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 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 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大饥荒 两千多吨茅台酒背后的血与骨" 帅好
朱韵和
1个月前
"1961年3月,毛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一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叫来。 我当时是省委办公厅主任。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不请自来了。刘被打倒后,我调出毛给陶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让刘赶快来吧。刘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吴南生 《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 这段文字一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情可用"触目惊心"、" 百感交集"来形容。这不是不起眼的琐事,它充分说明毛不可一世,把自己驾凌于"群臣"之上。在他来说,已经丝毫不必考虑自己的工作作风。 陶铸息事宁人,通风报信给邓与刘,可惜陶没有销毁这张条子。我认为,如今这张条子应该放在"文革"一类博物馆中,让后来人自己来判断毛的为人。事情虽小,却完全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共产党内部没有民主可言,生态环境不亚于封建王朝。 请注意,事情发生在1961年3月,它在某种程度反映了毛、刘之间的不正常、不平等的关系。 ---天愚
朱韵和
1个月前
冯骥才:“拾纸救夫” 1973年,我是驻扎某部坦克师二团的一个宣传干部。一天,接到上级命令去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县“支左”。这期间社会上的“文革”已经相对平稳,呼杀喊打声稀稀落落,清队的狂潮也过去了。我们的任务大多是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    一天,我在宿舍里,一个挺瘦的人,戴一副 圆眼镜,进门趴在地上就绘我即头。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你要想给俺解决问题,俺就说;你要也想应付俺,就明说在先,俺扭头就走,这个头就算白给你叩了。” 好一个有性格的人!我说:“每一件事我都会认真对待,怎么能应付你。” 他说:“我这事难办。” 我说:“我不怕难办,只要你说真话。” 他拿一双灰眼珠紧盯着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给我讲了一桩旷古罕闻的奇冤。我听罢就知真冤。我必须先讲过这件事才能说为什么真冤--    这人姓李,在离县城三四十里路、紧挨着潘金莲老家的一个公社小学,当语文教师。此人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课时生怕听到下课铃。   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时各单位抓右派,都是从上边下比例数的,按人员比例定右派。从那以后,一搞运动,不揪出人算没成绩,惭渐发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绩愈大,于是学校里就一轰而起找起来,上上下下一同回忆。    这位李老师性情急躁,得罪过一些同事。有位教师提出,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过,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    证据确凿,这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胆略过人,机警智谋,我是真心歌颂毛主席呀!再说这故事又不是我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很简单,判他八年刑,打入监狱。    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决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决没坑害你,那故事确确实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 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她找到图书馆员,求他。图书馆员哪有胆量去揭封条,散布封资修呀。    这女人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绘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当人念到什么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难懂的话,她一动不动站在一边傻听,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现。    有人看烦了,草草扫一眼,就说:“没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宇的纸,就如获至宝。别人手里有张带字的纸,求不到手,也要请人念给她纸上写着的是什么,人家要是不肯,她就跪下来求人念给她。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干净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着。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间破灭,但她从不灰心。她坚信那故事不是她爷们儿编的,坚信早晚一天能找到这个故事。这么久了,自然有点疯疯癫癫。    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领着孩子拾。拾到的纸,不是,就卖掉糊口。那时,水泊梁山方圆百里的人都见过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拾废纸的半疯的女人,都见过她那双总是东张西望却空茫茫的眼睛,都见过她始终提着的那装满烂纸的破草篮,但未必都知道她决非拾纸度日,而是为了一个辉煌的愿望--救夫。 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过一天。心诚未必能感动苍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李老师在狱里听到消息,自己也不想活了,几次自杀都没成。那种县城的监狱一无所有,一是因为穷,二是怕犯人拿什么东西自杀。连吃饭用的碗,使完跟着就要走,怕犯人摔碎后使碗片割脖子。    有一次,他去上厕所,看见茅房地上有根麻绳,就拴在房梁上,再两手抓住房梁把身体拉上去,套住脖子,一松手想吊死。可是麻绳糟了,“啪”地断了,一个马趴摔在地上,摔得他眼冒金星,但当他定住神再瞧,出现了奇迹,有张油印的纸片就在眼前地上,上边正印着要他命的那个故事,简直不可思议!真比小说编的还巧,还绝,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呢。你不信吗?这是真事呀!这纸片破烂不堪,故事断断续续,是:“……追他的人大喊起来:跑了,跑了!……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    虽然不全,但是可以拿它证明那故事并非是他编造的了。他拿着这纸片冲出茅房,又喊又叫:“找着文了!我的冤平了!”兴奋地一蹦一蹦,蹿得老高。看守以为他疯了,把他锁进牢房,他捧着那纸片大笑,然后又大哭,肯定想起他白白拾了七八年纸却没等到这一天的那个可怜的乡下女人,还有那糊里糊涂被烧死的儿子。    他写了一份申诉,连同这纸片递上去,心想就等着平反雪冤,出狱了。可没过几夫,县里说这纸片是油印品,仍然没来源和出处,不能作为依据,把他的申诉驳回了。但这次他非但没绝望,反而更有信心。有这纸片,迟早会找到这故事。    他来找我这天,是他刑满八年刚被放出来不久,案并没翻。小学校因为他是服过刑的反革命,拒绝他回校工作,没有工资,自然也没有路费去大地方找那本书,那故事。他无家无业,子然一身。穷得穿一件单褂,经不住春寒,直打哆嗦。 听完他的经历,我说:“你回去吧,这事我可以给你解决。”    他见我这样干脆的回答,不信。仿佛有打发他之嫌,可是他万万没料到,他碰巧了--这故事我读过,我知道在哪本书上。我热乎乎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把压在他背上八年而至今犹在的巨石推掉。    第二天,我到县革委调他的案卷看了。他所说的完全真实,使在县革委会上把事情摆出来。有人说:“这人就是怎么治也治不服他。”    我说:“法律不治人的性格。这故事绝对有,判刑,冤了,一定要平反!”    我是军代表,有权威性,他们不好反驳我,可他们默不作声,不表态。我挺有气,当即要一辆车回部队,把这本书拿来,放在县革委会桌上绘他们看--    一本紫红色封皮的革命回忆录,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书名叫作《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打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故事《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写的是毛主席在一次赴江西根据地途中,路经浏阳,为了摆脱白军追赶,机警地藏身水沟而安然脱险的一段往事。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征住,没话。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一个山村教师,就因为讲了这篇歌颐毛主席的故事,被当作反对毛主席而坐牢八年,家破人亡,这难道不是一桩千古罕闻的奇冤?我紧盯住这案子不放松,很快给他平反了结。那天,李老师跑到我家来,趴在地上,又绘我叩个头,这个头叩得却是有板有眼呵,如谢救命思人。我当时倍感惶惑,我不过正巧也看过这故事罢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这个大不幸者叩的这个头呢?我沉默良久,不知讲什么,只说:“是呵,是呵……”    随后,他请求我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八年的书送绘他。我知道这本书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双颤抖的手中。事后我听说,他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乡下女人的亡魂从此获得安宁吧!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就像李老师正好碰上我读过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样。我想,至今天下还有多少人含冤未平,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的?    所以我说,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杀人如麻的“农民运动大王”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十一月初,彭湃回到老家领导暴动,拟定了由二十条杀戮令组成的“革命纲领”,其内容为: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 。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让莫斯科感到满意。苏共领导人布哈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委员们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被肉体消灭。”这里,布哈林显然不清楚广东农运真实的杀人数字——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屠杀了近两万人,红色恐怖使超过五万居民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这时,农民们才知道,彭湃不是“彭菩萨”,而是“彭魔王”。 断头台一旦立起来,谁也无法让它停下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被捕叛变,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名中共高干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租界当局立即将其移交国民党当局。周恩来随即派遣特科杀手将白鑫暗杀,并策画在彭湃被转移过程中将其劫走,却因枪支出现问题而失败。 在狱中,彭湃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拒不招供。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处决。 彭湃死了,死而不足以赎其罪,但他家族的惨剧才刚刚开始。 一九二八年,彭湃被枪决前一年,其结发妻蔡素屏刚生下三儿子彭洪之后两个月,在海丰县城与五岁的大儿子彭绛人一起被国民党军队抓获,被用铁丝穿过双乳,押赴形成,公开处决。彭绛人被救出狱后,被上海大同幼稚园收养。一九三二年,九岁的彭绛人流落街头,贫病交加而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彭湃有多名家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六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为“革命烈士”:彭湃、彭汉垣(胞兄)、彭述(胞弟)、蔡素屏(结发妻)、许冰(彭湃之“革命伴侣”)、彭陆(侄、彭汉垣之子)。 更惨烈的情节还在后面。彭湃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杀人无数的一九二七年之后四十年,他所遗留的仇恨仍未消散。当年被害者的后代借文革“全国内战”展开复仇行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千多人携带枪枝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战友及家属展开复仇和长达半个月的围剿。一百多人被枪杀,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49] 八月二十九日,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将军帽山。一个洪姓男子得知其是彭湃的侄儿,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起篾刀,刀起头落,将其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日。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难。[50]当年,彭湃认为他有权杀一切他认为反动的人,被害者后人杀他的亲属既符合彭湃的逻辑,也符合共产革命的逻辑。 彭湃九十六岁的老母也未能逃离这场风暴,她被辱骂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周恩来闻讯之后,派人将彭母从监狱中接走保护起来。最惨的是彭湃的三儿子彭洪。[51]文革爆发后,彭洪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两名造反派将彭洪从家中带走,送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又被转移到海丰接受批斗。彭洪被打得遍体鳞伤,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数日之后,彭洪在批斗中惨死,被砍去头颅。 文革结束,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将报复彭湃后人事件定性为“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52]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 彭家的家人不敢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彭湃的孙女、彭洪的女儿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53]这段话说得滴水不漏,似乎胸襟开阔。她偏偏不愿或不敢反省祖父以革命为名进行的大屠杀。 如今,中共将“红宫”屠宰场辟为革命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馆树立彭湃的巨型雕像,按照当年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场景排列苏维埃代表们的坐椅,陈列彭湃和农民运动骨干们用过的大刀、长矛、枪炮,组织青年学生到此接受革命教育。[54]邪恶的种子,必生长出恶之花——只要中国青年一代仍被灌狼奶,中国就不可能告别彭湃式的大屠杀以及文革式的浩劫。 ---余杰:彭湃:从“彭菩萨”到“彭魔王”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1957年4月1日,父亲(储安平)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6月1 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父亲储安平之死” 口述:储望华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 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 ,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 件,其中6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 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 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墓碑》 杨继绳著
朱韵和
1个月前
《 蘇俄在中國 SOVIET RUSSIA IN CHINA — 第一章 緒論 — 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 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歷最久的國家,然而事勢的演變與環境的壓迫,使我們本黨和 政府雖看透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而仍不能不再三墮入侵略者的詭計。我們縱能確立堅決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國內民眾的瞭解與國際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而終於失敗。所以這些記錄的字裡行間,遍灑我們愛國軍民的鮮血和反共鬥士的熱淚。,,, 我們中國這三十年來,所受的慘痛教訓,我深望其能對今日同遭共產主義的威脅的國家及其領導者,有所裨益。我以為蘇俄的武裝暴力,亦與世界歷史上野心侵略主義者一樣,並不足畏,且必歸失敗;但是他的武裝暴力,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自由國家的領導者甚難洞察其危機之存在,比及發覺而奮起抵抗,則為時已晚。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陸、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轉而為害於世界人類而無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將本書公之於世。如其能喚起我全國同胞以及自由世界愛護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認識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對於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與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過是要你單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讓他俄共獨自生存,並聽其第五縱隊自由發展,而最後任其從外部來武裝征服,或從內部來「和平轉變」之一個簡單符號。他這個「和平共存」的符號,換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後統制世界,奴役人類的一個代名詞而已。故本著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對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洲非共國家,有所貢獻,那就是我民族歷史上這一最大犧牲的代價,乃獲得了補償,而我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亦克盡其應盡的責任了。
朱韵和
1个月前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是零,十亿个零加起来仍然是零,因而毛泽东最后也变成了零。 毛泽东的这种处境,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处境完全一样。关起门来看自己,真觉得艳美无比,俨然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灿烂得令人目眩;打开门再看自己,顿时相形见绌,非但谈不上艳美,反而倒像个满 脸皱纹、拄着杖却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 ,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开除出去了。 毛泽东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恩赐。愚昧的软弱的中国人和千古不变的专制政体,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所导演的戏剧,固然有“反右”、“大跃进”、“四清”等 轰动一时的剧码,但是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个专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属于毛泽东个人独创的杰作是“文革”。这是一部以全民族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创造的作品。它的独一无二就在于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因而,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 ---"混世魔王毛泽东" 刘晓波
朱韵和
1个月前
【邓稼先给杨振宁信】 振宁: 你这次回到祖国来,老师们和同学们见到你真是感到非常高兴。我这次从外地到北京来看见你,也确实感到非常高兴。在你离京之后,我也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关于你要打听的事,我已向组织上了解,寒春确实没有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我特地写这封信告诉 你。 你这次回来能见到总理,总理这样的高龄,能在百忙中用这么长的时间和你亲切地谈话,关怀地询问你各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在座的人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希望你能经常地想起这次亲切的接见。 你这次回来能看见祖国各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这真是难得的机会。希望你能了解到祖国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毛主席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你谈到人生的意义应该明确,我想人生的意义就应该遵照毛主席所说的这句话去做。我的世界观改得也很差,许多私心杂念随时冒出来,像在工作中,顺利时就沾沾自喜,不顺利时就气馁,怕负责任等等。但我愿意引用毛主席这句话,与振宁共勉。希望你在国外时能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 这次在北京见到你,时间虽然不长,但每天晚上回来后心情总是不很平静,从小在一起,各个时期的情景,总是涌上心头。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夜深了,不多谈了。代向你父母问安。祝两位老人家身体健康。祝你一路顺风。 稼 先 8.13/71 (邓稼先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时年26岁。他的博士导师为弗雷德里克·贝林凡特,博士论文题目为《氘核的光致蜕变》(英语: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5]。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数天就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去中国大陆发展科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