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5个月前
关键的裁军 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重庆谈判”关键细节:国府额定全国军队50个师,中共要占19个师,国府最初给9个师,一直让步至15个师,只要求签约后立即缩编。周恩来同意,毛泽东不同意。主持调停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达成统一的障碍来自共产党的要多于来自国民党的。” 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远比中共讲团 结,更维护“统一战线”。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吴国桢: 从蒋介石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中央宣传部到政府控制的新闻界,都下令说不要发表有关共产党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消息。再也没有比这个政策更使共产党高兴了。当我们傻傻地保持沉默,他们却大肆宣传,全世界只能听到他们的说法而听不到我们的。 国民党在丢失中国大陆之前,就早已在宣传上打了败仗。 1946年初,蒋介石召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至重庆,要张放中共东江纵队北撤,语重心长面谕: 经此八年抗战……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动荡;在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基于上述原则,我们不能不与共产党妥协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吾人应当遵守。俟共产党加入政府后,我们的困难自会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我们不必忧虑,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 2300余人的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千余人的琼崖纵队亦未加围剿。而且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裁军。张发奎认为马歇尔明显偏袒中共——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马歇尔的无知促成了中国大陆迅速“赤化”。 ---重庆谈判真相——破裂主责在“共” 作者: 裴毅然
朱韵和
5个月前
1934年10月,八万中央红军开始撤离苏区,林彪的一军团在左翼,彭德怀的三军团在右翼,中间是五千人的中央机关。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都顺利地过了四道封锁线。在第一道封锁线那是粤军防守,粤军首领陈济棠是蒋介石过去的仇敌,曾跟红军作过钨矿的生意,跟红军谈判好了让路给红军通过。蒋介石 早知粤军会网开一面,也并不去管。 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与这些地方军阀早商谈好,只是借道路过,并无占据地盘之意,照样无战事得以顺利通过。 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是桂军防守,本来也是有意放过的,因蒋的中央军追来了,桂系和红军在湘江打了一仗,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但它的残余四万红军还是顺利渡过了湘江而进入贵州。 其实这都是蒋介石有意放红军入西南三省,让共军进去,目的之一是威胁这些地方军阀,另外就是蒋的中央军也能明正言顺地进入这些地区以便加強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对苏联作出的姿态,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共同对付日本。还有一点,他要苏联释放在苏作人质九年的儿子蒋经国,故而才作出放红军顺利逃跑的计划。 1934年12月中,红军被追赶进入贵州,蒋的中央军也于12月29日进驻贵州。蒋介石的本意是放开一条路让红军进入四川。但,由于此时的中共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利用手段进入了领导层,由于毛害怕进入四川与张国焘会合,使蒋介石迫使红军进入四川的计划落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政治局和军事领导二十多人在遵义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合力批判博古,把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被撤了军权,周恩来继续作最髙军事首长。中共党史中历来称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袖地位,这不是事实,是对历史的篡改。 然而,这次会议使毛得以进入中央书记处,得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问题倒是真的。三个星期后,2月5日,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把手,毛则成了张的幕后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22日给张国焘发电报,要张前来接应。 此时在毛的心中,他想到的是四川不能去,进了四川与张国焘会师,张闻天当不成一把手,他也当不成幕后操纵人。因为张国焘的资格老,中共一大时就是会议主席,那时的毛还很不起眼,张闻天是1925年才入党。此时张国焘在四川已有一支八万人的队伍,凭实力、资历、地位,张国焘在会师后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张国焘绝不会当毛的傀儡,而且此人同毛一样,为了权是杀人不眨眼的。故毛是千方百计阻止入川的。 此时的毛虽然无法反对入川,只能跟着走。蒋介石放开一条路走,但到了四川边境,毛开始玩弄花招,首先是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击一支尾随的川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这场伏击战是毫无道理的,结果红军战败,四千红军伤亡。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毛则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强渡赤水打回贵州,前后“四渡赤水”,绕来绕去,使红军疲惫不堪,损失惨重。这都是毛泽东施展的阴谋诡计,使红军不能入川,而改进云南,红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党史上说的“毛挽救了红军”,纯属一派胡言。毛为了躲避与张国焘会合,四个月损失了约三万红军,多走了两千公里,这个历史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4月中旬,红军进入云南后,下一步毛说还要向东、向南,这激起了红军将领的公愤。4月25日,接到命令的林彪、彭德怀都说“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与张国焘会师”。此时的毛泽东再也拖不下去了,4月28日,红军才终于转道向四川前进,进川后,一路顺利,这是蒋介石早就放开的道路。 入川后,毛仍不願与张国焘会合,命令部队去攻会理,结果损失惨重。蒋介石看到放开的道路红军不走,又停下来,才开始了轰炸。 在此后的过泸定桥 、渡大渡河时,那里根本沒有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过战斗。现在仍在继续宣传所谓“飞夺泸定桥”和“強渡大渡河”,那都是虛构的、是假的,是出于宣传上的需要。1982年邓小平在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親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沒有打什么仗!” 1935年5月31日毛步行走过泸定桥,与张国焘尚有300公里距离,中间隔着大雪山。张国焘准备了大批物资来迎接中央红军,6月25日,张国焘纵马三天来到抚边村与毛泽东会合。7月14日,国民党要人孔祥熙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临走时孔对这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给斯大林传递信息: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该释放我儿子了吧!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放红军西去,他自己则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从此控制了西南三省,对他来说那是极大的收获。 仅就以上这些足以充分说明,所谓的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而进行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至今为止一直是中共大力宣传的神话,以此作为毛的“丰功伟绩”而大力颂扬,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上抗日”那是假的,在中央苏区战败后逃跑、流窜,企图到西北边境与苏共接近以便得到援助才是真的。而在此过程中红军始终未被消灭,个中情况是复杂的,他是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由蒋介石的中央集团、地方势力与红军自身的因素综合决定的。是蒋介石为了与苏联交好共同对付日本,也为了控制地方势力集团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罢了。 ---晓明:共产党和它的主义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朱韵和
5个月前
沈容: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秘书的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 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藉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锺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朱韵和
5个月前
孙陇:“破坏生猪”罪 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开始,为追求粮食高产,提出“养猪积肥”的口号,使得养猪更加得到重视,各地兴办了许多养猪场,并且部分地区为追求集体化,将私人养的猪也归为了集体所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猪的地位大大提高,如果出现一头猪未经许可而被屠宰或非正常死亡,则被视为一件 严重的事件,更有甚者会被以刑事案件来处理,定罪名为“破坏生猪罪”。《贵州省志审判志》上就曾介绍过一个案例: 【遵义市新舟公社农民黄万才,对1959年9月公社上调生猪建立“万头猪场”不满,认为“早下手得肉吃,晚下手毛都得不着”,将自养的生猪杀来吃了。被遵义市法院以“破坏万头猪场”、“破坏生猪事业的发展”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样的案例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应该有许多,对牲畜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人的重视程度,看到有本书上提到,大饥荒时期,父亲快被饿死,儿子借钱从别地方买回了一只小猪,杀了吃了,救回了父亲一命,但却被生产队发现,被狠狠批斗了一番。】 以下是笔者收到的一个有关“破坏生猪”的材料: 【申诉人:罗荣相,男,现年42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分农民,文化程度初小,汉族,住苍溪县白桥公社团结三队。 本院1960年以(60)法刑字第17号刑事判决,认定申诉人罗荣相破坏生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罗荣相不服申诉,现经复查审理完结,查明: 1959年白桥公社合力管理区的公共食堂设在罗荣相的家里。10月1日中午,社员龚树兰喂的一头约七十斤重的母猪掉在罗荣相的粪坑里,被罗荣相发现后打捞起来,当时疑是罗家中的人未关门造成的,决定赔款十五元。后又以“破坏生猪”判刑,显属不当。据此,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60)法刑字第17号刑事判决; 二、对罗荣相宣告无罪。 苍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 根据这份判决书所说的事实,罗荣相实在是冤枉,别人家的猪掉进自家的粪坑中,自己不但赔了钱而且还以“破坏生猪”罪被判了三年刑,让人没有地方说理。 在这份判决书上有一个细节,“后又以破坏生猪判刑”,这个“后”的时间应该指1960年,也就是说1959年10月1日发生事情后,最初的处理是“决定赔款十五元”,而时隔几个月后,又被判刑,这是为什么呢?由于没有原始档案可以查询,笔者只能猜测其原因应该是,在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的最高指示,提出“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号召,使得养猪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为了重视养猪,自然会对破坏生猪的行为更加严厉地打击,因此重新处理了罗荣相,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就写到这,不多说了……
朱韵和
5个月前
一个志愿军老兵眼中的朝鲜战争 前两天在收到的从四川购来的一份反革命分子的资料中,却无意中获取了一些有关这场战争的当事人的一些论述。资料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志愿军战士,转业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在1960年到1963年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中国人民正义军,因此受到过处理,1970年因坚持反动立场,大肆 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而被四川省简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判处管制三年,送回农村交群众监督改造。资料中有一份1966年9月油印的“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罗列了他的四大罪状,其中第四条就是“竭力传播崇美、恐美思想,恣意丑化和诽谤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条罪状中提到了不少他以一个亲历者所讲述的这场战争的情况: 1、该员经常采取摆龙门阵的方式,在群众中大肆吹嘘美帝国“强大”,宣扬美帝的“胜利”,为它歌功颂德,并对我志愿军及其恶毒地进行诽谤和污蔑。说什么:“美国守边线是用汽车巡逻,我们穿上厚皮大衣还是冷得要命、冻得要命,冻得鼻子留下来成冻(冰)条,口水吐下地成冰块,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巡逻”,说:“朝鲜死了很多野鸭子,军部下命令不准捡来吃,我们偷着吃了很久都吃不完,美国军队就一点都没有去捡死鸭子,因为他的东西吃不完”。 2、说停战谈判中“美国很守信用,约定时间一到,飞机就到了”。“停战协议签订后,限七十二小时内,双方全部撤出非军事区,要把所有的工事捣毁,我们的人川流不息的连撤离三天三夜,都没有撤完,只有用假办法来掩盖工事。不像人家美国,头两天都在耍,没有一点动静,等到第三天才用直升机运来推土机,哗哗的开过去开过来,完全按照协议,全部撤出。” 3、特别恶劣的是大肆宣扬“与美国打仗,不开始就算了,一打就死很多人,朝鲜战场上不知死了多少人哟!”污蔑“我们打仗全是拿人堆。”说什么“仁川登陆,中国损失很大,军部正在开团长以上会议,突然被包围了,牺牲了一个团队人才救出少数人……”“仁川登陆那次,我们被俘的人起码有十多万,在双方交换俘虏时,有很多人都没有回来,被运到台湾去了。” 4、他公开的为美国少爷兵的投降丑态作辩护,在他看了上甘岭这部影片后,他当即摆老(脑)壳说:“不是真实是塑造”,“影片中美国兵举起双手投降的那个镜头,就不是当时现场照的,而是在俘虏营里叫他举手来照的,后来美国鬼子知道后就不干了”。 5、他还大肆宣扬战争夺恐怖,说什么“我在朝鲜的时候,打仗那个劲仗才凶(原文如此),又在打炮又在过汽车,说话都听不到,灰尘起来人都看不到,新兵才害怕得很。”并恶毒的诽谤我志愿军,说什么“仁川登陆那一两天晚上,敌人的飞机川流不息,突然打响被包围了,只有缴械投降”,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跟他拼一下,樊答:“哼!敢!人家已经包围了你,重武器那样厉害,都是直升飞机运来的,上山攻不通,下江敌有兵舰已登陆,拼也不行,还是只有保命”,又说:“部队在打仗前,指导员跟士兵作思想工作,说打仗如何如何光荣,指导员虽这样说,还是吓得脸青面黑的,还是怕死!” 6、此外还有声有色的描绘了一个临阵脱逃的人如何耍花招,躲过人民的惩罚的,他说:“我是侦察兵,有天我在岩洞里看到曾××,是平泉人,我认得,他在洞里吃东西,当时部队都上去了,我对他说,你还不去,一会儿会枪毙你,他就跑到铁丝网上挂了一下,搞些血在身上,抬伤员的下来看到,才把他抬下来,这样才脱到手。” (原资料中并没有序号,是一整段,为了阅读清晰我自己加上了序号和分段。) 作为罪状而保存下来的这位老志愿军战士的话,也许出于某种需要有夸大的成分,但绝大部分应该是真实可靠的。这些话虽然是片言只语,没有系统性,但却能反映出当时一个普通志愿军战士对敌我双方的一个简单的认识,敌方美国:强大,装备好,遵守战争规则和信守承诺,并不是如伟大领袖所说的是纸老虎,他们是真老虎,是用现代武器武装到牙齿上的真老虎;我方:装备差、物资匮乏,志愿军官兵并不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当然在这里我无意贬低为这场战争付出生命和青春的志愿军战士,在抛开战争性质的因素外,作为军人他们绝对是值得敬佩的人,绝对是最可爱的人。)他的话已经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看法,这里就不一一再分析了。 关于这场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关于战俘、关于板门店谈判、关于逃兵等等等等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都论述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在这里只想说在当局的宣传机器的操纵下,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大相径庭,还有很多人陶醉在当局所虚构出来的伟大胜利上,沉醉在曾经打败过强大美帝国主义军队的意淫高潮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看待现代国际社会的种种,以大无畏的阿Q精神对抗世界潮流,并认为某些国家“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准备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种被洗脑的愤青式的情绪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危害远比一场战争给国家带来的伤害要大的多。了解历史,揭开真相,客观地看待我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和现状,让国人从大国梦中醒来才是当今教育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的真正责任所在。 ---真实的韩战 一个志愿军老兵眼中的朝鲜战争 作者: 孙陇
朱韵和
5个月前
廉价灵魂 150大洋买中共一大代表 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给“一大”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先发一百元,临回去时,再发五十元。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俄国 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真是廉价动物,一批贱货。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只是中共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什么?是要他们干什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失去了灵魂,成立了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 “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摘自“中国共产党是苏俄制造的侵华工具”
朱韵和
5个月前
关于官员的特权,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员的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作者为了夸赞蔡畅如何严已律己时, 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跟她要一辆摩托车,被说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畅拒绝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在五十年代,不要说摩托车,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们竟可以有这个奢望。这些背后表明了什么? 文革没有起到别的作用,高干享受特权的事例却被大量披露出来,让普通干部和民众看到了,在国家和贫困的年代,许多高级干部依然享受着豪华腐朽生活,有些很触目惊心。文革前,老百姓对此是不知情的,即使了解一点真实情况,也不会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可能还觉得那是天经地义。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和政治教育有关。当时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予以保密封锁。不但是政治事件,即使是某个地方发生重大社会事故,都可以种种理由列为秘密,不准声张、禁止外传。 1958 年,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立即被指责为 “ 攻击党的领导 ” , “ 挑拨党群关系 ” ,因而被打成 “ 右派 ” ,送去 “ 劳改 ” 。 如果说文革的一部分初衷是为了反特权,不如说毛是巧妙地利用了老百姓对揭露出来的官僚特权的不满,打倒了他的政敌,然后又迅速恢复了这种特权。著名作家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 —— 我的心灵自传》一书中就披露这样的一些细节。一是周到郭家看望郭世英(郭沫若的长子),郭沫若在一旁不声不响地为周削了个椰子吃;二是周离开北京之际到郭家道别,郭沫若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为他饯行,餐桌上有周爱吃的大对虾。哪个年代无论老百姓生活怎样窘迫,并不耽误高干们过着高贵奢侈优雅的生活,即使在口称消灭特权的文革时代,那些未倒下的高干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邓小平对此就严厉批评过,今天读来,也还有令人震惊之处。他(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说 “1958 年以后,到处给中央同志盖房子, ‘ 四人帮 ’ 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 ” ---杨奎松:以前的故事
朱韵和
5个月前
周恩来斗争龚楚 一九叁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因白区环境日益险恶,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之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遭排挤,大权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掌握。 当时毛泽东的所谓“富农路线”遭到清算和批判斗争。根据地的高级军事干部龚楚等人也遭到清算斗争,周恩来宣布开除龚楚党籍一年以观后效。 某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规模颇大的思想斗争会,被斗争的对象是龚楚和另一个叫孔荷宠的被撤职了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龚楚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他在广西右江主持苏维埃运动时候没有大开杀戒屠杀土豪劣绅,因而被认为执行党的政策不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周恩来在会上说,“党为了要教育他们(龚楚,孔荷宠),特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使他们的错误屈服在全体同志的勐烈斗争火力之下。”龚楚在巨大压力之下,被迫做出违心检讨(就如多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成所做的那样),之后继续接受同志们的“勐烈斗争火力”。此时,一个叫黄苏的年轻干部(时任叁十四师政委),起身发言揭发龚楚说,“我和龚楚同志认识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知道龚楚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过去生活腐化,在广西工作时,曾以千元代价娶一个妻子,这一点龚楚同志没有坦白的。”黄苏的这个揭发使得龚楚听了忍无可忍,极其愤怒,因为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龚楚的婚姻情况,同为党内高级干部的贺昌和邓小平了解,而且贺,邓二人还是协助促成龚楚婚姻的当事人。这个子虚乌有的揭发后来因为贺昌提出证明才不了了之没有变成莫须有的罪状,使得龚楚好歹渡过了一关。 斗争会结束后,龚楚与黄苏在当时另一领导人项英家碰到,当时邓小平也在座,龚楚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黄苏讪讪地回答道,“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黄苏当时非常年轻,不过二十叁四岁,他后来没过几年就战死于战场,死时才27岁。 黄苏虽然死得很早,但他与龚楚的上述过节却发人深省,让人看到了早期中共党内斗争的生动景象。如黄苏事后自己辩解所说,他与龚楚是老同志,如果他不积极斗争龚楚,人们就会认为他“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换句话说,当老同志老战友遭受斗争清算时,只有落井下石积极参加“无情斗争”,才算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为了这个“无产阶级的意识”或立场,“无情斗争”时,新账老账一起算,哪辈子的陈康烂谷子都要兜底翻出来说事儿,可以既不顾及同志之间的友情和信任,也可以完全无视事实真相;可以把道听途说当做事实牵强附会,也可以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假话连篇,随意捏造。通常,人之常情,当不小心误会冤枉错怪别人时候,人们本能地会觉得愧疚和抱歉,然而,“无产阶级意识”下的“无情斗争”却完全没有这层顾忌或包袱,无论“无情斗争”给当事者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或伤害,参与者丝毫不用背负道义上的愧疚。当龚楚质问黄苏何以无中生有时,他只轻描澹写地一句“反正事情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就“哈哈”过去了。 ---从周恩来斗争龚楚看所谓“无产阶级的意识” 玉米穗的博客
朱韵和
5个月前
怎样看待成立的这个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 参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 ,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临刑前,知道自己已经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认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不管他们后来个人的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蒋中正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很可惜,那些被鬼掺住的人是听不进这些教导的。 ---关于苏联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3个问题 作者: 艾华民
朱韵和
5个月前
朱韵和
5个月前
袁木其人 在4月29日的对话中,唱主角的是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此人堪称朝廷宣传战线上的一朵奇葩。有网友戏称:“六四事件”之后,找不到哪个官方的发言人能够比他更厚颜无耻。所以,俺值得费点口水,专门介绍一下袁木其人。 在《天安门文件》一书,有提到此人的发家史,现引用如下。引文中的小括 号是俺加的注解。 袁木此人,原系新华社记者,以能说会道著称。文化大革命中,因善于查言观色而受宠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纪登奎是毛太祖晚年的宠臣)。一九八三年,差点因文革污点而打成“三种人”(关于“文革三种人”,请看“这里”的介绍),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党的组织生活会上,痛陈自己失足,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最后,还是李先念替他说话(因袁木参与《李先念文选》的编纂),才过了一关。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他借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但一直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领工资。因为不受重用,总是唉声叹气,感慨自己官运不济。一九八八年,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袁木终于瞅准了这一机会,说动了李鹏,由他充当国务院新闻发言人。 在整个“六四事件”中,袁木利用他的厚脸皮和三寸不烂之舌,不但为李鹏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谎言。    顺便再说一个事儿:   话说“六四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不久,面对苏联和东欧剧变,袁木这个发言人又开始大肆抨击“美帝国主义”如何搞和平演变,如何霸权——简直把美国政府骂成臭头。但是谁曾想,六四刚结束不久,袁木就把老婆和独生女统统送到美国并拿了美国国籍。   通过这个例子,大伙儿应该明白:【朝廷高官的口头言论往往是虚的,关键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为了给大伙儿一个感性的认识,再放上他本人的高清写真一张(图1) ---编程随想
朱韵和
5个月前
红色恐怖 《斗争十八年》记载了传主15~33岁的经历,重点为1935年进入中共阵营后的「红色感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撮选「最精彩」的一二事实。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 ,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页192)……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页198) 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反布尔什维克英文首字母): 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页193) 仅仅这样的悖论就令人毛骨耸然了。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页193~194)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朱韵和
5个月前
据5月刊动向杂志透露,,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 ,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 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恩来逝世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主席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主席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主席来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主席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泽东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泽东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主席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 编后语(载自动向) 暴君晚年的昏庸祸国 张玉凤是毛晚年唯一最亲近的人,她应该知道最真实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其可信度当然有待验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第一,她所揭露的黑幕只能少於实际,而不会多於实际;第二,这黑幕的色彩不会比实际更黑,而只能比实际更淡。 从这些片段的材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暴君在做尽坏事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惩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毛很清醒,知道人民已经最后抛弃了他,也知道左右亲信都靠不住了。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之外,连最度幸的管家汪东兴都靠不住了。 以毛泽东的聪明,面对这种凄凉晚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蚀人,在独裁体制下,任何人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毛泽东在清醒地看透这一切之后,依然在权力欲的推动下,继续沿著独裁的轨道往前走,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庸决策:组建一个第二代毛家班子,把自己的侄子立为太子,把夫人和贴身侍女以及内侍管家都塞进这个班子──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核心,简直肮脏透顶,能见天日吗?如果真按这个名单来「接班」,那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恐怕九月十日(即毛去世次日),就已经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去世后,这个「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毛弥留之际,这个名单上的人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军方将领,围绕著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则是已经肯定的事实。这正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新老交替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 中国几千年都没能摆脱这种病症。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接班人」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如今食髓知味,一坐上就再也不想下来了,於是就死皮赖脸握住枪杆子不放,并把自己的大管家扶植成实际上的接班人,以致造成今日中南海两个司令部并存的怪现状。这场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反正中南海不会风平浪静就是了。他们口口声声高唱「稳定」,其实正是这种权力内斗是破坏稳定的最大隐患。今日有张玉凤揭开毛泽东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动向》 动向杂志报导,迄今为止,已有九十多名原省部级高干、上将等老干部及其子女,向中组部申请撰写回忆录出版。其中包括林彪的女儿林豆豆、 黄永胜家属、江青的女儿李讷等。 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就的回忆录书稿《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暂名),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 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其中某些二人的对话留作研究参阅。据悉,书稿内容涉及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之间不寻常关系的问题 。 全书八十多万字,已通过一审,但却遭到毛泽东后人反对而暂搁。原因是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指内容有损领袖形象。传说他们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
朱韵和
5个月前
共产党的占领,比中国人所尝受到的日本人的屠杀和掠劫还更为残酷可怕,,,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是愚蠢而无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是荒淫而阴险的,他们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借口,实际则是残暴不仁。共产党的罪恶千百倍于日本人,这几年间我都饱尝到了。 当共产党刚刚到达并在努力争取人民的好印象时,他 们经常在强调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们要求人民缴纳超过正税的摊费,作为“战费”以“协助政府”。许多有钱的人们想讨好共产当局,当他们捐出金钱时便等于决定了命运;若干守法的农民也常在重大牺牲下捐出款项。共产党只在静候时机成熟便下毒手。 那只是个很简单的步骤。他们把一位已经捐献五十银元“协助政府”的富人请到。“你很有钱”,一位共产党官员对他说上面用严厉的眼光钉住他。“你向政府捐献五十块钱还不够。你现在还要捐几枝枪。明天早晨带十枝来”。他在命令上注明时间盖上官印。 那时候在国内买枪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因为人的性命系于枪支,于是很快地发生出枪支买卖的黑市。共产党鼓励这种黑市的存在,正如他们鼓励任何能有助于他们目的的非法企业存在一样。在星期一仅值五十块钱的来福枪,到星期二便涨价了,当这个人在最后购齐应缴的枪数时,他已经耗用了一部财产。 罚缴枪支越来越多,已受处罚的人还会受到更多次的处罚。那位在初次罚缴十枝来福枪的人,在那次没受枪决也没遭监禁,但当他刚刚喘过一口气以后,他又会再遭逮捕,再罚缴十枝来福枪。这次购买十枝来福枪较上次更加困难,耗用的财产也较上次更多。这次他看清了,他只是用枪来买到一段生存的期间,他唯有再等候第三次的逮捕和第三次的罚缴枪支……。 用这种方法共产党弄到大批的枪支。他们获到的武器越多,他们越能迅速地扩展起员警大队、军队和秘密员警。员警大队的力量越雄厚,他们越能够控制住重要的职位以制服所有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分子。他们经常用如下的口号来替他们的行动作辩证:“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在这种有力的团结口号下,共产党有计划而彻底地控制起每个县份,在重复实行这种步骤下,共产党达到了他们的最后目的;他们搜集到民间所有的武器和金钱──他们可以随时把人们杀死。 用这种方法,一个人从共产党那里所买到的生存期间,是极容易消逝的。这样买到的时间,削弱了买主而加强了卖主。最后,烟气终于把火光蚀灭了。 ---雷震远:内在的敌人
朱韵和
5个月前
初会毛泽东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 ,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 车子风驰电掣的驶过市区。它拐了一个弯以避开麇集在闹市道路准备游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简单的指示,不久便发觉自己身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遥望毛泽东所在的地方,俯视着天安门广场。广场现在是沸腾着上百万的人群,数以万计的红旗在招展着。大批军队正在队列而过,连同各种各样的兵器和辎重。群众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而现在,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在城楼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毛的继承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以及许多早期参加斗争而现在是国家领导人的老革命。 这些都是现代中国的创建者,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在宴席之中,客人总是坐在主人的右面。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冀朝铸:《站在毛泽东右边的人》 图:毛泽东(右二)与斯诺(左一)在天安门城楼上,左二为冀朝铸
朱韵和
5个月前
抗日“河北民军”的兴衰 1938年秋,鹿钟麟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被任命为河北保安司令。9月,张荫梧奉命开始向河北敌后深入。张荫梧部一进入河北,各种地方武装纷纷来投,张荫梧一时间实力骤增,故中共和吕正操必欲除之而后快。 张荫梧的民军在沿铁路线一带牵掣住日军达两年之久,张荫梧不仅要对 付日军,更要对付八路军的策反、进攻: 比较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冀中事件(博野事件),一个是深县惨案。 张荫梧一部队,当时驻在博野杜村,任务是“向保定方向的日军警戒”。12月,中共吕正操致军委会电称日军“分路向冀中扫荡”,为支援吕部,军委会电令张荫梧连同原驻博野的博野民军“于十四日率部北上”,“以阻击保定南下之敌”。不料于十六日午夜后,“忽闻枪声大作”,“惊诧日军何来之速”,交火后才知被八路军包围(中共吕正操部三千余人,突向驻博野北邑及杜村之第一团张荫梧部队同时袭击),至天明,第一团十三大队以及特务中队一部,均被缴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 中共活动真相 二P273]。 1938年11月15日,中共特派冀中军区吕正操、冀南军区宋任穷、青年纵队周光策反击张荫梧的部队。 1939年8月,八路军120师、北上挺进支队和冀中军区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在深县南部张骞寺村对这部分民军发动了分割包围并全歼之,所属三个师约一万九千人分别遭共产党军攻击而溃,河北民军大部被中共消灭,张荫梧在孙殿英的部队掩护下突出重围渡过黄河。张荫梧部队在深县被中共击溃后,其部属乔明礼重伤被俘。乔明礼对于中共这一举动非常不满,被俘后对中共冀中军区领导赵金成说:“石家庄日寇出十万买我,死的五万。你把我打成这样,日寇不给你十万也得给你五万,你领赏去吧(《抗战中的乔明礼》, 《人物春秋》)”。因乔明礼之前在冀西与中共杨秀峰关系很好而中共也想利用他故没有被杀。后果然被统战和利用,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乔明礼和高树勛向中共投降。 1940年1月1日,张荫梧之第七抗日纵队在灵寿遭中共打击,纵队长赵侗阵亡。1月12日,共产党乘胜追击在晋县包围第二师乔明礼残部,至此,彻底消灭张荫梧所属抗日部队。 河北民军从1938年初成立,才两年多的时间里,数万人之众,竟被中共消灭,仅剩乔明礼几千人的少量部队(还是中共有意留下的)。 中共是宣传欺骗的高手,每次偷袭张荫梧抗日部队得手后,中共方面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大肆的宣传欺骗,先后印发了《看!张荫梧想干什么?!》、《民八事件内幕》等材料,并将其“罪行”刊登在《冀中导报》和《冀南日报》上,为最后消灭以张荫梧部队打下基础。[《张荫梧和河北民军》]。 中共作到了日本人想作都作不到的事,大大减轻日军于华北地区所受之牵制。中共高官称:“张荫梧自称有部队十万人,估计也就十几个团,绝大部分被我们打垮了,这是冀中军民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死顽固派张荫梧进行斗争的重大胜利。” 经八路军两年多多次的打击,到1940年,数万人的“河北民军”终被打垮。 明末高阳县有个民族英雄孙承宗,在河北省成立“民军”,坚决抵抗入侵的满清军队,最后全家被满清屠杀。张荫梧为纪念孙承宗,才把他的抗日队伍取名叫“河北民军”。 他的命运和孙承宗类似,不过孙承宗全家被满清杀害,张荫梧抗日但日军没能杀了他,但中共却没有忘了他,1949年1月,中共接管北京,2月15日他被中共北平军管会逮捕,是“新中国第一起“反革命”大案”的主角,张荫梧入狱后不久,即患胃癌,后保外就医,同年5月27日病死在家中,终年58岁。不过共产党比满清要“仁慈”的多,他可能没有满门被屠,但共产党肯定会送给他家属“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张荫梧的一生,峥峥铁骨,担任北平市长期间,便是日本人又敬又畏的人物。抗日战争期间坚决抗日,中共为打击他的威望,诬蔑他、打击他,却无损各方对他的信任。中共乃炮制所谓深县惨案、曲线救国来诬蔑他,但仍无损他在军中的名望,因此中共对他恨之入骨。49年被捕,但始终不愿出卖同僚,对国家忠诚,值得尊敬。 ---编写:爱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