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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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被忽略的“六四抗暴者”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该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作者孙立勇表示， “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3辆军车被判18年，获释后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人殴打，眼睛被捅瞎，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才42岁。孙立勇说： “一辈子连个媳妇都没娶，在家里头受白眼，在社会上没工作。‘六四抗暴者’的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稍微像点样的企业，要你出示无犯罪证明啊，你要去派出所开啊，派出所说你抢劫罪、放火罪啊！不能写你没有罪啊。” 他还介绍了另一位 “六四抗暴者”。“张燕生，1989年他是北京展览馆的工人，是69年生的。1989年因为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他有糖尿病遗传史。张燕生在监狱就有糖尿病。为了减刑玩命干活，家里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8、9年前刚娶了媳妇。最近我写了篇文章，希望大家帮助他，他肾衰、心衰。” 孙立勇本人当年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7年徒刑。他服刑的地方正好跟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关同一个监狱。他说，每天晚上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因完不成生产指标，或是说了不思悔改的话，被狱警电击时发出的哀嚎声。孙立勇说： “这些个被电的哀嚎声今天都30年了，还常常回荡在我的耳旁啊。我2004年来到了澳大利亚，出来以后才知道没人关心这些人。六四普通的市民、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的这些学生领袖们很风光，他们有资源，但这些市民得到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去为他们发声。” 这本书包括了孙立勇13年来搜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释放证等，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现旅居瑞典的茉莉，还有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艰难现状写下的文字。 “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司法当局给他们贴上的刑事犯罪的标签。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超出了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但宋永毅表示，当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人民时，人民有权反抗；在天安门事件中，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百姓的中共当局和领导人邓小平。他说： “中共常常把政治犯刑事化、污名化，你反抗了，烧了我们的坦克烧了我们的装甲车，但别忘了谁把坦克开到长安街上去，谁用坦克把方政两条腿给压断了？那是国家暴力。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被迫进行自卫的时候，无论在法律和情理上都是无可指责的。党国家使用暴力进行非法地非正义的镇压的时候，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这个概念要大声地说出来，要进行纠正。” ---方冰久岛美國之音

#六四 #民主运动 #抗议 #中国历史 #六四抗暴者 #社会不公 #政治镇压 #历史书籍

6个月前

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 ---高伐林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一回到北京，就把当时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召回来，了解香港和海外各界对北京学潮的舆论，同时也因为许家屯和杨尚昆的关系不错，赵紫阳委托他去拜访杨尚昆，请杨向邓小平进言，收回对北京学潮的 “动乱”定性。这些内容以前我写过，不细说了。那次许家屯对我谈到，赵紫阳在北京学潮问题上过于自信，“轻敌了”——他说的轻敌，是指轻视党内的政治对手、轻视当时的严重局面了。许家屯说：“有什么必要嘛，非要去访问朝鲜？”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推迟访问。劝说者中最早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事实证明，田纪云对局势最敏感，1989年4月14日上午，胡耀邦去世前一天，田去赵家拜访，说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迹象，建议赵推迟访朝。这是党内高层最早建议赵推迟访朝的记录。田纪云说：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去朝鲜。4月14日，我去劝他，恳切陈词，说，现在这个形势怎么能离开北京？访问完全可以推迟。赵说，这是国事访问，推迟不好，反而会让外界认为我们国内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李鹏、姚依林会处理好。　　田说，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4月23日给赵紫阳打电话，认为全国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作为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出国访问”。但并不认为学潮有啥大不了的赵紫阳拒绝了，“我说，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已经复课，访朝这个事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变的要求，即使提出来，常委也不好通过，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领导。” 　　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不少人如陈小鲁等，也都建议赵不要去朝鲜。　　盟友、智囊和政敌，竟然观点惊人的一致。中南海内外情绪郁闷、忧虑、紧张，而赵却出奇地冷静、放松。赵紫阳访朝的动机，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诟病。李鹏就曾埋怨赵扔给他“烂摊子”居心叵测，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还有一种说法是赵紫阳想跟学潮拉开一些距离，静观其变，访朝期间事态若好转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事态不见好转，那就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甚至有人分析，赵是模仿毛文革初期点了火之后，就到外地转悠，等待刘少奇、邓小平露出破绽后，回京一击，后发制人。田纪云则认为，赵之所以犯如此致命的错误，完全是因为“过于自信”，这与许家屯的说法很很相似。　　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在他的巨著《赵紫阳传》中，把赵访朝的动机归纳为三种：“躲避说”，“阴谋论”，“自信说”。他说：关于赵访朝动机，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似不能忽视。……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记载赵紫阳说：我在朝鲜，“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阴谋论”，除了指赵紫阳搞阴谋，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阴谋。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5月23日刊登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与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话。鲍彤说，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89年4月19日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 鲍彤当时并不在场，但他认为赵紫阳一定问了邓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邓小平的这句话。鲍彤没有说，但人们可能理解为：赵紫阳到朝鲜去，是邓小平的调虎离山计，要趁他不在国内，大权临时落到李鹏手里，就能按照邓小平的意图来处理学潮。这种理解我看比较牵强：赵紫阳对管军队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军委主席”对他有多少吸引力？但赵紫阳可能把邓小平这句话，理解为自己依然得到邓的信任，所以就比较放心地去平壤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朝鲜这个近邻，实在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后叶中国两次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赵紫阳出访前，提出三条意见：一、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要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这三点意见，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而且邓小平也同意了。所以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李鹏要求赵紫阳召开一次常委会商量对策，赵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对策已经有了，就照那三条办。　　大意失荆州。文革动乱首先是中学生打砸抢（当然是在毛泽东的蛊惑、煽动下），给邓小平、李鹏、陈希同等正在掌权的大多数官僚留下了深恶痛绝的记忆，和“学生是社会动乱之源”这样的负面结论。文革结束只有12年，把学潮与文革挂钩，而不是与民主诉求挂钩，把处理学潮的不同意见联想到路线斗争是自然而然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认识就是这样形成的。　　赵紫阳前脚走，李鹏一伙人后脚就搞出了很多名堂。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访朝一周，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很快就被他离开北京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人们已经知道的很多，我这里就从赵紫阳走后第二天长话短说—— 　　 4月24日晚，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出席，杨尚昆、万里两人不是常委，但一直列席常委会，也参加了。还有好几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如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以及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的学潮问题汇报。　　这一次会议是胡耀邦逝世以来常委扩大会人数最多的。北京市委汇报的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的精神就是要强硬。北京市汇报后，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家听杨尚昆和李鹏汇报，做了著名的“四二五讲话”。他肯定了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定性不是邓，而是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首先提的，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在学潮定性和强硬态度上颠覆并取代了赵的“三点意见”。《邓小平年谱》记载的讲话内容如下：邓小平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原始纪录中邓小平还有一句话更露骨：处理学潮，“不怕流血”。这个讲话一锤定音，打出了镇压的底牌。　　 4月26日，根据邓讲话精神写的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出笼。　　 4月27日，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427游行”回击“426社论”。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了北京。情况已经全然改观。　　赵紫阳这个星期在朝鲜，完全是闭目塞听，国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朝鲜是世界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赵的秘书李树桥回忆：“我们一跨过鸭绿江就是无线电管制，再好的收音机，所有的信号都收不到，听不到国内的声音。……26日凌晨零时30分，有人敲我的门，说大使馆有重要的文件看。……我一去，看了两个东西，第一，政治局常委会纪要，第二，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谈话记录。” ,,,,,, 七天时间对国内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学潮形势完全无知，成了桃花源中人，又把权力授予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反对派首领——这对于制订危机处理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个灾难。赵紫阳访朝，“三点意见”的软肋就完全暴露了。　　卢跃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精彩，他认为，本来赵的处理学潮三点意见，企图温和处理学潮，促使学生回到校园，恢复常态，通过协商对话这样不流血的现代法治社会方法来缓解矛盾，化解政治危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赵紫阳应该了解，三点意见从历史经验、高层政治格局和事态的急剧变化来看，只是一个脆弱的党内共识，它的贯彻是高难度的，既有一个安抚学生、不激化矛盾的问题，也要克服阶级斗争观念、动辄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惯性，齐心协力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操作难度。” 　　要实现赵紫阳的设想，需要党内高层及其官僚阶层、各高校校方管理层对学潮处理认识高度统一，能够强有力地贯彻执行三点意见；但党内高层处理学潮从来都是强硬派占上风，官僚集团和校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对待学生、学潮，最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骗、恐吓、镇压。　　另一方面，学潮的主流呢，被悲情和怒火主宰，又不存在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短短半个月的抗争中，来不及涌现有威信、有胆略的领袖。这是一群有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的勇敢无畏的野马。一边是被压抑太久被激怒的学生，一边是被阶级斗争观念训练出来的官僚集团，从思想到方法都针尖对麦芒，十年改革时间太短暂了，双方没有学会对话和妥协。要贯彻落实三点意见，卢跃刚指出，需要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高超政治技巧。三点意见，是一个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趋势、避免流血的好方案，但兑现的基本前提是，赵能自始至终主导方案的执行，而不是假手于人，特别是假手常委中的强硬派和政治反对派头子李鹏，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形成断层。更何况危机处理与常态处理是两码事。　　 “三点意见”在赵离开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废掉。赵访朝实际是把学潮处置主导权拱手交给了强硬派，虽然此时李鹏拿到权力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传统官僚的思路，认为此时的权力是烫手山芋，埋怨赵“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仅是李鹏，当时中共党内相当部分人包括李锡铭、陈希同都没有意识到，由于赵紫阳访朝，赵李的暂时权力交接，李鹏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学潮的最高处置权，导致了“六四”学潮处理的根本性转折。若赵紫阳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紫阳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　　赵紫阳访朝归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扭转被动局面：五四讲话、亚行讲话……但讲得再好，也无力回天。因为归根结底，要继续贯彻原来的三点意见，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请邓小平收回“动乱”的定性，才能从“426社论”的困境中解脱，但他见不到邓小平了。总书记要见太上皇，通过近臣、秘书甚至女儿等多个途径，都被挡驾，只能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并不靠谱的说法来揣测，这真是中共现代政治的大悲哀！邓小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他改口，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国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赵紫阳可以说“一访朝成千古恨”。图：赵紫阳与金日成

#赵紫阳 #朝鲜访问 #1989年学潮 #香港舆论 #北京学潮 #邓小平 #许家屯

6个月前

6 月 5 日，在北京东部一个主要路口，一名解放军军官在坦克顶上手持手枪。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ank officer wields a pistol atop a tank as an armored convoy deploys at a major intersection in eastern Beijing, June 5. Sadayuki Mikami / AP

#坦克人 #天安门事件 #北京市 #1989民主运动

6个月前

1989年6月13日，北京，一堵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墙在迎接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A wall of tanks and APCs greet bicycle commuters near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13, 1989, in Beijing. (National Archives / Library of Congress / AP).

#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北京历史 #1989年 #坦克人

6个月前

1989年6月8日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美联社）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1989年 #戒严 #北京 #美联社 #军队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为争取选举权而抗议的女学生,1909 年 Women(Female Students) protesting for the right to vote. Photo credit: Gerd Kaminski/Austrian Institute fo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女权运动 #选举权 #女学生抗议

6个月前

黄雀行动　港人光荣一页作家李怡在六四20周年前夕曾撰文稱黃雀行動是「屬於香港人的光榮一頁」。89年6月至97年回歸前，約800名內地民運人士透過黃雀行動偷渡來港，，黃雀足迹踏遍港、九及新界，除支聯會成員外，本地黑幫及演藝界也參與其中，包括歌星梅艷芳及已故影星鄧光榮。三救吾爾開希花60萬六四屠城後，中共通緝學運領袖及搜捕民運人士，香港隨後展開黃雀行動。核心人物是支聯會前主席司徒華，藝人岑建勳、牧師朱耀明及商人陳達鉦等也有份策劃。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透露，當時支聯會有6人知情及參與，每次營救需支付5萬元至60萬元定金；其中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營救3次才成功，共花了60萬元。江湖人士也有參與黃雀行動，利用多條走私路線把民運人士營救來港。海路一般從廣東登船，偷運至筲箕灣阿公岩、柴灣避風塘或西環及黃竹坑登岸；西貢清水灣、屯門踏石角及龍虎灘（今稱龍鼓灘）都是接應地點。學運領袖柴玲和丈夫封從德也是從深圳坐小艇到吐露港，再到中文大學。陸路則從沙頭角中英街非法入境。經黃雀行動來港的民運人士，一般先到上水新屋嶺的扣留中心進行審查，再申請香港入境許可證，等待甄別到外國期間，都暫住安全屋，地點包括西貢泥涌舊村、黃麖地村、匡湖居；沙田富豪花園、銀禧花園；馬料水赤泥坪村、大埔尾村；上水金錢村及屯門藍地等。 ---記者王家文

#黄雀行动 #六四事件 #香港回归 #民运人士 #八九民运

6个月前

救吾爾開希快艇硬闖當年天安門廣場前的學運領袖、六四後遭軟禁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親屬，於屠城夜後，都成為中共全力追緝目標。有「黃雀」坦言，當年救人的手法有剛有柔，若是知名如吾爾開希，只能「硬攻」，協助潛逃到沿岸城市後，坐快艇突破封鎖，速逃進香港，但若是不太知名的，便化妝「大隱隱於市」，乘貨輪輾轉來港。據了解，早於「黃雀行動」還未完全成形之前，首名拯救的「重點人物」便是吾爾開希，當時他在一名內地商人協助下，輾轉逃至珠海，雖已甚接近香港，但內地當局當時把沿岸重重佈防，令他難以出逃。有「黃雀」坦言，當年曾想替吾爾開希化妝，以避過內地當局耳目，但吾爾開希曾和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話，全國知名，故化妝潛逃根本不可行，故最終決定「硬攻」，用大馬力的快艇突破封鎖，成功把吾爾開希送來香港。不過，有「黃雀」透露，並非每位民運人士都要「硬攻」搶救，若是不太出名的，便混入貨輪，輾轉來港。趙紫陽親屬　內地線眼下逃脫另一次驚險的行動，則是迎救趙紫陽次子趙二軍的妻女。「黃雀」之一、《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指，當年趙二軍妻女逃至廣州，在東山百貨大樓外，暗暗等候「黃雀」前線要員「七哥」陳達鉗，但大樓外卻已滿佈內地人員的線眼，正當以為無法出逃時，「七哥」毅然帶她們進大樓，再經側門混進一個巴士站，「當時剛好有一輛巴士將駛走，他們便走上巴士，成功逃脫追緝，最後再輾轉來港。」 ---撰文：林裕華香港01

#天安門事件 #吾爾開希 #黃雀行動

6个月前

接头流亡的民运人士首先得跟营救人员搭上线。从获救者如今平静的叙述中，仍能一窥当年逃亡路上的惊心动魄。 1960年出生的吕京花最初离开北京时还没想着要远走高飞离开中国大陆，她心里牵挂着年仅一岁的女儿，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 1989年6月9日，她从北京搭乘火车到石家庄，在石家庄未作停留就转车去了广州朋友家。6月11号，她到达广州。一到广州，她就把学运期间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记者和组织的名片翻了出来。 “什么《星岛日报》、《成报》……就像你们BBC都有，都一张一张卡片，我在这些卡片里面随便抽了一张卡，”吕京花回忆。吕京花首先拨给了一名年轻的香港女记者，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电话中，吕京花含蓄地说，她从北京一路到广州，身体感觉不适。吕京花说话有些哆嗦，也许把这种焦虑与恐惧传递给了女记者，“她显而易见知道，我一定是需要帮忙，虽然我讲得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她知道，就心灵一点通……” 女记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广州最早的一班火车与吕京花见面，并跟她约定，双方手上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作为接头暗号。一下火车，由于其他人拿着的报纸都是叠着的，她们俩马上注意到了对方。女记者把吕京花带到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处私人公寓。经过简单交流，确认了吕就是北京工自联的成员，并明确表示她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希望把她救出去。 “从她的口气里边就感觉到事情已经很危险了，（觉得）你要出去，”吕京花说，“她觉得应该把我报到某个部门，看能不能救我。最后走的时候她说我给你照张相，我说行，就走了。” 6月底，香港“地下通道”通知吕京花，可以准备前往香港。8月底，香港方面表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可以出发了。事后二人曾对彼时接头的紧张心情复盘。吕京花问这位当时二三十岁的记者姑娘，“你第一次跟我见面，你有没有害怕？万一（是）政府安排的人”。后者承认，“怎么不害怕！”心里忐忑得要命，而且为防止不测，接头时，女记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跟在她后面，这样如果她被抓，也有自己人马上帮忙报信。与吕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还有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他与香港“地下通道”搭上线的经历同样具有戏剧色彩。北京开枪和开始全城搜捕之后，项小吉从京城一路南下，经南昌、武汉、芜湖等市，6月下旬同妻子到达广州。 7月，风声越来越紧，每天新闻中都有民运人士被抓。项小吉本来还幻想局势有所变化，无奈之下，决定离开中国。他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名三十多岁的香港男记者，后者又辗转通知了香港“地下通道”。二人约好在广州中医学院门口碰头，项小吉手持一份英文《南华早报》作为接头暗号。 8月上旬，一名二三十岁的香港年轻男子来广州见项小吉。项小吉给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证确认身份，随后这名男子向项小吉出示了一只钥匙扣，上面有一枚圆形硬币，一面是一只牛头，另一面写着“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乙丑纪念”。 “他说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你，接你的人会跟你出示这个钥匙链。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跟他走，你什么都不要问，”项小吉回忆，“我说我记住了。后来没多久，就来了人。” 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偷渡本身就有极大风险，更何况是在1989年六四后的风声鹤唳中，从大陆逃亡海外。以往黄雀行动的报道里，关键词不乏“枪战”、“跳海”和“喋血”。不过在项小吉和吕京花的记忆中，他们这一路还算是顺利。 1989年8月21日，在黄雀行动前线救援者李龙庆和黎沛成的安排下，吕京花和同项小吉夫妇等六名民运人士在广州一家茶楼会合，准备偷渡香港。途中出现小波折。21日当天，他们一行六人在广东的一处海岸上船，船却没开，众人在静止的船上过了一夜。关于这次波折的原因，几名当事人说法不一，李龙庆和吕京花说是船家觉得不太安全，而项小吉则记得是因为当时船家向他们收费。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上岸回到广州的白云宾馆，重新跟香港方面联系。当日，“地下通道”又派人将他们送往东莞虎门，在一处居民楼安顿下来。 8月22日晚，他们在虎门海岸边登上一艘小船。因天色黑，看不清船的颜色，只记得船不大，几个人加上一名开船的船员，刚好坐满。项小吉说，置身小船上，人在水中慢慢驶离海岸，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感觉这一步踏出去，也许今生今世都回不了中国”。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国解放军边防巡逻艇。远远能看到艇上的人穿着军装、船头架着机关枪。项小吉不清楚船上总共有多少军人，看到的大概有两三个。巡逻艇围着他们的小船转了两圈。吕京花说：“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抓我们的来了”。但她很快奇妙地感受到解放军的善意。巡逻艇逐渐靠近他们的小船，把六人一个个接上了艇。“我们上这个船的时候，他拿手还托我们一把，”吕京花说，“我就觉得好像还行，好像这个人是救我们的人。” 上船后，一名军人到船的底舱跟项小吉谈话。“他说我们同情你，我们支持你，然后还拿出了一个笔记本，要我给他签一个名，”项小吉回忆。项小吉的日记记录，他们在当晚8点50分上了第一艘船，9点换了边防巡逻艇，9点55分到达香港。项小吉认为，整个流程“地下通道”策划人安排得非常周密、专业，“一环一环，这个人把我们交到下个人手里，下个人再把我们交到再下一个人手里，一站一站地交下去，我们根本就不用管这个人是谁，跟着他走就是了”。项小吉说，他们事先与香港方面约好，上岸之后如果看到远处有车闪灯，就过去上车。他们顺利地上了一辆中巴车，一路上换乘两三次，抵达了“地下通道”参与者者陈达钲（人称"六哥"）在旺角的办公室。吕京花至今还记得六哥当时的安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啊。” 图1：1989年春天，吕京花与女儿图2：1990年4月，吕京花刚到美国后到哈佛大学演讲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图3：八九民运期间，项小吉代表学生对话团去和政府谈判图4：1989年11月21日，项小吉与妻子流亡美国 ---六四30周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黄雀行动” 苒苒 BBC中文记者

#民运人士 #逃亡经历 #北京 #中国大陆 #1989年 #广州 #学运 #记者 #营救

6个月前

司徒华曾在自己的自传《大江东去》中透露，黄雀行动由多个部分组成。首先，逃亡者要通知黄雀行动负责人，然后他们要想办法到达边境，由负责人派人用船只接应、越过国境到香港。接着，黄雀行动负责人要安排逃亡者在香港的饮食起居，还要寻找其他国家收容他们。司徒华称，偷越国境行动是由地下社团组织（黑社会）的走私集团负责。“他们利用走私路线和国内的地下关系，安排民运人士逃亡，而这些越境线路，由不同走私集团负责，分几条线路进行，各线路之间互不知道，也不通消息，避免其中一条线路被破获，影响整个行动，”司徒华在书中写道。（香港牧师）朱耀明透露，参加黄雀行动的有四支队伍，他们都非常同情八九民运人士，陈达钲负责其中一条。在过去三十年中，陈达钲参与黄雀行动的具体经过曾被广泛报道，他也接受了许多媒体采访讲述当年的经历。不过，近日陈达钲拒绝了BBC中文的采访。目前，公众仍然对其他三支队伍知之甚少，仍然隐于幕后的还有黄雀行动的决策人。朱耀明指，决策人有三名。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他现今仍不愿透露这三人的信息。黄雀行动耗资巨大。朱耀明说，整个行动的总花费在1500万港币以上，其中香港学生专上联会成立的中国民主基金出资300多万，剩下的来自1989年5月27日为八九民运筹款而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曾担任中国民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据他叙述，中国民主基金为黄雀行动出资350多万港币，其中项小吉和吕京花一行六人的费用为80万港币，这些救援的钱全部来自香港市民捐款。尽管事情已经过去30年，黄雀行动还留下许多待解谜团。朱耀明已经将黄雀行动的详情写成一本书，但他并不打算马上出版，因为书中提及很多人的真名，考虑到现在的政治环境，若书出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六四30周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黄雀行动” 苒苒 BBC中文记者图1：曾经参与行动策划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

#黄雀行动 #偷渡 #黑社会 #逃亡 #司徒华 #大江东去

6个月前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街頭的槍聲已響起，黑暗裏，有市民用路障阻擋軍車，流彈四飛。《人民日報》的編輯張寶林此時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這裏已經有不少市民中槍。坦克的隆隆聲越來越近。他騎單車沿長安街向東一路飛奔回報社，不知何時，鞋子、褲腿沾上了鮮血。行至西單路口，一輛坦克從北邊急駛而來，張寶林趕緊閃躲到路邊。前方路口，一位老太太正費力推著一輛裝滿蜂窩煤的三輪車，在坦克開到面前的一瞬間，老人突然用力將車推向路中間，頃刻間小車被碾壓，坦克毫無減速，轉向後沿長安街飛馳而去，留下碾爛的小車和一地煤粉。回憶起這個瞬間，張寶林說他當時才真正明白了什麼叫「螳臂擋車」。「老百姓明知這輛小車在坦克面前什麼也不是，但還是要擋一擋，哪怕馬上就灰飛煙滅。」 1989年春夏，因悼念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引發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在六月四日凌晨遭軍隊鎮壓。「寒冬」後，作為記者的張寶林卻無法將自己看到的一幕幕如實報道出來。而在此前數月，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一步步突破體制界限，爭取到了短暫的自由春天。1989年5月中旬，出現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張寶林回到報社，將途中遭遇寫成一千多字的特稿《北京這一夜》。截稿時被刪成不足200字的簡訊，嵌入其他宣傳文字裏，但仍以原標題刊登在6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這是當天唯一發稿記錄軍隊開槍和人員傷亡的中共黨報。張寶林告訴BBC中文，「當時負責聯繫人民日報的中宣部副部長王維澄，三次電話嚴令報社不准刊登。但老陸（副總編輯陸超祺）頂住壓力，堅持刊載本報訊。」目前仍在北京生活的張寶林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期間遭遇國安約談。他在電話多次受阻、郵件多番攔截之後，仍然試圖衝破屏障，向世界告知中共一直掩蓋的真相，讓《北京這一夜》的發稿幕後在三十年後終於得以公開。在胡耀邦、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沿襲了蘇共模式的新聞管制一度有機會鬆動，中央已啟動新聞立法，並起草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法（草案）》。八九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群眾明確要求新聞自由、政治改革。在全世界的聚焦下，來自中國官方媒體和港台的記者目擊、報道，甚至親身參與了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然而，軍隊鎮壓使八九學運以悲劇告終，也徹底關閉了中國新聞改革的大門。 ---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斯影 BBC中文

#天安門事件 #八九學潮 #軍隊鎮壓

6个月前

天安门广场的场景，一名浑身是血的抗议者穿过部队。 1989 年 6 月 3 日照片： Jacques Langevin/Corbis Sygma A bloodied protester walks through troops in Tiananmen Square.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抗议 #血腥镇压 #历史记录 #社会运动

6个月前

1989年6月7日的北京海淀中关村大街，墙壁及路牌上张贴着大量谴责六四清场的大字报

#六四事件 #中关村 #大字报

6个月前

一辆卡车载着士兵在长安街上行驶。 1989年6月5日，北京。美联社照片/Jeff Widener

#1989年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坦克人

6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24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晨曦（倾盆大雨后的早上，广场的学生继续留守。）资料照，美联社 Morning activity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is reflected in the wet pavement, May 24,1989.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广场 #1989年 #学生示威 #北京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2014年4月24日，北京，张先玲（一位天安门母亲）的儿子王楠在天安门广场被士兵杀害，她在家中的窗户前拿着儿子的照片。当时警方禁止外国记者到她家采访，路透社记者拍摄了此照片。

#天安门母亲 #王楠事件 #人权

6个月前

萧辰邦：“六四”当中的赵紫阳与江泽民 1989年学运当中发生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系列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当时正值学运高潮期间，为此江泽民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因此对邓的强硬态度，颇有了解。江泽民随即责令《导报》撤掉有关胡耀邦悼念活动的报道。江泽民的做法，不仅没有使导报工作人员屈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学潮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发之后，江泽民领导的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赵紫阳从北朝鲜回国后，大概是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粗暴，而且不早不晚，在危机时刻捅了马蜂窝，时机极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赵紫阳也不会再说什么了。他採取了既不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公开表示支持新闻媒体的态度。也就是採取了中央不介入的方针。意思是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 1989年5月2日，赵紫阳与民主党派座谈。有人报告说：“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的江泽民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 赵紫阳随即回答说：“江泽民既然有此要求，你们统战部可以帮助想想办法。缓解矛盾。” 1989年5月10日，江泽民来到北京向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汇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赵随即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另外，赵还表示，如果现在中央出面，恐怕会引起外界的一些猜测，说是上海市委在中央的压力下才採取措施“缓解矛盾”的。江泽民对此心怀不满，“六四”后，江一直把这件事作为赵紫阳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这是江泽民最终沦落为“六四”镇压帮凶的第一步。图：老江这个人是典型的天朝官僚——在上级面前装孙子，在下级面前装大爷。顺便贴一张照片：这是老赵还在当总书记时，赵江二人会面时的情形。老江为了装孙子，屁股只坐半边，两手趴在沙发扶手上。虽然照片没拍到江蛤蟆的脸，不过大伙儿可以自己想象一下他当时的表情。--编程随想

#六四运动 #赵紫阳 #江泽民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胡耀邦 #新闻自由

6个月前

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趙紫陽在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時發表講話，肯定學生愛國；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此次表態與「四二六社論」的強硬立場有所不同。趙紫陽的講話令新聞媒體的報道尺度有所放寬。當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報道了北京數萬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的實況。這是學潮爆發以來該台第二次報道學生遊行。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新華社所發的遊行照片，圖中隱約可見被定性為非法組織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旗，以及聲援《導報》的橫額。不少媒體紛紛效仿。趙紫陽在後來出版的《改革歷程》中記載，5月6日，他與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他說，「制定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尺度。」根據時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記載，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在接下來的兩天裏分別收到芮杏文和胡啟立的意見。芮杏文說：「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嚴一些，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而胡啟立希望《人民日報》根據學運的報道，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政治公開性和透明度，在客觀、真實報道的同時進行監督並引導輿論。他希望「最後產生一個中央政策文件，在新聞法之前公布。」 5月11日，李大同提交聯名信之後兩日，胡啟立、芮杏文、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複和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與編輯、記者對話。李大同回憶，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進行了三、四個小時之久，「現場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基本毫無遮攔。」胡啟立當場宣佈：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中央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決定。李大同說，去年，他還同胡啟立當年的秘書張宏遵聊天。據張回憶，那天對話之後，胡啟立在回去的路上非常興奮地說，「你看吧，下面的同志完全可以對話。」正當大家對對話充滿期待之時，情況卻有了變化。5月13日，北京十幾所大學的300多名學生開始絶食抗議。知識界、文化界、醫療界等各個領域紛紛到天安門聲援學生。形勢越來越複雜。李大同說，原定於15日新聞界與政府的公開對話被無限期拖延。 5月1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刊登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他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表明黨和政府不會秋後算賬，希望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絶食。張寶林說，由於這篇講話強調是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見，消息出來後大家非常振奮。「我們覺得，大概以後的事情好辦了。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加大了報道力度。」於是便有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5月17、18、19日，電視實況報道了全國各大城市數萬人上街遊行。浩浩蕩蕩的隊伍從城市的四面八方起步，所到之處無不響起市民的歡呼和掌聲。舉著橫幅的不僅有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師、工廠工人、新聞工作者，還有北京各大醫院、金融、電信、交通等機構的職工，連許多國家機關的幹部也加入聲援。「救救孩子」「鏟除腐敗」「打倒官倒」等標語隨處可見。各家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醫務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救治絶食學生的圖片，市民送藥、送水的情景；電台中連續播出各界人士的聲援信，夾雜著廣場的嘈雜聲和不斷響起的救護車鳴笛聲。設在香港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在4月26日之後一直在北京採訪學運，每天撰寫現場報道。但在那幾天，一旦力量強大的官方媒體對學運開始全方面報道，香港媒體的優勢立即失色。香港媒體只能了解到局部形勢，蔡詠梅覺得現場報道成了一種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於是給報館打電話，建議直接引用官方媒體的報道。自己不再做現場報道，而是去做人物訪問，寫深度報道。《香港時報》有國民黨背景，蔡詠梅對BBC中文說，「國民黨的報紙，從來都覺得共產黨在講假話。但那時覺得他們講真話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就直接用他們的吧。」張偉國稱這幾日是「49年以後僅有的、短暫的新聞自由的盛大節日」，與之前新聞界發起對話有直接關係。他說，「政治領導人做了姿態，各個媒體從業人員也通過這個信號抓到機會，加以充分利用。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張寶林也說，「這種事態的形成，完全是中央高層和媒體自覺的互動。」同新聞媒體一樣，蔡詠梅稱，那時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中國的海德公園」，人們充分享受著「言論自由的假期」。但人民所不知道的是，此時戒嚴部隊已駐扎在北京城外，等候命令隨時凖備向城內進發，「此時的廣場彷彿是一個自由的孤島」。落幕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5月19日上午，鄧小平召集陳雲、李先念和楊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幾位政治局常委、軍委常委等開會。會上提到對輿論的監管，鄧小平說，「中央要成立宣傳小組，常委直接管起來。要立刻派人進駐電台和電視台，對戒嚴要及時宣傳報道。」當晚，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從明日起實行戒嚴。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採訪成了非法的事。，，，，，，六四事件後，胡啟立、閻明複、芮杏文等主導新聞改革的中共領導被撤職。對新聞工作者的清洗在學運後的幾年一直持續，未有完整的統計名單。根據總部設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於1993年初公布的統計，至少24位記者和編輯被捕，20位新聞工作者被撤銷職位、調離單位或被迫退休，8家新聞機構被迫關閉。這僅僅是已知的數據。 ---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斯影 BBC中文

#赵紫阳 #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四二六社论 #学生爱国 #民主法治 #新闻媒体 #北京学生游行 #新华社 #非法组织

6个月前

今年62歲的張偉國當時任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以下簡稱《導報》）編輯一職。這家報紙由兩間學術機構創辦，具有民營性質。採編人員中有不少在之前的政治運動中遭受打壓、文革後復出的老一輩報人，也有恢復高考後培養出的第一批大學生。因總編輯欽本立倡導「探索在中國進行新聞改革」的辦報理念，報紙在當時極具影響力，讀者中不乏中共當權者和經濟學家。在欽本立的帶領下，敢講、敢做的兩批優秀新聞人聚在一起，有意識地利用「打擦邊球」的方式尋求突破，把新聞報道運作到政治環境所允許的最大限度。直到1987年初，胡耀邦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方勵之、劉賓雁等知名知識分子被開除出黨。《導報》意識到，打「擦邊球」的日子快到頭了。張偉國對BBC中文說，「當時我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新聞走到了瓶頸。政治體制不改，新聞就沒有出路。而且，政治體制改革對於去除當時存在的很多危機，是比較穩健的道路，否則不解決根本問題。」從那以後，《導報》就一直朝政治改革的方向推動，以「快半步的步伐」走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之前。 1989年4月15日，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去世，張偉國和欽本立決定在北京舉辦座談會，請支持改革的出席人演講和發言，並對此大幅度報道。張偉國通常會在落筆前詢問欽本立，《導報》有哪幾個版面可以使用。但對於這次座談會，欽本立說，「有多少發多少」。對於這樣的決定，張偉國最初感到意外，但他認可欽本立對推動新聞改革時機的分析和判斷。1989年初，要求特赦魏京生等人權運動人士的簽名信廣傳，似乎出現一種凝聚的社會共識來推動公共議題。同時，當年還是五四運動70週年、法國大革命200週年。「一個會有變數的時代出現了，要借力往理想的方向推動。」新聞改革到了突破口，用新聞改革撬動政治改革的時機到了。他對BBC中文說，「用當時的話說，進一步進十年，退一步退十年。那時有一種感覺，輕輕推一把，就能事半功倍。」報紙出版前一天，上海市委得知《導報》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專欄，以會造成「思想混亂」為由，要求刪除《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和知識分子嚴家其的發言。在此之前，如果上海市委認定《導報》已刊出的某些文章越界，會讓記者檢討，但這次提前介入審查報紙，極不尋常。印刷廠簽樣之後，欽本立被叫到上海市委辦公室。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和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再次提出刪掉兩段內容，爭論持續到半夜12點，雙方僵持不下。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急急趕來，親自施壓。一直以為江澤民支持《導報》辦報方針的欽本立大受刺激，強壓之下表示收回報紙，用其他內容頂替版面，重新印刷。但彼時已過了報紙出廠時間，欽本立只攔住了通過郵局投放到訂閲戶的發行渠道。而其他通過內部直送市委機關和中南海的訂戶，還有從印刷廠到街頭報販攤上的報紙，已經開始派發。最終4月24日早晨，街頭出現的《導報》用了五個版面報道座談會。頭版主標題《人民的悼念蘊藏著巨大的改革動力》以大字排版，並配以醒目的胡耀邦肖像。江澤民大怒。兩天後，在上海萬名官員參加的大會上，他宣佈撤銷欽本立的總編輯職務，並向報社派駐整頓小組。在八九學運的重要關頭製造了一起政治事件。在欽本立被撤職當天，黨內高層中的保守勢力授意《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和「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引發4月27日大遊行，全國多個城市爆發大規模抗議。兩日後，數百名北京新聞工作者聯名致函上海市委，抗議江澤民撤銷欽本立的職務，指責其違反了新聞條例及中共自定的「黨政分開」的原則。聯名的記者和編輯來自十幾家中央級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中國日報》等。他們還對欽本立和《導報》表示敬意，其中75名來自《中國日報》的記者和編輯稱，「威武不屈，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改革先鋒。」此後，與學生的訴求交相呼應，《導報》事件貫穿八九學運的整個過程，也成為中國新聞工作者參與運動、推動新聞改革的導火索。 ---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斯影 BBC中文图2：钦本立与《世界经济报道编辑部》的同仁

6个月前

“维稳” 卅年邓小平当年下决心开枪杀人、不惜以学生平民流血为代价结束天安门民主运动，一个根本的理由是：“中国不能乱”。这个所谓“乱”的结局，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就是共产党下台，一党专治制度在中国的崩溃瓦解。用《人民日报》社论的表述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六四” 镇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被当作了“镇压有理论”的佐证。邓小平身后历代中共领导人，都高举“不能乱”的祭旗，全力以赴地“维稳”。江泽民上台高喊“维稳”，胡锦涛上台高喊“维稳”，习近平接掌权利后仍信誓旦旦的要“维稳”、“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习近平的“维稳”，从范围、规模、手段和深度与江胡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指为“黑手”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六四”镇压后，共产主义实际上已被邓小平抛弃： “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六四’镇压后邓小平意识到，他不得不以放弃共产主义做为继续维持一党专制制度的补偿。苏联东欧共产体制崩溃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1992年的‘南巡’，他下决心搞资本主义。但邓小平的资本主义与欧美的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就是以确保一党专制的继续为前提。所以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利介入市场，不公平竞争和对腐败的依赖。” ---六四30周年特辑之十：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BBC中文网

#天安门民主运动 #中国政治 #六四镇压 #邓小平 #一党专制 #中国经济

6个月前

八九人物：肖斌肖斌是大连的一个普通工人，六四时他恰巧在北京。6月5日，当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向民众采访时，肖斌对着镜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屠杀场面，包括“死了两万人”等。政府截获了采访图像，将其作为造谣的典型在电视台播放。已经回到大连的肖斌很快被检举、逮捕。虽然肖斌坦白认罪并且在电视上公开表示后悔和道歉，他还是在7月14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0年。该刑期远超过八九民运中所有著名学生领袖后来被判的结果。 —————— [因“六四”判罪十年的肖斌的境况]---自由亚洲电台十年过去了，肖斌的境况如何呢？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楠的采访报道。记者星期三打电话到肖斌家。肖斌外出未归。他的妻子于吉荣向记者表示，肖斌心脏有严重问题，经常昏厥。肖斌一家三口目前仅仅依靠于吉容每月四百元旦退休金为生，生活十分艰难。当记者晚些时候打电话到肖斌家时，接电话的是肖斌。他向记者表示，他被告知六四期间要同政府合作，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楠的采访报道。 —————— 据我所知，肖斌原为大连轻工局属下的大连塑料机械厂供销员，六四前到北京出差，六四后在北京街头勇敢地接受美国CNN有限电视网记者采访，用夸张的语言，渲染了天安门流血事件，播出后在世界上反响强烈。6月10曰肖斌返回大连当天，中央电视台转播了有关他的图像，立即有两名市民举报肖斌，使他在6月14日被捕，数天后被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0年，一直在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属下的凌源监狱服刑，1994年获准保外就医，现已年老体衰，以做小生意为生，隐姓埋名，保持沉默。但仍然在大连公安国保24时严密监控之下，不许他出国或接触诲外媒体。但接近他的人告诉我，肖斌保持着用短波机收听外台的习惯，他确信六四总有一天会平反，他亦将恢复名誉。 ---姜维平：记得肖斌吗？89年对外媒谈死亡人数的大连工人

#肖斌 #六四事件 #反革命宣传煽动 #大连 #审判 #坦白认罪

6个月前

蘇暁康：徐勤先抗命调兵过程中出现令人震惊的38集团军军军长徐勤先抗命事件。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透露：『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治。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这一天，他刚好结石被排出，情绪很好。参加会议的有几位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它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李来柱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到了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关于徐勤先抗命，还有另一个版本，出自他当年的司机。据称徐勤先并未向前来传达命令的人提及「口头命令」，而是只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非要携带重型武器？」——他指的是坦克。对方敷衍了他一句：「那我回去请示一下。」接着第二次再来人，就直接褫夺了徐勤先的指挥权并逮捕他，同时另派人来指挥三十八军。后来徐勤先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也拒绝认罪，却撂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此话直指邓小平、杨尚昆，在军中引起极大震动。「六四」之后，杨尚昆否认他知晓军队开枪，说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反对镇压的上将张震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白冰说他只是执行命令；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上峰不愿承担责任，军队便背上沉重包袱，尤其执行镇压任务的部队，压力尤大。伤及大批无辜群众，和国内外的巨烈反弹，令解放军视开枪为耻辱，地方组织群众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后者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二十七军的境遇颇为典型。该部队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极大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在地方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粮店拒绝卖粮。二十七军将士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军党委不得不致信河北省委、省政府，请求他们秉告乡亲父老：「二十七军这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坊间据称二十七军是替三十八军背黑锅。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中央军委，谁知军委态度模糊，称「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情绪低落，意欲退休回老家。一九九〇年初，总政治部拟在「六四」一周年广泛宣传「平暴」伟大意义，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予以否定，总政主任杨白冰质问为何，李说是邓的意见。「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受歧视，更不愿子孙后代背历史的黑锅。至今，据说查遍军委文件，始终找不到确凿无误的开枪命令。传说邓小平口头上对杨尚昆有交代，杨尚昆偷偷录了音。「杨家将」凭镇压掳获大权，洋洋得意，遭忌各方权势，终于被谗言到退居二线邓小平那里，据称是江泽民使的坏，更有八卦称，「九二南巡」后邓小平搜查了杨白冰办公室，搜出录音带，打倒了「杨家将」。

#徐勤先抗命 #天安门事件 #中国政治斗争

6个月前

1989 年 6 月 4 日，一名孤独的抗议者被迫跪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士兵队伍前。 (匿名中国摄影师） A lone protester kneels in front of a line of soldiers near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1989. (Anonymous Chinese photographer) ---The Asahi Shimbun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抗议 #历史 #中国

6个月前

1989 年 6 月 6 日，一辆坦克冲过北京饭店前被烧毁的公共汽车路障。 A Chinese tank crashes through a barricade of burned buses in front of the Beijing Hotel on June 6, 1989.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1989年北京

6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21 日黎明，中国军用直升机飞越天安门广场，大学生挥舞拳头和旗子。美联社 Beijing university students wave fists and flags as Chinese military helicopters fly over Tiananmen Square at dawn on May 21, 1989. AP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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