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oguang Wu / 吴国光
1个月前
在本书访谈中,陈希同指出,“我作为北京市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关于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查《李鹏六四日记》 与《北京平暴纪事》等书,可以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确实从头至尾在这场巨大政治风波中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根据我们对于中共党政关系的了解,陈希同所说也言之成理。不过,从前面所引用的材料中,特别是张万舒 4 月 25 日的记载,我们看到,陈希同曾经“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学潮情况作了“主体汇报”,而根据张的记载,汇报的调子与代表了邓小平看法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调子是一致的。反过来,陈希同在本书访谈中却说:“北京市领导参加中央会议,我是市长,一般不会由我先讲。关于学生运动情况,一般由市委书记李锡铭或者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汪家璆汇报,而不是由我汇报。《六四真相》讲的我汇报情况,不真实。” 对比前引张万舒,陈希同的说明比较无力。总的来说,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同意陈希同所说的李锡铭在所谓“谎报军情”问题上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这并不能排除陈希同的责任;迄今,除了陈本人的访谈,其他相关记载都指向一个结论,即:陈希同在当时向中央汇报情况的过程中扮演了活跃而重要的角色。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陈希同亲述》导言)(2012/05)
Guoguang Wu / 吴国光
2个月前
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 5 月 16 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而 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5 月 19 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的回忆中,赵紫阳说:“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更何况,当时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当中,苏方也提出了相关问题。 近年来,有一些对于“六四”的反思,也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此事,认为赵的这一谈话坏了大事,否则可能不会出现流血镇 压。 根据李鹏此书的记述,我们看到,学生刚刚开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经被认定是矛头对准邓小平,这离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还有足足 一个月的时间。至于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我们也在此书中读到,也早在 4 月 21 日就开始了,当时“紧急”从驻扎保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调 1500 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5 月 17 日邓小平提议戒严,那已经是再一轮调动野战军对付天安门群众运动了。如果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是邓小平决定调兵的原因,那 5 月 17 日之前邓小平、杨尚昆 4 月 21 日开始即紧急调 兵进京,又是因为什么呢?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 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不说反而不是阴谋,而 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真是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布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他当初要赵紫阳在中央全会上那么讲,要中央委员 会有一个并未作成决定的决定,是因为他邓小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必须获得这样一层合法授权;但他从心底里蔑视这种授权,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中央委员会赋予的——真相也确实如此,并非中央委员会给予了邓小平最终决策权力,而是邓小平通过胁迫中央委员会而不正当地获取了这种权力。因此,不管是什么场合,邓 小平不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就像小偷不愿意别人提及他偷到了东 西一样,哪怕你是敬佩他的偷技、赞美他的赃物,也不管你是否提及偷盗。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政治权利、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导言)(2010/05)
Guoguang Wu / 吴国光
2个月前
有人会说:对邓小平、李鹏和中共高层来说,党的章程和合法决 策程序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在乎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发现这一被尘封或空白了的真相,对于研究 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军事镇压有什么 重要的意义呢? 应该感谢李鹏的是,他的这本书,对于回答这些问题,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根据本书,1989 年 5 月 19 日上午,邓小平宣布, 江泽民当总书记。从这到 6 月 24 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选举” 江泽民为总书记,其间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从 6 月 1 日邓小平当面告诉江泽民要他担任总书记算起,这之后也还隔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正式”就任。李鹏记叙说(本书“5 月 31 日”一节),这是因为江泽民提出,“要合乎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 记。”本书第五章开头(“6 月 15 日”一节),李鹏更明确强调:“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 1987 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 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 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有意思的是,包括邓小平和李鹏在内,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没有人反驳或者批评江泽民这个说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才宣布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经挑破,他们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 1987 年 1 月下台是违反党章的。根据赵紫阳回忆,1989 年 6 月 2 日,王任重、丁关根作为赵紫阳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第一次与赵谈话,就透露说,邓小平对这两位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 邓这个话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是对一贯举重若轻的邓来说,仅仅有这个话,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问题,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块心病。党的章程是党内的宪法,不合党章就是最大的不合法。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 事实上一下捅破了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是不合法的这样一个真相。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 4 月 23 日晚上的秘密和官方极力掩盖这一秘密的作为,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在学潮一开始就对学潮高度反感、极度惊恐:他们认为,悼念胡 耀邦,就是抗议他们的不合法作为;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挑战他 们的不合法权力。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政治权利、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导言)(2010/05)
Guoguang Wu / 吴国光
3个月前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确定赵紫阳位置的两项政治行动都未有得到足够研究。一项是 他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甚至在二十年之后仍然还是有关中国政治转型的官方政策的顶峰。另一项是他在 1989 年的政治决定,主张用民主与法治来平息社会震荡,拒绝用军事镇压来对付学生。这一决定使他付出了近十六年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第三波以来全球民主转 型的经历表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对于这样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像赵紫阳那样的体制内领袖们与社会力量之间形成合作,则他们所选择的温和路线能够极大地推动威权主义制度的和平变革。因此,赵紫阳改革经验的政治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对其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下列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领导层会有动因 推行政治改革?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可能在中国兴起并跟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相适应?包括赵紫阳在内的此前的改革家们给当今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意味着什么?中国真的有一条与当今压制性的“市场列宁主义”和腐败的 “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治道路可走吗?赵紫阳的遗产是不是为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指明了这样一条政治道路呢?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赵紫阳与中国政治的未来)(2007/03)
Guoguang Wu / 吴国光
3个月前
中国历史上的三个轮回: 首先,清末面临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面危机,这才有了清政府寻求自强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说明洋务运动失败了,又推进到戊戌变法要搞政治革新。这导致政治矛盾激化,保守的当局反手要把政治革新打下去。慈禧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继续推行自强的经济政策。因此,清末中国有相当一段的经济繁荣,同时也带来严重腐败等社会问题。经济自强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最终走向辛 亥革命。这是第一个轮回。 第二个轮回是民国建立以后,仍然面临内忧外患等各种危机。当时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深刻变革的声音以“五四”为代表,各政治派别要求政治变革的声音都很大。这也引起了各种政治冲突,后面的北伐、国共第一次内战等也是这些政治冲突的表现。到 1930 年代前期, 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黄金时代。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当好,那时也是融入了那一轮的全球化。但腐败和贫富分化非常严重,还有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等矛盾,最后共产主义革命借着抗日战争的机会取得了成功。 第三个轮回是,到毛的晚期,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的各种危 机,经济十分落后,社会上普遍不满。所以,在 1980 年代出现了上下呼应的毛后改革,当时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思想变革等多层次的改革要求。但是这就引发了政治冲突,结果就是 1989 年的天安门抗议与镇压。在那之后,中共当局完全拒绝政治改革,强力压制思想变革,只是单轨推进经济的现代化,这就出现了后来所谓的“中国 模式”。 因此,从历史轮回的角度来看,中国自晚清以来已经三次出现过这种模式了。这里强调的是,你的发展道路既然和台湾的、南韩的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你有什么资格叫“中国模式”?既然 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繁荣,在内在机制上和 1930 年代、1900 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没有很大的区别,现在这个东西有什么理由可以称之为 “模式”?从历史上的三个轮回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并没有找到 一条道路,在经济单轨推进、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克服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不敢预言说接下来就是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这样的前景,但是,很明显,中国没有走出 20 世纪以来在历史上出现 过的轮回现象。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中国模式的历史比较与跨国比较)(2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