间选边”的倾向。他口中的“实用主义外交”并非平衡,而是一种软化立场、一种对现实力量的妥协。中国对韩国实施的“萨德报复”依旧历历在目,那是一种经济胁迫、政治惩罚和战略威慑的三重叠加。面对这样一个对外毫不手软、对内强化威权的邻国,李在明却要向“理解”靠拢,不啻于对风险视而不见。 在安全问题上,李在明提出要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主张韩国“自主国防”。这听起来很有民族主义号召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极具风险。韩国目前的军事力量虽强,但在真正面对朝鲜核威胁和区域大国压力时,仍严重依赖于韩美同盟的防卫框架和情报共享体系。削弱与美国的战略协作,不是在增强自主,而是在削足适履。 更关键的是,韩国目前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容天真幻想。中国试图主导区域秩序,美国在印太布局中强化盟友体系,日本重整军备,而朝鲜已明确表示“不接受南北统一”,甚至强调“两个国家各自发展”。此时此刻,韩国的最佳战略应是强化联盟、稳定内部,而不是在强权之间做危险的走钢丝游戏。 李在明当选,并不只是一个政党胜出的结果,更是韩国民众在“安全与独立”、“同盟与自我”之间做出的选择。然而,这个选择是否基于充分的现实认知?是否低估了周边势力的压迫性和不确定性?接下来几年里,韩国人必然付出慘重的代价! 若他的“自主外交”真走向事实上的疏美亲中,那么未来韩国将在战略格局中迅速边缘化,安全外包变得空洞,外交话语权萎缩,而面对北方威胁时,也难再获得坚实后盾。一旦中朝默契加强、韩美同盟削弱,韩国将被迫在一个更为孤立与不确定的局势中挣扎。 李在明的胜选,是一次民主的表达,但民主不等于无视现实。他的路线若不能迅速调整,就可能把韩国推向一个错判形势、误读敌友、最终自陷孤局的地缘危机。历史不会宽恕错误,尤其是在朝核阴影下的东亚。 韩国的未来,不容试错。
蔡慎坤
4个月前
中华民族血的教训:文革代,必须远离政治/独立观察者投稿 一、这代人,不能再上桌了 每逢中华民族历史大劫之后,总有人总结教训。但最让人痛心的是,我们的“教训”,常常只是口头说说,下一轮灾难很快又会重演。尤其当我们让那一代深受文革极端思维熏染、却又从未真正反思过的人,重新走上权力巅峰,掌控国家机器时——我们就注定还要再痛一次、再流一次血、再付出一整代人的代价。 这不是偏见,而是历史规律。从文化大革命到“红卫兵上位”,从“乌托邦式空喊”到“舆论制造真理”的政治癫狂,我们本可以早早远离。但我们没有。 结果呢? 我们一次又一次看见政治舞台被情绪主导、谣言放大、事实被压制、理性失语。今天,我们所有人正生活在这些“文革残余代”掌权下制造出的巨大迷梦和废墟中。 二、真假战争,舆论幻象 以近期网上盛传的“印巴空战”为例:你若相信所谓“巴铁”用简陋战机击落了数架印度幻影与苏-30战机的宣传,你会以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我派出多个印度朋友去调查:没有残骸、没有飞行员遗体、没有哀悼、没有官方认领,甚至连一张像样的现场图都没有。 这到底是战争,还是自嗨?是真相,还是为了满足“民族高潮”的幻觉?我越来越怀疑,这场“空战”的真实性,甚至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他们编的”。 更讽刺的是,那些质疑的人,却被扣上“不爱国”“卖国贼”的帽子,哪怕你讲事实、摆逻辑,也无法穿透“声浪制造真理”的网络铁幕。 三、残体圈:比谣言更可怕的,是集体自嗨 打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这些所谓的信息平台,充斥着震天响的背景音乐、闪烁抖动的字幕、无数剪辑伪装的“战地快讯”。它们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情绪贩卖。真正的新闻是讲逻辑、重证据、有节制的。而这类“残体内容”靠节奏轰炸、氛围烘托、字幕挑动,引导着整个民族集体高潮,却完全剥夺了基本判断能力。 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下,谁还敢质疑?谁还能思考? 更恐怖的是,这些人还标榜“爱国”,要求你必须按照他们的方式“表达爱国”,否则你就是敌人。这样的环境,与红卫兵、义和团有什么区别? 四、十年崩塌,从未反思 你回头看看——从2009年“四万亿”放水起,到房地产绑架国运,再到疫情彻底摧毁实体经济,这十几年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轮群体精神错乱。政策靠赌、舆论靠吼、市场靠造神、人民靠幻想。 从“房价永远不会跌”,到“国家必然保底”,再到对一些“地产大佬”的盲目崇拜——这群人不是犯错,而是一错到底,还逼别人跟着一起错下去。 更不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温良恭俭让”的文官集团,以为他们会收拾残局、还政于民。结果却是,他们亲手扶上去的,是一个逻辑混乱、知识残缺、对世界全无理解的小学生水准的“最高统治者”。 我们曾以为有温和派能拯救这个系统,然而他们却成了最大的帮凶。 五、历史必须画界限:让“文革代”退出政治 必须画出一道历史的分界线: 所有经历过文革、在那个时代深受极端思想熏染、没有接受过系统反思的人,今后必须彻底远离政治岗位。 他们可以作为父母、可以作为普通公民,但不能再掌控政策、指挥宣传、影响国家命运。他们用“群众热情”“集体意志”“人民高涨”包装谎言,制造幻觉、误导青少年,将一个曾经在世界上大步迈进的国家,拖入了不可逆的泥潭。 更进一步,我们还要警惕在“文革逻辑”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极端信徒。2013年之后,那些还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统一叙事、洗脑教育、极端民族主义鼓吹——他们长大以后,也不能再轻易掌握权力。 政治必须由理性、审慎、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领导。而不是交给那些从未学会质疑、只知道复读和效忠的人。 结语:一代人的愚昧,不该让下一代去买单 这不是代际仇恨,而是国家记忆的净化。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文革遗毒”付出了太多代价。如果我们再不警惕、再不阻止,下一次的代价,将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沉沦。 别再犯一次次相同的错误。 别再说“我们又走了弯路”。 你可以原谅时代的局限,但不能原谅明知是错、却还要走进去的集体疯癫。
蔡慎坤
4个月前
万润南在今年胡赵基金会上的讲话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争议,因为支持六四学生运动,这位当时影响力十足的商界领袖选择流亡海外,对于六四学生运动的得失成败,许多人发表过不同的观点,而万润南先生这篇《從博弈論的視角看1989》—紀念“六四”36周年的一點思考,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六四学生运动,值得参考。 全文如下:我們試着從博弈論的視角來探討這個問題。因為博弈論是一門研究理性行為者在相互影響中如何做決策的科學,而1989年正是一個由多個行為體——體制內部、學生群體、知識分子、國際輿論——共同構成的高度複雜的博弈過程。理解這些角色之間的策略互動,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冷靜地總結經驗與教訓。 一、體制內部的非對稱博弈:強權下的兩種“自我對弈” 1989年的權力結構表面上似乎存在三股力量:李鵬所代表的保守派、趙紫陽所代表的改革派,以及居於“最高決策者”地位的鄧小平。但若從實質權力結構來看,體制內部實際上只有一位真正的博弈主導者——鄧小平。其他人,不過是他不同意志傾向的體現。 李鵬的強硬主張與趙紫陽的寬容勸諭,並非兩股平行的力量博弈,而更像是鄧小平內在兩種判斷之間的矛盾投射。毛澤東對鄧的評價“綿里藏針”可謂一語中的:一方面,他支持改革、講效率;另一方面,他深信“穩定壓倒一切”,始終保留以武力壓制混亂的底色。在毛澤東的另一句評語中,鄧小平是“開鋼鐵公司的”——意指其意志之剛,手段之硬。 博弈論中,若一位參與者同時控制多個“玩家”,這構成不對稱博弈中的“操縱式結構”(manipulated structure),其結果是看似多元分歧的判斷,最終被統一為一個中心權力的輸出。這也解釋了為何趙紫陽儘管身為總書記,卻毫無實權;為何李鵬可以在關鍵會議中持續發難——因為在那套權力配置下,他們的影響力並不取決於自身身份,而取決於他們所代表的那一面是否正被鄧小平所採納。 趙紫陽真正的失敗,不是因為觀點站不住腳,而是因為他在結構上無法影響鄧的決斷路徑。他一度試圖以情動人、以理服人,但鄧小平早已將事態視為“動亂”,並將穩定定義為壓倒一切的“零容忍紅線”。趙的理性、對話策略,自此便失去了博弈的現實基礎。結果是,一位體制內的溫和改革者,被孤立、邊緣化,直至徹底出局。 這類結構性不對稱,恰如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衝突的策略》中所描述的“偽多方博弈”:“當一個意志中心控制多數角色時,其它玩家不過是擴音器。”政治表象下的多元辯論,不過是單一決策者自我反覆權衡的痕跡。 二、絕食行動與道義壓力:民間博弈策略的誤區 學生運動在5月中旬進入高潮,最具象徵意義的轉折點是絕食行動。博弈論稱這種行為為“代價性承諾”(costly commitment):以自我傷害來表達行動意志,提升自身話語的可信度。這種策略常用於“信號博弈”中,比如古代的焚船明志、現代的工人罷工、社會運動中的絕食。 絕食確實起到了激發全國輿論、爭取民眾同情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層改革派發聲。但是,它也把協商推入了更狹窄的空間。因為:絕食意味着“不達目的不撤離”,學生逐漸陷入“騎虎難下”的境地;趙紫陽的中間調停空間被壓縮,他既不能讓學生撤退,也無法向高層保證事態可控;高層保守派則據此認定“這是動亂升級的信號”,為戒嚴和後續鎮壓尋找借口。 道義升級反而加速了博弈的激烈化。學生以犧牲為代價發出信號,卻因制度缺乏“接收信號”的機制,最終變成了“誤讀”與“誤判”。一個以道德為主導的策略,若缺乏制度性緩衝,很容易將原本可能妥協的局勢逼上不歸路。 在博弈論中,絕食屬於“代價性信號”(costly signal)的一種。根據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的信號博弈理論,一個理性行動者通過承擔高代價的行為來證明其訴求的真實性。學生絕食,正是試圖通過“自我犧牲”向當局和公眾發出“我並非投機,我是認真的”這一信號。但問題在於:信號的“接收者”也必須理性且有回應機制。若缺乏制度性反饋路徑,則再強烈的信號也可能被誤讀或被忽略,甚至反而促使接收方進入“防禦狀態”。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傑·邁爾森(Roger Myerson)所指出的: “如果機制設計無法處理非對稱信息,玩家就可能選擇封閉式策略以防最壞局面。”(Myerson, “Game Theory:Analysis of Conflict”, 1991)絕食在缺乏反饋機制的語境下,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戰略不對稱:學生不能後退,因為那將視為妥協甚至失敗;政府若退讓,則意味着道義上的“投降”。從此刻起,協商空間迅速壓縮,走向不可逆的對抗。 三、517宣言:將權威推入對抗的死角趙紫陽在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場合首次向外界明確披露“鄧小平是中國最高決策者”,這不僅削弱了趙自身的合法性,也把鄧小平逼到前台。緊接着知識分子的517公開信更是直接把矛頭指向他,這構成了雙重逼宮。這在博弈論中相當於觸發了一種“激化型信號”:原本可以模糊處理的權力歸屬問題,被公之於眾,使得鄧的退路大大收窄。他不再是可以兩邊調停的“仲裁者”,而成了博弈場上的“公開玩家”——而一旦成為明面上的玩家,他就必須贏,哪怕以最極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