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6个月前
林立果到底想干掉谁?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发” 〔1972〕4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该文件第一次指控“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 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而“谋杀毛泽东”这一重大罪名也同样是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对林彪的重要指控。然而,这一切是真的吗? 江腾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证人,是与林立果直接接触、交往的关键知情人,但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的吗?邱会作在狱中与江腾蛟的接触、交谈后发现事实远非如官方宣传的那样。邱会作回忆说:“江腾蛟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对毛主席偏听偏信上海帮、打压军队很不满。但他觉得林立果的牢骚话都是‘儿戏’。比如江腾蛟说‘林立果要我搞点器材和钱,你邱部长什么东西没有?为什么不向你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瞒着你们嘛。没有军委办事组点头,林立果能干什么?’江腾蛟听林立果说,毛泽东听了上海帮的谗言瞎搞文化大革命误党误国的,必要时去钓鱼台把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搞掉,这些事情对吴司令也不能讲。用什么部队呢?叫空军大院的警卫连去,这能搞得过钓鱼台中央警卫团的精锐部队吗?纯属儿戏!”江腾蛟还说:“从1971年到现在,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从来没有改过口,但法庭不采用。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主席。”(页861) 江腾蛟为何会被迫承认当局的所有指控?江腾蛟说:“搞专案的人说,这样承认下来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是对四人帮的。即使承认了想对毛主席,也不要怕,专案组有权力为我说清楚问题,这样可以宽大处理我。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那样。他们好厉害呀……”(页861)(笔者按:江腾蛟如果不是受到了王洪文般的酷刑折磨,也不至于此吧。)到了“两案”审理时,江腾蛟为何没有改正其原有的证词呢?江腾蛟说:我是要把那个“供认”改过来,但现在毫无信心,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办案人搞的。以后我会说出真相,好在我的事情,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胡萍、林立果的秘书李伟信都是证人。如果上面实事求是,对你们几位就不会公审了。你们和他们说的“两谋”根本没有沾边,我是你们的活证据!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人也是证人。(页862) 由此可见,林立果当初设想的是搞掉“上海帮”那伙人,并非“杀毛”。从当局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来看,通篇也没有“杀毛”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B-52”指毛泽东)“一定要把张(“张”指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笔者一直对官方的林立果“杀毛”指控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林彪就更不可能“杀毛”了),江腾蛟的回忆则完全推翻了这一指控。的确,“九一三事件”不是一个搞得清或搞不清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搞清的问题,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证据为政治服务,林案何愁不能水落石出呢?!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图:叶群和林立果
朱韵和
6个月前
王洪文回忆的重要价值何在? 王洪文是林彪倒台后毛泽东选中的另一个接班人,中共 “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王洪文参与了那一时期中央所有的主要工作,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中与王洪文交谈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无疑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对揭开那段党中 央高层内幕有特殊的意义和贡献。 一、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王洪文说,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有三点指示:1、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待黄吴李邱;2、对有关的人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3、时间要短,只能是几天。在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毛曾说:“林彪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问题影响都大,要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高级干部,会伤了党的元气。”且毛对专案组搞来的材料都认为不足采信。毛再三告诫政治局委员们说:“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也就是说,毛是将黄吴李邱“挂起来”,不急于作组织处理。但康生、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李德生和汪东兴更是将黄吴李邱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撇清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想“灭口”。(页717-718) 二、林彪“死党”名字的由来。王洪文曾听毛泽东说过, “按人头办,不要定参加什么‘集团’案。只要那么一定,好多人都会被搞进去,可就不得了了。”后来汪东兴向毛提出,不给林彪的人取个“名字”,叫起来就麻烦了。横竖林彪人早死了,给那些人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页717)笔者以为,毛泽东此时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一提“集团案”就一定搞成扩大化,也妨碍毛对黄吴李邱等人日后可能的启用。而后来邓小平竟然将黄吴李邱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仅此而论,邓小平学毛却不像毛,邓的考虑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要林彪、黄吴李邱和“四人帮”一起扛起毛泽东的文革罪责。 三、“十大”为何开除了黄吴李邱的党籍?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王洪文说,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200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页719-720) 四、关于涉入林彪案的人区别对待问题。王洪文对邱会作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页718)这里有趣的是,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竟然与“四人帮”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见,政治斗争到了某种程度是不分你我的,彼此对立的政客们为了某个目的有时也可以沆瀣一气。 五、关于垮台的原政治局委员安置问题。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200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页720) 从王洪文的回忆来看,所谓林彪要搞“政变”,要“另立中央”云云连毛泽东本人都不相信,所以对黄吴李邱采取了“拖字诀”,不想将他们四人一棍子全打死。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作用,外加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等人落井下石,毛的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结果一直拖到毛死。而新上台的华国锋、汪东兴就可为所欲为地制造新冤案,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让林彪和“四人帮”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罪责,故黄吴李邱只好被迫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成了毛泽东的文革替罪羊。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朱韵和
6个月前
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 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 “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 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朱韵和
6个月前
新阶级的特征 共产党官僚组成的新阶级,既可任意支配和拥有全国的财富,又不用为这些财产负责,使他们挥霍起来更加肆无忌惮。〝这个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召开(党和政府)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 这也是中国新阶级的的写照,甚至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在全国有几十处行宫,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宫或别墅;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的菜谱仍然是中西珍馐;最荒唐的是,一边饿死几千万人,一边用一万多吨粮食酿制两千零七十九吨茅台,供新阶级的人享用。社会上一九五八年就禁止跳舞,许多人因违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里却一直跳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等巨头还叫来空政、公安文工团的年轻女演员陪舞,〝宠幸〞的女孩还要陪到床上。各省市的新阶级也自成一个小王国,也是花天酒地。一九六五年柯庆施去四川,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设宴招待,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等人作陪,柯庆施因饕餮美食过量和饮茅台,导致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活活吃死了。邓小平常在打桥牌时决定重大人事早已闻名。 ---喻智官:中南海至今不敢解禁的一本书 —纪念一位伟大的反共先驱── 重温吉拉斯的《新阶级》
朱韵和
6个月前
《新阶级》的副题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全书在深入剖析共产主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告诉人们: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理论构建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当时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积累阶段,面对资本家和工人的巨大贫富 差距和矛盾,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只有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来解决,并在〝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然而,马克思认为应该革命的英、法等民主和工业化的国家,经过劳资双方的改良,逐步缓和了矛盾,没有爆发革命,社会主义没有实现。相反,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业化程度很低,按马克思的理论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奉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用暴力推翻了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社会主义。 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必然要求集中一切资源。于是,新政权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甚至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新阶级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特产,出现于列宁时代,在斯大林手上成熟,从毛泽东到金日成等人统治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概莫能外。 ---喻智官:中南海至今不敢解禁的一本书 —纪念一位伟大的反共先驱── 重温吉拉斯的《新阶级》
朱韵和
6个月前
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尾声:北京最后的爱姬 一九八O年秋天,为着公审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需要,张毓凤被悄悄地接回北京,参与揭发江青等人罪行的材料,做为证人,出席过公审大会。 张毓凤这时却天真地认为,江青成了罪犯,自己理所当然的就会被承认为毛泽东 夫人;趁此机会,正好要求党中央为自己和孩子正名。她给 党中央打了三次报告,并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 桃花有意,流水无情。 其时华国锋的主席位置已岌岌可危,党、政、军大权已悉数落入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手里。邓小平开口了: 这类人太多,我们不要管甚么李毓凤、萧毓凤。不要开这个例。郭沫若同志去世后,也有许多女子领了孩子来提要求。统统不能承认。   张毓凤“晋升”的路被堵死了。 胡耀邦是甚有人情味的人,觉得总该跟人家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嘛。进一步要安排张毓凤跟原先的那丈夫复婚,过正常人家的生活。才四十岁的女同志么!她本身有甚么错?是毛泽东要了她十八年么?       而代表党中央跟张毓凤谈话的任务,落到了胡耀邦的好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同志身上。冯文彬知识分子出身,还是胡耀邦的老上级。一九四九年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第二书记。后来他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胡耀邦才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几十年来,两人关系甚为密切。一九八一年,胡耀邦在中央十一届全会上取代华国锋,当上了党中央主席(不久中共取消主席制,胡氏转任总书记),便把老友冯文彬调来,出任至为要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冯文彬代表党中央找张毓凤个别谈话,倒是动了怜香惜玉之心。张毓凤其时年近四十,肤色洁白,明眸大眼,风韵犹存。就是这个牡丹江女子,陪伴“伟大领袖”毛泽东度过中年、晚年。而毛泽东的中年、晚年,玩赏过多少国色天香?享用过多少沉鱼落雁?青年的、中年的、北方的、南方的,大多是一夕或数月之娱……惟独她,在长达十八年的风月里,毛泽东却不厌不弃。她身上,一定是有其特殊的魅力了。       冯文彬年轻时候本是个风流才子,此时此刻,不禁想要“老夫聊发少年狂”了。当张毓凤眼含泪花,抱着一副无依无靠、哀戚动人的娇态,向冯文彬主任吐露自己的满腹酸楚时,冯文彬这个党中央的代表,却正在思考着她身上那特殊的魅力,使得毛泽东都不厌不弃的特殊魅力……       接着,张毓凤哭成了个泪人儿。冯文彬答应一定全力帮助她,以取得她和孩子们应当得到的合法权利。并告诉她,一切由中央作主。中央会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孩子是毛泽东同志的亲骨肉么!当然,中央也有中央的难处。中央首长要考虑大局,考虑安定团结,各种因素,要统筹兼顾。事情还得分步骤来办,先把你调回北京来,落实你副部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好不好?然后由中央办公厅出面,替你安排住进副部长楼,好不好?莫哭了!再哭,就叫人心疼了……       张毓凤对这位文质彬彬、气度儒雅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充满了感激之情。她庆幸自己遇上个好人了。在中南海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她知道中办主任的权力有多大……自己是个弱女子,如今遇上个好人,无以相报啊。       毛泽东去世后,再没有接触过男人……因之在谈话过程中,冯主任不知不觉中拉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抽回去;冯主任替她擦拭娇嫩脸蛋上的泪水,她也没有拒绝;冯主任的手指扶着她柔软的头发,她也没有躲闪;后来,冯主任一亲芳泽时,她也只是半推半就……人真是个容易动情的动物,而她又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事后,冯文彬主任满足了自己巨大的好奇心,品尝了伟大领袖长期占有过的妙可爱姬,却后悔了,要将张毓凤扶正,牵涉到方方面面,也须待以时日,岂能一蹴而就?他知道自己惹了大祸,碰撞了那神圣的、自己绝不应该碰撞的先皇的爱姬。       张毓凤痴痴住在禁卫森严的中央办公厅小招待所里,一等就是三个月。冯主任不再露面。开始还能通电话,后来电话也不通了。张毓凤才晓得自己上当了,受骗了。中南海里也养着这么些乌龟王八蛋!激愤之下,她给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首长写了一封上诉信,指名道姓、如实反映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利用个别谈话的机会,玩弄了自己……”。       这是一件不大不少、可大可少的案子,也是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案子。从大处着眼,事关党中央体面、威信;从小处着眼,只是冯文彬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明白冯文彬跟胡耀邦总书记的关系。也是看着总书记的面子,就将张毓凤的告状信转呈胡耀邦总书记处理。胡耀邦看了信,气得半天也讲不出一句话来:这冯文彬也太不像话了,竟惹下了这号不尴不尬的风流案子,叫他胡耀邦都难以下台!若还闹到小平、陈云同志那里去,怎么做交代?早就有人告状了,说他胡耀邦自从当上了党的总书记,一味地提拔、重用老团中央的人马……       还是大事化小吧。       胡耀邦办事从来爽快,当机立断。先把冯文彬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撤了再说,免得授人以柄。他通知冯文彬来做自我检讨,当面斥责道:       冯老兄!你可真是帮我的大忙了。你要搞甚么样的女人没有?偏偏去碰一个张毓凤!那是毛主席留下的人,是贵妃娘娘,你都敢?你想没想到?这有多麻烦?       冯文彬被撤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后,又由于胡耀邦的关照,调他去中央高级党校任副校长,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当时中南海内悄悄流传着一则笑话: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冥冥之中还守护着他的爱姬,谁触犯了张毓凤的金玉之躯,必定提前去见马克思……       中共中央顾及全党利益,政治大局,一直没有为张毓凤和她的孩子们正名。她住在北京一座禁卫森严的高级公寓里,过着衣食无愁却又与世隔绝的日子,做了当代封建道统的牺牲品,也在做着毛泽东的活的殉葬品。       但愿她是北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位爱姬。
朱韵和
6个月前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 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资深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 ---华国锋是破坏中共政治规矩第一人 秋石客
朱韵和
6个月前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回忆: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对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的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 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间,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连一张桌子 都没有,只有4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 江青看完这条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她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 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 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这是他负责的领域。” 3月25日凌晨3点,迟群和武衡、顾迈南、协和医院张孝骞一行人,登门看望陈景润,把他接到清华大学,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由张孝骞等大夫给他作了体检,让他住进了解放军309医院。随后,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 从此,陈景润处境大变。周恩来提名他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由时任副总理的华国锋落实。胡耀邦在中科院主持工作期间,也想为陈景润调整住房。 陈景润成了风云人物,免不了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有所表态,所以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度引起争议。上级需要科学界的突出代表时,优先选择了同样创造了一流成果的杨乐、张广厚等人。 好在陈景润被冷落的时间不长,随着徐迟文章的发表,他一下子成了中国最耀眼的科学之星。而此时的江青已经是阶下囚,徐迟的文章自然不便提及她对陈景润的所作所为了。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21期,作者:丁东,原题:《江青曾帮助陈景润》)
朱韵和
6个月前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北京市委提出的故宫改造方案: 第一方案是拆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 第二方案是拆端门,在端门位置建中央大楼,把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市中心位置,党中央设三个主要门: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中南海改变为群众性公园。 第三方案是将故宫及天安门全拆,“彻底打碎封闭森严的封建艺术布局,代以开敞明朗活泼的气氛,使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新型建筑,代替已经古老落后的帝王宫殿建筑”,以“五组建筑围绕在主体建筑周围布置,以象征‘工农商学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第四方案更是彻底,要将故宫、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拆,“中心思想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全部改建故宫,保留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入口”。 1963年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此间,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有关规划官员和技术人员被召集至颐和园听鹂馆用餐。席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经据典谈论故宫,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当时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郑天翔等人倾向于“一步到位”,将故宫彻底拆除,即采取1958年时最激进的第四方案。 以下为第四方案示意图 1、拆除天安门城台、城楼,原址建检阅台,风格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相近 2、拆除端门 3、拆除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和故宫城墙 4、拆除故宫全部古建筑 5、在太和门位置修建“中央门廊”,门内广场左右建筑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档案馆 6、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位置修建“党中央办公大楼”,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地。中南海成为国务院驻地和国家主席住地 7、在乾清宫、坤宁宫、御花园位置修建“主席府”(中共中央主席) 8、南池子、南河沿至北池子一带改建为中央首长高级住宅小区 9、原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和中山公园不拆除,但停止对外开放。太庙拟改为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领导人的小型会议场所,中山公园用途未提及 10、景山公园停止对外开放,以防游人俯瞰党中央大楼和主席府。景山拟改为8341部队驻地。景山寿皇殿的北京少年宫移往龙潭湖另建 ---吴晗彭真曾试图彻底拆除故宫
朱韵和
6个月前
叶群和黄永胜通奸的史料来源 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有的人我们就发 现晚了,不可救药了。”最后,毛泽东还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1) 林彪对黄永胜如此庇护,但黄永胜却被毛泽东一眼看穿。黄永胜确实与林彪的妻子叶群有不正当关系。 目前能够告诉我们叶群和黄永胜之间特殊关系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处:林立果偷录的黄永胜与叶群通话的录音带;“九·一三”事件以后从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爱情诗;还有叶群的内勤王兰多的有关回忆。 “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本人写给叶群的那首诗中写道:“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而作为证明黄永胜与叶群的关系的人证则是叶群的内勤王兰多。王兰多是叶群的司机杨振纲的妻子,杨是叶群的亲信之一,以后也同叶群等人一起外逃,死于非命。所以,叶群对王兰多很信任,叶群的日常生活当然也都入了王兰多的眼里。 王兰多的回忆证实了林立果偷录通话,还证实了叶群与黄永胜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其中有一次很晚的时候,叶群与黄永胜开车到郊外,黄永胜的警卫员和王兰多都倍感纳闷。当时,叶群的司机问王兰多,黄(参谋)总长和叶主任这么晚了来这里干什么呢?王回答说这是首长们在散步,司机又问散步为什么不用手电筒,而要带着马灯和毛毯呢?王兰多回答不出来了。(2) 据原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回忆,林立果亲信李伟信交待:913时间之后从林立果处搜出的录音带,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吴德,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录音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3) 为监视叶群,林立果从叶群的电话线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并偷录了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段对话。对话一共是157分钟,时间是1970年10月7日。这个录音带也是公审黄永胜时,法庭公开出示的黄叶不正当关系的证据之一。我们现在就把叶群和黄永胜的一段通话节录于下: 叶群:你想我吗? 黄永胜:怎么不想呢? 叶群:说真话,我可想你了。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 黄永胜:我觉得,我完全像你一样了解,请放心。 叶群:101(林彪的代号)在家你还不知道?我就是挨着骂声过生活,我讲这些你不会觉得太庸俗了,太温情主义了吧? 黄永胜:不会,你怎么还刺我的心呢? 叶群:说不定将来,你能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领域上,起很大的作用。 黄永胜: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 叶群: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助手,做你的秘书,以你的意志为意志,而且我决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 黄永胜:我明白。 叶群:我们都有孩子,我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虑,每个孩子往哪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起,至少有五个吧,连新朝(吴法宪之子)六个,这五六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是? 黄永胜:是。 叶群: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手下的一个传令兵。 这段对话已清晰地表明了叶黄二人的关系,至于叶群是出于政治目的拉拢黄永胜,还是别的目的而与黄有了不正当关系,已无从考证。但作为林彪最信任的大将,黄永胜居然背地里与首长夫人有了关系,不能不让人惊叹。(4) 林彪对黄永胜不可谓不是关怀有加,着意栽培,但黄永胜此举,不能不让人为之慨叹。 (1)源自光明网《“军委办事组”始末》,作者:君家民。 (2)(4)源自人民网《叶群给黄永胜打偷情电话:“你想我吗?”》。 (3)源自《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作者:吴德,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底2期 ---兰台 炎黄之家
朱韵和
6个月前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 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张春桥靠心理承受能力成"四人帮"最长寿之人
朱韵和
6个月前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 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张春桥靠心理承受能力成"四人帮"最长寿之人
朱韵和
6个月前
在问及她华国锋的看法时,王纯直摇头,说老华敢抓江青,一开始我们看好他,结果不是那么回事,他骨头太软,不敢担责任,没有政治家的风范,纪挨批的许多事是华让纪做的,华却不表态。她扳着手指头说,当时老纪、东兴、吴德、锡联、永贵、桂贤挨整时,他如果坚决顶住,联合起来对邓下手,历史就会改写 ,因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如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吴桂贤等都是支持华国锋的,叶剑英也能算半个。(笔者注:邓先稳住华把支持华的人搞下去,把他的人扶持上来,然后聚集力量把华搞了下去。)华上了邓清君侧的当,最后下台是必然的,政治家没有铁腕不行。我说如果当时联合起来反对邓,会不会血雨腥风啊?她沉思了片刻说,改写历史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付出才有回报。 在问及她抓江青等人时,抓江青我们是高兴的。主席走后政治要突变我是有感觉的,每天提心吊胆,抓江青等人后半夜被开会,王纯还讲了抓四人的过程,大意是华国锋、汪东兴首谋,吴德、李先念、叶剑英、吴忠、陈锡联、纪登奎先后入围,忠实执行者还有张耀祠。当我问及为何采取宫廷政变解决而不开会解决时,她说开会不行,支持江青人多,江青倒是想开全会光明正大解决,没想到老华、老叶来阴的。还是主席看得准,她不懂政治。 ---“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
朱韵和
6个月前
朱韵和
6个月前
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五个月的围攻,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称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 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多次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其实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频繁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由周恩来主持工作,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说你们忠不忠于主席我管不了,我是忠于到底的,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总理奉劝邓小平等不要逞能,说毛主席活着,谁也不是对手。有些人恐怕不是想让总理执政,是想自己执政,你想想,总理当时已身患绝症还能活多长时间?说让总理出来主持工作不过是掩人耳目。总理在病榻上还劝过老纪,要忠于毛主席,不要跟一些人搞到一起去,老纪当时还不明白不要和谁搞到一起去,又不便问。好在老纪这个人就是忠于毛主席,无论是江青还是老邓都不投靠。 王纯说,还是总理英明呀!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一反击,一个回合就把老邓打倒了,叶帅也靠边了,要不是老华用武力抓了老佛爷,邓就惨了,老纪也惨了,会永无出头之日。老邓太着急,如果在主席活着时候迎合主席,主席死后天下还不是邓的? 王纯说,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邓他们久批江青,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是提醒邓小平等人不要再批江青,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 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多次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学马列,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还说,我死了你怎么办?生气的时候甚至还说过赶出政治局,老纪他们都听到的。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却大做文章,抓住主席批评江青的话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生怕他们再犯错误。 ---“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