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6个月前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着独立思考的习惯,随着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 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 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 “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一九八九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一九四八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一九八九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记录。 ---胡耀邦秘书反思:上中共大当走向炼狱 作者: 傅国涌
朱韵和
6个月前
蔡家兄弟 记得是1945年10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 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我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可是,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所谓的“自己的政府”处死,这是什么法?什么政府?这是爱国,还是卖国? ---沈阳陈树祥口述 姜万里记录
朱韵和
6个月前
郑渊洁:不打麻药的手术 我躺在无影灯下接受小肠疝气手术。麻醉师将几根针刺进我的右耳朵,再从一个小仪器盒中拽出导线,连接在针上,然后接通电源,我耳朵上的针开始震颤,剧痛钻心,是一种我无法忍受的疼痛。“太疼了!”我喊道。“一会儿就好了!”身边的护士对我说。我听见医生说:“开始吧。” 医生的 手在我腹部寻找下刀的方位,我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手指触摸我的皮肤,这说明我的皮肤完全“清醒”,根本没有被麻醉。当刀子切开我的皮肤时,我发出了惨绝人寰的叫声,这绝对是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给一个活人动手术!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嘲笑针刺麻醉是胡闹,可在当时,医生却对它真能在手术时替代麻药深信不疑。豆大的汗珠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我脸上,刀子每在我的腹中动一下,都给我带来难以名状的剧痛。护士在床边给我朗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她还给我看一张别人动手术的照片,她在我耳边说,你看他也是针刺麻醉,他就不叫。说实话,肚子上的疼还能忍受,耳朵上针灸产生的疼却无法忍受。后来我分析,针刺麻醉的实质是给患者的耳朵上制造另一个疼痛,以分散患者对手术部位的注意力。我不得不靠默念毛主席语录渡过难关,我起码念了500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还想起了《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刮骨疗毒……人的忍耐力是无限的。从那次手术后,我就坚信这一点。 我还算幸运。在我手术几天后,同病房的一位19岁的士兵做阑尾手术,自然也是针刺麻醉。士兵手术时,手术室外已站满了等待目睹世界奇迹的人,还有照相机和摄影机。当他出现在手术室门口时,锣鼓齐鸣,口号震天。我还记得口号的内容有:“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士兵一手扶着墙,一手捂着肚子,艰难地向病房一步一步挪。他扶墙的手上还拿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为了防止他将《毛主席语录》掉在地上,从英雄突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护士在手术室将《毛主席语录》用胶布固定在他的手上。 事后他跟我说,太疼了,如果不是想着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他肯定走不回来……手术后,我告别了小肠疝气。同年年底,我以健康之躯服兵役,面对重体力劳动包括抗洪救灾,从不手软。我退役后当工人时,车间一位师傅跟我聊起针刺麻醉,颇有共同语言。他在1970年的一次针刺麻醉经历如下:他去北京一家大医院拔牙,也是针刺麻醉。正好碰上半信半疑的外宾参观针刺麻醉。牙医看了他的牙后,小声对他说:“你的这颗坏牙比较难拔,我估计你会疼得受不了,这样会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外宾对咱们的针刺麻醉产生怀疑。你看这样行不行,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我先将你的一颗比较好拔的好牙拔下来,过几天等没外宾时我再给你拔坏牙。”为了祖国的荣誉,师傅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后来写童话,不知道是不是缘于自己在童话世界中长大? 图:油画《针刺麻醉》
朱韵和
6个月前
大清,其实赢了甲午战争 上层统治者、精英们知道甲午战争失败,底层老百姓可不知道。为了和谐稳定,清廷对国内宣传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取胜,于是底层百姓继续生活在“又赢了”的狂热心态中,那快活劲儿、那天朝上国的美梦,继续做着。那痛恨西方势力和日本假洋鬼子的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其实对 清廷来说,战争到底赢了没,倒也没有那么重要——毕竟输了洋人已经不知多少次,而维持自己的统治才是第一要务。于是,不管上层有多慌张,对下层的宣传,那必须是又赢了、一直赢。 万一让老百姓知道了真相,引起社会不满,才是真正的大麻烦。 于是,刚刚战争失败的清廷,并没有在挽救战局、改革自强方面花费更大的精力,反而将重点放在了“对内宣传战”上。让老百姓继续活在自信之中,才是重点。 下面来看一段来自蒋梦麟的记录: 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指朝鲜)也被日本抢走了。 另外还有什么《海军大胜图》、《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都分别展现了当时对清军“胜利”的宣传。这套版画现藏于大英图书馆,于十九世纪末购入,保存至今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曾在2014年与大英图书馆合作,在其网站上举办了题为“绘画中的日清战争锦绘、年画和公文书”的网络特别展,其中也展出了这些题材的版画。 在这些版画中,清军不是战斗取胜,或者就是在胜利后惩治日军俘虏。 以上是民间媒体和艺术的再创作,只能说是当时的“自媒体带节奏”。那么清廷官方有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宣传控制工作呢?还真有。 电报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通讯手段,因此,对电报局的信息管制就成了重点。在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严禁电报局向外界传递任何与战争相关的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在电报里写入前线战事的实情,尤其重点禁止民间以暗码传递消息。 可见清廷从战争进行之时,就已经在忌惮一件事情:如若战争失败,消息又被传到民间,恐怕会引起大众的愤怒、失望和不稳定情绪,导致社会动荡。 比如说在“牙山大捷”之中,就连当时的“主流大媒体”——《申报》,都报道了牙山大捷,因为《申报》也无法绕过电报局,获取真实的第一手消息。其实所谓牙山大捷,是清军的牙山惨败。 他们虽然搞电报限制、保密有一手,防百姓防得好,但对日作战中却泄密到一塌糊涂。甚至就连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密电都被日方全部获取破译,最后搞得相当被动。 不过,日本人倒是做事严谨,破译了清廷秘密,但自己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几十年后日本公开了当年破译清廷的那些密电,但此时清朝早已灭亡。 当时不仅进行版画宣传、限制电报信息,而且主流媒体也会迎合社会风向,主动“带节奏”,去讲清朝胜利的消息,以满足广大读者们“永远在赢”的狂热需求。 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就吃过一次亏。他们当时坚守媒体责任,如实报道了清军失利的消息,结果却令他们大跌眼镜:大众不仅没有认可《申报》的新闻操守,反而集体攻击该报“屁股歪了”,向着法国人说话,灭了自己国家的威风。 民众喜欢看清军获胜的版画或者新闻,所以他们厌恶那些说出真话的媒体,巴不得他们闭嘴。这些媒体,自然要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于是,《申报》为了“流量”也不得不低头,开始扭转报道风向,不再如实报道那些于清国不利的消息。 其实,《申报》在甲午战争后期,也还是有过一些保持新闻操守的举动,通过翻译外媒的消息,传入过一些清军失利的消息。但每次发布这种消息,都被民众指责为“助长敌人威风”,考虑到又是来自外媒的消息,就更是让民众愤慨。 《申报》可真委屈啊!但当时媒体是有一些自由度的,《申报》的对手《新闻报》利用了对方弱势的机会,为了“流量”彻底不要脸了,捏造出清军“海上夜壶阵”戏弄日军的假新闻。 别看这新闻扯淡,却让《新闻报》大卖特卖,成为当时的畅销报纸。 民众就喜欢看这个,您还真怪不得媒体。 清末的奇葩事,真的不少。其中有一大原因,是洋务运动带给了民众以自信,认为中国很快就能凭借学了西洋的科技和工业,而不学西方的法律和制度,就能重回世界之巅。于是,在甲午战败的消息面前,民众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另外就是,清廷一向非常注重对内的宣传工作,“民乱”对他们的恐慌远大于列强。毕竟,洋人来了只要给割地赔款就行,但如果民间动荡,可是会要了清廷的命啊! ---参考文献:《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朱韵和
6个月前
国酒背后的累累白骨 据《炎黄春秋》杂志披露,1959~1961三年时间,茅台酒大幅增产,合计产量2,079吨,其中1,939吨国内自饮,在那个群众吃不饱饭甚至大量饿死的年代,这些酒非普通群众享用,耗费粮食1.13万吨,被征收粮食的地方,群众大量浮肿。国酒背后,有多少累累白骨?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当地老人回忆,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国民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粮食志》,第55页)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 ---“国酒茅台”的秘闻轶事 作者: 张东园 图1:1958年“车轮牌”茅台酒 图2:1960年“车轮牌”茅台酒 图3:1961年“短盖飞天茅台”
朱韵和
6个月前
茅台成为国酒的经历和轶事 可能是1935年红军有经过茅台镇的经历,1949年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亲自审定茅台酒为开国第一宴的主酒。茅台从此迈入政治舞台。而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它。1958年,在成都,毛泽东对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陪下了任务:“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朱大可在一篇题为“茅台 酒的文化象征”讲述到,茅台的现今地位,或许取决于首席广告师周恩来的努力。正是基于周的个人嗜好,茅台得以战胜四大白酒之汾酒、西凤和杜康,成为酒桌政治学中推动博弈、谈判、和解与交易的最高液体。酒量据说深不可测的周恩来,利用茅台款待外国宾客,展开酒桌微笑外交,开创本朝酒桌政治的先河。周恩来用茅台款待基辛格、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的照片,成为茅台外交的强硬证据,被广泛引用于各种历史记忆文献之中。 朱大可接着写道:“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向本国高官和艺术家大力举荐这一美酒。嗜酒如命的水墨画家傅抱石应召进京,绘制“江山如此多娇”。在全国大饥荒的峻迫形势下,周下令向傅抱石每日提供一瓶茅台,为上下攀爬的艰苦作画提供酒精动力。按照这种喝法计算,傅抱石在长达四个月的制画期间,当饮入120瓶左右的茅台;而按今天顶级茅台3,000元一瓶的价格计算,其总价约为36万元;再按1959年茅台每瓶105万元的当下拍卖价,傅抱石当年所饮之费,已达1.26亿元。这完全可以被视为该画的皇家报酬。高悬于人民大会堂二楼前厅的《江山如此多娇》,要是在现今加以拍卖,或许有望达到20亿的天价,足以抵消抱石先生所饮茅台的拍卖总额。茅台酒催化的艺术价值,正在成为整个神话叙事中最令人咋舌的部份。” ---“国酒茅台”的秘闻轶事 作者: 张东园 图2:傅抱石、关山月所绘:大型壁画《江山如此多娇》,现存人民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