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运动

民众(首先是大学生) 和平抗议,要求当局按照其宪政承诺推进民主化变革,这是 4 月中 旬起始的 1989 年天安门运动的内涵;国家政权最终动用国防军出动坦克和机关枪对民众进行暴力镇压,这是这场运动在 6 月 4 日的结局。这场镇压维持了特定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但同时也宣布了那个政权的合法性的破产和道义上的覆灭。正是为了系挽这种破产和覆灭,这个政权自那之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掩盖和抹杀那段历史的努力。也就是这种努力,把中华民族拖入不知道本民族最切 近、最重要的历史经历的罕见愚昧和巨大耻辱之中。 民众当初能够在首都的城市中心举行持续长达五十天的和平抗议,成因之一是当时的执政党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坚持了“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这样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这就是说,那时的国家政权内部就主流而言是容许、同情乃至支持天安门抗议运动的。事实上, 运动最初源于大学生们自发悼念 4 月 15 日去世的执政党前最高领导 人胡耀邦。进一步说,在整个天安门运动过程中,在北京这样一个聚集了庞大的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及其数量巨大的工作人员的城 市,在当时那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刚刚从极权主义体制下渐次开始,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社会细胞仍然隶属于党国体系的情况 下,众多的示威抗议者,在大学生之外,其实在身份上都是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人员。 粗浅地说,这意味着不能单纯从语义学上来 理解 1989 年天安门运动中的“民众”,不能将之看作西方语境中的那种完全与“国家”相区别的“社会”成员。深一步说,这意味着: 从起源到过程,从抗议的参加者到执政党的领导人,都显示出天安门运动是汇集了包括中共及其政权的主流意愿在内的对全民意愿的表 达。这种意愿要求变革中共在毛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套政治制度。而与天安门运动密切相关的前后两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即胡耀邦和赵 紫阳,正是这种要求在政权内部的代表者。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赵紫阳与六四 》序言)(2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