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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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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曾经长期担任康生秘书的黄宗汉回忆说：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 “反修”斗争。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邓和康生还一起主持了对习仲勋和整个中共“西北局”人马的残酷整肃。黄宗汉还回忆说：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我又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 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正是邓小平当年把习仲勋打成“高岗残余势力”总代表（高新）

#康生 #邓小平 #习仲勋 #文革 #反修斗争

6个月前

以周恩来署名1959年10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重量级文章——《伟大的十年》。这是一篇通篇充满谎言的“奇文”，更是周恩来的白纸黑字的一大罪证。这是一篇迄今为止未曾被收录进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选》、《文集》或传记之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鲜为人知。且看该文的有关内容，文中写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周恩来继续写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块，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别是小高炉的初期产品品质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线。但是，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发挥着怎样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中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经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钢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且不说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单就周恩来不顾中国国力，盲目一味追求工业总产值的高指标，周恩来的“左倾”机会主义甚至“左倾”盲动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周恩来继续写道：“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什么“特大丰收”？！什么“更大的丰收”？！这是十足的信口胡说，这是为他的横征暴敛制造理由。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当时全国粮食形势的险恶，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给他送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页）。就在总理办公室当年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就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第173页）。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国大饥荒的迹象已显现。连当年激进得不能再激进的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饿死人事件的第四号罪犯，作者注。）在1959年1月都作出当月“会有五百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估计“会有十二万人饿死”（电话会议，1959年1月20日，甘肃91－18－513，p.59）。周恩来明明知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又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大书特书1958年的“特大丰收”、1959年的“更大的丰收”。周恩来缘何置五亿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如此信口雌黄，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啊！《伟大的十年》这篇大毒草，发表的时间是1959年10月6日。周恩来“特大丰收”、“更大丰收”的余音未绝，然而不过两个月，饿死人事件的高峰期就无情地到来。,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荒唐离谱的赞歌尚未尽兴，就在几千多万农民同胞惨遭饿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竟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页）。看到这些罪恶的文字，实在欲哭无泪啊！周恩来罪恶滔天，就是判他一万次死刑，亦难解五亿多农民同胞的心头之恨。 ---铁证周恩来最大的罪行是什么？作者：钟山樵夫

#周恩来 #《伟大的十年》 #人民日报 #历史 #谎言 #罪证 #未收录文章 #工农业跃进

6个月前

如果说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吃人现象尚可以归纳入“求生性食人行为”，那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绝对不属此类。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其动机都比较单纯，大都是中国农民在树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极端绝望的生死线上，一种迫不得已的人性向兽性的返祖沉沦。如果我们把它和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现象做一对比，便不难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除了吃人者（国家机器的代表军人、武装民兵等）和被吃者（黑五类及其子女、造反派）的鲜明的阶级属性不同外，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 ”中，吃的是一切人肉，即求生的蛋白质的需求。而广西的吃人者吃的是受害人的心、肝和生殖器，因为据说这可以“壮胆、大补”。很明显，这种吃人绝非饥荒所迫，更像是有意谋杀。作家郑义和当年组织上林县“木山惨案”吃人的凶手谢锦文有过一段如下的访谈：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队支书。……见我只问吃人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历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四八年，一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亦杀人吃心，尤其是新战士。原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还是烤得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　从谢锦文的回答中倒是透露了一个秘密：对敌人的“剖腹取肝分而食之”原来是一种革命传统或革命遗风。上文提到上思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照腾熟门熟路地参与剖腹取肝，并以和谢锦文同样的理由（“他鼓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让群众共食以示“共同专政”，可以推测，他们在以往的革命战争中，完全可能有过和谢锦文同样的杀人食肝的经历，而文革又给了他们制造了另一个机会。郑义遂有如下的感叹：可以吃奸细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　 ,,,,,, 无论在地理规模还是数量规模上，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都是史无前例的。经过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恶性事件都是由政权的代表人物策划和推动的，是有组织的群体暴力。因此，它完全是一种国家机器行为。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体暴力事件中所显露的人性的缺陷：人与兽之间没有绝对不能逾越的界限，而文革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和释放了人性中的恶，才使“人”迅速地完成了向“兽”的返祖转化。作这一如是观，只要文革的毒素还弥漫于中国的公共社会，人吃人的悲剧就有可能再一次重演。 ---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宋永毅

#中国大跃进 #大饥荒 #文革 #吃人现象 #广西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根据《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的统计：在一万多名反共战俘中，三分之二的人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工作过；但另外三分之一是属于“根红苗正”的。他们不愿被遣返的原因主要是中共在军队中通过摧毁人的尊严而实行的种种洗脑等严酷政策，他们担心回国后会受到不公待遇。仅有三分之一的战俘愿意回国大大出乎中共的预料。颜面顿失的中共遂指责这是联合国军强迫战俘去台湾。依照停战协定，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必须转移到中立国营区再度由志愿军派出代表进行“解释”，时间为90天。中共方面坚持实行对战俘单个一对一的“解释”，据各国记者统计，单个解释的时间最短的为75分钟，最长的达到153分钟。解释期间，志愿军解释代表与战俘反复答问“你要去哪里”这同一个问题，甚至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违反解释规则的威胁性用语。有解释代表甚至说出了“台湾已经解放”这样的笑话。以至于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为了促使战俘回国，志愿军解释代表甚至携带漂亮女子前往帐篷，每接见一个战俘，女子便说“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而有战俘则开玩笑般喊出“我要蓝苹姐姐”。解释完毕后，战俘从两扇门中选择一个离开账篷。中遣会主席印度代表以英语说明那扇门对应遣返，但中方翻译则将“遣返”翻译成“愿意回去的”。有战俘不解“回去”二字究竟指回国还是回济州岛，大吼请求解释，而志愿军解释代表则要求印度主席禁止解释，若有联合国观察员解释，则被印度主席逐出帐篷。 90天解释期过后，仅有440名战俘回心转意，占总人数的3%。不愿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最终被送到了台湾，大多发展不错，至少善终。而那些相信了中共回到了中国的战俘，则“一入深渊苦似海”，不仅多次被审查，而且在历次运动中都成为了挨整的对象。 ---中共威逼色诱志愿军战俘回国作者: 林辉

#战斗与被囚 #群体行为 #反共战俘 #国民党 #中共政策 #联合国军 #遣返问题 #中立国

6个月前

1959年1月9日，顾准说：“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誉，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顾准日记中不仅真实地记下了他所目睹的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未，以强力未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7000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愈是农村愈严重，愈是不按价值规律，只能在指定地点吃愈为严重。那么，一把卡住农村全村人口吃饭问题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为横行霸道的权力的来源，与道德败坏的泥坑？ ---读了让人怦然心动 1959：谁在思考 —读《顾准日记》札记作者：谢泳

#斯大林主义 #顾准 #中国农民 #1959年 #河南饥荒 #陈毅 #糊口经济

6个月前

师达能牧师一家定居旌德不久，1934年12月6日早晨，寻淮洲率领的红十九师（隶属方志敏的红十军团）占领了旌德县城。红军绑架了师达能牧师一家，并要求他们给位于上海的中国内地会总部写信，让他们支付巨额赎金二万元。当此要求被拒绝后，红军便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然后将师达能带到总部。史蓓蒂（师达能的妻子Elizabeth Alden Scott"Betty" Stam））和出生两周的婴儿海伦，以及女佣和厨师暂时留在家中。后来军人又来带走了史蓓蒂和海伦。师达能一家被关在一起。师达能一家被关进当地监狱，红军释放了一些囚犯，为他们腾出空房间。在这期间，爱伦开始啼哭，一个红军士兵建议师达能杀了她，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时一个刚刚被释放的老农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转而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人为了爱伦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砍成碎片，爱伦才被允许活了下来。次日早晨，师达能一家被强迫行军到县城西南24公里的庙首镇。在那里，他们又过了一个晚上，史蓓蒂被允许照看爱伦，将她妥善包裹。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带到庙首街上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中国基督徒店主张师圣一向很冷淡，这时却突然冲进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红军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他仍不厌其烦的恳请红军。红军士兵对他感到厌烦，便闯进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于是张师圣也被带到师达能夫妇身旁。红军士兵命令师达能跪下，然后将他斩首。几分钟后，史蓓蒂和张师圣（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也被杀。当师达能夫妇被押解行刑时，女儿爱伦被独自弃置一旁。三十多小时后的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国牧师卢Ke-chou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上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卢牧师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经过泾县到达宣城，沿途寻找年轻健壮的乳母喂哺爱伦。宣城的内地会监督韩牧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长老会牧师施医生夫妇抚养，由一位中国母亲照料。后来爱伦回到美国，由她的舅舅乔治和舅母海伦抚养。师达能夫妇是中国内地会第73、74位在中国殉道的宣教士，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杀害师达能夫妇的红军将领寻淮洲也没活多久。1934年12月14日，在安徽黄山谭家桥的战斗中，寻淮洲亲率敢死队夺占制高点，中弹负重伤，次日去世。作为红十军团的领导人方志敏于1935年1月24日被捕，8月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死刑。图1：襁褓中的小海伦图2：师达能夫妇合影。图3：海伦（Helen Stam），父母去世九个月后 ---由红军策划的一起绑架与撕票案作者：常青

#红军历史 #中国内地会 #绑架事件 #1934年 #中西交流

6个月前

石圪节村拦河造田工地，我们看到这两位老人已经年过七旬，他们抡着镐为新造农田挖掘土壤，这画面感人至深。 ---辉县文广旅局

#乡村发展 #黄河造田 #老年志愿者

6个月前

1969年，辉县南寨公社营寺沟大队造田工地部分劳动者的合影。

#辉县 #南寨公社 #营寺沟 #造田工程 #1969年 #劳动者 #合影

6个月前

1973年，辉县宝泉水库施工工地。

#1973年 #辉县 #宝泉水库 #施工 #工地

6个月前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在西安机场

#西安事变 #蒋介石 #历史事件 #1936年 #政治活动

6个月前

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生活水平和“修养”提高到一定阶段后，达到贪污腐化的最高阶段——“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９４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１０８７件，古籍４６００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２０·６４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１分钱，墨锭付了２分钱（钟史闻：江青掠夺文物阴谋反党）。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３４０００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５５００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１０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５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９６名知名人士以及２５个单位。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１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１８５８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５０７７册，仅支付７６６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１０００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３４２件、图书５７０２册，吴法宪拿走文物１５１件、图书６２０册，李作鹏拿走文物５７９件、图书１４９４册，邱会作拿走文物１８８件、图书１１６１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７７轴、碑帖８册、线装古书３函另５１０册，献给叶群。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３３件名画，林彪获得１６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３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１１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９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１件（何满子：文心世相——何满子怀旧琐忆）。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１９７０年５月２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这些行为又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紫禁城文物有何区别呢？ ---阜成门六号院：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文革 #腐败 #文物掠夺 #江青 #康生

6个月前

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描述了知青偷莱偷鸡偷粮食的内容。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在知青中十分普遍。人穷志不短，肚子饿了怎么办？人心是肉长的。所以，发现了谁也不愿上纲上线，弄不好还会成为又一个刘文学。因此，睁一眼，闭一眼。那个时候，人们管小偷称为“佛爷”。如果年岁大，是“老佛爷”，年岁小是“小佛爷”，女人是“女佛爷”。虽然我们从不偷钱包，却又经常几个孩子凑在一起伸出两个手指模仿偷功切磋偷术。偷水果，更绝，上衣下面的两个口袋没有底，双手一伸伏在水果摊上，别人还以为你是顾客。偷桃是桃，偷梨是梨。到了文革，红卫兵开始打砸抢，社会秩序乱成一团。尽管文革前，故宫有过好几次盜宝案，但游客不断。文革一来，周总理前怕狼后怕虎，索性关门闭了馆。那时没有防盜门，很多家庭都是两把锁双保险。一把是明扣吊，螺丝拧在门外边。一把是暗扣吊，螺丝拧在门里边。防贼防盜，给小偷撬锁添了点难。文革时，偷军帽十分流行。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发展到了街头巷尾明目张胆抢军帽。文革前，中国上演过两部意大利电影，一部是描写妓女的《她在黒夜中》，另一部是《偷自行车的人》。其实，这两样东西北京都有，“她在黒夜中”的叫“暗娼”，人数不多，比不过改革开放。但“偷自行车的人”却是今不如昔，毛泽东时代更普遍。文革时，北京街头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自行车上没铃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流行起了偷铃盖。为了预防万一，很多人放车时都把铃盖取下来装进口袋里。 1994年，老秦给演电影的钱勇夫搞产品策划，他一天到晩开个大奔驰拉我吃饭。每到一处，停车时他总是把车前的奔驰标识取下，怕丢。怪了，水涨船高，连小偷都与时俱进。毛泽东时代吃不上饭偷自行车铃盖。改革开放，有饭吃了偷汽车标识。 ---毛泽东时代没有小偷小摸吗？作者: 秦全耀

#知青 #毛泽东时代 #小偷小摸 #偷盗文化 #社会现象

6个月前

还原中共“英雄模范”之董存瑞最先质疑董存瑞这个形象的正是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1996年，他在接受《大众电影》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披露：“他（董存瑞）举炸药包牺牲是许多专家经半年考察论定的。” 2006年7月，《大众电影》在出版的第8期发表了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的访问记，介绍了郭维创作的过程。文章中写道：“在真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 另外，在中共央视制作出版的《电影传奇——董存瑞》中，导演郭维讲道：“郅振标（顺义）是真正跟着董存瑞冲上去了。但董存瑞冲到碉堡前头后，他找不着他了。以后怎么知道、确定他是托着炸药包炸的呢？就来了一些军事专家，因为谁炸的不知道……”的确，没有目击证人，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故事真的只能是个传说。显然，八十多岁的郭维在此事上没有说谎的动机，也没有必要为自己参与塑造的“英雄”身上泼脏水，其目地大概就是希望将真相告诉世人而已。郭维的言论被公开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议论和对董存瑞的质疑，而董的家人、生前部队、战友等则联手将《大众电影》杂志以及央视《电影传奇——董存瑞》节目组和电影导演郭维告上了法院。以沈阳军区政治部刘国彬大校、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郅顺义的儿子郅海川、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等为代表的，认为“董存瑞手托起炸药包炸碉堡是真有其事”，但他们的证词却多处自相矛盾，有明显的漏洞。比如称亲眼目睹了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郅顺义，接受采访时说：“在这个情况下把炸药包举起来了，顶住炸药，我一看炸药着了，冒出烟来我就急了，我爬起来就喊，我说你放下，你放下，他一看我去了，他说卧倒，你快趴下……最后他高呼一声，为了新中国冲啊。”但事实上，“为了新中国冲啊”是电影中杜撰出来的，因为当时就连中共领导人都不知道何时可以建政，更遑论一个小小的士兵。此外，《董存瑞》的编剧赵寰也证明这句话是他创作的。明明是电影里的虚构，却被郅顺义回忆成了董存瑞亲口说的话，要么是郅顺义被电影感染得太厉害了，连真假虚实也分不清了，要么他就是出于某种目地有意造假。如此看来，他说的话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呢？还有其他人的回忆也是自相矛盾，在此不一一列举。而最可疑的一点是，1949年以后，真正站出来解说董存瑞炸碉堡的只有郅顺义一个人，如果当时很多人都看到董存瑞炸碉堡，这么多年他们都会成为董存瑞事迹的宣讲者。但是这些人在哪里呢？虽然官司最后以双方和解告终，但董存瑞是否如中共宣传的那般死去，可能没有人知晓，不过，其为祸国殃民的中共死去倒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林辉

#董存瑞 #英雄模范 #历史真相

6个月前

马传德:文革抄家见闻录有一天我路过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看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现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门口有很多人，他们排着队等着进银行，大多都是些老年人，他们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等金首饰，全部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我只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将这些金银首饰上镶嵌的各类宝石，如翡翠、钻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来扔在旁边，因为银行只要金银，称重只算金银的重量，而宝石等虽然价值远远超过金银，但是银行不收。据说，当时街道、里弄里，常常在垃圾箱里，会发现被居民扔掉的各类金银首饰、黄金美钞，甚至还有古董字画。我岳母有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纺织业大老板邓仲和的三姨太。文革抄家期间，作为大资本家，邓家是必抄的对象，邓家三姨太当时有十几颗钻石，她怕被抄走，所以就拿到我岳母家，让我岳母帮忙藏匿一下，后来担心会牵连我岳母，就让我岳母把这些钻石都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全国抄家物资总共有多少，如今已经无法统计了。到了八十年代，发还的抄家物资，仅是全部被抄物资中的沧海一粟，更多的抄家物资，都因为无人认领，被拿去处理了。我父亲的挚友张璜先生，他解放前移居香港，到香港后还常常与我父亲有书信往来，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清代和民国的银元流入香港，要熔炼成银锭，因为当时国内的金属冶炼技术不完善，所以都是先运到香港，再转到新加坡的冶炼厂熔炼。熔炼事宜，由香港的中资银行宝生银行负责，张璜认识该行的主管，该主管表示可以在当时的银价上，加一点钱将张璜选出的银币卖给他。张璜告诉我父亲，他在宝生银行里，看到了数不胜数的清代及民国的各类银币，而他所挑选出来的仅仅是九牛一毛，更多的最终还是被拿去炼成银锭了。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香港求学，当时在香港的书店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来自内地的字画，这些字画都被随意堆积在店铺地上，有到一个人肩膀那么高，其中大部分都被损毁了，有的被泼了墨，有的被利器戳穿，有的被剪刀剪开……这些绝大部分是抄家物资，当时是以废品收购的价格从内地卖到香港的，其中不乏中国名家的作品。茅大容文革以后移居香港，在中环开了一家“长江艺术品公司”，主要经营古董书画买卖，认识了不少文革后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人，他们主要做进出口贸易，曾经告诉大容一些文革时期，抄家物资被个人盗卖的事情。他告诉我，当时在香港古玩店里从内地来的抄家物资，数量之大，都是按批按堆计算的，它们被当作普通货物，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进入香港的，再由香港商人转卖到世界各地，我父亲的印章也是这样被卖到了日本等地，这些还有被收回的希望，而更多文物则已经被损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及洛杉矶时，曾遇到过几个原来在上海、天津等地博物馆工作过的中国移民。他们曾向我讲过一些抄家物资的处理情况，他们说当年抄家物资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仓库里堆满了书画等各类文物，那时虽然仓库里有人值班，但是都形同虚设，按他们的话说，你看上的，只要拎包够大，就都可以随便拿回家，根本没人管，也没人知道。我当时问他们：“历代钱币也是一样吗？”他们回答：“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以外，其他都一样的！” 我记得杨成麒先生曾跟我父亲说过：“定祥，抄家物资中的钱币，上博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外，其他都堆放在文物仓库的一些铁柜子里。这些钱币，既没人整理，又没人管，而且柜子也不上锁，晚上就是由那几个小青年值班，如果他们要拿要偷，也没有人知道，总之混乱的一塌糊涂，真是老鼠跌进米缸里……” 我认识的某些人，原在文博系统工作过，他们原来的工资并不高，经过这场文革后，他们却突然暴富了，若问他们怎么发的财，他们说是股票上面赚的，或是朋友帮忙的等等，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他们的财产来自哪里。我父亲对我说过：“收藏家大多是祖上有收藏经历，或者有财力收购，才能积累下来这么多的藏品。”比如我父亲的一些好友，如罗伯昭、李伟先、孙鼎、李荫轩、王亢元等等，要么是工厂老板，要么是名人之后，他们自己本身也爱好收藏，有这个能力从各地收购喜爱之物。我认识一个早年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他以前家住在棚户区，当时工资很低，穷到甚至结婚时都没钱办喜事，还是向我父亲借的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从美国回来，邀请几个朋友合办一家工艺品公司，当时他也有兴趣，对我说：“传德，投资入股，我可以上不封顶！”他的口气之大，令人咋舌！后来他透露，他有很多珍贵银币，都卖给了台湾钱币商……他哪来的珍贵银币，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人原来是属于工人阶层出身，家里没有什么财产，结果改革开放后，却突然就暴富了，甚至个别人还将整个拍卖公司都买下来了。他们从文博系统出来后，买楼的买楼，移民的移民，个个都成了大款。这些人在文革时期，不知从抄家物资中拿了多少东西，后来拿出来出售和拍卖，从中赚了不少的黑心钱。我感到经过扫四旧后，使原来的资产阶级，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一些原来的无产阶级，又通过监守自盗等非法的行为，变成了一批富得冒油的新的资产阶级。在我看来他们如今的这些浓厚资本，不是他们所说的赚于股票或者房地产，纯粹是靠吃人血馒头得来的！ ---本文节选自马传德著《传德·传承·传奇》

#文革 #抄家 #历史 #银行 #金银兑换

6个月前

智效民:广阔天地炼贼心 1966年冬天，我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返回太原到安置办公室造反，随后又到了北京。当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已经被砸得一塌糊涂，于是我从扔在地上的机密文件中看到，上山下乡不过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就业压力，这让我深感上当受骗。同时也觉得，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希望。造反以后，我在城里呆了两年，一直处于啃老状态。当时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扣发工资，全家人的生活特别窘迫。后来我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去过那非人的生活。从那以后，我干了许多出格的事情—— 比如夏天西瓜熟了，便在夜里避开巡田的人，潜入瓜田，用摸皮的方法挑选成熟的西瓜，就地美餐一顿。又如秋收季节，正是吃嫩玉米的最好时候，于是在收工途中，我假装进地里方便，然后把玉米棒子掰下来插到腰间，再把衣服披在外面，就像敌后武工队那样，大摇大摆地向村里走去。有一年队里收割的芝麻放在知青住的房顶上晾晒，于是大家便在人们熟睡以后爬上房顶，把外衣铺的房顶，拎起芝麻捆一抖，然后卷起衣服飞身而下，几斤芝麻就到手了。要知道，那时候的芝麻绝对是稀罕物，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有一年夏收季节，生产队为了龙口夺食，把男女老少编成两班，不分昼夜地在打麦场上大干三天。换班休息的时候，我在麦堆上无意中发现袖筒里可以盛放小麦，于是用细麻绳把上衣的袖口一扎，偷偷地往里面装上小麦，然后披在身上返回住地。就这样跑了两次，居然偷回来30斤左右，相当于一个人全年分配的小麦。我记得，当时城里人的口粮中，只供应30%的白面。这些往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

#上山下乡 #文革 #历史问题 #城市就业压力 #造反 #个人经历

6个月前

大帅张作霖遇难以后，杨宇霆以周公自诩，想忠心耿耿、全力以赴地辅佐少帅。少帅张学良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他不仅风流倜傥，涉猎广泛，还吸毒成瘾，不问政事。杨宇霆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但他根本听不进去。有一次，某官员有重要情况向张学良汇报，被卫兵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只好找杨宇霆求助。杨知道张正在抽鸦片，便生气地骂道：“如此下去，抽死得了。”随后，他带领这位官员来到张学良官邸，大声问卫兵：“少帅何在？”卫兵回答说：“少帅尚未起床。”杨宇霆听了这话，不禁怒火中烧，气冲冲地闯了进去。到了张学良的卧室门口以后，他大声喊道：“我是杨麟阁，快起来，有公事！” 杨宇霆的做法让张学良很不高兴。日本方面知道二人不和，便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他们关系，并暗示张学良应该及早除掉这一隐患。没想到张学良真的上了圈套，中了奸计。不过就在动手杀杨之前，张学良还是有点犹豫。一天夜里，他取出一枚银元，想用占卜的方法作出决断。没想到三次占卜都是“袁头”向上，表示应该下手。他让夫人于凤至占卜，结果也是一样。 1929年1月10日晚间，张学良设计把杨宇霆骗至少帅府，以侵吞军饷、贻误战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杨杀害。随后，张学良把那枚银元保存在卧室的保险箱里。另外，在这个保险箱里还有一张50万元的收条。这张收条是张学良赞助某日本议员参加竞选所捐的款项。后来该议员在竞选中失败，这5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自己不思进取，却想通过收买别人达到目的，实在是没有出息的表现。难怪胡适得知张学良保险箱中的两个秘密之后，会感慨万端地说：“杨宇霆不死，东北四省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花花公子不堪大用作者：智效民

#张作霖遇难 #杨宇霆辅佐少帅 #张学良吸毒 #民国历史 #官员忠谏

6个月前

劉香成 Liu Heung Shing 摄影毛以後的中國──四川，農民午飯 China After Mao—Peasants Eating, Sichuan 1980

#刘香成 #毛以后的中国 #四川 #农民生活 #1980年代 #摄影

6个月前

1945 年，一名苏联士兵试图从一名德国妇女手中夺走一辆自行车。摄影师未知。

#1945年 #苏联士兵 #德国妇女 #自行车 #历史 #二战 #摄影

6个月前

1945年，柏林，一名苏联士兵搂着德国女人从美国兵面前走过 US troops watch a Russian soldier with a female friend in Berlin

#1945年 #柏林 #苏联士兵 #德国女人 #美国士兵 #二战 #历史

6个月前

察省民众代表飞京报告崇礼血案察哈尔省民众代表李竭忠，自察飞抵首都，以共军屠杀崇礼之惨况向全世界人士公布，并呼吁予此绝灭人性之刽子手以有效之制裁，为崇礼千余被残害之无辜民众雪仇。李氏称：政府颁布停战令后，察省前线国军遵令停止行动，共军见有机可乘，竟于十二月九日夜发动三个旅的兵力，向崇礼县城偷袭。驻城国军一方面因恪遵停止冲突令，一方面寡众悬殊，不得已忍痛退出。共军进入后，即大肆屠杀，参加保障城垣之七百余农民首被俘虏，以绳索串缚，驱之游街，随走随杀，街头巷尾，遍处均遗有死尸，最后剩余三百余人，被驱至东南城角，以机枪射死，集体大屠杀。零星之残杀随处发生，无论老弱，无论妇女，均为共军刀锋之对象。而妇女复多遭奸淫，并有被割去阴户、乳头而惨死者。天主教堂内积尸达三百余具，堂中修士贞女均被害，徐神父亦同时惨死。教堂内复有被火烧焦之尸体十余具。据目击者谈：此等被难者均赤身不挂，以草绳缚为为一束，置于浇有火油之柴堆上，引火烧燃，草绳烧断后，挣扎欲逃。共军围于四周以刺刀劈刺，最后终于在刀剑与火灼中惨毙。共军盘据崇礼三日，国军收复后，检获被害人民尸体千余具，共军退出时，复四处纵火，并将人民所有财产搜括捆载而去，甚至未完工之布鞋底亦成为共军之赃物。死难最惨者，有一家十二口尽被杀害。李君谓：劫后崇礼伤心惨目之情景，非目睹者殆难想像，而言语笔墨亦难传述此魔鬼的恐怖巨制于万一。李君携来照片多帧，令人惨不忍睹。察省旅京人士会同李君在国大会堂休息室招待中外记者报告崇礼血案情形。 ---（京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录自共军屠杀崇礼纪实，国防部新闻局印行）

#察哈尔省 #崇礼血案 #国际关注 #停战令 #国共冲突

6个月前

崇礼血案本月九日，察北共军陈宗昆约三旅之众，乘国军恪遵停战令不采任何行动的当儿，突然攻占距张家口九十华里的崇礼县城，盘据三日，到十二日方由国军予以收复。在共军攻入县城的三日间屠杀焚烧无辜的男女老幼千余人，男的多遭剖腹剜心，粹脑裂尸，女的多遭割乳劓鼻，刺刀乱刺。血手所及，连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和幼稚的儿童，都不免一死，崇礼养老院被放火焚烧，院中老人逃出者仅一人，其余全部变成了焦炭。不满十岁的儿童，被共军挽到街上当皮球来踢，踢来踢去，以被踢儿童的哀号惨叫为乐事，等踢得将死，才用一条麻绳勒死那儿童，儿童死于这踢皮球的魔鬼手里者，数达二十余人。崇礼天主教堂的一位外国老神父，告诉参观劫余崇礼城的人们：“我今年六十多岁，传教已四十年，到的地方很多，两次世界大战我都经过，从没有见过这样惨这样可怕的现象。不但杀了神父（徐神父），而且烧了教堂。更惨的是把二百多个教民，烧死在教堂里，一个十余岁的小孩，曾逃了出来又被投进了火坑，你看多么惨！”共军又不仅杀人放火而已，并且是一面杀人放火，一面抢劫居民所有的物资，连孤儿院二百多个孤儿的衣着也被剥得精光。劫后的崇礼城，到处都是惨死者的尸体，到处都是劫余的灰烬，并且到处都是父母哭子，孀妇哭夫的声音，身历其境的人们，莫不怀疑自身是在做一场恶梦，几乎不相信世间有这种惨无人道比神怪小说里的魔鬼更凶残的吃人活魔。中共本是靠杀人的血手来夺取政权，其到处伸出屠杀的血手，本不足怪，但过去的屠杀还多少留着自己辩护的口实。说某也国特、某也土豪劣绅、某也顽固分子，所以要杀。现在则不然。现在屠杀到了养老院中的苦老人和黄口的孺子，连任何借口都不要了。过去读史者，都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惨怛坠泪，后之读史者，倘读此次共军在崇礼的屠杀暴行，则将无泪可挥。中共或者还以为这种屠杀手段，足以夺取政权，亦未可知。但事实上，中共越是伸长杀人的血手，就越发加速其自身的崩溃。最近中共到处进攻都终于失败，就是中共残忍成性，人民愤恨达于极点的结果。人民的向心力，决非屠杀所可招致，屠杀不能引起人民的归心，只能造成人民“与汝偕亡”的心理。中共如果要在政治舞台上活跃，那就必须放下血淋淋的杀人屠刀。而今中共一只手想抓政权，另一只手却握着血淋淋的杀人屠刀，以“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恫吓人民，人民那有不倔起自救的道理？孟子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后必有灾！”我们以此警告中共。中共倘仍执迷不悟，则必有自食其果的一日。我们过去还以为中共终有自动放下屠刀，为人民留一条生路，为国家留一线生机的一日。今观于中共在崇礼县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能再存中共能自动放下屠刀的希望了。但我们虽已绝望于中共的自动放下屠刀，而在人民已不甘坐待中共屠杀的今天，我们深信中共手里的屠刀，纵不被夺，也将铸成自杀的大错。（京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图：被共匪焚毁的西湾子主教座堂旧照

#崇礼血案 #战争暴行 #人道主义危机

6个月前

他们厚颜无耻地宣传自己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有这样一套大清版画作品，被大英图书馆在1895年收购并珍藏至今。题材很震撼，甲午战争全过程，作者均是清末文人画师。这批清人创作的画报在当年就是名符其实的新闻作品，内容震撼之处，在于你今天看了后绝对会恍惚。因为，这组画是宣传大清在甲午海战中如何英勇作战，以及日本在战败后向大清投降的图，而事实是这场战争大清输了。一先看一组图：图一：《朝鲜水战得胜捷图》图二：《叶军门水陆连捷图》图三：《威海卫大战得胜图》图四：《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清末当时，甲午战争结束后半年，还有很多内地官员都不知道发生过这场战争。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消息传到京师，举朝震惊。为尽快善后，慈禧太后应日本政府的要求，派李鸿章和他的长子李经方，代表大清天朝赴日本马关港，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时信息尚不发达，天朝战败在民间只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势传播着。尽管如此，真相的传播已对大清形成了致命的威胁。二为继续愚民，更为了大清的稳定和光辉形象，慈禧传下密旨，全面封锁北洋水师战败的消息。并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力宣扬，大清在甲午海战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及日本在战败后向大清投降的壮丽篇章。旨意一下，立即高效的行动起来，当时的中文报纸早已接到禁令，不得报道大清惨败的真相，而是继续宣扬大清军力天下无敌。对不受朝廷管辖的英文报纸，顺天府派出兵丁和衙役，沿街高价收购所有报道甲午海战的报纸，争取不让一张报纸流入市场。同时重金收购海外媒体，然后以外媒的名义来报道甲午海战的战况，高度赞扬大清朝廷运筹帷幄，大清军民英勇善战的事迹。经过努力，朝廷终于控制住了舆论主流，但各种民间谣言还在传播。为做的滴水不漏，各地学政衙门于是组织起本地的才子们，让他们编一些大清繁荣昌盛的故事来欺骗百姓。怎奈这些才子们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再加上交游广阔消息灵通，早已明了甲午海战的真相，如今哪里肯帮着朝廷制造假新闻？于是一个个托病拒绝，衙们无奈，只得大肆招收民间无赖，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充当舆论引导员，到处宣扬大清军力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甲午海战小日本被我天朝军队犁庭扫穴打得溃不成军，李中堂亲赴日本马关接受伊藤博文投降并签订了马关条约。官方放出的这些假消息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于是老百姓就真的相信了，连杨柳青出版的年画里，内容也全变成了倭国投降图，李中堂镇倭图，小日本朝拜太后图等比较正能量的东西。一时间，人心鼓舞锣鼓喧天，人人称颂太后洪福齐天，英明睿智。三大清国内这么一闹，把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也弄懵了。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战胜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必须给予日本巨额赔偿，这笔钱最终摊到了所有大清国民的头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大清百姓一边声嘶力竭的歌颂大清崛起，一边不断的勒紧裤腰带。但至此，有的老百姓也开始疑惑，我们不是战胜了吗，为何日子越来越艰难，为何还要给战败国赔款？舆论引导员红着脸解释道： "困难是暂时的，光明是永久的，我们给日本的钱财不是赔款，而是扶贫款，这次甲午战争把小日本给打惨了，简直民不聊生。小日本服软后，我们作为天朝上国也不能眼看着他们亡国亡种，于是就拿出钱财帮助他们战后重建，这样做既是大清朝文明富裕的象征，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人道原则。大家把裤腰带再紧几圈吧，为了大清的面子，再苦我们也得撑着。" 老百姓这下明白了，他们情绪高昂的喊过一阵口号后，又提着篮子挖野菜去了。出现这种事情是很搞笑的，全球都知道大清战败了，唯有大清国民沉浸在战胜后幸福的感觉之中。当时最具公信力的媒体《纽约时报》撰文称：这是一个奇怪的民族，非常善于意淫，哪怕对着石柱子也能在幻想中达到高潮。然而，纸毕竟包不住火，甲午战争中，日本攻陷旅顺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幸存者逃出来后，又躲过朝廷的层层追捕。他们到处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终于使真相大白天下，压抑很久的媒体也趁机跟进，将汹汹民意推向了高潮。铁幕拉开后，再也无法拉上了，慈禧见势不妙，便把谎报军情，编造战功的罪名推给兵部和吏部的大臣，同时以颠倒黑白制造谣言的罪名大肆抓捕舆论引导员。最后宣布，甲午海战，大清确实战败了，以前那些编造大清胜利的谣言，全是舆论引导员在捣鬼，现在他们已经因隐瞒真相而受到惩罚，但战争赔款还摆在那里，希望大家再紧紧裤腰带，帮助朝廷渡过难关。

#甲午战争 #大清版画 #历史宣传 #中日关系

6个月前

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在此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粮食工作，“他为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运筹帷幄……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这两年零四个月里，他对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之多。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仅从1965年12月总理值班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1960年到1963年的32张粮食计划表看，每张表上都有总理的手迹，共994处。其中用红蓝铅笔作标记639处，调整和修改计划数字207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50处，批注文字和数字91处，修改表式7处。例如《1962——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一张表，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总理的手迹，可见周恩来对粮食购、销、调、存计划是多么关心。据当时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我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曾经同陈国栋同志一起去向周总理汇报粮食情况，周总理叫我给他打算盘，算细帐，总理亲自安排粮食。” 实际上，这几年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粮食分配工作，是当时解决粮食困难的“总指挥”——国内1000万斤以上的粮食调拨，最后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定案。各大区的调剂粮、出口粮、储备粮、全国机动粮、全国救灾粮等，统归中央统筹调度，实际是周恩来统筹调度。基于此，不难发现，三年饿死人至少有3000多万，周恩来这个“粮食困难总指挥”“功不可没”。 ---把饿死人的真相告诉人民，才是时代的进步作者：和信价值

#周恩来 #粮食问题 #国务院 #历史

6个月前

智效民：老公安回忆胡风案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发生在文艺界的第一大案。2007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为解读这一案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这本书是由年过八旬的退休法官王文正口述，作家沈国凡采写的。王文正说，胡风是在《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一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三天后被捕的。这些材料主要是胡风在上世纪40年代写给舒芜的书信，而“这些公布的信件，（就）成了胡风‘反革命’的‘铁证’。”（第20页）。他注意到，当时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应该先由全国人大做出决定，然后才能逮捕。但事实是“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做出拘捕决定的。”王文正还说：因为“在我所接触的材料中，都没有见过文字记载”，所以至今不知道逮捕胡风“到底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公安部的决定”。（第20-21页）胡风冤案历时30余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胡风去世后才算彻底平反。它给人们留下怎样的思索和启示？这也是王文正想要回答的问题。 ——“依靠信件（文字）定罪，这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第203页）；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份文件明文向具体执行者说明政策，因此造成全国上下被无辜牵连的人员冤案不断……”（第268页） ——办案人员的主要“政策”依据，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当时只知道这些按语很有来头，但根本没有想到竟是由毛主席亲笔所写。”（第162页）“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给公安机关和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要想用事实来否定报纸上所出现的一些错误，那几乎是相当的困难。”（第208页） ——在专案组看到一份绝密材料，上面有毛泽东一个很短的批示：“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毛泽东所说的“文章”，就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反运动”。（第115页） ——“胡风事件，使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失。”（第117页）为后人留下信史，留下思考的材料，显然是王文正出书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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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杜月笙是个有乡土情结的人，他有着“落叶归根”的观念，在外地漂泊几年后，身体越来越差，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回到内地。然而，杜月笙此后，终其一生，也没有回到内地。接近杜月笙的人说，曾经，杜月笙本来是有机会回到内地的。据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回忆：“父亲病重时，周总理托人来传话，请他回大陆。不过后来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回到内地。” 原因固然有很多种，但是最关键的一个，却是因为杜月笙看到了黄金荣的一张照片，让他打消了回内地的想法。 1951年，当时内地刮起了一场运动，黄金荣手下的不少门生，相继被抓。此外，有关单位在黄金荣家里搜出了不少违禁物品，比如烟土等。为了不被处罚，黄金荣只好在当时上海的知名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悔过书》，这件事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还没完，没过几天，又一张照片爆出，引发舆论哗然！在那张照片上，黄金荣手持扫帚，在昔日他的娱乐场所“大世界”门口，扫大街（图2）。曾经威风凛凛的黄金荣，如今居然沦落到如此境地，不免让人唏嘘。当时，黄金荣也在自我感慨：“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唯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 杜月笙虽然人在海外，但是他仍然每天看报纸，关注着上海的一举一动。当时，杜月笙正是重病缠身，家人害怕他看到报纸后受刺激，就把黄金荣扫大街的那张报纸藏起来了。后来，杜月笙觉察出了不对劲，报纸怎么少了一张？聪明的杜月笙，马上意识到，家人有事瞒着自己。在杜月笙的强烈要求下，家人只好把那张照片拿了出来。看到这张照片，“80多岁的黄金荣扫大街”，杜月笙顿时感慨万千，幸亏自己当时跑出来了，没有呆在上海。据记载，当时杜月笙看到这张报纸，是这样的场景：“杜月笙表情始则惊骇，继而切齿，然后便是深切的痛苦与悲哀。他脸色灰白，身子摇摇晃晃，勉强地将那一段新闻读完，自此便坐在沙发喘个不停。” ---杜月笙晚年周恩来曾邀请他回内地，不料他看到一张照片后拒绝了作者：当年一木图3：1935年，国民政府授予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采玉大勋章”，这一荣誉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也是民国时期最高的勋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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