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6个月前
李强理志气壮不承认中国补贴企业搞出口,那么人人皆知的出口退税是怎么回事,还有举国上下搞芯片、电动汽车,那一样不是政府在砸钱?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的圆桌会议上,李强 坚称“中国绝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搞补贴政策或财政补贴”。李强说:“中国没有欧洲那么富裕,我们负担不起。”他补充道:“我们不会愚蠢到用政府和人民辛勤工作积累的财政资金,把我们的产品卖给外国消费者。” 出口退税是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一项长期政策,用以退还生产出口产品时缴纳的增值税和部分消费税。中国的退税比例高于实际缴税率,甚至是变相激励出口。若叠加汇率政策、低地价、廉价信贷等其他扶持措施,再加上低人权优势,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生产制造业构成巨大压力。 中国政府对关键产业的支持方式包括:财政资金直投或注资:中央和地方财政设立产业基金,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减税、贴息、地价优惠、电价优惠:尤其是新能源车产业,许多企业享受土地、税收、用能等成本优势。研发补助和采购订单支持:比如对电动车、光伏设备、风电整机的研发和示范工程支持。 这些政策在中国语境下被定义为“产业政策”,但在欧盟或WTO的定义中,很多行为构成**“可诉补贴”**,特别是它们来自政府或“公共机构”;具备特定性(并非面向所有产业);导致对外出口产品价格异常低(倾销);造成进口国本地产业的实质损害。 李强在与冯德莱恩的圆桌会上所说:“我们不会愚蠢到用财政资金补贴外国消费者”,这听起来好像是外交场合常用的防守型辞令,其目的无非是反驳“倾销论”和“补贴论”,强调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规模、供应链效率、技术进步,而非靠财政撒钱。 他试图反问欧盟:真正大规模撒钱的,是不是欧洲本身?比如: 欧盟对本地电动车企业的补贴;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高达3690亿美元补贴清洁能源;德国和法国的工业补贴计划也层出不穷。如果李强“承认”存在国家补贴行为,会为欧盟启动高关税、反补贴调查提供更多“合法性”。
蔡慎坤
6个月前
蔡慎坤
6个月前
蔡慎坤
6个月前
《经济学人》对中国政局和习近平权力的分析不同于一些智库学者,但应该是比较严谨比较接近现实。经济学人认为习近平变得更加神秘,但陷入困境的传言是夸大其词,更可能的是走向另一面。由他主导的某些委员会召开频率已减少,部分委员会的事务则由他信任的亲信来推动执行。此外,他公开露面的次数也在下降。但这些变化非但不会削弱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反而可能进一步巩固。 习近平至今已设立近十个由他主导的委员会,涉及治理方方面面,推动国内议程。但这类会议的数量似乎也在减少。他主导的最重要委员会——经济改革委员会,在他执政最初五年召开了38次。而自2022年以来,仅召开了6次,且自2024年8月后再无公开记录。发布的会议简报也更短,显示出决策数量减少。 习近平风格上的另一个转变,体现在“授权”。他开始将一些重要委员会的管理交给亲信。加大对这些委员会权力的限制,也可能让习近平更放心地交出控制权。将权力下放给亲信,同时不指定继任者(从而避免潜在对手),这可能是准备长期执政的信号。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晚年都曾有意分散权力,借此防止下属独揽大权。他们逐渐退居幕后,成为象征性“思想导师”。未来,习近平或许也会塑造出类似的体制——哪怕他不再出席会议,权力仍牢牢掌握在他手中。
蔡慎坤
6个月前
甘肃省天水市委书记、市长等17人被立案审查调查 ,10人被立案问责。杭州自来水事件也会有一批官员拿掉乌纱帽!对官员问责除了雷厉风行,更需要厘清责任,把事实真相告诉外界,而天水血铅案和杭州粪便水真相依然被掩盖。 甘肃省纪委监委针对褐石培心幼儿园幼儿血铅异常、省疾控中心血铅检测数据严重失真、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违规修改血铅检验数据问题及原因,全面开展调查。 调查发现,天水市麦积区教育局对褐石培心幼儿园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即公开招生的行为视而不见,近两年对民办幼儿园食品安全未安排部署、未开展培训、未检查排查,主抓学前教育的干部涉嫌接受李某芳利益输送,分管行政审批的副局长2023年12月违规接受李某芳宴请。麦积区市场监管局对该园每季度的食品安全检查流于形式,未及时发现非法添加颜料问题;褐石培心幼儿园所在地社棠镇市场监管所监管人员违规接受李某芳宴请并收受购物卡,放弃职守。调查发现,麦积区教育局局长何旭、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张海斌还涉嫌收受他人贿赂。纪检监察机关已对何旭、张海斌等5人立案审查调查。 调查发现,甘肃省疾控中心在接受该重大紧急任务后,没有引起重视,组织管理不力,主要负责人简单随意安排血铅检测工作,检测人员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导致检测结果严重失真。后又通过多种方式逃避责任、阻碍调查。调查发现,该中心党委书记王文军、主任孙建云、理化实验室主任李拥军还涉嫌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已对王文军、孙建云、李拥军等7人立案审查调查。 调查发现,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内部管理混乱,检验科违规修改血铅检验数据,医院对此失管失察,相关人员严重失职渎职。调查发现,该医院有关负责人还涉嫌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已对该医院院长唐志锋、副院长周朝晖等5人立案审查调查。 省纪委监委针对上述问题背后的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失职失责问题,已对省卫生健康委、天水市委、天水市政府、天水市麦积区委、天水市麦积区政府等单位啓动问责调查程序;对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天水市委书记,天水市委副书记、市长,天水市委常委、秦州区委书记(时任麦积区委书记),天水市政府分管教育、卫生健康工作的副市长,天水市政府分管市场监管工作的副市长,天水市麦积区委书记,天水市麦积区委副书记、区长,天水市麦积区政府分管教育、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工作的副区长等10人立案问责。
蔡慎坤
6个月前
程凯先生的回憶录是非常珍貴的历史资源,记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記者报人流亡美国的酸甜苦辣,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五位贵人,说出来人们可能不相信,他是旧金山的左派侨领池洪湖。池洪湖,福建人,早年偷渡香港而后移民美国,在旧金山唐人街经营生意,属当地华人中的殷商。生意成功的池洪湖,进而成为旧金山亲共的华商总会会长和唐人街四大堂口中亲共堂口的大佬,听命于中国领事馆,领导亲共侨团与亲国民党侨团对抗。池洪湖每年都受邀请,去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获国家领导人接见和宴请,为旧金山华人公认的头号亲共侨领。 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激发起池洪湖的正义感。旧金山有五万华人聚居唐人街花园角广场,举行抗议集会,然后游行到中国领事馆,谴责中共血腥屠城的暴行,池洪湖是集会和游行的组织者之一。那时许多亲共侨领都和池洪湖一样,反水了,汇入谴责中国暴行的队伍。池洪湖还组建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帮助逃难来的中国民运人士。1994年六四屠杀五周年,旧金山唐人街花园角广场矗立起一尊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像,池洪湖是民主女神像筹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出钱出力,并多次出席市政府召开的听证会,揭露中国领事馆阻挠民主女神像筹建的阴谋。89年起及往后的几年,池洪湖不再接受中共的邀请,拒绝去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 我是受池洪湖帮助的六四流亡者之一。早几年,我在洛杉矶工作。辞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一职,没有了收入,他专程从旧金山来洛杉矶看望我,希望改变我生活拮据的状况。他问我:“程凯,除了办报,你还喜欢做什么?”我说:“还喜欢看书。”他于是表示资助我开一间书店,他说:“你有一间自己的书店,看书看个够,还可以挣钱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估算,开一间书店大约要四万元钱,两万租店铺、装修,两万用于购进图书。他当场掏出支票,开给我两万元钱,说等租好店铺,再把购书的两万元钱给我寄来。并说书店挣了钱,这四万元不用还。 开店铺做生意,我一窍不通,像个白痴。拿到池洪湖赠与的两万元钱,我茫然不知所措。我找来一位朋友,把两万元钱交给他,请他代为张罗租店、装修事宜。过了半个月,这位朋友把钱全花光,拿来我看不明白的一叠发票,店铺却不见踪影。此后这位朋友再也不肯见我,还到处散布我的坏话。 我非常尴尬,我把两万元钱被人花光店铺不见踪影,再也见不到那人,只听到他撒布我的坏话的遭遇,告诉池洪湖。池洪湖说我太轻信别人,我遇到了坏人。池洪湖要我转告那位朋友,如果骗了人还说人坏话,请问他是想断手还是断脚。此后那位朋友就闭嘴了,从中我看到了一位堂口大佬的形象。 接受过池洪湖帮助的一些政治流亡者,后来都与池洪湖断绝交往,我却一直保持着与池洪湖的友谊。 大约1994年前后,池洪湖重回亲共立场,再度成为亲共侨领,接受中共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切一如六四之前。我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几年来,中共不断向池洪湖招手,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亲共情结,侨领的荣誉与利益也令他难以拒绝;二是即使不回头,亲国民党侨团和传统侨团也不会接纳他,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就什么都不是,他无法适应侨领与“什么都不是”的巨大落差,与其“什么都不是”,不如再度拥有侨领的地盘、荣誉和利益。于是池洪湖就重回亲共立场了。回了头的池洪湖比过去更极端,他甚至对六四屠杀后中共的暴政表示理解和支持,他组建“中国统一促进会”,与存在多年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有所区别,去掉了“和平”二字,主张只要实现中国统一,支持大陆对台湾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武统”。 我没有变,而是池洪湖变了,我与池洪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有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我理解和尊重池洪湖的变化,池洪湖也理解和尊重我的坚持。我仍然与池洪湖保持着友谊,不再基于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一致,而是相信对方是好人。我数十年对海外华人的观察,深知亲共阵营中也有人格人品高尚者,反共阵营中也有卑鄙下流之辈。 尽管池洪湖重返亲共立场,却从没停止对我这个反共好人的帮助。我从洛杉矶搬来旧金山之初,一度穷困得付不起房租,他知道后,二话不说打开他店铺的收银机,取出三千元钱交给我。然后他把他弟弟拥有的一间小楼以极便宜的价钱租给我居住,小楼的地下室隔成房间,让我租给别人,收入用于补贴我的房租。我在一家小报当编辑,收入微薄,他请我到他开的杂货店打工,使我有正常收入。池洪湖的杂货店还收留了六四后润来美国的国家一级演员、原广州越剧团团长黄志明。黄志明是已故粤剧表演大师马师曾的传人,唱得一副苍凉刚劲的“马腔”,不时来上一段,使得大家在池洪湖杂货店打工的日子充满欢乐。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池洪湖对我的恩情,何止滴水。我无涌泉报答他,他也从不要求我报答,每年春节送他一瓶酒,算是表达我不会忘记他的恩情。 近些年我与池洪湖来往少了,酒也不送了,原因是他退休了,卖掉了唐人街的生意和旧金山的住房,搬到较远的城市;我老了,精力不够了,呆在家里轻易不出门。即使不见面,我也不会忘记我海外流亡中遇到的贵人。
蔡慎坤
6个月前
浙江人沈阿瑟给我发了一篇有关宗庆后私生子女的文章,宗庆后除了公开的女儿之外,竟然还有3个私生子女,且都是美国藉!也就是如外界所说,昔日资深的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原来也是美囯人的爹。文章说,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一年半前过世,当时尸骨未寒,长女宗馥莉接班闹了危机,几经折腾,总算尘埃落定,宗馥莉总算全面继承接管了娃哈哈。   现在事隔一年,第二波危机又悍然袭来。以前只是传说、以前只是“杭州人民都知道”的传言,终于正式正面卷席而来,直扑宗馥莉:   原来啊,老宗除了大老婆施幼珍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叫杜建英的小老婆。而且杜建英躲在美国生下一子一女,还让家中小保姆也给老宗生了一个,且记在杜建英自己的名下。   这三个私生的孩子,都是美国人(籍),大的已是而立之年,中的廿七岁,小的也已经八九岁。在杜建英的带领下,这次他们呼啸杀入香港,同时悍然奔袭杭城,雄赳赳气昂昂,理直气壮地要来拿钱,要来继承股份。他们的诉求是:   第一:老爹宗庆后早年在香港设立了家族信托,共计21亿美金,受益人就是这三名私生子女,每人均等,各为7亿美元。现同父异母的姐姐(宗馥莉)通过非常的手段动用了这部分信托资产,他们要求香港法院立即阻止宗馥莉的非法行为。   第二:宗庆后原来持有的娃哈哈集团 29.4%的股份的继承权,三人要求与宗馥莉均分,即各得29.4%的股份中的四分之一,不分嫡庶长幼,不讲正房侧室,雨露一律均沾。   宗馥莉(Kelly Zong)长女,1982年生 宗继昌(Jacky Zong)长子,1996年生 宗婕莉(Jessie Zong)次女,1998年生 宗继盛(Jerry Zong)次子,2017年生   我注意到宗馥莉的律师已经表态,说宗馥莉“并不接受该些证据”“未曾接获过宗庆后的相关指示”。   宗馥莉对此事的反应和处理,太过感情用事,显得非常外行,也非常不理性,已经很被动了。   因为法律不保护感情或意气用事,法律只保护合法的权益。   该来的一定会来。   宗庆后早年在香港设立了家族信托,针对的就是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这三个私生子女。这个家族信托的设立,本来就与大老婆施幼珍所生的宗馥莉无关。   老宗应该是一个有远谋的人。他自己在美国金屋藏娇,生下三个私生子女,以后自己百年之后,此事“出亮”之后,他深知两房老婆、四个孩子有关财产争夺的厮杀大战必然会出现,所以未雨绸缪,在长女宗馥莉接班前很久,就设立了家族信托,且只针对三个私生子女。   很多人对家族信托并不了解。   设立家族信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子女挥霍财产。   老宗在香港给三个私生子女设立家族信托,每人7亿美金,并不是说这三个私生子女可以提现7亿美金任意使用,而是规定这三个子女每年只能领取固定比例的生活费,而且需要满足“不参与赌博、不酗酒、不涉诉”等这样的条件。如果违反规定,受托人有权暂停发放。   老宗的目的,是想让侧室姨太太杜建英庶出的这三个孩子以后不(能)做败家子,要保证钱财能代代相传。   宗庆后给两个私生儿子取名宗继昌和宗继盛,末字连一起就是“昌盛”,你能说宗老头不深谋远虑吗?嘿嘿。   有人说宗庆后死前有遗嘱(2020年所立),遗嘱中有“本人所有境外资产均由独女宗馥莉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任何权利。”的内容。如果此内容为真,上述的家族信托似乎对宗馥莉有利。   但这一点对宗馥莉是毫无帮助的,因为家族信托的设立在前(当在1996-2017年之间设立),而遗嘱订立在后。家族信托不可撤销,时间上在先,法律上优先得到严格保护。   也就是说,遗嘱中如果订立了与家族信托内容相违背的内容,这部分遗嘱没有任何法律效率。   分析到此,事情已经非常清晰:宗馥莉采用非法的手段,去触碰与她无关的家族信托,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也将要承担由些引起的法律责任。   至于三个私生孩子,要求与宗馥莉均分原老爹29.4%的股份,这次能不能“得逞”,这也要取决于宗庆后所订立的遗嘱。遗嘱中如果有这部分的内容,就按遗嘱进行。如果遗嘱中没有这部分的内容,则三个私生孩子的诉求将得到满足,因为根据《公司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蔡慎坤
6个月前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中美之间的竞争常被描绘为意识形态之争——民主与专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但这只是表层叙事,更深层的本质,其实是两种根植于各自文明传统中的价值体系之争:是权力决定一切,还是金钱决定一切?是“以权为本”,还是“以钱为本”? 一、权力至上 vs. 资本至上:文明基因的根本差异 美国的文明根基建立在“市场自由”与“法治制衡”的体系之上。权力必须在宪法和程序的框架内运行,资本在自由市场中流通,个人通过勤劳、创造、契约与合作来获取资源。 而中华传统延续几千年则恰恰相反:一切资源的调配权、话语权、合法性,始终集中在权力系统中。即使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机制,但“权比钱大”的格局从未改变,甚至更加隐秘、复杂,演变成“权钱结合”的特权生态。 正如有人形容:中国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权力配资+民间做事”。谁有关系,谁能拿地、拿批文、拿指标;谁没背景,谁就永远在被动博弈中求生。 二、权本位的荒诞:资源宁可荒废,也不放手 在中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不是依据效率,而是依据权属。这就造成了令人痛心的现实: ——明明有人有能力去管理、修复、利用这些资源,却因为“身份不对”“没有编制”“不是体制内”而被排斥在外。 ——甚至很多地方宁可设施荒废、场馆闲置,也绝不让普通老百姓去参与管理或经营。 比如安徽巢湖,连续四届政府发生重大腐败事件,最后的结局居然是把整个地级市肢解撤销,而不是让一批真正懂管理、负责任的本地人接手试一试。这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系统性顽疾:对普通人能力的系统性不信任,对“非体制力量”的本能排斥。 三、文明是否有高低之分? 有一种“政治正确”流行观念说:“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差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那么为什么英语能成为全球通用语言,而我们家乡的方言连进入普通话的边缘都没有资格? 为什么普通话能统一全国,而吴语、粤语、赣语、湘语只能慢慢萎缩? 文明的影响力,不在于它是否“古老”,而在于它是否具有“复制性、传播力、适配性”——是否能激发更多人的创造力与协作力,是否能高效调动资源、推动社会前进。 同样是中国近现代史,为什么民国时期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能在战乱中成为全国治理效率的模范?说明只要打破一部分权本位结构,释放基层治理的空间,效率与公平都不是奢望。 四、中美之争,终极在文明选择 美国并不完美,但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制度性信任与契约文明; 中国不乏聪明人,但它所坚持的,是一种系统性不信任与集权文化。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制度的名义,而在于:谁能让社会资源高效流动、激励个体努力、抑制权力滥用、推动文明进步。 中美之争的本质,就是“权本位文明”与“钱本位文明”的最终对决。
蔡慎坤
6个月前
撤销乐东、昌江两县,并入东方市。东方、乐东和昌江是海南全省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如铁矿、石灰石、原盐以及南海的天然气。工业生产在三个县市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昌江的铁矿开采,乐东的制盐,昌江、东方的水泥,东方的天然气化肥等,都具备了相当的生产能力,并且布局也比较集中(离八所都很近),这使三个市县的经济关联度甚高。这里交通条件好,有全省吞吐量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海港八所港,有全省唯一的铁路,海南铁路总公司的本部便设于此,这里距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也只有100公里,此外,环岛高速公路将三县市以及全省其它地方连在一起。这里能源和水资源充足,有年发电能力24万千瓦的大广坝水电站和全省重要的河流昌化江。目前,东方有人口34万,年工农业总产值16亿元,年财政收入1.4亿元,乐东有人口44万,年工农业总产值14.9亿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左右,昌江有人口20万,年工农业总产值13亿多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合并后,东方市总人口90万左右,年工农业总产值30多个亿,财政收入近3亿元。合并后,东方市将以八所为中心,重点发展以天然气、原盐为原料的重化工业,以及钢铁、水泥等建材工业和能源工业。农业方面,重点发展热带高效农业、远洋捕捞、海水养殖等。三个市县中,昌江是最弱的,除了一个铁矿(离八所不过50公里)外,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撤起来不会困难。乐东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恰好主要集中在靠近八所的沿海一带,腹地的发展潜力并不大。东方是其中工业的比重唯一超过农业的,而且八所镇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已初具规模。因此,以八所为中心成立新的东方市,无论从经济布局还是从当前的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潜力看,都是最佳的选择。东方市特别是八所镇将因此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临高、白沙两县与儋州市是近邻。儋州是海南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市,面积有3265平方公里,人口78万。儋州还是海南省经济实力较强的市县之一,年工农业总产值43亿,财政收入2.5亿元,糖和水泥的产量长期居全省第一,著名的洋浦开发区就位于儋州境内。相比之下,临高和白沙两县就成了小弟弟。临高土地面积1317平方公里,人口36万,年工农业总产值13亿多一点,财政收入不到6000万。白沙县人口只有16万,年工农业总产值不足6亿,财政收入3000万。三个县市在产业结构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农业在整个经济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发展农业的条件也都相当不错并各有特色,如儋州的农业(粮食、水产品、生猪产量均居全省首位)、临高的乳猪及水产养殖业、白沙的林业都各有特色。三个县市的工业颇为相近,制糖是其工业的支柱,其次是水泥等建材工业。近年来,儋州市(包括洋浦)的经济发展很快,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一大批大型工业项目已经和将要启动,已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将临高和白沙两县撤销并入儋州后,将使儋州市的经济发展如虎添翼。      琼海市和屯昌、定安三县也都是近邻。三个县市最大的共同之处是发展农业的条件都很好,发展农业有着明显的优势和基础。其中,琼海市人口44万,是海南唯一的国家级粮食生产县(市),也是省内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和重要的热带作物产地。除农业外,琼海的工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轻纺工业以及旅游业都有比较坚实的基础,是全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1997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已突破30亿元大关。屯昌人口25万,除农业有一定的优势外,建材工业也有相当的竞争力。199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9亿元,财政收入6000万。定安人口30万,交通十分方便,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旅游业也有一定的基础。可以看出,三个市县中,屯昌和定安经济实力比较弱,自我发展的能力也很低,而琼海市作为全省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目前已具备了很强的经济带动能力和条件。作为琼海市区的加积镇,经过几年来的快速发展,其城区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加上位于海南最繁忙的东线高速公路旁,附近又有开发远景极佳的龙湾港(具有距国际主航道近、可建多个1-5万吨级码头,被专家称为国内不可多得的深水良港),发展后劲十足。三市县合并后,琼海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超过50亿元,人口100万,财政收入在4亿元以上,其经济将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龙头,实施专业化、基地化、规模化的大农业战略,同时辅之以旅游、轻纺工业和建材工业。      万宁市人口52万,1997年工农业总产值即达到23亿元,其中,工业产值14亿元,农业产值9亿元,财政收入1.2亿元。同琼海一样,万宁是个农业大县,也是海南发展农业条件最好的地区,其粮食、热带作物、海淡水养殖都具有相当规模。粮食产量达12.33亿吨。海淡水养殖面积5万亩,仅对虾养殖面积便达1.6万亩,产量3000吨,产值2亿元。目前全市的热作面积已达40万亩。万宁的旅游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境内的兴隆温泉、石梅湾、神州半岛等都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万宁市区即万城镇位于东线高速公路旁,附近有一个渔港码头 场港和一个万吨级码头万洲港,交通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