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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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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1971年10月4日，叶剑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封上有叶剑英“呈主席阅示”和毛泽东圈阅及“总理阅，交汪存”的笔迹。汪，即汪东兴。信的内容如下：主席：首先敬祝万寿无疆！林彪、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结纳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借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上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中央57号通知发出后，军委直属各单位、军兵种和院校，按总理指示，分批分片进行传达、学习、讨论、批判和揭发。据各单位初步反映：一、明摆：各常委会上传达时，讲到林彪谋叛三阶段（暗害主席、广东割据、北窜投敌）同志们初听惊奇，再听愤怒，最后听到林逆机毁人亡，一种沉重心情又爽然消失，转为快慰，发人深省。二、物证：在军委直属各兵种首长会议上，曾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照片）给大家传观了一遍，又选了三篇交待（代）材料（王飞、江腾蛟、鲁珉）给大家念了一遍，这种铁证如山，完全粉碎了可能在少数人心上半信半疑的精神状态，收到全功。三、要快：（传达）林彪叛党叛国罪行，是按中央规定，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我们是逐步扩大，层层下达，严格保密。但从传达效果看来，显比隐好，快比慢好，大家同意中央意图，加快步伐，拟于十月中旬传到基层，这样似台风过后，万里无云，做到思想上充实提高，组织上调整巩固。估计到十一月以后，工作重点将转到正常，为使政治局参加军委办公会议同志和我，了解一下军委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拟提出第一批汇报题目：一、战备情况。由总参负责准备；二、连队建设情况。由总政负责准备；三、军工生产情况。由总后和国防工办准备。我这个人脑子空，水平低，能力弱，有时也产生“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的自卑感，这不对。当努力克服，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昨天军委办公会上，我坦白地说出我的低能，请求同志们经常提示工作意见。同志们果然在会上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的意见。如果我能虚心地经常请教各同志，特别是经过东兴同志能够得到主席指示，加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能够得到总理和各同志的指示，那么工作上的错误可能比较少些，我当尽力做去，请主席放心。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谨致敬礼！叶剑英谨上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16 条信息

1个月前

上海浦東新區的曹路鎮星海家園，有一名飼主因確診新冠肺炎，將搭上公車前往隔離，但下一刻其寵物柯基旋即遭當街撲殺。

1个月前

1985年，陕西凤翔县，乡民在街头排队买醋。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人生活在“票证年代”，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切都凭票购买。由于物资紧缺，买什么都要排队，吃的醋、用的煤、穿的衣服……几乎没有不用排队的，而且人们总担心“排到我就没了”，总是有一种危机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物质丰富起来，市场放开，“票证”走进历史，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摄影|胡武功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925 条信息

民生凋敝：欠薪潮激化社会矛盾，底层陷生存危机· 1283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1257 条信息

多地欠薪维权频发，底层民生困境难解· 1572 条信息

#陕西凤翔县 #1985年 #计划经济 #票证年代 #排队买醋

1个月前

1982年，西安解放路饺子馆，顾客坐在凳子上排队等待，墙上贴着标语：学雷锋、当雷锋，顾客进店当亲迎。这是一家国营先进饭店，服务态度比一般的国营店要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物资短缺，形成卖方市场，国营饭店服务人员的态度普遍差劲；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六七十年代高级干部凭票才能进入的西安东亚饭店、五一饭店等大饭店，到了八十年代普通人也能进去消费了，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摄影|胡武功

1个月前

1938 年，司马璐初见周恩来于延安，当时听他作政治报告。1940 年，他再见周恩来于重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多面性和极具欺骗性的人。他既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是最会看风使舵的共产党员；既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也是最残忍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会放火，也会救火；他放火时别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时别人觉得他做了好事。他的观音和如来佛的仁慈的外貌，与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南昌暴动时，中共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并把张发奎等国民党人列为“委员”。张发奎愤慨的说：“他们拉了我的部队，拆我的台，还利用我的名字。”周恩来则托人向张发奎传话说“我们是拥护张总指挥的呀！” 在司马璐眼里，周恩来这个人到底如何，甚至他的夫人邓颖超也不能完全了解。周恩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1982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周恩来之所以极富欺骗性，是因为他是一个高超的演员。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在司马璐看来，周恩来具有若干现代知识，外表上文质彬彬；他政治嗅觉敏锐，手腕灵活，予人以一种开明的印象。当他和你握手时，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喜怒哀乐，表情逼真，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司马璐说，“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他的政治技巧既是灵活的，他对共产党的所谓原则的坚持又是僵硬的。他对人永远温文有礼，他的政敌很难从他的讲话中抓到口实。他是共产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追随者，也是最快的自动认错做检讨的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整理：袁斌

1个月前

1936年12月14日，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宋美龄的信后甚为感动。得知宋美龄要来西安，蒋介石告诉端纳，不要让她来此险境。端纳随即复电宋美龄。当蒋介石看到端纳拟好的电文开头所写的“蒋夫人转电已悉”时，泪如雨下。随端纳一起到达西安的黄埔同学会总干事、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直到12月 16日，才得到张学良的允许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立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他又怕信会被张学良扣留，便将内容向黄仁霖念了两遍，让黄背下，回到南京后口述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即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果然，张学良扣留了此信。他也没有让黄仁霖回南京。因为蒋介石叮嘱“余妻切勿来陕”，而张学良则希望宋美龄到西安来调解。 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写了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宋美龄担心，一旦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战事爆发，张、杨会挟持蒋介石离开陕西。因此，她打定主意要亲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12月20日，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赴西安，劝导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他还带去了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蒋介石看到这里，不觉呜咽，说不出话来。 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赴西安。囚禁中的蒋介石见到宋美龄时，大为感动。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蒋介石向宋美龄讲了事变经过，也讲了他对张学良、杨虎城未做任何承诺的情况，还要求宋美龄也不要与张、杨二人签订任何文件。宋美龄同意，并再次表示愿与他共生死。随后，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多次谈判，对张、杨两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原则上给予承诺。尽管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不同意任何书面承诺。对于让蒋不签字但口头答应某些条件就离开西安，杨虎城坚决反对。考虑到当时的西安城由杨虎城的第17路军把守，张学良向宋子文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宋美龄与端纳先行飞赴洛阳，而蒋介石乔装混在士兵中，乘汽车出西安，先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兵营，再由东北军派车送到洛阳。宋美龄回绝了这一方案：“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 12月25日，张学良采用一边安排蒋介石去机场，一边知会杨虎城的方式，陪同蒋介石夫妇上了飞机。“西安事变”至此得以和平解决。 ---蒋介石口述“与妻书” 图：1937年6月，蒋介石和宋美龄。

1个月前

"肃反"肃到了未成年的中学生头上一般说来，中共的"肃反"和"反右"还是有政策界限的，他们并不涉及到未成年的中学生。但是在五七年"反右"反过了头，五八年"大跃进"跃上了天的革命狂热之中，中学生也成了"肃反"和"反右"的对象。在大跃进祸害最深，大饥荒持续最长的四川，一九五八年春天便开展了一场以在中学生中"肃反"和"反右"为目标的"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在当时的中共党内著名的极左分子，中南局第一书记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直接指示下开展的。由于四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没有放出什么"大跃进"的卫星，他便要创造性地在中学生中"肃反"和"反右"来邀功请赏。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决定在省会成都市于一月二十五日起集中全部高中应届毕业生二千九百八十人，进行为期三个多星期的集训，他们事先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然后信誓旦旦地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还以动听的"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的贴心话来教唆三、四类的孩子"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一旦这些孩子们懵里懵懂地讲出了一些他们需要的话，天下风云立变：迎接这些孩子们的是大批的"反动分子"的帽子和大规模的"批斗会"。这一运动由成都推向整个四川，从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内江一直到达县、涪陵、温江、泸州等地，连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没能幸免。据后来统计，全川各地划为三、四类的少年超过三千二百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一万名应届毕业生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仅十三岁！这些被迫害的未成年人不仅永久地失去了升学的权利，不少还被逮捕劳教，至少是成为社会上长期的"群众专政"对象。一九七八年以后走上文坛的知名小说家周克芹和杂文家贺星寒，分别是当年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学的优秀学生，也是这两个学校制造的"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由于政治上遭受二十余年长期的摧残，他们后来都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宋永毅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52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175 条信息

1个月前

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行为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而显得十分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1958年伊始，因为“反冒进”问题，周恩来从1月份的南宁会议到3月份的成都会议，从“离右派50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一路检讨不断。周恩来对检讨稿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后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59页）周恩来在检讨中批判自己：“‘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亦可参阅何云峰《个人崇拜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彭冲突》，《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20卷第6期；罗平汗《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2期）. 1958年4月25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75页）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48页）.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9年版第398页）周恩来贬损自己，不仅是在语言、文字上，还经常表现在行动上。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这么一段描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行云《聂元梓谈周恩来》，华夏文摘增刊第38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22期，2004年7月6日出版）在文革结束后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们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而写下的这类回忆：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62页）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2页）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1977年版第388页）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1958年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一干中共党内要员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论及，唯有周恩来还被描绘成是一直在对个人崇拜风气进行批评、抵制、纠正。但是透过对历史的审视，周恩来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是不亚于刘、林等人的。 ---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作者: 小夏

1个月前

1961年1月1日《人民日报》——西方国家水深火热

人民日报高层震荡：公信力遇挑战· 40 条信息

1个月前

在文革中，在广大群众之间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绝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在众多的群众集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的上映，周恩来挥舞双臂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众中深入人心。而这首歌本来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来宾在哈尔滨访问时，作曲者王双印演唱了此曲。周恩来听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词曲，然后正式推向全国。当年有关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忆，曾经充斥了纪念周恩来的文集。在一篇回忆中称：1964年，周恩来出访回国返回昆明，总是从外国朋友临别赠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员在一起联欢的时候，总理常常站起来，亲自提议，亲自指挥大家齐唱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声音，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激励着大家紧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奋勇前进。（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8页）据另一回忆：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立即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17页）还有回忆称：周恩来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1979年版第257页）还有回忆称：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74页）总之，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它们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作者: 小夏

1个月前

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周恩来作为大歌舞《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在1964年7月18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熊华源《周恩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1996年第6期）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7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第90页）周恩来要求演员“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页）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年版第439页）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歌舞《东方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继续亲自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18页）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片，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2页）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1965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大歌舞《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对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深的《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由一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语。究其本质，大歌舞《东方红》就是一个充满个人崇拜并经艺术谎言刻意包装的向毛泽东表示忠心的产物。 ---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作者: 小夏

1个月前

拳头下打出来的"高产指标"和"高产卫星" 论及大跃进中群众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决非产生于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群众的自愿，而是出于层层逼迫、个个自欺的结果。谈到逼迫，这些"卫星"和"指标"首先是拳头打出来的。更有甚者，撤职罢官、酷刑监禁乃至杀戮都是逼人就范的手段。如河北徐水县是毛泽东亲自搞出来的"共产主义试点"。毛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去视察时，竟然问出了："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样办呀？"的昏话。其后，为了落实毛提倡的"密植"，县委书记张国忠把五个有不同意见的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先拳打脚踢，后送去劳动改造。其中的一个三个月后就死了。在一九五八年中，徐水县的劳改队里共捕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个不愿意接受浮夸闹剧的干部群众。再如，甘肃省的饥荒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省委书记张仲良为了赶上大跃进的风头，睁着眼睛说瞎话，认定甘肃是"余粮省"，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只要有干部群众不同意他的蛮干，即刻批判斗争，打成反党分子。结果造成连续三年的饥荒中近百万人饿死。再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上海奉贤县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的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地出现了捆绑吊打、乱罚乱关的现象，迫害死了干部群众九百六十人，劳改了二千四百多农民。大跃进的过程是一个严密控制不同意见，残酷镇压异议者的过程，在这一血腥的过程中，说假话受到鼓励，讲真话马上被打击。浮夸自然成了十二级台风，群众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九五八：被忽略了的"另类大跃进" 作者：宋永毅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52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175 条信息

1个月前

郑著还揭示了中共宫廷政治的另一个特质：持续不断的内斗。周恩来逝世以后，华国锋被毛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以华为代表务实派和以张为代表的务虚派又发生了矛盾，结果竟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发生了1976年10月6日的宫廷政变。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元老派动用军队一举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按官方长期以来的说法，这是因为张春桥等人搞阴谋诡计，要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此，郑著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首先，根据郑著对大量史料的调查梳理，张春桥和王洪文对于毛泽东最后选择华国锋作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拥护，保证支持”的。[19]尤其是张春桥，如果他要在华和王之间做一个选择，甚至可能还是会选华国锋。[20]本来华、张、王三驾马车还是可以稳定地运行几年的。只是“华国锋太急于想‘独掌乾坤’了，结果后来自己也没有好下场。”（页767）其次，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汪东兴在实施十月政变时都说过的“四人帮”已经在布置搞“武装政变”了，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郑著在经过详细的考证后，说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过是一种为打倒政敌制造的倒打一耙的借口。对此，现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渐有了一定的共识。[21]最后，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徐景贤有关张下令武装政变的证词其实是一种“伪证”。[22]其原因是在徐被监禁期间，华国锋通过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派人告诉徐：只要承认张春桥给上海下过武装叛乱的指令，徐就可以免于起诉和处分。为此，徐做了假证。（页790）有关华国锋发动政变的必然性，郑著借萧木之口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分析：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时间略有先后。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以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用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起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六政变”。（页880）这一体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寻味的，它至少证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从没有跳出过封建王朝黑暗的宫廷政治的怪圈。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作者：宋永毅

1个月前

1.西安事变时，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 2.蒋介石的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1个月前

12月21日，宋美龄为救蒋介石决定冒险赴西安找张学良谈判。戴笠深知失察有责，坚持随往。宋美龄在宋子文劝说下，同意偕戴笠飞抵西安。不料一下飞机，宋子文、宋美龄被张学良当座上客隆重欢迎接待，戴笠却被下了手枪扣押起来，关进了张寓的地下室内。他大叫要求见蒋，未被理会。戴笠被扣在地下室内两日，整天面壁，不见阳光，消息不灵，度日如年。他估计自己此番必死无疑，于是写下遗言：“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戴笠与西安事变文/孺子牛

1个月前

日本摄影师Koichi Saito拍摄的照片集记录了1965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1个月前

1.2020年1月，中國傳統春節前夕，廣東省農村發現了一個從武漢回到家鄉的務工人員，當地政府立即採取了封門措施。 2.長沙市農村發現了一個從武漢回到家鄉的務工人員，於是這個務工人員的全家被封鎖在屋子裏

1个月前

90后佛山小伙陈志杰创作的“核酸检测上河图” （1/2）

1个月前

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2004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周恩来说的是：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戴维堤《逝者如斯》，发表于互联网上。笔者采访戴维堤时求证过此事。） ---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作者: 小夏

1个月前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林、毛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1966年12月19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5)》，笔者私藏本；另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作者: 小夏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16 条信息

1个月前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复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1个月前

郑著所披露的叶剑英对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发经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十大上，毛泽东决定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局里，元老派挺王最力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王洪文当时被毛调到中央学习各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但是叶剑英却老是邀请王洪文到中南海钓鱼，去郊外打猎，还在军委所在地拨给王一套高规格的楼房。平时叶常邀请王赴宴。王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无法推辞，叶却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页719）对这些，张春桥虽然也设法劝阻王洪文“不要上这些人的当”，但王并不听劝。令王洪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叶在他背后又把他的林林种种表现都向毛作了汇报，造成王是一个不堪培养的纨绔印象，以致毛失望地感叹说：“钓鱼台无鱼可钓”。（页792）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后来又都出现在华、叶中央列举“四人帮”罪证的文件里，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证明他“大量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资财。”[18]叶剑英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对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从龙之功。其二，拉拢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张春桥、江青的关系。最后，在毛那里破坏王的名誉，使毛对他选的接班人失望。对于曾被叶剑英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后有过锥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监狱里对着张春桥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错了！”（页798）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作者：宋永毅

1个月前

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71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1975年1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679－780）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著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670－671,850－853）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13]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1940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1967年5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14]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197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861）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15]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16]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1973年4月9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17]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走近张春桥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作者：宋永毅

1个月前

张鸣：经历过十年“洗礼”的那代人，有时显得特别畸形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我们这一代，已经老去，该退休的，差不多都退了。这一代如果有共性的话，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该受教育的时候，缺了教育，即使有心人后来补上，也很难补好。那个十年到来的时候，年少的，还没上学或者刚上一年级，年纪大的，也没上完中学。能读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人，已经算不错的了。当然，那十年虽然大学基本停摆，后来的工农兵学员，多数人都不够上大学的最低标准。但是，中小学还是在办的。只是，这十年的教学水准，却没法恭维。学制缩短了，小学五年，初高中加起来四年，九年级即中学毕业。但课程也偷工减料，我们上所谓的高中的时候，没有历史、地理，美术和音乐课，数理化的课本，也薄得可怜，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公式，例题里还充斥着那个十年高喊的话语，看起来不像是数理化，倒像是思想品德课。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考试，除了1973年“教育路线回潮”那阵儿例外，其余时间全都大帮哄，没有人在意学什么，学会了没有。学校的师资也很可疑，因为全国上下普及高中，很多根本没有条件办学的乡村，也办起了中学，教书的，居然就是本村人。命好的，能摊上个别下放的大学生做老师的，还能学点东西，摊不上的，只能听天由命。我们黑龙江兵团，大部分的老师，都是知青，有的人还相当认真。但是，我们那个年级，也有一半左右的人，高中毕业，连信都不会写。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学生至少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干农活，有时候，也会去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去帮人打杂。这种事儿，当年叫做学工学农，实际上，就是些不大好使的免费小工。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基础教育欠缺，即使后来考上大学的佼佼者，也大有问题，外语不行，地理和历史知识欠缺（大学学文科的好一点），思考问题，严重缺乏逻辑，还时常念错别字，遭人嘲笑。至于那些早早成为下工工人或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同辈，缺乏教育的问题，后果就更加严重。基础教育都欠缺，至于教养，就更谈不上了。那个年代是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已经分不清了。连打人骂人这样几千年公认的恶事，也可能被肯定为积极正面的行动。在学校里，老师可以被抓来游街，辱骂，打骂，即使打死了，在当时也不见得会被追究。揭发父母兄弟姐妹，也司空见惯，原来的孝悌仁义，也丢在不知哪儿去了。待人接物，温良恭俭让，是不对，动辄斗争，粗大嗓门粗喉咙地吼，反倒更被提倡。在人家锅里拉屎，多少辈子都被视为最缺德的行为，然而，如果针对的是一个黑五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待那个十年过去之后，当我们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毛病就都出来。能出国的，把人丢在国外，种种不文明的举动，极大地败坏了国人的声誉。出不了国的，在国内也有祸害人的，该排队的不排队，上公车倚老卖老，欺负人，打人的都有。同时，由于我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又赶上了巨大的时代转型，跟子女的代际矛盾，空前的大，以至于手足无措，没法应对。但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要为子女做特别多的贡献，打孩子一出生，就是孩子的奴隶，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自己有了孩子，还得为他们做贡献。自己的养老问题，却全然没有着落。这样缺乏教育，缺乏教养的一代，我们中的某些人，却特别的自负，特别的自以为是。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让我们这辈人有了别的代际没有办法分享的人生，尽管这种人生到底是负面意义更多，还是正面价值更大，其实还可以讨论。但我们这一代的好些人，却一定认为这样的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这点财富，再加上的乱七八糟的知识，就足以傲视后面的多少代。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的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这样的吊诡，在曾经领风骚的精英和下岗工人身上，都可以找到。随着这代人的相继退休，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显得愈发令人讨厌。现在人们嘴里声誉不佳的大妈大爷，基本上都是跟我一代的人，这一代，实际上也是最惨的一代人。缺乏教育，缺乏常识，更缺乏教养。就是想改，也是难了。从整体上讲，我们这一代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跶了。等到不能动弹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惨到没法言说的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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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语手稿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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