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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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沙头角中英街边防3号界碑」，余海波摄影，1996年

3周前

「罗湖国际商场请来法国美容师为顾客修容」，余海波摄影，1994年

3周前

金正恩 13 岁的“指定接班人”，很可能将来要面对来自自己冷酷姑姑的致命权力斗争据韩国情报机构称，金主爱已被选定，在父亲去世后接掌这个拥有核武器的“隐士王国”。金正恩现年 42 岁，此前一度被认为“病态性肥胖”。韩国情报人员认为，这个已经和她那位身材矮小的父亲一样高的少女，已经开始接受接班训练，以延续金氏王朝的统治。然而，一旦接班时刻真正到来，这个少女可能会遭到她那位权势强大的姑姑金与正的正面挑战。作出这一判断的是前韩国驻英国大使、首尔情报部门前副局长罗钟一。现年 38 岁的金与正，在朝鲜拥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这位独裁者的妹妹被普遍视为全国第二号人物。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眼中，刺杀政敌（哪怕是至亲）根本不算什么。罗钟一对《每日电讯报》表示：“这要看时机，但我相信，如果金与正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最高领袖，她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对她来说，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实施自己的政治计划。”他补充说，权力斗争“很有可能发生”。平壤政坛此前就出现过类似一幕。2011 年，金正恩接替父亲掌权后，就对他的叔叔兼导师张成泽发起了攻击。金正恩以“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等罪名将其逮捕，张成泽随后被判有罪，并于 2013 年被行刑队枪决。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曾一度被视为接班人的金正男，也在 2017 年遇害。当时，两名女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将致命的 VX 神经毒剂抹在他的脸上。据《卫报》当时报道，这两名嫌疑人是外国人，她们被人诱骗，以为自己是在参加日本某 YouTube 节目的恶作剧拍摄。行刺行动实施时，四名朝鲜特工在一旁观望。金与正在朝鲜掌握着巨大的政治与军方资源，被视为这个国家的“二号人物”。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他们正密切关注金主爱，特别指出，如果她在本月晚些时候陪同父亲参加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那将具有重要意义。自 2022 年 11 月首次在一次远程导弹试射现场公开亮相以来，金主爱已经多次随父亲出席各种活动，包括武器试验、阅兵式以及工厂揭幕仪式。去年 9 月，金主爱还陪同金正恩访问北京，这是金正恩时隔六年后首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韩国情报机构在向国会议员的简报中指出，尽管朝鲜社会极为保守，长期实行男性主导的领导传统，但金主爱频繁出现在这些高调场合，显示她极有可能成为父亲指定的继承人。 ---By Ronny Reyes New York post

3周前

常委会的列席资格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韶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 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罗瑞卿女儿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图：毛泽东吴君旭

3周前

毛：“中国没有饥荒” 一九六○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相信毛主义呢？毛毫不担心，他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法国名作家西蒙·波娃访华时，陪同她的中国女伴虽然会说法文，但没有上面许可不能跟她直接用法文交谈。波娃访华归去大谈什么“毛并不比罗斯福等人更专制，新中国的宪法保证了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她还写了厚厚一本书，名叫《长征》（The Long March），索引有个条目是“暴力”，后面一排字：“毛论述如何避免暴力。” 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密封在国门之内。驻外的外交宫被无穷尽的“涉外纪律”困得死死的，什么必须“二人同行”，什么诸事“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动辄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无怪乎中国外交宫在海外的名声是举止呆板。中共首批派出国的大使大都是将军们。毛接见他们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而这些大使们大半去的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出了国而敢于说真话的，是一小批冒着生命危险泅水到香港的叛逃者。他们把大饥荒的真相告诉世界。可惜，很少西方人相信他们。毛的谎言在西方却大有市场。当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一九六一年访华时，毛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大家都把这话当真。一九六○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来了一趟，回去后同别人合作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部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像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那位容易上当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有这样的西方人，毛要掩盖饥荒易如反掌。他还特地邀来三个文人帮他搞宣传：斯诺、韩素音、英国的格林（Felix Greene）。格林为BBC电视台对周恩来作了一次采访，从头到尾只见周恩来在念稿子。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3周前

为叶群“正名” 陆的夫人严慰冰几年内往林家写了五十多封匿名信，骂叶群性生活乱，是延安著名“托派”王实味的情妇，说林的孩子不是林的。有的信寄给林的孩子们，描写叶群如何做爱。信上署名有时用大仲马《基度山恩仇记》中的“基度山”。严慰冰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本来该送医院，却被林彪送进了监牢，在那里度过了九死一生的十二年。在大谈“政变”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把一张纸放在每个出席者的面前。瞠目结舌的高官们看到：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一本正经的政治局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教人尴尬的场面。林彪的行为看起来荒唐，其实有很实际的目的。他就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了，然而他最不喜欢开会、见人，得靠妻子替他办事。叶群的名誉不洗干净不行。林彪是在为叶群“正名”。充满活力的叶群性欲旺盛，但从林彪那里她既得不到性满足，又得不到爱情。林彪对她冷冰冰的，让她觉得像“小媳妇受气”，“如同伴着僵尸”。她对林彪还不得不装出一副顺从温情的样子。生理上寂寞难耐，精神上充满痛苦，她性情变得乖僻反常，毒打女儿林豆豆，逼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在长期压抑的环境里，叶群跟江青一样变得歇斯底里，如今要从搞政治阴谋和政治迫害中寻找释放——尽管她整人不像江青那样恶毒。她的主要作用是做林彪的助手。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3周前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二、挑拨离间，互相“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通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里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

3周前

山西省五台县天和公社东天和大队的《关于监督改造坏分子李凤英的制度》六十年代中后期，从四清运动后期到文革爆发，随着极左思潮的发展，对这类人监督和控制更加严密，其表现为除了政府各种严格的管理制度外，对每一个四类分子都采取个别监督管理和包夹制度等措施：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保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我大队特制定如下制度，对李风英进行监督改造。 1、监督改造对象每月必须出勤20天，全年投工120个，每月秧肥10担，每三天扫街一次。 2、必须保证劳动质量，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3、坚决不能让其在要害部门劳动，不让其进行单独流动性的工作。 4、监督改造对象如有来客，必须立即向治保委员会申请登记。 5、不经治保主任批准不得任意外出，要严格请假销假制度，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6、针对其思想情况，采取个别谈话的形式，每半月向其进行一次守法教育、政策教育和前途教育，主要内容是讲主席著作和形势。 7、责令其写出监督改造保证书。 8、监督改造对象必须每半月向治保主任口头汇报一次思想改造情况，每月书面汇报一次。 9、治保委员会一月向党支部汇报一次改造情况。 10、每年秋后进行一次评审，表现好，给予鼓励；表现一般，加强工作；表现坏，及时报公安局处理。为保证制度有效执行，由三人组成包夹小组：组长：陈贵和（治保主任，中农，党员）组员：张先秀（民兵连长，贫农，党员）孙贵和（一队政治工作员，贫农，党员）本制度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起开始执行东天和大队治保主任（印章）副主任（印章） 1966.7.28 ---孙陇：天牢中的囚徒：四类分子

3周前

还有媒体把李强前几任与时任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互动照片并列贴出，江泽民与朱镕基笑谈；胡锦涛转身与温家宝说笑；习近平与李克强则是“互不侵犯”，两人都在低头认真按电钮投票。李克强与前任比起来，相当弱势，但仍然保持着“尊严”。---RFI 法广台湾学者王信贤指出，过往无论是江泽民时期由李鹏、朱镕基担任总理，或者胡锦涛时期由温家宝担任总理，国务院都还有一定的决策权，但从习近平时代李克强出任总理开始渐渐改组，国务院的决策权慢慢流失。 ---德国之声

3周前

一张年轻的金正日烹饪的照片，可能摄于70年代。 A very young Kim jong il cooking,photo seems to be from the 70s judging by his age here

3周前

1930年代末东四路口上色照片，向西北方拍摄。

3周前

1958年，第二届全国摄影艺术展 1.赶麻雀。王玉山/摄。 2.里弄妇女大战钢铁。张祖麟/摄。

3周前

APEC領袖峰會在美國舊金山登場，當地時間2023年11月16日中午舉行經濟領袖與貴賓非正式對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左）出席，會前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前右）交換意見。中央社記者裴禛舊金山攝

3周前

马云在爱泼斯坦文件里的照片 Grok:这张照片（代码EFTA01612005）出自美国司法部最近发布的爱泼斯坦文件，显示马云与一位面部被遮挡的女性合影。但文件仅提及马云一次（2013年邮件），无其他直接关联。

3周前

经历过毛文革的中国裔美国人Xi Van Fleet，通过与Epoch Times的访谈，介绍了自己的新书《Made in America》，焦点是美国如何通过历史误判帮助中共生存并成为其最大威胁。关键论点：从1911年革命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多次干预（如二战期间支持中共、对日作战）无意中拯救了中共免于崩溃，并助其通过邓小平改革积累财富和影响力。揭示惊人事实：中共统治下造成8000万人死亡，美国援助曾多次逆转其灭顶危机，但中共视盟友为潜在敌人。

3周前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饿。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3周前

1951年地主的《外出证明书》从土地改革开始，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就开始了，在没收地主土地的同时，对他们的种种限制也开始实施。这个《外出证明书》是浙江省鄞县邱隘区福明乡松下村给地主分子李夏美开具的，外出理由是“买卖东西”，期限是三天，上面留有李夏美的右食指指印，有负责人村长、农会主任的的签名，并盖有鄞县福明乡人民政府印章。来客要报告，外出要请假，是四类分子们生活的常态，外出要有一张允许外出的证明书即是一个例证。 ---孙陇：天牢中的囚徒：四类分子

3周前

凄婉而野蛮的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象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点点不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然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1949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薄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像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 ---罗瑞卿女儿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羅點點未說明這位將軍是誰，但轉載者註明是陳錫聯。楊大哥很可能是中辦主任楊尚昆的兒子楊紹京或楊紹明。 ---羅瑞卿女兒披露中共軍中陳錫聯姦污侄女作者：烏蘇里）

3周前

陈再道的检查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最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主席啊，主席！我犯了这样大的罪，您老人家还这样关怀我、教育我，要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您老人家给我指明了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给我第二条生命。我感激不尽，感恩不尽，我永生永世感恩不尽。毛主席啊！我过去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胜利后，进城以来，我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滔天大罪，破坏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低头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低头认罪！我遵照您的光辉教导、文革的指示，把我送到学习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和帮助，进一步触动我的反动思想、反动灵魂，对我教育极深，帮助极大，使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有了进一步认识严重。我坚决承认和改正错误，重新革命，重新做人。在您老人家的亲切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十二月一日我作了一个检讨交代，我这个检讨交代很不深刻，认识还好似很差的，以后进一步作检查，认识检讨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的起点。现在把我的检查交代记录送您老人家看一看，请您老人家训教。我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永远跟着您老人家，重新革命，重新做人，永远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办事，争取做您老人家的一个好战士。我要好好学习，坚决重新革命，我决心到群众中去接受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重新革命。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犯了罪的陈再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图：陈再道上将

3周前

陈再道（1967年7月20日事件后）的检讨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哪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哪里房子好，走到哪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自己个人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哪里有地毯，自己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正主义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不准干的么！我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长得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镜子，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喝、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时时刻刻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 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命令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了。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哪里去，毛主席的书是带着，带着也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上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放牛的，过去看见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3周前

56年前毛泽东为何紧急飞离武汉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坐飞机，是在1967年7月21日。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在时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的陪同下，乘专机匆匆离开武汉，飞抵上海。 1967年7月21日凌晨两点左右，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的毛泽东，避开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激动、有可能失控的军人、工人、学生等，从后门逃出东湖宾馆，紧急转移到武汉王家墩机场。毛原计划亲自坐阵武汉，就地解决武汉文革中的问题。毛还计划再到长江游一次泳。为此，毛于1967年7月14日秘密抵达武汉。但是，就在毛以绝对的自信在武汉实施他的计划时，他却遭遇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难堪、最危急的时刻，以致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把毛营救出来。 1967年7月20日武汉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当天深夜，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许多官兵，带着武器，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毛住的东湖宾馆。 “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罗得胜、夏菊花等，指挥这些人包围了东湖宾馆的“百花二号”楼，并冲进楼内，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眼皮底下，把毛泽东的大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抓走了。王力被塞进一辆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那里，他受到严厉的质问，猛烈的批斗，暴怒的殴打。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距离王力住的“百花二号”不远。当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狮”大闹东湖宾馆时，毛的安全自然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消息传到北京后，刚从武汉回到北京仅两天的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心急如焚。在京的中央领导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8341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和毛的夫人江青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毛的秘书戚本禹起草一封给毛的密信，劝毛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派军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周恩来赶到武汉后，力劝毛赶紧离开武汉。毛却不想离开东湖宾馆，因为他正与一个性感的陈姓美女厮混。但是，架不住周恩来等一众高官的反复劝说，也考虑到自身的安危，最后，毛听从了周的劝说，带着陈姓美女，在苍茫夜色中，匆匆离开东湖宾馆。 ---作者: 王友群

3周前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大搞疲劳战术，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廿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干活”。这一次，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过年不准说“恭喜发财”，要说“祝您今年见到毛主席”之类，一过十几年。春节期间“ 抓革命、促生产”是全国性的行动。不少地方还要求大家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加班加点干革命。在广大农村，“农业学大寨”、移山填海、开沟挖渠、大修水利、大造梯田是春节的一景，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流如潮。当时，有的农家门上就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对联。并且实行“五不准”：即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准赌博。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号召大家忆苦思甜。为了让大家牢记万恶的旧社会的苦，每逢年关将至一些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就弄来野菜、树皮、草根再加上玉米糊、地瓜干之类的东西煮成粥，让全体员工品尝。大年三十晚上广播里就会播放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把人们一下子带进了万恶的旧社会。十年间，最典型的过春节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的会放下架子，和子女们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儿女们也可以向父母“开炮”，最后全家人把思想统一在毛泽东的“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光辉教导上。时钟敲响12点，“爸爸同志和妈妈同志，春节好！”子女们会常常这样给父母拜年。初一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高举“红宝书”，面向毛主席像，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其他语录歌，最后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春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语言不见了，代之以“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之类的政治语言。邻居们之间拜年鞠躬拱手的老礼不见了，“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没有了，见面只是握握手和道声“过年好！”或“春节好！”的话语，“祝你今年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新的成绩！”也是拜年的常用语。在农村，正月里的社戏、娱乐活动也都革了命，民间许多欢庆春节的传统活动和仪式，如扎花灯、舞龙、耍狮子等，都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样板戏，高跷上的才子佳人、英雄好汉变成了革命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李玉和、李铁梅、沙奶奶、阿庆嫂、新四军等，一位老奶奶给城里的孙女写信如此描绘农村里的革命化春节：“今年公社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比往年更加欢乐，更有意义！家家都不请客送礼，除夕那天，全公社大小，都拥进小学礼堂，参加你堂哥兴原的新式婚礼。新郎新娘先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行个礼，接着党支部书记达明叔讲话，表扬他们破旧俗、立新风，不坐花轿、不办酒席、带头晚婚(男的28岁、女的25岁才结婚)，听党的话，不愧为贫下中农本色，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大家说说笑笑、拍拍手，吃喜糖，怪有意思的。我看新式结婚就是好，既热闹，又省钱！除夕晚上，锣鼓喧天，俱乐部的业余剧团，为大家演出革命现代样板戏。大年初一，报喜队到军属家拜年贺喜。春节不放假，不能与亲人在一起，对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难免感觉特别苦涩。在农村，要吃忆苦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开批判会。即便溜回城市，街上也是冷冷清清，只有革命的红旗满天飘。没有鞭炮、没有团圆的年夜饭，没有联欢会，收音机里只有钢琴伴唱《红灯记》。一位父亲被关入“牛棚”的知青如此写道：六七十年代的春节，有多少个家庭在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中度过的。在思念父母亲人时，则默默背诵毛主席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面对有“问题”的父母，则要自觉地斗私批修，在思想上与之划清界限，并尽量不去想念他们。孤独和寂寞，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缺少欢乐，没有祥和，很多古老的节日，名存实亡。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但并没有立即恢复春节放假。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和《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了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来信的读者一位是工人，一位是农民，信中朴实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化、战斗化春节”的疲倦：到了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制度。 ---文革时如何过春节：初一全家向毛主席像请安

3周前

“境外势力”统治中国【举国哀悼斯大林】 70年前的今天，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逝世。这是当时中国举国哀悼的情形。听闻斯大林病逝消息，毛泽东第一时间亲赴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亲自撰写悼念文章。还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全程参加斯大林葬礼，为斯大林守灵。与此同时，在国内也为斯大林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全国下半旗致哀3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官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敬献花圈，首都北京60多万人参加…… (1/2)

3周前

澳大利亚ABC纪录片《无情追捕》的中文删节版，焦点是一個投奔自由的前中共國家安全人員曝光中共海外诱捕异议人士的操作手法，包括伪装身份和暴力威胁。

3周前

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有个胆大的中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也尝试捞些钱进腰包。这个人叫王倬，是外贸部的一名科员。一九六○年三月，他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里。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帐时，才发现这是假冒的。这是毛上台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公安人员去逮捕王倬时，只见他有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王倬弄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他家对面是一幢华侨住的小楼，华侨有国外汇来的钱可以在国家特殊商店买高价食品。王倬在日记里写道：“钱！钱！钱！做梦都想弄钱……”。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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