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确定赵紫阳位置的两项政治行动都未有得到足够研究。一项是 他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甚至在二十年之后仍然还是有关中国政治转型的官方政策的顶峰。另一项是他在 1989 年的政治决定,主张用民主与法治来平息社会震荡,拒绝用军事镇压来对付学生。这一决定使他付出了近十六年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第三波以来全球民主转 型的经历表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对于这样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像赵紫阳那样的体制内领袖们与社会力量之间形成合作,则他们所选择的温和路线能够极大地推动威权主义制度的和平变革。因此,赵紫阳改革经验的政治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对其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下列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领导层会有动因 推行政治改革?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可能在中国兴起并跟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相适应?包括赵紫阳在内的此前的改革家们给当今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意味着什么?中国真的有一条与当今压制性的“市场列宁主义”和腐败的 “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治道路可走吗?赵紫阳的遗产是不是为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指明了这样一条政治道路呢?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赵紫阳与中国政治的未来)(2007/03)
中国历史上的三个轮回: 首先,清末面临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面危机,这才有了清政府寻求自强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说明洋务运动失败了,又推进到戊戌变法要搞政治革新。这导致政治矛盾激化,保守的当局反手要把政治革新打下去。慈禧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继续推行自强的经济政策。因此,清末中国有相当一段的经济繁荣,同时也带来严重腐败等社会问题。经济自强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最终走向辛 亥革命。这是第一个轮回。 第二个轮回是民国建立以后,仍然面临内忧外患等各种危机。当时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深刻变革的声音以“五四”为代表,各政治派别要求政治变革的声音都很大。这也引起了各种政治冲突,后面的北伐、国共第一次内战等也是这些政治冲突的表现。到 1930 年代前期, 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黄金时代。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当好,那时也是融入了那一轮的全球化。但腐败和贫富分化非常严重,还有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等矛盾,最后共产主义革命借着抗日战争的机会取得了成功。 第三个轮回是,到毛的晚期,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的各种危 机,经济十分落后,社会上普遍不满。所以,在 1980 年代出现了上下呼应的毛后改革,当时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思想变革等多层次的改革要求。但是这就引发了政治冲突,结果就是 1989 年的天安门抗议与镇压。在那之后,中共当局完全拒绝政治改革,强力压制思想变革,只是单轨推进经济的现代化,这就出现了后来所谓的“中国 模式”。 因此,从历史轮回的角度来看,中国自晚清以来已经三次出现过这种模式了。这里强调的是,你的发展道路既然和台湾的、南韩的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你有什么资格叫“中国模式”?既然 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繁荣,在内在机制上和 1930 年代、1900 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没有很大的区别,现在这个东西有什么理由可以称之为 “模式”?从历史上的三个轮回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并没有找到 一条道路,在经济单轨推进、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克服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不敢预言说接下来就是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这样的前景,但是,很明显,中国没有走出 20 世纪以来在历史上出现 过的轮回现象。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中国模式的历史比较与跨国比较)(2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