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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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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女知青

#知青 #历史 #回忆

6个月前

那当年宣城灾难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有两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些端倪。一是网上在拙著之后，有多人贴出了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 “田照临，好政策，八斤稻子一个月；二两煤油（全家）只摸黑；一两香油擦锅铁；半两红糖一口塞；田照临，你缺德不缺德！” 田照临就是田氏夫妻店，宣城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就是其妻杨某。这样的格局，即使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也少见，他俩是应该对宣城灾难，负主要责任的！一人一个月口粮八斤定量，是指农户，城镇非农户标准要高许多，饿死的要少得多。8斤稻子是什么概念，是指的原粮，碾成米也就6斤多一点，每日只有2两。有人研究过，人按这个热量摄入，活不过20天！宣城还有人记得1960年的寒亭公社，是什么样子吗？有人告诉我，那时寒亭老百姓，饿、病、逃荒、死，已是大地一片荒芜，人迹罕见，猫狗也绝迹了。正因为大片荒田，无人耕种，上海市劳改单位，才在此地办了军天湖农场，征用了农场和周边大量土地。因为上海人被劳改，服刑期满后，是不能回上海的，所以还须要预留一些田地，安置刑满人员。不是寒亭公社饿死这么多人，找一块这么大的一块地，又离上海较近，真不容易。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作者：茆家升

#宣城灾难 #田照临 #共产党治理

6个月前

如果说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是描述了全国性大饥荒的一个大框架，而丁人卜先生则提供了很多翔实的，令人发指的细部。比如一平二调时，人民公社为办什么万头猪场、鸡场，强占民房，使多少实名实姓的农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又比如恶吏无为县委第一书纪姚奎甲，面对1959年当年粮食总产只有6.4亿斤，却上报为14亿斤，上调7亿斤。结果挖地三尺反什么瞒产私分，把农民最后的度命粮，全夺走上调了，居然要农民吃那些猪都不吃的东西，还算上亩产量和总产量。下面从丁著（《无为天堂梦》）中摘录的。玉米叶皮芯，7万亩，亩产270斤，总产1890万斤，（以50%淀粉折算）；高粱秆子：一万亩，亩产400斤，总产400万斤；黄豆杆子7万亩，亩产200斤，总产1400万斤；芝麻杆子：50000亩，亩产260斤，总产1400万斤；花生藤壳：5600亩，亩产200斤，总产1120万斤；还有什么野生的微量猫儿肠草、土苋菜充农民口粮，都以吨数计！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怎会相信，在人均占有粮食近700斤的1959年，有大批农民饿死！说起这个无为人对其刻骨仇恨的恶吏姚奎甲，真实地表明了，在极权制度下，一个手握重权的坏领导人，作起恶来，后果是怎样的严重与残酷！有句民谣：“贼来如梳，匪来如篦，官来如剃！”姚奎甲正是这样的恶官！他应是无为大饥荒的一线作恶者，百死也难赎其罪！但姚逃脱了，仅调走了事，但无为人仇恨难消。，，，，，，文革期间斗当权派，把姚奎甲从芜湖揪回无为游街示众。主持人知道其罪恶深重，如果裸游，后果严重，难担干系。就用一铁笼子将姚装进去，用板车推着游街。当笼车游到无为十字街心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等候已久从四乡八镇赶上来红了眼的万名百姓，他们应都是那场人祸大饥荒中，枉死者的亲属，人人手拿石块，一齐大吼，疯狂地向笼车砸去！顿时把笼车砸的七歪八扭，要不是主持者一再劝阻，说出了人命麻烦大了，隔着笼子也能把姚奎甲砸成肉泥！这就是当时轰动大江南北的‘笼游姚奎甲’事件。清清白白地告诉世人，那里有压追，那里就会有反抗！载舟之水也覆舟！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作者：茆家升

#墓碑 #全国性大饥荒 #一平二调 #人民公社 #恶吏 #粮食产量虚报 #农民困境

6个月前

在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安徽省是重灾区。当时安徽全省总人口三千三百余万人，而非正常死亡人数，竟达到四、五百万之众！死亡总人数，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那里饿死了一千万人。但从死亡率看，安徽却是第一位的。这个数字见于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公开出版发行的《张恺帆回忆录》，应为正史。如果说安徽省是当年的重灾区，那安徽人口的第一大县，无为县就是重中之重！其严重程度，从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和占人口比例上看，可能是县一级全国之最！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大跃进前1957年总产量约为6亿斤许，而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总产量达到6.6亿斤。按当年该县总人口95万人计算，自留地产粮不计在内，人均占有粮达700斤，一般人均300斤，即可保证生命存活，不被饿死。人均近700斤，应是丰年了，谁知道却是大批饿死人的肇始。无为县属江淮平原，北为巢湖之滨，南紧依长江。境内水网纵横，历来是江北的大粮仓，也是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为何在基本上风调雨顺的三年内，全县竟会饿死近三十万人！天灾乎，非也！实乃人祸焉！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作者：茆家升

#全国性大饥荒 #安徽重灾区 #非正常死亡 #历史记录

6个月前

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 1968年的年底，上海，阴沉湿冷的冬天上午，深入到班级里的两位工宣队员在一位高年级女教师的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家里。那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所谓“抗战时期在重庆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问题），母亲早早就去上了班，，斜挎“红宝书”、臂戴红袖章的黑脸女工宣队员郑重向我宣布，根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部署，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必须去农村插队落户。说到“最高指示”，女师傅提高了嗓门，粗糙的黑脸泛光，神圣而庄严。阴冷冷的房间，靠墙的方桌两边就坐着这两位严肃的，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工宣队男女师傅；外端是必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窝窝囊囊、垂头丧气的我；我的边上是那位女教师，正是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已经来信说将去四川绵竹汉旺东方气轮机厂的大哥，当年高中时的老师。桌上，我的面前，摊开着沉默男工宣队员从草绿色仿军用书包里拿出的“献忠书”。此刻，我，必须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舵手，我们的统帅，我们的红太阳，献出自己的“红心”了。我面对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形的强大的压力，面对着执掌你人生前途、生死命运的黑脸判官，我只有表示服从和效忠。我愿意接受，只是——我来了转折，一种拙劣的小聪明——我愿意去上海的郊区比如崇明岛，甚至更远些，属于上海管辖的苏北盐城地区的“大丰农场”。那位女教师——我忘了她姓什么，我始终心怀感激——开口了：同学的表现是好的，愿意去农场接受……富有“斗争”经验和高度阶级觉悟，有灵敏嗅觉的工宣队黑脸女师傅扳起了脸，即可打断了女教师的话，明白告诉我唯一的出路：外地插队。额外开恩的是，我可以选择：江西、云南、贵州、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毕竟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女师傅的黑胖脸上有一丝怜悯和轻蔑。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了，我不再作无谓的挣扎，我只想让他们赶快离开我的家，走得远远的。我的心在颤抖，我在那油印的、献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人毛主席的“献忠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1968，12…… 寒气向我袭来，那样的冷，屋外在下雨。 “伤脱了，伤脱了！”（沪语：伤掉了，伤掉了）我上楼，对着我的哥哥还有他的同学重复着。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我把自己的红心献了出去，就像自己不再是童男一样，我伤心。 “献忠书”是一份卖身契约。“开膛剖腹”，“挖”出自己的心，献给伟大领袖，献给红太阳，得到的不是直接的钱财地位，它只是一种证明，证明你的心是“红”的，证明你的人是“忠”的，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你的肉体的存在。这是无价的交换，失去的是人文精神，献出的是独立人格，交出的是自由思想。三四个月后，1969年，我离开上海，和我哥哥的那帮亭子间的同学一起离家，去吉林省怀德县插队落户。因为那名字，那个插队的公社叫“柳杨”。有柳有杨，于是就有了遐想…… 到了那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迎接我们的是遮天盖地的风沙，才知道什么叫“春风浩荡”。我哥哥因为疾病，伟大领袖没有要求他献上自己虽红色而不健康的心。那时，我已没有悲伤。偶尔，心头会有一丝莫名的惆怅袭来。那时，我已18岁。 ---作者：柳杨公社

#献忠书 #文化大革命 #工宣队 #红宝书 #无产阶级司令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6个月前

黄章晋：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苏联历史 #大清洗 #政治迫害 #1937-1938 #斯大林 #苏共 #列宁遗嘱 #托洛茨基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1979年初，周扬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透露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周扬还坦承：“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到了1965年，毛又发动对中共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中共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夏衍，中共著名作家、编剧阳翰笙的批判。这场批判对周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祥信号。因为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央文委的四名领导——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曾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泽东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那时，周扬应该能够预感到，快轮到他被整了。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说他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满布报刊。那年12月，造反派把正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揪回北京，关了起来。之后，周扬就被挂上大牌子，押上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周扬的次子周迈曾目睹父亲在工人体育场被批斗的场景。他记录说：“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李辉文集《往事苍老》）周扬被批倒后，经历了9年的监禁生活。据他向亲人讲述，专案组的人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他最怕那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有时周扬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一次次的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 1975年7月2日，毛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不久，周扬重获自由。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扬几乎失去表达能力。几天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长子周艾若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意思是“多亏毛主席”。周艾若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 ---《百年真相》节目组

#周扬 #反右运动 #文革 #毛泽东 #政治迫害

6个月前

1975 年的中国邮票展示了针刺麻醉下的开胸手术 The 1975 Chinese postage stamp shows an open heart surgery under acupuncture anesthesia

#中国邮票 #1975年 #针刺麻醉 #开胸手术

6个月前

图拍摄于 1946 年 10 月 11 日。德国战俘为莫斯科迪纳摩队与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比赛清理球场上的积雪。

#德国战俘 #1946年 #体育赛事 #莫斯科迪纳摩队 #第比利斯迪纳摩队 #清理积雪 #足球比赛

6个月前

5年前的今天，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武汉封城 #新冠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 #疫情

6个月前

黄章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慰安妇我家一位老邻居是王震、王首道抗战末期从浏阳招的老兵，随王震入疆。说起当年，他曾介绍，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第一批女兵抵达时，狼多肉少，中下级军官连女兵影子都没见着，牢骚比以往犹甚，于是便有动员大会，刚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长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党中央毛主席说话算数，有些革命军人瞎说只有首长才有老婆，不对！毛主席说了那就一定会做到，放心，老婆肯定会每人发一个的。也许是人在讲故事时，希望举极端的例子，老先生口中说的"发老婆"是实在的"发"，女兵们按指标就近分到需要的首长身边，刚一抵达，首长们便忙着收获，至少并不全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做思想工作，因为新疆的"女人荒"是如此的严重，因为"批判的武器"未必总是有用，所以，关键时刻还得靠"武器的批判"："不同意也得同意，门一反锁，你想，都是些女娃娃，能反抗得了么，第二天大家就上来道喜。"老先生还笑言，还有为了免得首长之间互相挑选争抢，就如公平发放战利品一般，人刚一到就抓阄，抓到谁是谁。这里有多少为增大传播效果的语气夸张，我不知道，但当年听人反复说起这段历史，几乎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的例子，少有"绘画绣花"式的"雅致"和"从容不迫"。心智未开的时代，初听陈年旧事，竟未如今天想来这般惊心动魄。----只在偶有一次听说，有一车女兵被少数民族土匪给半路截走，"我们"的"军需品"竟然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那种愤怒呵。事实上，作为战利品或后勤装备的，远不止"八千湘女"，先后还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备给当地军人。现在的说法，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多少人是因此而被招去的。那位老先生的太太就是山东人。有的说法是，最开始是在山东招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也一并招来，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轻女学生，甚至还零星有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不过，越到后来，军婚的自由程度越高，不复当年惨烈。其他省为那里贡献了多少女儿，手头没资料，那一批人，除了湘女，似已无人再记得她们。

#慰安妇 #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历史 #性别问题

6个月前

蝇子1729斤蚊子394斤无论这个世界上曾产生过多少笑话，也无论将来还会产生多少笑话，下列这一则“笑话”必将长久地名列前矛。河南省郑州市省直机关“七一人民公社”在一份建社工作总结材料中说，该公社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成绩斐然，搞几次卫生，就“扑鼠2230只，麻雀2045只，蝇子1729斤，蚊子394斤”。 ——摘自《60年毛泽东要求大中小城市都搞人民公社》麻雀、老鼠以“只”为计量单位，苍蝇、蚊子以“斤”为计量单位，这是郑州市“七一人民公社”的领导聪明绝顶之处。可是1729斤的苍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而一只蚊子的重量有没有一只苍蝇的百分之一？394斤的蚊子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何保管、贮存、计量？实在令人无法想像。笑话的功能就是能引人发笑，但是这一则“笑话”却让人无论如何笑不起来。那它若不是“笑话”又是什么呢？你无法将其归类于幽默、故事、散文——它仍是“笑话”。 ---红朝笑话：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作者：三月云淡风清

#历史笑话 #荒诞事件 #爱国卫生运动 #人民公社 #毛泽东时代

6个月前

河南林县在1959年推出的“觉悟票”。从觉悟票的说明看，它是一种奖惩性质的票证。觉悟票分为红绿两种，对“劳动好、干劲大、踏实”的发给红票，对“劳动差、没干劲、不能按时上下工”的发绿票，不参加劳动的不发票，如果全月都是红票，可以记在功劳簿上；如果一个月拿到七张绿票以上，就要记一小过。但是为什么是林县首先推出了“觉悟票”？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林县，是河南省有名的山区穷县之一，但其60年代打造的红旗渠却成了毛时代的“全国著名的样板工程”，1958年11月1日毛还接见了县委书记杨贵。就是这个“一心为民”、赢得党心的杨贵，却被林县老百姓称为“杨鬼”。在毛死后不久，林县老百姓曾自发组织起来集会高呼：“打倒法西斯独夫害民贼——杨鬼！血债要用血来还！千刀万剐杨鬼以平民愤！” 为什么杨贵民愤如此之大？原来，1960年开始修建红旗渠时，杨贵为了赶进度，强逼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皆如牛马般劳动，导致伤亡者众多，而且还出现了羞辱女性的场面。“觉悟票”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也可想而知。中共官方资料显示，修红旗渠参与者有10多万人，直接死亡为60多人，砸伤300多人。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访华，并拍摄了纪录片《中国》。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被安东尼奥尼拍入了镜头，但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之下，这个“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样板呈现出破败的房屋，泥泞坎坷的巷道，街上人烟稀少，“这是林县，这个省份的贫穷一目了然”。虽然纪录片引发了中共的抗议，但镜头下的真实是没有人可以抵赖的，只是可惜安东尼奥尼没有将奇葩的“觉悟票”收入其中。 ---大跃进时“觉悟票”出炉背后作者：林辉

#觉悟票 #红旗渠 #河南 #林县 #奖惩制度

6个月前

全世界都知道奥斯维辛，我们却遗忘了夹边沟。奥斯维辛不曾有过人吃人，夹边沟却有。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以1960年为最烈。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人每天热量摄入量应为3500千卡，轻体力的城市人为2000千卡。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当时每天人均吸收热量仅为 1534.8千卡，城市家庭妇女不过1200千卡，只有正常热量摄入的一半左右。而在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苦役犯的每日热量还有1300到1700大卡。当然，奥斯维辛也没有出现人相食。 ---中国大饥荒50年祭作者：杜君立

#夹边沟 #大饥荒 #奥斯维辛 #历史比较 #人道主义危机

6个月前

1900年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几次饥荒。但与通常认为的不同，在现代社会自然灾害已不再具备造成大范围饥荒的能力，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从乌克兰饥荒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再到不久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饥荒。“天灾”被想当然的当成了导致大多数饥荒的原因，但事实上，在1900年后，致死人数最多的几场大饥荒前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一些饥荒发生时的气候状况甚至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在古代，自然灾害与大规模的饥荒的确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和货物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已经从技术上根除了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的可能性。发生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 1900年以后发生的几次大饥荒，很好的佐证了阿玛蒂亚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1933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至少造成了250万人因饥饿死亡。而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1900-1990》对近100年苏联气候的统计，发现在当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虽然有旱灾发生，但并不是大范围和异常的，而且粮食的减产数也无法和饥荒致死的人数相对应。对《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和《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120个水文观测点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学者金辉甚至认为这三年的天气甚至较常年还要好。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据：1958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了5万吨,可当年的死亡率却由1.21%上升到2.52%。四川虽然在1959与1961两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较大,但是比1966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还要少30%左右。可在1966年四川并没有人口并没有负增长,而1959到1961年在四川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当然，这样的案例也不局限在中国和苏联。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有435万人沦为饥民。人们普遍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于洪水造成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但奇怪的是，根据S.R.SEN对1974年饥荒的调查发现，当饥荒爆发时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连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了5.3%。2010年发生在尼日尔的饥荒也是如此，当年，该国发生了干旱和蝗虫入侵，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只比5年来的平均水平减产了11%，并非不可收拾，却使得全国1/4的人口，即360万人无粮可吃。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还以“乌克兰”大饥荒为例，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因为消息被严密地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使得外界根本不相信饥荒的存在。在灾区外，人们依旧过着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甚至还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饥荒发生时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而在灾区内，有至少250万人死于饥饿。 ---大饥荒——自然灾害成了人祸的替罪羊作者：张春续

#饥荒 #自然灾害 #人类历史 #乌克兰饥荒 #中国三年困难 #非洲之角

6个月前

廖伯康:四川“三年大饥荒”，饿死1250万人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一九六二年五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一九六○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一九六一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一九六○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一九五九年因到荥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

#四川三年大饥荒 #人口损失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胡耀邦 #追悼大会 #1989年 #邓小平 #赵紫阳 #李鹏

6个月前

1987 年 11 月 2 日，赵紫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接获准报道中共十三大的外国记者。 (图片来源应为 JOHN GIANNINI/AFP via Getty Images)

#赵紫阳 #中共十三大 #北京事件 #外交活动 #新闻报道

6个月前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高层震荡：公信力遇挑战· 40 条信息

#人民日报 #1967年 #历史

6个月前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左二起：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

#蒋介石 #洛阳 #宋美龄 #杨虎城 #张学良 #西安事变 #邵力子 #1936年

6个月前

台湾一份资料(1961) 当初被共匪重视的民族资产阶级、被共匪拉拢的大陆工商界，在这次“五反”运动中，一举而被围剿，才开始尝到共匪的滋味了！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上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公园树丛中，经常悬尸三五人不等，马蹄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广州街头亦常见横尸。某客清晨坐上三轮车，向车夫惊述刚刚看见两具血尸，车夫笑答：“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作者：裴毅然

#台湾 #民族资产阶级 #五反运动

6个月前

两桩血案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张老板坦白三次，店员（有的沾亲带故）仍逼他“彻底坦白”。恰张老板生日临近，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广州“五反”比上海慢半拍。永汉南路汽车修理厂生意日衰，入不敷出，老板邵达祥准备关歇，政府不准。积欠员工三月薪水，员工（均为叔侄亲戚）大噪，借“五反”投诉邵老板逃税漏税，定于5月23日晚斗争大会。邵老板想想一直聘用照拂亲戚，得如此回报，22日深夜提五磅重锤连砸五名熟睡员工（邵松、邵均、吴增、苏华、苏沃），个个一锤完活，最后自砸，一案六命，上了香港《星岛日报》“广州专讯”（1952-5-26）。 1952年10月25日，中共宣布五反“胜利结束”，但毛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1953年2月28日，上海枪毙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1924～1953），“罪行”均为职工揭发、自己招供（刑讯之下求速死）、报纸渲染。抄没大康药房所有资产，其兄被逐、其妻自杀。 ---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作者：裴毅然

#1952年上海 #血案 #五反运动 #鼎丰号 #谋杀事件

6个月前

铁流：他亲自处决了自己的父亲天翻地覆，锣鼓喧天。1949年12月四川和平“解放”了，曹刚山成了接管当地的军代表之一。当时社会秩序尚不稳定，散兵游勇，地痞无赖，烧杀抢夺的事时有发生。不少人断言，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各地很快响起了叛乱枪声，他父亲也卷了进去。镇压叛乱，安定社会，成了当务之急。组织找他谈话，叫他去说服他父亲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归顺共产党。他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任务，只身回到乡里作父亲的工作。父亲说：“共产党不讲信义，抓了不少起义的人，所以大家才动起来，我是迫不得已。”他批评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县里的军代表之一，你这样做不是葬送了我的前程。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革命家庭啊！”父亲道：“我现在闹了这当事，共产党能放过我吗？”曹刚山说：“组织上向我保证，只要你放下武器，跟着共产党，仍然当你的乡长，要是立了功还会受到奖励。” 天底下谁的父亲不相信儿子的话，难道儿子还会害父亲吗？曹刚山也决无此心，但后来的形势发展却由不得他了。在强大的武力和政治攻势下，叛乱枪声哑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轰轰烈烈的“征粮剿匪”、“减租退押”等运动。曹刚山的父亲被通知到县里举办的“自新人员学习班”学习。这个学习班的学员全是国民党时代的乡保甲长与袍哥大爷，学习的内容是各人主动坦白交待罪行。开始每周回家一次，渐次取消了，再后有了解放军站岗，不能自由出入，再再后是一个一个五花大绑推向公审会，吃了枪子儿。曹刚山的父亲曾逼死过人，有血债，属于镇压对象。一天组织找曹刚山谈话，并告诉了此一决定，要他“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他想了想，立刻慷慨激昂地表示：“我父亲是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坚决拥护组织上的决定。”这时，他考虑的是自己革命前途，而不是父子之间的亲情。他十分清楚，只要有半点犹豫，没说晋升提拔，受到党的重用，就连这个军代表都当不成。组织上毕竟比他考虑问题周到，又提出个新的问题问他：“你父亲被枪毙后谁去收尸？”他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是儿子，应该由我收尸，但我是革命者，不能做这没有立场的事，猪拉狗扯，是他的活该。”组织上默然，不再说什么。回到机关，他的女朋友（即后来他的妻子），是个新参加工作的狂热青年，得知这事后向他说：“刚山，这正是你争取立功表现的机会，是我一定向组织申请，亲自毙了他。”曹刚山全身震动，胆怯怯地道：“他是我父亲呀！”“什么父亲不父亲，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现在组织上不是号召我们要大义灭亲吗？你为什么不敢？” 他经过长久思索，终于下定决心，向组织写出书面请求，大意是“我父亲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划清界限，坚定革命立场，请求组织将执行枪决我父亲的任务交给我来完成。”他的革命行动很快得到组织批准。当他父亲插着用红笔勾了名字的死标，押上刑场，在执行前的一刻，突然转头怒视道：“娃娃，想不到老子死在你手里。”他不敢看，闭着双眼扣响了板机。自此，曹刚山成了地区红人，“大义灭亲”的“模范人物”，大家学习的“榜样”，各方面都一帆风顺，官位步步高升，先是“清匪反霸”武工队的队长，尔后升为大队长，再后升为支队长，大权在掌，威风凛凛。，，，，，，到了1955年5月，全国开展了反胡风的“机关肃反”运动，一夜，肃反领导小组对全区干部实行大搜查。搜查内容主要是私人来往信件和日记，以及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后在他日记上发现这样一段文字：“妈妈爱我却不疼我，妈妈信任我却不用我，哪儿才是我的绿草？哪儿才是我的雨露？哪儿才是我梦想的王国？”很清楚这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表白。再一查他的历史，他曾在大学二年级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地区“肃反”领导小组立即怀疑他是“暗藏下来的阶级敌人”。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叫他如实交待问题。他说，参加“三青团”是党组织的决定，目的是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但拿不出来任何文字性的证明材料，找当时地下党负责人吧，那负责人解放后不知在何处工作，根本联系不上，最后作为悬案存盘。 “清理阶级队伍”，他是被清查对象。，，，，，，曹刚山来到唐家山劳动改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像演戏，“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这个派掌权，一时那个派掌权，不久林彪倒台，刘张下马。他认为机会来，便在狱中大肆翻案，寄出了一封封上诉信，把他说成是个“被迫害对象”，并在学习会上大诉其苦。犯人一封封检举揭发材料送到中队，中队送到场部，王管教看着叹气，低低骂了句：“老马不死旧性在。”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相反只要认为能对自己前途有利，便会大打出手。此时的王管教不但不再关照他了，甚至成了推他下崖的“火车头”。先是通过中队撤销了他的学习组长，再后是送入大部队的“严管队”。“严管队”24小时有武装看守，白天劳动由武装押着，吃饭解便要喊“报告”。曹刚山成天不仅叫喊无罪，还为被打倒的刘、邓叫屈，认为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受林彪陷害的革命者。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他居然向毛泽东写了封“万言书”。内容写的什么，不得而知，自场部收到“万言书”后，他又从严管队升了一级——关进了场部小监。王管教专此找他谈过一次话： “曹刚山，你为什么不认罪？” “我无罪可认。” “你为什么要诬蔑无产阶级专政？”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是党员，按照党章规定，我有权利向党的主席提意见。” “你在找死！”王管教气得跺脚。 “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王管教口里虽这么说，心里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最后还是给他留下一条生路：加判为20年有期徒刑。但是曹刚山不接受，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继续叫喊无罪，再次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公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犯了方向性错误”，还说“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国将不国，家将无家”，并用他切身事实作为佐证。由于他攻击到毛泽东的要害，上面批示下来四个字：“立即杀掉。” 判处死刑后，他戴上脚镣手铐，关在黑洞洞的小监里，成天倚墙思索，只要一合眼，就看见被他毙了的父亲：五花大绑，背插死标，又听围观人窃窃私语地议论：“听说今天杀曹乡长的是他亲生儿子，他可爱他儿子了。儿子生下来缺奶，他亲自养条奶牛，每天三次挤奶去喂，唉，真想不到……” “什么想得到想不到，人家是共产党员，得追求自己的前途，不站稳立场能当官吗？” “共产党提倡检举揭发，大义灭亲，不然怎么能把老蒋打跑？” “你们说这些都是屁话，世间上总得有个章法，哪有儿子毙老子的？” “我看那儿子会遭报应的，老天不惩罚才怪。” 当时他想退缩，收回写给组织的请求，可是刑场上千百双眼睛在看着他。此时，他父亲突然转过头，曹刚山依然看见那张慈祥的脸，那两道长眉盖着的亲切眼睛，花白胡须遮着的嘴巴张开了：“娃娃，想不到老子倒死在你手里。” 他慌了，双眼不敢看父亲，指头扣动了板机，“叭叭”一团火，一团绿阴阴的火光，带着呼啸的铁弹飞了过去。父亲一个踉跄，半边脑袋不见了，绿绿的草地上，全是白的脑花，红的鲜血。 “死了，他死了，是我杀了他，想不到而今轮到我了。”他一惊是个恶梦，突然疯狂地叫起来：“报应呀！报应呀！” “你叫什么，”监视看守他的武装跑来训斥他：“什么‘报应’？” 他不愿捧诉曲肠，怪模怪样地一个劲狂笑，突然喊出了极反动的口号：“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 王管教闻讯赶来，当机立断，火速下达命令：“快用力，把他舌头割了。” 武装、干部、狱医，十多个人涌进小监，用铁锤和手钳敲开他的口腔，并用外科手术器械开口器扩张嘴巴，再用舌钳将舌头拖出。王管教亲自持着一把锋利无比的尖刀，顺着他的舌根一转，立即满口鲜血喷了出来。他再也喊不出什么话语了，口腔里不断夹着“呼呼”的惨叫，喷出如注的鲜血。慌乱之中谁也没有料到，曹刚山这时突然飞越一腿，狠狠踢在王管教小肚上，踢得王管教喊妈叫娘在地上滚成一团。一个虎彪彪的武装，从地上拾起锋利的尖刀，抱着曹刚山的腿，把脚筋给他割断。所以在全场万名犯人的公判大会上，大家看到的曹刚山脸无血色，罩着带血的大白口罩，四个武装架着他听宣读《判决书》。他死了，他和他父亲一样地死了。所不同的是他父亲死前没有割舌头，挖脚筋，只是枪眼穿的脑袋。他虽然保存着完好的脑袋，胸腔上却有数十个弹孔和刺刀扎下的黑洞……

#铁流 #亲自处决 #父亲 #1949年 #四川和平解放 #社会秩序 #散兵游勇 #地痞无赖 #烧杀抢夺 #共产党 #叛乱枪声 #镇压叛乱 #安定社会 #弃暗投明

6个月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卫生部长吴之理先生留下了一篇回忆——《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披露了真相，廓清了疑云。这篇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上的文章的要点是：一，所谓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全无事实根据，“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而且无论在朝鲜还是中国东北，在1952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指控的根据等于零，这就是事实，这是最根本最雄辩的事实。二，那么黑皮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调查团尚未进入朝鲜，就已经预先签署过了。这是由调查团副团长，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发动的。他的理由是，朝鲜战场很危险，为了免得万一有意外，劳而无功，需要“预签”。其余的团员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就听从了。这也是事实，证明这个调查团的科学性等于零。三，这位卫生部长本人也不认为美军进行了细菌战。他本人因此两次受到批评。一次是“中央来电”批评他“警惕性不高”，并说“就是敌未进行细菌战，也可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另一次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批评他，大意是：“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因为无法但又必须把铁证制造出来，他甚至委托防疫队的副队长，“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这也是事实，证明中央和志愿军司令员在处理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等于零。四，周恩来因此亲自问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这又足以证明对美军的所谓指控和所谓调查是弄虚作假的产物，证明中共高层对这种弄虚作假是清楚的，但是中共领导从来没有因此而向美国道歉，向全世界承认错误，也没有因此教育自己的党员引以为戒痛改前非。这又是一个铁的史实。 ---鲍彤：闯祸不认错是中共的传统

#志愿军 #细菌战 #虚假指控 #真实披露 #炎黄春秋

6个月前

在“刺刀見紅”和“不怕許光達死”的批示下，專案組提出要“血洗許光達”。於是，他們從總後勤部借鑑了23種“行之有效”的專案刑罰來對付許光達。肖思科在他的《超級審判》一書中，對這些刑罰做了描述： 1、車輪戰：日夜連續審訊； 2、低頭彎腰、罰站，瞌睡得碰牆壁； 3、下頦頂茶杯：把兩個茶杯摞在一起，下邊放在衣扣上，上邊頂着下頦，使他不能動； 4、坐高低凳：叫他坐在一個矮木凳上，兩腳放在桌上，兩三小時不能動，只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5、作“體操”：身體靠牆，兩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 6、“打反骨”：用棒子打後頸骨，造成很長的時間抬不起頭來； 7、打嘴巴； 8、刮傷：在打得遍體鱗傷的時候，再用木棍撥弄傷痛的地方，增加痛苦； 9、“吃元宵'，集體拳打：審查人員站在四周，被審人員站在中間挨打，周圍你一拳，我一拳，捅來捅去； 10、用劈柴、掃把打：打雙肩、脖頸、屁股、踝骨，致使皮膚紅腫、溢血、潰爛，長時間還有紫色傷疤； 11、脖子上掛椅子、鐵凳子、磚頭：將椅子倒立後從背後掛在脖子上或掛鐵凳子，在椅子底部加上磚，或脖子上套鐵絲，兩邊各掛三塊磚，也有時雙手各拿一塊； 12、“捏羊蹄”：將手指屈曲後用大拇指猛壓指甲處，痛得被審者在地上打滾，還不讓喊出聲，否則用擦桌布堵住嘴，捏後被審者手指溢血、青腫，致使手指變形； 13、讓被審人員站在磚上，將其手腕、大小指用紗布捆起來，吊在地下室天棚上，然後將磚去掉，腳離地面； 14、雙手舉鐵凳：雙手將二十多斤重的鐵凳舉起，因支持不了，只好慢慢套在脖子上； 15、煙頭燒踝骨：留下黑色傷痕； 16、逼着吃帶糞便的饅頭，造成中毒性的痢疾，險些死亡； 17、擰大腿肉：看守者（註：利用犯人看守）用指甲掐他大腿內側。 18、逼自己打自己：看守打人是經常的，有時不願打了，就逼着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9、強制在身上練針灸：看守為學針灸，以治病為名，在身上多次練針，想扎哪就扎哪，亂扎一陣，不准反抗； 20、頭頂大碗：為折磨人，曾幾次用大碗裝滿涼水，頂在頭上，每次半小時左右，還不能用手扶； 21、限制喝水，逼喝髒水：天熱口渴，多次要求喝水不給，逼着喝洗臉水； 22、煙頭燙嘴：不交代問題，審查人員就用煙頭燙嘴； 23、捆在椅子上：為了不讓走動，就用繩子將兩手捆在椅子上。以上23種刑罰並非解放軍總後獨創，更不是總後首長邱會作的專利，那是在中共倫理共識作用下，廣大黨內外積極分子長期共同創造的刑罰萃集。 ---文革中受刑訊最重、死得最慘的大將許光達作者：行之有道

#許光達 #專案刑罰 #超級審判 #肖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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