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圣地的近郊区 1943年11月10日至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届时的延安已经堪称“文明社会”,在这个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他们看到的农村是何景象?农民对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萧军延安日记》)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剪发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悲叹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读书,她会纺线,但不能生产。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典出去了一石粮,现在全家就食此粮。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我来要你—–”我虽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这话却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晚间到姓刘的家里去,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这些清苦农民们对孩子以虐待为爱惜!这真是半动物性的生活。 冯老汉……村长两个青年劳动力,只出了七斗公粮,是个滑头;他却出了一石。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听说冯老汉的儿子冯文英在这村里当教员时打了一份报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刘,有五十二岁,老夫妇,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十六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代耕主任刘永庭……他的女人生过五个娃,但全没活。 这里离延安仅二十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的人们办事缓慢得惊人! 这一家人的命运使人们全感动!因为两年中竟把四个孩子全死了。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有‘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一元法币可换十元边币,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币。 夜间替高虎家算帐,本乡共出了二十几万慰劳费—唱戏三万,给军队二口猪,三头羊—-算为新年慰劳费。刘庄共摊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称了二斤枣,一百五十元称了二斤葱,吃了一百元枣糕,给鸣儿及芬带回了两个火烧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谈起前清……光绪年间……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六个麻钱一个……今刻……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 王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按: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演说的意见: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X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么!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 二斤盐四万元,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一万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 三万多一两……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 边区政府征收公粮,激起逃亡和民变的事,“日记”也有记载。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国公粮五万石,激起了民变。第二年九万石,有的自杀、怨难。第三年……二十万石……”(上卷P401)从《萧军日记》中物价等处看,1943年成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打造了“陕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湾,并未惠及边区百姓。 其实,萧军下乡不是以此为题做社会调查,故其所见所闻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来,地不分南北,共产党根据地的人民,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是一样的;工农红军虽然改编成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惯例则一仍其旧。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战而去,根本就没打算回来,随即将供养了他们十年的老区人民抛诸脑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边区人民只能以其极度的贫困,迎接北京等地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让他们瞠目结舌云云。 ---启麦:萧军日记:延安档案
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 我无缘得见周总理正式登台,但我有幸见过他的表演。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小品”,着实精彩。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我陪他赴西安处置。事件圆满解决,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回延安前,周恩来心情极佳。叶劍英在八路軍办事处宴請周恩來。酒过三旬,欣赏毕戏班子的曲儿,叶剑英对周 恩来说:“您上去唱一段?” 周恩来说:“不唱啦,说一段吧。我在南开上学时曾演过一个单口剧,名叫《第一次》。我扮女角。”叶剑英鼓掌。 周恩来稍酝酿一下感情,开始:“我是一個美丽柔弱的女孩。他是一个伟岸的男子。他向我走来,柔声叫我上床。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当我躺在床上时,战战兢兢。他看着我,轻声问:‘是第一次吗?’我点头,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表演。每一句话出来都辅以动作或表情。为着处理西安事变他刚刮去漂亮的大胡子,于是他清瘦秀气的臉庞显出一种女性美。今夜畅饮,脸颊浮出桃花。 周恩来投入地:“那男人微笑着说:‘人,总有第一次的。谁都一样。不要怕。’他的手触到了我。我像被蜂蜇了一样颤抖起来。他说:‘不用紧张,很快就会完事的。’窗外的枫叶缓緩落下。这是一个温馨的冬日下午……” 我几乎屏息。周恩来的表演太出色了。一个女孩子被他演得如此惊心动魄。我热烈地凝视着他的脸。我简直被他迷住了。這是一张男人和女人都能被迷住的脸。韩素音曾说过,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一样。她煽情地写道:“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会立刻去死。” 周恩来的表演继续:“正如那男人所说的,我們在数分钟内完了事。我站起来,便要离去。他说:‘下次再来吧。’我回头,嫣然一笑,便踏步离开了这里——第一次捐血的捐血站。” 异峰突起。一霎间屋里寂寂如死。人们都被周恩来的表演征服了。他自己显然也陶醉了。眼睛微闭。高高的鼻梁上沁着几粒亮晶晶的汗珠。送周恩来回屋休息后,叶剑英对旁人道:“有位作家说:一个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否则就得随身带一件艺术品。周恩来二者皆有!” 我一直琢磨,周总理随身带着一件什么艺术品呢? ---刘亚洲: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周恩来 转自《刘亚洲文集》
朱韵和
1个月前
她吃了7个人 母亲很平静地给我讲述往事: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掀上面煮, 驻队 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 我看到母亲的眼睛。她拚命地抑制自己的泪水。 我背过脸去。母亲的泪滴在我的心上。 母亲说:“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时寒冰:“三年困难时期” 她吃了七个人
朱韵和
1个月前
周恩来仍然决定卖粮食换黄金 应当说,当时很多的决策是毛泽东或者当时的体制决定,周恩来并无太多主动权。例如在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饥荒原因之一就在与不准老百姓逃荒!根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的记载,地方官员根据1959年3月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 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来根据根据郑州会议精神亲手改写制定的! 显然这是针对当时饥荒日益严重,百姓逃荒事件剧增而出台的。此事如果完全算到周恩来头上是不公平的。但是并非说明周恩来手里毫无一张牌可打!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周总理这种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质量,使我们感动不已。事隔这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他这两句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话,仍然感慨万千。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1961年发生了什么?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对于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周恩来,可以理解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不开仓放粮,不能违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卖粮食换黄金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对于本国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对于那些死亡的证据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这个是何等的讽刺! 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在到地方大员,庐山会议后,从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不再像1959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 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从好处着眼,是维护大局,是防止党的分裂,但是如果从官场进退,政治沉浮、个人得失等角度来看,周恩来等顺从毛泽东的意志,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敢进言,而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共同把灾难推向极端。 ---《新发现的周恩来》 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
朱韵和
1个月前
延河两岸舞翩跹 1940至1945,虽然全国都在抗战,除了敌机轰炸过几次,延安基本未见硝烟。人们吃着公粮,白天看戏、晚上跳舞。 交际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文明娱乐、休闲方式的名义介绍给毛泽东的。但在一般人眼里,舞会就是公开的情场,让红男绿女在这里放射魅力、表意传情,故令延安的党人踊 跃前往。虽然舞池、音乐、灯光等等因陋就简,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战士还是乐此不疲。想也难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即使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起舞厅。有此名正言顺拥男抱女的机会,能不趋之若骛。各机关频繁举办的舞会上的众生相,则网上已有专文,如叶德浴的《萧军与交际舞》等,将《萧军日记》中的相关内容辑出过半。此处不赘。 当然,两情两性真正的悲欢离合,发生在舞场以外的家庭、河边、树林乃至工作场所。 不太正当的事情也发生了不少,比如:1940年9月18日“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她们有高的就不要低的。T解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容易造地位,所以必须要借助丈夫的光。这只能说是一面的理由,另一面是女人不争气,男人下劣也不能否认。……有些情人和丈夫怨恨边区占有了他们的情人和老婆,……他们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占有下级的女人,这现象是很普遍的,……”(上卷P40) ---启麦:萧军日记:延安档案 图:1937年,史沫特莱(右)与毛泽东(左)、朱德在延安
朱韵和
1个月前
让人无语的狗血剧 在1966年5月20日,当那场标志着文革正式发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一大半的时候,与会者们面前就出现了一份林彪手写的文件,内容是: “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恋爱过;三,老虎(按:即林立果)、豆豆是我和叶群的 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1966年5月14日。” 根据王力的回忆录,在与会者们看到这份文件之后,林彪和陆定一进行了当面对质。由于陆定一表示自己不知道严慰冰写了那些匿名信,怒极攻心的林彪就拍着桌子粗俗地破口大骂,说道:“你们两口子天天在XXXX,能不知道吗?”把会议开成了十足的闹剧。 ,,,,,, 从1960年到1966年初,林彪一家曾先后收到过几十封匿名信。这些匿名信的内容,有的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也给林彪一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甚至搞得他们家庭内部鸡飞狗跳。 那么,这些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些署名为“基度山”的匿名信,对林彪的妻子叶群和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当大力的挑拨,其中的内容包括说林豆豆不是林彪的孩子、说林豆豆长得像刘少奇、说叶群在延安时曾是当时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王实味的情妇。令林彪一家非常难受的是,这些匿名信一直不断地寄到他们家,不管他们走到那里都阴魂不散。因为这些信件,林豆豆也曾怀疑过自己的身世,并因此和叶群吵闹了很多次,逼得叶群不得不找当年的马夫和警卫员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个匿名的寄信者除了骚扰林彪一家外,也给别人寄信,其中有不少十分恶毒的话。比如,在1966年1月26日,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就收到了这个匿名人的一封信,其中用一首从一到十的数字打油诗对林彪一家进行了十分粗俗的攻击: “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照光。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窍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王把帖招。” 这首打油诗的第一句“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指的就是林彪和叶群,以及他们的儿子林立果和女儿林豆豆。所谓“封官进爵升三级”,指林彪在当时因为和毛泽东结盟而陡然上升的政治地位。“终年四季怕光照”,实际上也是在骂林彪——由于林彪曾因为战争中受的伤患有植物神经紊乱症,因此长期有怕光、怕风、怕水的毛病,他的房间更是挂着足足三层窗帘,活像一个黑黢黢的山洞。至于“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则是从林彪的相貌特征开始“黑”起,一直“黑”到他的政治作为。“七窍生烟抽鸦片”一句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尽管林彪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鸦片瘾,目前还存在着多种观点,但确实颇有一些人士提出过林彪对毒品鸦片上瘾的说法。至于“拔光了头上毛”,则是拿林彪光头的身体特征进行挖苦。此外,身为湖北人的林彪,在这首诗里还被“机关算尽九头鸟”这几个字进行了“地域黑”(俗语有云:“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至于最后七个字“十殿阎罗把帖招”,则是直接诅咒林彪、希望让林彪去死了。 戚本禹的回忆录中则表示,他曾从叶群那里看过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并表示,叶群曾亲口向他讲过一个故事。戚本禹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叶群、严慰冰)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 至于严慰冰为什么会这么仇恨叶群,则更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了。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陆定一传》的说法,在延安时,严慰冰曾经知道叶群有隐瞒个人历史、虚报党龄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举报。此外,对于叶群的霸道性格,严慰冰也十分不满。此外,叶群对林彪和前妻张梅所生的女儿林晓霖很不好,严慰冰在知道了这件事后就很生气。除此之外,也有说法认为,叶群在延安时曾有不少男性追求,严慰冰对此非常看不惯,最后这种情绪就演化成了对叶群的恨意。还有说法表示,严慰冰和叶群曾在1944年时一同住院,当时叶群受到了较多的照顾、对医院的要求也很多,让严慰冰对叶群的作派很是不爽。总而言之,严慰冰之所以这么仇恨叶群,大概是上述种种原因交织产生的不满在一起,,, 由于这个案子关系到林彪,这起案子的侦破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的亲自指导。最后经过大费周章,这位多年发出匿名信的“基度山”终于在1966年4月2日被抓起来——她居然是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而且她也确实患有精神疾病。 ---狗血剧 -- 严慰冰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 图1:陆定一严慰冰夫妇合影 图2:林彪 叶群
朱韵和
1个月前
从政治反思的角度看,徐写得最好的人物,乃是王少庸。王的资格颇老,一九四九年后高就青岛市长,不久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被卷入“向明反党集团”案,坐牢几年。后被左派中的大明星柯庆施(毛泽东尊称他为“柯老”,想以他替换周恩来作总理)搭救,安排在上海市委里主管工交系统。文革一开始王被打倒,颓唐 之极。徐受上面的委托去劝王通过深刻反省、猛力揭发别人,争取被早日解放进新的领导班子。张春桥随后指派王掌管上海的政法和专案这个权中之权,在张本人太忙缺席期间,一度让王主持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的会议。徐描述:“王每天抽两包中华牌烟,脸色灰暗。他喜欢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谈到别人的历史问题时,经常眼睛一鼓,嘴巴一撇,拿起笔来在书面报告上哗哗地写上批语:‘隔离审查’”(页一六五)。被王坑害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位就是王的同事的丈夫叫张六吉,仅被怀疑跟一起群众对王提意见的冲突有关,王就指示手下立专案伪造证据,严刑拷打张六吉,逼他供认解放前认识国民党特务。张六吉走投无路,自杀了结。 徐评论道:“像王少庸这样一九三○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历经长期的党内斗争,挨过自己人的整,因冤案被关押多年。……可是他一旦重新掌握大权,很快故态复萌,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党内斗争,(对一大批人)设立专案,长期关押,下手又狠又辣。”全上海的死刑案也是王审批,“肯定错杀了一些人。我反复思索,觉得这种‘王少庸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阶级斗争学说从思想上长期统治共产党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王少庸是从这个国家里消失了(病故),但是,王少庸现象和专案遗风是否从此绝迹了呢?”(页一七九至一八○) 重庆和许许多多地方近年来的受害者们大声回答:没有绝迹!当然没有!因为我们这儿有大大小小的王少庸!薄书记不也是一个超级王少庸吗? 关在秦城监狱里的薄书记大声回答:那能怪我吗?我现在不也是被专案了吗? 诸君,我称徐景贤为“好教师”理由便是:他书中有多处这类依据实例的反思,使得他《最后回忆》一书,可以用作当代中国政治课的生动教材。 ---读《徐景贤最后回忆》 来源:苹果日报 作者:丁学良
朱韵和
1个月前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准进城谋生,不准在城里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长期居住, 他们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亲访友。农民中也有极少数的人 进城找了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主要是两条路,或者参军,退伍时侥幸 碰上了企业招工,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乡下,可父亲却是城镇职工,父亲退 休后顶了 职。除此之外,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难于登火星。 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在城市短暂停留,这不是文革期 间的创新,文革以前就这样了。这种身份歧视是野蛮的,更与执政者标榜的理念南 辕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无法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他们偶尔想以探 亲的名义去城里走走时,却好歹不算太难。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只需选择农闲季节 ,跟生产队请个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间的农民,他们想办成这种事儿,除了 请假之外,还得上生产大队去开证明,他们只有怀揣这种证明,才能坐上车,住上 旅店,才能在自己亲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也过了一段逍遥 日子,这期间的农民,可能不仅能随便进城探亲,还能参与城里的造反,浩浩荡荡 的进城喊口号刷标语。但这段时间非常短,也就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 67年上半年止。过了这段时间,农民就仍是农民,进城得开证明。我有次去舅舅 家玩,就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去看望我母亲的证明。这种张由他所在的生 产大队开具的证明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生产队、出身、政治面 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一群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 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亲人,你还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了 家做了主,胡扯罢。我还要说的是,文革修宪时,干脆把迁徒自由这一条也给取消 了。 文革期间,农民没多少自由,他们的民生总有所改善吧?也没有任何改善。文 革十年,给农民整体性减过税吗?没这回事儿;取消过农业税吗?更是天方夜谭; 给农民发过什么补贴吗?做你的美梦去吧。相反,在经历过50年代末的饥荒,6 6年前短暂的一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一进入文革时期,当权者又加紧了对农民的 搜刮,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实物税的征收,在“备战备荒”的借口下,几乎逼近 了农民养家糊口的极限。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不但贫穷,而且总体而言处在半 饥半饱的状态。 ---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               姜 莱
朱韵和
1个月前
邓颖超盛宴众首长夫人 1960年7月,邓颖超突然在北戴河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中央众首长的夫人,除江青、叶群以外,几乎全到了。 邓颖超一向为人谨慎,没有周恩来的指示,邓颖超不会、也不敢有这么招摇的政治大动作的。那时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失败,全国饿死人无数的年代,毛泽东的个人威 望骤跌的年代,刘少奇接班之声扶摇直上,是不是当时的周恩来也跃跃欲试呢? 看邓颖超北戴河盛宴高官夫人的这张名单吧: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蔡畅(李富春夫人)、张荣荣(聂荣臻夫人)、曾志(陶铸夫人)、胡明(薄一波夫人)、卓琳(邓小平夫人)、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于文兰(柯庆施夫人)、唐慕兰(张平化夫人)、余叔(曾希圣夫人)、何莲芝(董必武夫人)、林佳楣(李先念夫人)、张茜(陈毅夫人)、于若木(陈云夫人)、李培芝(任弼时夫人)、王定国(谢觉哉夫人)、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刘素菲(刘澜涛夫人)、林月琴(罗荣桓夫人)、傅涯(陈赓夫人)、萧李(李井泉夫人)、王于耕(叶飞夫人)、郝志平(罗瑞卿夫人)、钟月林(宋任穷夫人)、徐明(孔原夫人)、龚彤轩(林铁夫人)、张惠芳(程子华夫人)、水静(杨尙奎夫人)、周屏(徐海东夫人)、杨刚(张经武夫人)、王新兰(萧华夫人)、萧慧纳(王任重夫人)、葛慧敏(谭震林夫人)等七十余人。 这是中国政治最动荡的一年,彭德怀等刚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毛泽东的威信也受到伤害,刘少奇在党内的声势正在上升,党内分制危机正在增加。邓颖超这个盛宴高层众夫人,似乎是配合他的丈夫周恩来暗示,把党从分裂的边缘挽救过来,现在要靠咱们娘儿们啦!邓颖超这个大动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朱韵和
1个月前
陈秉安:泪飞之陵——接履桥惨案调查 张美银口述 口述时间:2012年4月 口述地点:零陵县接履桥村 口述人:张美银,时约六十岁。 作者整理 (1)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家改成分的事就再不提了。县城那边杀人不久,我们这边也开始杀了,第一次就想杀我屋里的人,我哥哥出门了,到我屋里来抓人,没抓到我哥 ,抓到我老子。 那是阳历9月了,双抢了,我老子下在田里打谷子,他们大队上的人就喊,张德福,上来,去大队开会。结果我老子两脚是泥,一上田坎来就被民兵捆起了。推起到门口的禾堂坪里来审。我老子会说,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儿子是地主,还参加了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我老子说,他冒参加,就是参加了,也是一人犯法一人担,与我何干?就要挣脱。我老子还有点武功的,他们怕把绳子挣脱了,有人就喊,会跑了,会跑了,割掉他的筋。就几个人把我老子摁住,用镰刀割断了我老子的脚筋——(失声痛哭) 我老子走不动了,有人说,拉起出去打了算了,就是枪毙了。有人就拖我老子走。拉着他去枪毙。拿绳子把手吊着,他不肯走,倒着往红土岭,就是你们来的那地方过去一点,拖——(失声痛哭) 我是看到他被拖着走的啊,他是不甘心的啊,不肯走,拿脚勾着路边的石头,不走。我和我老娘想赶过去帮他,他们民兵就上前拦着,不让我们去。我冲过去,他们又把我拖回来,硬关进了一间窗子是铁栏杆的屋里。我哭天喊地也没人理了。 后来,我苦命的老子,就是给打死在红土岭上的,那天断黑时分,我和我老娘是听见枪响的啊——(失声痛哭) 杀了我父亲,又要杀我的哥哥了。我哥哥没在家,他不是自己回来的,是第二天给他们抓回来的。他们说,你地主狗崽子还想翻天,看你还翻不翻案了! 他们是一定要搞掉我哥哥的,他们说我哥哥是有本事的人,北京的信都弄得到手,要是让他得了势,他们一个个都会被我哥哥搞死的。 怎么杀我哥哥的的?你看他们好残忍啊,他们从公社把他押解回来后,看我哥哥不肯走,拿绳子捆还不走,就拿这么粗(用小拇指尖打比方)的铁丝,从我哥哥的手心穿过去,扯着我哥哥走,你说痛不痛啊?走一路,滴一路的血。后来我逃走,走的也是那条路,还看到路上都是他的血呢。(失声痛哭) 走到半路,我哥哥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你们就在这里打死我算了。那些人就说,这里是路边上,不行,上好的地方,人家要种红薯的,到了红土岭再打你! 我哥哥又说,我好渴,你给我喝口水再死行不行?路边有间小屋,小屋里有个姓刘的老婆婆,听他这样说,看他可怜,就拿个桶,提了水出来给他,他咕咕咕就喝了半桶,像头牛一样呢。喝了那半桶水,老太婆就对那些人说,这么年轻,你们就别杀他啦?杀个老的也好过杀他呀!?那些人就说,阶级斗争,不杀他,他就会要杀我们!老太婆就说,那你们别杀在我屋门口,我晚上怕。我哥哥说,老人家,你是好人,我不死在你门口,要死,我会死远点的。 也怪啊,这时,突然就天昏地暗,黑云遮天,下暴雨了,真是天也在哭啊!他们逼着我哥哥泥一脚水一脚地往山上去,一只鞋子都掉在泥里了,扯不出来,他就把鞋子摔得远远的。 他就光着脚走,走到了山边了,就不动了,站到一棵树下边去。等着他们开枪打他。 两枪。一枪打的胸,我哥哥还没倒下,第二枪是开花子,打了脑袋。我哥哥就倒下了。(再迸发出山洪似的哭声) (2)我很清楚,打了我哥哥,下一个就该是我了。 后来我听人说,他们杀了我老子我哥哥之后,的确是准备把我沉塘的。说我性子火,留下来会报仇的。要斩草除根。 我不是给他们关着的吗?门口还派着人站岗的。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站岗的人是张明忠(音)还有张和秋(音)。一个村的,很熟的。明忠开锁进来了,张和秋在外头站岗,我也不理他,他突然对我说,美银,你还想不想活嘛,我就哭起来了,也不回答他,你说,人哪有不想活的呢?他就说,我们同你哥哥都是朋友,你才16岁,不该死的,死了,你老娘都冒人养了。我们放你一条生路吧。我们不能放你从门上走,他悄悄指着窗户说,那个窗户的铁栏是锈了的,扳得松的。等下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走开,你自己扳开铁栏,跑出去吧!再不要回来了,他们马上要杀你了,你要快啊!说完,关了门就走了,我连感激的话都没来得及说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好人啊! 好了,过了一会儿,他俩把牢门锁好,真的走了,吃饭去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去扳那个窗户铁栏,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那个铁栏真的一扳就松了,露出一个大洞,我赶忙就钻了出去。 一出去,我又茫然了,那时,天都黑了,我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往人多的地方去,我打算往零陵县城里去。心想,有人的地方就能保护我。我怕村里的民兵发现,忙向山上跑,钻进了树林里。跑到山上,突然就想到,摸也要摸到红土岭去,最后看我的父亲和哥哥一眼。 我就往红土岭上爬,昏黑中,我慌不择路,一脚高一脚低,终于到了红土岭。找到了我父亲和哥哥的尸体,就那样仰朝着天躺在地上的啊!这些黑良心的,杀了人都不埋啊! 父亲叉开脚,倒着。还是像平日那样安祥。哥哥的尸体远点,在一棵树的旁边,脑壳给打烂了,人都认不出了。(痛哭声) 记者啊,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哭了,对着尸体,一点儿也不怕。不久,星星月亮都出来了,惨白白地照在地上。?我就跪下去,对着星星月亮说,老天爷呀,你太不公平了呀!? 我又向父亲和哥哥的尸体拜了两拜,忍住了眼泪准备逃。 走到山头上,一步一回头的,看看山下我们村子,心里一酸,想到父亲没有了,哥哥也没有了。山下的那间房子里有我的母亲,也不知道母亲怎么样,自己这一走,很可能十年八载都不会回来了,再也看不到她了,这时,我才落泪了。 快走到零陵县城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不能在零陵呆,他们是要斩草除根的。就是在城里,也会有危险,我要走远点,远走高飞。 我把我穿在身上的一件灯芯绒的衣服卖了,卖了5块钱。在理家坪(音)上的车,那时候,哪有什么目的地啊,随着车跑,就这样一直到了广西。 我隐姓埋名,嫁到了深山里的一户贫农人家,深山里的人娶媳妇不容易,只要我愿意,他们就接受了我。 我的男人很忠厚、老实,对我也好。 我改了名,换了姓。整年整年不下山,整整8年啊。我就这样,过起了被别人叫做“白毛女”似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山下云海茫茫,接履桥的老家,远在千里之外,那些噩梦般的往事,不愿意再去想,好像都是隔在另一个世界的事了。 直到我生了第三个孩子,我才把我家的遭遇全部告诉了我的丈夫。 我的老公说,现在山下面都换了一个世界了,邓小平都搞改革开放了,不要怕了!?那些杀人的人,不敢再做坏事的了。你应该回去看一看,不知道老娘她老人家还在不在呢。 多年后,我带着我的老公,还有四个孩子回到了接履桥。老娘早已死去。我的一个孩子,你在屋边看见的,今年都30岁了。 回到村里,那些坏人看到我,一点事没得,连句道歉的话都没得,人杀了就杀了,我心里这口气,还是窝着的。 陈记者,(指着胸口)我心里好呕(气)啊! 你不是看到我儿子在刷地面吗?我们的旧房子不能住了,住在里头也老容易想起那些事,伤心。我们打算建个新房,建给他们看看,也是为了给父亲哥哥争口气! 不瞒你说,我这辈子啥都不缺了。就是没有能替惨死的父亲和哥哥出这口气,不甘心啊! (张美银突然朝地一跪)陈记者,你要是帮我写出来,你就是我的恩人,我的菩萨!我不由得也下跪了。 3、张美银大姐的事感动了我。 我突然感到不是在做记录,我是在替一些没法说话的弱者、冤魂申冤了! 我叹息了一声:“美银姐,你说的我都记下了,你能把自己最关心的一句话写下来,让我告诉世人吗?” 她突然冷静下来了,稍停后说:“要得——我写,我要把我家的冤情告白天下——” 我听不大懂零陵话,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农妇,会说出那么有见识的话。我便问同行的,坐得靠近她一些的周云峰教授的夫人:“她……说什么?请你代她说一遍。” 周教授夫人一字一句告诉我:“她说,她想把她家的冤情告白天下!!” 张美银拿起笔来…… “我想把我家的一切冤情告白天下——张美银” 节选自作者待出版的新著、长篇纪实文学《大屠杀》第五章
朱韵和
1个月前
施害者  集体屠杀并不是由一些乌合之众自发实施的。在有据可查的案件中,我发现施害人皆有政府的人从中组织,他们通常是民兵、群众组织的成员或新的志愿者。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凤山县的具体材料中都记录了屠杀之前无一例外地开过认真的 组织会议。在章成对道县事件的讲述中,与会者投票表决该杀何人;会上一个接一个念出可能的受害人姓名并点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小时。[42] 在道县的另一个地方,据章成说,“从管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一个群众派系的组织)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43] 显然,杀人过程是有组织的。受害人通常被捆绑起来,带到无人的地方处死。有时也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死多人,即所谓的公审大会。[44] 多年后对施害人的访谈表明,他们大多数人在杀人时是在执行政治任务。[45] 有证据显示,这类行动还会得到政治奖励。在1968年底和1969年初,省县两级都开展了清理和重建党组织的运动,有很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一些官方统计数字表明,施暴的热情和政治奖励之间有着令人齿寒的关联。据广西省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在“文革”期间的广西,有9千多名杀人者被吸收入党;在“文革”初期“火线入党”的2万人后来杀过人,另有17,000名党员对杀人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46] ---“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苏 阳
朱韵和
1个月前
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1958年,对北京8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78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 破坏古迹的“劳 动”,知识分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 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1959年中共建政10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11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 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1964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1966年2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韵和
1个月前
孙陇:冻结“十种人”的公债券 公债券,是指政府债券,是政府以信用方式发行的债务凭证,包括国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这种债券,国家根据信用原则,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措资金的债务凭证。 公债券的兑付是以持有者所持有的公债凭证为依据的,但是文革开始后,公债券的兑付开始附加了条件,不是 所有持有者都可以兑付到期的公债券,那些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持有者是无法兑付公债券的。 以下是江西省赣州专区关于兑付公债券的有关通知: 【关于冻结“十种人”持有公债券的通知 各县(市)革命委员会: 接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赣部财字第119号电报通知:“决定对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所持的债券不予兑换,由所在单位收集,按人开列清单交银行保管,实行冻结。请你们立即采取措施贯彻执行。” 经我们研究提出如下几点贯彻意见: 第一,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电报通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召,是继续贯彻中央《十一条紧急通知》的重要决定,是密切配合当前“三查”运动,开展对敌斗争切断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经济来源的重要决策,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大措施。因此,对待省革委会电报通知的态度,就是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一句话,就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大节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该是闻风而动,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第二,加强宣传,把政策交给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冻结“十种坏人”公债券的工作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要打好这一仗,只有动员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这场对敌斗争的伟大胜利。因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单位群众组织必须组织广大群众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通过各种会议和宣传形式宣传冻结公债券的重大意义,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责令“十种坏人”交出持有的公债券,送交银行保管,实行冻结。 第三,为防止坏人逃避冻结,今年公债兑付一律改为集体兑付的办法。机关、团体、企事业按单位分户造清单向银行兑付;街道居民以居民小组为单位分户造具清单,凭居民委员会证明向银行办理兑付手续;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分户造具清单,凭生产大队证明向银行办理兑付手续。 各单位那些人的公债券需要冻结,按照二月十八日中央《十一条紧急通知》第十条冻结“十种坏人”储蓄存款的规定办理。对需要冻结的公债券,必须健全手续按人开列清单一式两份(一份由银行留底,一份由银行签收后退回单位)连同公债券交银行办理冻结手续。 第四,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把冻结“十种坏人”储蓄存款和公债券工作,列为“三查”运动内容之一,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认真总结和推广冻结工作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证冻结公债券工作顺利进行。 以上希研究执行。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通知上所提到的十种人除我们通常所说的五类分子外,又加上了文革时期特有的被批斗的另外五种人。通知上所提到的《十一条紧急通知》,全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在这个通知中的第十条:(十)最近发现有些坏人利用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进行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为了切断他们进行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的这个经济来源,对于他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那些人的存款应当冻结,由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军代表或革命大联委(革命大联筹)确定名单,在既没有军管又没有联合的单位,可由各派革命委员会组织分别提出名单,报请上一级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或军区、军分区、驻军支左机构批准,通知银行按照执行。 公债券、银行储蓄存款等等不能按照双方约定的契约正常支取,一个诺大的国家信用何在?不过这些比起当时的抄家来说已经算是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