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生:照片造假 从王海容图片的一段公案说起 王海容最出名的一张照片,就是她在首都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号称“改变世界的一周”时,她作为首席翻译站在周恩来总理身后第一个。(图1) 但遗憾的是,这是一张假照片。 据说,当时周总理特地把外交部英文水平最高的冀朝铸调来,作为尼克松 首次抵京访华的翻译。 在首都机场,周总理对冀朝铸说:“小冀靠我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 只见“空军一号”缓缓地停下,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出舱门向大家挥手,然后走下舷梯。 在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时,尼克松总统就远远地朝周恩来总理伸出右手——据说此行前尼克松曾经仔细研究过历史,知道当年杜勒斯不肯和周总理握手的事情。尼克松的举措就是要向全世界表示,此行是美国主动的。 站在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在多年后仍清楚记得这一幕。他说:“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了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然后,冀朝铸为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名言:“我跨越了辽阔的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图2) 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 奇怪的是,在中方发表的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块空白。冀朝铸说,他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 若干年后,尼克松的女儿朱莉特地给他寄来了美国记者所拍的照片,冀朝铸这才又重新“回”到了总理身后。(图3) 至于为什么把冀朝铸换成了王海容,这个问题只能问周总理了。因为当时都是他老人家审稿定稿的。 (刘建生: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记者)
集中在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 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於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 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著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 司马璐在医院裏看到下面的一场戏: “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裏。”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裏来。”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於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江小燕: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 第一, 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 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 (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 我也曾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正因我深知中国的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我还举出自己的父亲曾在邻居中,为五个募捐买棺,成殓,为无能力的邻居一手包办全部丧事(通过教会帮助,我父是个基督徒)。我向他们举出这些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我注意了,我的这番话,在这些工人的心里引起了某种反响。这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眼中的神态上感觉到。 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 我并未“入狱”。 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 当时关我的地点是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只一小间空着,专门关那些被抓的要办的人物如走资派、四类分子等等,我就在这小间里。在当时历史实况下,大一些的单位,都设有这种“民办的监狱”,故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也总算“入了一次狱”。再者,从事情的实质而言,确可认为被关押,被“审讯”过。之所以我提出这第二点,是要区别于现在意义上的监狱。 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竭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纯厚善良的。 第三, 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办,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 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 今天,当然无此必要再述当时审讯的全过程。总之,由于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态度、温和的细语(这原是我的本相,面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他们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就在我认为缓和时,那个主要的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被这突然的恶变怔住了,心中担心情况也许不可能缓解。脑子当然不停地思索,为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苏联的肃反主任捷尔任斯基,他在审讯犯人时,往往会对犯人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如果真做过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经受不住他那如刃的目光的。当时的工人阶级,掌握一切,也常常审讯各种人:走资派……因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捷尔任斯基那种心理上的威镇法。一联想到这点,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他们这是最后一道对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而且必须在我的心中不这样的自白:“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就这样四目相对。当时我真觉得时间给冻住了,不走了,怎么这么漫长啊! 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出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我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 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后,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 在此我应当向您提及一点: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有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几年前,叶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头上同他谈起过骨灰之事的过程,但远远不如此信上的详细,我也没有在文字上同人谈此事。向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得这么多,委实是第一次。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我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月,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会”了。 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岁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 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相反,可以说,为了她,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未被他们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实际遭遇上的影响。 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级职称。 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 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 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
李东雷:傅雷之死,不欠这世界任何东西 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家中双双上吊自尽。但他们依然保持了优雅,留下的绝笔书里透出两个字:不欠。 叶永烈写过《铁骨傅雷》一书,详细介绍过傅雷的死:傅雷夫妇“用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了两个长条,打结,悬 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 自尽前,傅雷夫妇写下三页遗书,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这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 叶永烈感叹说,这样长的一篇遗书,在那样的心情之下,竟是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 傅雷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读完这篇极其平静的傅雷遗书,不禁泪奔。 遗书开头那段文字浸透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的无可奈何。“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原本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精英,是愚昧落后的中国的文明火花。这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农村的乡绅一起被新时代清洗了。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就此消失,人性中最黑暗最丑恶的基因却被全面释放出来。 而傅雷遗书中托付妻兄要做的那十三件事中,我读出了两个字:不欠。这也是我推崇的为人之道。他们详细交待的十三件后事都是关于财物的,精确到分。其中12件都是关于他人的,包括安排好跟随他们多年的保姆。而关于自己的事只有一件:留下53.30元的火葬费。 遗书的最后一句表达的是累及他人的不安之情。 什么样品性的人会在临死之时写下这样的遗书? 不欠下任何人的任何物,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尘世。傅雷夫妇真是心里很干净的人。傅雷夫妇死前把红卫兵抄完后乱七八糟的家整理干净,傅雷夫人又让女佣取来干净的衣服,然后支走女佣,坦荡离开这个欠着他们的世界。 傅雷自杀的直接原因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长达四天三夜晚的抄家和批斗,一个生活优雅、为人正直的文化人不堪这样的凌辱,选择以死解脱。 图1:照片拍摄于1964年,傅雷坐在卧室靠近露台铁窗处抽烟斗,后面的铁窗也是他最后自尽之处。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 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曹普:文革结束时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
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并把这种斗争深入到每一个机关,工厂,学校,甚至家庭里。对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处死,而同样叫他们经受极大的痛苦才杀掉,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无一不是在就义前叫他们受 尽了罪才把他们杀掉。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 中国社会几乎成了地狱。他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通过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痛苦的极大化,让假恶丑占领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所给予人民的礼物。毛泽东蔑视基本的道德观,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心,更没有爱。他否定了道德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反其道而行之。他的一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他提倡的阶级斗争使无数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不堪其痛苦不得不自杀,可他却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他突破了人类文明和道德的底线,成为恶的代表。 毛泽东自己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教导别人要学张思德,白求恩,雷锋,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死得重如泰山。他教育别人要有纪律,不要自由主义;而他自己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又教育别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可他自己却是一个大阴谋家,专门拉一派,打一派。他教育别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牺牲了还有什么胜利可言?可见牺牲的是别人,胜利的是他自己。毛泽东是典型的两面派,伪君子。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使得党内人人自危,人际关系极不正常。一切事务都围绕一个“权”字。什么国家的团结,人民的利益,统统都放到脑后。国家的几个领导人成天想的是一件事对谁有利,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权如何。邱会作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告诉“九大”之后新进入政治局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军队 领导人: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没有任何人敢于冒犯毛泽东,一个国家的事完全变成了毛家的私事。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种种事态,现在一件件都摆清楚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怎么变成了革命的大字报,几个大学的造反小将怎么被呼来喝去被利用的,在武汉王力被打,和以后的天安门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的背景,谁是516分子,为什么要整516,何以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切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事,其实就是毛泽东消灭政治对手的策略。他心里很清楚,但又不便说清楚。文革中许多重要的事情请示他,他总是模棱两可,叫别人去猜。因为他的真正目的是见不得人的,他的心理非常阴暗。一个国家由这样一个权力无边,又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领导人指挥,一直走到了经济和政治双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原来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器中的权力,为无产阶级争利。现在这场骗局被完全戳穿了。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晚清跟洋人打了很多仗,但一般来讲,老百姓的表现,很令皇帝失望。第一次鸦片战争,皇帝要士绅们练团练,帮助大清的军队,但事实上,只有广州一带,组织起了团练,而所谓三元里抗英,也是个被高度夸张的事件,如果没有事前官方大肆渲染英军杀人抢劫强奸,甚至拆人祖坟(真不明白英国人挖一般老百姓的 坟干嘛),团练也是不会跟洋人动手的。在当时人的笔记里,广州人民更多地是看热闹,尽量不惹洋人。 而聪明的江浙一带的刁民,发现英国人的纪律比清军好得多,牵了牛羊还给钱,给的还不少,于是,就开始琢磨着怎么跟洋人做生意。别看洋人的舰船高大,农民一样攀上去做买卖,语言不通,但交易畅通无阻,用手比划,买的和卖的,皆大欢喜。反倒是清军感觉,遍地是汉奸,到处都是敌意。大清的子民,除了卖给洋人食物,而且还给洋人做向导。在大清的境内,清军倒是瞎子聋子,派出的探子,打探来的情报,简直匪夷所思,把英国人说的跟白娘子的虾兵蟹将蚌壳军似的,而英国人则对清军的状况,了如指掌。最后,英国人兵临南京城下,大清皇帝撑不住了,要改剿为抚,跟人谈判。大清子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洋人,把个谈判签约的英国康华丽号兵舰,变成了演戏的舞台。 总的说来,大清子民,在洋人打上门来的时候,表现得很不如皇帝的意。他们的给养,不是抢来的,但都在当地解决。相比起清军的白拿,英国人都付费,所以,老百姓挺喜欢跟他们做买卖。别老是渲染三元里抗英,其实,整个战争期间,差不多有两年,部分的英国部队一直待在广州附近,守城的清军,为了求英国人别攻城,广州一旦沦陷,他们就不好跟皇帝吹牛,而且会被治罪,交给了英国人600万两的赎城费,英国人就用这笔钱,给自己买给养,绰绰有余。而且,一直过得很太平,除了三元里一时一地,再没有跟百姓发生过冲突。 ---张鸣:参战与不参战的大清子民 图:三元里抗英(1841)
解滨:回忆我偷听敌台的经历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老爸每天用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有一天我好奇,把收音机的波段旋钮转到了“短波”那个地方,突然听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电台。 一不注意我听到有个电台里说“共军的官兵们”那样的一些话,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赶紧把波段旋 回中波,关掉收音机,然后往门外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人来我家抓我。 那个时候正在闹文革,经常有人因为“偷听敌台”被当“反革命”抓起来的。 好在我也不是菜鸟,毕竟还读过几本少儿科普读物,对于无线电还是懂那么一点的。 仔细想一想,收听电台并不会向外面发射无线电波。 只要自己不说出去,又没有被人家抓现行,人家怎么会知道我偷听敌台呢? 于是我胆子就开始贼大起来。 那个时候我收听敌台并没有任何政治原因,只是好玩和好奇。 最一开始收听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其结束语一定是“自由中国之声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播音”。 虽然播音员的声音很优柔动听,跟棉花糖似的又甜又软,但我并不喜欢其内容,因为那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内容一样枯燥无味。 例如,他们称共产党叫“共匪”,称解放军叫“共军”,我听起来很反感。 文革的后期,晶体管收音机开始普及,我家里买了一台。 由于体积小便于隐藏,我拿来偷听敌台方便多了。 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里的学生干部,思想很进步。 我对敌台的内容很反感。 不过我确实是从敌台那里听说毛泽东有个秘书叫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 当然,那些事情我是不敢说出去的。 唯一喜欢台湾台里的是那边播出的音乐。 记得当时从敌台里听到有一位女歌手叫“凤飞飞”,她的歌曲好听极了。 那时邓丽君还没有红起来呢。 在敌台里听邓丽君唱“香港之夜”那是后来的事了。 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台湾电台里向在大陆潜伏的特工发指令,一般是说“XXXX号同志请注意”,然后念一大串数字。 除了台湾的敌台外, 我也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等等外国电台。 莫斯科电台的播音员声音比较生硬,澳洲广播电台的比较柔和。 还听过一个“马来亚革命之声”,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中文播出。 真正让我偷听敌台上瘾的还是“美国之音”。 毛泽东搞“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我父母的一个熟人是大学教授,姓俞。 文革后期俞教授获准去美国探亲,他在美国探亲时买了两本《英语900句》,回国后送给我一本。 那个时候“美国之音”在教“英语900句”,我就半夜里偷偷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并学习《英语900句》。 除了“英语900句”外,美国之音还播出另外一个英语听力节目,叫“Special English”,阅读的速度很慢,以帮助听众学英语,内容以新闻为主。 另外还有一个听力练习节目,是中英文对照的,记得其中有个故事叫《汤姆历险记》,每次读其中一段。 我对作家马克.吐温就是从美国之音中了解到他和他的作品的。 有一个节目叫“时事经纬”,分析世界大事,很让我折服。 因为他们不做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而是在介绍政治事件时讲述不同的观点,让读者自己拿结论。 我对美国之音所有的播音员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何丽达的播音员。 她的发音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标准。比如她说“那”,不但会加上儿音,变成“那儿”,而且居然会说“那赫儿”。这“那赫儿”,没在北京熏陶过的根本说不出来。 她播音既没有台湾那种九姨太似的软,也没有中央台武工队员似的硬,而是不紧不慢,娓娓而谈。 听她播音是一种享受。 我偷听敌台最难忘的还是粉碎四人帮那件事。 事发几天后我就听到了,高兴的心里砰砰直跳,当场笑出声来,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要好的熟人,对方神经兮兮地说:“出大事了”。 不过我还是装不知道,怕说出去被抓反革命。 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偷听敌台了。 一直到美国之音里播出了上海人民敲锣打鼓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实况,我才敢说出去,第二天文件就传达下来了。 不过好像大家都没有惊奇的样子,似乎都已经知道了。 看来在那个时候偷听敌台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偷听敌台的那些年,白天我是三好学生,共青团干部,积极分子,写大批判文章,歌颂党,歌颂毛主席。 在夜晚我是反革命分子,欣赏着台湾的“靡靡之音”,收听美国的新闻和时事经纬节目。 但连我自己都奇怪的是,偷听敌台并没有影响我的政治观点。 我思想并不“反动”。 真正使我思想开始变“反动”的,是国内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很多事情。 而当时偷听敌台的,恐怕各个阶层的都有。 就连许多共产党干部也在偷听敌台。 所以当时在所有的大城市对敌台都进行了干扰,小城市和乡下的干扰信号就没有那么强了。 但无论如何干扰,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信号一直是很强的,有时甚至不必使用短波,在中波就可以收到。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改革开放,收听美国之音就基本上是半公开的了。 记得同寝室有一位同学是班上学习最好的,他老爸给他装了个六管短波收音机,盒子是木头做的,土头土脑的,但收听效果极佳。 他用来收听美国之音,学习英文也收听时事。 他是中国第一批考上李政道教授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计划招收到美国的留学生。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在国内偷听敌台已经基本上绝迹了,代之而来的是翻墙。 任何人想要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都将会一败涂地的。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阻碍中国人民和外界交流信息的那堵防火墙终究会被拆掉,就跟柏林墙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共教中国人变成禽兽 蒋介石1933年在国民党第二期军官训练团开学仪式上的开学训词: 共产党要教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许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为!不许我们过人的生活,干人的事业!… 现在的土匪,就是人面兽心的东西,虽然他面孔是人的一个面孔,而 他的思想,他的行动,无一不是禽兽的思想,禽兽的行为! 现在共产党怎样呢?我刚才也说过:土匪不仅不忠于他自己的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并且不忠于他自己的上官,不忠于他自己的部下。随便有罪无罪,拿来马上就乱杀,乱剐,或施行种种拷打敲剥的酷刑,惨无人道,毫无半点信义!还有赤匪不仅不要父母,而且常常要打父母,杀父母!更要出卖自己的祖宗,去拜外国的祖宗!即拜列宁、马克斯等外国人为祖宗!这种土匪行为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如同禽兽一样,还能算是人吗?还能算是一个中国人吗? 如果土匪不消灭,不仅是我们大家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就是我们祖宗坟墓也不能保存!而且子子孙孙将来都要做亡国奴,做人家奴隶牛马!现在必须早早剿灭这个赤匪,以造成一个三民主义的做人的国家,使得个个人能够知道做人的道理,能够做个真正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剿匪的目的,也就是这一次军官训练的目的! 图:1933年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 图源:《庐山训练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