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

1个月前
陈树祥:我因“污蔑苏联红军”被划为“极右” 1957年共产党整风,还邀请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我一直也没提出什么。后来整风转变为“反右”,批判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说他是“反对苏联,破坏国际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原因是这位同事说过1945年8月苏联红军攻打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时,曾大肆抢劫掠夺 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设备和物资,还强奸妇女,抢劫老百姓的财物,等等。主持批判会的人替苏联红军的暴行辩护说:那些做坏事的士兵不是苏联红军,而是被俘虏的俄国白匪军,因为战事需要,就吸收他们参战,这些人恶性不改,才做了坏事。 那年我虚岁23,本来不想发言,但听了主持人的辩解,觉得他说的不合逻辑,就反驳他。我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是1917年,到1945年已经过去28年;假如十月革命时俘虏的白匪军当年20岁,到1945年已经48岁了,他还能参军打仗吗? 我这一问,登时把主持人噎哑巴了。此人恼羞成怒,转而对我来了。他们反右班子就说“得研究研究陈树祥”,于是他们批判我,说我“替右派份子辩护,污蔑苏联红军”。 他们给我扣帽子,反倒激发了我要较真。我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作的恶,我亲眼看见过。东北的老百姓谁不知道? 记得是1945年10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我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可是,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所谓的“自己的政府”处死,这是什么法?什么政府?这是爱国,还是卖国? 我的发言正气凛然,大家听了都暗暗赞同,可是迫于主持人(也就是共产党)的压力,谁也不敢公开支持我。主持人讲不出理,就领着大家喊口号,用虚假的声势压我。可是我一直不服。 他们自知理亏,可又不肯放过我,最后给我戴上了“极右份子”帽子,但因为我技术过硬,在技术上他们离不开我,因此决定把我“留厂监督劳动”。这一监督,就折磨消耗掉我22年的青春年华,并且老婆儿女和亲属都受株连,受欺压,那些苦楚一言难尽。 现在,他们天天讲爱国主义,又是出红书,又是唱红歌,自诩为爱国主义的英雄,号召人们要爱国。可是,对于1957年替强奸自己的姊妹母亲、残杀自己同胞的俄国鬼子狡辩、做伥鬼帮凶的丑行,却至今不肯公开道歉!人民心里能佩服他们吗? ---沈阳陈树祥口述 姜万里记录发表 图: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心理战宣传传单,传单题为 “满洲的强奸”。
2个月前
吉拉斯另一著作《同斯大林的谈话》 在该书中,吉拉斯披露了一桩不为外人所道的事件,这大概是他以“泄露机密”罪而被判刑的原因之一。 1941年4月,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1943年12月,铁托宣布在开罗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已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国王不得归国。1944年秋,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10月,贝 尔格莱德“解放”。1945年11月,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军在南斯拉夫期间,“个别地或成批地对南斯拉夫人民和军队犯了很多严重的暴行”。据南共当局统计,“有一百二十多宗强奸案,其中一百一十宗属奸杀案,另有一千二百多宗行凶抢劫案。如果考虑到红军只是在南斯拉夫的东北角经过,那末这些数字就不能说微不足道了”。而苏军司令部竟对各种控诉充耳不闻,给人以纵容这些罪行的印象。当时也有英军在南斯拉夫,但“他们倒没有这样违法乱纪”。“那个理想的、我们老早就在期待着的红军难道能是这样的吗?”南斯拉夫新政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铁托和吉拉斯等南共最高领导人与苏军高层开会交涉。 会上,铁托“用极其温和、客气的方式”提出问题,却遭到斯大林粗暴无理的对待,吉拉斯则情绪激动地质问苏军将领,会谈无结果而散,会后吉拉斯受到他的同志的责备。吉拉斯愤怒地说:“当妇女被蹂躏(我认为这是一种滔天罪行),我们的士兵被凌辱,我们的财产被劫掠的时候,我无法保持缄默。” 1945年4月,铁托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吉拉斯随同出访。在抵达莫斯科后,苏方将铁托接到专用的别墅里去,而让代表团其余的人住进酒店。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吉拉斯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女人的声音,她纠缠着要求与吉拉斯见面。吉拉斯警惕起来,他知道苏联特务机关经常设美人计陷阱以套取情报。吉拉斯去问代表团的其他高级成员,他们同样接到各种性感女人的约会电话。吉拉斯不寒而栗,对苏方的卑鄙做法感到愤怒。 “斯大林还是在他的别墅里以“马拉松宴会”欢迎南斯拉夫“战友”。苏联方面出席的都是斯大林的心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特务头子贝利亚和安东诺夫将军等。置身于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吉拉斯感慨万端:斯大林君临天下,目空一切,他的朝臣们则将他奉若神明,极尽阿谀之态。这样的晚宴是斯大林的“常备节目”,而“他的国家疮痍满目,饥饿,筋疲力尽。但是他和元帅们却穷奢极欲,满身勋章,沉醉在伏特加之中。 “尽管有成百万人已为了他和根据他的命令而遭到毁灭。尽管有成千名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被他当作叛徒加以谋害,因为这些人怀疑他是否在领导国家和人民走向幸福、平等和自由。他的良心毫无不安,在他的哲学中,良心是没有地位的。诗人们从他那里得到灵感,管弦乐队演奏向他致敬的圣歌,哲学家们写出成卷关于他的语录的书,烈士们在断头台上高呼他的名字而死”。 “宴会中双方又谈到苏联红军违法乱纪的事,斯大林不屑地说:“当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跨过他们的战友的尸体,这样的人的反应怎么能正常呢?在经历了这种惨事以后,玩玩女人,有什么了不得呢?我们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把所有的罪犯都安置到军队里去了。红军并不理想,重要的是它同德国人打仗——而且打得很好,其他的一切就无所谓了。”斯大林对红军中的罪行的“谅解”态度,吉拉斯知道有同样的例子:当苏军坦克经过东普鲁士的时候,接连不断地向德国难民——妇女和儿童开炮,把他们全部打死了。有人将此事报告斯大林,并请示如何处理,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对士兵训诫得太多了,让他们有点主动性吧!” 有趣的是,斯大林把监狱里的犯人(肯定不是政治犯,而都是小偷、强盗、强奸犯之类的人渣)送上战场,并夸奖他们仗打的好。这与红太阳将那些农村地痞、无赖、二流子一类的人渣发动起来,称他们是“最革命”的力量……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那次晚宴的气氛对于吉拉斯来说是压抑的,空虚的,也是狂迷的。“大家吃得很多,喝得更多,还有数不清的无聊的祝酒。”吉拉斯感到,“这些聚集在斯大林身边的苏联领导人,正当他们对人类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时,却过着与世隔绝、空虚和无聊的生活。我回想起当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当他操纵着俄国和俄国人民命运的时候,也曾同他的大臣们举行这样的晚宴,他们在宴席上拼命大吃大喝,直到不醒人事”。 ---耶子:遭禁50年的奇书《新阶级》
5个月前
蔡家兄弟 记得是1945年10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 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我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可是,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所谓的“自己的政府”处死,这是什么法?什么政府?这是爱国,还是卖国? ---沈阳陈树祥口述 姜万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