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一个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 她叫冯光珍,土改时家住川东忠县城西长江边上的一个山村九蟒村。她父亲叫冯国祺,是忠县的工商业兼地主(有 30 多石租)。土改时冯国祺被捆绑吊打,然后被枪毙,死时 49 岁。同一天被枪毙的还有(苏达三、曹新煌等人)。冯光珍母亲叫何顺贤,冯国祺死后,她也被整死,死时 47岁。(另外,冯国祺的大儿冯光和,大儿媳陈德珍和他们的女儿,全部死于土改。) 冯国祺被枪毙时,他 18 岁的女儿冯光珍还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差一年毕业。以前每月她都要收到家里寄去的生活费,现在忽然没有了,她听说土改搞得很厉害,担心家里出事,就从万县赶回来。有人劝她不要回去,否则要遭殃,但她放心不下父母,还是回来了。 她一回来竟然被评成地主分子。 土改民兵们要她交出金银,对她使尽了各种酷刑,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把她大绑起来和她母亲一起暴晒,一晒就是半天,绳子勒进肉里很深,她才 18 岁,皮肉很娇嫩。 川东地区“点天灯”一是用黄泥巴在地主头顶上围一圈,中间倒上油,点“天灯”。二是把双手横着捆在墙上(或木板上),手心朝上,在两边手心里倒上桐油点灯,等到烧干了又再添油。 冯光珍遭受的是第二种。 冯光珍的弟弟冯光林说:“我记得姐姐的双手先是感染,后来慢慢化脓溃烂,蛆从里面往外滚,老远都闻得到臭,那时我们已经被洗劫一空,没有钱给姐姐治伤,眼睁睁的看着姐姐的双手一天天烂掉,先是皮肉掉尽,露出白森森的骨节,然后骨节一节节地脱掉,最后,姐姐的左手完全没有了,只剩下手腕,右手手掌烂掉了大半,只剩下半个手心。她能活出来全靠一个乡间的土医生,他同情姐姐,做好事给她医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姐姐永远失去了双手,成了一个残废人。” 冯光林还说:“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大哥大嫂都死了,我们被赶出来住在一个破烂的草棚里,最要命的是没有吃的。我才 6 岁,姐姐成了家中最大的人。她带着我们几个弟妹去四处讨饭,双手伤口一直溃烂。她流着泪去乞讨,要来了饭,我们就一口一口的喂给她吃,她没有手啊,自己怎么吃?那个场面,有许多好心人看了都偷偷流泪。” 冯光林还说:“姐姐从 18 岁失去双手,她的青春也就毁了。由于她是地主,虽然已经严重残疾,仍然要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斗争,每逢政治运动来了,她就要受苦。平常每月一次的训话会她是非到场不可的。她注定一生不可能有婚姻了,因此她从没想过要结婚。……” ---谭松: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 图1:冯光珍遗像 图2:1998 年,手残了 48 年后的冯光珍领到了一个残疾证
朱韵和
1个月前
1957年11月,毛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活动,以及出席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大概是在11月18日,毛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核讹诈即席发言。2011年1月13日,中共人民网文史频道根据学者沈志华的讲座文字实录 ,发表了《毛泽东讲核战争吓倒一大片: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一文。文章援引沈教授的说法,称毛在会议上说“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沈志华还提到了与会者的反应。说毛的这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3亿人不算什么,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都不理解。 也因此,沈志华认为,虽然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因为赫鲁晓夫对其批判,引发了苏联以及其它共产国家的混乱,毛的地位上升,但很多国家不愿跟中共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毛的这个讲话,他们觉得毛提出的政策太冒险,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据说,毛的讲话也吓坏了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一些国家后来的排华运动与此有关。如从1957年起,印尼苏加诺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限制华文教育的发展,如禁止兴办新华校、禁止印尼籍学生就读华校、限制华校设立区域、关闭亲台华校等,这使印尼华文教育迅速萎缩,1958年印尼华校减至850所,学生约15万人。 ---毛泽东莫斯科会议讲话吓坏外国领导人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1个月前
以仇报恩 南昌暴动部队南下潮汕,朱德所辖第九军(其实仅一个团)留驻韩江西岸丰顺县,负责对梅县方向警戒。暴动主力在汤坑失败后,朱德部在三河坝也与国军苦战四日,因伤亡过重,被迫渡过韩江退入福建九莲山区,仅剩千余人。后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不愿打游击,率三百余人离去,朱德只得率残部退至鹅形 、上堡湘赣边区活动。但地瘠民贫,解决不了给养,部队官兵又冷又饿,彷徨无计,都快撑持不下去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万分困难之时,云南讲武堂同学兼结拜兄弟、驻扎韶关滇军第十六军长范石生派人送信给朱,表示愿意收编朱德部。接到这一“天外佳音”,困境中的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大喜过望,但“约法三章”: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分散,军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权;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军政治部不得干涉;三、本团械弹被服从速补给,并须先发一月经费以便开拓韶关。范石生完全接受,并先拨五千银洋给朱。 这一期间,中共广东省委派人找到朱德,命他率部参加广州暴动。朱德等人便决定藉投靠范石生为名开赴韶关,然后相机奔穗。但等朱德部十二月十九日抵达韶关以北三十里的犂巿,广州暴动已于十三日失败,朱德遂正式接受范石生收编,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朱别字玉楷),王尔琢参谋长,陈毅政治指导员,林彪第一营三连长。全团一千二百余人,装备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机枪四挺,驳壳手枪一百二十余枝,步枪五百余枝,补充步枪子弹六万发,军容甚整。 此后,范石生还救了朱德一命。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范石生由广州给朱德一封紧急密函:“请朱德迅速离开犂巿,自谋出路。”原来广州政局已变,反共的李济琛再度回粤主政,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严令范缴械朱部。范石生顾念与朱德的结拜之谊,暗通消息,放他一条生路。朱德遂与王尔琢、龚楚商议,决定拉部队转入湘南山区搞暴动,湘南暴动由是而起。 对这样一位大恩人,是年七月二十四日,朱德就率部进攻驻扎在郴州、耒阳、宜章一线的范石生部。攻占郴州后,朱德与前敌委员会常委龚楚(1901~1995)巡视城内范石生十六军军部,范的副官长陈尸门外血泊。龚楚评说朱范结义情深且有活朱之恩,朱德袭击范部,“可谓以怨报德。我想至此,顿感蹙然。”龚楚打趣问朱德:“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曲江犂巿时的事吗?”朱坚定回答:“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龚楚闻言,犹冷水盆淋,一阵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剧中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 “阶级斗争”就这样轻易摧毁了中国传统的“义”,朱德以怨报德,心安理得,无有犹豫,不起波澜。后人读之,再联想到“斗完别人斗自己”的革命铁律,不免惊恐阵阵,啧啧起声:“哦,革命?!革命?!” ---朱德,军阀造反的故事 作者: 裴毅然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你继续谈下去吧!"毛泽东就这么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天,袁文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了酒菜,众好汉闹了一阵。 上述这个故事, 是当年井冈山一位老同志对我谈的。 毛贺关系的破裂与毛江的结合,都和周恩来夫妇有关,当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跳舞,跳了几步,两个人的脸贴在一起了。这边厢,毛泽东正陶醉在温柔乡;那边厢,山沟里出身的贺子珍怒火燃烧,一个箭步冲上去,打了史沫特莱一个耳光,又连声骂:"你这个洋*****,到中国勾引男人来了,老娘撕了你。"毛泽东一方面把贺子珍推开,一方面高声喊叫:"把她拖出去,她再撒野,就毙了她。" 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发誓永远不再见贺子珍。贺整天大哭大闹,党中央开会讨论,这事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学习,贺说我死活都不依,邓颖超好歹劝说,最后,贺随邓去了西安再去苏联。 贺子珍走了不久,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的引导下认识了江青。(江青与康生是山东诸城同乡,他们在到延安以后才相识)在江青和毛泽东还没有相交以前,江青在延安有一段故事,是外间从来没有报道过的。 很少人知道,张国焘和江青也有过一段情,这是张国焘亲自对我叙说,他的夫人杨子烈也在旁加以证实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7年,江青到延安,住在边区招待所,招待所属边区政府(原称中华苏维埃工农人民政府,西安事变后改称特区,又改称边区),当时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由林伯渠、张国焘挂名。张国焘正受到党内残酷斗争,由于中共的党内斗争在未获结论以前,高度保密,即使党内干部知者也并不多,所以表面上张国焘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首长之一,一般干部也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当时"边区招待所"所长是金城(后来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金城把江青(当时还叫蓝苹)引见张国焘,江青听"张主席"当然是大首长,从此每天都去看他。张国焘在边区政府无实权,除反复写检讨外,也很清闲。 我问张:"江青当时扯些什么?"张笑笑,他的夫人杨子烈女士接着说:"我一到延安,在边区政府闯见了江青,她从此就不来了。如果不是我这个黄脸婆及时赶到,说不定江青已经当了张夫人了。" 我们三人皆大笑不已。 张国焘最后向我解释:"我那时也的确无聊得很,江青既来之,则应之。" 我问:"江青当时对你的兴趣,会不会出于一种政治任务呢?" 张答:"我当时看不出。"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的女主角李原慧 这位小李叫李原慧。据署名覃波者的回忆文章《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其人其事》记载:毛泽东在1960年巡视大江南北,李原慧是随行的“身边工作人员”。但实际上,毛泽东是1959年10月下旬离京的,直到1960年3月下旬才返京,目的是“巡视工农业生产,研究国际问 题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组织华东地区的省委书记们考察、研究农业生产”(《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载党史博览)。 也就是说,毛泽东巡视了半年之久,李原慧等也陪侍了半年之久。李志绥先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披露: “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毛在一九六一年跟这位机要员很热火,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发表,被毛阻止了。 一天凌晨四点,新调来的一个年轻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也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我一进去,她光身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出来。你看这怎么办?"那位卫士才来一组不久,不清楚毛的生活规律。他说他不晓得毛房里有女人,他也没看得很真切,只是从放在房门后床前的屏风缝隙里瞧见她。 我起来说:“别急,主席看见你没有?” 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我说:“也许主席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她怕难为情,也不一定告诉主席。就算告诉了,也没有关系。”我又劝他,以后不可大意。进房以前,一定要清楚里面有没有人。 卫士说:“我刚来,也没有谁向我说明,该什么时候进去,该怎么办,全凭自已揣摩,自已摸索。我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一面说,一面哭。我又安慰他,问他告诉汪东兴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告诉他,明天乘空告诉汪东兴,可是不要再同别人讲了,免得传来传去,就成了大问题。又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以后可要小心了。毛的房里有女人,千万不可进去。以免误会。 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已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的。那卫士只有十九岁,很天真老实。最后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你要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我答应下来,他匆忙赶回十二层楼。 卫士从我八楼的房里出来后,回到十二楼值班室。不过十几分钟,毛房里大吵大嚷起来。卫士不敢去看,后来叫得太厉害了,他才走到房门口。她正在大哭,毛看见卫士,叫他进去,说她不尊重他,没有礼貌,立刻开会,批评她。 原来她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她有个(男)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当作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他两人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 毛叫汪东兴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但她说如果开批评会,就要公开她和毛关系的内情。而且要公开指控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汪真是进退两难。汪便找我商量。 汪说:“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 于是汪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由我先找她谈一谈,说明要按照没有听从和不尊重主席批评,别的事不要谈。她同意了。批评会还是开了。会上她觉得委屈,又哭了一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算是就此了结。 但毛仍不让她结婚。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顾不上了,她结了婚。    (以上描述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44节,344页) 在毛的众多"女友"中,这位湘妹子是比较倔强的一个。为了自己终生的幸福,她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朱韵和
1个月前
中共第一次大规模杀人 10万人被杀害 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共召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认为,苏共党内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他们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会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场肃反运动。 苏共十六大揭开了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序幕。 苏共十六大召开不久 ,共 产国际向中共中央传达了苏共十六大会议精神。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开展反对“AB团”(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肃反运动。 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杀人就此拉开序幕。 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是谁领导的呢?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 据历史学家高华在《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一文中介绍,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为了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势力镇压下去,先在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然后,扩大至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红20军。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中共上将萧克当年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搞的肃反运动。他后来回忆说:“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句话,就把他们抓起来,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都承认了,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几十个。” 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中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对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20军搞肃反。5天内,抓“AB团”120多人,先后处决20多人。 据当时资料记载,被抓捕的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李韶九的滥捕滥杀,激起红20军兵变,红20军部分官兵被逼造反,甚至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 之后,毛泽东对红20军进行严厉镇压,红20军全体被缴械,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副排长以上军官被全部处决。 据中共上将萧克在他的回忆录记载,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人。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之手。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百年中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杀人 作者: 王友群
朱韵和
1个月前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 立的世侄女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八月廿七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年二月廿五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1953年,江青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周对孙维世说:“你一定要搞好与江青的关系”,在周的安排下,孙维世和江青见了面,江青对孙维世说:“好妹妹,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主席和总理身边的人,你明白了吗?”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朱韵和
1个月前
陈诚一生反共意志坚定,早年对中共党性泯灭人性、中共组织不同于中国人,就有着较为清醒的意识。 陈诚在其回忆录中将中共红军直称为“赤匪”,指出它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制造的一种匪患,并称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组织。 陈诚在解读孙中山“容共”策略时分析道,“容共”不 是容纳共产主义,更不是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为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徒提出加入国民党时,是说一个一个加入的,而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国民党。 “以国父之宽容大度,对于‘人’是不曾有所歧视的。至于一经作了共产党,便不复再有人性,这岂是国父当初始料之所能及?”“共产党徒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间的分化作用,于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称出现。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本党阵营中已隐然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 陈诚指出,单就中共嗜杀来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饥饿也是一种慢性屠杀。中共与普世价值的“人道”为敌,是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陈诚明确地说:“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并引用吴稚晖先生的话批评共党“‘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 陈诚在回忆录中对中共的评价切实而又深刻,他品论说,中共的“匪格”实属下下,因为他们总是假托人民公意,欺人自欺,残酷卑鄙。 ---做梦都是灭共复国的上将陈诚 作者: 宗家秀
朱韵和
1个月前
台湾土改 1949年前后,台湾海峡两岸都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结果是,大陆200万地主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参与“斗地主挖浮财”的农民抢得的土地里的草还没拔尽,就又被中共抢回去了。 1949年春,台湾行政院在陈诚的主持下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即耕地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年产 量总额的37.5%。而原来的地租额在50%~70%之间。这一政策受惠最大的是农民。当时地主占台湾农村人口的11%,拥有56%的土地,88%的农民占有耕地22%。 开始时,地主较为抵触,陈诚就邀请担任参议会议员、议长的地主来恳谈,给他们讲解,土改的政策一方面解除了农民的负担,但实际上是保护了地主,因为如果地主和农民佃户之间能够自洽地调整好关系,就能抵御中共红色渗透,已渗透到台湾的红色力量无法利用农民挑事,这样才能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 同时,陈诚承诺政府的田赋税和余粮征购数额也按减租比例缩减。这样减租政策得到了地主的支持。1949年约30%的农民增加了收入,1950年农民子女入学率比1948年提高了44.75%。 1951年,陈诚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实施公地放领政策,即土地私有化,真正实施“耕者有其田”。政府用贷款的方式把土地给农民,农民可以分10年偿还地价,但政府保证承领土地负担不超过承租期间的负担。 陈诚保证农民负担不会增加,地主也不能吃亏。政府对地主3甲以上的田地进行收购,保证地主每年的纯收益超过37.5%的地租收益,同时地主可以保留3甲水田和6甲旱田,以保证基本生活。 台湾的土地改革没有流一滴血。至1955年,31.7万佃户成为自耕农。农民在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的指导下,提高农业生产量,改善农业技术,改善农民生活。陈诚同时实行币制改革、稳定金融,将国有企业民营化,为台湾日后成长为亚洲经济四小龙奠定了基础。 陈诚在其《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序言中说:“吾人坚欲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非仅为解除台湾农民之痛苦,实为解除大陆全体人民痛苦之嚆矢;非仅为农业发展而出此,实为进入工业社会作先驱;非仅为经济问题而谋划,实为反攻复国作必要之准备。” 这样的话语,今日读来然觉力透纸背,祛除共邪壮志未酬,后继诸君当明志以坚行。 ---做梦都是灭共复国的上将陈诚 作者: 宗家秀 图1:陳誠參觀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成果展。 图2: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有成,陳誠(左)接受致謝錦旗。
朱韵和
1个月前
如今,人们一提起大饥荒,通常都会说三年大饥荒,即1959年、1960年、1961年。不过颜智华告诉我们,包括涪陵专区在内的四川省,大饥荒实际上持续了4年半之久。 四川的大饥荒为何比其他省份更长?责任就在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被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当1961年中央都在“纠左”了的时候, 他还在那里“反右”。 作者指出,从1959年开始发生并延续至1963年上半年的历时4年半的特大饥荒并非偶然与孤立。之前的9年(1950-1958年)农村里也是饥荒连连,糠菜半年粮是相对富裕农家的常态,因饥饿死人也非个别。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条:就是高额的农业实物税收,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作者写到,1963年夏收后,特大饥荒算是告一段落,在1965年-1966年,农民整体上口粮相对宽裕,但是毛泽东主导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即四清运动接踵而至,这场运动是报复性的,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右倾和农民为了自救而自发“包产到户”。再接下来,是实施三线建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7年起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直持续到1978年上半年。 我以为,作者指出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从5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对城镇人口实行粮食定量,粮票一直到80年代初才取消。可以说,在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吃不饱饭是常态。 ---胡平:推荐颜智华先生的《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朱韵和
1个月前
印假钞 司马璐先生在其所著《斗争十八年》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揭露了许多中共的黑幕,其中就包括抗战时期中共浙西游击队是如何筹款的。 当时,在浙西和司马璐一起搞地下工作的人中,有一位来自浙西的中共游击队,此人名叫瞿飞,平时和司马璐相处的很好。瞿飞是个酒鬼,又特别爱揩别 人的油,常常拉住司马璐要他请客,一阵酒兴上来,三杯黄汤下肚,他常常和司马璐无所不谈。 以下便是司马璐记述的当年瞿飞和他的对话。 “过去几年躲在山里打游击,实在太苦了,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他的牢骚开始了。“现在调来做白区的秘密工作,真是到了天堂啦!” “你说这是天堂吗,那我们还要革啥子命?”司马璐笑谑的对他说。 “错了,错了。”他连忙更正。“算我犯了错误。” “不谈这些了,我们还是谈你打游击的故事吧。”司马璐特别推崇了他一番:“关于打游击,你的经验太多了,我要多多向你学习呢,你不相信吧,我也打过游击呢,但是后来失败了。” 他立刻加倍的自傲自大起来,很轻蔑的看了司马璐一眼。 “你也打过游击?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打游击你们怎么成。”他接着问司马璐失败的经过,司马璐推说是为了经济问题。 他立刻接下去说:“对呀,顶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打游击找人并不困难,简单的武器也容易解决,但是弟兄们总不好饿着肚子呀!” “那么,你们过去是怎样解决的呢?”司马璐问。 “看你这副书呆子的样子,那里配谈打游击,好吧,总算看在老酒的情份上,老子给你上一堂课吧。其实只要发得下狠心,找钱也不难。打土豪是个办法,可是现在不行了,不过你要是指他是通敌的汉奸,他就没有话说了,反正是不必经过公审的,或者还可以把游击区以外的有钱的绅士拖进来。所以要执行得法,打土豪现在还是一条路。设卡收税也是个办法,不过这需要有一个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才行,武装走私也是个办法。伏击敌人的运输车辆也是个办法,不过那总是太危险了。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向老百姓抢……” “怎么,那不是使老百姓要对我们发生反感吗?”司马璐打断他的话说。 “你真是又太书生之见了,这完全是技术问题。”他张大了口,送进去一块块大肥肉,狼吞虎咽一阵以后,又接着说: “比如说,我们先派一部分同志化装土匪去抢了,等到老百姓报告到我们队里来,我们就立刻派一支部队追上去,这时,我们那些举命抢掠的同志,已经满载而归,从另一条路归队了。这样,老百姓不但不会对我们有反感,我们地方党的组织,还要发动老百姓对我们慰劳呢。” 他说着不禁大笑起来。 “还有一个好办法。”他说着又吞了同去。 “说呀,干吗说了一半又吞了回去。”司马璐催促着他。 “这是万万说不得的,说出去你我都完蛋。”他想了半天,终于耐不住的说了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印假钞票,你不见我们党里拿出来的都是一叠叠的新钞票吗?” 他用手做了一个印刷的姿势,“还不是这么哗啦哗啦发出的。” 这次他没有笑,脸色沉重的看着司马璐。 ---作者: 袁斌
朱韵和
1个月前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为苏俄所器重,并将其训练成了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 据当年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的回忆录,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过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 ,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 因为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而该团还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 为了检验“培训”成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采取了以下几次行动: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每次行动中,都少不了周恩来的身影。而这乃是中共走向暴力革命、暴力镇压的肇始。周恩来的种种举动表明,他听从苏联的命令更甚于爱中国。 1924年,时年26岁的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一个月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国民党内部毫无功绩的周恩来缘何一回国就被任命如此重要职务? 一种说法是周恩来身上揣着一封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季米特诺夫的推荐信,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而这个季米特诺夫曾是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作为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的周恩来,在法国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大概也可以推出来。 香港《开放》杂志亦曾刊文披露,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从周在法国以及回国后即被任命重要职务看,这样的结论是极有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来自香港作家蔡咏梅。她在《周恩来与张申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关系》一文中说,根据中共创党三大元老之一,后来又被中共打入另册的张申府的回忆,1920年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策动成立中共,最先找到的是李大钊和张申府,然后经二人介绍再认识陈独秀。张李二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张申府第一个拉入伙的是他北大学生张国焘,第二个是他后来的妻子,即周恩来在天律觉悟社的女同志刘清扬,因这层关系张申府夫妇在法国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后来周恩来当上黄埔军校教官也是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张申府推荐的。 不过,虽然蔡咏梅认为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张申府推荐,与季米特洛夫本人无关,但她仍认为这个任命与共产国际存在关联。她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为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太上皇,苏联向黄埔军校提供的经费和武器都由他全权调配,孙中山对他是言听计从。而张申府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共产党人,他的推荐背后很难没有共产国际的操纵。 蔡咏梅还认为周恩来初到欧洲时经济很困难,但加入共产党后,既没有打工,也没有读书,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过着体面的生活,钱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写的周恩来传记对此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一个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给周恩来的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还出钱给周恩来买体面的衣服,以方便他在社会上活动。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英文版也说,周恩来一位同学指周恩来每月从共产国际获得2500法郎(中文版将此话删除)。 此外,周恩来有一年时间与张申府夫妇移居柏林,中国大陆出的书籍和文章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德国物价低生活容易。蔡咏梅推断更可能是缘于更容易与共产国际接触,因为共产国际西欧局即设在柏林。有意思的是,据中共官方资料,周恩来当时在柏林的工作之一也是帮助中国留学生拿苏联签证,安排他们去苏联,而当时周恩来居住的公寓与共产国际情报机关OMS在同一条街上,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更为蹊跷的是,周恩来后来从欧洲直接回国,没有绕道去苏联受过训,但他在黄埔军校后却能建立起苏联式的政治工作制度,并设立一套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教程。蔡咏梅由此质疑,这是否说明周在柏林期间就接受了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训练?后来他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经验是否也是从OMS处得来的?而周能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背后的真正操控者应该是共产国际。 众所周知,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产党员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即共产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而斯大林之所以有意分开,是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烦。而受过苏俄培训并受其赏识的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彼时的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 而周始终遵从苏俄指示的做法,在中共党史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遵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结果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逃跑。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而蹊跷的是,周恩来却没有一次承担罪责,即便在遵义会议上,周还是通过支持毛仍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而王明、博古则成为了替罪羊。但从此之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在政治、组织人事和军事上的控制,也渐渐趋弱,毛开始崛起。 之后,在延安,毛利用整风运动消除苏共影响,进一步确立自己地位,周凭借自己的旅欧班底等以及见风使舵的本事,虽进行了检查,但实力仍然保存。周的共产国际背景或许也是毛在中共建政后有所顾忌的因素,而毛对周的背景也应该十分清楚。 2013年11月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的《徐景贤最后回忆》一书中披露,毛泽东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说过,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恐怕不会是无中生有吧。 ---周恩来给斯大林抬棺 官媒从未提及 作者: 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