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谢泳:国涌二三事 一九九六年,国涌在并“入就南冠之囚”,其时我常居太原,同案的陈平兄也是熟人,但平时来往不多,当时丁东兄因母亲腿疾,基本常住北京了。第一次知道国涌的名字,感觉这是一位勇士,在那样的环境下,以个人之力对抗,如无绝大信念和热血,断不会做这样选择。以后见之明推断国涌的选择,或许会说,青春和热血难免鲁莽,但我始终以为这是国涌的荣光,人生难得有这样的义举,多年后回想,吾虽不能,但面对敢为之人,我除了惭愧还是惭愧,国涌的名字,就这样深深印在我心中。 过了几年,记不得是什么情景下,知道国涌开始写作,开始研究历史。前几年和陈平兄偶然谈及国涌,他还说,当时我给过你他的文章,你没有重视。我赶紧回答,失误失误。再见国涌,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了。他如来太原,只要我没外出,一定是提前沟通,当面交流。国涌待我极厚,虽过从不密,但他始终将我视为知心朋友,而我给他的具体帮助,实在太少太少。国涌早年出书,偶然会想到要我来写一篇短序,我虽能按时完成,但实在想不起在具体事务上对他有多少帮助。一般人印象,国涌是个文弱书生,不抽烟,不喝酒,不开玩笑,不好热闹,但他实际办事的能力极强,常常心细如发,令人感动。有一年,他和朋友联合投资编辑《中学人文读本》,约我和丁东参预,同时约了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山西大学王新龙,用意不言而喻。他约我们在杭州工作,事事周到,尤其报酬方面,即大方又让人感觉舒服,他的细心常在无言之中。还有一年,也是杭州,他负责开一个纪念胡适的小会,来的都是他的朋友,有丁东、智效民、李新宇、邵建等,往来一切费用也都是国涌包揽,但他从不多讲,一切云淡风轻。我有时候想,国涌算是一个错生了时代的人,如在合适时代,以他的情商和判断力,准是能做大事的人,可惜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似乎天生懂得怎么关照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助人,顾及朋友的面子和尊严,但又让朋友易于接受,润物细无声,这些品质或许与他早年坎坷的经历相关。二零一七年冬天,他组织英国游学,专门约我前往,我当时已被学校停课,他说要我讲讲储安平和拉斯基的关系,但实为安慰我。从英国回来,他还送了我一笔丰厚的讲课费。二零二三年,疫情刚结束,国涌就给我安排了一次到苍南中学讲课的机会,课酬优渥,但国涌却毫不刻意,只说老兄来帮我个小忙。 国涌近年有时客居东京一段时间,他也多次约我前去小住,可惜我一直未能前往。他在东京期间,先完成了《一报一馆一大学》,约我写序,我及时写就,但因发到电脑邮箱里,而他那时已较少看电子邮件了,后来印出的书上无此短序,国涌除了表示歉意外,还说再印时一定补上。这本著作出版后,哈佛大学有个常规的学术沙龙,专门约国涌讲了一次,由《读库》主编老六主持,我以对谈方式参预。国涌还是一向的激情饱满,只是在视频上感觉他比以往消瘦了。今年五月间,国涌在太原出了一册《与世界对话——寻找母语教育的另一种可能》,责编孙茜女士,也是老朋友,当时我恰在太原,约他来小住几日,本来他都答应了,后来临时变动,殊料此一变故,竟成永诀。国涌在东京还完成了一部关于林昭的著作,他曾征求我对书名的意见,我建议还是以传记名之,他回答可以考虑。国涌写这本书时,曾向我借过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红楼》,还有反右时北大办的临时刊物《浪淘沙》《论坛》等资料,他为这个研究费心二十余年,谁知书稿已成,国涌竟为故人,痛哉痛哉!我与国涌相交近三十年,深知他的理想和心愿,他后来从事国语教育,虽是早年心事,实在也是无奈选择,他的理想远比这项事业高远。国涌是个有精神感召力的人,他有理想,有信念,凡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的真诚和激情所感染,我们这一辈里的人,能著述能演说还有做事能力的,虽也见过几位,但我最佩服国涌的人格和精神境界,他是那种有精神力量并能用这种力量影响人的学者。近二十年前,一度时期,国内高校略显开明,朋友们知道国涌口才绝佳,出口成章,脱稿演说,滔滔不绝,极富感染力,最适合当教员。东成兄在怀念国涌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们当年欲引国涌去教书,遗憾最后没有成功。此事我曾亲历,似亦可再多说两句。当时负责教务的是北大毕业的一位王女士,国涌先在学校演讲一场,反映极好。那时我恰也在北京,东成、丁东、小群、玉圣、中义、范泓、恒文等朋友,那几年可谓逢人说项,一直想让国涌和我能有机会到学校里去,可惜我们俩均无学历,不可强求,只能顺其自然。记得东成兄也为我安排了一场演讲,学校确有诚意,当时都要我体检了,但后来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此事过后,国涌兄或许就打消了再到学校的念头,而埋头著述。国涌以一无学历之人,凭才华和努力而成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数十部著作并且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他可以心安,亦可告慰家人和友朋了。他的著作不断被人阅读,慢慢影响着一代一代有理想的青年,就是在今日学院体制中,据我所知,国涌的影响也是一个巨大存在,他关于中国现代企业家、现代律师以及现代言论史的研究,多有首创之功,广为学者引用,只是碍于体制,没有彰显出来,今天在大学念新闻专业的人,很少有不曾读过他书的,他对民国新闻、出版和大学的研究广为人知。形骸终将消逝,而国涌的精神和著作可永存。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于厦門
蔡慎坤
4个月前
陶斯亮: 笔祭德华   好像与胡德华自然而然就相识了,算起来也有四十年了。 德平和我同在延安出生,父母又相邻而居,似乎天生就是朋友,所以总认为德华是小弟辈,难免拿捏出一种大姐的劲儿来。德华却也从没介意,真是把我当大姐看待,至今他叫“亮亮姐姐”时的音容笑貌犹在耳边。对德华离去这一事实,我两天都没缓过神儿来。 今天,终于可以收拾起心情,缅怀德华老弟了! 虽然与德平年龄和经历更相似,实际跟德华的接触却更多。早时见德华多半是当双方老人的陪护。母亲在世的时候,每次李昭阿姨来看望母亲,总是德华和洪小平陪伴。德华看上去朴素、谦和、热情,很符合耀邦儿子这一身份。而漂亮的小平,那两条乌黑的大长辫子特别扎眼。 后来我们自然而然就相熟了。为了他的环保技术他找过我,但我找他的次数更多,多半是为了请他参加我的公益活动。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不论是在北京市内还是到贫困地区,他和小平都积极参与,对我这个大姐真是给足了面子,对我们的公益事业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有些地方上的同志得知他是耀邦的儿子后都很激动,把对耀邦的感恩之情都投放到了他的身上。为了他对公益事业这份热心,爱尔基金会授予他“功勋志愿者”的称号。  我是非常喜欢德华的,跟他和小平在一起无拘无束,有种邻家小弟之感。起先只感到他的质朴和热情,慢慢地却觉察到德华绝不普通。他是真性情,直肠子,继承了父亲的率真激情。这是在我俩成为微信好友后发现的。他的微信名叫“老胡”。近些年来,在微信上听了他一些视频讲话,看了他的一些言论,以及他写的文章,特别是写父亲的那篇文章《呅嗝(“文革”)岁月》,让我特别感动,曾致信他谈我对这篇文章的赞赏。 德华用毫无修饰的语言勾勒出一幅父与子的生动画面:“文革”中一个散裂家庭仅剩的老三,天真的、人云亦云、傻傻愣愣的18岁青年,和他的一身正气、悲愤交集的革命家父亲。儿子用三轮车将父亲从关押地接回家,从没有做过饭的他笨拙地用冷水下面,给父亲煮一大锅加了鸡蛋波莱的糊涂面,父亲居然称赞“不错”。文中这种静水深流地表达父子之情的小细节让人动容。而更让人震撼的是父子间的三段对话。儿子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文革暴力辩护,父亲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主席制定的”,共产党不虐待俘虏,因为“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这番话在1966年,发聋振聩);儿子说博古是党内的坏人,父亲说博古是我党最早的领导人;造反派拍着桌子说贺龙是土匪,矮小的父亲也拍着桌子吼道“贺龙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的元帅!”。事后儿子说“爸,你别跟这些造反派硬顶,现在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是打倒贺龙的,都说贺龙是土匪,你就说他一句是土匪也没关系,那样你会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 父亲腾的一下就站起来,怒目斥道:“你这么没有出息呀!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面对如此铁骨铮铮父亲,幼稚的少年慢慢补上钙,也变成了一个硬骨头。 这点在德华进入老年后变得特别突出。为了系统地研究父亲的人格思想和丰功伟业,德华读了很多书,研究了很多理论,思考了很多问题。尤其他那万字随笔《分手》,洋洋洒洒,从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再到中国的革命。从苏联的雄起到解体,联想到中国革命的磨难,十年“文革”浩劫……从头到尾贯穿着反暴力革命的人性光芒。我惊叹,德华不仅仅是从相貌上遗传了父亲,而且从里到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胡”。 德华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耀邦的研究者。有次我问德华“你爸是红小鬼,从来没有离开过军队和组织,与我父母一样,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什么你爸仍能保持那分纯真呢?”德华想了片刻,然后说“他大部分时间做共青团工作,共青团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剧烈的党内斗争。另外,他书读得多,一直热衷于追求知识,不喜欢搞整人的那些事儿。” 最令我吃惊的是去年深秋,德华病未痊愈,显得苍白虚弱,对着满屋子来看他的人,坐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讲了5个小时,连活动组织者,“话王”四龙(王任重四子王涌晖)几次想插话,都被德华制止“你别说,你听我说”,急得四龙屋里屋外得团团转。 德华讲了很多耀邦叔叔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还讲了我们党内很多的秘密,他尤其坦坦荡荡地倾诉了自己对百年老党的看法和观念。我才发现,同样变老了的我们,认知水平竟然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他摒弃了红二代思维,从人文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他的父亲、他的党、他的国。我也主张审视,但肯定没有他那么犀利、直言不讳和有冲击力。                               陶斯亮                              202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