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统计数据

2932

文章

0

粉丝

0

获赞

97405

阅读

7个月前

编程随想：《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老胡逝世之后不久，《导报》跟《新观察》联手，于4月19日在北京举办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新观察》的主编戈扬女士（俺在前一帖提到过她，列位看官应该有印象）和《导报》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还邀请了不少知名人士（胡绩伟、李锐、于光远、苏绍智、严家其、戴晴、陈子明等）。在座谈会上，严家其（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和戴晴（光明日报记者，叶剑英养女）的发言比较尖锐。　　严家其谈到说，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更替没有实现程序化，完全取决于少数高层人士的个人意志。胡耀邦就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　　戴晴谈到说，党的历任总书记大都没有好下场，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胡耀邦，都是如此。　　钦本立当时在上海，没有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的内容是通过张伟国汇报给他的。钦本立对此次座谈会很重视，要求把所有的发言都刊登出来，总共用掉5个版面（这在《导报》历史上前所未有）。钦本立与江泽民闹翻，《导报》被接管 ◇4月21日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听说《导报》要开辟专栏，大幅报道“胡耀邦座谈会”，非常紧张（当时北京/上海的学生都开始闹起来，老江怕出啥乱子，会丢官）。于是老江就派他的亲信曾庆红（市委副书记）和陈至立（市宣传部长）去审查。4月21日下午，这两个亲信找到钦本立，要求看即将出版的439期《导报》的清样。看完之后，曾/陈二人认为：严家其和戴晴的言论太敏感，需要删掉。但是钦本立坚决不同意，说：出了事情他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双方相持不下（顺便插一句，如今哪个报纸的总编敢这么牛B？）。 ◇4月22日既然手下的马仔搞不定，老江只好亲自出马。为了给钦本立施加压力，还叫上了汪道涵。汪道涵是何许人捏？此人曾担任上海市长，是江泽民的老上级，跟江的关系密切（老江就是靠他提拔，才升官的）；另一方面，汪道涵跟钦本立也有十多年的交情，汪还是《导报》的名誉理事长。　　到了报社，江汪二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三人争执了很久，一直到了晚上，钦本立让步，同意删掉500字的敏感言论。 ◇4月23日谁曾想，4月23日早上，江汪二人拿到的第439期《导报》，依然是未删节版本。据说汪道涵气得破口大骂，宣布跟钦本立绝交。江泽民当然也很恼火，责令有关部门把已经分发出去的那期报纸强行收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有相当数量的报纸流传到民间（下图是那期报纸的照片）。可能有些同学比较好奇，想知道：钦本立既然已经答应要删节，为啥最后出版的依然是完整版本？据俺看到的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说法1：因为22日谈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等到钦本立回到报社，通知印刷厂的时候，已经有部分报纸分发出去了。说法2：钦本立故意用缓兵计拖延时间。 ◇4月24日那段时间，外国记者的嗅觉都很灵敏。第439期《导报》没有正常发行，立即引起外国记者的注意。到4月24日，多家外国媒体（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都纷纷发布了《导报》脱期的新闻。外媒还猜测，《导报》报社已经被上海市政府整肃。　　其实捏，当时的老江仅仅是要求追回那期报纸，尚未出重手整肃《导报》。因为《导报》一直被认为是朝廷改革派在民间的喉舌。而当时朝廷高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均力敌，总书记老赵也是改革派。在这种情况下，老江还不敢对《导报》轻举妄动。 ◇4月25日这天，朝廷高层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老江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手，他一看老邓的讲话，就明白政治风向标要转向了。于是，他也跟着强硬起来，准备对《导报》下手。 ◇4月26日老江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有一万四千人参加），通报朝廷的《4·26社论》。就在这个会上，老江以违反党纪的理由，撤掉钦本立的职务，并宣布接管《导报》编辑部。以下是当时上海市委的通告：（摘自《八九民运史》）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市委决定：停止钦本立同志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并向《世界经济导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由刘吉同志任组长，孙恒志、张家俊同志为成员，马达同志任顾问。《导报》整顿期间，由整顿领导小组主持《导报》工作。以上就是震动全国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简要经过。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胡耀邦追悼 #悼念座谈会 #中国政治 #新闻事件

7个月前

“八六学潮”的平息北京的元旦大游行，基本上可以算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了。虽然这次学潮蔓延到很多大城市，但到了1月中旬，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都渐渐平息了。可能有读者会觉得奇怪，为啥这么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平息了。俺琢磨了一下，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学生缺乏经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显然，参与的学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没有建立学生组织在“86学潮”中，虽然很多高校都搞了示威游行，但是都没有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来推动。人气就容易散去。大概是吸取了1986年的教训，到了“六四运动”的时候，北京的高校就成立“高自联”这一学生组织。 ◇政治诉求的不足虽然上海和北京这两地的学生，都提出各自的要求。但由于他们缺乏经验，这些政治诉求没有做到广为人知。而且不同城市的学生，提出的政治诉求各不一样，缺乏统一性。 ◇缺乏足够好的契机 “八六学潮”的契机，说白了就是中科大的学生对人大代表选举不满而爆发的。这样一个契机，缺乏足够的影响力。而89年的契机是胡耀邦逝世，其影响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临近春节在北京的元旦大游行之后，距离春节已经比较近了。要知道，大部分的学生都不是当地人。一旦临近春节，很多人都开始准备回家过年，没有精力再搞学运。 ★“八六学潮”的影响虽然“八六学潮”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其影响非常深远。 ◇对朝廷的影响这次运动直接促成了皇帝被废。胡耀邦被废黜之后，朝廷高层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保守派短期内占了上风。 ◇对知识界的影响这次学生运动让当时的邓太上皇非常生气。在12月30日的朝廷高层会议上，老邓特地点了三个人的名字，要求把他们开除党籍。以下是老邓的原话（摘自《邓小平文选》）：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方励之是科学家，前面介绍过了。刘宾雁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王若望也是作家（此人被老蒋关过，被老毛关过，“六四”又被老邓关过）。他们仨都是天朝知识分子中的活跃民主人士。　　老邓通过此举传达了一个信号，来警告那些政治活跃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八六学潮”之后的一段时间，知识界的风气变得沉闷了。这个沉闷的气氛，大概一直持续到1989年。 ◇对大学生的影响对大学生而言，这次运动可以看作是一次彩排。不少参与的大学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应用到2年半之后的六四运动中。另外，很多参与者后来也成为六四运动的骨干分子。 ---编程随想：“八六学潮”始末

#八六学潮 #北京游行 #学生运动 #大城市平息 #运动原因 #经验不足 #学生组织

7个月前

在湘西是怎样杀反革命的，根据已有资料，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一）公审大会后处决。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方式，选择的对象为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参加大会的人从几千到几万，并组织与会者登台控诉其罪行，然后公开宣判，处以死刑。（二）训练后处决。1949年10月，解放军湘西军区政治部在沅陵开办了一个名叫“和平军官训练班”，参训的学员都是高级别的投诚起义人员。在办班初期，也确实像个“教育改造原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场所。可是，风云突变，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特别是47军奉命赴朝参战前夕，前后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几百名投诚起义人员，几乎全部被杀害。在这个“训练班”的被处决的人多达279人（注6）。据说大部分处决是分批进行，用机关枪扫射。（三）成批处决。笔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作为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驻记者，曾经听人说过这种屠杀：先选择一个山谷地方，预先布置好刑场，山谷两端设置警戒，随即将要处决的人，以转场名义重兵押送过来后，立即进行枪决。 47军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到：“有的地方有成批杀的现象，如芷江、辰溪、沅陵几个城市中曾一天杀过三五十人的。” （四）每天处决。47军定于1951年2月入朝参战。在中共看来，为了确保安全，必须在47军撤离之前消除可能出现的隐患。截至1951年1月15日止，除去此前处决的外，此时尚关押36,583名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注2），分别在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的监狱和临时关押点。放手镇压是从1950年12月中旬开始的。那时各处关押的人会在五万以上。时间紧迫，要处决的任务大，便不得不成批处决和每日处决了。仓促行事，以致有的就杀在空路上，也有没有及时掩埋的。 47军向上级的报告中也写到：“一段时期每天都有枪毙的。” （五）借刀杀人。我国古代有“充军”之制，百度搜索网上关于“充军”一词的解释是：罚犯人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如此”。据当年在沅陵县公安局工作的杨先树回忆，上级布置任务时就是说，“找批身体健康、罪恶不大的，准备充军去”。47军撤离湘西时，带去朝鲜前线充军的约7,000人（有说带去的近一万人；后来因前线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这样充军人数要超过一万——注8）他们虽然身着志愿军军服，但并非正式军人，他们自认有负罪感，是走上“救赎之路”。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像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注8）可以说，他们是被当做“炮灰”送到前线的，是共产党借刀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文（四）节中说到的金珍彪，是被充军到朝鲜的前土匪，他却是杀敌最多，获得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曾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可是他在1962年8月复员回到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故乡小山村时，迎接他的不是英雄礼赞，而是冷漠、戒备、警惕，并被打入“另册”，以致他不得不遁入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注8） ---湘西剿匪的血腥历史“投诚”人员尽遭屠杀作者：罗印文

#湘西 #反革命 #公审大会 #处决方式 #历史事件

7个月前

1959年5月，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致使许多公共食堂第二年出现青黄不接窘状。拍摄地点：松江县天马公社。吴四一摄影。

#大跃进 #公共食堂 #粮食短缺

7个月前

1950.12 松江县人民法庭举行审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法庭现场。拍摄地点：松江火车站广场。吴四一摄影。

#1950年 #反革命分子 #松江 #公审大会 #人民法庭

7个月前

1964年秋，松江有志知识青年踊跃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图为上海火车站待车场景拍摄地点：上海火车站。吴四一摄影。

#知识青年 #新疆建设兵团 #1964年 #上海

7个月前

编程随想：山雨欲来的1989年话说历史的车轮，终于行进到1989年。在天朝，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那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往往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通常是天朝的屁民产生普遍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并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某个事件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于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就在短时间内爆发了。北洋时期的五四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挺熟悉），文革时期的四五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较陌生），89年的“六四运动”亦如此。此规律不仅适用于天朝，老外也一样（不信请看今年中东流行的“茉莉花革命”）。　　所以，今天俺要跟大伙儿聊一聊：在1989年的年初，天朝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全球政治形势——共产阵营开始瓦解先说说89年的国际政局。跟天朝关系最密切的大概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土崩瓦解。 ◇苏联共产阵营的瓦解，首先开始于苏联。　　大伙儿都知道，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戈尔巴乔夫（脑门上有胎记的那哥们）。他面对苏联内外交困的局面，被迫推行政治改革。在1988年夏天的苏共党代会上，戈同学提出了苏联的改革应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同年，戈同学还宣布释放苏联所有的政治犯，并且为斯大林在历次大清洗中的遇难者建立纪念碑（说到大清洗，苏联的斯大林、纳粹的希特勒以及及天朝的毛太祖，并称20世纪三大刽子手）。　　到了1989年的3月份，苏联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大选（类似天朝的人大代表选举）。其重大意义在于：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允许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参加选举。那次大选中，苏共的保守派候选人多有落选，反而像叶利钦这种激进改革派以高票（89.4%）当选。另外，很多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比如萨哈罗夫）也高票当选。很明显，苏共作为执政党，已经失去了很多民心。　　除了允许党外人士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戈同学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是：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按照当时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让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道路。原先东欧那些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苏联老大哥的附庸国。好几个东欧小国，都是靠着苏联的武力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一旦苏联放弃干预，东欧的共产党就纷纷垮台。 ◇波兰在东欧剧变中，波兰共产党（全称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以下简称波共）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它是被波兰的团结工会击败的。　　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它一直是非法组织，只能在地下活动。到了1988年，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靠山，波共再也无法压制团结工会，只好承认其合法地位。于是团结工会就从地下组织变为公开活动，并迅速壮大。到了1989年，波兰的1200万工人中约有900万人加入团结工会。　　顺便说一下，波兰在1989年6月4日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彻底击败波共。而就在同一天，在地球的另一边，另一个共产政权调动野战部队，开始在自己的首都杀人... ◇匈牙利在那年2月，匈牙利政府宣布为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平反，并称其为“人民起义”。在平反之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天朝对“六四事件”也是这么定性的）。匈牙利政府的这一声明，着实让天朝政府尴尬。因为当年就是天朝的毛太祖极力怂恿，才让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出兵匈牙利。　　顺便扫盲一下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　　此事同“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由大学生最先发动，社会各界都积极响应，都震惊世界，当局都动用正规军（包括坦克）进行镇压。不过，匈牙利的老百姓还是比天朝的屁民牛B一些，他们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很多人跑到军火库抢武器，然后跟军方展开巷战。如果不是苏联老大哥在最后关头派出精锐部队，光靠匈牙利本国的军警，还未必能摆平。 ★国内政治气氛，民主人士重新活跃介绍完国际形势，再来说说国内政治形势。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大概是受到了苏联改革的鼓舞，天朝的一些民主人士再度活跃起来。俺在《八六学潮始末》一文提到的方励之，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位方校长在“八六学潮”后，已经被罢官并被邓太上皇点名开除党籍。这样一来，他反而更没有顾忌，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全盘西化”。有可能是受到戈尔巴乔夫释放政治犯的启发，1989年元旦刚过没几天，方励之就发表了《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朝廷关押的政治犯。　　这封公开信引发了连锁反应。到了2月初，著名诗人北岛，联络了33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发了另一封公开信《北京文化界致人大常委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上面签名的名人有：吴祖光、冰心、萧乾、李泽厚、包遵信、王若水、陈军等人。然后，在二月底是《北京科教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联名签署的有王淦昌、许良英、茅于轼、包遵信、吴祖光等42人。再然后是三月底的《文化界给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联署人有戴晴、徐友渔、史铁生、严家其、李银河等43人。（上述公开信的内容在"这里"）　　这些公开信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党国高层推动政治改革，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公开信的联署人，很多都是天朝各界的著名知识分子（有些人名，大伙儿应该常听说），有不小的影响力。 ◇大学生心潮未退虽然“八六学潮”没有掀起太大动静就平息了。但是国内很多高校的学生并未善罢甘休。正所谓学潮退了心潮未退。朝廷官方在1988年搞的一份名叫《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选择》的万人问卷调查，很能说明当时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以下是俺从问卷调查结果中摘录的部分数据：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 39.7%　纯粹是一种空想，永远无法实现 25.0%　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对共产党的看法 53.4%　不想入党 45.65%　党风越来越差 15.85%　党风差的根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对八六学潮的看法 53.56%　根本起因是国家体制的弊端和不正之风 14.27%　八六学潮，学生根本没有错 42.32%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参不参加要视情况而定 5.7%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要积极参加对改革开放的看法 41.71%　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5.65%　管它什么主义，只要富起来就行 8.77%　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全盘西化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当时的大学生，不满情绪很明显。而且很多人在问卷中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该调查结果或许是偏乐观的——实际的不满情绪会更严重。除了这个问卷，党国官方也搞了其它一些调查：据说在团中央和国家教委1988年下半年提交的相关报告中，都警告了大规模学潮的潜在风险。 ★国内经济形势——基层屁民意见很大说完政治层面，再来说说经济层面。 ◇物价飞涨 1988年，天朝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物价飞涨。物价猛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于是屁民们纷纷去银行取钱抢购商品。很多地方因此出现挤兑（银行挤兑这种事情，在天朝是很罕见滴）。仅在第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额就降低了300亿（当时全国居民存款额是4000亿）。对1988年的抢购潮，年纪大一些的网友，应该都有印象。80年之后出生的网友，可以问问你的父母。　　朝廷官方为了稳定人心，赶紧让国有银行开办保值储蓄的业务。保值储蓄的意思，就是确保长期存款利息能够略高于通胀率。否则的话，以当时那么高的通胀水平，存在银行里的钱会快速缩水。　　被物价问题这么一闹腾，很多老百姓手头的钞票都贬值了，心里非常不爽。 ◇腐败严重另一个让屁民很不爽的事情，就是党国的腐败问题——这已经是天朝的老问题了。自从经济改革之后，腐败之风日渐盛行。有权有势的官员，想尽办法玩权钱交易的把戏，以此来大捞一把。　　说到八十年代的官员腐败，其特色现象之一是“官倒”。可能80后、90后的同学，不太明白“官倒”是咋回事，俺大概解释一下。　　那会儿，天朝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面上的一些重要的商品实行双规制。双规制就是说商品有两种价格：“官价”和“市价”。市价大家比较好理解，就跟现在的市场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官价则是官方硬性制定的。当时的一些国有企业实行计划供应，根据官价来采购商品。　　由于市价通常远远高于官价，某些具有物资调拨权力的官员，就可以把某些商品（比如钢材）以官价调拨给自己的亲属，然后其亲属再拿到市面上以市价出售。这一转手就可以赚取2到3倍甚至更多的差价。 ◇屁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天朝的屁民中，虽然不乏热血青年及理想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的屁民，都是很实在、很功利的。只要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受到明显伤害，通常是不会闹事滴。然而，1988年的通胀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终于让这些屁民感觉到自身利益受损。这也就是为什么89年的学潮，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进来。

#1989年天安门事件 #政治运动 #社会背景 #1989

7个月前

“八六学潮”的起因话说1986年的12月，恰逢合肥市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说到人大代表选举，大伙儿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在当今天朝是不可能有正经的选举滴。所谓的“候选人”，都是各级领导们事先内定的；所谓的“投票”，都是走过场——反正就那两三个候选人，选来选去都选不出什么花样。这是举国上下皆知的潜规则，中科大当然也不例外。当时中科大的校方已经内定了候选人，据说还搞成了【等额选举】。所谓的【等额选举】就是——N 个候选人竞争 N 个职位，不管选民如何投票，每一个候选人都能如愿当选。这简直就摆明了不把中科大的那帮大学生选民当回事嘛！这下，中科大那帮富有民主精神的大学生不乐意了。当天就有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强烈质疑校方的做法，并且号召那些热衷政治的同学，自告奋勇去参加竞选。贴大字报，在当时也算是风险较大的举动。要知道，自从1980的西单民主墙事件（前面的帖子提到过）之后，老邓就授意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以，贴大字报在当时算是违法行为，朝廷可以名正言顺地抓你。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在当时敢于带头贴大字报，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滴。　　话说大字报贴出之后，学校方面知道这帮大学生不好惹，就做出让步——于12月4日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竞选大会。在会上，有八位自告奋勇参选的积极分子上台，同校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辩论。结果，校方指定的候选人完全不堪一击。　　辩论完之后，方校长上台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学生的民主诉求。其中有一句名言——民主是自下而上争取的，不是自上而下给与的——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但他也呼吁学生们要理性、克制。最后，方校长还郑重承诺：谁要想因为这次学生争取民主选举而迫害我们的学生，除非把我撤职查办！　　既然校长承诺了，不会秋后算账，再加上方校长那句名言的鼓舞，很多学生士气大振。竞选会一结束，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就开始策划第二天的上街游行。其实捏，方励之本人是不赞同上街游行的。第二天（12月5日）上午，当方校长得知学生要游行，他立即赶到校门口去劝阻。但那个时候，参加游行的学生士气高涨，方校长已经不能掌控局面了。之后，游行队伍从校门口出发，浩浩荡荡奔向合肥市政府和安徽省政府的驻地。后来，安徽的其它高校（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也加入游行队伍。　　自此，“86学潮”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 “八六学潮”的扩大 ◇合肥在12月5日的游行之后，以中科大为首的合肥高校在12月9日又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游行。有两千多名学生甚至冲进市政府大楼。在当天的中科大校园，还出现名为《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大字报，写得非常大胆，矛头直指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以上是该大字报的摘录，引用自《(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 1990年） ◇上海中科大开了头炮之后，大概是地缘接近的关系，上海首先受到影响。在上海的高校中，同济和交大作为偏理工科的高校，其活跃程度反而超过复旦。12月7日，同济大学率先贴出大字报《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在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几大高校的学生都非常活跃，频繁串联，相约在12月19日展开大规模的游行。　　当时的上海市长是江泽民（也就是当今太上皇）。他听闻学生要在12月19日搞大规模游行，就在18日赶到上海交大，妄图说服交大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交大，一来交大是老江的母校，二来交大学生在当时非常活跃。在交大的学校大礼堂，老江口若悬河地说了一通。在谈到民主的话题时，还刻意显摆了一下自己的洋文——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看来老江显摆洋文是有历史渊源滴。香港回归后，老江面对香港记者尖锐的提问，恼羞成怒之下又爆出了：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话说老江的背诵，把某些天真的同学唬得一愣一愣的。紧接着，老江妄图动之以情。他在台上诉苦，说自己要管理上海，有很多难处，云云。有学生听得不耐烦，在台下喝倒彩，并喊：不要啰嗦！老江身为堂堂市长，哪受得了这个，当即声色俱厉地发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级的？你敢上台来吗？没想到那个学生胆子挺大的，一下子跳上了讲台说：我叫贺东东，85级工业管理系XX班的。一下子就把老江给镇住了。然后，贺东东在台上接连提了几个问题，每提一个问题，台下就爆发出猛烈的欢呼和鼓掌。而老江只能在边上干瞪眼。之后，很多同学受贺东东鼓舞，一个接一个排着队上台发言。每当发言得到同学们的共鸣，大家就报以热烈的鼓掌。而老江只能呆呆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插不上。据说整个集会从下午一点一直搞到晚上七点。最后，交大校长找了个借口（说老江晚上有外事活动），才帮老江解围。（在本系列中，这是江蛤蟆第一次粉墨登场，他在后面还有好几次露脸的机会）　　第二天，上海各大高校如期进行大规模游行，据说游行队伍把南京路和外滩都占满了。当天晚上，有上千名学生聚集在市政府门前，一直到凌晨。天亮后，上海出动两千多公安，才驱散现场的学生，并把部分学生强行送回学校。　　在那天的游行中，上海的大学生还提出了如下4点政治诉求： 1. 惩治贪官污吏； 2. 开放新闻自由； 3. 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 4. 承诺不秋后算帐。 ◇北京北京的大学跟上海类似，也是偏理工科的清华开了头炮，率先在23日举行大规模游行（清华的游行队伍还刻意从北大经过）。到29日，北师大也跟进。之后的2天，各大高校都出现了元旦大游行的标语和大字报。北京市政府如临大敌，元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严密布控。但还是有数百名大学生突破封锁，在广场上打出“言论自由”、“反对暴政”等多条横幅。不过，仅仅几分钟之后，参与打标语的几十名大学生就被公安带走。　　在元旦的游行中，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也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1. 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 2. 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 3. 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 4. 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编程随想：“八六学潮”始末图：1986年12月21日，上海的学生游行队伍

#八六学潮 #人大代表选举 #合肥 #中科大 #等额选举 #潜规则

7个月前

三妹与北京卫戍区司令也有染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1965年三妹所以急如失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己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让当老公的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着，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着，谁想去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却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藉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捏死一只蚂蚁似的灭掉你，死了也不知是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己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己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己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来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裘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吞声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己经病入膏盲，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己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以来都将此事严格保密。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位)，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沈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XX，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10月6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胳膊和双腿，更“去眼，烽耳，饮瘩药，便居厕中，命日’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卢弘：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

#北京卫戍区 #三妹 #政治丑闻

7个月前

杀人太少一个春风沉醉或是一个夏日醺风的夜晚，美丽的日内瓦“兰多尔特”咖啡馆里坐着几位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信徒、职业革命家们，他们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时年40岁）和他的得意学生列宁（时年25岁），法国的保·拉法格（53岁）、茹·盖得（50岁），可能还有沙 ·龙格。后三位的名字我们都不甚熟悉，但他们都是法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其中的拉法格正是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就是他的大作。窗外湖光山色，窗内咖啡氤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已经凋零，中一代革命家及青年翘楚列宁同志正品茗咖啡，情绪悠然，闲聊的却是麻辣话题——杀人。话题还是普列汉诺夫引起的。他们在谈到法国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时，老普同志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话音刚落，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他的老师：“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总结雅各宾派失败原因的。就像当今也从来也没有人总结柬埔寨共产党失败的原因是波尔布特“杀人太少”一样；也没有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杀人太少”一样。老普同志在《政治遗嘱》中追述了上述尘封往事的细节，接着说：“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列宁同志虽只执政六年，俄国已有百万人头落地了。列宁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执政，人头落地更以千万计。在这次咖啡馆谈话60年后，1956年的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发生是社会主义阵营前所未有的，它对万里之外的毛泽东同志影响至深至巨。在随后的几年中，毛同志不断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来总结去，赫然竟也是那句话：“他们杀人太少”。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同志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一方面，毛同志很得意于我们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们和他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土改、镇反中杀了很多人。另一方面，毛同志又认为在我们中国也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措施就是抓紧阶级斗争，多杀人，杀够数目。在此之前，有一次刘少奇同志谈到越南时对越南土改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同志插话道： “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 不知这个70万的数字从何而来？如果是指建国以来所杀的人，恐怕几个70万也打不住。毛同志说“革命嘛！”，这句感叹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说革命嘛，哪能不杀人？而且要“杀人”，而且要“大张其鼓杀人”。因为老普同志的《政治遗嘱》是在1999年才公布于世的，毛同志生前是不可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列宁同志说过的“杀人太少”的话。然而这两位伟大领袖却能相隔遥远的60多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说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话语来。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主义相通心相通，英雄所见略同。 ---英雄所见略同之一：杀人太少作者: 胡鹏池

#马克思主义 #职业革命家 #工人运动 #列宁 #普列汉诺夫 #20世纪初 #法国

7个月前

认识列宁：从沙皇全家灭门疑案说起 “1897年二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就向当局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理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后来她又要求在路经莫斯科时停留一个星期。她甚至写信给东西伯利亚的总督，要求将儿子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某个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同时，列宁本人也向政府提出了这些要求。当这些要求被一一满足后。” 列宁被流放后，“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沙皇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８个卢布的津贴，列宁写信描绘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是：‘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化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他甚至把自己的流放地和家人在瑞士的度假胜地斯匹兹相媲美。在这里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是在流放地结得婚，婚礼还是在一个教堂里举行的。沙皇政权这种仁慈，或者说对列宁的这种仁慈，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为自己种下了掘墓的十月革命！列宁手里一有枪，便开始斩草除根了。 “1918年7月17日，秘密警察“契卡”头目按布尔什维克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抢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满门处决。遇害者有沙皇夫妇、四位女儿，一位儿子、一名御医、三名待从。被杀死的四位公主分别是：22岁的长女奥莉佳，20岁的塔吉雅娜，玛丽亚19岁，阿娜斯塔茜雅17岁，最小的王子阿列西斯才14岁。据参与者、曾任驻波兰大使的沃依柯夫等人回忆说：枪决后进行了毁尸，历时三天，尸体被毁容，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 残忍吗？太残忍了！推翻沙皇政权，你弄死沙皇，也许还能讲出理由。但有什么理由满门抄斩杀了沙皇一家，连孩子都不放过？据史料介绍：“沙皇政权在一八二六至一九○五的八十年间处决的政治犯共有八百九十四名，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以后斯大林统治下三十多年计，死于大清洗，古拉格群岛和秘密警察专政下的无辜，更是不计其数！” ---作者：吴大江图：末代沙皇和皇后，四位公主，一位儿子

#列宁 #沙皇灭门案 #俄罗斯革命 #流放生活 #历史事件

7个月前

李志绥回忆录多次证实其事其人前苏联有部关于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个颇有姿色的使女，其实是他养的小情妇，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欢，却被使女迎面给了一耳光，原来她己被皇上”宠幸”过了，身份已由原来的使女变为未来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将自己的小情妇拱手让给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这样，三妹由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突然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其原因只是她不仅成为伟大领袖身边的人，更己受到当今”皇上”的”恩宠”，她的身份地位已是一位”宠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语了。不过此事绝对不能乱说，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隐私，更事关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追究起来将罪责难逃。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不仅逐渐得知一些真情实况，又己有书为证。文革以后若干年，国内秘传着一部禁书，即在国外写作并在境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我早已风闻此书，但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是很难看到的。有回我们老军长和二姐的儿子来我家，说到此书时，他说他已看过，并且不无炫耀地说，那书里写了我三姨，连我妈都写进去了。后来我终于找到此书，读后发现其中果然多处写到三妹，也写到了二姐。原来三妹自从进”宫”，被老人家钦定她像杨开慧后，真的继承了”烈士遗志”，并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职责，不断被伟大领袖”宠幸”。她发现老人家虽然”日理万机”，却又有此一好，实为日理万”姬”，她就以身相许，努力为其服务，更为求其欢心，再为老人家引进别人，好让他换换口味。她陪”驾”到上海时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领来朝拜”圣上”，哪知”龙心”不为所动，因为她嫂子虽也有几分姿色，却没有被老人家看中，当天就将其打发走了。后来她又跟老人家到了无锡，当时仍当军长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无锡，她就领着二姐夫妇一起来参拜”皇上”，这时二姐虽然已近中年，却仍姿色出色，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老人家一见立即龙心大悦，先留他们夫妇二人与伟大领袖共进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饭后却让当军长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将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几天”龙恩”，虽然三妹这时已当了”拉皮条”的角色，他们姐妹二人共用了”皇上”恩泽，凡人哪有这等福气呢?当时正随”驾”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和李志绥医生，指着三妹悄悄说，她妈妈耍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的。书中又写到，李志绥医生发现伟大领袖沾上了”滴虫病”，这是从别的有此病的女性处得的，但对男性无妨，只是在他再与另一女性干那事时，又会将病菌传给下一个。李医生禀告”皇上”说，这病会传给江青的。伟大领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没那事了。后来我知道，那滴虫病就是三妹”献”给伟大领袖的，因为我那”铁哥们”画家，也沾过三妹这光。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关押揪斗又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那玩儿怎么也硬不起来，好容易勃起了，却一进去就”疲软”了，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 ---卢弘：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

#李志绥回忆录 #前苏联故事片 #彼得大帝 #三妹文工团员 #伟大领袖

7个月前

三妹获毛泽东赐御名”李霞”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着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们一老一少相谈甚欢时，中南海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铁道兵文工团，批评他们怎么没管好自己的团员，居然让她闯到伟大领袖身边来了。警卫室让文工团团长政委马上赶到中南海海来，准备等”私闯后宫”的，已成为老人家身边”李霞”的团员，出来时带回团去，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几个小时以后，也许”日理万机”正”为国操劳”的伟大领袖确实另有公务，三妹这才恋恋不舍地”退朝出宫”，一到中南海门口，就由自己的团长、政委带了回去。不过团里谁也不敢怎么着她，因为她己有了”尚方宝剑”，说是毛主席让她以后随时可以再去，并且留了相互联系的办法，使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并且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后，她就被调出铁道兵，”奉旨”安插到离老人家更近的北京卫戍区，又进了什么公安学校，据说老人家非常关心她，让她脱产学习特别是学外语，说要将她培养为贴身秘书，并且不论何时，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进”宫”伺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时，她也得陪”驾”，一时成了伟大领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至于是”宠臣”还是”宠妃”就说不清了。为毛诞下“龙”种？也就在此期间，即1965年秋，我那”铁哥们”画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电，如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务。他一头雾水地赶回京城，却见已为他布置好了新房，立即“奉旨”与三妹完婚大吉，并且筹办喜事全部用费，皆由伟大领袖处支付。为他们操持一应婚礼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这是执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这使我那“铁哥们”画家，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没做梦就娶上了媳妇。他们婚后，相继有了一儿一女，越长越大后竟没一个像他们的爸，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好在当爹的并不计较，当时也没DNA检查，也就由它去了。到”文革”时期，三妹和画家天妇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妇二人各走一极，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当时她经常出头露面，对下属的各个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等等，到处下命令作指示，还曾领着样板戏女演员，随她进”宫”参见人们梦寐难求的伟大领袖，既使她们亲耳玲听了凡人未闻的”最高指示”，又为当今”圣上”当面恭唱了”堂会”折子戏，都使女演员们获得了此生的最高荣誉。1967年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广大革命群众，原是文工团员的三妹，竟手抱语录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之间。只是这时她那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不仅没有如此风光，反而成了所在单位掌权造反派的对立面和阶下囚，因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夺权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气，使那画家受了很多罪。在两派斗争中他也成了着名人物，不过是反面的，”坚决打倒”他的大标语，刷到了天安门城墙上，比他作为画家的名气，大得怎么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当年的三妹，有时运用权力和关系，拉他或帮他一把，却又常常顾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对立面批斗关押和刑讯逼供，因此我那画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头，与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个如天堂，一个进地狱，他们夫妇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时分时合，闹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好在不论别人怎么折腾，三妹身后自有最大后台，使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照当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组长。可别小看这个副组长，其能量和威风却大得令人目炫，许多上层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曾与三妹同行的刘庆棠(也就是人称”长征两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的那个舞蹈演员)，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门前老是停着作为高级干部标志的红旗轿车，原是我们军长的二姐她丈夫，对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来，时时来讨教和请示她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条，即她能通”天”，全国八亿人，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见伟大领袖的人之一。连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即现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西侧贵宾楼的原址。不只如此，家里还按了部摇把电话机，那头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随时传唤她进”宫”，电话铃响后，红旗轿车就到门口，马上将她接进”宫”去。可怜我那”铁哥们”画家，虽是她的老公，却成了她家男仆，吴德、吴忠和刘庆棠等一到，因为都是夫人的高官贵宾，他就得在一边递茶倒水伺候客人，夫人俨然是党国要人，老公只剩了喊”喳”应”诺”的份儿了，他们家只有”母鸡”会”打鸣”了。 ---卢弘：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编者按：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两位主角，妹妹2003年已经作古，姐姐则还健在，她们就是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中所披露的那对姐妹花，先是妹妹被毛泽东”宠幸”，一度差点为毛留下”龙种”，她之后再把姐姐奉献给”伟大领袖”。本故事的作者则是这对姐妹的战友、中国著名外交家、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前《解放军报》社编辑卢弘。

#毛泽东 #李霞 #舞蹈 #杨开慧 #中南海

7个月前

政治局的批胡“生活会” 朝中的保守派得知老胡要倒台，欢呼雀跃。他们精心准备了一个专门针对老胡的“生活会”，其目的是：不光要让老胡下台，还要把他的名声搞臭。因此，朝廷中的保守派事先都进行了充分准备，写了很长的发言稿，罗织了种种罪名；而朝廷中的改革派（比如习仲勋），很多都不知情，直到会议前一天才被通知去开会。在元旦过后的1月10日到1月15日，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和中顾委的几个老家伙，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针对胡耀邦的“生活会”。老邓大概是考虑到他和老胡长期的私交，拉不下面子，没有参与此会。陈云和李先念，不知何故也未参加。最终由另一个元老薄一波主持会议。前面的帖子俺介绍过，老胡这个人比较耿直。因此，他没有想到保守派会玩花样。生活会的第一天，他按照安排，首先做了自我检讨，并提出辞职。他的发言一结束，那几个准备很充分的保守派元老，就纷纷站出来，声讨胡耀邦的种种罪行。声讨最起劲的，当属保守派的干将邓力群，唾沫横飞地讲了5、6个小时。　　保守派针对老胡罗织的罪名，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包括：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立场方面，不光保守派同老胡有分歧，老邓作为改革派的头头，同老胡也是有分歧的。俺在之前的《胡废帝是如何失宠的》有专门介绍。显然，政治立场问题是废黜皇上的主要依据。　　除了政治立场这个主要罪名，还有其它一些捕风捉影的事，也被拿到台面上来说。比如老胡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自然会提拔很多年轻干部。（俺写这篇博文的时候）当今皇上是胡面瘫，当朝宰相是温影帝，这俩都曾被老胡提拔过。于是保守派就以此为罪名，说他“提拔亲信、组织小团体、搞小帮派...”还有其它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俺就不一一列举啦。　　长达6天的生活会，对胡耀邦的精神打击非常大。据说某次散会后，老胡在怀仁堂门口大哭了一场，这是从未有过的。可见他内心的痛苦和委屈。这种精神上的压抑，想必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最终导致老胡过早去世。 ---编程随想：胡耀邦被废的经过

#政治局 #批斗 #保守派 #改革派 #胡耀邦下台

7个月前

主责在“共” 按《双十协定》，国府召集国民大会，1946年5月5日延期至11月12日，再推迟至15日，一直在等待中共出席。开幕后，55人主席团仍为中共留席九座。中共拒绝出席的理由：国务会议40席中得占14席（包括左翼党团），以便握有否决权（所有决议通过均需2/3票），国府同意给13席，认为只要你能争取党外一席，便可否决议案，中共坚不让步。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提交的宪法草案“比十年前准备的那个草案要民主得多，它标志着委员长的思想进步了。” 马歇尔也说：不幸的是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不宜参加这次国民大会，可是宪法却已经把他们提出的一切主要要求包括进去了。张发奎批评蒋介石败在战和不定—— 不肯真诚地接受马歇尔的调停，然而又不具备足够的财力自行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就是他败走台湾的根本原因，这是咎由自取。如果我们真诚地接受马歇尔的调停而中共拒绝并进攻我们，我相信美国人会在军事上提供援助。结果是和谈破裂后，美国政府宣布断绝一切对华援助并禁售剩余军火予我们，正值敌我战事进入决战之际，因缺乏补给而影响士气，以致国军不战而退。 ---重庆谈判真相——破裂主责在“共” 作者：裴毅然

#国民大会 #中共 #马歇尔调停 #蒋介石 #国共关系

7个月前

关键的裁军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重庆谈判”关键细节：国府额定全国军队50个师，中共要占19个师，国府最初给9个师，一直让步至15个师，只要求签约后立即缩编。周恩来同意，毛泽东不同意。主持调停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达成统一的障碍来自共产党的要多于来自国民党的。” 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远比中共讲团结，更维护“统一战线”。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吴国桢：从蒋介石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中央宣传部到政府控制的新闻界，都下令说不要发表有关共产党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消息。再也没有比这个政策更使共产党高兴了。当我们傻傻地保持沉默，他们却大肆宣传，全世界只能听到他们的说法而听不到我们的。国民党在丢失中国大陆之前，就早已在宣传上打了败仗。 1946年初，蒋介石召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至重庆，要张放中共东江纵队北撤，语重心长面谕：经此八年抗战……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动荡；在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基于上述原则，我们不能不与共产党妥协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吾人应当遵守。俟共产党加入政府后，我们的困难自会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我们不必忧虑，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 2300余人的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千余人的琼崖纵队亦未加围剿。而且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裁军。张发奎认为马歇尔明显偏袒中共——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马歇尔的无知促成了中国大陆迅速“赤化”。 ---重庆谈判真相——破裂主责在“共” 作者：裴毅然

#重庆谈判 #裁军 #国共关系 #赫尔利 #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

7个月前

1934年10月，八万中央红军开始撤离苏区，林彪的一军团在左翼，彭德怀的三军团在右翼，中间是五千人的中央机关。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都顺利地过了四道封锁线。在第一道封锁线那是粤军防守，粤军首领陈济棠是蒋介石过去的仇敌，曾跟红军作过钨矿的生意，跟红军谈判好了让路给红军通过。蒋介石早知粤军会网开一面，也并不去管。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与这些地方军阀早商谈好，只是借道路过，并无占据地盘之意，照样无战事得以顺利通过。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是桂军防守，本来也是有意放过的，因蒋的中央军追来了，桂系和红军在湘江打了一仗，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但它的残余四万红军还是顺利渡过了湘江而进入贵州。其实这都是蒋介石有意放红军入西南三省，让共军进去，目的之一是威胁这些地方军阀，另外就是蒋的中央军也能明正言顺地进入这些地区以便加強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对苏联作出的姿态，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共同对付日本。还有一点，他要苏联释放在苏作人质九年的儿子蒋经国，故而才作出放红军顺利逃跑的计划。 1934年12月中，红军被追赶进入贵州，蒋的中央军也于12月29日进驻贵州。蒋介石的本意是放开一条路让红军进入四川。但，由于此时的中共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利用手段进入了领导层，由于毛害怕进入四川与张国焘会合，使蒋介石迫使红军进入四川的计划落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政治局和军事领导二十多人在遵义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合力批判博古，把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被撤了军权，周恩来继续作最髙军事首长。中共党史中历来称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袖地位，这不是事实，是对历史的篡改。然而，这次会议使毛得以进入中央书记处，得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问题倒是真的。三个星期后，2月5日，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把手，毛则成了张的幕后操纵人。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22日给张国焘发电报，要张前来接应。此时在毛的心中，他想到的是四川不能去，进了四川与张国焘会师，张闻天当不成一把手，他也当不成幕后操纵人。因为张国焘的资格老，中共一大时就是会议主席，那时的毛还很不起眼，张闻天是1925年才入党。此时张国焘在四川已有一支八万人的队伍，凭实力、资历、地位，张国焘在会师后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张国焘绝不会当毛的傀儡，而且此人同毛一样，为了权是杀人不眨眼的。故毛是千方百计阻止入川的。此时的毛虽然无法反对入川，只能跟着走。蒋介石放开一条路走，但到了四川边境，毛开始玩弄花招，首先是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击一支尾随的川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这场伏击战是毫无道理的，结果红军战败，四千红军伤亡。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毛则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强渡赤水打回贵州，前后“四渡赤水”，绕来绕去，使红军疲惫不堪，损失惨重。这都是毛泽东施展的阴谋诡计，使红军不能入川，而改进云南，红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党史上说的“毛挽救了红军”，纯属一派胡言。毛为了躲避与张国焘会合，四个月损失了约三万红军，多走了两千公里，这个历史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4月中旬，红军进入云南后，下一步毛说还要向东、向南，这激起了红军将领的公愤。4月25日，接到命令的林彪、彭德怀都说“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与张国焘会师”。此时的毛泽东再也拖不下去了，4月28日，红军才终于转道向四川前进，进川后，一路顺利，这是蒋介石早就放开的道路。入川后，毛仍不願与张国焘会合，命令部队去攻会理，结果损失惨重。蒋介石看到放开的道路红军不走，又停下来，才开始了轰炸。在此后的过泸定桥、渡大渡河时，那里根本沒有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过战斗。现在仍在继续宣传所谓“飞夺泸定桥”和“強渡大渡河”，那都是虛构的、是假的，是出于宣传上的需要。1982年邓小平在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親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沒有打什么仗！” 1935年5月31日毛步行走过泸定桥，与张国焘尚有300公里距离，中间隔着大雪山。张国焘准备了大批物资来迎接中央红军，6月25日，张国焘纵马三天来到抚边村与毛泽东会合。7月14日，国民党要人孔祥熙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临走时孔对这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给斯大林传递信息：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该释放我儿子了吧！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放红军西去，他自己则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从此控制了西南三省，对他来说那是极大的收获。仅就以上这些足以充分说明，所谓的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而进行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至今为止一直是中共大力宣传的神话，以此作为毛的“丰功伟绩”而大力颂扬，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上抗日”那是假的，在中央苏区战败后逃跑、流窜，企图到西北边境与苏共接近以便得到援助才是真的。而在此过程中红军始终未被消灭，个中情况是复杂的，他是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由蒋介石的中央集团、地方势力与红军自身的因素综合决定的。是蒋介石为了与苏联交好共同对付日本，也为了控制地方势力集团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罢了。 ---晓明：共产党和它的主义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长征 #中央红军 #军事历史 #封锁线

7个月前

【抗战老照片-武思琪】中国1945 美国照相兵记忆的中国军队 1.1945年8月，广西桂林。二战中中国主力部队消耗殆尽，这是在中国娃娃兵，他正坐下来休息一下，望着摄影机镜头发呆。 2.1945年8月，广西桂林。这个小孩是中国军队的士兵，他只有10多岁，正在给骡子调整牠背上的担子。 3.1945年5月中国洞口在部队向芷江前线进发的前夕，中国军队第74军的一名小兵正在擦拭75毫米榴弹炮。 4.1945年8月，广西桂林。一位中国军队的步兵，他穿着草鞋，枪扛在肩上，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那里的日军将向中国缴械投降。

#抗战老照片 #武思琪 #1945年 #中国军队 #孩子兵 #二战 #美国照相兵 #广西桂林

7个月前

法国摄影师镜头下1973年的北京： 1.天安门前的年轻人。 2.在颐和园拍照的游客。 3.迎接外宾的人们 4.参加迎接外宾的小学生排队经过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 #颐和园 #迎接外宾 #1973年

7个月前

沈容: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秘书的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藉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锺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毛泽东 #张玉凤 #邻居 #家庭生活

7个月前

孙陇：“破坏生猪”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开始，为追求粮食高产，提出“养猪积肥”的口号，使得养猪更加得到重视，各地兴办了许多养猪场，并且部分地区为追求集体化，将私人养的猪也归为了集体所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猪的地位大大提高，如果出现一头猪未经许可而被屠宰或非正常死亡，则被视为一件严重的事件，更有甚者会被以刑事案件来处理，定罪名为“破坏生猪罪”。《贵州省志审判志》上就曾介绍过一个案例：【遵义市新舟公社农民黄万才，对1959年9月公社上调生猪建立“万头猪场”不满，认为“早下手得肉吃，晚下手毛都得不着”，将自养的生猪杀来吃了。被遵义市法院以“破坏万头猪场”、“破坏生猪事业的发展”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样的案例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应该有许多，对牲畜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人的重视程度，看到有本书上提到，大饥荒时期，父亲快被饿死，儿子借钱从别地方买回了一只小猪，杀了吃了，救回了父亲一命，但却被生产队发现，被狠狠批斗了一番。】以下是笔者收到的一个有关“破坏生猪”的材料：【申诉人：罗荣相，男，现年42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分农民，文化程度初小，汉族，住苍溪县白桥公社团结三队。本院1960年以（60）法刑字第17号刑事判决，认定申诉人罗荣相破坏生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罗荣相不服申诉，现经复查审理完结，查明： 1959年白桥公社合力管理区的公共食堂设在罗荣相的家里。10月1日中午，社员龚树兰喂的一头约七十斤重的母猪掉在罗荣相的粪坑里，被罗荣相发现后打捞起来，当时疑是罗家中的人未关门造成的，决定赔款十五元。后又以“破坏生猪”判刑，显属不当。据此，特依法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60）法刑字第17号刑事判决；二、对罗荣相宣告无罪。苍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根据这份判决书所说的事实，罗荣相实在是冤枉，别人家的猪掉进自家的粪坑中，自己不但赔了钱而且还以“破坏生猪”罪被判了三年刑，让人没有地方说理。在这份判决书上有一个细节，“后又以破坏生猪判刑”，这个“后”的时间应该指1960年，也就是说1959年10月1日发生事情后，最初的处理是“决定赔款十五元”，而时隔几个月后，又被判刑，这是为什么呢？由于没有原始档案可以查询，笔者只能猜测其原因应该是，在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的最高指示，提出“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号召，使得养猪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为了重视养猪，自然会对破坏生猪的行为更加严厉地打击，因此重新处理了罗荣相，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就写到这，不多说了……

#破坏生猪罪 #大跃进 #集体化 #历史案例

7个月前

一个志愿军老兵眼中的朝鲜战争前两天在收到的从四川购来的一份反革命分子的资料中，却无意中获取了一些有关这场战争的当事人的一些论述。资料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志愿军战士，转业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在1960年到1963年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中国人民正义军，因此受到过处理，1970年因坚持反动立场，大肆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而被四川省简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判处管制三年，送回农村交群众监督改造。资料中有一份1966年9月油印的“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罗列了他的四大罪状，其中第四条就是“竭力传播崇美、恐美思想，恣意丑化和诽谤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条罪状中提到了不少他以一个亲历者所讲述的这场战争的情况： 1、该员经常采取摆龙门阵的方式，在群众中大肆吹嘘美帝国“强大”，宣扬美帝的“胜利”，为它歌功颂德，并对我志愿军及其恶毒地进行诽谤和污蔑。说什么：“美国守边线是用汽车巡逻，我们穿上厚皮大衣还是冷得要命、冻得要命，冻得鼻子留下来成冻（冰）条，口水吐下地成冰块，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巡逻”，说：“朝鲜死了很多野鸭子，军部下命令不准捡来吃，我们偷着吃了很久都吃不完，美国军队就一点都没有去捡死鸭子，因为他的东西吃不完”。 2、说停战谈判中“美国很守信用，约定时间一到，飞机就到了”。“停战协议签订后，限七十二小时内，双方全部撤出非军事区，要把所有的工事捣毁，我们的人川流不息的连撤离三天三夜，都没有撤完，只有用假办法来掩盖工事。不像人家美国，头两天都在耍，没有一点动静，等到第三天才用直升机运来推土机，哗哗的开过去开过来，完全按照协议，全部撤出。” 3、特别恶劣的是大肆宣扬“与美国打仗，不开始就算了，一打就死很多人，朝鲜战场上不知死了多少人哟！”污蔑“我们打仗全是拿人堆。”说什么“仁川登陆，中国损失很大，军部正在开团长以上会议，突然被包围了，牺牲了一个团队人才救出少数人……”“仁川登陆那次，我们被俘的人起码有十多万，在双方交换俘虏时，有很多人都没有回来，被运到台湾去了。” 4、他公开的为美国少爷兵的投降丑态作辩护，在他看了上甘岭这部影片后，他当即摆老（脑）壳说：“不是真实是塑造”，“影片中美国兵举起双手投降的那个镜头，就不是当时现场照的，而是在俘虏营里叫他举手来照的，后来美国鬼子知道后就不干了”。 5、他还大肆宣扬战争夺恐怖，说什么“我在朝鲜的时候，打仗那个劲仗才凶（原文如此），又在打炮又在过汽车，说话都听不到，灰尘起来人都看不到，新兵才害怕得很。”并恶毒的诽谤我志愿军，说什么“仁川登陆那一两天晚上，敌人的飞机川流不息，突然打响被包围了，只有缴械投降”，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跟他拼一下，樊答：“哼！敢！人家已经包围了你，重武器那样厉害，都是直升飞机运来的，上山攻不通，下江敌有兵舰已登陆，拼也不行，还是只有保命”，又说：“部队在打仗前，指导员跟士兵作思想工作，说打仗如何如何光荣，指导员虽这样说，还是吓得脸青面黑的，还是怕死！” 6、此外还有声有色的描绘了一个临阵脱逃的人如何耍花招，躲过人民的惩罚的，他说：“我是侦察兵，有天我在岩洞里看到曾××，是平泉人，我认得，他在洞里吃东西，当时部队都上去了，我对他说，你还不去，一会儿会枪毙你，他就跑到铁丝网上挂了一下，搞些血在身上，抬伤员的下来看到，才把他抬下来，这样才脱到手。” （原资料中并没有序号，是一整段，为了阅读清晰我自己加上了序号和分段。）作为罪状而保存下来的这位老志愿军战士的话，也许出于某种需要有夸大的成分，但绝大部分应该是真实可靠的。这些话虽然是片言只语，没有系统性，但却能反映出当时一个普通志愿军战士对敌我双方的一个简单的认识，敌方美国：强大，装备好，遵守战争规则和信守承诺，并不是如伟大领袖所说的是纸老虎，他们是真老虎，是用现代武器武装到牙齿上的真老虎；我方：装备差、物资匮乏，志愿军官兵并不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当然在这里我无意贬低为这场战争付出生命和青春的志愿军战士，在抛开战争性质的因素外，作为军人他们绝对是值得敬佩的人，绝对是最可爱的人。）他的话已经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看法，这里就不一一再分析了。关于这场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关于战俘、关于板门店谈判、关于逃兵等等等等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都论述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在这里只想说在当局的宣传机器的操纵下，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大相径庭，还有很多人陶醉在当局所虚构出来的伟大胜利上，沉醉在曾经打败过强大美帝国主义军队的意淫高潮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看待现代国际社会的种种，以大无畏的阿Q精神对抗世界潮流，并认为某些国家“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准备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种被洗脑的愤青式的情绪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危害远比一场战争给国家带来的伤害要大的多。了解历史，揭开真相，客观地看待我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和现状，让国人从大国梦中醒来才是当今教育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的真正责任所在。 ---真实的韩战一个志愿军老兵眼中的朝鲜战争作者：孙陇

#志愿军老兵 #朝鲜战争 #反革命分子 #中国人民正义军 #政治运动

7个月前

廉价灵魂 150大洋买中共一大代表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给“一大”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先发一百元，临回去时，再发五十元。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真是廉价动物，一批贱货。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只是中共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什么？是要他们干什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失去了灵魂，成立了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 “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摘自“中国共产党是苏俄制造的侵华工具”

#中共历史 #中国共产党 #共产主义 #马林 #一大 #历史事件 #俄国革命 #列宁 #政治活动

7个月前

关于官员的特权，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员的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作者为了夸赞蔡畅如何严已律己时，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跟她要一辆摩托车，被说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畅拒绝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在五十年代，不要说摩托车，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们竟可以有这个奢望。这些背后表明了什么？文革没有起到别的作用，高干享受特权的事例却被大量披露出来，让普通干部和民众看到了，在国家和贫困的年代，许多高级干部依然享受着豪华腐朽生活，有些很触目惊心。文革前，老百姓对此是不知情的，即使了解一点真实情况，也不会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可能还觉得那是天经地义。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和政治教育有关。当时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予以保密封锁。不但是政治事件，即使是某个地方发生重大社会事故，都可以种种理由列为秘密，不准声张、禁止外传。 1958 年，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立即被指责为 “ 攻击党的领导 ” ， “ 挑拨党群关系 ” ，因而被打成 “ 右派 ” ，送去 “ 劳改 ” 。如果说文革的一部分初衷是为了反特权，不如说毛是巧妙地利用了老百姓对揭露出来的官僚特权的不满，打倒了他的政敌，然后又迅速恢复了这种特权。著名作家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 —— 我的心灵自传》一书中就披露这样的一些细节。一是周到郭家看望郭世英（郭沫若的长子），郭沫若在一旁不声不响地为周削了个椰子吃；二是周离开北京之际到郭家道别，郭沫若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为他饯行，餐桌上有周爱吃的大对虾。哪个年代无论老百姓生活怎样窘迫，并不耽误高干们过着高贵奢侈优雅的生活，即使在口称消灭特权的文革时代，那些未倒下的高干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邓小平对此就严厉批评过，今天读来，也还有令人震惊之处。他（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说 “1958 年以后，到处给中央同志盖房子， ‘ 四人帮 ’ 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 ” ---杨奎松：以前的故事

#官员特权 #历史回忆 #奢侈生活

7个月前

编程随想：五·四大游行 1.这张是当年“五四游行”的标志性照片，从拍摄视角看，应该是在长安街的某个天桥上 2.这张照片上的军警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待命，随时准备拦截游行队伍 3.这张是北师大队伍在突破军警的人墙，被人抬着的旗手是吾尔开希 4.这张是军警构筑了多层的人墙，从照片上看，人墙即将被游行队伍突破

#五四运动 #游行示威 #长安街 #劳工文化宫 #北师大 #吾尔开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