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清洗

👉爆中南海重大政治事件!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9月11日爆料,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国防大学政委钟绍军已彻底退出现役,并未像此前传言那样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而是完全退出军政系统,提前退休。 这意味着身为二十大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之一的钟绍军仕途戛然而止,成为外界高度关注的政治事件。 蔡慎坤的说法,与他在8月22日的另一则爆料形成鲜明反差。当时他还称钟绍军可能接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跻身军委委员行列,并凭借年龄优势辅佐习近平执掌军权十年之久。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当时就提出不同解读,质疑钟绍军被贬后, 如果没有巨变, 不太可能升到军委。王笃然直言:“我对钟绍军能否重返军委存疑,中南海如今乱成一锅粥,各派都在放风。”如今,果不其然,但不到一个月,风向急转,变成仕途“提前终结”。 钟绍军的特殊性,在于他与习近平的深厚渊源。早在浙江任职时,钟绍军便担任习近平的秘书,是唯一一个从浙江跟随到上海、再进中央的“浙江帮”成员。习近平上台后,钟虽从未当过一天兵,却被空降为军委办公厅主任,成为习在军中的“眼睛和耳朵”。他曾与前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一道,把控军中人事,从大校到上将的提拔方案几乎都要经钟把关后再上呈习近平。军改、主席负责制等重大方针,亦由钟直接传达落实。在军中流传的说法是:“得罪钟绍军,就等于捅了习的马蜂窝。” 然而,二十大后钟绍军的仕途急转直下。先是被秘密调离军委办公厅,秘密没有宣布就改任国防大学政委;如今更是可能彻底出局,既没有获得副部级闲职过渡,也没有进入人大政协安置,甚至可能连军役身份都被剥夺。这在中共体制内几乎等同于“政治死亡通牒”。蔡慎坤指出,钟绍军相关简历在百度百科上仍停留在旧职位,明显存在“刻意抹除”的意味。 钟绍军的“突然消失”,外界猜测主要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习近平亲手抛弃心腹。若真如此,说明习在军中核心圈的信任体系正在崩裂。其二,则是张又侠借反腐和军中贪腐问题为由,将钟清理出局,从而切断习近平在军队的“神经线”。 值得注意的是,蔡慎坤在8月22日的推文还写道,在清洗火箭军时发现钟绍军也存在贪腐问题,因此才被从军委办公厅主任挪到国防大学政委。而这与9月11日“彻底退场”的爆料之间,既存在逻辑上的连贯性,也表现出政治权斗的残酷与变幻莫测。 作为57岁的“年轻将领”,钟绍军本应至少还有十年仕途,却在短时间内从军中权力核心被边缘化,或最终脱下军装,黯然退场。这一反常结局不仅揭示了中共军中清洗的激烈,也反映出高层权斗正进入不可预测的阶段。钟绍军究竟是被张又侠阻击,还是被习近平抛弃,目前外界难有定论,但其“铁杆心腹”身份的坍塌,已为中共军权斗争蒙上新的阴影。 来源:阿波罗网王笃若报导
艾森 Essen
1个月前
习近平为何仍未拥有他想要的军队?中国的军队已然重塑——但它值得信赖吗?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层指挥官而言,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堪称一个充满戏剧性动荡的时期。自2022年习近平开始第三任期以来,总计至少有21名高级军官被撤职,其中包括作为中共最高军事机构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中的三名。解放军最高层的许多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和一位在过去十年中负责几乎所有将官晋升的军官,都已名誉扫地。到其任期结束时,习近平在被清洗的军官人数上很可能会超过反复无常的毛泽东。 尽管习近平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曾监督过军队的清洗,甚至在2015年对解放军的指挥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但最近的这次改组却引人注目,因为许多受影响的人据信是习近平的盟友,而非潜在的政治对手。[1] 一些曾被认为不可动摇的高级军官的下台,引发了大量关于习近平正在失去对解放军控制的谣言——甚至引发了更极端的说法,即习近平本人的政治末日可能即将来临。 然而,最近的举动更可能反映了习近平对军队的持续主导,而非其权力的削弱。如同黑手党头目一样,习近平表明,他认为即使是他的同伙也是可以抛弃的。更重要的是,惊人的政治伤亡反映出他正在对他的军队失去耐心,而不是失去控制。这些举动表明他对解放军高层指挥部持续不满,并且可以被看作是实现他更宏大目标——使军队屈从于他的意志——的持续过程的一部分。事实上,习近平希望确保他能自信地使用暴力,但习近平的自信对于一支在其他方面资源充足的军队来说,似乎是最稀有和最宝贵的商品。 习近平将他的军事议程视为其政治遗产的核心。[1] 习近平的前任主要将政治火力集中在推进重大的经济改革上,而习近平时代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改革则发生在军事领域。[1] 两个目标驱动着他对解放军毫不留情的管理。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军队彻底政治化,从而愿意履行其作为党在面临内部动乱挑战时统治的最终保障者的角色。[1] 此外,习近平还希望拥有一支在他需要时能够战斗的军队,包括对抗美国军队。[1] 换句话说,习近平对军队的铁腕控制不仅持久,也表明了他致力于打破解放军的封闭性和地方性腐败,并确保如果他需要将政权的命运押在军队的实力上时,它不会失败。 友军炮火 近期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被清洗的事件,在谣言中获得了最多的关注。此二人早年职业生涯中曾与习近平在福建省共事,因此被认为享有特殊关系。但何卫东现在已经失踪(自三月以来未公开露面),而苗华则于2024年11月被免职。 分析人士倾向于两种假设。较为平淡的一种是,这些清洗反映了习近平在选择下属方面判断力差得令人尴尬。更为夸张的一种是,它们反映了一场由心怀不满的党内和军中领导人发起的、旨在挑战甚至罢免习近平的新兴运动。 然而,这两种假设都经不起推敲。两者都基于一个不太可能的前提,即这些清洗以某种方式削弱了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如果解放军内部的政治动荡真的让习近平感到尴尬,那么它会被掩盖而不是像大多数案件那样被公开承认。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某方面表现出色,那就是它善于宣传和保护领导层的形象,尤其是习近平的形象。 此外,如果习近平在军队中真的遇到了政治麻烦,问题将是:为什么是现在?在经历了十年看似卑躬屈膝的顺从之后,没有明显的理由表明军队领导层会突然振作起来反对习近平。在习近平的前任试图改革高层指挥部时,解放军曾积极阻挠。但到目前为止,解放军不仅屈服于习近平的全面改革,似乎还在认真地为习近平在2027年前就台湾突发事件提供军事选项的命令做准备。[1] 从历史上看,解放军一直不愿过深地涉足政治。即使在填补了文化大革命或1989年天安门危机动荡留下的行政真空之后,军方也乐于放弃其政治角色,回归“军营”。的确,列宁主义政权往往能有效抵御困扰其他威权体系的军事政变,因为它们依赖于清洗和政治委员来执行党的纪律。 与其说是习近平与解放军之间的分裂,不如说最近的清洗更可能是解放军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毕竟,习近平仍然与关键的高级军官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将军,习近平与他相识数十年,其父与习近平的父亲是密友。习近平甚至允许张又侠在超过党的非正式退休年龄后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习近平信任他的一个非同寻常且明确的信号。[1] 尽管张又侠先前负责的解放军装备发展部是最近一轮清洗的焦点,但他本人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安然无恙。 相比之下,被免职的军官可能只是处于习近平政治圈的外围。考虑到腐败在解放军中是普遍存在的现实,尤其是在习近平启动他耗资巨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之后,最近被清洗的军官可能错误地认为,他们与习近平的关系会让他们能够中饱私囊而不受惩罚。 红军,危险信号 然而,这些高层指挥部的权谋斗争的规模和戏剧性,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为什么习近平如此专注于军队——并且在管理军队方面如此无情。他的个人经历提供了一些线索。 作为一位在中国内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领导人的儿子,习近平比他的两位前任——他们都是工程师,之前很少接触军队——更熟悉军事事务。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解放军高级军官中几乎没有任何可识别的盟友,并且在全面控制军队方面举步维艰。然而,由于他的许多“太子党”同僚在高级军官队伍中服役,习近平更了解军队内部的政治。他对解放军的政治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直观地理解到控制军队对于他主导中国政治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在2010年,当习近平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时,他在解放军总部所发现的情况可能让他感到震惊。由于忠于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将领们的主导——江泽民在整个胡锦涛时代(2002-2012)都维持着其影响力——解放军已成为一个封闭而笨重的机构,它花更多的时间保护自己的狭隘利益,而不是作为一支联合部队在全球甚至地区范围内运作。 事实上,习近平在上任总司令之初就提出了“能打仗、打胜仗”的口号,这一措辞颇有些居高临下地暗示解放军当时尚未准备好这样做。[2] 习近平可能还发现,在解放军封闭的围墙后面,存在着广泛的腐败。正如习近平的一位“太子党”盟友曾著名评论的那样,腐败在解放军中已经如此猖獗,以至于“只有我们自己的腐败才能打败我们”。 解放军的封闭性从远处难以理解。它是党内一个庞大、不透明且技术先进的独立王国,甚至连文职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常常无法理解、渗透或控制它。虽然共产党垄断了武力的使用权,但解放军几乎垄断了军事专业知识。与美国不同,解放军内外都没有一支文职的军事事务专家队伍。没有相当于五角大楼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机构,该机构有助于确保文官对军队的控制。 矛盾的是,这反而催生了更高程度的专业化:解放军的高级军官是专注于作战而非政治的中立专家。虽然非政治化的军队对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有吸引力,但这种趋势会让习近平感到震惊而非安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军队理应被彻底政治化:几乎所有军官都被要求是党员,高级指挥官和普通士兵都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其他与军事能力无关的任务。事实上,解放军的主要期刊经常发表文章抨击军队非政治化的观念。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解放军的首要任务及其真正的存在理由——保护中国共产党及其统治,而非保卫中国这个国家本身。 路线修正 2011年,也就是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任职仅一年后,由于“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解放军是否会成为党的保障者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面对公众的不满,中东各地的安全部队纷纷瓦解,政权垮台。在中国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解放军对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的支持是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共识之上的;许多解放军高级军官反对戒严,军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处于瘫痪状态,直到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能够左右结果。在“阿拉伯之春”之后,人们可以想象中共高层领导人会问:“如果天安门事件今天再次发生,解放军会再次拯救党吗?” 习近平很可能没有把握。当时解放军的指挥结构乍一看像是一支联合作战部队,每个军种在党的最高军事机构中都有一名代表——但实际上,这种结构使得控制高层指挥部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没有哪位军官有权统领各个军种的负责人。对于任何文职领导人来说,这种情况都会令人不安。但对于像习近平这样的列宁主义领导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成为总司令后不久,习近平就对那些将解放军变成了一个近似“国中之国”的军事首领们发起了一场冒险的闪电战。他以受贿罪逮捕并清洗了两名已退休但仍有影响力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随后又清洗了遍布解放军各个领域的其他几名高级军官。接着,他通过对解放军指挥结构的重大改革,削弱了传统上在解放军中占主导地位的陆军的角色。[3] (与海军或空军的同袍不同,陆军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解放军中的一个军种。相反,他们就是解放军本身,因为他们为共产党征服了中国。) 习近平的改革从各军种手中夺取了作战控制权,并将其移交给了一个新颖的指挥结构,这个结构既精简又反映了习近平对严格的党的控制和联合作战的双重重视。今天, 必须作为其兄弟军种的同等伙伴来运作,而这些兄弟军种在许多方面正处于解放军引人注目的军事现代化的前沿。 这与仅仅20年前的情况相比是一个显著的转变,当时陆军仍然主导着解放军的优先事项和机构。“陆军”不再主导中央军委的成员构成,联合战区指挥人员和其他军种现在获得了更大份额的预算,特别是在武器采购方面。与此同时,这些军种得到了发展,而陆军自2010年以来已裁员近50万人。 “杀猴儆鸡”的反向操作 十年前习近平强加于解放军的体制改革,其范围和规模之大不容小觑。这相当于美国军队同时经历了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该法案将海军部和陆军部置于统一的国防部之下)和1986年的《戈德沃特-尼科尔斯法案》(该法案试图将各军种负责人从作战指挥链中剔除)。尽管美国有着悠久的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但这两项改革都激起了公众的强烈敌意以及来自高层指挥部的反对,包括1949年海军军官公开反对杜鲁门政府国防政策的著名的“海军将领起义”。 鉴于习近平清洗和改革的大胆,许多分析人士十多年来一直预期——甚至希望——会出现某种形式的针对习近平的反弹。然而,习近平对高层指挥部进行了这些广泛的改造,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异议迹象。习近平直击解放军的比喻性要害,颠覆了中国领导人常说的“杀鸡儆猴”的说法。他没有清洗解放军精英的门徒来向高层传递信息,而是直接对领导层本身进行了“斩首”。[1] 这是一场赌博,但这些举动有效地压制了抵抗,并似乎提升了习近平的地位。 事实上,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往往像复利一样增长,而不是贬值,对习近平的潜在反对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而不是凝聚。这种动态在2022年的上一次党代会上表现得最为生动,当时习近平不仅将他前任胡锦涛已被边缘化的盟友逐出领导层,还在他本人冷漠的注视下,将胡锦涛本人从会议现场带走。在其任期内,习近平曾两次将整个高层指挥部带到毛泽东制度化党对军队控制的历史性革命圣地,以强化军队作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角色。 习近平对改革解放军的关注在西方常被描绘为对与台湾统一的短视迷恋。但这比那更具象征意义。纵观其整个任期,习近平表现出对百年庆典的浓厚兴趣,而2027年将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对习近平而言,巧合的是,2027年也将与他可能的第四个任期的开始相吻合,习近平和军方将不可避免地利用这个机会公开颂扬解放军在他的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步。然而,在闭门之后,习近平很可能会继续不懈地推动解放军做得更多。 准备好战斗了吗? 习近平对解放军的高压手段不仅确保了他的军事目标,也服务于他的政治目标。让高级军官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不确定,并依赖习近平进行晋升和维持生计,这使得习近平能够从解放军内部培养多种信息渠道,从而能够刺破那堵封闭的墙,并对他从不同来源听到的信息进行三角验证。随着解放军现代化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并对党内文职高级领导人变得更加难以渗透,这种策略尤为重要。 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习近平的做法似乎适得其反。对解放军的严苛管理和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无情,可能对高级军官来说既是羞辱也是打击士气。然而,习近平可能认为高层指挥部的这种痛苦具有有益的效果。习近平自己的父亲在中共的漫长职业生涯中曾多次被免职和监禁——这些考验似乎加深了他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削弱了它。 40多年来,解放军一直是一支未经实战洗礼的和平时期军队。习近平知道,没有挑战或忠诚的考验,它就有可能变得自满。他想要一支习惯于这种考验并准备好接受最艰巨任务的军队,无论是惩罚其在台湾的所谓同胞并抵御美国可能的干预,甚至是使用暴力保护党免受其同胞的侵害。正如习近平在成为总司令后对解放军的首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苏联之所以垮台,是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抵抗”。习近平执着于确保解放军的人在必要时会抵抗——但他仍然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 外交事务杂志: 乔纳森·A·茨恩 (Jonathan A. Czin),约翰·卡尔弗 (John Culver)
海外爆料
2个月前
🔥 彻底摧毁习权?爆料:胡温张对习致命一击... 2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若干规定》,但未说明所指“流毒”是谁,引发外界揣测普遍认为是习近平清洗军中异己。 不过,独立学者吴祚来在7月22日于X平台发文指出,实际是军队反过来清除“习家军”,并称其军中老友透露,“背后有刘源在运作”。吴称,去年军报“四论”与这次整肃一脉相承,是为确保北戴河会议与四中全会安全,习近平翻盘机会已归零。 这之前几天,原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诚也在X平台发文称,全军政治学习出现重大转向,重提“毛泽东思想”“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更指出,有人提出既然汪洋可任总书记,刘源为何不可?若总书记仍需兼任军委主席,刘源可接手军权,中共一把手出炉,“到时候可能会跌破你的眼镜”。 美国评论员唐靖远随后爆料称,张又侠、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已邀请刘源出山,暂代军委副主席主管政工,实质替代何卫东。他引述爆料称,此次整肃“苗华流毒”就是针对习近平,“用毛泽东这个谁都不敢反对的牌子,淡化习的个人影响,以毒攻毒,抬死人压活人”。据称,此一策略正是刘少奇之子刘源提出,其表面“学毛”,实为效法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目标是推进军队国家化。 唐靖远特别指出:“虽然没办法核实此消息的真伪,但有两个原因值得重视。”其一,姚诚的爆料也提到刘源,虽无细节却形成呼应;其二,刘源2015年任正大军区职务时,因不支持习近平军改,被安排退休,年仅64岁。当时刘源正主导反腐,拿下谷俊山,是反腐首功之人,却突遭退役,令外界极感意外。 唐分析,刘源属红二代,资历深于习近平,其政见亦与习不合,加上在军中有极高威望,客观上形成“功高震主”之势,因此被习近平排挤出局。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表示,刘源长期被视为中共党内左翼人物,公开赞扬“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称“毛泽东思想仍是中国救星”。尽管其父刘少奇遭毛整肃身亡,刘源和母亲王光美却与毛家后代关系良好。刘源并未主张过西式制度或军队国家化,即便刘源复出代理军权,其政治立场和背景决定其难以真正推动军队脱党化。此事更像是中共高层内部的一场“红色路线”权力博弈,不排除中共内部放风,或外部炒作的可能! 来源:阿波罗网王笃若报道
蔡慎坤
7个月前
来自中办的信函:习近平注定失败!习近平在上台后,通过反腐和政治整肃,不仅清除了党内派系,还牢牢掌控了从正国级、副国级到政治局常委的所有关键权力。无论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还是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岗位,习近平都以绝对的个人意志完成了对高层权力的全面掌控。同时,他还彻底掌握了军队,将上将、中将的任免权牢牢抓在手中,通过不断换血清洗,形成了一个绝对忠于他的军队体系。在正副部级官员层面,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几乎所有重要岗位也都由他提拔的亲信填补。 然而,尽管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实现了对所有关键职位的集中控制,习近平却始终面临着体制中无法忽视的掣肘力量: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这一群体通过隐形反抗与系统内的复杂性,不断削弱习近平政策的实际执行力,成为他实现“习家王朝”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以下文章将从技术官僚群体的形成、分布及其隐形反抗展开分析,阐述为什么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体制中,习近平注定会失败。 技术官僚群体的力量与隐性反抗 1. 技术官僚的形成与分布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8年,这40年间,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这些官僚通过高等教育与专业化治理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中成长为体制的中坚力量。他们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到政法的各个关键岗位,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执行骨干。 • 中央部委办局、省厅级单位:以处级和厅级官员为主,成为国家政策制定和技术实施的核心层。 • 地方各级政府:县、市、省三级的技术官僚分布更加广泛,涵盖以下层级: • 县级:以科级和副处级干部为主,是政策落地执行的最基层力量。 • 市级:以处级和副厅级为主,承担协调地方资源和政策中转的重要功能。 • 省级:技术官僚的分布以正处级、正厅级和副厅级为主。他们多集中在省级部委办局和厅局单位,是省级政策制定、技术支持和政策实施的关键力量。 • 关键领域:技术官僚群体不仅活跃在传统的金融和经济领域,还在宣传、教育等对国家意识形态具有深远影响的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这些领域包括: 金融系统:央行、证监会、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以及国有银行(如工行、中行、建行、农行)。 经济与规划: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掌控宏观调控与资源分配。 宣传系统:中宣部、网信办和教育部控制国家的宣传口径和教育体系。这些部门的技术官僚利用话语权塑造舆论场,通过政策解读、媒体控制和教材编撰,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进行再包装。但实际上,这些官僚通过暗中操作、模糊政策表述和延迟执行,在宣传和教育上制造混乱,使得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成效大打折扣。 政法系统:公安部、国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掌控司法与安全核心事务。 外交系统:外交部的专业官僚负责复杂的国际谈判与战略制定。 2. 技术官僚的隐形反抗 习近平尽管在形式上实现了权力高度集中,但体制中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通过隐形反抗,有效削弱了他的政策执行力: • 表面服从,实际拖延:技术官僚在面对中央政策指令时表面上服从,但在实际执行中以拖延、不作为或选择性落实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消解”。 • 用数据引导习近平妥协:技术官僚利用专业知识和复杂数据,通过“科学”分析引导习近平接受妥协方案。例如,在雄安新区规划中涉及搬迁大学和央企的政策,技术官僚通过可行性报告和复杂的统计模型证明“暂时无法实现”,让习近平不得不接受其“合理”提案。 • 通过细节设计削弱政策执行:例如,在宣传和教育领域,中宣部和网信办的官僚利用模糊的数据和偏向性的政策,虽然在表面上展现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成果,但实际的宣传和教育体系并未真正达成统一,甚至在许多层面上制造了社会舆论的割裂。 • 制造意识形态困境:宣传系统和教育体系中的技术官僚通过教科书编撰、媒体舆论操作,制造出对习近平政策的双面效果。表面上宣传他的政策成效,但实际上以隐性方式让体制内部对其政策的不满情绪在舆论场逐步发酵。 3. 技术官僚对习近平的不满技术官僚群体对习近平的治理风格和政策方向普遍抱有深刻的不满。这些不满不仅仅来自意识形态化的干预,也来自对其缺乏技术能力的轻视。他们认为,习近平的“习家王朝”计划注定与技术治理现代化格格不入。而这种不满,正在通过隐性反抗的形式不断积累。 更深层次的隐性博弈 逼迫习近平下台的默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官僚群体形成了一种深层次的共识——只有习近平下台,才能挽救体制。他们通过制造局面复杂化、削弱政策执行效果、强化矛盾等方式,意图将习近平推向内外交困的局面。 以下是他们采取的具体方式: • 制造难题,强化困局:通过隐性操作,技术官僚不断制造问题,让习近平的政策执行难上加难。例如,在地方债务化解中,通过“合法数据”制造表面稳定,实则让债务风险逐步积累,将问题推向更大危机。 • 以软性方式让局面失控:他们通过拖延、模糊政策执行等手段,让习近平的政策在效果上不断失败,同时又避免直接对抗。 • 朝着共同目标努力:这些技术官僚虽然没有明确结盟,但他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