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6个月前
“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他的措施是否有效 ?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 “我 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 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 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 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是失误 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 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同时还 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我毁于一旦是小事,让林彪跑了、毁了国家的 声誉、毁了共产党的威信是大事。 “谁应该在‘九·一三’事件上,负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责任呢?事实面前, 史学者和读者们自有评判吧。”(《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87-792) ---“或毁或誉任人评”——读《李作鹏回忆录》      高原
朱韵和
6个月前
《黄花岗》杂志的副主编李刚博士翻译了本书(《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绪论,斯特凡库尔图瓦撰写的“共产主义的罪行”。现摘录以下文字,在阅读时,让对照与联想并行。 “共产主义先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出现,比后二者更长命,而且在四大洲留下了印记。……施行全面镇压,并且最终实现国家政权恐怖统治 的,正是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不仅是针对个人,也针对世界文明和国家文化,都曾犯下许许多多的罪行。斯大林捣毁了莫斯科的数十座教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了让其狂妄自大能够尽情发泄,破坏了布加勒斯特历史悠久的心脏地区;波尔布特一砖一石地拆除了金边大教堂,并且让丛林长满吴哥窟的高宇;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将无价之宝砸碎或焚烧。可是无论这种破坏对于所涉国家和整个人类来说最终可能证明为多么的骇人听闻,它又如何能够与对人类——男人、女人、儿童——的大规模蓄意谋杀相提并论呢?” 滥杀是古今人类之大罪。由一个国家政权对其国民展开杀戮则是不可理喻的惨烈。据《共产主义黑皮书》说,共产主义革命的死难者,在20世纪总计为近1亿人,分别如下: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没有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约1万。 许多学者估计,以上数字要低于实际死于共产政权的人数。仅以中国大陆为例,中共一向掩盖真相,严密封锁消息,被迫害致死的真实人数实难统计。 在长达800多页的《黑皮书》中,有80多页关于中共在中国的暴行,题为“中国,进入黑夜的长征”。这一比喻手法的标题,着实触动人心。“长征”,那个中共绘制的光辉“火炬”,在多年前把中国带入了可怕的深渊和绝境!将近八千万生灵,牺牲在中共的铁拳下,山河凋零,乱象遍地,文化荒芜。 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绪论》中,有这样一句重要的话:“难以置信的是,从历史和道义两个视角,共产主义的罪恶行径都尚未得到公平和应有的评价。” 确实,今天,中共等仅存的几个共产极权仍然拼命掩盖其罪行,试图逃脱其被历史审判和清算的命运。同时,中共的共产暴行仍不为许多人所知;或者,人们即使知其一便不愿再知其二,认为与己无关,高高挂起。殊不知,中共的罪恶不仅虐杀生命,而且侵蚀思想,已经并正在把善良正常的人,一群一群的,一代一代的,转化成不信神灵、善恶颠倒的恶人。人若无德,不幸,随时可能降临。沉默与冷漠,即与帮凶无异。 中国人,不仅需要一本中文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更需要即刻行动,于反思中拯救心灵,拯救民族。 ---程晓容:《共产主义黑皮书》对今日中国的意义
朱韵和
6个月前
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窑洞的、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以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个人、现代对传统、标准对非标准、正确对异端的强力,独占一切现代传播工具,横扫一切公共空间,变成公共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语言,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谈心得、做检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裹着特定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 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模式的重塑和同化。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作为思想的工具,表达的工具,语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趣味、审美,甚至难于灵敏地感受它。    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你甚至不难发现,《人民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战”、“战役”、“春风”、“高潮”之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从上到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六个确保”……。    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们习惯用“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指称,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苦日子”,由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而像“解放后”、“改革开放以来”之类指称,甚至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它的约束甚至体现为,我们试图结构它时,也会自觉以阵营、以意识形态划分。 ---没有母语的人民 作者: 黄章晋
朱韵和
6个月前
曾经担任过中共要员的历史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的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身居高位,退位后仍然受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当事人,他们写作回忆录仍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有专人或者专门的班子协助,有权查阅档案,但所有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决议的既定结论来组织和取舍。避讳和掩饰相当普遍。有的回忆 录能在某些问题上说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己属难得。 另一种就是像吴法宪这样,早已从政治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政坛斗争的失败者,写作回忆录纯属个人行为,没有机会查阅档案,但一心想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见证。 两种回忆录,哪一种史料价值更高?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后者。过去常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受到史家重视的不是哪些官方投入人才财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忆录,反而是吴法宪这些政坛失败者个人撰写的回忆录。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而言,他们除了说出内心保存的记忆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资本。况且,他们写作时虽然已非戴罪之身,实际上还受到某种控制。如果刻意造假,无中生有,舆论对他们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接受审查,一些细节曾经反复交待,所以记得十分清楚。这些回忆录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受到史家的特别重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 丁东
朱韵和
6个月前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据吴法宪讲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执: 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执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 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分别取得了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的支持。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的讲话。而且,吴法宪还转述了叶群的说法,林彪在讲话前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张春桥敢于主张在宪法中去掉三个副词,估计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在九大的党章上圈掉了三个副词。而吴法宪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认为这是向林彪发难。林彪的讲话让他出了一口气,于是想扩战果,要求全会改变议程,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此前林彪打击的矛头指向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的时候,他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泽东是一家人,这次触动江青和她的亲信,就超出了毛泽东可接受的限度。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拥而上。称不称天才的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权旁落。于是,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打击陈伯达入手,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彻底摧垮了林彪一派。 读了这本回忆录,笼罩在庐山上的历史云雾,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 丁东
朱韵和
6个月前
吴法宪的文革经历,正好分为前后两半。前一半处于权力中心,后一半则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使他沦为阶下囚。在文革前五年和吴法宪同处中央领导层的当事人,今天全已作古。其中多半没留下回忆录,留下了回忆录的是少数。吴法宪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忆录,而且公开出版了,这是十分难得的。 不论 是研究党史,还是研究文革,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权力核心不透明。对外公开的信息,和实际的政治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如1965年12月,毛泽东、林彪决定在上海开小型会议批判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连当时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批罗的原因,反而要请吴法宪介绍从叶群那里听来的情况。这样的格局,哪里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 1966年8月初,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失势。以后的五年,毛泽东实际上凌驾于三派人马之上掌控政局,一个派系以林彪为代表,主要成员有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一个派系以周恩来为代表,包括一些国务院领导成员,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后,留在领导层里的人已经不多,后来李先念回到领导层;一个派系以江青为代表,还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 现在官方对文革的结论,以周恩来一派为正面,另外两派为负面,并认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其原因不难理解。邓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所以必须否定文革;林彪、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所以要彻底否定。但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是否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 在吴法宪看来,目前流行的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描述是相当失真的,对他个人判决也是不能接受的。他的回忆录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层政治斗争的图景:在九大以后,中央内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对立和斗争。因为与江青不和,陈伯达投向林彪一派,周恩来、汪东兴等也和林彪及黄、吴、李、邱站在一边。作为身处旋涡中心的当事人,吴法宪以自己的视角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 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萧华被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训斥,经叶群斡旋,才下了台阶。吴法宪认为,“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 丁东 图: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
朱韵和
6个月前
“文革”期间,毛泽东采用了政治运动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级党组织掌控运动,而是利用群众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之争,甚至升级为武斗。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标达到以后,重建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目标。此时,聂元梓、蒯大富却无力控制北大、清华校内的两派对立和武斗 ,毛泽东抛弃他们是必然的。聂、蒯对武斗中的死亡事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则要看他们是否亲自发令、亲自动手。蒯大富在“工宣队”包围清华时说过“可以武力抵抗”的话,当然对校内“武斗”负有一定责任。不过,当时他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但对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校的决策却事先毫不知情。然而,1983年给他定罪时,专门选择对他不利的证据,而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证据。 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整人的积极分子后来大多受到保护,只有“文革”后的情形例外。例如,“反右”运动后来基本上改正了,但当初的整人者却从来毋须承担责任,甚至不曾要求他们道歉,有官职的照样做官。而“造反派”这一批“文革”特殊阶段的积极分子却遇到了当局的特殊对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挨整,周恩来通过“清查五·一六”运动有意扩大了清查范围;“文革”结束后,从“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到“登记在册”,他们又一次挨整。毛泽东死后,最高权威变成了邓小平。由于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保护;“文革”前期邓小平曾经被批判,他自然要否定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两案审判”也好,“清理三种人”也好,其准绳无非是确立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文革”初期参与过打人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其父辈与邓小平同沉浮,所以被视为可信任的子弟而受到保护。1982年、1983年对“红卫兵领袖”的审判虽然标榜要实行法制,并且宣布只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其他问题,其实这次审判还是一次政治行为。 ---文革五大学生‘领袖‘----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 作者: 丁东
朱韵和
6个月前
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 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 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 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 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 ---骇人听闻 文革中女班长割五男生殖器泡酒 —我参与处理广西 文革遗留问题 作者: 晏乐斌
朱韵和
6个月前
朱韵和
6个月前
全民大炼钢的小火花 党号召开展群众性大炼钢铁时,我正在大学里读书,当时自己很兴奋,觉得大搞群众运动快速赶超英国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让我们不懂炼钢的人来炼钢,怎么炼,能炼出来吗?是让我们去炼钢厂帮忙,还是把我们集训一下,去办个小厂炼钢?都不是。硬是让群众白手起家,自己想办法炼出钢 来。尽管我心中牢记了“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但心里还是存有疑虑,觉得把炼钢看得太简单了,哪能人人都能炼钢呢?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遏制,记得我们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在一次动员大炼钢铁的会上曾说:“连市里的老太太都能在地上挖个坑炼出钢来,我们这些大学生怎么就炼不出钢来?这就是思想没解放,怀疑党的群众路线!”于是我和同学们赶快解除疑虑,按照党的指示,开动脑筋想办法去炼钢了。 我是我班的生活委员,劳动的事也归我管。我组织同学们找来了炼钢的材料和燃料,参观、学习了先行者是如何炼钢的,摸索出了炼土钢的办法。同学们搞来了不少废钢烂铁、木材和煤炭,建起了鸡窝式的三膛反射炉,也真的炼出了钢,锤成了钢锭,当时是很高兴的。没几天,废钢破铁没了,就把一些钢铁的成品,如:做饭的大铁锅、铁器物等,都拿来炼钢了。我班同学用架子车,从农村拉来不少农家用的大铁锅,都是好好的,因为当时农民都吃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自家的锅就不用了,动员他们献出来支援全民大炼钢。 为了炼钢,我曾砸过几十口锅。那些天夜里(那时我们每日白天上课只能夜里炼钢),我的工作就是用大铁锤把扣在地上的大铁锅,不顾震得手痛手麻,砸得七零八碎,然后让女同学用小锤把我砸的碎片敲成更小的块儿,再送到鸡窝炉内烧化炼成钢。实际上很难烧化,只是把小铁块们烧红,就让另几个男同学像铁匠一样把那些红红的小铁块们锤成一坨长方体,有婴儿枕头那么大,即所谓的钢锭。这就是我们炼出来的钢。 尚需提到的是,在有了铁锅作炼钢原料时,我班的钢产量明显的提高了,但是和高年级比还差得多,我去看了其他班的钢锭堆积情况,不见得比我们多,怎么炼钢成绩就比我们高呢?这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一句话提醒了我,她说你要从钢产量的估报上作文章。我回想了一下,在开始炼钢前,打擂比武定指标时我就犯了思想保守的毛病,团支书说一定要往高里报,不能比别的班低,越高越好,事后不会有人检查是否达到,主要是造声势,激发大家积极性,让大家鼓足干劲。于是我懂了,我班所报的钢产量也上去了。炼钢的同时,人也得到了锻炼,有时夜里苦战一通宵,白天还得照常上课,若没有坚强的意志和苦干的精神是不行的。 那时总说知识分子思想复杂,必须好好改造。可是,经历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我还是想得很多,心中还是纳闷,我们炼钢是为了什么,将已是成品的有用的金属器物毁掉再返回去炼钢,这纯粹是为了炼钢而炼钢,是糟蹋东西!我和同学们把那么多完好的大铁锅都敲成碎块,又费时费力费燃料把它们烧红锤成莫名其妙的非钢非铁非渣的坨坨,这算啥事?那么全民的大炼钢究竟怎么样呢?中国有句老话: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知道了我们大学生怎样弄出来亮丽的小火花和钢产量,我认为也可以推测出全貌。 1961年夏,我大学毕业了,在离校的前一天,我留恋地在校园里走了一圈,看到我们炼的土钢锭锈迹斑斑还堆放在教学楼后面继续生锈,我的心中说不出是啥滋味。 ---作者: 春之繁花
朱韵和
6个月前
应该说在‘无为事件’中,张恺帆的决然一跳,也决非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匹夫之勇,更不是在揣测圣意,做一次仕途上的豪赌。无为人和其他人,至今说到张恺帆和‘无为事件’,依然对恺公充满敬意,就是知道那时张恺帆,是明知‘无为放粮’是忤逆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方针背道而驰的。 尽管现实是中央农业政策已完全失败了,但在专制社会里,地方官员决无可能改变中央决策,弄的不好不但改变不了现实,反而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张恺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是知道这些规矩,有人称之为‘血酬定律’的。知道了为何还要逆‘龙鳞’而行?这或许是张恺帆和‘无为事件’,旧事重提原因之一。 迫使张恺帆奋力一搏的直接原因,是张恺帆面对无为饥民的苦苦哀求,和满乡戴孝的乡邻,尤其是因大批死人,乡人无力深埋,而处处散发出的尸臭。据《张恺帆回忆录》记载:“……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回忆录346页)面对家乡父老如此凄惨的现实,如果你是张恺帆,手中还有一点权力,只要你的良知,还未泯灭,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其实说什么‘张老k大闹无为’,全是批张时夸大之词。张恺帆出身农村,又是个务实之人,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首先是解散人民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分的口粮,发到农民手里;把非法‘平调’出去的房屋还给农民;把没收的自留地还给农民,抢种晚秋和胡萝卜等快熟农作物救命;把关闭的集贸市场重新开放,允许农民捉些小鱼小虾,活跃市场。就是著名的‘三还原’。条条都是活命政策,件件都在温暖农民的心。张恺帆两次在无为召开四级干部会,加速实行上述救命措施,也确实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使濒死的乡村,迅速恢复了生机,饿死人数快速减少,农民们有点像人一样活着了。‘张青天’的名字也被叫开了,那是众望所归! 然而,农民们欢呼了,推行极左路线的恶吏,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犯愁了,他知道自己治下,饿死了这么多人,在古代是要下油锅烹了的。但他有恃无恐,他是紧跟毛泽东和曾希圣的,再死多少人,只要路线正确就没事。而张恺帆别看你做了多少好事,但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于是一纸黑状,送给省长黄岩,黄岩急送给正在庐山上围攻彭德怀的曾希圣。曾也马上呈送正大发淫威的毛泽东。这才有了毛泽东关于张恺帆无为问题的凶狠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毛泽东8月10日(1959年)” 毛的批示当时即转发全国的,随即又扩大了反右倾斗争,加速了共产风肆虐,更多的百姓是在毛的批示后被饿死的。所以说‘无为事件’不是一件局部的伤害,而是全国性人祸大饥荒,重要的一环,有很重要的标本意义,永不过时!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 茆家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