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8个月前
川普喊了好久,要跟习近平打电话,习近平就是迟迟不给川普打电话,也不派人到华盛顿来谈关税问题,习近平手里捏着稀土可以卡美国的脖子,就像武汉病毒蔓延时,用口罩和呼吸机卡脖子一样。终于在川普和普京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川普再一次赞美习近平之后,川习实现了通话。 实际上,为这番通话中方做出了铺垫,观察中共政情的人也看出了端倪。王毅出面接见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就对外施放强烈的信号,川习很快就要通话了。此前很少有一上任就被外交部长接见的,伯恩斯上任时正好佩洛西访台,中美关系降至阶段性冰点,后来为了让中美关系“止跌回稳”,王毅在伯恩斯上任半年后才接见伯恩斯,那也是为了当年11月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做准备。更早的骆家辉、博卡斯要么迟迟不见要么晾着,上个甫一上任就见外交部长的还是中美蜜月期的洪博培。 不是蜜月期王毅出面接见新任驻华大使,说明习近平打算跟川普谈条件了,这次庞德伟是带着任务而来,他说“两国元首保持积极、建设性交往十分重要”,川普和习近平通话是何立峰在日内瓦答应的事情,可是何立峰回到北京了无音讯,美国以为习近平不管事了,或者是刻意回避,在川普一通喊话之后,习近平终于接了电话,至于通话效果如何,恐怕连川普都不知道。
蔡慎坤
8个月前
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标志着韩国政治再次左转,一场关于“战略自主”与“安全依赖”的博弈正在展开。他所代表的共同民主党高举“均衡外交”的旗帜,表面上主张在中美之间灵活腾挪,实则释放出一种危险信号:韩国或正逐步偏离美日韩传统安全框架,试图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棋局中自创一条生路,当然主要是拥抱中共,然而问题在于,韩国真的有这样自主腾挪的空间吗? 在朝鲜日益频繁的导弹试射、金正恩持续扩张核武库的今天,李在明依然主张“缓和、对话、包容”的对朝政策。这种立场听起来理性温和,实则忽视了现实的冷酷。过去十年间,朝鲜无视一切谈判承诺,不断强化军力与挑衅力度。以“对话换和平”的逻辑,不仅毫无实效,反而纵容了北方政权的扩张野心。 李在明在竞选期间多次强调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减少“在美中之间选边”的倾向。他口中的“实用主义外交”并非平衡,而是一种软化立场、一种对现实力量的妥协。中国对韩国实施的“萨德报复”依旧历历在目,那是一种经济胁迫、政治惩罚和战略威慑的三重叠加。面对这样一个对外毫不手软、对内强化威权的邻国,李在明却要向“理解”靠拢,不啻于对风险视而不见。 在安全问题上,李在明提出要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主张韩国“自主国防”。这听起来很有民族主义号召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极具风险。韩国目前的军事力量虽强,但在真正面对朝鲜核威胁和区域大国压力时,仍严重依赖于韩美同盟的防卫框架和情报共享体系。削弱与美国的战略协作,不是在增强自主,而是在削足适履。 更关键的是,韩国目前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容天真幻想。中国试图主导区域秩序,美国在印太布局中强化盟友体系,日本重整军备,而朝鲜已明确表示“不接受南北统一”,甚至强调“两个国家各自发展”。此时此刻,韩国的最佳战略应是强化联盟、稳定内部,而不是在强权之间做危险的走钢丝游戏。 李在明当选,并不只是一个政党胜出的结果,更是韩国民众在“安全与独立”、“同盟与自我”之间做出的选择。然而,这个选择是否基于充分的现实认知?是否低估了周边势力的压迫性和不确定性?接下来几年里,韩国人必然付出慘重的代价! 若他的“自主外交”真走向事实上的疏美亲中,那么未来韩国将在战略格局中迅速边缘化,安全外包变得空洞,外交话语权萎缩,而面对北方威胁时,也难再获得坚实后盾。一旦中朝默契加强、韩美同盟削弱,韩国将被迫在一个更为孤立与不确定的局势中挣扎。 李在明的胜选,是一次民主的表达,但民主不等于无视现实。他的路线若不能迅速调整,就可能把韩国推向一个错判形势、误读敌友、最终自陷孤局的地缘危机。历史不会宽恕错误,尤其是在朝核阴影下的东亚。 韩国的未来,不容试错。
蔡慎坤
8个月前
中华民族血的教训:文革代,必须远离政治/独立观察者投稿 一、这代人,不能再上桌了 每逢中华民族历史大劫之后,总有人总结教训。但最让人痛心的是,我们的“教训”,常常只是口头说说,下一轮灾难很快又会重演。尤其当我们让那一代深受文革极端思维熏染、却又从未真正反思过的人,重新走上权力巅峰,掌控国家机器时——我们就注定还要再痛一次、再流一次血、再付出一整代人的代价。 这不是偏见,而是历史规律。从文化大革命到“红卫兵上位”,从“乌托邦式空喊”到“舆论制造真理”的政治癫狂,我们本可以早早远离。但我们没有。 结果呢? 我们一次又一次看见政治舞台被情绪主导、谣言放大、事实被压制、理性失语。今天,我们所有人正生活在这些“文革残余代”掌权下制造出的巨大迷梦和废墟中。 二、真假战争,舆论幻象 以近期网上盛传的“印巴空战”为例:你若相信所谓“巴铁”用简陋战机击落了数架印度幻影与苏-30战机的宣传,你会以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我派出多个印度朋友去调查:没有残骸、没有飞行员遗体、没有哀悼、没有官方认领,甚至连一张像样的现场图都没有。 这到底是战争,还是自嗨?是真相,还是为了满足“民族高潮”的幻觉?我越来越怀疑,这场“空战”的真实性,甚至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他们编的”。 更讽刺的是,那些质疑的人,却被扣上“不爱国”“卖国贼”的帽子,哪怕你讲事实、摆逻辑,也无法穿透“声浪制造真理”的网络铁幕。 三、残体圈:比谣言更可怕的,是集体自嗨 打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这些所谓的信息平台,充斥着震天响的背景音乐、闪烁抖动的字幕、无数剪辑伪装的“战地快讯”。它们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情绪贩卖。真正的新闻是讲逻辑、重证据、有节制的。而这类“残体内容”靠节奏轰炸、氛围烘托、字幕挑动,引导着整个民族集体高潮,却完全剥夺了基本判断能力。 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下,谁还敢质疑?谁还能思考? 更恐怖的是,这些人还标榜“爱国”,要求你必须按照他们的方式“表达爱国”,否则你就是敌人。这样的环境,与红卫兵、义和团有什么区别? 四、十年崩塌,从未反思 你回头看看——从2009年“四万亿”放水起,到房地产绑架国运,再到疫情彻底摧毁实体经济,这十几年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轮群体精神错乱。政策靠赌、舆论靠吼、市场靠造神、人民靠幻想。 从“房价永远不会跌”,到“国家必然保底”,再到对一些“地产大佬”的盲目崇拜——这群人不是犯错,而是一错到底,还逼别人跟着一起错下去。 更不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温良恭俭让”的文官集团,以为他们会收拾残局、还政于民。结果却是,他们亲手扶上去的,是一个逻辑混乱、知识残缺、对世界全无理解的小学生水准的“最高统治者”。 我们曾以为有温和派能拯救这个系统,然而他们却成了最大的帮凶。 五、历史必须画界限:让“文革代”退出政治 必须画出一道历史的分界线: 所有经历过文革、在那个时代深受极端思想熏染、没有接受过系统反思的人,今后必须彻底远离政治岗位。 他们可以作为父母、可以作为普通公民,但不能再掌控政策、指挥宣传、影响国家命运。他们用“群众热情”“集体意志”“人民高涨”包装谎言,制造幻觉、误导青少年,将一个曾经在世界上大步迈进的国家,拖入了不可逆的泥潭。 更进一步,我们还要警惕在“文革逻辑”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极端信徒。2013年之后,那些还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统一叙事、洗脑教育、极端民族主义鼓吹——他们长大以后,也不能再轻易掌握权力。 政治必须由理性、审慎、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领导。而不是交给那些从未学会质疑、只知道复读和效忠的人。 结语:一代人的愚昧,不该让下一代去买单 这不是代际仇恨,而是国家记忆的净化。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文革遗毒”付出了太多代价。如果我们再不警惕、再不阻止,下一次的代价,将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沉沦。 别再犯一次次相同的错误。 别再说“我们又走了弯路”。 你可以原谅时代的局限,但不能原谅明知是错、却还要走进去的集体疯癫。
蔡慎坤
8个月前
万润南在今年胡赵基金会上的讲话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争议,因为支持六四学生运动,这位当时影响力十足的商界领袖选择流亡海外,对于六四学生运动的得失成败,许多人发表过不同的观点,而万润南先生这篇《從博弈論的視角看1989》—紀念“六四”36周年的一點思考,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六四学生运动,值得参考。 全文如下:我們試着從博弈論的視角來探討這個問題。因為博弈論是一門研究理性行為者在相互影響中如何做決策的科學,而1989年正是一個由多個行為體——體制內部、學生群體、知識分子、國際輿論——共同構成的高度複雜的博弈過程。理解這些角色之間的策略互動,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冷靜地總結經驗與教訓。 一、體制內部的非對稱博弈:強權下的兩種“自我對弈” 1989年的權力結構表面上似乎存在三股力量:李鵬所代表的保守派、趙紫陽所代表的改革派,以及居於“最高決策者”地位的鄧小平。但若從實質權力結構來看,體制內部實際上只有一位真正的博弈主導者——鄧小平。其他人,不過是他不同意志傾向的體現。 李鵬的強硬主張與趙紫陽的寬容勸諭,並非兩股平行的力量博弈,而更像是鄧小平內在兩種判斷之間的矛盾投射。毛澤東對鄧的評價“綿里藏針”可謂一語中的:一方面,他支持改革、講效率;另一方面,他深信“穩定壓倒一切”,始終保留以武力壓制混亂的底色。在毛澤東的另一句評語中,鄧小平是“開鋼鐵公司的”——意指其意志之剛,手段之硬。 博弈論中,若一位參與者同時控制多個“玩家”,這構成不對稱博弈中的“操縱式結構”(manipulated structure),其結果是看似多元分歧的判斷,最終被統一為一個中心權力的輸出。這也解釋了為何趙紫陽儘管身為總書記,卻毫無實權;為何李鵬可以在關鍵會議中持續發難——因為在那套權力配置下,他們的影響力並不取決於自身身份,而取決於他們所代表的那一面是否正被鄧小平所採納。 趙紫陽真正的失敗,不是因為觀點站不住腳,而是因為他在結構上無法影響鄧的決斷路徑。他一度試圖以情動人、以理服人,但鄧小平早已將事態視為“動亂”,並將穩定定義為壓倒一切的“零容忍紅線”。趙的理性、對話策略,自此便失去了博弈的現實基礎。結果是,一位體制內的溫和改革者,被孤立、邊緣化,直至徹底出局。 這類結構性不對稱,恰如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衝突的策略》中所描述的“偽多方博弈”:“當一個意志中心控制多數角色時,其它玩家不過是擴音器。”政治表象下的多元辯論,不過是單一決策者自我反覆權衡的痕跡。 二、絕食行動與道義壓力:民間博弈策略的誤區 學生運動在5月中旬進入高潮,最具象徵意義的轉折點是絕食行動。博弈論稱這種行為為“代價性承諾”(costly commitment):以自我傷害來表達行動意志,提升自身話語的可信度。這種策略常用於“信號博弈”中,比如古代的焚船明志、現代的工人罷工、社會運動中的絕食。 絕食確實起到了激發全國輿論、爭取民眾同情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層改革派發聲。但是,它也把協商推入了更狹窄的空間。因為:絕食意味着“不達目的不撤離”,學生逐漸陷入“騎虎難下”的境地;趙紫陽的中間調停空間被壓縮,他既不能讓學生撤退,也無法向高層保證事態可控;高層保守派則據此認定“這是動亂升級的信號”,為戒嚴和後續鎮壓尋找借口。 道義升級反而加速了博弈的激烈化。學生以犧牲為代價發出信號,卻因制度缺乏“接收信號”的機制,最終變成了“誤讀”與“誤判”。一個以道德為主導的策略,若缺乏制度性緩衝,很容易將原本可能妥協的局勢逼上不歸路。 在博弈論中,絕食屬於“代價性信號”(costly signal)的一種。根據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的信號博弈理論,一個理性行動者通過承擔高代價的行為來證明其訴求的真實性。學生絕食,正是試圖通過“自我犧牲”向當局和公眾發出“我並非投機,我是認真的”這一信號。但問題在於:信號的“接收者”也必須理性且有回應機制。若缺乏制度性反饋路徑,則再強烈的信號也可能被誤讀或被忽略,甚至反而促使接收方進入“防禦狀態”。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傑·邁爾森(Roger Myerson)所指出的: “如果機制設計無法處理非對稱信息,玩家就可能選擇封閉式策略以防最壞局面。”(Myerson, “Game Theory:Analysis of Conflict”, 1991)絕食在缺乏反饋機制的語境下,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戰略不對稱:學生不能後退,因為那將視為妥協甚至失敗;政府若退讓,則意味着道義上的“投降”。從此刻起,協商空間迅速壓縮,走向不可逆的對抗。 三、517宣言:將權威推入對抗的死角趙紫陽在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場合首次向外界明確披露“鄧小平是中國最高決策者”,這不僅削弱了趙自身的合法性,也把鄧小平逼到前台。緊接着知識分子的517公開信更是直接把矛頭指向他,這構成了雙重逼宮。這在博弈論中相當於觸發了一種“激化型信號”:原本可以模糊處理的權力歸屬問題,被公之於眾,使得鄧的退路大大收窄。他不再是可以兩邊調停的“仲裁者”,而成了博弈場上的“公開玩家”——而一旦成為明面上的玩家,他就必須贏,哪怕以最極端的方式。
蔡慎坤
8个月前
(第二部分)(11)尽最大可能减少政府掌控资金、资源的分配使用。包括停止由政府主导的各种产业投资项目,停止各种产业补贴,因为这些大部分都存在政府把握不准产业方向的问题,所投入和补贴的往往都是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且资金很多都是被勾结瓜分了。还有各种需较多资金投入的基建也尽量改由市场引导、民间资本主导去完成,以避免政府没充分考虑地方发展和民众的需求而乱投入,结果投入大而产出低(港珠澳大桥、雄安新区就是典型的例子),也减少权力在这些资金、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出现腐败。 (12)严格实施党政分离。任何政党不得附着于政府之中,不能在政府各部门和各事业单位里面设立机构,不得依靠政府经费生存和活动,更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以党代政越包代俎。 (13)全面彻底批判、清除文革遗毒,严禁个人崇拜,杜绝各种践踏法治的行为,恢复改革开放,避免再次左转。这样才能让民众、让国际社会对我们恢复信心,从而有利于解决当前危机、恢复社会和经济活力。 (14)坚持选用并依靠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治国理政。坚决不能用做人没原则做事没底线的人、只会听话而没有主见的人、没有专业技能或管理能力的人。 (15)实行港澳高度自治。允许其有不同的体制,尽快恢复其近年来已被严重破坏的自由法治民主机制,对其社会、经济管理不再做干预控制。可加强其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推动好文化融合,但也不必要求其抹去殖民的历史文化遗留而可继续保留作为历史见证。 (16)坚持和平方式推动台湾统一。把坚持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写入宪法,停止对台湾的恐吓、威胁、压迫,废除台独处罚条例,谴责、处罚一切宣扬武统的言行,推动两岸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争取两岸人民早日达成共识并通过经济文化融合而走向统一。   >>社会改革措施建议: (17)还政于民推行社会自治。尽最大可能减少政府职能,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都给社会组织去协调管理,这样可避免官员不熟悉各领域的专业细节或怀有私心而瞎管乱管。 (18)尽最大可能减轻民众负担和还富于民,让民众休养生息。政府机构尽量精兵简政减少人员缩少开支,从而降低民众供养政府的负担,进而降低税率和各种征税活动。还有政府要爱惜国家的每一分钱,大的投入必须经过广泛的意见征求和讨论表决,不能领导人一人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慷国家之慨随意乱砸钱投各种项目和随意乱给其他国家援助。然后国家各种收入的盈余也多分发给民众,以及多救助艰难的群体,从各方面保障和改善民众生活。 (19)放宽社会管理释放社会活力和民众创造力。尽量放宽对各领域、各行业的监管,只要不是明显违法违规就尽量不管,只要不明显危害社会、不危害他人的都不禁止,而不禁止的大家都可参与,避免过多的监管导致社会失去活力、民众失去创造力。确实需要管理的也减少要求、简化办事手续,以降低大家应对管理的成本、节约大家的时间。还有适当允许公职人员非主观故意或过失的工作出错,避免严厉督责导致大家不敢作为。 (20)实行言论和媒体自由。鼓励自由发言、充分辩论,对言论和新闻媒体不做任何内容限制、不划红线,允许设立媒体新闻机构且不需接受控制,停止新闻发布和书刊出版等的审查。对于言论、报道有造假不实、造谣污蔑、诋毁侮辱、教唆犯罪的可以反驳或通过起诉处理,而不是禁止大家发言。(第二部分)
蔡慎坤
8个月前
蔡伟忠先生希望转发他的《中国当前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改革措施建议》,文章很长,分段转发,供X友参考。/当前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并因此导致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尖锐、国家被世界孤立,整个中国已陷入严重危机,急需从政治、社会、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改革,才能挽救国家于危难、解救民众于倒悬。以下一些改革措施建议希望能有参考的作用: >>政治改革措施建议: (1)实行政治自由开放并鼓励广泛参与。包括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提倡和鼓励民众对社会管理事务的参与,让更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出谋划策,和对政府实施更多的监督作用。还有保护好每一个人的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允许参与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包括参加选举和参与竞选等。以及全面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并恢复其政治权利,解除对外逃政治犯和异见人士的追缉、处罚并欢迎其回国参政议政。 (2)实现政治充分竞争。开放党禁允许成立新的党派,各党派平等、自由开展政治活动,所有政党和民众均可自由参加各级各个领导岗位的竞选,能者上庸者下,从而实现政治充分竞争,让社会政治能够更快、更好地进步发展。 (3)全面推行实施民主选举。实行民主选举可让权力来自于民众的投票选举而不是来自于上级的授予,这样当权者才会处处考虑民众的利益和感受,并且各级官员也只需做好工作服务好民众即可,而不用因为被领导掌控了命脉而只能看领导脸色仰领导鼻息,不用为了讨好领导而说违心话办违心事,对每一个人都是好事。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各人拥有的选票不均等的方式,文化素质高、社会管理经验丰富、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可以比普通人有更多的选票,这样更加科学、合理,也更好避免像委内瑞拉和南非一样低素质低社会贡献的群体依靠人数优势而选出只会慷国家之慨讨好低素质低社会贡献群体的劣质领导人。为了稳步过度,在初期一段时间可以原来的官员推选机制占一定比例的决定权而民主选举也占一定比例的决定权,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完全的民主选举。 (4)全面推行实施公共事务由集体民主决策。除了细小事务,一般公共事务均要求由集体讨论民主投票决策,并且决策圈子人数尽量多、尽量覆盖各领域各阶层各派系,并且投票人员的利益和命运均不受他人掌控,能按自己意愿表决投票,投票也一般均按匿名进行,从而让各种决策能够集思广益和避免错漏。杜绝一言堂、家长作风,不允许个别人少数人乾纲独断。 (5)全面推行官员能上能下。包括全面严格实施官员领导人任期制避免长期任职带来的弊端,并建立弹劾、罢免制度让不合适的官员领导人即使任期未到也及时下台避免继续祸国殃民。 (6)全面推行实施各项公共事务及相关财务透明化、公开化。并接受民众的查阅、质询、投诉等监督。 (7)允许和重视各种不同意见与建议。允许大家发表和传播不同意见,杜绝把他人不同观点定义为妄议,更禁止以妄议为罪名对他人定罪。允许政治分歧存在,允许有不同政治见解,不再审查、限制、封禁异议人士的发言。还有需继续完善不同意见与建议传送的渠道,保证言路通畅和方便,对于民众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的所有建议、意见哪怕是比较敏感的内容,都需做好认真回复,不能只是敷衍应付甚至不做回复。 (8)尽快构建实现权力分离和互相制衡,避免一权独大。立法、司法、行政等均各自独立,各自依靠对应选举选出各级领导人,让不同权力部门不再存在隶属关系,不允许某个权力部门命令、干预其他权力部门,纪委作为司法单位也维持好独立性不依赖其他部门和领导而生存以避免被人利用于打击异己。 (9)全面彻底实施法治。所有人包括大小官员各级领导人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约束、按法律法规和流程办事,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用政策甚至领导指示替代法律,官员有违者一概革职和重罚。还有恢复法院独立审判制度,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违宪审查和起诉的制度,废除现有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取消政法委这个凌驾于法律之上、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撤销国安部或最少限制其权力不能有随便查人、抓人的权力以及让其执法也必须公开以接受监督。 (10)废止苛政恶法,实行人性化管理,缔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有一些法律法规,特别是近年推出或升级的一些法律,过于严苛,比如国内国安法和香港二十三条立法(不能反对国家,可以随意盘查和秘密逮捕、秘密审判),还有间谍法(收集商业信息也很容易被判定为间谍)、保密法、香港的引渡条例(可以不受限制抓人哪怕港籍外籍人员)、反台独法(可以把不赞同统一不认可统一方式的人判死刑),以及即将实行的网络身份认证法(网号法,能让人被彻底隔绝于互联网之外),这些都把民众和国内外企业、资本吓得纷纷逃离中国,财富也随着民众移民被大量转移到国外,导致我们的经济空心化陷于溃败,因此急需废止这些法律,保证大家的安全,让大家敢来中国、敢留在中国。(第一部分)
蔡慎坤
8个月前
转发来信:国内外简体圈内的大小网红与粉红蛆充斥内网外网,其实全都是中共国各级宣传部门花钱雇来的!黄鹅土狗们为了维稳、为了造势,更为了给极权与独裁的社会制度在国内外壮胆摇旗呐喊!他们非常懂得如何包装自己,如何操控舆论,如何裹挟所谓的“民意”跟着他们一起起哄。这一套,他们是从当年德国纳粹学来的。当年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深谙此道,精准把握德国人对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与仇恨,煽动民意、操纵舆论,掀起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狂潮。 后来斯大林的苏联学了去,有样学样,同样靠这套宣传机器也玩得风生水起。再后来呢?中共这帮孝子贤孙又把这套玩意儿学了个全套!于是就成了如今这副样子。他们尝到了宣传带来的甜头,从此极度重视宣传工作——各级政府部门都有所谓的“宣传部”!这些年更是不惜重金打造所谓“大外宣”工程!你看看如今洋夷各大社交平台,哪个没有中共铺天盖地的大外宣内容?背后全都有中共宣传系统的黑手在幕后有组织地操作,背靠海量专项资金在全力支持!这一整套手法,说白了和电商平台刷单是一个套路! 老夫当年做跨境电商,表面上卖了一亿多,实际上有一半是刷单刷出来的。我们原本并不愿意这么干,但人家刘强东的平台要出业绩啊!明里暗里鼓励甚至威胁我们这些商家必须刷单撑场面!刷单的资金通常五到七天内返还,大平台的大卖家甚至可以三天返还。年底的时候,京东平台还会额外给刷单商家2%左右的返点奖励!于是京东在美帝的股市上风光无限,我们这些商家表面上也赚到了钱,所谓的“闭环双赢”就这么形成了! 当然了,其他平台也都一样,比如天猫、淘宝、考拉……没有一家没有刷单!但谁都不会承认,个个装得跟圣人一样! 那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啊,还真以为我们的货卖得那么好呢!这不就和现在中共大外宣所起到的效果一模一样吗?不仅成功收割了国内一大批无知的韭菜与骡马,更是将这套包装洗脑术输出到国际上,收割了一大票善良却毫不知情的洋人!他们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还真以为“天朝东洼模式”就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呢!于是同情心泛滥,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共大外宣的帮凶与走狗! 你看看最近《纽约时报》、CNN、法新社、德国之声(DW)等等的报道,哪一个不是在打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旗号,为中共大外宣打外援、配合演出、背书美化?! 再说说这次“巴国用中共国山寨战机击落印度三架法国阵风”的新闻,笑死个人!没有看到巴基斯坦公布任何击落画面,没有印方飞行员被俘或阵亡证据,更没有看到残骸、遗体、姓名、住址、家属这些基本信息,结果简体圈里倒是一窝蜂开始跟风报道、兴奋嚷嚷。问题来了:难道法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战机被打下来了吗?残骸在哪?飞行员死了还是活着?叫什么?家人收尸了吗?印度也说他们空战胜利了,全国庆祝十天呢!你说这空战到底有没有发生?有证据吗?到底谁在胡扯? 所以说啊,深夜村里一条狗叫了,别的狗也会跟着叫,却没人知道它们究竟在叫个什么劲! 这个世界啊,就是这么诡谲嬗变!这就是“三人成虎”的现代版本,活生生上演!
蔡慎坤
8个月前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她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1949年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也就在这一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选择往往决定命运。1949年是选择南渡还是北归,现在是选择财富还是自由,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不同的命运。这种选择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 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所走的路往往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和最终结局。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正能够自主抉择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众生都是在随波逐流,所谓的枭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不过被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碾的粉碎。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那个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先生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
蔡慎坤
8个月前
1951年,组织上派人将马连良从香港接回内地,同时接回的还有张君秋。起程之前,马连良找人算命卜卦。为马连良算命卜卦的是曾为杜月笙、徐开垒等人所信服的大星相家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大师谓马老板云:“你还有十五年大运。”马连良夫人陈慧琏女士顿感迷惑,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 时至1966年,正是马连良离开香港十五年,轰轰烈烈的运动爆发了。运动的形式就是暴力就是抄家打砸抢。马连良未能幸免,家被洗劫一空,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摆设玩意儿都被砸碎,刹那间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管辖该地段的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人忙着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人了。 所长东找西寻,终于从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血。想到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袖章,搀扶着马连良回到卧室。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唱词。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马连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 马连良在牛棚里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赵荣琛尚未被隔离,还可以请假外出。一日,马连良看见赵荣琛迎面走来,而四周恰巧无人,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明白了——老先生烟瘾上来了。便趁外出活动的机会,买了几盒“前门”烟,偷偷塞给马连良,看着马连良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赵荣琛心里一阵发凉。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西纠”总部。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马连良说:“我们家的两派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马连良竟找不到一席之地。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农(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一天,马连良看到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 据说马连良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遽然长逝。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十五个年头。
蔡慎坤
8个月前
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或许大不一样。一个时代的改变,不可能冀望于统治者自我觉悟。如果不愿随波逐流,又没有勇气与之抗争,只有死亡或逃亡两种选择。《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爱因斯坦当年逃离德国,遭到德国上下一致批判,甚至遭到盖世太保跨国追杀。爱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那个生养他的地方,正如《爱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杰根.纳菲所说:“爱因斯坦憎恨纳粹,也憎恨德国人,当然也憎恨德国。” 但是今天的德国,并没有什么人否认爱因斯坦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在德国,有数十所学校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有爱因斯坦旅游路线,游客可以参观爱因斯坦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有关爱因斯坦的电视节目和书本更是层出不穷。2003年,德国举办“德国伟人”评选活动,数百万电视观众参加投票,爱因斯坦进入“伟人榜”前10位。 2005年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德国政府把这一年定为“爱因斯坦年”,举行了各种各样大型纪念活动。在总理大楼和其他政府大楼外墙上,用红色油漆描绘上“E=mc2”的巨型字样。“国家是为人而设立,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生前说过的这句话,今天仍然被铭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从纳粹时代走过来的德国人相信:国家应该是为人民而设立的。 上世纪40年代末,一大批资本家社会贤达以及知识分子在喧嚣声中选择逃离,还有一大批可以走的人被眼前的幻象迷惑坚持留下来,结果受尽屈辱在惊恐中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不得善终,那些苟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社会贤达几乎完全丧失风骨和尊严。 看一个人是不是明智,就看在决定生死命运的关头,是否有足够的洞察力和决断力来保全自身安危。季羡林生前回忆说,胡适当年到南京后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知名的学界泰斗,胡适还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胡适满怀希望要同他的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胡适想接的学界泰斗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场大哭一场。 胡适之哭,有人说乃千古一哭!如同傅斯年当年的一声长叹,也被称之为千古一叹!以后北平的种种变迁可谓物是人非,足以证明民国时期这两位知识精英的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所谓的冥冥之中,学贯中西的胡适和傅斯年或许已经预测到,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归宿。能够感知未来的人或许才能避开一场又一场的浩劫和苦难。 1948年,等待出任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其留下,胡适斩钉截铁地以著名的三句话拒绝了。彼此都说对方走错了路,胡适去世时的万人空巷,而吴晗只剩下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1948年冬,吴晗劝胡适留在北大,但胡适没有听从,毅然登机南行。胡适多次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晗却颇不以为然,反过来认为这位前辈老师脑子进水了。 在那场惨烈的浩劫中,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轮番遭到批斗羞辱毒折磨,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1966年夏,吴晗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有当事者回忆说,他看到吴晗站在台上,脖子上挂在铁丝,铁丝下面吊着沉重的石头,铁丝把脖子勒出了血,血顺着铁丝往下滴…… 1967年,吴晗全家被赶出了家门,被要求搬到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没过多久,吴晗被勒令前往单位劳动,做些打扫卫生的工作,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再也没有回家。 吴晗的儿子吴彰永远难忘那个周六的傍晚,他一如既往地和姐姐趴在窗台上,眼巴巴望着外面,等待着爸爸一周一次的回家,可不管怎么等,始终没有见到爸爸回家的身影。 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自杀,他的骨灰,至今也下落不明。据说吴晗死前曾经高喊过一些话,非常绝望。狱中的吴晗并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的妻子袁震也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临死前想要喝一口稀粥,也被拒绝。 1969年,吴彰和姐姐吴小彦,同时失去了父母,成为孤儿。性格刚烈的姐姐,为父母的冤死向有关部门讨要说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关了起来,不久被送到精神病院。在被监禁的日子,姐姐被摧残成另一个人,经常说一些“疯话”,比如她总是说:“爸爸没有死,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他了”。让人听了为之心酸流泪。 在医院的强烈要求下,姐姐被暂时释放回家养病。那一天,正是吴彰18岁生日,姐姐将他叫到跟前,说:“我替爸妈把你拉扯长大,今天你18岁,你终于成年,我可以去见爸妈了”。吴彰以为姐姐又在说疯话,没有在意,谁知当天夜里,姐姐就服毒自尽了。 这一下,一家人只剩下了吴彰。幸好,他已经18岁了,可以独立照顾自己。他去工地当建筑工,去工厂当工人,靠着辛勤的劳动养活自己。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学习,终于熬到了父母平反,被恢复名誉,熬到了上大学的机会。 80年代中期,吴彰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勤工俭学,刷盘子、做零工,终于拿到了理工科硕士学位,从此在美国安定下来,并加入了美国国籍。这一离开,就是数十年。这个历经磨难的后代再也没有回头眺望。
蔡慎坤
8个月前
拜读过袁伟时先生的《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深感历史的轨迹如同镜像一般,折射出百年之后的现实世界。袁先生深刻总结了晚清社会的现象:“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教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君主和各级官员体现的行政权力统治天下,‘君师合一’,管治和教化百姓。” 追溯历史,发现满清王朝并不是后人所描述的那么不堪一击。当时的清军,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军力数量,都远远超过八国联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意识到强大的军队对统治者的重要性,因而清王朝迅速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清军,并且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训练军队,武器装备也堪称世界一流。 临时拚凑起来的八国联军只有区区两万人,清王朝装备精良的清军不下十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兵力,其规模远胜于八国联军。没想到,八国联军一占领大沽口炮台,慈禧就乱了阵脚,1900年6月下旬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8月7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8月21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带着一干人浩浩荡荡逃出京城,在逃跑途中以光绪之名下”“罪己诏”,命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共同协商议和事宜。 这才有了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也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清王朝和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西班牙王国、尼德兰王国、比利时王国,十一国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条约。 梁发芾先生早年有篇文章,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喝彩声。中国人以如此心态笑看清军溃败,英军统帅巴夏里大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鸦片战争说起来是屈辱,然而,鸦片战争终结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人穿着长马卦留着长辫子的时代,而南京条约割让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到1898年拓展新界等地,是一段丧权辱国的历史记忆,但香港从历史走到今天,融合了传统文化和西方制度,包容了迥异价值观的市民,使之成为一个文明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社会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曾经拥有良好的法治。 一代王朝即使到了末世,其实也并非如后人所说的那般艰难。那些身处末世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处于末世之中,即使灾难来了,尚未知彼知己,就有一堆不假思索的理由来为现实来解脱,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亢奋状态,与精神亢奋相匹配的,还有不期而遇的繁荣,使人们如痴如醉陶醉在梦中。 清朝末期,财政收入也暴增,年收入达2亿两白银,朝廷上下一扫庚子以来的晦气,因为“不差钱”陷入亢奋狂喜之中!除了海关税收暴增以及对烟、酒等不断课以重税外,国有铁路年收入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一省的税收,而由铁路带来的商业繁荣,使各地关税暴增,原本微不足道的崇文门税关就因为前门火车站周边的商业兴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税关。 纵观中外历史,所谓伟大的君王往往都是百姓的灾难。明末的没落,在利马窦的眼里,百姓却是那么和谐安逸。所谓的康乾盛世,在马戛尔尼眼中,中原却是遍地饥民。一个是在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和亡国之君崇祯治下,一个是在康雍乾三朝所谓的明君治下。仅从明末780多万公顷土地和乾隆740多万公顷土地比较,社会财富总量的多寡就一目了然。显然,所谓的康乾盛世完全是虚假的历史。 再以国人最骄傲的唐朝盛世为例,安史之乱,到处人吃人,被包围的睢阳城,6万余人的县城吃到最后,只剩下400来人。白居易(772~846年)的《轻肥》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黄巢的部队把陈州四周的老百姓都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最保守的估计,吃掉10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人口——60万。 在一般人的历史常识里,最不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权,被视为黑暗、反动、卖国。然而一生经历了从大清到北洋到民国到解放四个不同时期的百岁老人周有光生前却说:百年风雨沧桑,最难忘的是北洋时期,统治精英对民众的体恤宽容,造就了一段民众免于暴政的历史佳话。周有光先生认为读的许多历史都是假历史,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档案公开,24小时开放,天天都有人去看。 老舍先生的《茶馆》中有句台词: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权选举虽然存在赂选,但是,这也说明北洋政权不敢公开地或赤裸裸地强奸民意。北洋政权之所以不敢任意妄为,经常被迫向民意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政权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个人道德操守,内心有所节制。
蔡慎坤
8个月前
互联网上政治谣言像长了翅膀,常常不径而走飞速传播,有时候甚嚣尘上搞得人心惶惶,如何看待谣言抑或说如何对付政治谣言,是独裁政权很头疼的事情,如果循循善诱谣言很容易化解,如果惊慌失措,政治谣言也有可能导致王朝覆灭!网络上事实与谣言混淆不清,对世界各国都是挑战,但是对中共更加棘手,这是因为中共一直靠谎言续命,尤其是刻意对网民隐瞒真实信息。 谣言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是某个特殊时刻针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谣言,很容易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社会运动有时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就可能改变历史。特别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许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希望借助谣言发生巨变,谣言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不可言喻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政治谣言可谓源远流长。从预言吉凶到带有政治目的的谣言复杂且多样。历次农民起义大多都是利用谣言先制造舆论,民间常借造谣、传言来表达情绪释放不满。信息封锁时代,简洁又易于传播的谣言,往往承担着大众传媒的作用,统治者可以从谣言中洞察民众对政事的诉求,也可以从谣言中找到敌人的软肋。乱世之秋往往谣言四起,无论是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都能看到谣言传播的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破坏力。 在信息纷纷攘攘的网络世界,谣言是对真相的一种渴望,或是对权威的质疑,是官方声音之外的声音——这个“官方”可泛指政府、企业甚至明星。谣言在一般人看来是负面贬义词,原因就在于始终有一个真相,当没有真相谣言就会四处泛滥,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开始就是公开透明的可以预测,自然就不会谣言肆虐。 《人民日报》曾经义正辞严发表文章:别让谣言污染“朋友圈”。文章指出:各类谣言中,政治谣言尤须警惕。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或望风捕影,夸大事实;或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或杜撰虚构,伪造事实;推出一个个耸人听闻、似是而非的谣言。不管是以“亲眼所见”吸引眼球,还是打着“还原历史”幌子,其目的都是要搞乱世道人心,不仅“惑众”,更欲“祸国”,其危害不可小觑。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上各类谣言特别是政治谣言,传播的途径大多是通过新媒体还有网络,但最终那些被斥之为谣言的东西,往往都是真实的或更接近事实真相,这就不得不让许多人对谣言并不完全排斥。谣言有时候还会倒逼出真相。 谣言产生于没有真相之时,公开透明是谣言的大敌,网络社媒完全坦露在阳光之下,是谣言的终结者。追求真相是人类天性,这个世界只有政客和骗子天天琢磨如何编造谎言,没有人能够把谎言一直编下去,因为编造谎言成本实在太高。一个人只要说谎,会有成千上万人上来戳穿骗子的伎俩,既使技艺再高的骗子,肯定瞒不过网民雪亮的眼睛。 对付政治谣言,最好的方式是告别黑箱政治,撕下伪善面具,让网民听到看到及时、公开、客观、公正的消息,如果媒体做不到抑或不去做,政治谣言就会有巨大传播诱因,政治谣言会在某个重要时刻带来符合人们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