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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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月前

1965年，西安，憶苦思甜不忘本。劉一/攝。

#西安 #1965年 #忆苦思甜 #历史 #社会

7个月前

文革期间小卖部

#文革 #小卖部

7个月前

校园监狱反右斗争把学校办成了法院，接着又把学校办成监狱。 1、校园劳改队。反右运动在高等学校清理出来的数万名右派学生，除一部分被逮捕法办送去劳改之外，剩下的按当时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签署的文件，分别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留校察看继续学习；免于处分戴上右派帽子等四类处分。接着又把一类右派学生押送劳教场改造，再把二类右派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所以反右过后的任何一所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劳改队。例如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就的一个120多个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劳动（劳改）队，从事种地、运输、基建、掬粪等苦力劳动。与西师毗邻的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学生则在校办农场、饲养场劳动改造；重庆大学的右派学生则押送工厂、农村劳改；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所有大学也都有数量不同规模不等的右派学生劳改队伍。受三四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虽然名义上可以继续学习，但实际上他们也是班级监管的劳改对象，那个时候学习并不重要，政治运动多。政治活动是不准右派学生参加的，这个时候右派学生就是劳改苦役犯。除此之外，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有右派教师劳改队，许多教师被无端剥夺教书育人的权利，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所以那时的学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这又“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2、权利剥夺。剥夺公民的公民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只有法院等司法机关才有这种权力。但是反右后的学校，党组织可以任意剥夺。例如剥夺右派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将他们驱逐出课堂强迫劳动改造；剥夺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凡节日庆典、游行、演出活动，右派学生都无权参加；外宾接见、学术交流、演讲会、外出参观、甚至文艺演出等活动右派学生也无权参加；师范学生的试教、参观实习的权利也被剥夺，代之以劳动改造；五一、国庆、元旦等节假公休日，则是右派学生的受难日，被严加看管或者监督劳动；以工种定量的粮食政策也被剥夺，右派学生干着劳改犯人的重体力劳动，却没有相应的粮食供应；申请助学金、困难补助金就更无权利……总之，右派学生就是监外执行的犯人，只要“党”说不准，一切都成泡影。 3、经济剥削。右派学生的劳动全部是无偿的，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全部被共产党拿走。以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改队为例，该劳动队自1958年9月成立至1961年8月解散，120多名右派学生整整劳动三年，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是我们的所得仅仅是每人每个月一元钱的“救济费”，偶尔有毛巾之类的奖品外，分文未得。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烂了自己买，生活零花自掏腰包。家庭贫困的学生，在重庆夏天40度的高温烈日下劳动，竟没有钱买一顶草帽，光着头当“抗日英雄”；在寒冬下雪打霜的日子里劳动，穿破衣打赤足是常事；再加上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大饥荒到来，他们因极度饥饿而浮肿、干瘦，卧病不起，有的竟成饿殍。这群在政治迫害与生活煎熬中的学生，经历三年劳改，被折磨被压榨被剥削得一无所有。他们衣衫褴缕，神情沮丧，形体枯稿、面色憔悴，无论走那里，一眼就认出他是与众不同的右派分子。他们是命运最悲惨、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共产党对这群莘莘学子的非法迫害令人发指。 4、无端的怀疑与搜查。一旦学校发生了盗窃、反标之类的刑事案件，首先被怀疑的，就是这群无辜的右派学生。这时，他们的寝室会被悄悄地搜查，锁着的箱子会被有特殊技能的保卫人员打开，通信、日记、书籍被偷看。一旦成为怀疑对象，就遭审讯、诱供、逼供。安全感时时遭受威胁，人格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5、随意加重处分。在劳改过程之中，如果管教人员认为你态度不好，违纪，随时都有加重处分的危险。在西南师范学院120多名右派学生劳改队员当中，就有十多名被加重处分开除劳教：还人一些人被遣回原籍监督劳动不准复学。第一个被开除劳教的是历史系59级的曾祥舟，其“罪行”是：私自会见反动文人吴宓：说西师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伦敦、在巴黎、在加里福利亚。这样一些无足卦齿的小事就遭受灭顶之灾。还有教育系60级的肖坤道，因拣到一块手表未马上交出来，就被定为盗窃罪而被开除劳教，押送劳教场后，劳教场认为他不够劳教“资格”，把他作为“代管犯”，强迫劳改20年。中文系58级的黄鹏先，被学校开除劳教押送看守所关押，看守所认为他“罪行”轻微将其“教育释放”。可见西南师范学院对右派学生的惩处比司法机关还要残忍。学校本来是文明场所，而非暴力机关；是教化养育之地，而非认罪悔过的地方；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地方，而不是强迫劳役的惩罚机构：学校是教育机关，而不是专政机器。但是，共产党的学校，却是打击迫害学生的暴力机关。在共产党统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优秀学子被学校定为囚徒而葬送青春！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作者：陶渭熊

#反右斗争 #校园监狱 #高等教育 #右派分子 #劳动改造

7个月前

据《五八劫》载：1958年寒假，毛泽东酷吏李井泉，将四川省高中应届毕业生集中起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用启发诱骗、引蛇出洞、群众运动、互相告密、分化瓦解、检举揭发、批斗示众、整人发配、劳改入监等对敌斗争办法对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进行残酷迫害。当时全川高中毕业生不到万人，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高达3200人！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的学生。由于不少地市县把运动范围扩大到初中学生，被划为三四类的中学生竟达万人之多。而最小的“右童分子”，达县城关小学学生张克锦，年仅12岁。面对这样幼稚的少年儿童，共产党竟如此手毒心狠！在整人记录上创造了人类之最。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作者：陶渭熊

#毛泽东 #李井泉 #四川省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五八劫 #高中生 #残酷迫害 #对敌斗争 #历史事件

7个月前

校园审判庭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逼供、量刑、定罪。而这样的审判，不需公安机关的侦察取证，不需检察院提起公诉，不需要律师辩护，更不准个人申辩，也没的正式的判决书；一句话，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甚至党员个人认定某学生是右派分子，就可以对他实施一系列的非法审判： 1、大字报围攻。在党的授意下，班委会、团支部组织大字报专栏，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到处张贴：从寝室到教室，从食堂到办公楼，揭发你的“右派罪行”，把你置于四面楚歌八方围困之中，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觉得有无数仇恨的眼睛盯着你。那种感觉，就像把你剥得一丝不挂，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你的全部隐私让人恶意窥视，使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置你于惊慌、无助、恐怖之中。 2、批判斗争。党事先定好你的“罪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这当中，就塞进大量党的私贺，如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夸大事实，似是而非，恶意篡改，移花接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等等。把你揪出来站在台子上，大轰大嗡，呼口号，挥拳头，用最冷酷、最恶毒、最无耻的语言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全身是屎一无是处，打掉你的“嚣张气焰”，再审讯逼供，按党的要求承认“罪行”。如果你不承认，稍作辩解，就是态度顽固对抗运动；于是群情激愤，遭来更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加班加点无休无止的斗争，直到把你批倒批臭，使你面子丧尽，人格丧尽，尊严丧尽，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无力对抗不得不承认“滔天罪行”。例如笔者因写信检举家乡一生产队长奸污霸占女地主而“堕落”成右派，但斗争会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被逼迫承认四条“罪行”：诬告干部；为地主家庭翻案；诬蔑农业合作化运动；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的同学忍受不了这种野蛮残暴的非法审讯，以死抗争。例如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60级一个女同学被斗争后愤而投嘉陵江自杀身亡（因封锁消息不知姓名）；生物系60级2班欧维俭，我的同班大姐，不堪忍受屈辱愤而跳楼…… 3、非法搜查。除了斗争会审讯逼供之外，还进行非法搜查获取“罪证”。这种搜查不经法律程序，只要党员授意，争当左派的积极分子就一马当先。搜查内容主要是日记、信件、文稿、发言提纲之类。搜查方式是勒令你“自觉自愿”交出来，或者命令你打开抽屉、箱子让积极分子翻箱倒柜；更无耻的是趁你不在之时偷看你的日记、书信；还有明火执仗公然撬锁开箱子形如窃贼的。 1957年8月底，我暑假后从家里回到学校，走进寝室就发现我锁着的抽屉被人撬开了，书信被人拿走，书籍、衣物、床铺被翻得一片狼藉。我就这样被非法搜查了。 4、监视、隔离。只要把你定成右派，党团组织就会对你进行监视，限制你的自由：只能在允许范围内活动，不准上街，不准到公共场所：不准和其他人接触，右派分子之间更不准私下交谈；来信必须交组织审查，有人来访必须批准……把你弄成瘟疫病人一样，人人躲着你，不敢招呼人，更无人招呼你，使你处在孤独、冷漠、歧视、仇恨之中。同年级的刘和璧，受不了这种孤立，偷跑到北温泉公园找个地方冷静一下，结果全班出动抓“逃犯”，逮回来斗争升级处分加重。笔者同班右派李登域忍受不了被监视孤立的环境，竟然大白天到卫生科偷葡萄糖，宁愿加重处分被开除离校…… 5、栽赃陷害。先以言者无罪诱骗，后以言定罪把你打成右派，这本来就是栽赃陷害。把说“俄语用处不大应该学英语”之类的正常谈话，无限上纲成反苏反共反人民，也是一种栽赃陷害。还有更赤裸裸的，略举两例：（1）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58级学生曾清经与某党员吵架，曾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对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敢杀共产党？曾清经说，老子就是要杀你这种共产党！于是《曾经清要杀共产党》的大字报贴满校园。他差点成右派现行反革命而逮捕判刑；（2）数学系57级乙班，大家都在黑板上练习板书，随心所欲地写画，未擦黑板就走了。有人趁大家走后，悄悄把所有板书擦去，只留下“毛主席”和“阿Q”两个词语。本来这两个词语各在黑板的一端毫无联系，但班上反右小组定为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结果把写字的张克继、胡国良两位同学打成右派分子。 6、道德审判。右派分子不单政治思想坏，道德品质、生活作风也都无不“资产阶级”。于是道德审判接踵而至。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腐朽、道德败坏、……等等。翻开《西南师范学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言论集》（第一集），可以见到许多道德审判的记载。如某右派“解放前，抽烟赌博，无所不来”；某右派“与堂嫂通奸”；某右派“生活作风恶劣，追求名誉、地位、金钱和女人”；某右派“道德败坏、奸狡巨猾、阴险毒辣”；某右派“经常与某某混在一起，称兄道弟，畅谈女人和下流之事，有着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恋爱观”；某右派“为了追求名誉、地位和金钱，不惜用许多时间来写稿和翻译外文”……通过这样的人身攻击肆意羞辱，把一切人性之恶强加于右派分子头上，使其污名化、低贱化。 7、党的判决书。经过一系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等来一纸写着右派“罪行”和处分等级的判决书。这判决书不是出自法院，也没有正式法律文本和公章大印，竟然出自班上的反右小组。而反右小组是由党员操纵的。也就是说共产党超越了法律，代替了法院，以党的名义对学生进行司法裁定，开创了群团组织非法审判群众的先例。 8、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继大学校园反右之后，毛泽东把他的魔爪伸向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作者：陶渭熊

#反右运动 #校园审判 #中国政治历史 #学生运动 #大字报 #非法审判 #文化大革命 #历史事件 #政治迫害

7个月前

罗斯福和丘吉尔唯恐斯大林不参战，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认苏联占有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让苏联控制中东路、旅顺、大连。这两位西方领袖没有意识到，同斯大林根本无须做交易，斯大林早就想挤进来。斯大林将以对日作战为借口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为毛泽东夺权创造条件。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的二月十八日，斯大林的这一意向由苏联《消息报》反映出来：莫斯科“在解决远东问题的时候会把中共利益考虑在内”。毛兴奋已极。怎么感谢苏联人呢？他想起他们驻延安代表的性生活。二月二十六日，他对孙平说：“这里的漂亮姑娘你一个都不喜欢吗？不要不好意思嘛。”三月五日他又再次提起：“怎么，这儿动人的女孩子还是有的嘛？” “身体也健康。对不对？也许阿洛夫大夫想找一个？你呢？看上了谁了？”当天孙平在日记里写道：傍晚时分，一个女孩子出现了……她害羞地跟我打招呼，说她是来收十房间的…… 我搬了把板凳，放在屋外墙边唯一的一棵树下。她坐下来，紧张，也微微笑着。她和婉地回答我的问题，一边小心地等待着，两条腿交叉着，穿着布鞋的娇小玲珑的腿…… 她真可爱极了！她告诉我她是个大学生，刚参加共产党。她真年轻啊。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著者：张戎 & 乔·哈利戴

#雅尔塔会议 #罗斯福 #丘吉尔 #斯大林 #外蒙古 #中东路 #旅顺 #大连 #苏联 #中共

7个月前

毛曾经让汪东兴给他两支手枪毛泽东生病康复后，曾让汪东兴给他搞两支手枪，一支放在床边，一支放在书房沙发边，说要保卫自己，要自卫。汪东兴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指示：要照办，但子弹不能给，要加倍小心主席的情绪。汪东兴差不多一、二星期就要叮嘱我和张玉凤说：“你们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发怒骂人、摔东西、撕文件，要牢记：一、不能还嘴，二、人不能离开，三、不能劝阻。老人家发一阵、骂一阵、摔一堆，就没事了。”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组提出，让毛泽东能调节一下文化生活，周总理建议由唐闻生、王海蓉和张玉凤作毛泽东工作能接受。后来，从德国、法国、英国进口电影放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喜欢看爱情片子，看了后也会推荐给身边工作人员观看。周死后，毛担心死后会发生政变周总理死后，毛泽东多次问起他（毛泽东）死后，会否发生政变。我和汪东兴都说绝对不会，有毛泽东思想、有毛泽东路线。毛泽东语气很肯定说“会，你们也要做准备。” 1976年1月5日，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冒严寒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毛泽东看了简报后沉默多时。张玉凤三次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不作声。后来汪东兴又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怒骂：“滚滚!都滚开！你们对我封锁新闻。” 七六年确定华国锋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 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当天晚上毛泽东问汪东兴、毛远新、张玉凤和我：“人事按排一步，下一步我驾崩了，谁来当毛泽东？”沉默了一段时间，汪东兴说听毛泽东安排，我们照办。毛泽东说：“在问你们，不要说我太独裁。”大家还是沉默着。毛远新先开口：“江青、华国锋、王洪文以及汪东兴、纪登奎。”毛泽东加了陈锡联的名。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被删除的部分作者：西域顽石

#毛泽东 #汪东兴 #手枪 #自卫 #周恩来 #情绪管理

7个月前

陶渭熊:纸弹头杀伤力实验把步枪子弹的铅弹头摇松、取出，再塞上纸疙瘩做弹头，能不能打死人？甲说能，乙说不能，这是1968年8月大巴山脚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公社两个重庆知青讨论的话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找一个人试一试。 1968年夏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今天这里抢枪，明天那里武斗。一些人去外地串联，一些人到北京上访。两个重庆知青抢到真枪实弹后，背着它耀武扬威，好不快活，打飞鸟，射游鱼，击树干，穿土墙。他们领教了那花生米似的铅弹头的确非同小可，但那纸疙瘩做的弹头呢？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们想找鸡鸭猪狗来试一试，可它们都是有主之物，万一打死了，主人定会不依不饶惹出麻烦，不如找个地主来试验。地主大家都可以整，如果打不死，该他走运；打死了，该他龟儿倒霉！谁叫他是地主？打死地主还犯法？全国到处都在打地主，打死了就打死了，有谁犯法？ “对！就找个地主。”在这些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眼里，地主一条命还不如一只鸡鸭猪狗。就这样，他们把沙河街上的地主分子谢泽云找来，拉到场口，喝道：“跪下！” 那地主天天挨批，日日挨斗，被捆绑吊打已是家常便饭，早被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得比牛马还要听话，听到口令，习惯地、顺从地应声跪下，不知死期已到。其中一个知青模拟法官口气宣布：“谢泽云听着：地主分子谢泽云，男，现年47岁，解放前一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罪大恶极。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地主谢泽云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知青随即在背后扣动扳机。只听砰的一声，那可怜的地主只感觉背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掀倒，向前一扑，但马上又端正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忽然低头看见自己胸前鼓起碗大一个肿包，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轰的一声倒下去，当即死亡。 “你装死！你耍赖！起来！” “地主不老实，地主花样多！” 他们用脚踢翻他的身体，看见他满嘴鲜血往外涌，两眼园睁，已经死了。两个知青毫无犯罪感，愧疚感，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了，说：“打死个地主，球不疼（没什么了不起）！毛主席不是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吗？” 果然球不疼！两个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人过问，更无人追查，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有说是本地知青，有说是流窜造反的外地知青。谢泽云的家人有什么办法？上告？你是地主，谁受理？示威？那是翻天，你敢！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文革中，像谢泽云这样不明不白被整死的地主不知有多少！ 2005年夏，我重访沙河小镇，谢泽云被杀一事，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了。年青人不知，老年人也绝少谈起，一场绝灭人性的浩劫在有意无意的回避中慢慢褪色、淡化、遗忘。忘记了昨天，昨天的事有谁保证不再重演？（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纸弹头杀伤力实验 #1968年 #文化大革命 #武斗 #知青

7个月前

1965年，西安臨潼縣在社教運動中逮捕漏劃地主。任永健/攝。

#西安 #临潼县 #社教运动 #1965年 #漏划地主 #历史事件

7个月前

1947年，西安臨潼縣警局總部，警察局長和站在門口的兩位警察。美國《生活》雜誌記者/攝。

#西安历史 #1947年 #公安历史 #警察 #《生活》杂志 #新闻摄影 #西安 #歷史事件

7个月前

下南洋 1900s

#南洋 #1900年代 #移民 #早期探险 #经济发展

7个月前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孤立。”[59] 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从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与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一些。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义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以动员为导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经济模式，以及靠严酷的党内斗争强化控制的肃反，这些苏维埃革命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和留苏派并无分歧。苏区动员型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开创的，至于打土豪经济，毛更是始作俑者。还在1930年，赤白对立的现象就已出现，只是到了红军扩张完全停滞之后，其恶果才充分显示出来。事实上，只要打土豪经济模式的存在，红军又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扩张能力，那么，苏区的经济危机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至于以阶级斗争的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外的一切事务，本是毛泽东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较中国化，讲究有张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要比李德为首的三人团高明一些，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围剿，堡垒战术的坚定推行，毛泽东未必能有更好的办法。显然，中共的留苏派和本土派，在权力上存在纷争，这种权力之争，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掌控需求。但这个争夺，并不能改变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有速效，却难以持久。中央红军是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仗其实打赢了，但依然要放弃根据地。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苏区，原因之一就是[60]：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张国焘有没有如此人道，虑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论，但苏区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导致根据地保不住，却是不争的事实。动员式的土地革命，在动员农民造反方面的确成效显著。这使得中国共产革命的农民战争威力巨大，历代农民造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只有在动员效应的有效期内推倒国民党政府，苏维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被自己催生出来的掠夺式政治经济模式所吞噬。红军之所以长征，关键就在这里。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陈毅 #土地革命 #五四指示 #中共中央 #农民运动

7个月前

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省（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称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 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 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满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粮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 [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的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五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体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苏区经济困境 #鄂豫皖苏区 #粮荒 #中央苏区 #红军节省措施

7个月前

另外一个姓谭的“历反”，此人是青年远征军，去过印度，当过国民党兵团司令廖耀湘的警卫，在东北战场被俘入伍。南征北战好几年，当上了排长。1949年中共建政后部队上也“清理阶级队伍”，青年远征军属于国军铁杆队伍，列为“杀、关、管、斗”的“反革命”对象。好在他没有现行，遣送回老家种地当农民。他不安分，总想甩掉“农皮”，绞尽脑汁死贴乡村干部，宁愿当狗也不愿种地。混去混来混到仓库守夜值勤，哪知半年后仓库失火，找不出原因，拉他出来垫背，以“反革命纵火”判处无期徒刑。他不承认大叫冤枉，但没一点作用。入监后严守监规，不敢乱说一句话。“文革”中全国崇毛，他异想天开也崇起毛来，把节约下的零花钱买了一尊毛的石膏像，放在床头早晚膜拜，以示真心热爱，藉以表明他在蒙冤坐牢。那知他一晚睡觉翻身，不注意把石膏头像压碎了。虽然主动向狱吏做了报告也写了检查，但仍以“恶攻罪”拉出来斗争。犯人们为了挣表现，打得他血肉模糊遍体鳞伤。出手最狠的一人叫刘长青，是个抢劫杀人犯，伺后我问他：刘长青，你这样打人心里好过么？他望着我一笑说：黄记录，你是有期，我是无期，我不抓住机会表现能出得去吗？我道：难道表现就是打人？他想也不想地说：政府干部不是老向我们讲，要接受改造，要与反改造份子划清界线。我就是按照政府干部讲的在做。我不退让，驳斥道：为划清界线就出手打人？再说干部也没有叫你打人呀！他理直气壮地说：干部虽然没有明着叫，可支持我打呀！要不他们怎么不制止？他说得对！狱吏怎么不出面制止？制止了就不能表现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就不能表现出“革命立场”的坚定。记得，每次开斗争会前，狱吏们一再动员讲：这是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是靠不靠拢政府的表现。表现就是打人。犯人谁不想证明自已是接受改造的，谁又不想靠拢政府立功减刑哩？再有打人是种发泄，是种快感，把长期坐监的郁闷、痛苦，通过大打出手而驱赶尽净。刘长青说得形象：老子当龟儿子当了好些年，今天终于找到了出气的地方，打个痛快。从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出台，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收尾，在短短不足的四年时间里，先后以“恶攻罪”扑杀的无辜群众多达百余万人。 ---他们胆敢如此攻击毛泽东作者：铁流

#青年远征军 #国民党 #东北战场 #中共建政 #清理阶级队伍 #反革命 #遣送 #农民 #仓库失火

7个月前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书、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按照中央指示和党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负责清理北京市十八个区县的“红卫兵查抄战果”，登记造册后，将这些文物、古书大部分集中在府学胡同36号院或孔庙保管，准备运动后期落实政策予以退还。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进驻军宣队后，为了“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在军宣队领导下专门成立了“首长接待组”。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而且每次“首长”来，交道口交通队必定增哨加岗，路两边戒严。因此，当时“文管处”在宽街一带小有名气。邻里之间甚至传言：别看外面挂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里边是“文二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办公室）。就连厨房的大师傅喻庆福脸上都增光，每次到宽街副食店买肉都不用排队，大家用神秘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从“文二办”来的大师傅。据不完全统计，“四人帮”一伙来“文管处”共计94次，掠走瓷器、玉器、笔墨纸砚、书画、金表等共计5738件，各种书籍、字画47275件（依据荣大为《北京文物事业发展梗概》，见《北京文博》）。这些文物古书大多是价值极高的珍品。他们来了之后，毫不客气，什么都要，只要接待人员介绍，好的，老的，他们就打包带走。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这些首长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我们都没钱……作风正派，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喝杯水都要给钱的，你们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点儿。”于是“军宣队”领导就心领神会地象征性收款。规定凡石章类：鸡血石、田黄石，几毛钱一块；寿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钱一块。此外比较珍贵的文物如：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1件，付款7元。翡翠荷叶青蛙洗1件，付款1角。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明代吴天章款墨1锭，付款2分。象牙杆狼毫笔1支，付款1分。全套二十四史711册一套，付款10元（配金丝楠木匣）。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图》，苏轼《松石图》等珍贵文物；陈伯达劫得宋拓《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经》、黄庭坚草书《腊梅三咏》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册善本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和名贵的印章，另有各种石质的砚台多达500方。更有甚者，邱会作的儿子结婚，竟然到文物管理处要钢琴。当时某领导打算把查抄邓拓家的钢琴给他（就在开会的礼堂放着）。邱会作老婆说：“太旧了，不要。”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说：“天主教南堂的钢琴好，德国造的。”于是某领导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调拨那架钢琴。无奈，天主教南堂属于宗教局管辖，此事没有办成，才算罢了。一般的“首长”来都好接待，只有江青来了不好伺候。首先接待室要求一年四季恒温21度，夏季好办可以安空调，冬天就难办了。当时“文管处”没有暖气，各办公室冬天都是自己生炉子。而接待室不能生炉子，怎么办？于是经协商从隔壁的妇产医院锅炉房挖管道，把暖气管接到“首长接待室”，而烧锅炉我们另派自己人一一刘景春负责。由于接待室离锅炉房远，要把室内温度控制在恒温21度谈何容易。特别是江青来了，室内温度高了、低了都不行。锅炉怎么烧？如何通知刘景春？最后经研究用“声控”办法。在接待室和锅炉房之间安一电铃，以铃声为号：“二长一短”温度高了，“二短一长”温度低了。这边听着铃声烧锅炉，温度低了好办，多加两铲子煤，把火烧旺，温度自然上去了。温度高了往下降，不好降。而且往往是室内温度在25度～27度之间，江青来了。这时候接待室同志使劲按降温的铃声。只见刘景春这边忙得满头大汗，从锅炉里往外扒煤，封火，可让温度迅速降到21度，何其难也。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府学胡同故事：神秘的大院作者：黄秀纯

#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 #古书文物清理 #红卫兵运动 #北京市文物保护

7个月前

毛生日宴，周恩来当面向毛俯首请罪 1969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请了付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汪东兴、张玉凤、张耀祠。主席说:开个常委会、短会，再加插开个党小组会。主席拿出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大陆时送他的两瓶威士忌，开了请大家喝，席间，主席要先敬周恩来一杯，周连连说：不敢，不敢。主席却说：恩来，你敢，不是你竭力推荐刘少奇接班、刘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让我退居二线，回家乡养老？周又连连说：我有罪、有罪，请主席宽恕、宽恕。林彪举杯，以祝主席万寿无疆，化解了窘迫场面。毛又说:「恩来对润之有气，但没有野心，党内能搞宫廷政变的一人就是中国赫鲁晓夫。」毛：抓不准亲密战友在想什么 1970年3月2日傍晚，林彪到中南海主席书房交谈近三个小时，第二天毛泽东告诉我：「昨天，我的亲密战友给我上了课，说文化大革命要告结束，现在各地形势都不好，都在放空炮—我还抓不准这个亲密战友在想什么？」七一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狂躁、猜疑、恐惧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主席常失眠、饭量减少、常常在梦中唿叫，叫耀祠快来、东兴人在哪里。主席在林彪事件后变化较大，狂躁、发怒、猜疑、恐惧。常问我、问张玉凤，要我们放开讲、要讲真话、讲心里话。我和张玉凤还是千篇一侓告诉主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您老人家。主席听了有时会哈哈大笑说：「我还不如小学生」；有时会摆摆手说：「又是一通屁话。走!走！走！」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被删除的部分作者：西域顽石

#毛泽东 #周恩来 #林彪 #1969年 #政治局常委会

7个月前

1969年，西安臨潼縣，響應毛澤東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青年民兵挖地道。任永健/攝。

#毛泽东 #备战备荒 #西安临潼 #青年民兵 #地道挖掘

7个月前

1967年，西安，毛主席像章發行會。劉一/攝。

#西安 #1967年 #毛主席 #像章发行

7个月前

香港老照片湾仔(Wan chai)地区的一个代写书信文件的字摊，墙上的日历停留在1974年2月28日，仔细放大，清晰可见老先生本名“岑一鸣”，来自“南邑九江”，他正给两个老妈妈写着什么。比尔霍克拍摄

#香港 #老照片 #湾仔 #历史 #1974年 #代写书信

7个月前

1968广东博罗全家合唱毛主席语录歌。

#毛主席语录歌 #全家合唱 #1968 #广东博罗

7个月前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成稿之后，中共中央审查删除了部分内容，留为档案资料保存。据说，毛泽东死前精神变态，保存这些资料防扩散以免有损毛的领袖形象。下面简单介绍这被删除的部分内容。毛直言不讳：我的大字报是阳谋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成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命人贴在中南海第一食堂墙上。当晚，毛泽东对汪东兴、江青和我说：“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准派工作组的阴谋，是对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总后台的阴谋。”（所谓“阴谋”，指的是刘少奇。）毛式理论：大乱才能大治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期间，听了多个派到地方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的联络员汇报后，说：“有些地方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不要怕乱，大乱才能大治。” 每到月中，毛泽东有个习惯，要查看上个月开支多少。为此，汪东兴每月初都做好一本假账给毛泽东看，为什么呢？汪东兴说：这是政治、大政治。如果按毛泽东开支照实上账单，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如：缝补衬衣袖口、领子的账单列出六角五分，织补毛料衣裤列出一元五角，是按当时市面上价格报的。但，毛泽东是指定要送上海锦江饭店织补的，要有专人乘专机送上海，再由专机接返。毛泽东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鱼按市面价记在给毛泽东的账单上，交通运费算入中央办公厅开支。毛泽东抽烟，一包成本要十二元，账单上按中华牌每包五角六分计。 ---作者：西域顽石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中共中央审核删除 #毛泽东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 #中国历史 #中共档案

7个月前

日趋严峻的“斗争形势”，往往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激进情绪，倾向采用更加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式，即过度动员的方式，高压手段，解决目前的困难。“过度动员”的概念，是陈永发先生提出来的，但过度动员的产生，恰是打土豪经济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严酷的战争压力面前，只有不断肃反和相应的“残酷斗争 ”，才可以保持苏区军民尤其是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同时，为满足军队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严厉的阶级斗争工具，采用政治斗争和“运动”（查田，反富农），借强力从事征收。显然，这两方面，都有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的“成功经验”。不过，不管苏俄经验起了多大作用，现实刺激还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处在革命现场的领导人，表现就愈激进，这就是为什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远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倾”的缘故。早在1930年下半年，闽西就有“肃反筹款”的说法[38]，1933年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所有反革命的家产，一律没收，把肃反当成筹款的一种手段。不过，由于肃反对象不见得有钱，所以，更有声势的是反富农运动。此时的所谓富农，其实都是“新富农”，是土地革命之后有富余的农户。按中共当时的说法，凡是从事小规模经营，饲养家畜，“分田时留肥短报，以及利用政权侵吞公款等”有了“多余存积”的人，都是富农，“过去一般中农及贫农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变为富农，同时有一部分中农及贫农，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39]所以，这些人都是运动的对象。1933年以来紧锣密鼓进行的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富农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筹款。 “查田是查阶级，要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不但查出来，而且要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从经济上去消灭地主，削弱富农，这是我们的主要政策，同时使苏维埃财政得一很大帮助，因为目前急需筹得大批款子去接济红军的费用。”具体方法则是，“地主应该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农不必捉人，只严催交款，但顽固反抗的富农，也可以捉他起来以便催款。”[40]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阶级斗争 #过度动员 #肃反 #反富农运动 #筹款

7个月前

在这种严峻的情势面前，苏区领导人意识到了发展苏区经济的必要，各种税收相继开征，名目繁多的捐献和摊派也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税、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还有人口税、养牛税、屠宰税、米谷税、鸡鸭税、养猪税、卖猪税、园艺税和飞机捐、慰劳捐、互济会捐、反帝大同盟捐、节省粮食捐、新剧捐、欢迎捐等等，再加上摊派的公债。此时苏区的人，显然不能再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这样的谣谚了。同时，中共也开始注意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打土豪的结果，很少有商人敢来苏区交易，苏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难以输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盐难以输入；只有跟广东军阀，才能做点交易，也是杯水车薪。作为解困的一种方式，苏区也开始花大力气组织生产和粮食以及消费合作社，试图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来解困。自1933年8月以后，各种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都成倍增加，然而，这些合作社，由于存在“严重的缺点”，效果并不明显，粮食合作社连“应有的调剂粮食的作用”都没有起到[36]。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苏区开始滥发纸币，结果导致“苏币”的信用大跌，以至于苏区不得不开展“拥护国币运动”，提出“革命群众用革命纸票”之类的口号，并对拒绝使用苏币的人加以严惩[37]。事实上，由于苏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不高，频繁的分地以及斗争，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战乱破坏，民间基本上没有多少余财。常规手段显然不足以满足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需要。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苏区经济 #税收政策 #捐献摊派 #共产党的政策 #中共历史

7个月前

仅仅分地达不到动员应有的深度，必须有暴力和暴力气氛。所以，对富人的肉体消灭，尤其是现场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陆丰苏区刚一开辟，十几天功夫，海丰一个县就有豪绅和其他反革命份子1,686人被杀，没有死的纷纷外逃。一时间，海丰、陆丰两县，逃到汕头和香港的达万人以上[8]。红四军南下，开辟新区，闽西地方党组织暴动响应，“开宗明义的工作便是缴枪杀土豪烧契三种”，“土白暴动三四天内杀了四五十人，而（龙）岩永（定）两县革委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统计（龙）岩、永（定）三县赤色区域中自斗争后到现在所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 [9]海陆丰根据地有“七杀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10]。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将“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说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预先除掉[11]。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12]。没有被当场杀掉的富人家属，如果没有逃走的话，活命的可能也是没有的。川陕根据地的文件《粮食问题回答》中，就有这样的内容[13]：问：地主豪绅的家属是否留点生活给他？答：地主豪绅整穷人，不管穷人死活，现在苏维埃只是要穷人个个有吃有穿，地主豪绅家属集中起来在苏维埃监视之下做工开荒都行，不留一寸土地一口粮食给他们。不仅如此，杀人的时候，往往要造成某种血腥恐怖的气氛，开大会公审，当众处决。海陆丰的行刑大会，不仅喊口号，还吹着冲锋号，行刑者挥舞着钢刀，“一刀一个，排头砍去，很爽利的头颅滚地”。甚至还有妇女组织的“粉枪团”，在几千人的大会上，用红缨枪“刺进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膛，鲜血四溅。”[14] 显然，血腥可以唤起革命热情，只要杀戒一开，参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苏维埃政府要拨给两块大洋赏给施刑的赤卫队员，半个月后，不须要赏金，赤卫队员要杀一两个反革命份子雪恨。”[15]仇恨和仇杀就这样被点燃，然后升级扩散。选择了“立场”的农民，跟另一部分人誓不两立，到了这般田地，动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很难估量跟着红军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即使据中共自己人当时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害怕红军，赣东北地区流行一句话：“莫惹红军，惹了遭瘟。”[16] 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前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并非易事。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很大。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那些在乡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7]。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18]。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得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的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导致苏区对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19]。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张鸣

#暴力 #土豪 #红四军 #海陆丰苏区 #闽西 #革命 #反革命

7个月前

纵是与世隔绝的监狱，也没有清静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更残暴、更血腥、更恐怖。我所在的四川省第四监狱原来的管理还有点文明，在“文革”中也不敢文明了。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无产阶级从来是不讲文明的。如果谁讲文明谁就同情“阶级敌人”，狱吏们为了表现自已“革命立场”坚定，不惜用囚徒的痛苦换取饭碗安定。这些时候省四监狱各个中队几乎每天都在召开批判斗争大会，那被斗者惨痛呼叫的哭声闻之断肠裂肺。凡“不服从管教”、“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均属打击的对象。这些软性的罪没有明确尺度，均是言行。其中最为可怕的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轻则加刑，重则杀头。而这个稍不留心就会犯上，那时每日的报纸上都有“语录”和老毛的头像，污损撕碎皆为“恶毒攻击”。一天早晨蔬菜组一个叫刘朝华的老犯，起床后慌着上厕所便，顺手从床下撕去一页旧报纸擦屁股，哪知这页旧报纸的另一面有老毛头像。当即有人向狱吏做了报告，这还了得！敢用“伟大领袖”肖像揩屁股，当然是不折不扣的诬蔑攻击。先是在全中队犯人会上猛斗，他不承认，说自已是无意的，不知报纸的那面有毛泽东像。大家不依不饶，非得要他承认是明知故犯。于是斗争升温，先是打得他鼻青脸肿，后是“喷气式”和“跪炭花渣”，再后是站板凳挂水桶，凡能折腾人的招数用之尽净。他哪敢承认，承认了非得杀头。斗了大半夜，咬定不知，最后关进反省室，不出一月加刑八年。本来就是一张废报擦屁股的事，升格到“阶级斗争”的“恶攻”。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犯人每月只有一点五元人民币的零花钱，无法买便纸，习惯性地用旧报擦屁股，想不到擦出8年刑期。自此，再无人用旧报擦屁股，宁愿用土块或指头。 ---他们胆敢如此攻击毛泽东作者：铁流

#监狱生活 #文革 #批判斗争大会 #人权 #革命立场 #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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