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运动

叶隐
1周前
《政治社会学示例:略论香港抗争及社运理论与实践》香港自回归以来的历次大规模纪念活动、游行与示威,无论在组织程度、动员规模,还是在国际关注度与象征意义上,几乎都堪称同期全球顶级水准。从2003年七一游行、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的“反送中”抗争,香港市民在动员规模、集结人数、组织纪律、议题传播能力与行动策略创新方面,皆位居世界前列。尤其是“be water”策略,即抗争者灵活应变、迅速集结、快速撤离、避实击虚的战术风格,打破了传统静态占领的抗争模式,体现出高度的自组织能力与实战智慧。 2003年七一游行,逾50万人上街,成功迫使港府搁置《基本法》第23条立法;2014年的雨伞运动,以非暴力方式占领街头79天,虽未达成制度性改革,但催生了一整代具有公共意识的年轻人,成为香港公民社会的重要转折点。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更是遍地开花、形态多样,既有高潮,也有低谷,既有对原则的坚守,也有策略上的调整。长达半年之久,港人几乎用尽一切方式表达“五大诉求”,并以“我不是暴徒”的集体呼声,对抗污名化与暴力打压。 然而,这场抗争的结果却并不如人所愿,甚至在某些层面呈现出“高开低走”的困境。令人遗憾的是,制度上几乎没有任何让步,言论与组织空间却被大幅压缩,许多人流亡、入狱,或遭受持续打压。一场世界级的抗争,最终换来的,是一座城市被例行性地“封印”。这一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回到一个最基本却极为复杂的问题:为什么一次如此广泛而坚定的民意动员,众志成城,山呼海啸的抗争,最终却未能带来实质性的制度转变? 这并非抗争者群体的勇气、智慧和策略不够,而是深深植根于政治结构的限制。按照政治社会学与社会运动理论的经典分析路径,这样的结局并不意外,反而凸显出一场社会运动能否奏效的几个关键要素:政治机会结构、资源动员能力、组织基础,以及外部支持。 社会运动要改变现状,首先需要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简单说,就是掌权者是否留出谈判与妥协的制度空间。 但香港所面对的,是一个高度集中化、反应迅速、权力资源极度垄断的政权。它对抗争的应对机制,早已制度化、流程化、技术化。一旦其核心统治秩序被视为“受到挑战”,便能迅速调动宣传、法律、警察与外交等资源,进行定性与压制。这种“高压响应机制”几乎不给抗争留下任何协商或妥协的空间。在这样的结构下,即便是理性温和的声音,也往往被污名化为“暴力颠覆”。 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央与港府联手,通过立法、司法、警察体系及媒体舆论的全方位打压,将抗争不断“去政治化”“犯罪化”。在制度空间高度封闭的前提下,无论抗争策略如何灵活多变,也难以突破根本性的结构封锁。在这种局势下,即便有再广泛的民意支持、再强烈的道义优势,也极可能被彻底忽视。 其次,运动自身的资源积累——包括组织网络、资金支持、法律保障、舆论平台与媒体话语权——也是能否维持抗争动能的关键因素。虽然香港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基础,但缺乏工会主导、政党支持、稳定资金与合法的政治参与机制,导致一切几乎只能依赖市民的自发热情。这种热情虽能在短期内迅速爆发,却难以维持长期抗争所需的组织动员与策略整合。在高压与高风险的环境中,原有的动员路径容易中断,抗争逐渐趋向情绪化与短期化,难以积蓄持续性的力量,往往在情绪达到峰值之后就陷入后继乏力的困境。 第三是国际因素。许多人曾对西方抱有期待,但现实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支持大多停留在口头层面的道义声援,而非实质性的政治或经济干预。这一点虽令人遗憾,却也难以苛责,只能说是地缘政治现实的一部分——中国既不是突尼斯,也不是缅甸,其体量与经济杠杆足以使多数国家慎重权衡。香港的遭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川普上台之后,全球“民主退潮”与“威权主义上升”大背景下的一次集中体现。 这也正是为什么,尽管抗争场面感人、动员空前、象征意义深远,最终却未能带来实质性的制度变革。这并非运动本身的失败,而是面对一个“超稳定结构”的政权机器所必然承受的结构性挫败。 社会运动理论指出,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与体制韧性,是决定运动成效的关键变量之一。香港抗争所面对的,是一个既能调动庞大经济资源、又拥有高度维稳能力的中央政权。尽管国际舆论广泛声援,但缺乏实质性干预手段。这种结构性不对称,使得运动成果往往止步于象征层面,难以转化为制度性突破。 简而言之,香港抗争的困境,是一场道义高度与政治机会极度不对称的抗争,面对的不是暂时性的压制,而是一整套“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理逻辑。在这样的体系下,即便抗争者站在真理一方,也未必能换得现实的改变。 因此,这个话题确实“一言难尽”。它不仅关乎抗争者的勇气与策略,更牵连国家机器的权力逻辑、国际秩序的制衡能力,以及社会心理与文化认同之间的长期博弈。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香港运动不仅是当代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案例,也是一场权力结构与社会力量复杂缠斗的集中体现。(未完)
曹操说
2个月前
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一度看不到头,即便政府已经答应撤回最初的抗议内容——《逃犯条例》修订案,警方也不断强硬升级手段,抓捕的人越来越多,但运动仍然没有停下来。 关键原因就在于,不像传统政治运动,是由政党或领袖主导。2019年发生的反送中抗议,大多数行动都是自发性的,没有中心、没有领袖。虽然最开始6月9日的大游行,是民阵牵头的,但民阵只是个联合平台而已。后面更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尤其是擅长网络号召的年轻人成为了主体。 人们把这种模式称为“无大台”——既没有组织号召,也没有人代表群众发声,一切都在网络、现实、街头和情绪之间自发形成。 而且,不同于2014年的香港“雨伞革命”,这一次,年轻人们吸取了教训。他们不再依赖静态占领,也不试图长期扎营抗争。 他们讲:“Be water。”这是李小龙的一句话——“像水一样,没有形状,可以流,也可以爆裂”。香港年轻人们将其翻译成“流水革命”。 这成了运动的精神象征。抗议者像水一样,在港铁里快闪聚集,在商场中高唱口号,在马路上搭起路障后迅速散去。他们彼此之间,不称同志,而叫“手足”。 除了民阵每次按惯例举办的大型集会游行外,更多的抗议,是靠LIHKG论坛、Telegram群组、Instagram私密帖、甚至是街头电报式口耳相传,一点点积累成形的。尤其是那些论坛,基本都是海外的,大陆或者香港政府都没办法进行舆论监控。 没有领导人,也意味着政府没办法“谈判”或“清场”。它想找人对话,却找不到门;它想抓“幕后黑手”,却只抓到一些戴着头盔、口罩、护目镜的年轻人——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带头人。 面对全港布满的监控摄像头,抗议者学会了用激光笔射镜头、用喷漆遮住镜头、用雨伞挡住脸。他们配备头盔、防毒面罩,甚至会从海外采购物资,因为大陆电商像淘宝、京东早已封锁相关商品。 他们就像是在打一场灵活的城市游击战。后来,这种抗议方式也被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抗议活动所学习。 《反送中运动真相始末》视频地址:
蔡慎坤
2个月前
黃之鋒是香港知名的民主運動領袖,在“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中堪稱標志性人物受到海外輿論廣泛關注。因參與未經批準的集會、煽動等罪名被中共指定香港對他判刑服刑。本來刑期快滿,中共不希望他走出監獄,再用新的《國安法》給他定罪,其目的很明確,就是不希望這個年輕人活着走出監獄。 黃之鋒作爲國際知名的民主運動象徵人物,他的言論在海內外都有很大影響力。中共認爲他在外會繼續鼓動反政府情緒,再次成爲示範效應,鼓舞更多抗爭者,國際社會也會以他爲代表繼續向中共和香港施壓。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中共在香港對異議聲音採取了更強硬的態度。很多原本隻是“非法集會”或“煽動”的行爲,現在將被重新定義爲“顛覆國家政權”或“勾結外國勢力”,罪名更重、刑期更長。 黃之鋒至今尚未因國安法被正式定罪,但他的案件被列爲“調查中”已很久,這種“未審先關”的狀態起到了威懾作用,對其他政治活躍分子傳達一個信號:隻要你曾經參與,就隨時被加罪。 中共對香港的策略是徹底清除能夠聚集民衆力量的關鍵人物。就像他們對待黎智英、週庭、岑敖暉、羅冠聰等人一樣,一旦這些人再次獲得自由,他們可能重新組織或象徵性引領新的政治運動。 黃之鋒年輕、有影響力、表達清晰、精通中英文,尤其被中共視爲“不穩定因素”或“危險人物”,中共很可能選擇將他“長期羈押”,從根本上剝奪他參政議政的權利。中共很清楚,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黃之鋒等人的命運。但在強硬治港、強調主權、安全壓倒一切的大方針下,中共根本不在乎國際社會的批評,從而確保國內和香港的“政治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