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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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前

在王实味被捕几个月之后，外界对王的情况十分关注且传闻颇多。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便纷纷要求会见王实味。为了宣传的目的，组织上决定由丁玲出面将王实味带到记者们的面前，让王在已经备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认罪悔过并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场的记者后来写道：“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位在场的记者则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 ---丁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受的严酷洗礼

#王实味被捕 #延安整风运动 #丁玲 #政治高压 #恐惧

4天前

常委会的列席资格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韶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借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罗瑞卿 #毛泽东 #吴君旭 #政治局常委会 #权力斗争

4天前

九大时闹得轰轰烈烈捧毛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创者原来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吴法宪回忆录》中还抖出一些大陆人民从未与闻的“旧闻”。1959年，徐海东大将给毛写信：“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接信后从此不理徐，徐只得 “长期休养”。吴法宪说向中央呈递“伍豪”材料的原来是许世友。杨成武与吴法宪当时就明白江青搞“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只写毛林江，目的是为自己日后掌权作铺垫。吴还转述林彪语：“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打响平型关战斗。但在此前，115师参谋长周昆奉命赴洛阳国民政府第一战区，领取115师的第一笔军饷三万银元。周昆见利忘义，携款逃跑，贪为己有。从此隐名埋姓，不知去向。吴法宪说“至今下落不明”。1950年代就有厦门一高炮师长逃到台湾并升了官；1965年10月出现首次“跑飞机”事件——南京空八师飞行员李显斌驾驶一架轰-5型飞机逃台；九大甚至出现非党员代表；“九·一三”后，尽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积极配合周恩来处理善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且对林彪进行揭发批判，但不仅仍打为林彪死党，且全体空军海军都被怀疑，每个机场、港口均进驻一个陆军营。后来，军以上高干因“九·一三”被立案审查的达800多人，全军牵连受审查达几十万。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的空军副司令曾国华中将，在“学习班”里被整死。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32 条信息

#邓小平 #吴法宪回忆录 #林彪 #九一三事件 #党内斗争

4天前

专案组庞大 “九·一三”以前，共成立14个中央专案组，成员多为抽调的军师级干部，约500多人。周恩来半个月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大会，4、500人全部到会，从晚上八九点开到第二天拂晓，真到累得不行了才散会。吴法宪认为将彭德怀冤案的责任算到黄永胜头上是不公正的：“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账，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账呢？”“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14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谢镗忠，“九·一三”后，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其他都被“拿掉”了。自然文革结束后，一个都没有“挺住”。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九一三事件 #中央专案组 #彭德怀冤案 #文革小组 #吴法宪

4天前

遇罗文一家即使在遇罗克被杀害前都未能见他最后一面，他们的父母，两位立志报国，专程从海外回国的知识分子的后半生，一直在痛怨与绝望中生活，爱子被杀都不敢在人前表达自己的哀伤，为了其他几个孩子的继续活存，两位老人只能默默地无言地承受这一残忍的结局，而不能更不敢有丝毫不满的情感流露，试想这种灭绝人性的悲剧竟能发生在已经自诩建立起人类间最美好社会的距今并不很远的年代，怎不令人长歌当哭，扼腕而叹呢？不幸是值得深深地同情与怜悯，但怜悯与同情却绝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当遇罗文一家从五十年代就开始饱受人间劫难，仅仅因为是私营企业主，父亲就可以在“三反”“五反”中没有任何证据而被做为贪污嫌疑对象，就可以被关押、被逮捕，母亲就要受到隔离审查，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几乎没有自己任何的权利，不能为自己的清白作任何的辩白和申诉，一切都只有依赖组织的意见和决定，个人在这种无穷无尽的运动中早已成为任人割宰的羔羊，都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让运动牵着你的鼻子走，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与抵触，就是这样，仍可能难逃厄运，遇罗文的父亲不正是按照组织上的要求说了句“人和人，冷冰冰”的话就被打成右派，几近三十年的光阴，他家六口人倒有四口人六次与牢狱结缘，全家一直过着如同噩梦般的日子，蒙受着那不断降临的恐怖与灾难。遇罗文兄妹几人恐怕除了不懂事的孩提时代曾享受过一丝快乐外，就一直过着万人所指、群情激昂的指点与批斗的生活，这需要付出多少身心的代价，铭刻下多少苦痛的回忆！ --“哭读《我家》” 俞衡图1：遇罗克父亲 – 遇崇基图2：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1936年于东京图3：遇罗克与父母及弟妹，1963年春节图4：遇罗克的父母，遇崇基，王秋琳

#遇罗克 #文革 #悲剧 #政治迫害 #家庭苦难

4天前

1958年，河南新乡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王世龙摄。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45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85 条信息

#人民公社 #大食堂 #1958年 #河南新乡 #王世龙

4天前

杨振宁说，1999年对他的人生来说，是特别的一年。“那一年，我和杜致礼去汕头大学考察，当时学校派了一个叫翁帆的小女孩来给我们当向导，我和杜致礼都觉得这个小女孩十分可爱。”杨振宁强调，正因为杜致礼的态度，杨振宁5年后才会下定决心和翁帆结婚。此时，杨振宁展示了一张他和杜致礼以及翁帆的合影，照片上的翁帆化着浓妆，一脸稚气。 ---杨振宁两次婚姻都是师生恋前妻是杜聿明之女中国新闻网图：翁帆（左起）与杨振寧、杜致礼夫妇。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34 条信息

#杨振宁 #翁帆 #师生恋 #杜致礼 #1999年

5天前

休里：一则知青收听敌台广播的事件下面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末，中国内地某邮局的门口的信箱上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通告：严禁收听敌台广播，凡是向敌台广播地址投寄信件的，我公安机关有权扣押和追查，一经查清，从严惩办。”所谓敌台，包括海外的阶级敌人的广播电台，包括苏修，美帝，日本，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的广播电台。所谓友台，只有朝鲜人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当你看到这样一个警示牌时会有什么感受？震慑，屈服，恐惧，愤怒，压抑，侮辱，无奈？我想，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历，也就有着不同的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你是否知道？像这类警示牌在过去的红色年代里是极平常的事，到处挂满了警示牌。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基本上失去了言论自由，像一具具没有灵魂的木偶，由那些专制者们任意操控。更可悲的是，改革开放已过十余年，这样的警示牌仍在。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人们的思想依然被禁锢。善良的中国人民对此早已麻木，习惯了。长期以来，他们承受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当知青那会，有一位同学从家里拿去一台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的产品，这台旧收音机比较特别，具备中波段（KHZ）和短波段（MHZ）两种可切换波段（不同于文革中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只有一个中波段，取缔了原先的短波功能）。那时中国的寥寥无几的几个政府广播电台依赖各地的大功率无线电转播发射台传播，收音机只能到中波段的中央一台，二台和省台三个广播电台的节目。广播里整天赞颂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美帝苏修贫困潦倒；当前国际形势非常严峻，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我国形成围剿之势；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在腐蚀我们的意志，要警惕身边潜伏的阶级敌人等等。娱乐节目是八个革命样板戏，革命电影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两队（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轮番播放。几年后耳朵都听出茧了，文盲也会喊几句口号，瞎子也会唱几段京戏和红色经典电影插曲。国内电台单调乏味，同学们忍不住会切换到短波段去收听朝鲜的华语广播。朝鲜与中国大陆一样搞个人崇拜的，把所有功绩算到一个领袖的身上，什么的慈父领袖金日成英明伟大，朝鲜人民生活美满等。说实话，尽管中国和朝鲜是一条藤上的瓜，可当时的朝鲜确实比中国大陆好上一大截，那里没有这些无休止的窝里斗政治运动，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知怎的，那时海外的反华势力猖獗，阶级敌人特多，短波段几乎被它们占领，敌台涵盖整个短波频道！这一来就麻烦了，当我们调到朝鲜台之前，难免会经过一些敌台。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每每经过这些敌台时就被吸引过去，同学们就不约而同地要求听一会儿，试图从强大的噪声中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没有不透风的墙，不料东窗事发，收听敌台之事遭人告发。于是带队干部老乐赶过来，一句话也不说，砸烂收音机就走。当时我们感觉到脖子后面透风凉：完了，这辈子完了。那个收音机持有者更惨，吓得直哆嗦尿裤子。那阵子偷听敌台广播属于反革命重罪，政府采取严打手段，加倍处罚。那时的人们被驯化乖了，懂得这么个真理：谈论什么都行，包括吃喝嫖赌抽，就是不能谈论政治；犯别的什么罪都行，包括奸杀抢掠偷，就是不能犯政治罪，不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啊！一朝当上政治犯，可要当一辈子“运动员”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你的份，抓你去批斗。老乐是个好人，他是保护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娃娃们不懂事。为了大家相安无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毁掉这个祸根。你想想：假如遇到一个犯官瘾的卑鄙小人，不借此事件为自己捞上一笔政治资本，不搞得鸡飞狗跳，不弄出几条人命来才怪呢。虽然这个事件过去了很久，但是回想起来仍是不寒而栗的。你能怨谁呢？怪自己生不逢时投错了胎？怪自己被人抽去了脊梁骨成了奴才？是，也不是。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可怜。

#知青生活 #收听敌台 #政治压迫 #言论不自由 #红色年代

5天前

小姐妹牛车刚刚经过，香香指着尾巴翘起，肛门撑开，拉出一团又一团粪的牛勾子。新鲜的牛粪湿呼呼地落在地上，还冒着一些白气，距离我们不到两尺远。我真希望牛勾子里拉出的那几团是我妈刚刚蒸出锅的玉米面发糕，烫得手里捧不住。　　 “姐，玉米！牛屎里有玉米哩！” 娃娃的眼睛是针尖尖。香香挣脱我的手，兴奋得小跑起来，几乎是扑向那一堆牛粪，甚怕谁给抢着去了。她远远地就看见牛粪里混杂着没有消化的玉米粒，完整的玉米粒，金子一样诱人。香香蹲下来，两只手就在牛粪里抠，抠出一颗往嘴里送一颗，抠出一颗往嘴里送一颗。我没有迟疑一下，像香香一样硌蹴下来，在还温热的牛粪上抠出一颗往嘴里送一颗，抠出一颗往嘴里送一颗。香香的手很快，我的手更快，香香害怕我抠多了，她吃不上。我害怕香香抠多了，我吃不上。 ---依娃小说集《走陕西》

#牛粪 #玉米 #姐妹 #贫困 #乡村生活

5天前

凄婉而野蛮的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注：陈锡联上将)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象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点点不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然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1949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薄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像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北戴河 #陈锡联 #性侵 #权力 #道德

5天前

郭沫若丧子郭沫若文名远播，但49年后在上层并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点点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开玩笑还是小事。郭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被拘捕；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有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杀。儿子如此命运，是否说明郭沫若已无多大用处？49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49年以后使命只是不断写作“应制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颂诗人很难向被颂的对象要求什么权利。　　 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行前，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然而，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49年以后郭步步紧跟，不敢有半点闪失。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o蒋桂战争》的墨迹后，郭即著文颂扬：“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郭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扬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儿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一伙儿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烧书事业要商量。”要郭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49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5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郭沫若 #丧子 #政治迫害 #应制诗 #知识分子命运

5天前

文革初期几十万红卫兵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山上很快断粮，上山学生们竟有饿死。周恩来动员赣鄂闽浙粤等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再由空军飞机空投。“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吴法宪认为毛搞红卫兵大检阅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这样面对面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数百万人拥京，交通、住宿、粮食全线告急，周恩来实在没办法，只得向毛请求限制进京人数。毛不满意：“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发指示，只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不管衣食住行这些麻烦事儿，才会有如此“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气魄”。八次大接见后，幸亏73岁的毛自己吃不消，终于说了一句“不能再见了”，下面才敢发通知阻止学生进京。吴感叹：“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毛搞大接见还有一层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刘邓等党内反对派显示政治实力——我在中央高层可能不占“多数”，但在人民群众中却是绝对“多数”。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45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85 条信息

#文革 #红卫兵 #周恩来 #毛泽东 #饥荒

5天前

如伴虎总理看风使舵 1970年九届二中庐山会议上，吴听毛说与陈伯达“30年没有很好地合作”，心里反驳道：“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毛泽东批陈的真实用意是他对林彪说的一段话：“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当时就腹诽：“‘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不过，庐山会议前期，江青派受到林彪派猛攻，1970年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事先未经联系求见毛，毛不见江青：“你走。”但单独见了张、姚，两人抱着毛的大腿痛哭，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这才有毛扭转乾坤的《我的一点意见》，明确保江抑林。庐山会议翻船后，吴法宪“深深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邱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李作鹏在下山回京的飞机上也说：“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因此，尽管九大以后周外出均由康生代理周主持中央工作，称为“康代总理”，但两人私人关系一直不甚亲热。这次庐山会议后，周恩来与康生同机下山，十分热络，吴当时便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庐山会议后，毛读了邱会作的检讨，对邱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当主席。”邱赶紧站起来：“毛主席万寿无疆！” 庐山会议后，林彪手下“五虎将”被批，林彪顶住压力就是不检讨，但“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图：1970年9月，林彪到北京南苑机场观看歼八表演，左起：王辉球、吴法宪、林彪、，黄永胜、叶群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32 条信息

#庐山会议 #毛泽东 #林彪 #政治斗争 #看风使舵

5天前

1930年代，上海可口可乐灌装线

#上海 #可口可乐 #1930年代 #灌装线 #历史

5天前

1996台海危机期间，解放军三军联合大演习场面把坦克大炮拉上渔船对抗美军航母

台海军事对峙升级：大陆军演与台湾汉光演习· 76 条信息

#台海危机 #解放军演习 #军事对抗 #中美关系紧张 #1996

6天前

违法行为与政治表现 1952年的“五反”意在打退不法资本家的进攻，毛用他一惯喜欢的数字，在运动进行之中就提出对资本家的划分比例，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约占95％，严重违法、完全法约占5％的估计。资本家们的命运在查证之前其实就已经决定了。本来，守法与否要根据事实来确定，但“五反”作为一项政治运动，事实并不很重要：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就是荣毅仁先生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Ｐ179）连“基本守法”都勉强的荣毅仁就这样成了“完全守法户”，理由不是他的经商行为是否守法，而是他的“政治表现”（Ｐ179），是政府需要他这样的典型。经商行为中守法不守法不重要，重要是是否与政府保持一致，关键时刻听招呼。看来，权钱交易“五反”时就冒头了，而且是毛开的口子。 ---单世联：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五反运动 #荣毅仁 #政治表现 #权钱交易 #毛泽东

6天前

2006年春，哈尔滨极乐寺，一位老者远道赶来，专程看望这里的方丈，慈法大师时年93岁，已病重卧床七年。老者拿出一张照片，俯身在慈法大师耳边低语了几句，缠绵病榻的大师忽然激动起来。（图1）李振盛：别，别，别说了，别说了。我后来就说，我说大师说，我知道您内心和痛苦，不愿意回忆那段痛苦的事情，我说好了今天就到这了，我说我们就说到这儿。解说：这位前来探视的老者名叫李振盛，是一名摄影师。四十年前的1966年，他在极乐寺门口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最右侧，手拿帽子的和尚就是后来的慈法大师。（图2）李振盛：他是这里面最小的和尚，那个时候还53岁，他就领着红卫兵告诉（他们）这里面藏着什么，那里面藏着什么，让红卫兵去抄，他还穿上了干部服，还别上了钢笔，戴上了帽子。他在里面革命了，他造反了，带着红卫兵来造自己这个寺庙的反，因为后来知道他平日被方丈管束得很严，也是报恨雪仇的机会来了。结果在里面抄了半天出来的时候，他想戴着帽子跟在旁边看热闹，外边的红卫兵不知道你在里面革命了，看这个样子也像是个和尚，一摘帽子，你也是个秃驴啊，嗨，抓上来。解说：1966年8月24日，文革“红八月”的风潮涌来，红卫兵们冲进极乐寺，捣毁所有的佛像，并写下了一张“什么佛经，净放狗屁”的标语，强迫和尚们擎着它低头认罪，时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的李振盛拍下了这个场景，照片中，法师们强忍着悲怒，方丈大师则高傲不屑地闭深了双眼，只有那个本以为已“参加了革命”，却仍被红卫兵拉出来受辱的叛逆者露出了尴尬的神情。李振盛：这个人，伙夫，做饭的，后来他的徒弟讲，我这个师傅根红苗正，一个苦出身，所以红卫兵就利用这个，利用他来管那些和尚。后来他这师傅好像也有所悔悟吧，但是又不肯去说，就是把这个极乐寺建设好，建设好，他应该在后来，文革之后建设极乐寺他是起了作用。解说：文革后，伙头僧成为了极乐寺的住持，法号慈法，40年过去的，极乐寺又恢复了繁盛的香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历史的尘埃已在大师心中结成沉重的巨石。告别慈法，李振盛再次上路，那是一条苍凉的回望之路。 ---揭秘：震惊世界的十万张文革照片

#极乐寺文革往事 #慈法大师的救赎 #李振盛的摄影记录 #红卫兵与宗教迫害 #历史伤痕与个人命运

6天前

问：有人说，在毛泽东主政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人们也有安全感，生活有尊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谢道和：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的记忆最初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时我才六岁，正是大炼钢铁、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的时候。在我的印象中，邻里关系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我们家所在的屋场一共住了三户人家，因为户数少，因此，平时的关系处理就比较单纯，而且，这三户人家的阶级成分都属于贫农，在当时来说，也不存在阶级对立的问题。但到了公共食堂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业组的干部都是非常霸道的，远比现在的干部要蛮横得多。那时，所有的小孩子无论有没有到入学年龄、有没有上学，都必须劳动，扯猪草、割牛草，还要跟着大人们去干各种农活，才能获得食物，那时是真正的“不劳动者不得食”。作业组专门给小孩子配置了猪草票、牛草票，每个小孩一天必须完成几斤的猪草或牛草，只有完成规定的劳动量后，才能到公共食堂就餐、吃饭，如果没有完成，那么，作业组长就会把当天晚上的食物直接喂猪或喂牛，也就是说，小孩子因为没有完成工作量而必须受挨饿的惩罚。因此，小时候的最大感受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完全没有生存保障，作业组长随时可能会克扣我们的食物，或者干脆被停餐。那时，家长们都不敢得罪作业组长，如果他们站出来为自己的孩子辩护，很有可能当天晚上就会被斗争。这种斗争会是非常随意的，作业组长喊几个人，拉上一张大桌子，把斗争对象叫来，站到桌子上，抡起竹鞭就抽。那时的作业组长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想斗争某个人根本不需要得到什么人的批准，看谁不顺眼就斗争。而且，这不分什么家庭成分，相反，像地主、富农被整肃得非常老实了，因此，斗争的目标主要就针对那些不轻易顺从的、性格倔强的农民。我的父亲就因为埋怨了几句，差点招来祸端。公共食堂是八个人一桌，随便搞点什么菜蔬，打一锅汤，菜里面都是没有什么油的，而汤则是清汤白水，上面漂几个油星子。开餐时，那些先上桌的农民如果把漂在上面的油星子全部捞到自己碗里，后来的人还会有意见。有时，可能就是烧一锅白开水，里面掺两粒盐，当时，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因为没有油，父亲就在食堂提了意见，要求在菜里面多放点盐，因为农民出工干活时要出汗，要补充盐分。结果被干部认定为有不满情绪，准备在当天晚上斗争他。有好心人提醒他，劝他暂时避风头，父亲便连夜跑掉了，在外面一呆就是两三年，直到公共食堂解散以后才重新回来。等到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的时候，我九岁，也必须到地里面去割麦子，那个时候的农民真是苦到家了。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和我祖父一块干农活的一位农民挑着一担萝卜回食堂，我正好在食堂里，他顺手给了我一个小萝卜。结果被作业组长发现了，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小萝卜，并且在我脑门上狠狠地磕了一下，我当场就被打晕在地上，个把小时才缓过神来。 ---文革口述史：湘中酷刑“金鸡啄米”和吊“半边猪” 纽约时报中文网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45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85 条信息

#大跃进 #公共食堂 #童工 #政治迫害 #饥荒

6天前

七千人大会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45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85 条信息

#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 #刘少奇 #人祸 #大跃进

6天前

江青训周恩来林彪训江青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的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图：吴法宪1980年当庭指证江青

#江青 #周恩来 #林彪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6天前

九大毛泽东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根据林彪的，，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说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账，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看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32 条信息

#九大 #毛泽东 #陈伯达 #文化大革命 #政治斗争

6天前

1979年9月26日，宋庆龄照例在寓所设宴为马海德庆祝生日。那天与往次不同，宋庆龄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法国白兰地酒，为在座的每个人倒了一小杯品尝。宋庆龄兴致很高，端起酒杯对马海德说，今天你过生日，咱们喝一个交杯酒吧。马海德很激动，欣然应允。马海德之子周幼马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果断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站立者为马海德夫人苏菲。 ---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

#宋庆龄 #马海德 #生日宴会 #交杯酒 #历史镜头

6天前

1.1976年10月6日，江青最后一次在毛泽东生前住宅前拍照留影。 2.1976年10月6日，江青在景山公园摘下最后的苹果，4小时后，她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被拘捕。

#江青 #1976年10月6日 #被捕 #景山公园 #毛泽东

1周前

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 章剑锋

#朱永嘉 #文革写作组 #政治斗争 #历史反思 #权力与知识分子

1周前

剥夺权力的方法毛是政治艺术的大师，可以有很多办法来加强或剥夺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力。第一种办法是保留位置，却不分配其具体工作。朱德长期被尊为“总司令”，但军权从不让他染指；“文革”中很多老干部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都留着，会议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有的还不断挨批，甚至行动也不自由。第二种办法是不通知开会。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开会并不通知他，这个委员也就有名无实了。１９７６年，毛想限制叶剑英，就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第三个方法是不发文件。１９５５年，毛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８月２６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千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Ｐ３５７）中央即毛，“从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２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同上）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毛一个批示剥夺。第四种办法是另组机构。１９６３年批判邓子恢时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１９６６年３月，他又向中宣发出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是另组替代性的机构。大跃进前后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１９６４年８月，在陈伯达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１９６５年初，毛决定成立以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是李富春聪明，让小计委的人都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便过渡一个时期后接管现在的计委，那么国务院就会出现两个计委的现象。毛是策略大师，除上述方法外，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冻结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以保证实现自己的意图。１９４２年，毛意欲彻底战胜王明等“教条宗派”和周恩来等“经验宗派”，但由于这些人占据着政治局的多数，毛遂于６月２日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接管并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直到１９４５年“七大”才恢复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后，毛再度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政治局，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之后重新组成政治局。 ---单世联：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泽东 #权力斗争 #政治策略 #文革 #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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