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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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月前

* 彭德怀小时跟母亲一起讨过饭，他说他是在讨饭时跟恶狗打斗中学会打仗的。他是中共领导集团中唯一一个贫苦出生的人。在孩子们眼里，彭德怀是尊神煞，从来都是面无表情，独来独往。彭德怀是个粗人，他一直有意无意把毛泽东看作是“哥们”。毛泽东不赞成授衔，“扛两块牌牌”，彭德怀只当没听见，非要授军衔不可。毛泽东交几个女朋友，他也七嘴八舌，还责怪罗瑞卿搞什么中南海文工团（其实中南海文工团是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中南海管理局搞的）。彭德怀在1959年出事以后，养女左北太（左权的女儿）跟他划清界限，离家出走，妻子浦安修跟他离婚，就剩他一个，孤苦伶仃。 1973年解除监护前，罗瑞卿住在三0一医院的十三病室，他在这头，彭德怀在那头，两个小战士各看守一头，中间隔着十几间单人病房。彭德怀总是在骂娘、摔盆子、砸碗。他没有亲人，也没有人去看望他，直到1974年因直肠癌去世。 ---罗瑞卿之子罗宇如是说（上/下）

7个月前

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 “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时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 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图：1950年代，刘少奇为王光美照相。

7个月前

周恩来为什么不留遗言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写道：周恩来卧床不起后，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邓颖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双方都知道最后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在心底了。” 上面两段记叙表明，周恩来死前没留遗言绝不是因为没话可说，更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说之人，也不是因为没有倾诉衷肠、一吐为快的充裕时间和安全环境。象刘少奇、彭德怀，象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临死前连留下遗言或遗嘱的机会都被剥夺，自不待言。布哈林很聪明，在被抓进监狱前就感到凶多吉少，命在旦夕，因而秘密写下一封《致未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由他年轻的妻子背熟记在心里，总算留下一封遗书。周恩来临终前的处境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偏偏是一句话也不肯留下来呢？这件事反过来想想就不难明白了：你叫周恩来留下什么遗言才好呢？叶剑英希望周恩来能说出“对中央里的某些人”的看法。可是周恩来的圆滑或曰圆熟之处正在于，他从来就是脚踩两只船；虽然是一脚重，一脚轻。你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政治倾向性，但是你很难从他那里找到可以攻击的话柄。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们当然是反感的，可是他知道他们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不能让自己站在毛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他要给自己留下余地，所以他至死也不肯用明确的语言说江青和张春桥们的坏话，以免留下把柄。叶剑英还希望周恩来讲出自己心中的委屈。可是，周恩来有什么委屈可讲？所谓委屈，就是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不公正对待；委屈是建立在某种公正观或正义感之上的。没有了一定的公正观或正义感，连委屈都无从谈起。罗瑞卿长期充当毛泽东的打手，整彭德怀时跳得很高，后来自己被打倒了感到很冤枉，被关在秦城监狱和彭德怀住隔壁还委屈地说：“怎么能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罗瑞卿一介武夫，头脑简单，总以为别人挨整都是对的都是该的，只有自己才是给整错了冤枉了，所以他要鸣冤叫屈。周恩来不同。周恩来是明白人，他知道先前那些挨整的差不多都是冤枉的。这中间哪有公正可言？既然周恩来早就接受了这套野蛮残酷的丛林原则并且多次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深知这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因此当整到自己头上时，他不能不清楚地意识到他连抱怨都没有资格抱怨。（1）除非从头否定，包括否定自己。在抱怨的同时首先要忏悔。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风吹，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虽然反右这一段留下一节尾巴，硬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但明眼人都知道邓小平是在死要面子，心里头未必不明白。邓小平能想到的问题，周恩来就想不到吗？只是周恩来没有机会纠正毛泽东的罪过并顺便洗刷自己的罪过，所以他陷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思绪中无法解脱。另外，我们也可以怀疑周恩来是否具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再说，周恩来临终前，毛泽东还活着，周恩来还恐惧得很，唯恐自己死后毛还不肯放过，唯恐别人在自己脸上画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还能留下什么遗言呢？正因为心事太多，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所以到头来只好选择沉默，选择无言。也许，周恩来临终前并不曾有过比较深刻的反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长期陷于繁琐的事务，更由于长期身处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周恩来早就费尽心机，精疲力竭，无暇也无力再进行超越性思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紧锣密鼓的情势下，周恩来很可能忧谗畏忌，被恐惧所压倒。他不知道民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国人不满于文革、甚至不满于毛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周恩来多半没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会点起一把天安门的熊熊大火——否则他就不会在临终前还那么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了。1978年6月，大文豪郭沫若寿终正寝，临终前嘱咐将骨灰撒在大寨。那已经是什么年月了？他还以为大寨红旗不倒，真的会飘扬千秋万代呢！亏得郭老还是历史学家（？！），对当时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大人物的与世隔绝，闭目塞听，实在不可低估。《晚年周恩来》里还写道，周明知江青一伙炮制的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起初他也对之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但是后来禁不住压力，担心毛不会放过自己，还是在材料上签署了附和的意见。九年后，周的遗孀邓颖超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作过这样的开脱：“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这意味着，周非常明白，如果毛下令打倒周自己，不管提出的罪状多么虚假不实，其他同志举手附和、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易地则皆然——“顾全大局”嘛。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7个月前

恢复高考的第一套政治试卷（1978年）

#高考反思：名校情结下的教育之殇· 269 条信息

7个月前

1985年，广东深圳，外来女工的宿舍。朱宪民/视觉中国

7个月前

1988年，深圳的打工妹。李振盛/视觉中国

7个月前

1980年，广东开平，服装厂的女工们隔窗看热闹。安哥/视觉中国

7个月前

1946年6月国民政府颁发给司徒雷登的褒奖令。

7个月前

* 杨尚昆掌握中央机要，因为他跟刘少奇关系太密切，刘少奇的孩子都叫他“杨爸爸”，所以毛泽东在1965年撤了他的中办主任的职，把他发配到广东去当省委副书记。 * 贺龙喜欢热闹，不过他首先考虑的是避嫌，因而从不跟二方面军的人结伴。他结的伴都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如聂荣臻、罗荣桓和罗瑞卿。贺龙跟罗瑞卿亲密无间，一起巡视，一起钓鱼。林彪从不结伴，是为了让毛泽东放心。叶剑英不结伴，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没人愿意跟他结伴。刘伯承和徐向前不喜欢热闹，不大跟人走动。 * 1975年8月，罗瑞卿翻案当上军委顾问以后，与郝治平一起去看望邓颖超（周恩来避而不见），邓颖超说：“恩来让我带两句话给你们：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一切恩情集中在毛主席身上。” * 曾志是井冈山的老人，跟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传说她跟毛泽东有过一段情。林彪死后，曾志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中南海旁的一个小四合院里。老头被打倒，老太仍然受到礼遇的，曾志是独一无二（梁注：近来读到陶铸女儿陶斯亮的文章《我家和我家对面》，文中说，1973年，病重的毛泽东念起了井冈山的旧部，亲嘱“让曾志回北京吧”。不过，住处与中南海太近，也有诸多不便之处）。 * 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只身牵着一匹骆驼，从甘肃跋涉到新疆。张国焘投奔国民党以后，毛泽东要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徐向前非常尊重。徐向前在五十多年里就坚持说两件事，一件是根本没有电报的事，即党史上写的，张国焘发电报让徐向前消灭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再一件是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军甘肃，遭致全军覆没，不是张国焘的责任，而是毛泽东的责任。这两件事高级干部都清楚，只是没有人理徐向前的茬。毛泽东也不计较，所以徐向前一直安然无恙。徐向前在临终前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还是说这两件事。徐向前不大跟人交往，不打牌，不钓鱼，不跳舞。 ---罗瑞卿之子罗宇如是说（上/下）

7个月前

* 邓小平一次在（麻将）牌桌上说起，他在法国时想入党，别人说：“你要入党，先停止打牌”，他就说：“好吧，不打了，等入了党再打。” * 长征前夕，陈毅被留下在南方打游击。三十年后他在观看话剧“长征”时对罗瑞卿说：“留下无异于杀头，只不过是借国民党的手杀共产党的头。” * 长征开始时，周恩来和王明还决定不带毛泽东。如果不是彭德怀和林彪力争，毛泽东很可能就没了。延安整风时，只提王明路线，是顾全周恩来的面子，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原谅过周恩来。 * 叶剑英进城后在广州当市长时娶了个小护士。1956年在北戴河时，因为叶剑英跟其他小护士睡觉，那个小夫人大哭大闹，脱光衣服从房里跑出去投海自尽。警卫发现后赶紧追，在浅水处追上了。警卫膀大腰圆，不管小夫人如何挣扎，硬是把个光溜溜的小夫人抱了回来，闹得北戴河沸沸扬扬。于是说小夫人犯了精神病，送进医院，再也未能回府。叶剑英此后再不结婚，但谁都知道，他就是小护士陪睡，过一阵换一个。走的小护士照样成家立业，有的还会不时带着丈夫孩子回来看看，开生日会等等，关系良好。叶剑英去世以后，那个小夫人还曾要求恢复她的夫人地位。 * 江青曾经到处勾引卫士，至少跟一个卫士发生了关系。毛泽东知道后没有追究。汪东兴报告罗瑞卿以后，那卫士被发配去了新疆。 * 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参加过长征。她跟杨尚昆年龄差不多，但显得老多了。杨尚昆有个小情妇，大家都喊她“小甲”。李伯钊完全认可小甲的存在。 ---罗瑞卿之子罗宇如是说（上/下）

7个月前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作者: 高华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7个月前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说，“五一六兵团”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随即展开了彻底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联手，将清查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清查运动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据十分保守的估计，在这场运动中，遭受迫害的群众多达几十万，致死致残者也有数万之众。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不论我们对所谓造反派作何评价，这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其莫须有、想当然，其株连深广、卑鄙残暴，都是不可宽恕的。周在文革中作过不少违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应不在此列。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还有遇罗克的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影响遍于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决定的。其次，虽然在文革中，因言论罪而被处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罗克这样全国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杀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写林彪大字报的伊林涤西，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以及后来的李一哲，尽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没有判死刑。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那么，这个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会是谁呢？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权，文革后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叶剑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来还有谁？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7个月前

为什么共产王朝无忠臣实际上，共产党里没有忠臣，起码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没有忠臣。因为共产党制度里根本不允许有忠臣。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区别。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统治，其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来自它所宣称（同时也被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和权力的神圣性。君主的权力来自天意（天子受命于天），来自血统（王位世袭），他人不得觊觎。君臣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君主并不是因为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并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别的。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合法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大臣的责任是辅助君主行道，见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时候提出批评。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为君主所独享，在君臣之间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多数大臣的意见不可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制约），君主在贯彻其决策时，不需要制造出臣民一致拥护的假象。这种制度无疑是专制的，但由于它承认“道”“君”分离，也就是承认君主可能违反“道”，因而给为臣者批评君主和坚持异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便遇上残暴的君主，当忠臣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无上光荣；忠臣则从强大的传统资源中获得精神支撑和傲对权势的勇气。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它坚称共产党垄断了真理（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伟大领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领袖英明正确，代表正确路线）；这就是说，在共产制度下，党和领袖都是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称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性之上的。因此，质疑共产党的正确性，就是质疑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共产制度（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国家制度）毕竟是现代的产物，它不是以公开地高踞于民意之上或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和代表人民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少数服从多数的理念；例如代表大会，选举，表决等形式；以及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还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规定。这就使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如果多数人不认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不认为领袖英明正确，从而选出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或者把伟大领袖本人选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对毛揣摩多年后总结出一条心得——“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担这份心）。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它就必须釜底抽薪，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因为只要你成立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于领袖的政治主张，都意味着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所标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独占权力的挑战。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因为君并不是道的化身；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敢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我们知道，忠臣的定义是违上顺道，是承认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确更高明；然而共产制度却坚称唯有伟大领袖最正确最高明，所以共产王朝不允许有忠臣。共产党禁绝不同力量和不同声音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把少数派撤职、开除、监禁，并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在这里，持异议者甚至没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被迫要“承认错误”。最令人费解的是，刚直如彭德怀者为什么也会“低头认罪”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伙的张闻天到底是理论家，他在检讨书里阐明了他们低头认罪的理由——因为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如张闻天所说，毛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段话里的最后一句是胡说（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损害党的利益不等于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过前三句倒有它的逻辑：因为在共产制度下，领袖的威信据称是源于领袖的英明正确，因此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承认领袖的正确。既然毛不能不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就不能不是错的。反过来说，如果毛是错的，彭是对的，那么凭什么还该毛做领袖？那就该让彭做领袖。问题是毛一向被认为代表党，毛错了，就是共产党错了，共产党错了凭什么还垄断权力领导一切？那是不是该让别的党上台了？这个逻辑结论是彭德怀张闻天们不敢接受不敢承认的，所以他们只好低头认罪。回到周恩来的问题上来。我们知道，周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顺上违道的角色，但是周并非历来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预算时，周不赞成毛的急躁冒进，曾经当面抵制过毛的决定。周甚至对毛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可见，周也有过违上顺道的表现。后来，周为了这次“反冒进”而遭到毛的严厉批判，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想来在那时就吸取了“教训”，明白了共产党制度下当不成忠臣的道理。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制度、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枣除非你与制度决裂。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7个月前

“三个代表”同志

7个月前

社会主义兄弟之吻

7个月前

1988年3月25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主席台就座的邓小平点起了香烟。一位代表递上小条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看过条子后邓小平笑着把烟熄了。本报记者贺延光/摄

7个月前

在巢县短暂逗留后，张恺帆立即赶往无为县。1959年7月4日至23日，他在无为县呆了20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站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很多人向张恺帆下跪求救说：“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也见不到了”，“食堂不能再办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剩9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味道。” 就在张恺帆调研期间，上级向无为县征调粮食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眼前饿死人的现象是一大片。张恺帆顶住压力，不仅停止粮食上调，7月10日至12日，将库存的150万斤大米和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没有奶喝的婴儿；还设法弄来的一批肉食品，供应给病人。此举拯救了数十万频临死亡的人。为解决无为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张恺帆提出了“三还原两开放”：一是吃饭还原，即停办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让社员回家自己做饭吃。短短3天，全县6069个公共食堂“一风吹散”。二是自留地还原，让社员在自留地里种一点瓜莱之类的。三是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去住。同时，开放水面，让农民养一点鱼，或下河捕一点鱼；开放自由市场，让农民可以在集市上做点小买卖。张恺帆在无为救灾时，庐山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发动对彭德怀的大批判后，有人立即联想到张恺帆。1958年，彭德怀到安徽调查时，陪同他的正是张恺帆。甚至有人认为，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信中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在中央，毛泽东打倒了彭德怀，在地方，毛泽东狠批了张恺帆。庐山会议还没开完，时任安徽省省长黄岩，奉安徽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希圣之命，提前下山，回安徽组织批斗张恺帆。黄岩说，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的问题，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县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无论无为有没有问题，先批斗你再说。”从此，张恺帆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张恺帆被指控“大闹无为20天”、“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捏造事实向党进攻”、“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省委的盖子，要把我们搞垮！” 就在张恺帆调研期间，上级向无为县征调粮食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眼前饿死人的现象是一大片。张恺帆顶住压力，不仅停止粮食上调，7月10日至12日，将库存的150万斤大米和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没有奶喝的婴儿；还设法弄来的一批肉食品，供应给病人。此举拯救了数十万频临死亡的人。为解决无为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张恺帆提出了“三还原两开放”：一是吃饭还原，即停办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让社员回家自己做饭吃。短短3天，全县6069个公共食堂“一风吹散”。二是自留地还原，让社员在自留地里种一点瓜莱之类的。三是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去住。同时，开放水面，让农民养一点鱼，或下河捕一点鱼；开放自由市场，让农民可以在集市上做点小买卖。张恺帆在无为救灾时，庐山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发动对彭德怀的大批判后，有人立即联想到张恺帆。1958年，彭德怀到安徽调查时，陪同他的正是张恺帆。甚至有人认为，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信中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在中央，毛泽东打倒了彭德怀，在地方，毛泽东狠批了张恺帆。庐山会议还没开完，时任安徽省省长黄岩，奉安徽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希圣之命，提前下山，回安徽组织批斗张恺帆。黄岩说，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的问题，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县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无论无为有没有问题，先批斗你再说。”从此，张恺帆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张恺帆被指控“大闹无为20天”、“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捏造事实向党进攻”、“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省委的盖子，要把我们搞垮！” 1959年9月末，张恺帆和家人被押送到淮北濉溪县劳动改造。1959年11月，张恺帆被秘密逮捕，押回合肥。原来，有人想定他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张恺帆被囚禁207天，但是，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之后，张恺帆被送回淮北继续劳动改造。张恺帆一人挨整，全家遭难。他的6个亲人惨死：他的表兄王试之被批斗致死；张恺帆本名张昌万，他的二弟张昌选、堂兄张昌华、堂弟张昌树、堂侄张柏五，被批斗、殴打、逮捕，全都惨死在关押地。他的外甥谢一贤（姐姐的独生子）为躲避抓捕，逃出无为，饿死在他乡大路边。他的三弟张健帆（昌青）在上海工作，与无为事件无关，受株连被开除党籍、押送崇明岛劳改。后来平反时统计：仅无为一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共计28741人。 ---王友群：安徽大跃进饿死500万人之谜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7个月前

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乾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1）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主席：问候主席，您好！（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6．16．22时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韬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对。因为所谓韬晦，所谓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时间特性。现在韬晦是为了将来展现，今天屈是为了明天伸，可是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病重不起，已经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没有韬晦和能屈能伸的意义。韩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帅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话。要是顺序颠倒过来了，要是一个堂堂大元帅，后来竟然愿意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就不成佳话成笑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饱受酷刑，因为怕被斯大林处死，所以才不顾体统向斯大林摇尾乞怜，虽然可悲可耻，总还情有可原。周恩来却是身患绝症而不起，即将寿终正寝，“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对毛还如此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在读过这封信后，谁还能说周是顶天立地，威武不屈？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7个月前

同作为独裁制度中的魅力型领袖，周恩来不仅比毛泽东成功，而且比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成功。不可否认，生前，周恩来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也无红太阳的光辉，更没有刘少奇惨遭迫害的资本，但在死后，毛泽东留下的更多是骂名，刘少奇留下的至多是同情，而周恩来留下的则是政治美名。特别是考虑到周的政治生涯是在异常险恶的独裁政治中、在娴于权谋且心狠手辣的毛泽东手下渡过的，周恩来的仕途之稳定和身后之盛名，几乎就是奇迹！然而，“褒周贬毛”的思潮，正如九十年代的“褒毛贬邓”的思潮一样，不过是病态国家的病态现象，是残缺价值观的残缺评价，与史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如果把中共集团比喻为一个人体，毛、周的一体化就如同大脑和四肢，疯狂的大脑只能支配病态的四肢，二者的配合写就了畸形而血腥的中国当代史。无怪乎，毛家的后人对褒周贬毛的倾向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说：“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以至于，连周的遗孀邓颖超也对“褒周贬毛”的思潮大为不满。再看看周恩来身患绝症之后，在病房中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内容全部是对毛的感恩、关心和向毛作自我检讨，也用第一手史料印证了邓颖超对褒周贬毛者的诘问：“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 ---刘晓波：周恩来的身后哀荣——读《晚年周恩来》之一

7个月前

我对周恩来的评价：在中国漫长的独裁史上，如果说，毛泽东将绝对极权发展到前无古人的程度，那么，周恩来就将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生前，尽管在中共夺权时期，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曾一度高于毛泽东，然而，自从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并在刘少奇等人的帮助下、确立了党内的绝对权力之后，周便一直处在毛的笼罩之下，唯唯诺诺地为毛服务。而且，不论其他中共高官的沉浮多么触目惊心，周却始终稳坐第三把手的宝座；只要是由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无论其资历、能力、品德如何，周恩来眼看着他们的后来居上，又目送他们一个个身败名裂、甚至尸骨无存。周非但没有任何嫉恨之心或恻隐之心，反而紧跟毛的翻云覆雨，该助其高升时就尽力扶持，该落井下石时也毫不犹豫，而且，一切都做得无动于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稳坐三把手之位的不倒翁，才能作为毛泽东的最得心应手的弄权工具。没有周的无条件的鼎力襄助，毛泽东不可能那么为所欲为。起码，毛在党内高层中实现其个人极权意志的决策，用不断的党内清洗来发泄其权争嗜好和猜忌心理的折腾，用全民运动来实现其权力野心的放纵，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畅，一手遮天的局面也难以形成。这就是我理解的“谋事在毛而成事在周”。中共掌权初期的五人权力核心，周是几乎陪伴毛泽东走向坟墓的唯一元老──周以终身总理之尊先走一步，毛以终身党魁之尊紧随其后。正如高文谦所言：“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 ---刘晓波：周恩来的身后哀荣——读《晚年周恩来》之一

7个月前

1971年10月4日，叶剑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封上有叶剑英“呈主席阅示”和毛泽东圈阅及“总理阅，交汪存”的笔迹。汪，即汪东兴。信的内容如下：主席：首先敬祝万寿无疆！林彪、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结纳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借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上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中央57号通知发出后，军委直属各单位、军兵种和院校，按总理指示，分批分片进行传达、学习、讨论、批判和揭发。据各单位初步反映：一、明摆：各常委会上传达时，讲到林彪谋叛三阶段（暗害主席、广东割据、北窜投敌）同志们初听惊奇，再听愤怒，最后听到林逆机毁人亡，一种沉重心情又爽然消失，转为快慰，发人深省。二、物证：在军委直属各兵种首长会议上，曾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照片）给大家传观了一遍，又选了三篇交待（代）材料（王飞、江腾蛟、鲁珉）给大家念了一遍，这种铁证如山，完全粉碎了可能在少数人心上半信半疑的精神状态，收到全功。三、要快：（传达）林彪叛党叛国罪行，是按中央规定，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我们是逐步扩大，层层下达，严格保密。但从传达效果看来，显比隐好，快比慢好，大家同意中央意图，加快步伐，拟于十月中旬传到基层，这样似台风过后，万里无云，做到思想上充实提高，组织上调整巩固。估计到十一月以后，工作重点将转到正常，为使政治局参加军委办公会议同志和我，了解一下军委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拟提出第一批汇报题目：一、战备情况。由总参负责准备；二、连队建设情况。由总政负责准备；三、军工生产情况。由总后和国防工办准备。我这个人脑子空，水平低，能力弱，有时也产生“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的自卑感，这不对。当努力克服，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昨天军委办公会上，我坦白地说出我的低能，请求同志们经常提示工作意见。同志们果然在会上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的意见。如果我能虚心地经常请教各同志，特别是经过东兴同志能够得到主席指示，加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能够得到总理和各同志的指示，那么工作上的错误可能比较少些，我当尽力做去，请主席放心。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谨致敬礼！叶剑英谨上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7个月前

上海浦東新區的曹路鎮星海家園，有一名飼主因確診新冠肺炎，將搭上公車前往隔離，但下一刻其寵物柯基旋即遭當街撲殺。

7个月前

1985年，陕西凤翔县，乡民在街头排队买醋。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人生活在“票证年代”，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切都凭票购买。由于物资紧缺，买什么都要排队，吃的醋、用的煤、穿的衣服……几乎没有不用排队的，而且人们总担心“排到我就没了”，总是有一种危机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物质丰富起来，市场放开，“票证”走进历史，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摄影|胡武功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1579 条信息

民生凋敝：欠薪潮激化社会矛盾，底层陷生存危机· 2280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2244 条信息

多地欠薪维权频发，底层民生困境难解· 2752 条信息

#陕西凤翔县 #1985年 #计划经济 #票证年代 #排队买醋

7个月前

1982年，西安解放路饺子馆，顾客坐在凳子上排队等待，墙上贴着标语：学雷锋、当雷锋，顾客进店当亲迎。这是一家国营先进饭店，服务态度比一般的国营店要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物资短缺，形成卖方市场，国营饭店服务人员的态度普遍差劲；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六七十年代高级干部凭票才能进入的西安东亚饭店、五一饭店等大饭店，到了八十年代普通人也能进去消费了，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摄影|胡武功

7个月前

1938 年，司马璐初见周恩来于延安，当时听他作政治报告。1940 年，他再见周恩来于重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多面性和极具欺骗性的人。他既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是最会看风使舵的共产党员；既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也是最残忍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会放火，也会救火；他放火时别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时别人觉得他做了好事。他的观音和如来佛的仁慈的外貌，与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南昌暴动时，中共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并把张发奎等国民党人列为“委员”。张发奎愤慨的说：“他们拉了我的部队，拆我的台，还利用我的名字。”周恩来则托人向张发奎传话说“我们是拥护张总指挥的呀！” 在司马璐眼里，周恩来这个人到底如何，甚至他的夫人邓颖超也不能完全了解。周恩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1982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周恩来之所以极富欺骗性，是因为他是一个高超的演员。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在司马璐看来，周恩来具有若干现代知识，外表上文质彬彬；他政治嗅觉敏锐，手腕灵活，予人以一种开明的印象。当他和你握手时，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喜怒哀乐，表情逼真，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司马璐说，“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他的政治技巧既是灵活的，他对共产党的所谓原则的坚持又是僵硬的。他对人永远温文有礼，他的政敌很难从他的讲话中抓到口实。他是共产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追随者，也是最快的自动认错做检讨的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整理：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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