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7个月前
钱穆:看清毛泽东“狐狸尾巴”始于一张文告 1949年,是民国大师群体的去留吉凶命运抉择之年。 这年春天,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其中缘由: 19 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进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他: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一时语塞。 那篇文告的落款是毛泽东和朱德,实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被中共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善哉!一篇文告看清毛和中共,钱穆的洞察力着实令人叹服! 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钱穆和他创办的新亚书院、新亚研究院,在香港传播中华文化,与中共的外来党文化分庭抗礼,让中共颇为忌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授意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 然而钱穆却在回信中说,我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我万万做不到的。 钱穆坚拒了恩师和至亲的盛请,视回归中共盘踞的大陆是行尸走肉般的畏途。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却是深入骨髓,不忍带进坟墓里。他在回信中说,我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正如傅斯年准确预言了中共执政后的社会动乱、钳制自由、文化沙漠等国难,钱穆也预言了中共政权制造恐怖,绝不会止于十年文革浩劫,而是“后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民国大师慧眼看穿毛泽东与中共 作者: 掸封尘
朱韵和
7个月前
傅斯年:看清毛泽东的“狐狸尾巴”始于一次延安之行 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等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也没反对。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 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他早年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特意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而正是这次交谈,让傅斯年看到了毛的“狐狸尾巴”,对毛和中共有了极为清醒的认识。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傅斯年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数次畅谈延安观感。傅时罗说: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草寇而矣。 傅斯年认为,毛和中共“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傅看来,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是不可分割的。 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层层、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傅斯年明褒实贬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对傅的弦外之音虽然有所察觉,但并没有回应。 事实上,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而此次延安之行,更是令他只有恶感了。 早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傅斯年就公开称,共产党“(中共)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脚了。” 傅斯年甚至预言: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变成沙漠,等等。 正是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清醒认识,傅斯年既不做共产党的人,也不愿归共产党管,更不愿为共产党干。在决定命运的买键时刻,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为上”,离开大陆赴台,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民国大师慧眼看穿毛泽东与中共 作者: 掸封尘 图: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前排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 、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朱韵和
7个月前
凤翔:一块玻璃一条命 老杨是西北农学院分配到陕西凤翔县畜牧兽医站的大学生,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显得文质彬彬。文革开始后,凤翔县兽医站的战斗队突然把老杨专政了。当时叫群众专政,简称群专。群专现象是个新生事物,其专政对象是那些被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但还称不上是敌人的人。群众专政完 全没有章法,有的地方严酷程度超过劳改农场。 群专对象每天早上给战斗队(1969年之后变为革委会)的头头请示,由头头安排当天的劳动改造任务;下班时再由头头检查一天的劳动情况,训示几句;隔几天写份检查或思想汇报,表明你心悦诚服接受改造,正在不断提高觉悟。过一段时间,头头觉得你改造得差不多了,大发慈悲,经群众讨论,认为你已经改造好了,可以重回革命群众的行列,就宣布对你解除群专。 老杨被群专后,主要的改造方式是当清洁工打扫卫生。同他一起被群专的,还有一个老陈。文革初老陈很风光,是最早的战斗队的头头,但好景不长,自己也成了改造对象。当时正值“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是用红漆刷出来的毛像、毛语录等,红油漆都卖脱销了。凤翔县兽医站墙上也一样,有毛语录,有摹仿毛手迹的诗词,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宣传画,窗户玻璃上都用红漆喷上了剪纸毛头像。头像剪得有的精致,有的粗糙,铺天盖地,就像今天泛滥的廉价广告招贴画。 有一天,老杨打扫完兽医站的长廊,推着装垃圾的架子车向外走。一不留神,车轴挂了一下门,门一震,一块玻璃哗啦从上面掉下来,摔成碎片。这块玻璃上有个毛头像,如今一碎,老杨受惊不小,赶紧把玻璃碎片拾进垃圾车。这一切恰巧被老陈看在眼里,便大叫起来:“好哇,你竟敢打碎主席像,还想偷偷摸摸地掩盖,是何居心?”老陈这么一嚷,整个兽医站的人都知道了。老杨更加惶恐,怯怯躲回宿舍。 嚷归嚷,一般人对于这种事并不较真,除非他想挟私报复,或是被毛崇拜彻底洗了脑。同事们并没谁计较这事,可是第二天却发现老杨自杀了。对于老杨的死因(无意间打碎一块上有毛头像的玻璃),人们很少谈论,仿佛是很自然的事,谈论更多的是他的自杀方式。在凤翔,自杀往往是上吊、跳楼、服毒之类,老杨的自杀却不同凡响。老杨的宿舍里满地是血,可是老杨的尸体上却看不见任何伤口。清洗尸体时,在他的颈动脉处发现一个指甲盖大的伤口,几乎看不出来。人们窃窃议论,他竟然采用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死法,而且割得那么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二期,2011-04-01)
朱韵和
7个月前
朱韵和
7个月前
何可:他为何选择了太平湖? 北京有三个著名的湖,积水潭、昆明湖和太平湖。1918年11月10日,梁济跳入积水潭,自杀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纵身一跃,跳进了太平湖,却没有留 下一纸遗书。 这一天,他本该去文联接受批斗,但他独自一人去了太平湖。出门之前,他走到四岁的孙女面前,俯下身,拉着她的小手,用很慢的语速说:“和爷爷说再见。”他在湖边待了一天,而后自沉。 他笔下的人物,自杀的真不少:《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受日本人羞辱后自沉护城河;《茶馆》中的掌柜王利发支撑“裕泰”老字号不得而上吊;《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被父亲卖到窑子里不堪非人待遇而自杀。 老舍曾说:“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他没想到,自己的结局就是那一出最悲的悲剧。 这一年7月,老舍病重,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医院。8月22日,他挣扎着出了院。23日,他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像往常一样去北京市文联上班。刚踏进大院,一位领头的女红卫兵就发现了他,立刻大叫起来:这是老舍!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住他!来不及作任何的申辩,老舍就和萧军、骆宾基、荀慧生等29人一起,被抓了起来。 下午三点,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被套上一块写着他们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运送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那里曾是明清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 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一类四旧物资。整个大院烈焰熊熊,口号震天:“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分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29个中国文化界的精英,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着地,数百名红卫兵站在他们身后。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着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扣皮带,朝着他们狠狠地抽打。正值盛夏,黑帮们穿着单衣,铜扣皮带抽打在身上,一抽一块血印,衣服布丝都深深地嵌进了肉里。前有大火堆,后有红卫兵,黑帮们毫无躲闪之地。 萧军后来回忆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扣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年轻的时候进过军校,练过武功,此时此刻很想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他看到跪在他旁边的老舍先生,脸色煞白,额头流血,他就知道,如果他反抗,定然寡不敌众,结局不但是自己被打死,而且会连累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鲁莽行事,于是他强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终于,67岁的老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没有同情,没有怜悯,苏醒后的老舍,遭受的是新一轮折磨。怕出人命,市文联设法将老舍接回,不料,文联大院早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守在门口,迎接他的又是新一轮的皮带、拳头、唾沫。作家杨沫当时也在现场,三个月后,她在日记中追述了8月23日的情景: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老舍,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竟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性情刚烈的老舍再也无法忍受,不再为自己辩护,他抬起血迹斑斑的头颅,愤怒地扔掉了手中的牌子。这样做的结果招来了新一轮的批斗。当晚,老舍还被送到公安局,被审问到深夜,半夜才获准回家。最后,红卫兵勒令他,明天一早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第二天,老舍没有举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文联,而是带着一本他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去了北郊的太平湖。他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没有人来寻他。到了深夜,望着映满星光的湖水,他绝望地向湖面走去。 8月25日早晨,有人在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遗体。 老舍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舒乙31岁。舒乙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办理老舍的火葬手续。介绍信上写着:“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办手续的是两个年轻妇女,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在北京,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那些被打死者的家属,都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北京第25中教师陈沅芷,1966年9月8日被学校红卫兵打死,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都和舒乙一样,没能得到亲人的骨灰。
朱韵和
7个月前
李江琳: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 中共从一九五六年在藏区展开的所谓“民主改革”以及“平叛”和“合作化”、“宗教改革”等运动,对藏民族和藏文化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即使按照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中共机密资料来叙述,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所展现的残酷和悲惨可谓罄竹难书。最有说服力的资料之一是人口变 化。根据被列为“绝密”的少数民族工作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年藏人人口为二百七十万,到一九六四年统计时,短短六年间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我根据大量中共地方性资料统计出的数据比这个数据还要高,有些地方,例如青海藏区,人口减少程度惊人。牧区的大量成年男性因“防叛”而被抓捕,大多死在监狱中。由于损失大量男性,中共新华社的机密内参向中央报告,藏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有些地方性别比甚至达到一比十七的程度。在这样的数据后面,是难以想象的惨烈的人道灾难。 根据中共自己的机密资料,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藏区四千六百一十六座寺院只剩下百分之二点五(一百一十七座),以“满足群众的宗教需要”,其余悉数被拆毁、占用、破坏。如果不算“四省藏区”,仅以“白皮书”涵盖的“西藏自治区”为例,原有的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寺院中,二千六百零六座被摧毁,“保留寺院”仅占原有寺院的百分之二点六(七十座)。这些留下来的寺院,也无法正常活动。寺院被系统性地毁灭,等于摧毁了藏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载体,对藏文化造成了灭绝性的灾难。
朱韵和
7个月前
谈到华国锋时,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交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要是把他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 邓小平出来,能把你放在眼里吗?而华国锋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邓小平)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华国锋他多么傻瓜!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他谈话时,他才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四人帮)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以前我还相信他,看来他也是个鬼。 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 陈永贵说: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 陈永贵说: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 陈永贵说: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后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象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秦楚: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永贵揭中共高层内幕
朱韵和
7个月前
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 杨继绳: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这是后来演变的话。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 解 说:邓小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曾担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化名东夫)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 然而就是这个每人每天半斤的留粮,其实也是政府虚夸的结果,温江的百姓实际上连这点粮食也没有。 王东渝:“根本就没有,因为它是浮夸的。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啊?我们的产量是由领导算、是由各级政府算的,不是农民的实际产量啊。比如说粮食一亩地只打了500斤,他给你算成1000斤。算成1000斤,他说我收你400斤,收你500斤,你还有500斤嘛。实际上他只有500斤的产量,收完就没有了。很多地方是一粒粮食都没有,全部吃野菜,全部断粮,全部公共食堂停伙。” ---解密时刻: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美国之音
朱韵和
7个月前
周恩来下令毁证 李肃:在大饥荒过后,中国官方有没有公布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 杨继绳:没有公开过。 李肃:从来没有公开过? 杨继绳:但是61年底,有三个人搞个调查,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周伯萍是在80年代社科院人口所 讲课作报告,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后来我为了写书,落实这个,不能听孤证啊,又亲自上周伯萍家里去,03年还是02年,去他家里去了,就问他这些事情。他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到底几千万,周伯萍没有说。后来我去问他,他不吭气。正好巧合,我跟他谈话,看到墙上挂一个照片,是我的同学照片,我说那不是常西昌(音)吗?他说你怎么认识,我说是同学。老先生本来穿的西服革履接受我采访,后来回房,跟老伴说是常西昌的同学。我就再问他几千万,他说,咳,你管这干什么。他以一种长辈的身份来教训我,就没有谈成。 李肃:那您没有追问他具体数字吗? 杨继绳:所以我很傻,我就不该说我是他女婿的同学啊。 杨继绳:他不但不说,你年轻人不要问这事,还说这话,就几千万。后来我就说了一句傻话,我说是不是两千万啊,他说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数。肯定不止两千万。 李肃:那您当时要是多问一点或者少问一点? 杨继绳:多问一点四千万,三千万也可能是的。所以他说是,反正是几千万,这是肯定确切的。 李肃:而且就是说他说是周恩来知道这个事情。 杨继绳:报到周恩来,周恩来让他赶紧销毁。销毁这个数字,一个礼拜以后周恩来又问销毁没有,他们就说销毁了,是他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当时不是制版印刷嘛。 李肃:据您所知,这个数字,他们销毁的这个数字,除了周恩来还有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知道? 杨继绳:估计毛知道。但是后来是不是透露出去很难说。陈一咨在外面讲四、五千万吗,是不是来自这个数字我就不好说。 ---解密时刻: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美国之音
朱韵和
7个月前
我们在上海逗留的时候,毛住在锦江饭店南楼第十二层楼。整个南楼全由一组人员居住。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 毛在一九六一年跟这位机要员很热火,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 发表,被毛阻止了。 一天凌晨四点,新调来的一个年轻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也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 我一进去,她光着身子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出来。你看这怎么办?”那位卫士才来一组不久,不清楚毛的生活规律。他说他不晓得毛房里有女人,他也没看得很 真切,只是从放在房门后床前的屏风缝隙里瞧见她。 我起来说:“别急,主席看见你没有?” 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我说:“也许主席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她怕难为情,也不一定告诉主席。就算告诉了,也没有关系。”我又劝他,以后不可大意。进房以前,一定要清楚里面有没有人。 卫士说:“我刚来,也没有谁向我说明,该什么时候进去,该怎么办,全凭自已揣摩,自已摸索。我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一面说,一面哭。我又安慰他,问他告诉汪东兴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告诉他,明天乘空告诉汪东兴,可是不要再同别人讲了,免得传来传去,就成了大问题。又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以后可要小心了。毛的房里有女人,千万不可进去。以免误会。 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已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的。那卫士只有十九岁,很天真老实。最后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你要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 卫士从我八楼的房里出来后,回到十二楼值班室。不过十几分钟,毛房里大吵大嚷起来。卫士不敢去看,后来叫得太厉害了,他才走到房门口。她正在大哭,毛看见卫士,叫他进去,说她不尊重他,没有礼貌,立刻开会,批评她。 原来她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她有个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当作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他两人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 毛叫汪东兴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但她说如果开批评会,就要公开她和毛关系的内情。而且要公开指控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汪真是进退两难。汪便找我商量。 汪说:“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 于是汪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由我先找她谈一谈,说明要按照没有听从和不尊重主席批评,别的事不要谈。她同意了。批评会还是开了。会上她觉得委屈,又哭了一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算是就此了结。 但毛仍不让她结婚。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顾不上了,她结了婚。毛转而对另一位文工团团员发生兴趣。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图:毛铅笔题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