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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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 总则在这一年11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得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从来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毛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1974年7月21日，当罗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70年代中期，　　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1959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1975年毛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政治整肃 #彭德怀 #罗瑞卿 #毛泽东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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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连潮
3个月前
中共党卫军建军98周年之际，军中政治整肃持续进行，欲全面肃清不听话、不收手的军头。整肃按延安整风模式推进，打击面广、手段残酷。习近平借反腐强化军队控制，却越反越贪。离百年目标仅2年，这支腐败军仍外强中干。 #中共军队 #政治整肃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666 条信息
从严治党：抓作风是关键，反腐斗争再升级· 29 条信息
#中共军队 #政治整肃 #习近平反腐 #军队腐败 #延安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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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cheng Wang
7个月前
中共军队再次搞起“五四运动”，这样的军队能武统台湾吗？ ［五个整顿，四个讲清］ 为肃清苗华及其宗派团体主要成员的流毒，全军开展五个整顿：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用人、整顿纪律、整顿作风。 尤其强调少将以上军官，逐个一一甄别，一个都不能少。 四个讲清：①讲清与被查处的人交往情况；②讲清个人成长进步有无搭天线搞小圈子；③讲清巡视，审计、约淡反馈、整改情况；④讲清个人重大问题。
#中共军队 #五四运动 #肃清流毒 #武统台湾 #整顿军队 #政治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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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一个实用主义第一的政党。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二野"请示中共中央：如何对待原地下党？中央回电：”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为中共夺取政权建立了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在中共建国后就不断被压制，很多人下场凄惨。由于明显过河拆桥，这个方针高度绝密，仅仅传达至大区负责人一级。这其实是被整肃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中共历史 #地下党 #政治整肃 #知识分子 #建国初期 #实用主义 #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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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9个月前
来自中办的信函：习近平注定失败！习近平在上台后，通过反腐和政治整肃，不仅清除了党内派系，还牢牢掌控了从正国级、副国级到政治局常委的所有关键权力。无论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还是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岗位，习近平都以绝对的个人意志完成了对高层权力的全面掌控。同时，他还彻底掌握了军队，将上将、中将的任免权牢牢抓在手中，通过不断换血清洗，形成了一个绝对忠于他的军队体系。在正副部级官员层面，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几乎所有重要岗位也都由他提拔的亲信填补。 然而，尽管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实现了对所有关键职位的集中控制，习近平却始终面临着体制中无法忽视的掣肘力量：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这一群体通过隐形反抗与系统内的复杂性，不断削弱习近平政策的实际执行力，成为他实现“习家王朝”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以下文章将从技术官僚群体的形成、分布及其隐形反抗展开分析，阐述为什么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体制中，习近平注定会失败。 技术官僚群体的力量与隐性反抗 1. 技术官僚的形成与分布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8年，这40年间，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这些官僚通过高等教育与专业化治理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中成长为体制的中坚力量。他们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到政法的各个关键岗位，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执行骨干。 • 中央部委办局、省厅级单位：以处级和厅级官员为主，成为国家政策制定和技术实施的核心层。 • 地方各级政府：县、市、省三级的技术官僚分布更加广泛，涵盖以下层级： • 县级：以科级和副处级干部为主，是政策落地执行的最基层力量。 • 市级：以处级和副厅级为主，承担协调地方资源和政策中转的重要功能。 • 省级：技术官僚的分布以正处级、正厅级和副厅级为主。他们多集中在省级部委办局和厅局单位，是省级政策制定、技术支持和政策实施的关键力量。 • 关键领域：技术官僚群体不仅活跃在传统的金融和经济领域，还在宣传、教育等对国家意识形态具有深远影响的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这些领域包括： 金融系统：央行、证监会、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以及国有银行（如工行、中行、建行、农行）。 经济与规划：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掌控宏观调控与资源分配。 宣传系统：中宣部、网信办和教育部控制国家的宣传口径和教育体系。这些部门的技术官僚利用话语权塑造舆论场，通过政策解读、媒体控制和教材编撰，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进行再包装。但实际上，这些官僚通过暗中操作、模糊政策表述和延迟执行，在宣传和教育上制造混乱，使得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成效大打折扣。 政法系统：公安部、国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掌控司法与安全核心事务。 外交系统：外交部的专业官僚负责复杂的国际谈判与战略制定。 2. 技术官僚的隐形反抗 习近平尽管在形式上实现了权力高度集中，但体制中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通过隐形反抗，有效削弱了他的政策执行力： • 表面服从，实际拖延：技术官僚在面对中央政策指令时表面上服从，但在实际执行中以拖延、不作为或选择性落实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消解”。 • 用数据引导习近平妥协：技术官僚利用专业知识和复杂数据，通过“科学”分析引导习近平接受妥协方案。例如，在雄安新区规划中涉及搬迁大学和央企的政策，技术官僚通过可行性报告和复杂的统计模型证明“暂时无法实现”，让习近平不得不接受其“合理”提案。 • 通过细节设计削弱政策执行：例如，在宣传和教育领域，中宣部和网信办的官僚利用模糊的数据和偏向性的政策，虽然在表面上展现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成果，但实际的宣传和教育体系并未真正达成统一，甚至在许多层面上制造了社会舆论的割裂。 • 制造意识形态困境：宣传系统和教育体系中的技术官僚通过教科书编撰、媒体舆论操作，制造出对习近平政策的双面效果。表面上宣传他的政策成效，但实际上以隐性方式让体制内部对其政策的不满情绪在舆论场逐步发酵。 3. 技术官僚对习近平的不满技术官僚群体对习近平的治理风格和政策方向普遍抱有深刻的不满。这些不满不仅仅来自意识形态化的干预，也来自对其缺乏技术能力的轻视。他们认为，习近平的“习家王朝”计划注定与技术治理现代化格格不入。而这种不满，正在通过隐性反抗的形式不断积累。 更深层次的隐性博弈 逼迫习近平下台的默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官僚群体形成了一种深层次的共识——只有习近平下台，才能挽救体制。他们通过制造局面复杂化、削弱政策执行效果、强化矛盾等方式，意图将习近平推向内外交困的局面。 以下是他们采取的具体方式： • 制造难题，强化困局：通过隐性操作，技术官僚不断制造问题，让习近平的政策执行难上加难。例如，在地方债务化解中，通过“合法数据”制造表面稳定，实则让债务风险逐步积累，将问题推向更大危机。 • 以软性方式让局面失控：他们通过拖延、模糊政策执行等手段，让习近平的政策在效果上不断失败，同时又避免直接对抗。 • 朝着共同目标努力：这些技术官僚虽然没有明确结盟，但他们的行动
#习近平 #失败 #反腐 #政治整肃 #权力掌控 #军队清洗 #忠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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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注定失败的真相：这篇文章会被蔡奇李书磊拦住，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对体制分析最透彻的文章，作者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习近平在上台后，通过反腐和政治整肃，不仅清除了党内派系，还牢牢掌控了从正国级、副国级到政治局常委的所有关键权力。无论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还是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岗位，习近平都以绝对的个人意志完成了对高层权力的全面掌控。同时，他还彻底掌握了军队，将上将、中将的任免权牢牢抓在手中，通过不断换血清洗，形成了一个绝对忠于他的军队体系。在正副部级官员层面，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几乎所有重要岗位也都由他提拔的亲信填补。然而，尽管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实现了对所有关键职位的集中控制，习近平却始终面临着体制中无法忽视的掣肘力量：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这一群体通过隐形反抗与系统内的复杂性，不断削弱习近平政策的实际执行力，成为他实现“习家王朝”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以下文章将从技术官僚群体的形成、分布及其隐形反抗展开分析，阐述为什么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体制中，习近平注定会失败。 技术官僚群体的力量与隐性反抗 1. 技术官僚的形成与分布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8年，这40年间，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这些官僚通过高等教育与专业化治理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中成长为体制的中坚力量。他们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到政法的各个关键岗位，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执行骨干。 • 中央部委办局、省厅级单位：以处级和厅级官员为主，成为国家政策制定和技术实施的核心层。 • 地方各级政府：县、市、省三级的技术官僚分布更加广泛，涵盖以下层级： • 县级：以科级和副处级干部为主，是政策落地执行的最基层力量。 • 市级：以处级和副厅级为主，承担协调地方资源和政策中转的重要功能。 • 省级：技术官僚的分布以正处级、正厅级和副厅级为主。他们多集中在省级部委办局和厅局单位，是省级政策制定、技术支持和政策实施的关键力量。 • 关键领域：技术官僚群体不仅活跃在传统的金融和经济领域，还在宣传、教育等对国家意识形态具有深远影响的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这些领域包括： • 金融系统：央行、证监会、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以及国有银行（如工行、中行、建行、农行）。 • 经济与规划：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掌控宏观调控与资源分配。 • 宣传系统：中宣部、网信办和教育部控制国家的宣传口径和教育体系。这些部门的技术官僚利用话语权塑造舆论场，通过政策解读、媒体控制和教材编撰，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进行再包装。但实际上，这些官僚通过暗中操作、模糊政策表述和延迟执行，在宣传和教育上制造混乱，使得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成效大打折扣。 • 政法系统：公安部、国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掌控司法与安全核心事务。 • 外交系统：外交部的专业官僚负责复杂的国际谈判与战略制定。 2. 技术官僚的隐形反抗 习近平尽管在形式上实现了权力高度集中，但体制中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通过隐形反抗，有效削弱了他的政策执行力： • 表面服从，实际拖延：技术官僚在面对中央政策指令时表面上服从，但在实际执行中以拖延、不作为或选择性落实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消解”。 • 用数据引导习近平妥协：技术官僚利用专业知识和复杂数据，通过“科学”分析引导习近平接受妥协方案。例如，在雄安新区规划中涉及搬迁大学和央企的政策，技术官僚通过可行性报告和复杂的统计模型证明“暂时无法实现”，让习近平不得不接受其“合理”提案。 • 通过细节设计削弱政策执行：例如，在宣传和教育领域，中宣部和网信办的官僚利用模糊的数据和偏向性的政策，虽然在表面上展现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成果，但实际的宣传和教育体系并未真正达成统一，甚至在许多层面上制造了社会舆论的割裂。 • 制造意识形态困境：宣传系统和教育体系中的技术官僚通过教科书编撰、媒体舆论操作，制造出对习近平政策的双面效果。表面上宣传他的政策成效，但实际上以隐性方式让体制内部对其政策的不满情绪在舆论场逐步发酵。 3. 技术官僚对习近平的不满 技术官僚群体对习近平的治理风格和政策方向普遍抱有深刻的不满。这些不满不仅仅来自意识形态化的干预，也来自对其缺乏技术能力的轻视。他们认为，习近平的“习家王朝”计划注定与技术治理现代化格格不入。而这种不满，正在通过隐性反抗的形式不断积累。 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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