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7个月前
毛泽东支持布尔波特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红色高棉”迅速发展壮大。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攻占了金边。“红色高棉”在丛林打游击时,重视团结群众,努力发展生产。西哈努克从中国秘密进入根据地访问时,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取得全国政权后,立即推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祸国殃民的结果。 在 胜利前夕,柬埔寨共产党意欲取消王室。病中的周恩来,对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乔•森潘(Khieu Samphan)、英•萨利(Ieng Sary)苦口婆心地劝说,希望他们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无效,他请出尊神毛泽东来做工作。乔•森潘、英•萨利与毛泽东谈话时,口口声声说布尔波特(Pol Pot)同志的指示如何如何。毛泽东明白了,原来潘总司令当不了家,上头还有政委。他问周恩来:“布尔波特系何方神圣?叫他来见我。”周说:“布尔波特同志不愿抛头露面。”毛说:“那就秘密访华。” 布尔波特秘密访华,由病重的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游泳池晋见毛泽东。布尔波特曾多次在中国南方的游击队训练基地学习,不但会说汉语,而且毛泽东著作读得烂熟。他一口气说了十几篇精读过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高兴了。他说,我相信了,我的几本小册子对于你们确曾小有帮助。布尔波特描绘了“柬埔寨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柬埔寨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宗教也不复杂,我们不准备搞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经济国有化,教育军事化,取消薪金制,消灭三大差别,争取在两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柬埔寨建设成为人人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更高兴了,视之为“知音”。他说,他的社会主义试验,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实行了,大部分失败了。他希望看到柬埔寨的成功。毛泽东本来是要说服布尔波特,反被布尔波特说服了。他说:“什么西哈努克,东哈努克,封建王室,去它的吧!人,我们仍替你们养着,免得放回去碍手碍脚。你们大胆地干吧。”周恩来在一旁目瞪口呆。 布尔波特刚取得政权,就大胆地干起来了。为了消灭城乡差别,一天之内将城市居民统统赶到农村。行动迟缓者,稍有不从者,往往遭到杀戮。“红色高棉”根据张春桥阐发的“全面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宪法。笼罩着恐怖的柬埔寨,就是比中国更彻底的“全面专政”的样板。“红色高棉”掌权的三年零八个月中,一百七十多万人死于非命,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东方佛国”成了血腥的杀戮场。在中国尚未充分展现的毛泽东的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在柬埔寨走向了极致;也可以说,柬埔寨人民分担了中国人民的灾难。 ---郭罗基: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
朱韵和
7个月前
文革中唯一坚持上课的大学生 纳拉迪波(西哈努克亲王之子)先是入芳草地小学,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中,在北大附中上高中。一九六六年中学毕业,免试进入北京大学,他选择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北大已经停课闹革命。但中国与柬埔寨之间有文化协定,这个学生的学习不能耽误 。北大的燕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个特殊学生的课堂设在友谊宾馆的套房里。友谊宾馆的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免受红卫兵的冲击,可以保证安定的学习环境。全国只有这一个大学生在坚持上课,还不是在大学的校园里。 北大从几个系先后抽调了九名教师,组成一个“王子教学小组”。九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大部分教师是中文系的。我从哲学系被调去当组长,人们戏称“太子太傅”。我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把关”。把什么关?我们的顶头上司不是教育部,而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时对外文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史怀璧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他涂得太红,太红了回国以后会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是“最、最、最”,“红、红、红”,“不要太红”,就必须把关了;而我被人们认为一贯思想右倾,所以适合于把“不要太红”的关。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太红,结果害了他。不是我们把他涂红的,而是在中国这个大染缸里染红的。 纳拉迪波住在东城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每天有专车接送,到西郊来上课。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很乱,公安部特地派一名带枪的随身警卫员。有时还会因道路堵塞,迟到数十分钟。 纳拉迪波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六七年,汉语说得很好,常与我们亲切交谈。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九四六年出生,在西哈努克的十四个子女中,排行第六。他的母亲,西索瓦•莫尼盖珊(Sisowath Monikessan)是西哈努克的第三任妻子,又是第二任妻子的妹妹,论辈分她们都是他的姨妈。在他们王室中,近亲结婚是常见的,甚至同父异母的兄妹也可以成亲。他出生时,母亲因难产去世了。小时候没有人娇惯他,使他懂得奋斗。他的大姐帕花黛薇(Bopha Devi)公主是王家歌舞团团长。他常与女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学得了女高音歌唱。 图:一九六一年,邓颖超接待西哈努克的两个王子和前首相黄意的三个子女以及有关人员。正中为邓颖超,左四为纳拉迪波,右四为凯玛努拉克,右一为庄则栋。 ---郭罗基: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
朱韵和
7个月前
写在面纸巾上的最高指示 一九九二年秋十四大前夜的“倒杨事件”发生后,虽然是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宣布让杨白冰脱掉军装,并亲自主持了军队高层,尤其是总政治部系统的干部队伍改组工作,但当时即有报道说:这整个过程都有邓榕参与决策,全部改组名单都曾经向她征求过“意见”。而且,邓榕则具体布署了每一 个运作过程,审查了每一个被撤换或提升的军官。所以,邓榕一翻脸,当年被她口口声声叫得蜜一般甘甜的“白冰叔叔”不但本人要退隐江湖,其过去的忠实追随者只要是没有立刻“反戈一击”者,也个个都被邓榕的朱笔打上了红叉。中国大陆上当时 有人说:“邓榕虽然只是个上校,但她一句话就可以把任何一个解放军上将变成上尉。”此话并不夸张。 这篇报道形容说:如果说用“挟天子以令诸候”形容邓榕对中国大陆政坛的实际发言权不甚准确的话,则应该把这句话改成“挟‘太上皇’以令诸候”。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政治现象出现在一九七六年,当时是毛远新随时代替伯父毛泽东降诏挟制华国锋。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才是中共政权的最大“特色”之一。 转眼到了九五年春,邓榕为推销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开始巡游欧美。在法国巴黎,接受当地右派大报《费加洛报》的记者专访时回忆说:父亲九二年巡视南方几城市时,事先根本没有准备发表演说,连我自己都没有被预先告之,所以我连一张写字纸都没有带在身上,只好随手掏出口袋里的纸巾临时赶记。 如此说来,人们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些被断断续续记在纸巾上的最高指示整理成文件后,是否还能百分之百地“尊重原作”? 从翻译角度讲,历来讲究“信、达、雅”之标准,而邓榕“翻译”和“转述”的邓小平指示(无论是九二年的南方讲话还是其他),唯独一个“信”字令外界怀疑。 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 尸骨未寒,“接班人”华国锋就在前朝老臣叶剑英的辅佐下把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东主席政治联络员”毛远新打下天牢。 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对除邓朴方外的其他邓家后代逐一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清算。邓小平去世之后关于邓小平家族的最新动向是几天前才传出的消息:曾是邓小平外孙女婿的吴小晖所创办的安邦保险集团,已被新成立的大家保险集团接盘,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的“安邦保险集团”大厦11日正式更换牌匾为“大家保险集团”,这代表资产曾达近2万亿元的邓小平外孙女婿的“安邦集团”正式走入历史。这意味如果说继当年的江泽民对邓家第二代进行的清算主要是以政治层面为主的话 ,那么如今习近平再接再厉,对邓家第三代的经济清算行动已告尾声。 ---夜话中南海: 邓公南巡讲话竟是邓榕写在面纸巾上的最高指示
朱韵和
7个月前
从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在十三大上不再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担任军委主席直到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这近十年时间里,邓榕作为中共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首长”的贴身的秘书,其权势远非一般省部级干部可以与其相比,甚至政治局常委、包括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也得巴结她,否则便难以得到机会拜见“总设计师”。 在中共历 史上,能与那十年之间的邓榕的这种特殊地位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文革”后期毛泽东身边的毛远新。当时,因为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除了毛远新,连“母后”江青和接班人华国锋都很难见毛泽东一面,所以毛远新被称为毛泽东的“专线电话”。 中共政权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直都是公开承认从“文革”开始到毛泽东去世的那十年时间里,“党内生活”是极不正常的。其实从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开始到邓小平去世的那十年时间里,所谓的“党内生活”更不正常。 当时的中共党内戏称邓榕是邓小平的耳朵和嘴巴。因为老邓讲话含糊不清,多数时候由邓榕加以补充复述,老邓的听力更差,各位官员在拜见时又不敢太大声说话,只好由邓榕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复述一遍。所以又有人形容邓榕是“总设计师”的“助听器”和“扩音机”。 邓小平南巡的讲话传达之后 ,一些左派人物恨之入骨,曾私下里发牢骚说:传达到我们耳朵里的这些东西未必就是老邓的原话,经过邓榕那台“扩音机”以后,失真和变调都是难免的。 确实,邓榕在帮助父亲听取汇报或发布指示时,不但要起到“扩音机”和“助听器”的作用,时不时还要为讲非四川方言的汇报人将汇报内容翻译成四川话,据说父亲在接见外宾时,邓榕也会时常将外宾的话直接翻译成四川话说给父亲听。那么,这种翻译是直译、意译还是曲译,只有邓榕一人知道。 ---夜话中南海: 邓公南巡讲话竟是邓榕写在面纸巾上的最高指示
朱韵和
7个月前
或许是因为“理想”、“追求”和“志趣”各不相同的缘故,邓小平在世时,邓家五子女及其他们的配偶除了在邓府家庭成员中实现了“共同富裕”之外,其“革命分工”也还是各有侧重,如大女儿一画千金、大女婿则独霸整个中国大陆的贵金属和稀有金属行业,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出产的金银财宝均掌握在他一人之手, 当然是侧重于利;二女儿和二女婿掌管大陆科技事业,似乎侧重于权;大儿子控制全国残疾人福利事业,造福一方,可谓图名;二儿子本来好象是瞄准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至外界都以为也是图名,谁知半途下海,一夜之间便成为邓家首富,实践了父王“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巨大生产力”的英明论断。而具体到三公主邓榕,则比兄弟姐妹们更显超俗,名、权、利三样都要。 首先是名!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不久,“毛毛”的大名就开始在《人民日报》上,因为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而被渲染得人人皆知。后来,聂荣臻“元帅大伯”过世,王震“胡子叔叔”乌呼,邓毛毛更是借此机会,大写纪念文章,既尽到了晚辈的孝道,又趁机把自己的知名度又抬高一截。 当然,最大的出名机会还是从九三年开始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国内方面,《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印行数千万份的官方方大报竞相连载,官方权威出版社在宣称已经发行三千万册的同时,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严正声明”,说是《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已经同《金瓶梅》等畅销淫书一样,遭到严重盗版(中共官方报道称此书上市月余即已发现七种盗版,充斥贵州、山西、山东、武汉、郑州、西安、成都、石家庄等十几个省市,作者萧榕对此表示愤慨)。 在海外,除了台湾、香港等地的华文出版社大肆宣传外,邓毛毛还亲自到香港出席发行式,与正好也在香港的王军涛的前妻展开售书签名“擂台赛”。 其次是利!邓榕除了丈夫贺平主管的军火贸易之外,有传说她自己也还在深圳兼任一家公司总裁。至于《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版税和稿酬收入。几家报纸同时连载本属“一稿多投”,但因为这是“周瑜打黄盖”之类的事情,当然不能指责邓毛毛“文人无德”。而三千万册的版税,如果按书定价的百分之十计算的话,就已经超过三千万人民币了。 香港和台湾付了多少版税属于“商业机密”,但想必不会太少。另外,日本一家书店高价买走了邓毛毛著作的日文版权。如果再加上法文等版权收益的话,英文版权即使收益不如美国前总统布什夫人写人狗之情卖得多,在邓榕来说也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再次是权!邓毛毛是邓小平的代言人的事实,在海内外已经是人所共知,所以不必在此详细叙述。而江泽民和李鹏等“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要想就任何问题讨得邓小平恩准,必须由邓榕或王瑞林“转达”的事实,也早已经不是秘密。 赚了钱,得了权之后,邓榕又进一步在个人的知名度上下功夫,立刻便成功地利用世界媒体对邓小平健康状况及留世时间的关注,以及台湾、港澳、日本乃至美国政坛对“邓后”担忧,靠她的“自家新闻”使得全世界所有关注中国问题者一时间似乎只知中国有邓榕,而不知还有江泽民和李鹏。所以,如果同全世界的皇族相比,邓小平去世之前的邓三公主萧榕(邓榕)虽不敢与日本皇太子妃比贤淑,与英国王子妃比无姿色,与摩洛哥公主比富有,但却绝对敢与如上三人比知名度。 如果查找当年出版的,收录中共副部级以上干部的《人名录》肯定不会发现萧榕的名字。但是,按照中共有关组织规定,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中,有一名可以享受正部级待遇。那么,按照萧榕当年的“邓小平同志政治秘书”的身份,当时已经享受到部级待遇不是没有可能。 当年看到萧榕飞煌腾达,不可一世,,熟悉中共政治的人大概都会自然地联想起当年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一是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共政权两个不同时期中的实际统治地位一样(不同的是一个曾在台前,一个退到幕后之后仍然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二是他们各自的女儿,当年和日后的“共和国公主”的化名居然都用“萧”字。 当年的李讷于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即化名“萧力”穿上军装,进入《空军报》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她仍以此化名一跃而升至《解放军报》总编辑,官至中共政权干部编制的省、军级(同国务院的部同级)。此时,她年仅二十六岁,是当时中共政权内最年轻的的省军级干部。当时“文革”运动正闹得如火如荼,萧力一度成为父亲的“文革”联络员,随时向父亲报告“大好形势”。 毛泽东临终前几年,曾对女儿萧力刻意进行政治上的培养,让人安排她去北京市平谷县任县委书记,一是为锻炼基层工作能力,二是为得到基层工作的资历。后来萧力曾一度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当时中共的地方党委第一把手称“第一书记”,所以萧力并不是北京市委第一把手)。 随着父亲的去世,母亲的下狱,萧力也一夜之间从高级领导干部的位置上跌了下来,好几年里一直是靠每月七十块钱的工资过活。现在,她虽然在中共中央秘书局享受司局级待遇之后退休,但其生活上的凄凉之景令人感慨。 中国大陆早有报道说:由于“某种原因”,萧力同李敏等毛泽东的后人都没有来往,所以晚境凄惨。这个“某种原因”显然是指萧力系江青所生。 当年还曾有报道说:由于萧力身体多病,医药费开支巨大。虽然她享受着“公费医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他的医药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属于公费报销范围的“自费药品”。久而久之,萧力竟因为看病而欠债,不得不给中共高层打了一份报告,询问她是否有权继承一部分她父亲生前的财产(主要是著作版税)。报告打到邓小平处,邓小平批复道:毛泽东的财产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 有了邓小平的这一句话,谁还敢可怜萧力。萧力在绝望中,正好其生母江青去世,中共有关部门通知她可以认领江青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从此萧力的家庭经济情况才稍有好转。 无独有偶,邓小平一旦继承了毛泽东在中共政权中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后,他的女儿也穿上军装,而且开始进入的也是解放军的总政治部系统。从此化名“萧榕”。 虽然萧榕此后的经历同当年的萧力并不完全相同,但至少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即官至高位(邓小平自己曾讽剌这种因某种背景或某种特殊需要被突击提拔的共干是“乘直升飞机上来的”)。 前后两任“共和国公主”在公开露面时都不用父姓而共同取了个“萧”字,也或许是纯属偶然的巧合,但并非巧合的时,她们两人均无“倾城之貌”,但却先后都有过“倾国之权”。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萧力在“文革”运动中一度以联络员的身份充当父亲的“耳朵”;九十年代的萧榕在改革运动中则以秘书的身份,不但充当父亲的“耳朵”,同时还身兼父亲的“嘴巴”。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说她们是“倾国之权”似乎并不过份。 ---高新:邓榕名、权、利样样都要
朱韵和
7个月前
中共除掉抗日神父雷鸣远 1901年,雷鸣远来华传教。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1927年,雷鸣远加入中国国籍,在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 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 。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中国军队伤兵很多,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为抗日军队担任前线救护工作,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先后被宋哲元和傅作义任命为残废军人教养院院长和前线救护队队长。 娘子关战役结束后,雷鸣远接受了近900名伤员,全部照顾看护、送回大后方。国民政府为感激他的巨大帮助,特于1938年授予他陆海空甲种二等勋章;蒋介石还专门在武汉会见了雷鸣远,委任他为华北战地辅导服务团团长,专门负责在敌后援助抗日游击队。 雷鸣远的华北服务团因此活跃在敌后,不分国共派系,凡是抗日都给予大力帮助。因此,中共的八路军十分痛恨雷鸣远,从1939年起就不断挑起事端,终于在1940年3月9号,中共元帅刘伯承部下将雷鸣远绑架起来,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把他当作国民党间谍,受到6个星期的严刑逼供和酷刑,要他交代罪行──可见抗日行为在中共眼里就是罪行。雷鸣远被绑架的同时,他的几百名医疗工作队有的被俘,有的遇害,就分散了。 这一绑架行动引起了全中国的震动,胡宗南亲自去见刘伯承,要求释放雷鸣远;而刘伯承则一口咬定他的人根本没有绑架雷鸣远,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等等。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怒,立即命令八路军司令朱德保证雷鸣远的人身安全,勒令中共24小时之内必须放人。 4月末,中共被迫释放雷鸣远神父,但他已罹重病。两个月后,饱经酷刑折磨的雷鸣远去世,享年63岁。 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 为了表彰雷鸣远神父卓越的抗日行动,蒋介石还专门写了挽联,其中说道:“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亦有设他的灵位。 雷鸣远的死,也践行了他说的“我為愛中國而生,我為愛中國而死”,他若不是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中国人那般真正地爱中国,何必去抗日,也就不会遭惹中共如此大的仇恨,不会被中共酷刑折磨了。 雷鸣远神父被中共绑架后逃出太行山后说过很经典的话: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不是人;   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7个月前
《内在的敌人》第十一章“共党的组织”中说:“共党的恐怖政策以连续波浪式的暴行打击中国人民……他们乃像水上的漂浮物一样被选择一遍,有的被选出,有的被丢掉,选出的即被训练……共产党……像是毒瘤细胞,不断地滋生蔓延……确似魔鬼,他们从来一点也不承认真理,也不明白真理。由于经常的训练掩饰秘 密,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他们变成习于作伪和说谎,以致对任何事都不讲实话,甚至在党员与党员间的谈话也是如此。……共党细胞的组织与活动……像是条虫一段段的身子,只要头脑未被消灭,身子割去一段,二段或很多段,它们会很快的又长出来。……细胞作用乃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真实产物。……忠诚的党员必须常常准备将共党毒素传播各地……首先传播共党思想,瓦解积极的及消极的敌人。”这里,共产党的党组织、党文化的力量和作用,说的很清楚。 《内在的敌人》第十五章“不择手段”中说:“共党对老少的训练都是一样……为达到目标,所有手段都可以使用,甚至用法律明定出来。……他们是被武力‘说服’,是在恐惧下依附。在共产党长期的监视下,人们知道稍有反对的行为即被处死,或最少也是不断的困扰,麻烦与不宁。恐惧是一种毒瘤,它把人民都吃掉。外来的参观者,尤其是外国人,还有来共产区采访的新闻记者,都被表面上人民的驯良,共军的纪律所欺骗。每一个人都像是完全自由,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完全自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如不这样说便将被处以严刑,也许就是死刑。……我认得一个共党领袖,他被人发现极爱他的太太。她也是忠诚的党员。但丈夫是一个新党员,不知道伪装掩盖他的情感。他不留心地透露出来,说他有两份坚强的热情,一份是对党的,一份是对太太的。上司看出他对太大的爱情过度,命令他离婚,他只有照办。”这里说清了中共以暴力制造恐惧,谎言构造陷阱的邪毒。 中国共产党一直持续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内在的敌人》在第四编却用更简捷的标题“赤祸洪潮吞噬了中国”,将中共在大陆的胜利的因果说得更清楚:没有所谓新中国,只有赤祸洪潮吞噬中国。《内在的敌人》是西方神学和科学思维相结合,揭露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的原因、过程和后果的最早、最好的一本书。没有历史安排的赤祸洪潮由渗进、渗透、高涨的前三步,共产主义运动席卷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中国决不可能。全书13万多字(不含标点),将中国共产党现象概括为“赤祸洪潮”,很到位;通过其渗进、渗透、高涨、吞噬四阶段,让我们更具体地知道:没有苏联的大本营和训练、没有日本的全面侵略给中国政府制造的统治危机,没有美国马歇尔使团的错误调停,中华民国丢失大陆版图与中共赤祸洪潮吞噬中国,都没有可能。 ---唐子:读《内在的敌人》有感
朱韵和
7个月前
文革罪名 文革中有无数人被迫害致死,这些被迫害死之人也都有各种各样的罪名: 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反革命破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报复反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投机分子、反党分子、三反分子、三开分子、四不清分子、右派分子、右倾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动资 本家蜕化变质分子、托派分子、胡风分子、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 黑帮分子、海外关系嫌疑分子、资产阶级腐败分子、反三面红旗分子、抗拒改造分子、偷听敌台分子、叛国投敌分子、腐化堕落分子、投敌变节分子、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和打、砸、抢分子。 戏霸、学阀、反动权威、反动军阀、漏划地主、漏划右派、漏网反革命、三青团骨干、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骨干、反动堡垒祖师爷、反动会道门会首、反革命野心家、反革命阴谋家、二月逆流黑干将、反动组织重要成员、高饶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刘少奇叛徒集团主要成员、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野心家两面派、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死硬派。 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美蒋特务、军统特务、潜伏特务、苏修特务、特务嫌疑、汉奸、叛徒、内奸、工贼、巫婆、神汉、卖国贼、小爬虫、保皇狗、伪军官、伪宪兵、流氓犯、流窜犯、跳梁小丑、封建余孽、劳改释放犯、封建残余势力、革命两面派、买资产阶级、反动军官姨太太、反攻倒算的阶级敌人、妄图变天的阶级敌人、走白专道路的小人物、没有改造好的牛鬼蛇神、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子女…… 如上这90个罪名只是文革罪名中的一部分。就是那些不堪受折磨和精神压力自杀的人还有罪名——叫“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有许多类似小品中说的、“即兴”发挥出来的罪名“耗社会主义羊毛”一类。 ---让人瞠目结舌的文革罪名 作者: 铁流
朱韵和
7个月前
913事件 中国大佬如何舔毛 落井下石林彪 4.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 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促突击”。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作者: 生日报馆长黄秀忠君法阅 图:漳州战役后林彪与聂荣臻
朱韵和
7个月前
1940年在中国传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隶40天后,逃出太行山时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最初我真不敢相信雷鸣远这三句话是在1940年说的。明晰地道的中国人的话语。 这三句话是雷震远神父1952年在《内在的敌人》中披露的。遗憾的是,这 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名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大陆封闭成一个原始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的巨大部落酋邦(即共工大酋邦),没有能听到。 《内在的敌人》虽然是一个比利时神父所写,但他在中华民国抗战时期中共操控的河北安国县和太行山区跟中共打交道10几年,目睹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匪乱的赤祸洪潮渗进河北安国,打压他曾经主管过几个月的安国县内的爱国力量,暴力破坏中国道教、儒教、佛教和基督教共同维系的道德传统和家族文明,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乘日本侵略中国所致中国政府的危机,以军事抗日为辅、政治宣传为主,控制和改造中国黄河中下游流域农村地区的农民,伺机夺取中国政权。 雷震远神父及(来中国传教40年的)教区上司雷鸣远,生活、话语、思维、情感都中国化了。在跟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对中共有同样清楚认识的少数外国人中,他们是少有的两个。他们对中共清晰认识,来自天主正教跟共党邪教思想上的正邪对照,还来自对天主教中世纪反异教、异端的残暴行为的反思,以及被中共好言相骗、逮捕为奴的切身经历,清楚地知道共匪的暴行是魔鬼行为,共党的组织是一个捣鬼的组织,以持续的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培训党的细胞。 ---唐子:读《内在的敌人》有感
朱韵和
7个月前
某天清晨二时,我正在教区内一个小村庄上的教友家里听取忏悔。几个人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晓得我在这里,镇上的警察所长正在跑来看我。 「告诉他们我在睡觉,等一会我见他们」我说,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完成职务,并须集中精力准备斗智,但在不旋踵间,一位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已经追踪而至。主人只好请他 进来见我。我认出是老相识──以前安国县的监狱所长。我们热诚地打著招呼,但我的朋 友都感觉怀疑。他们立刻拥进我和那位共产党谈话的房间里。一个人拿进茶杯,另一个 人开始扫地,慢慢地小心地扫来扫去,第三个人又拿进冲好的茶水,另一个又在忙著整 理桌椅。这些行动自然都是为拖延时间,中国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时间以考虑行动方法, 当我这些朋友作这些多余的小事时,他们正在分别计画,如果这位共产党对我的安全有 任何阴谋时,怎样使我逃脱。 最后这位共产党发怒了,命令每个人都出去。他们缓缓地勉强提步走出,用悲悯的眼色 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们微笑。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以后他向我跪下,恳求我救他的命。我怀疑他用心不善,不为 所动。吕正操曾经警告我,假如我再被他晓得拯救任何中国人生命时,他就枪毙我。 「你是一位共产党员」。我说,「共产党不会杀害自己党员的」。 他低下头去。 「就一般情形而言是这样的」,他答道,「但我的情形不同,我晓得他们要清算我」。 「为什么呢」?我追问著。 他踌躇了一下。现在我确认他是用计谋来软化我。 「你记得我爱一点酒」?他说。 我点点头。 「我曾喝醉一次酒,受过一次警告。但是我又喝醉了第二次,现在我晓得我的日子已经 有限了」。 我已经把他拖起来请他坐在一个小凳上?他从凳子上抬起头来看著我。他面孔显示得坦 白无邪。他讲的话也很合理,但是我经验共产党的诡计大多了,虽然听来句句有理,但 也无法置信。 「你不相信我」!他说著又跪了下去。 「站起来」!我发怒说。「你要我怎么样」? 他用手掩著脸,混身开始颤动。当他再抬头看我时,显然已陷入病态。面呈绿色,并且 流下汗来。我开始盘询他。我用许多相同的问题反复讯问,有时加上新的问题在旧的问 题上,有时改变一下成语或口气,应用了我所能的反覆讯问技巧。 他是加此卑怯如此急切于挽救自己命运,以致他表示,为了顾全生命他不惜投降日本。 这样继续有四小时,最后他说:「我将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将 告诉你一些共产党的秘密以证明我的真诚」。 我抑制住我的情绪,表示出漠不关心,淡淡地看他一眼说:「噢,是吗」? 于是他开始叙述一连串的共产党罪行,我虽然听惯看惯这些暴行,也深觉惊骇。 「我不在乎杀人」,他夸张地说。「我自己曾经杀过许多人」。「多少」?我问他。 「单我自己经手杀过一百五十人。经我主持,加上同志协助,所杀的人更数不清」。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间他。 「我被迫如此。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时,我便须杀人。都是我工作的一部份。这样使我 得宠使我升级」。他完全坦白地说。 这个人是投机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对这种人只是尽力利用,但永远采取监视,且不会信 任得过久。 他告诉我,当一个共产党员认为另一党员思想动摇时,便可以把他杀死。 「不用报告共产党官员吗」?我问 「是的」,他答道。「他可以杀掉同志,理由是恐怕在报告前被他跑掉」。 我知道这是实话。我开始相信他所讲关于自己的事,可能是实情。他从我的眼神看到我 心情的转变。 他深吸了一口气,靠近我作耳语。 「明天你要离开这村子,对吗」?他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继续说下去。 「你必须经过那座桥──除此无他路可走。在桥上你将被便衣人员截住。如果他们在你 身上发现任何不利于你的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你便会杀掉。现在你相信我 吗」? 「是的」,我说,「现在我相信你了。但是你要明白,我不能帮助你跑到日本人那方面 去」。 「我明白」他说。「我接受这一点」。 我们约定两星期内在安国会面,把他隐藏起来,同时我计画协助他去重庆。我们谈话几 近六小时他才离去。最少我也预先得到警告我将面临的事,我相信我这位共产党朋友在 目前不会对我作出什么邪恶的事,虽然我也相信他没办法制止共产党在桥头阻止我搜查 我。他的安全,全看我能否安然返回安国而定。我已经给他保证。他知道我不会食言, 同时我也不得不相信他答应协助我的话。但是我对他的相助能力并无信心。假如我老早 晓得,像他这样一个投机者,虽然一度坠落并且那样软弱,而仍有崇高的信义感时,当 时我也许感觉安适些。 后来他到了安国,他疏远我,不和教会发生关系,也摆脱了共产党,迳自投降日本人去 了。他曾通知我,叫我不必忧虑;他会永远记住我对他的救命大恩,并且不把我和共产 党往来的事 露给日本人!我和他谈过话后,我已经晓得他将不计任何代价拯救自己的 生命。 ---雷震远神父《内在的敌人》
朱韵和
7个月前
恐怖政策,开始是用蚊子吸血的战术,如匿名信及恐吓等,然后发展到阶级斗争的各种恐怖手段。实际上,用阶级斗争所维持的共产统治,因恐怖气氛的弥漫而巩固。最初,共产党努力造成人民不敢触犯共产党规律的恐惧。然后,当党里的党员在执行党的职责 与任务显出疏忽或冷淡时,便每年举行几次整肃。这种 整肃有双重作用:把领袖认为有 危害于主义的一些「弱点」予以移除,同时使人民不断地增加恐惧心。这样,在恐怖之潮的起伏下,使人民变成微弱驯服而易于控制。 起初,共产党在乡间比在都市里更为残暴无情,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被消灭得比城里要 快。他们在逮捕或处死人犯前,总是先捏造出一些假仁假义的口实;但有时也突然闯进 一个曾经发表过反共言论的人的家里,立即予以处决。 在我常去讲道的一个望梅小村子里,有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贞。他虽然常给共产党 很大帮忙,但却时常批评共产党。比较谨慎的朋友们劝他慎重一些,他只是一笑置之。 「你不必过虑」,他说。「我和共产党关系很好。我帮助他们。我们彼此了解。我是一 个独立份子而有独立思想的人。我觉得有必要时便对他们加以批评。」他说。 「你的独立思想正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隐蔽起你的思 想。不要多言多语」。 但是王立贞是一个顽强而自恃的人。他耸耸肩说:「我还要说,我没有可怕的。他们晓 得我协助他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以批评他们」。 在一天夜里,几个共产党跑到他门前,用高声而友好的口吻唤他出来。他的直觉警告他, 他静悄悄地听著,没敢到门口去开门。 外面领头的人开始责骂他失礼。他对此仅作冷笑,同时,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行为是否 聪明,他决心不去开门。他总以为过一会这些人便疲倦了,那时便会云消雾散。他的惊 慌并非无理。 外面的喜笑声和花言巧语愈来愈甚,王某已经把手放上门上准备开门。他的妻子将他推 开,倒在他的脚下。用力把他双脚抱住。她恐惧得战栗,请求丈夫不要开门。 王某和共产党的战斗继续了多时,最后他被说服,让步开门。王某微笑著同他们打招呼。 他们的态度也很和霭。突然两个人捉著他的臂,这群人蜂拥而上将他带走。后面传来他 妻子的嚎啕声,他绝望地回头看了一下,因为他晓得他再不会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 一路上共产党取笑他,污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有几个人曾经偷看,当 抵达村外郊野时,骚闹取笑声变成拳打脚踢和棍打。他们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 稍后,在黑暗中共产党又走回来,王某已经不在了。消息传出后,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 离村不远,发现到他的尸身。他倒在血泊里,死在乱刀之下。两位朋友把尸体翻过来。 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盖上他被砍下的头,死人头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 ,显然是他还 未即闭眼便死在利刃之下。 王某不是共产党,他曾和他们友好,并对他们予以协助。他的罪名是由于他顽强地保持 他批评的权利。王某的被谋杀仅因他坚守著中国人传统的独立自由的谈话,所以他的惨 死深深影响到邻人。 ---雷震远神父《内在的敌人》
朱韵和
7个月前
913事件 中国大佬如何舔毛 落井下石林彪 3.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 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作者: 生日报馆长黄秀忠君法阅
朱韵和
7个月前
913事件 中国大佬如何舔毛 落井下石林彪 2.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 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作者: 生日报馆长黄秀忠君法阅
朱韵和
7个月前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从这份一锤定音的最高指示,和接下来轰轰烈烈的“批林”运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舆论走向,就是要把对于国家现状的所有愤怒统统撒在死去的林彪身上。一时间,林彪被妖魔化到万劫不复的境 地,战争年代的一切功绩亦化为乌有,他的死俨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幸事。不少利益相关者,更是争着抢着在这件“幸事”中添砖加瓦。 但有一个人没有这么做,你们也猜到了,就是彭德怀。彭老总作为比小平同志更惨、更倒霉的牛鬼蛇神,直到“批林”运动开始后才得知林彪的死讯,而得知的方式是专案组直接把笔递到他面前,让其揭发交代林彪反党的各种问题。 对此,身在缧绁的彭老总是这样回应的: 不要着急。四五十年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要慢慢地回忆回忆。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1972.1.8)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1972.6.9) 其实彭老总的记性好着呢,同样是在狱中,他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情况下写了《我的自述》,遍叙数十年间大小人生事。这里之所以“不清楚”,多少是有些物伤其类,所以“思想总感到不痛快”,不愿落井下石。 于是彭老总的材料磨磨唧唧写了半年多,直到1972年8月,他再次收到专案组正式传达的中发(1971)57号文件,要求继续批林。当晚,彭老总向看守人员说出了一番在今天听来都石破天惊的言论: 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这段话收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彭德怀年谱》,其真实性无需置疑。说实话,当时(直到今天)觉得林彪死得不清不楚的都大有人在,但恐怕除了惯于直言犯谏的彭老总,再没有人敢这样公开质疑中央文件。自己都是百罪莫赎泥菩萨过江了,还要为一个死人叫撞天屈。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人,在任何一个时代之下,都绝对算得上的“异数”了。 其实对于林彪之死,还有一个人感到悲从中来,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曾经“剿匪不力”的蒋委员长、如今台湾岛上的蒋总统。许多本回忆录中都提到,林彪之死甚至让老蒋流下了枭雄泪。由于关键信息缺乏,我们无从得知这份悲伤是来自黄埔师生之谊,还是另有隐情。那么,就只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低格周刊|9.13林彪坠机后,满朝文武谁的反应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