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2个月前
1959年,我参加了海军战士业余文艺汇演之后,就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那时候海政、全总、空政、总政、北京军区的女孩子,都经过严格挑选,去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出身是非常重要的标准。被挑选上的人作息时间也都重新调整--上午休息,下午练功,晚上跳舞。去的时候,我们海政的女孩子 ,是由海政保卫处的处长带领,坐着专车,有专门的车证,才能进入各个舞厅 的。那些年如果我们不下部队演出,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舞会--中南海、国务院紫光阁、三座门中央军委,都是一周两次。而去中南海,跟毛主席跳舞之前,还有一道特别的手续:门前有个盛消毒液的盆,每个人都要在里面洗了手才能进去。 那时候我们这些女孩子工资都不高,像我吧,每个月发了工资都要寄钱给父母,剩下的钱除了吃饭,很少有富余,就是吃饭,也只能每顿买半个菜。 要说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我们也没觉得腻烦,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舞会下来,精神和物质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就留下来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都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 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我们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左翼电影,夏梦主演的最多。 这样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停了有一年多。 ---和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 口述/徐宝风 文/韩晓征
朱韵和
2个月前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 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朱韵和
2个月前
李劫夫是中国近现代作曲家,曾为组织创作了几千首用于洗脑的政治歌曲,包括大量的毛诗词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革期间,他与妻子被关入“学习班”审查了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 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署名陈益南的文章《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详细的披露了李劫夫倾其一生为共产党服务的创作生涯和最后因为“政治错误”被迫害死的悲惨下场。 据文章报道,共产党员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生中,他一个人就为共产党谱写了二千多首歌政治歌曲。比如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等。 在文革中,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的政治化。但是他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旋律和音乐的美感去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作者下场悲惨
朱韵和
2个月前
周的检讨 毛泽东说:「(检讨)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 现 。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关于这次周写检讨一事有个极为难得的回忆: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因为这次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记录周口述检讨的)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打来电话之后,他说的很慢了,有时候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的构思……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了?」当范说明情况后,邓大姐说:「……还是由他口授(大意),你整理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赵无眠先生在《真假周恩来》中的描述更为贴切: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彷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无论是「几乎流出了眼泪」还是「不让眼泪流下来」,这个检讨对于周周恩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凤凰涅盘。 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新发现的周恩来》 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
朱韵和
2个月前
朱韵和
2个月前
频频升起的“马特洛索夫”卫星 新华社滥造而出的首版“黄继光堵枪眼”,多少反映出当年共产党政权急迫征用资源以支撑战争的现实。当年朝鲜战场大量消耗着中朝两国青年的生命。为了维持这场战争,共产党政权不但依靠权力量强行征集兵员,也把愚弄百姓的宣传机器开至最高速, 把鼓吹舍命献身英雄的宣传推向高潮。虽然人造卫星是1958年后才有的事物,但是共产党们“放卫星”的精神远早于它。编造和宣扬 “马特洛索夫”式英雄也是一种“争放卫星”的局面。 那年代中朝两国的各行业都全面学习苏联,国内英模也设法和苏联英雄挂钩。赵一曼曾被称为“中国的丹娘”;刘胡兰是“中国的卓娅”;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 柯察金”;当局给中国工人树立的榜样是一个叫做“斯达哈诺夫”的苏联师傅;还向中国农民介绍了一个叫做“白尔西叶夫”的苏联增产能手。志愿军各部也“归口”地学习苏联英模。飞行员们学苏联空军英雄阔日杜布。步兵们则以马特洛索夫为榜样。马特洛索夫是苏联1948年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里的主角。他的事迹就是肉身堵枪眼。 学先进,见行动。朝鲜人行动较快,“马特洛索夫”式卫星先从朝鲜人民军中冉冉升起。从1951年起,朝鲜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战法: 枪炮基本不用, 炸药基本失灵, 全军趴着不动, 围观一人玩命。 很难说是这种战法导致了英雄的产生还是为了塑造英雄而发明了这种战法。反正其结果是“朝鲜的马特洛索夫”成批涌现。仅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就有:金昌杰、黄淳福、申甲新、朴石峰、金明哲、李寿福、申基哲、李亨焕、金仁焕、金圣镇等十余位。各英雄事迹细节处略有差异,但“肉身堵枪眼”一举是共同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圣镇(金成振)英雄。该英雄出得较晚(1953年),但功夫却是端地了得。朝鲜干部告诉《人民日报》说:“英雄金圣镇以自己无限热爱祖国的胸膛挡住了吐着火舌的敌人火力口。他没有牺牲,又向敌人发射着歼敌的枪弹。他的辉煌功勋,已成为全世界人民传颂的英雄事迹”。“全世界人民传颂”,应该也包括中国人民。但我没有听到哪个中国人“传颂”过金圣镇英雄的事迹。我更相信很多中国人听到他的绝技后会目瞪口呆。他堵了一阵枪眼后居然还能继续作战。看来该同志能使机枪子弹拐弯,否则难以解释他的神迹。我想起王朔小说里某组织兴师动众寻找当年义和团里一位“能改变子弹飞行方向”的大梦拳师兄的故事。说不定该师兄就是这位人民军英雄的前辈。想来大师兄移民去了高丽,致使朔爷遍寻不获。遗憾的是金圣镇同志未将他的功夫传授给战友们。否则全体人民军加上志愿军指战员都练就这手绝活的话,别说解放全朝鲜,打到华盛顿实现世界一片红也不成问题。天下早就不是目前这种格局了。 “英雄辈出”的环境下,志愿军不甘落后,终于也放出了一颗国产的“马特洛索夫”卫星。这颗卫星放得比较晚。但不放是不放,一放就很精彩。边堵枪眼边兼顾其他工作。就难度系数而言,一举盖过了人民军的卫星。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人民军方面几个月后放出金圣镇这种堵完枪眼还能继续作战的超绝卫星。 ---穆正新: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
朱韵和
2个月前
批周会档案已被证实全部烧毁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 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 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政治局批周会的档案,终于证实已被全部烧掉了。关于政治局扩大会批判周恩来的情况,过去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只有中央极小范围内的少数人知道。我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也从未向上海市的领导透露过任何有关信息。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批判江青等人的过程中,才逐步地把批周会的内幕揭开。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朱韵和
2个月前
迁怒 1972年晚秋江青等遵毛意向部署批极左思潮的周指桑骂槐、兴师问罪,擅长折衷妥协的周投鼠忌器而强按心头窝火低调周旋,但在政治局会议席间终于遏制不住怨念而借题发挥地当众向保健医生拍桌发怒。张佐良详述的跟周 10 年中唯一体验的这番暴烈脾气,事由居然是人民大会堂厨师做的蛋炒饭没放盐这一不 足挂齿之事,涵养极佳的周平时批评人最多说“滑稽”、“胡闹台”、“荒唐”(也偶有痛斥“猪脑袋” 之说)),召张进会场后蹭地站起猛拍茶几喝问这饭尝过没有,指责跟着我成天像个摆设,本来 就无义务尝饭的张委屈地掉下眼泪;会后散步时他抱歉地问张“怎么,还生气呢”,恳请“不要介意”并解释“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7章《五次发脾气》披露的相似插曲,是在北京饭店的舞会上见某 首长对女文工团员动作越轨而感羞耻和义愤,恼火和失望之余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退场,一卫士 追去取他大衣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衣物弄掉在地,不同于发火时会说“屁话”、吼“滚”的毛 的绅士总理见状忽然大发脾气,以传向舞场的大声严厉训斥是“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 明!”“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以最后这句最重的责难弄哭卫 士的周事后安慰他:“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他自责发脾 气是无能的表现,但对偶亦予以直接抗议的放肆举动的这类含蓄批评,与当着和尚骂秃驴的影射 或敲山震虎的警告一样属于常见的策略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 夏刚
朱韵和
2个月前
《晚年周恩来》劈头轰击要害的“炸弹”则是周即将油尽灯枯时的央告——1975年6月16日晚在病榻上强撑着用颤抖的手给毛写的信,先报告第3次开刀后膀胱癌的下步治疗方针;接着根据自己的研究建议毛早治眼病,继“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的结尾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 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高分析周预感毛对当年中央苏区两人间的过节、宁都会议上的一箭之仇耿耿于怀,即便在自 己生前高抬贵手,身后大概也不会放过。写罢后为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又以央求的口吻 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 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 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作者称令人百戚杂陈的上述短信浓缩了重厚的历史内容, 是周对一生与毛关系的自我总结,及解读其晚年内心世界的难得的线索,又发问“这篇辞卑言重, 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的东西,究竟是周恩来内心深处的真情表露呢,还是在乞求毛高抬贵手的韬 晦之术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周对毛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翻老账深感忧惧而煞费苦心想尽早化解,回应敲打的信为表白 心迹、恳请宽恕而不惜自贬“犯罪,真愧悔无极”。欲利用毛因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写而须通 过身边人传话的境况来乞使勾销旧怨,还在殷切嘱托女秘书以最佳方式转递的便条里不顾长幼尊 卑而失身份地问候“您好”。一心想在风烛残年解脱精神包袱而对此表态的期盼尽在不言中 诚如 作者的剖析,落款时间比致毛信晚30分钟而可见使出浑身气力精心布置的便条更值得玩味:以 超常的“您”称谓的起首之后又有非敬语的“请你视情况”而呈另类矛盾,从中可发现谦恭与矜 持的两立而有如《走下圣坛的周恩来》追求的带光线的立体,由此还能把称谓的用法作为解读政 治文法、人心机微、社会原理的重要材料。 李锐评《晚年周恩来》,肯定关 于毛、周的关系和“文革”内情的叙述符合事实,称周对毛的一套心知肚明却无奈,“他只能当 丫头,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由此可领悟到全国人民“大管家”不仅顺从领袖形似仆从, 甚至对红都禁域“小管家”的“小丫头”也是百般迁就。周赴长沙后已平步青云升作机要秘书的 张玉风向他抱怨:“你看,……主席的吃、喝、拉、撒、睡,都要我管。你也不管管。”李志绥描 绘的“弄得周很尴尬”从严辞语气想来合乎情理,反观江青对张的热中有冷则能联想电影《大 红灯笼高高挂》的台词——倔强的4太太力主处罚犯家规的下人时说的“(被老爷)封了灯我也是太太。太太就是太太,丫鬟就是丫鬟”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 夏刚
朱韵和
2个月前
1956年7 月,冒着酷暑,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生养他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 里外的沟墩镇。,他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 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 ‘珍 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 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 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便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的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 来告状的乡亲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百里外的邻县,揭露的事实更加触目惊心,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而且这些作恶者都得到上级的包庇保护,农民说:“小虾抄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了!”于是,怨声四起:“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这些王八蛋哪像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朱韵和
2个月前
1956年7 月,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也北上哈尔滨,而且也是旧地重来: 在旅途中就在长春车站餐厅里遇见了一个乞丐:是安徽的农民,家乡去年收购粮食过头,高级合作化又使一些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因而出现粮荒,只得到东北来逃荒。 “哈尔滨已从只有少许轻工业的商业城市,变成一个拥有庞大重工业的 城市,十年间人口从八十万猛增十倍。但是比工业和人口增长更快的,则是党委和政府的官员。十六年前(此处疑有错,似应为八年前——引者注)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则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就会更加惊人。”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共有)以后,生产下降,由赢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称职的、工人不喜欢的干部,‘选举’的是他们不信任的工会主席。党、团、工会拧成一股绳,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工人既怕党支部,又骂党支部。党不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而变成‘拍马党’、‘拉夫党’了。 “在这种态势下,除了罢工引起高层领导与社会舆论注意这家工厂的危急状态,还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刘宾雁在上海采访期间,“工厂里的骚动继续扩大,一周中罢工迭起,达到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请愿的规模。公私合营工厂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伤。市委发出紧急指示,限十天之内把工人安定下来,报纸已经停止了关于鸣放的报道。听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专程飞往北京向毛泽东报告请示。……” 刘宾雁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眼看形势有可能逆转,于5月25日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写信,直接向毛泽东进谏—— “……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 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了,当即作了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朱韵和
2个月前
“史上最大的造假照片” 宋燕: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这张拍摄于1958年的新闻图片名为《欢悦在早稻卫星上》,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证实”了亩产三万斤的神话。后来被认为是新中国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造假照片。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于澄建, 拍照片这一年,他刚刚从总社被调到湖北分社工作,时年27岁。 照片刊发一个月后,因为影响力很大,专业媒体特地请于澄建写了篇文章,介绍自己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他在文章中说: “到达第一建国农业社后,我除了向社干部了解高产的有关部门情况外,还和群众多交谈,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我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要依据。如他们说"这块田的早稻长得又密又厚,就像沙发似的","放个鸡蛋在上面滚也掉不下去"等。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我们应该用群众所喜爱的生动的表现方法来拍摄,于是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力。正当他们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另外,我也拍了一张两个小孩用鸡蛋在稻穗上滚的照片,但因鸡蛋太小,而且鸡蛋的颜色和稻穗的颜色相近似,所以表现得不突出,没有成功。但后来我想,要是当时用几个大西瓜在上面滚(反正掉不下来)那可能就要好些。” 八十年代他曾写过一篇《摄影记者的调查研究》,中间用很小的篇幅反省了这件事,文章说:“1958年大跃进时,我曾作过“ 水稻亩产36000斤” 的严重失实的报道。当时我奉命随省委验收团下去, 自己不调查,不研究,不懂农业生产,加上头脑发热,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报,因而产生这样浮夸失实、误国害民的报道,终生引以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