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国家会议,毛想使所有共产国家(包括苏联)接受他的“国际大战略”,组建由他指挥的共产国际统一战线,实现他成为共产阵营首领的愿望。遂不辞辛劳亲自带队参加,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苏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阵营 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是帝国主义的彻底灭亡,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不要怕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不要怕死人,世界也不过牺牲一半人口吧,就会出现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常规战争不如打核战争,可以在中国打,最多也就死2/3人口,四亿吧,有什么了不起,不用几年,中国人口又会增加到六亿,有什么可怕?毛凸显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列主义者,英雄了得,以为一定博得全场热烈鼓掌,一跃成为世界人民大救星,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得领导权。不料事与愿违,只有一个最小的阿尔巴尼亚称赞,其它所有与会共党都摇头,带头反对的正是昔日老大哥苏联,老毛气得提前回国,阴谋首次受挫。 毛还想通过私下密谈打通赫鲁晓夫们的思想,《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到,毛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又对来访的伏罗希洛夫说,中苏可组成5000个师,你们出武器,我们出人。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万,那里经得起我们5000个师打击?伏罗希洛夫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在与一个疯子讨论,于次日赶紧回国。” ---一穷二白 作者: 史伏初
计划经济苦苦挣扎,但仍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例如,光是毛主席像章,1968年每个月就生产了五千多万个,但仍不够用,由此促生了地下黑市,与官方竞争。有些政府机构为自己的员工订制了像章,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也半公开地对外出售。此外还出现了地下工厂,专门为黑市生产像章。它们与国营工厂抢夺稀有 资源,不仅偷窃铝桶、水壶、锅和盆,甚至把工厂里涂在贵重机器外面的铝制保护层刮下来用作生产像章。 像章的款式数以千计,材质包括有机玻璃、塑料、竹子等,有些是手工着色的瓷像章,大多数则是铝制的,上面用金色或银色画着毛主席的侧面像,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左半边脸。像“红宝书”一样,佩戴像章成为表达对毛主席忠诚的一个标志,而且要戴在正对心口的地方。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毛主席像章成了最热门的私人物品,被用于交换或买卖,各种资本主义的投机手段都出现了。因为生产像章占用了太多的铝原料,以致影响了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1969年毛终于发话说:“还我飞机。”这样一来,生产像章的热潮才开始降温,1971年林彪死后则基本停止了。 ...... 毛的塑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上海一地就多达六十多万个。大多数是用灰白色的石膏做的,还有钢筋混凝土的、铝的和马口铁的。有些塑像高达十五米,庄严地矗立在人们的头顶上,有些则只有三米高。为了建造这些塑像,各地展开了非正式的竞赛,耗费了许多稀有的资源。1968年,仅上海一地,光是马口铁就消耗了九百吨,钢铁厂则花了十万元生产不锈钢,用来支撑这些塑像。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作者: 冯客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在云南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作秘书。 14日一早,周恩来就用保密电话亲自向各省最高长官通报了情况。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周兴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总理通报了情况后,要求马上下令云南陆军接管所有空军控制的机场。 周兴向省委领导转报的情况是这样的:总理告诉他说 :“人 跑了。”周兴问:“谁跑了?”总理答:“就是做报告那个人。”总理的潜台词是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那个人,不用说就是林彪了。但他不把事情点透。周兴的政治想象力一时短路,还难以延伸得那么远,于是又问:“哪个做报告的人?”总理继续提醒:“就是你批判的那个人!”周兴想了想,那一年他批判的最大名人,不就是陈伯达吗?那年春上,按中央“批陈整风”的统一部署,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召开了一次“批陈整风”会议。3月4日,第一书记周兴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政治骗子”、“假马列”大张挞伐。讲话高屋建瓴、旁征博引,既有滔滔宏论,又有实际操作,效果好极了。讲稿一经上报中央,伟大领袖看了,欣然批示:“很好,照发”。这个讲稿一下子变成了中共中央“中发(1971)37号”、“批陈整风”的指导性文件,下发全国学习之。1971年周兴的个人记忆,这件事肯定最为深刻。“喔……”周兴终于回答,“明白了明白了。”其实他什么也没明白。周恩来要说的,应该是指周兴批判的那个人背后的人,但这有点像玩“脑筋急转弯”游戏,弯子绕得有点大。 周兴放下电话——他后来说——只感觉一头雾水。陈伯达一介书生,和军队全不沾边,和空军更不沾边,他跑了,干嘛要兴师动众,调兵遣将,让陆军接管机场?当时要他把事情联系到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想象力和胆量一时都无法到位。只是,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验确又暗暗提醒,非常时期,应该有非常思维呢。他不能不将猜测的触角小心翼翼伸向林彪。 大约20日前后,一位中央钦派的机要员终于来到省委一号大院,敲响了周兴的院门。那时全中国的飞机都全部禁航,机要员是坐火车来的——当时北京到昆明需要三天两夜——周兴正重病卧床,秘书问北京来人能否代收?对方说不行,必须本人签收。北京来人遂直接被领来病床前把文件交给了周兴本人。这就是9月18日发出的中共中央1971(79)号文件。文件一开头就赫然一段: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从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满怀激情迎九大”以来的造神狂热中,八亿中国人每天用宗教仪式恭祝毛泽东万寿无疆,同时都需恭祝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九大”通过的所谓对国际共运具有历史性贡献的“新党章”里,林彪还被正式册封为钦定的最高领袖接班人,如此显赫的准神,突然制造出这些只该出现在侦探小说中的震撼故事,已经不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了。 ---省委秘书记忆中的“九一三” 作者: 周孜仁 图:周恩来,林彪和李志绥(周后面)
图:邓丽君和大陆叛逃飞行员王学成(左)孙天勤(右)合影照片。 冲天一飞为自由 1983年8月7日,解放军副团职飞行员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1架歼-7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机场,虽然后来韩国将歼7战机移交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孙本人安抵台湾。 1970年其父亲孙培荣因出身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孙天勤也受牵连而停飞至1976年7月,虽然后来平反,但仍留下“不宜结论”的官方指控,且当年迫害其父之人未受惩处反被重用,孙因此产生前往台湾的想法。于1983年时,孙天勤家中尚有母亲刘氏、妻子、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 1983年5月初,当时46岁的他借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担任试飞研究中心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做为试飞员进行新型空对空导弹试验。同年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驾驶当时解放军最新、衍生自米格21的歼-7ⅡA战斗机,于辽宁省大连市起飞,途中在韩国仁川外海投下副油箱以减轻重量,在当时被韩国误以为遭投掷炸弹攻击,迫使韩国空防当局紧急发布空袭警报,在汉城(今首尔)、京畿首都圈一带形成大惊慌事故,有数十名民众为紧急避难而遭到踩伤意外。其后,孙天勤平安降落于汉城,韩国政府以“人机分离”的处理方式,将飞机保留至国内,而孙天勤则依其个人意愿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他于同年8月24日顺利抵达台湾。 孙的这次叛逃,不但创下了解放军历史上职务最高和机型最先进,这两项记录,并且还创下了台湾的一个记录,那就是他领取了一笔最高奖金,整整7000两黄金,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
杀人太少 一个春风沉醉或是一个夏日醺风的夜晚,美丽的日内瓦“兰多尔特”咖啡馆里坐着几位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信徒、职业革命家们,他们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时年40岁)和他的得意学生列宁(时年25岁),法国的保·拉法格(53岁)、茹·盖得(50岁),可能还有沙·龙格。后三位的名字我们都不甚熟悉,但他们 都是法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其中的拉法格正是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就是他的大作。 窗外湖光山色,窗内咖啡氤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已经凋零,中一代革命家及青年翘楚列宁同志正品茗咖啡,情绪悠然,闲聊的却是麻辣话题——杀人。 话题还是普列汉诺夫引起的。他们在谈到法国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时,老普同志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 话音刚落,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他的老师:“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总结雅各宾派失败原因的。就像当今也从来也没有人总结柬埔寨共产党失败的原因是波尔布特“杀人太少”一样;也没有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杀人太少”一样。 老普同志在《政治遗嘱》中追述了上述尘封往事的细节,接着说:“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列宁同志虽只执政六年,俄国已有百万人头落地了。列宁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执政,人头落地更以千万计。 在这次咖啡馆谈话60年后,1956年的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发生是社会主义阵营前所未有的,它对万里之外的毛泽东同志影响至深至巨。在随后的几年中,毛同志不断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来总结去,赫然竟也是那句话:“他们杀人太少”。 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同志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一方面,毛同志很得意于我们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们和他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土改、镇反中杀了很多人。 另一方面,毛同志又认为在我们中国也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措施就是抓紧阶级斗争,多杀人,杀够数目。 在此之前,有一次刘少奇同志谈到越南时对越南土改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同志插话道: “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 不知这个70万的数字从何而来?如果是指建国以来所杀的人,恐怕几个70万也打不住。毛同志说“革命嘛!”,这句感叹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说革命嘛,哪能不杀人?而且要“杀人”,而且要“大张其鼓杀人”。 因为老普同志的《政治遗嘱》是在1999年才公布于世的,毛同志生前是不可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列宁同志说过的“杀人太少”的话。 然而这两位伟大领袖却能相隔遥远的60多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说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话语来。 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主义相通心相通,英雄所见略同。 ---英雄所见略同之一:杀人太少 作者: 胡鹏池 图:沈嘉蔚巨幅系列油画《巴别塔》之三《古拉格》。
看到一份1980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简报,是由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联合整理的,内中披露了中共高官对毛泽东、华国锋等中共党魁的真实看法,足以颠覆中共一直以来的愚民宣传。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刘志汉说:老人家(注:指毛)后期就是皇帝,各省搞行宫,西湖的刘庄 占地540亩,湖中之湖,园中之园,光动力机械烧柴油一天就花2700元。铁托说他跑了60多个国家从未见过那么豪华的地方,特地延长多住了两天。上海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只许他住,有200多服务人员,女的不少,选漂亮的,如同宫娥彩女。 中央党校顾问吴亮平发言提到:1949年以后,毛的生活根本脱离了广大人民。他在许多地方大修行宫。这次在杭州看了刘庄、汪庄毛居住过的地方,真是帝王宫殿的派头。不但门口不能靠近,就是水面也不能靠近。 中纪委常委曹瑛提到:1965年,我陪柬埔寨外宾到武昌,毛接见。毛说我要使整个文化界还有党政军民等,使他们半年到一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了。他是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话的。 中联部八局局长朱良说:毛提出要“三斗一多”。“一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增加外援,援外经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比,从50年代的0.8%增加到60年代的3.61%,71年至75年的5.88%,79年才降回0.81%。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说:邓小平说过,大跃进的惨败是老人家的一个心病,谁要提起,他就不高兴。毛从此很少过问经济,开始大抓所谓阶级斗争。他过问了一次,就是1964年找富春、先念、一波去谈话,骂了一通,说为什么不搞三线?于是又掀起了一股大搞大小三线的高潮。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根子是在这时扎下的。 中纪委委员、纪检室主任刘鸣九说:毛在《红都女皇》没来时,确实想让江青接班。《红都女皇》一来,感到不行了,要培养毛远新做接班人。“天安门事件”他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现在,毛远新还在表这个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毛想让毛远新接班,又感到毛远新不成熟,这样,华国锋就接了班。 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秘书童小鹏发言说:毛对周恩来是采取又利用又压制的权术……让林彪、四人帮去批判斗争,以不斗倒为限,至于周恩来病重特别是逝世以后,毛毫无表示,那就已经到了忘恩负义的地步了! 朱德秘书陈友群透露,周恩来去世后,毛在自己的住处看身边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惊讶”。 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发言: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开会时,接北京电话,说罗瑞卿跳楼重伤,我们听了心情非常沉重,毛不问长短,毫不动容,就宣布继续开会,当时我深感寒心。他还认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次政变,超越党内路线斗争的范围,毛开创了用暴力解决党内问题的恶劣先例。1976年粉碎全国人民最凶恶的公敌四人帮,也是政变,是革命的政变,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不能不采取的革命行动。……有了党内民主,政变应该也必须避免。” 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朱德组组长,朱德秘书陈友群做了长篇发言,他说:“毛到井岗山后,就唯我独尊。起初,朱毛之间基本上是相安的,打仗主要靠朱。,朱总有一根扁担,常和战士们一起挑东西,士兵中议论说:‘朱德挑米上山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按:指搞女人)。’” 陈友群认为,1957年后,毛的错误越来越发展。“反右”搞了六十万,造成了大冤案。1958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完不成任务要撤职,意图是要比苏联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斯大林逝世后舍我其谁?大概要当世界领袖的决心是下定了,结果造成一场大灾难。以后又以个人名义写信,把责任推到下面,说什么不要相信那些司、局长,区、县委书记。 1959年庐山会议,因朱德替彭德怀说话,毛批朱德,回北京后,又组织高级干部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党支部。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德的工作权利。 毛还在文革中提出四个伟大,第三个里程碑,连恩格斯、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成了马、列、毛了。晚年搞封建世袭,亲小人,远君子。生活上也很糟糕,实际上是过着帝王生活。汪东兴之流就投其所好。 在陈友群眼中,毛唯我独尊,领袖欲发展到要当世界领袖、封建帝王。他性格上狭隘、多疑,嫉妒心很强,后来发展到骄横、残暴。 ---中共高官披露内幕 毛奢侈嫉妒唯我独尊 作者: 林辉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学习是非常偏科的,学得最好的功课是作文,其它功课如英文、数学,似乎都不行。英文不行也就罢了,反正在革命时期打交道的都是中国人,掌权后接见外宾又都是有翻译的。可是数学不行可真不行,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数学不行是会误事的。而且他的数学还不是一般的不行,而是实在太不 行,所以日后掌权就误国误民了。 简单的数学,他当然是会算的。尤其是“翻番”。一万翻一番就是两万了;两万再翻一番就是四万了,四万再翻一番就是八万,这就叫“几何级数”了。毛泽东的脾气喜欢“好大喜功”,“好无产阶级之大,喜无产阶级之功”。“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始终搞不懂,他的“多快好省”总路线就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反映在数学上就喜欢几何级数,蹦得快,不喜欢算术级数了。 1957年的钢产量只有535万吨,1958年毛泽东一咬牙、一跺脚,说干脆翻番算了。1958年搞得鸡飞狗跳、神鬼皆惊的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1958年9月5-8日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是在大跃进的最高潮中召开的,毛在这次会上的兴头正达到最高峰,一共做了四次讲话,每次讲话都算账,算得非常快与非常愉快。 毛说:“今年(粮食)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 “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 “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二千五百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五千万吨钢,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万五千亿斤。” 全都掐在“翻番”的腰眼上,全都算的是“几何级数”的账。 “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又突破几何级数了。 毛感慨地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 翻番,翻番,再翻番!在大跃进的日子里,他“翻番”的如意算盘算得开心得了也不得,结果算出了一个“大饥荒”。 ---毛泽东的数学实在太不行 作者: 胡鹏池
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 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90%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也正因此,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从宋庆龄身上看国共高层中的人情味 作者: 颜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