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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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前

地处西非的几内亚于1958年10月宣告独立，在独立前它的经济严重依赖宗主国法国。独立后，法国宣布断绝与几内亚的一切外交关系，并停止财政援助。几内亚的政治、经济陷入危机中。中共借机向几内亚示好。很快，两国宣布建交。几内亚也成为撒哈拉以南与中共建交的第一个国家。1959年2月，几内亚派以经济部长为团长的代表团访华，寻求经济援助。代表团向中共率先提出了无偿援助整粒大米一万五千吨的请求，并希望在6月前先给五千吨应急。中共罔顾处于饥饿中的老百姓，在当年5月上旬，即将五千吨大米运往几内亚。 1960年2月法国终止了对几内亚的粮食援助，而当年几内亚遭遇了灾祸。几内亚官员通过中共驻瑞士大使，再次提出中国无偿援助一万五千吨大米的请求。中共最终答应援助一万吨，并运送到该国。收到中国的大米后，几内亚马上取消了同法国、波兰的购米合同。也是，有了免费的大米，谁还要花钱买呢？而此时，无数中国人正在挨饿，正在被饿死。根据《中国统计年监》的数据，1958至1960年期间的粮食持续净出口。1958至1960年期间每一年的粮食净出口分别为265.99万吨、415.55万吨和265.41万吨。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680万吨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就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大饥荒中共却无偿送几内亚万吨大米作者: 林辉

3天前

延安整风运动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以整肃全党干部为目的的“抢救运动”，它直接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那年冬天，毛泽东和康生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就这么个借口，1943年4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干多人。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史洪愿：延安整风运动

3天前

在我常去讲道的一个望梅小村子里，有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贞。他虽然常给共产党很大帮忙，但却时常批评共产党。比较谨慎的朋友们劝他慎重一些，他只是一笑置之。「你不必过虑」，他说。「我和共产党关系很好。我帮助他们。我们彼此了解。我是一个独立份子而有独立思想的人。我觉得有必要时便对他们加以批评。」他说。「你的独立思想正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隐蔽起你的思想。不要多言多语」。但是王立贞是一个顽强而自恃的人。他耸耸肩说：「我还要说，我没有可怕的。他们晓得我协助他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以批评他们」。在一天夜里，几个共产党跑到他门前，用高声而友好的口吻唤他出来。他的直觉警告他，他静悄悄地听著，没敢到门口去开门。外面领头的人开始责骂他失礼。他对此仅作冷笑，同时，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行为是否聪明，他决心不去开门。他总以为过一会这些人便疲倦了，那时便会云消雾散。他的惊慌并非无理。外面的喜笑声和花言巧语愈来愈甚，王某已经把手放上门上准备开门。他的妻子将他推开，倒在他的脚下。用力把他双脚抱住。她恐惧得战栗，请求丈夫不要开门。王某和共产党的战斗继续了多时，最后他被说服，让步开门。王某微笑著同他们打招呼。他们的态度也很和霭。突然两个人捉著他的臂，这群人蜂拥而上将他带走。后面传来他妻子的嚎啕声，他绝望地回头看了一下，因为他晓得他再不会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一路上共产党取笑他，污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有几个人曾经偷看，当抵达村外郊野时，骚闹取笑声变成拳打脚踢和棍打。他们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稍后，在黑暗中共产党又走回来，王某已经不在了。消息传出后，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离村不远，发现到他的尸身。他倒在血泊里，死在乱刀之下。两位朋友把尸体翻过来。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盖上他被砍下的头，死人头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　，显然是他还未即闭眼便死在利刃之下。王某不是共产党，他曾和他们友好，并对他们予以协助。他的罪名是由于他顽强地保持他批评的权利。王某的被谋杀仅因他坚守著中国人传统的独立自由的谈话，所以他的惨死深深影响到邻人。共产党对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的恐怖手段，有时他用于党内的同志，作为制压党内叛逆的有效方法。我熟记一件这类的事情。 ---《内在的敌人》由雷震远神父、爱莲∙科巴利∙昆合著

3天前

《炎黄春秋》2013年8月刊发《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说，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该文援引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的王锡富的回忆：“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者陈永发曾于1990年发表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该文指出，当年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甚至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朱德、贺龙和王震等等军头都是鸦片贩子。当年中央靠卖鸦片获得经济支援，成了延安半公开的秘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是死于烧制鸦片过程。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蔡晓鹏《往事辉煌——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创新发展战时经济的历史回顾》一文：1942年—1943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各根据地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供给困难成为各根据地面临的三大难题。而新四军七师皖江根据地，主要靠拓展“特种贸易”（即贩卖鸦片），以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 ---精神鸦片、体育产业和贩卖鸦片作者: 方德豪

3天前

“大炼钢铁” 秋天的时候，“大炼钢铁”开始了。工厂的角落、机关的院子、学校的操场到处垒砌起来大大小小的小高炉，吐出了烟火。一时之间，炼焦厂的黑烟，小高炉的烟火，使得整座城市很快变成了黑色。单位拆掉了一段30多米的围墙，用这些普通的民用砖砌起一座五、六米的小高炉。然后开“群众大会” ，下死命令每家必须上缴铁器，铁锅、锅铲、钉在墙上的洋钉、旧家具上的铰链、小孩子的铅笔盒、老年人抽烟有的火镰子一概上缴。邻居老奶奶家里有个铁胎镀铜的洗脸盆，舍不得上缴，居委会主任拿着一块吸铁石去了，一试吸住了，转身就拿走了。而且还要交鸡毛、木板。因为那时没有鼓风机，帮助高炉燃烧全靠人力拉风箱，风箱需要木板，需要鸡毛，都是必有的材料。一时之间，家家砸大桌子、抓公鸡撵母鸡，弄得鸡飞狗跳。小高炉一个挨着一个，有一个脖颈围着白毛巾、头戴柳条帽的人在高炉间走来走去，大人们说，这是从矿机厂请来的工人师傅。工人师傅走到父亲他们的小高炉旁边，看看自己提在手里的马蹄钟，说：“差不多了，你们的炉子可以出铁了。”于是乎，“领导”们被请了过来，扭秧歌的、打锣鼓的也请了过来，父亲他们慌忙按照工人师傅的吩咐去用钢钎打开炉口。有一缕红红的半液态的金属体从炉口里像挤牙膏似的冒了出来，样子很粘稠，没有冒出多少就凝固了。工人师傅叫大家赶紧用铁钎子透，铁钎子刚刚透进炉口就被粘住了，五六个汉子一起拽，怎么也拽不掉。“领导”们欢欣鼓舞的笑脸变成了愁眉苦脸和愤怒，扭秧歌的、打锣鼓的人收起了家伙。然而，可怜的父亲他们在工人师傅的指使下还得折腾，用钢钎捅、铁锤打，一直折腾到天黑，全部精疲力竭，连站都站不住了。天黑很久以后，工人师傅无可奈何地宣告：“这个炉子死了。”第二天，“指挥部”严厉批评了所有有关的人，同时下达了立即重新建造小高炉的命令，父亲他们进入了再一轮的被折腾…… 炉子怎么会死呢？直到大量饿死人的1959年、1960年、1961年以后，上面终于宣布“钢铁下马”，街区里拆毁这些“死”了的小高炉，这才解开了谜团。人们钢钎、铁锤拆掉那些被高温熔结成整体的土砖以后，发现废铁成了半熔化状，把没有完全燃烧的焦炭紧紧包络在一起，拆不开、砸不烂。事实上，普通土砖绝对不能用于建造冶炼高炉炉体，冶炼高炉炉体必须用耐火砖，并用耐火泥勾缝；人工拉动风箱助燃强度也是绝对不行的，必须用机械鼓风机。由于炉体保温效果极差，助燃强度不足，炉子里的废铁材料就不能达到被完全熔化的效果，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后果。每一座小高炉用掉的材料足够建造两三间民舍，按当时的民间住房条件可供10个人居住，谢家集地区城乡之间不下于1000座这样的小高炉。父亲他们那座小高炉“炼”出来的半铁半焦炭的大坨子搁置在原地，直到二十年以后“拨乱反正”了才被清除掉，“跃进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残暴君主或者恶作剧的昏王能够构想出叫全体人民“大炼钢铁”这样的混帐点子，没有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所谓领导者能够这样地白白浪费无以计算的物力、民力、国力，使得整个国家大伤元气，到头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 ---谢家集地区的“大炼钢铁” 作者: 楚樵

3天前

1966年秋，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活动。拍摄地点：上海松江县古松公社新村大队。摄影师：吴四一

3天前

1.1959年5月，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致使许多公共食堂第二年出现青黄不接窘状。拍摄地点：松江县天马公社。 2.1958年12月，实行“军事化”劳动组合，一度生产队男女社员分别寄宿并组成班、排，图为队列集体出工场景。拍摄地点：松江县城东公社。摄影师：吴四一

4天前

顾顺章家里十多人被杀害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国民政府汉口警察局局长蔡孟坚抓捕，并向国民政府投诚。但是，他不愿在面见蒋介石之前供出中共高层的名单和住址。4月27日，蔡孟坚派一艘小火轮和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解到南京。 1931年4月25日晚，蔡孟坚连发6封密电至南京的上司，报告顾顺章被抓捕一事。在南京接收密电的，正是中共打入国民政府内部的特工钱壮飞。钱壮飞抢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设法通知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并逃离南京。周恩来得到钱壮飞提供的绝密情报后，在组织中共高官转移的同时，组织中央特科一科科长洪杨生等人，带着若干与顾无私交的打手，对在顾家的人实施了暗杀行动。据参加暗杀的洪杨生回忆，这一行动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用绳子勒死的办法。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子内挖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被杀害的人有：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岳母张陆氏，岳父张阿桃，顾顺章的兄嫂顾维贞、吴韶兰，从乡下到上海的顾的小姨子张爱宝，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叶小妹，顾顺章嫂子的弟弟吴克昌和弟媳（姓名不详），一个男佣（姓名不详），以及在顾家打麻将的客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斯励等。当天，在顾家的成年人全部被杀，只有顾顺章3岁的女儿顾利群、两岁的侄儿顾益群幸免于难。顾顺章还有一个小舅子张长庚，因在松江中学住读，不在家，也幸免于难。上述11个被杀的成年人，并没有做“出卖”党的任何事。他们被杀害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是顾顺章的亲人、佣人或朋友，他们被认为可能危害党的利益。 1931年11月29日，顾顺章在《申报》发表“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启事称：“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 ---周恩来下令杀顾顺章家十多人是怎么回事？作者: 王友群

4天前

目前所见到的关于当时自杀规模的主要数字来自一些海外政治避难者的叙述，有人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周鲸文写道：“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幺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 由此可见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4天前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据《百年潮》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话说刘少奇》所述，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是根据八个所谓“知情人”的“供词”。文革爆发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这样一个由15人组成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面对这种状况，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下面的几个“证人”就是这样来的。刘青第的“供词”经过：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刘青第被审问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就打算受处分吗？”又恫吓说：“是在这儿常住下去吗？”“你不说，我们有地方把你搁起来！”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杨明襄的“供词”经过：杨曾在纱厂看门，是个文盲，从1953年患神经病，一直未愈。专案组也把他作为重点知情人带到招待所“办班”。杨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专人照看；杨根本记不得什么事，专案人员就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纱厂的故事”。有时吓唬他，有时又来软的。知道他傻乎乎，爱吃好的，就给他弄好的吃，以此进行诱供。给他吃油条，给他双大头鞋，他就会在所谓的证据上按手印。就这样，1967年12月15日，一份杨明襄的“证实材料”形成上报。刘多荃的“供词”经过：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这样，专案组从“时间”，“地点”和“人物”上都得到了“满意的证词”。关庆云的“供词”经过：1967年12月13日晨5时，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班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伤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被逼不过，只得一死了之。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关庆云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就又开始了。关庆云欲死不能，被逼无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共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当事人”后来良心发现向“上级”写了无数次翻供声明，强调那些所谓证词都是在威逼下所写的，是假证词。但“上级”政府都置之不理。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决定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复查的结论推翻了文革中强加于刘少奇的所有罪名，据此中共为刘少奇恢复了名誉。 ---作者: 袁斌

4天前

九二零建国门枪击案 1994年9月20日，爆发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枪击案。那天清晨，该师（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12团政委来检阅士兵操练。刚满30岁的连长田明建中尉突然拿出事先在检阅台椅子下藏匿的自动步枪，他高喊“卧倒”，然后开枪，多数战士都趴下了，团政委等四名军官被当场击毙，还有10多名战士受伤。军营大乱，出操的士兵没有枪弹，四散躲避。田明建趁乱出营房，在公路上劫持了一辆路过的北京212吉普车，命令司机向北京市中心开去。从通县到北京，不过24公里。吉普车开到建国门立交桥时遇到红灯，司机趁机将车一头撞到路旁的树上后，弃车逃跑。田明建是个神枪手，曾在全团射击比赛中得过第二名。他一枪就把司机打死，随后开始滥杀无辜。田明建不会开车，他显然还没有到目的地。他企图拦截一辆迎面驶来的黄色出租汽车，司机急忙拐弯逃跑，被凶犯击毙。随后，田明建的枪口转向路人，一时间血肉横飞。特警二支队赶来，与凶犯在立交桥附近展开枪战。不久，上千武警和军人也持枪赶到，企图依靠火力和人数的绝对优势消灭凶犯。交战证明野战军人的素质远远高于武警和警察。警察遇到实战，个个都怕死。武警还敢于冲上前去，但他们训练有限，根本不是田明建的对手。凶手以街心交通护栏为掩体，时而卧倒，时而半蹲，准确射击，一边开枪，一边单手换弹匣，成功地阻挡住了数十名武警。东城分局民警曹付昆刚一伸头，就被田明建一个点射，击穿钢盔，当即毙命。恰在此时，一辆44 路公共汽车驶来。如果司机加大油门全速冲过去，很可能没有多大危险。但那个司机吓懵了，竟然刹车，停在了长安街中间，子弹成串地击穿车皮，乘客纷纷倒在血泊中。还有不少骑自行车的人被打死，平民死亡17人，受伤70多人。伊朗大使馆政务秘书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纳里驾车送孩子上学由此路过，一串子弹飞来，尤素福当场身亡。四个孩子中一死两伤，死亡的男孩才9岁。警员之一名叫郑勇，曾经当过射击运动员，并参加过多种现场处置，堪称“老枪”。他谈到“9·20”枪战，仍心有余悸：“当时现场混乱，各部都用嘴喊。田犯原是部队军事尖子，他的八一式自动步枪打的都是短连发精度点射。咱们有的民警大大咧咧地站、蹲在灌木、车门后隐蔽；有的扣住扳机不撒手，带的子弹一下就打光了。”在建国门枪战中田明建的战术动作显示他训练有素：低身快速前进，利用地形地物掩护，单手换弹匣，沉着冷静地与民警对射。直到军人参战后，他才且战且退。受伤后，他被军警围困在雅宝路的一块空地上。田明建带的六匣180发子弹几乎打光，他被逼入死胡同。来自他部队的狙击手进入使馆区的高楼从背后射击，将他击毙。卫戍区警卫三师大乱之后，匆忙集合，发武器。大多数枪支都是油封的，从未用过。出发后又不知道田明建去了什么地方，好不容易找准方向，来到建国门，大祸已经发生。共25人遇难，其中8个是军警。枪战3个小时后，击毙凶犯时，已经是上午11点56分。这么大的事件，多数北京人当时并不了解来龙去脉。中国政府关闭了电视卫星传播，禁止各国记者进行现场采访。但因枪战就发生在加拿大外交公寓下面，加拿大记者抢在禁令下达之前转播了现场实况。让人们看到了几个现场镜头：一辆黄色的“面的”挡风玻璃已经粉碎，一辆两节相连的公共汽车浑身弹洞，受了伤的伊朗外交官的孩子在车里大哭大叫，武警和警察在持枪奔跑，坦克和军车在长安街上飞奔，人们抬着伤者急冲冲地撤离。与此同时，砰砰的枪声不断爆响。当天，只有《北京晚报》获新华社授权，刊登了一条百余字的报道。以致那份报纸的价格暴涨，据说最高的黑市价抬到了原价的50倍。田明建为什么开枪杀人，犯下如此大案？官方的说法是：一次某战士有事相求，重礼贿赂。但所求之事没有办成，战士一气之下将他受贿之事曝光，田明建受到批评，被下放连队。又有一士兵请假探亲，田明建不予批准。那士兵与他争吵不休。田明建大怒，殴打了士兵，造成轰动军营的事件。田明建被停职反省，但一直想不通，拒不承认错误，还与营团两级主管言语对抗，上级遂决定予以处分。而且警告说：再不悔过，将令其还乡务农。田明建来自河南农村，一直表现优秀。因勤恳好学，军事素质极高，枪法精准，而且为人精明，处事也比较老道，曾获得保送去陆军学校深造，是学员中的尖子。毕业后授予中尉军衔。在司令部任参谋，深受上司赏识，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很圆滑。这样一个军官，会因为两次错误就疯狂到大开杀戒的地步吗？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许才是田明建铤而走险，亡命杀人的真正原因。他在农村老家的妻子生过一个女孩。如同大多数农村子弟一样，他一直盼望妻子能生个儿子。他受处分之前妻子已经怀孕，他一直对部队隐瞒此事。受处分后，团里检查他的家信，得知他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消息后，不仅批评了他，还立即通知了当地计划生育办公室。那年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从1991年开始，还实行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任何单位一旦查出有超生事例，领导一年的成绩全部取消，还要受处分。当地计划生育办公室马上派人把田明建的妻子带到乡里作强制人工流产手术。结果出了医疗事故，不但男婴死了，母亲也因失血过多而身亡。枪击案件事发之前，田明建接到父亲的电话：“娃没了，是男孩。媳妇也死了。” 事发前夕，田明建请枪库保管员吃饭，并从他手中拿了钥匙。他从连队的武器库中取出一枝八一式自动步枪和六匣子弹，每匣30发，并把枪弹藏在检阅台旁边的椅子下面。他又和一个老乡战友打了招呼，说第二天出操他叫卧倒就趴下。第二天清晨，一切都按照他精心策划的发生了。事后，保管员和他的老乡因发现征兆却未举报而受了处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何道泉中将(何长工之子)降职为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卫戍区政委张宝康少将被撤职调到南京军区任政治部任副主任。还有其他一干军官被撤换。第12团于1996年被撤销编制，不复存在。全军各团建立了一个新规定：统一成立战斗班，每天24小时在司令部负责分发枪弹，时刻待命，准备应对突发事件。 ---廖康：田明建：九二零建国门枪击案

4天前

司马璐谈周恩来 1938年，司马璐初见周恩来于延安，当时听他作政治报告。1940年，他再见周恩来于重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多面性和极具欺骗性的人。他既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是最会看风使舵的共产党员；既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也是最残忍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会放火，也会救火；他放火时别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时别人觉得他做了好事。他的观音和如来佛的仁慈的外貌，与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南昌暴动时，中共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并把张发奎等国民党人列为“委员”。张发奎愤慨的说：“他们拉了我的部队，拆我的台，还利用我的名字。”周恩来则托人向张发奎传话说“我们是拥护张总指挥的呀！” 司马璐说，“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他的政治技巧既是灵活的，他对共产党的所谓原则的坚持又是僵硬的。他对人永远温文有礼，他的政敌很难从他的讲话中抓到口实。他是共产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追随者，也是最快的自动认错做检讨的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 司马璐举了一个例子。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说，他和周恩来相晤，周恩来讲的话明明是假的，但是听起来非常入耳。1960年，有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美国青年问周恩来：“听说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很激烈，是真的吗？”周恩来哈哈一笑说：“我不知道的事，你们倒知道了。” “周恩来要打倒一个人，必定高举他。周恩来要打倒蒋介石，必定高举蒋介石；周恩来要打倒毛泽东，必定要高举毛泽东。他的聪明是懂得和利用任何一个人，作为他的踏脚石。”司马璐说。司马璐还说：“周恩来一生政治的反复易如反掌，这天才是其它中共领导人所不及的。” 司马璐还揭秘道：“江青舞跳得很好，舞姿高贵而洒脱，许多男女同志都表示欣赏，向江青求教，而毛泽东偏不喜欢和江青跳舞，毛泽东喜欢年青女同志跳舞，不断换新的。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的舞跳得好，女同志喜欢和周跳舞。毛泽东很留心周的舞伴都很漂亮，周很机警，一觉到毛看中的女同志，立刻就拉过去送进毛泽东怀里了。” ---作者: 袁斌

4天前

一个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她叫冯光珍，土改时家住川东忠县城西长江边上的一个山村九蟒村。她父亲叫冯国祺，是忠县的工商业兼地主（有 30 多石租）。土改时冯国祺被捆绑吊打，然后被枪毙，死时 49 岁。同一天被枪毙的还有（苏达三、曹新煌等人）。冯光珍母亲叫何顺贤，冯国祺死后，她也被整死，死时 47岁。（另外，冯国祺的大儿冯光和，大儿媳陈德珍和他们的女儿，全部死于土改。）冯国祺被枪毙时，他 18 岁的女儿冯光珍还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差一年毕业。以前每月她都要收到家里寄去的生活费，现在忽然没有了，她听说土改搞得很厉害，担心家里出事，就从万县赶回来。有人劝她不要回去，否则要遭殃，但她放心不下父母，还是回来了。她一回来竟然被评成地主分子。土改民兵们要她交出金银，对她使尽了各种酷刑，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把她大绑起来和她母亲一起暴晒，一晒就是半天，绳子勒进肉里很深，她才 18 岁，皮肉很娇嫩。川东地区“点天灯”一是用黄泥巴在地主头顶上围一圈，中间倒上油，点“天灯”。二是把双手横着捆在墙上（或木板上），手心朝上，在两边手心里倒上桐油点灯，等到烧干了又再添油。冯光珍遭受的是第二种。冯光珍的弟弟冯光林说：“我记得姐姐的双手先是感染，后来慢慢化脓溃烂，蛆从里面往外滚，老远都闻得到臭，那时我们已经被洗劫一空，没有钱给姐姐治伤，眼睁睁的看着姐姐的双手一天天烂掉，先是皮肉掉尽，露出白森森的骨节，然后骨节一节节地脱掉，最后，姐姐的左手完全没有了，只剩下手腕，右手手掌烂掉了大半，只剩下半个手心。她能活出来全靠一个乡间的土医生，他同情姐姐，做好事给她医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姐姐永远失去了双手，成了一个残废人。” 冯光林还说：“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大哥大嫂都死了，我们被赶出来住在一个破烂的草棚里，最要命的是没有吃的。我才 6 岁，姐姐成了家中最大的人。她带着我们几个弟妹去四处讨饭，双手伤口一直溃烂。她流着泪去乞讨，要来了饭，我们就一口一口的喂给她吃，她没有手啊，自己怎么吃？那个场面，有许多好心人看了都偷偷流泪。” 冯光林还说：“姐姐从 18 岁失去双手，她的青春也就毁了。由于她是地主，虽然已经严重残疾，仍然要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斗争，每逢政治运动来了，她就要受苦。平常每月一次的训话会她是非到场不可的。她注定一生不可能有婚姻了，因此她从没想过要结婚。……” ---谭松：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图1：冯光珍遗像图2：1998 年，手残了 48 年后的冯光珍领到了一个残疾证

4天前

摄影：朱宪民，边疆女民兵，1969

4天前

1950.12 松江县人民法庭举行审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法庭现场。拍摄地点：松江火车站广场。摄影师：吴四一

5天前

1957年11月，毛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活动，以及出席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大概是在11月18日，毛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核讹诈即席发言。2011年1月13日，中共人民网文史频道根据学者沈志华的讲座文字实录，发表了《毛泽东讲核战争吓倒一大片：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一文。文章援引沈教授的说法，称毛在会议上说“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沈志华还提到了与会者的反应。说毛的这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3亿人不算什么，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都不理解。也因此，沈志华认为，虽然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因为赫鲁晓夫对其批判，引发了苏联以及其它共产国家的混乱，毛的地位上升，但很多国家不愿跟中共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毛的这个讲话，他们觉得毛提出的政策太冒险，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据说，毛的讲话也吓坏了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一些国家后来的排华运动与此有关。如从1957年起，印尼苏加诺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限制华文教育的发展，如禁止兴办新华校、禁止印尼籍学生就读华校、限制华校设立区域、关闭亲台华校等，这使印尼华文教育迅速萎缩，1958年印尼华校减至850所，学生约15万人。 ---毛泽东莫斯科会议讲话吓坏外国领导人作者: 林辉

5天前

以仇报恩南昌暴动部队南下潮汕，朱德所辖第九军（其实仅一个团）留驻韩江西岸丰顺县，负责对梅县方向警戒。暴动主力在汤坑失败后，朱德部在三河坝也与国军苦战四日，因伤亡过重，被迫渡过韩江退入福建九莲山区，仅剩千余人。后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不愿打游击，率三百余人离去，朱德只得率残部退至鹅形、上堡湘赣边区活动。但地瘠民贫，解决不了给养，部队官兵又冷又饿，彷徨无计，都快撑持不下去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万分困难之时，云南讲武堂同学兼结拜兄弟、驻扎韶关滇军第十六军长范石生派人送信给朱，表示愿意收编朱德部。接到这一“天外佳音”，困境中的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大喜过望，但“约法三章”：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分散，军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权；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军政治部不得干涉；三、本团械弹被服从速补给，并须先发一月经费以便开拓韶关。范石生完全接受，并先拨五千银洋给朱。这一期间，中共广东省委派人找到朱德，命他率部参加广州暴动。朱德等人便决定藉投靠范石生为名开赴韶关，然后相机奔穗。但等朱德部十二月十九日抵达韶关以北三十里的犂巿，广州暴动已于十三日失败，朱德遂正式接受范石生收编，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朱别字玉楷），王尔琢参谋长，陈毅政治指导员，林彪第一营三连长。全团一千二百余人，装备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机枪四挺，驳壳手枪一百二十余枝，步枪五百余枝，补充步枪子弹六万发，军容甚整。此后，范石生还救了朱德一命。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范石生由广州给朱德一封紧急密函：“请朱德迅速离开犂巿，自谋出路。”原来广州政局已变，反共的李济琛再度回粤主政，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严令范缴械朱部。范石生顾念与朱德的结拜之谊，暗通消息，放他一条生路。朱德遂与王尔琢、龚楚商议，决定拉部队转入湘南山区搞暴动，湘南暴动由是而起。对这样一位大恩人，是年七月二十四日，朱德就率部进攻驻扎在郴州、耒阳、宜章一线的范石生部。攻占郴州后，朱德与前敌委员会常委龚楚（1901~1995）巡视城内范石生十六军军部，范的副官长陈尸门外血泊。龚楚评说朱范结义情深且有活朱之恩，朱德袭击范部，“可谓以怨报德。我想至此，顿感蹙然。”龚楚打趣问朱德：“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曲江犂巿时的事吗？”朱坚定回答：“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龚楚闻言，犹冷水盆淋，一阵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剧中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 “阶级斗争”就这样轻易摧毁了中国传统的“义”，朱德以怨报德，心安理得，无有犹豫，不起波澜。后人读之，再联想到“斗完别人斗自己”的革命铁律，不免惊恐阵阵，啧啧起声：“哦，革命？！革命？！” ---朱德，军阀造反的故事作者: 裴毅然

5天前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你继续谈下去吧！"毛泽东就这么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天，袁文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了酒菜，众好汉闹了一阵。上述这个故事，是当年井冈山一位老同志对我谈的。毛贺关系的破裂与毛江的结合，都和周恩来夫妇有关，当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跳舞，跳了几步，两个人的脸贴在一起了。这边厢，毛泽东正陶醉在温柔乡；那边厢，山沟里出身的贺子珍怒火燃烧，一个箭步冲上去，打了史沫特莱一个耳光，又连声骂："你这个洋*****，到中国勾引男人来了，老娘撕了你。"毛泽东一方面把贺子珍推开，一方面高声喊叫："把她拖出去，她再撒野，就毙了她。" 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发誓永远不再见贺子珍。贺整天大哭大闹，党中央开会讨论，这事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学习，贺说我死活都不依，邓颖超好歹劝说，最后，贺随邓去了西安再去苏联。贺子珍走了不久，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的引导下认识了江青。（江青与康生是山东诸城同乡，他们在到延安以后才相识）在江青和毛泽东还没有相交以前，江青在延安有一段故事，是外间从来没有报道过的。很少人知道，张国焘和江青也有过一段情，这是张国焘亲自对我叙说，他的夫人杨子烈也在旁加以证实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7年，江青到延安，住在边区招待所，招待所属边区政府（原称中华苏维埃工农人民政府，西安事变后改称特区，又改称边区），当时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由林伯渠、张国焘挂名。张国焘正受到党内残酷斗争，由于中共的党内斗争在未获结论以前，高度保密，即使党内干部知者也并不多，所以表面上张国焘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首长之一，一般干部也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当时"边区招待所"所长是金城（后来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金城把江青（当时还叫蓝苹）引见张国焘，江青听"张主席"当然是大首长，从此每天都去看他。张国焘在边区政府无实权，除反复写检讨外，也很清闲。我问张："江青当时扯些什么？"张笑笑，他的夫人杨子烈女士接着说："我一到延安，在边区政府闯见了江青，她从此就不来了。如果不是我这个黄脸婆及时赶到，说不定江青已经当了张夫人了。" 我们三人皆大笑不已。张国焘最后向我解释："我那时也的确无聊得很，江青既来之，则应之。" 我问："江青当时对你的兴趣，会不会出于一种政治任务呢？" 张答："我当时看不出。"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5天前

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的；再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的意味很重。 ---作者：司马璐

5天前

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司马璐见证说，“1943年11月27日、28日，12月1、2、3日，周恩来一共作了五天的发言，痛斥自己的不是。周发言之前，毛泽东先作一段风趣的讲话，毛说，这次整风，党的整风是脱裤子，让自己赤身露体暴露，然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洗澡，洗清自己身体内外不洁的污物；最后是擦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病的人就感到舒畅了。毛泽东最后说了句：‘现在，我们看恩来脱裤子吧。’大家笑了。周恩来突然在毛的面前跪下（周有演戏天才），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了一句：‘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中国革命的皇帝”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作者: 袁斌

5天前

描述：北京内城护城河南段，远处为正阳门城楼及箭楼日期：1935年来源：《旧都文物略》作者：北平市政府秘书处

5天前

北京 1961 年。照片：Cecilia Lindqvist

5天前

翻墙逃生路线，1965 年 3 月 3 日一位名叫迪特尔的马戏团空中飞人就是从东柏林特雷普托区朋友家逃出来的。他用几条晾衣绳制作了一条 50 米长的绳索，从四楼跳下，在墙上荡来荡去，直到到达位于新科隆区的西柏林。他的壮举导致脚踝骨折。 Este es el caso un trapecista de circo llamado Dieter se fugó desde la casa de unos amigos en en el distrito de Treptow, en Berlín Oriental. Para ello creó una cuerda de 50 metros de largo con varios tendederos y se precipitó desde un cuarto piso, balanceándose sobre la pared hasta llegar a Berlín Occidental, en el distrito de Neukölln. Su hazaña le costó un tobillo roto, pero supongo que habrá sido lo de menos.

5天前

清零行动

6天前

毛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的女主角李原慧这位小李叫李原慧。据署名覃波者的回忆文章《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其人其事》记载：毛泽东在1960年巡视大江南北，李原慧是随行的“身边工作人员”。但实际上，毛泽东是1959年10月下旬离京的，直到1960年3月下旬才返京，目的是“巡视工农业生产，研究国际问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组织华东地区的省委书记们考察、研究农业生产”(《建国后毛泽东的５７次离京》载党史博览)。也就是说，毛泽东巡视了半年之久，李原慧等也陪侍了半年之久。李志绥先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披露： “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毛在一九六一年跟这位机要员很热火，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发表，被毛阻止了。一天凌晨四点，新调来的一个年轻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也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我一进去，她光身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出来。你看这怎么办？＂那位卫士才来一组不久，不清楚毛的生活规律。他说他不晓得毛房里有女人，他也没看得很真切，只是从放在房门后床前的屏风缝隙里瞧见她。我起来说：“别急，主席看见你没有？” 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我说：“也许主席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她怕难为情，也不一定告诉主席。就算告诉了，也没有关系。”我又劝他，以后不可大意。进房以前，一定要清楚里面有没有人。卫士说：“我刚来，也没有谁向我说明，该什么时候进去，该怎么办，全凭自已揣摩，自已摸索。我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一面说，一面哭。我又安慰他，问他告诉汪东兴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告诉他，明天乘空告诉汪东兴，可是不要再同别人讲了，免得传来传去，就成了大问题。又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以后可要小心了。毛的房里有女人，千万不可进去。以免误会。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已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的。那卫士只有十九岁，很天真老实。最后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你要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我答应下来，他匆忙赶回十二层楼。卫士从我八楼的房里出来后，回到十二楼值班室。不过十几分钟，毛房里大吵大嚷起来。卫士不敢去看，后来叫得太厉害了，他才走到房门口。她正在大哭，毛看见卫士，叫他进去，说她不尊重他，没有礼貌，立刻开会，批评她。原来她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她有个（男）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当作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他两人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毛叫汪东兴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但她说如果开批评会，就要公开她和毛关系的内情。而且要公开指控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汪真是进退两难。汪便找我商量。汪说：“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 于是汪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由我先找她谈一谈，说明要按照没有听从和不尊重主席批评，别的事不要谈。她同意了。批评会还是开了。会上她觉得委屈，又哭了一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算是就此了结。但毛仍不让她结婚。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顾不上了，她结了婚。 (以上描述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４４节，３４４页) 在毛的众多＂女友＂中，这位湘妹子是比较倔强的一个。为了自己终生的幸福，她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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