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宋永毅：文革“解放军”屠杀罪行远甚六四有关中共建国以来公开动用军队对平民的镇压（屠杀），举世震惊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实，就受害者人数、镇压（屠杀）者的手段而论，文革要大大超过“六四”。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绝大多数的广西大屠杀的案例都是由军人领导、指挥、纵容甚至直接动手的。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参与这些暴力和杀戮的军人、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无恶不作的军人在文革后的复查中不仅大多数逃脱了惩罚，不少还得到提升。如在整个广西指挥杀人最多的原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原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新的宾阳县委多次打报告要将他逮捕乃至处以极刑，但是王在军队里巍然不动，还官升为少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原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挥，竟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对广西文革后的“处遗”调查完全采抵制态度，如一手伪造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的原南宁支左干部王生江，在文革后复查追究他责任时，竟无法在军队里找到此人。图：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广州照相馆”门前人员被枪杀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