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7个月前
金日成还在朝鲜全境开展思想整肃,后来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其中4百多人以反对朝鲜政治体制的名义被公开枪杀。然而,金日成并没有放过那些逃到中国的“延安派”人物,而是追杀到中国,找中共要人。最终,在苏联和中共的劝说下,金日成同意放过这 些人,但条件是中共将在朝鲜的驻军撤走。中国大陆这才有了前述撤军的公告。而金日成亦逐渐在朝鲜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成为了共产极权下的又一个独裁者。 牺牲了数十万军人帮助朝鲜的中国大陆,就这样被金日成变相赶出了朝鲜,而且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的12个展厅中,关于中国大陆军队的只有一个,其余介绍朝鲜人民军作战行动的均被解释成与中国大陆军队无关。不过,中国大陆对此却不敢吭声,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国共内战时期,朝鲜也给中共提供了很大的援助。如果没有朝鲜的援助,中共军队在东北战场能否获胜也未可知。 中国大陆出兵朝鲜,不仅最后被金日成赶出来,而且被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侵略者。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谴责共产党中国为在韩国的侵略者”提案,中国军人史无前例、实至名归享受了丑陋侵略者的“辉煌”:在联合国军的反击下,中国军队不得不在3月14日放弃侵占了70天的韩国首都汉城,退回3个半月前发动侵略战争的出发地朝鲜。4月下旬,得到了国内大力补充实力大增的中国军队再次入侵韩国,又侵占了韩国大片地方,一千多万韩国人一而再地饱尝中国侵略者施加的战火蹂躏。1951年5月18日,为了间接帮助联合国军执行公务,打击肆意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中国人,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47票赞成这个提案,8国(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叙利亚、瑞典、埃及)弃权,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参加表决。没有任何一张反对票。 由于外交侏儒毛泽东实在太矮,站在凳子上还是看不见联合国外交舞台,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不断产生重大失误,自绝于地球村人类社会。 中国大陆还首次遭到国际社会“禁运”的制裁。1951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报称:“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侵略者——中国大陆地区,受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抵制。 ---志愿军被金日成赶出朝鲜之谜 作者: 颜昌海
朱韵和
7个月前
从朝鲜战场战俘营回来的老同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号召学生参军,那时我正读初三,同班同学当中有五人报名参了军,其中就有一位比我大两岁家住寒亭的同学。这位同学当时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不久他去朝鲜参战,还给班主任和同学来过信,诉说战争如何艰苦,合着雪吃炒面等等。可不久再也没有收到他 的来信,,后来停战谈判,交换战俘,也没有他,于是当地政府就认为他已经牺牲了,家里也挂上了“光荣”牌(那时烈、军属家都挂光荣牌),还享受某些优惠待遇。 1991年他突然从台湾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位珠光宝气的夫人。这一下不仅他的家人、同学,连同当地政府也感到措手不及。首先把他家的光荣牌摘了,然后开了隆重的欢迎会,称他为爱国台胞,并动员他给家乡投资。他亨亨哈哈地答应着,之后并未见行动。 过两天他请老同学吃饭,饭后他执意要到我家“拜访拜访”。,就领他到了我家。我首先问他是怎么去的台湾。他说,刚去朝鲜打仗,虽然艰苦,但很顺利,一下就打过了三八线,但实际上这是美军学习中国的引敌深入,不久美军仁川登就把我们的后路掐断了,大部分人牺牲了,我们几万人当了俘虏。我问,你怎么去的台湾呢? 他说,遣返战俘时,中国方面提出应全部遣返,联合国军方面提出应自愿遣返,不得已,中国同意了。一位中立国印度的官员主持,愿意回国的进一个帐篷,不愿意回国的进另一个帐篷。我选择了进另一个帐篷,留下了,后来就被送去了台湾。我又说,老兄,当年你可是又红又专的典型,思想非常进步,不仅入了团(那时能入团的同学很少,不像现在,中学生基本上都是团员了),还积极争取入党。我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后来当了右派反革命,在监狱劳改队里呆了二十多年。咱俩可说是两条道上跑的车,那遣返时,你怎么不选择回国呢? 他说,唉!老弟你不知道,去朝鲜参战前,部队首长教育我们说,宁死不当俘虏。当了俘虏回来,不仅给家人丢脸,个人的后果也好不了,不像外国,当了俘虏回来一样像英雄般地受欢迎,所以我选择了留下。 我沉默了,他说的并非假话。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接触过不少从朝鲜遣返回来的战俘,是党员的大都丢了党票,有的复员回家,有的被调往黑龙江军垦农场开荒。我又问,看来老兄你已经发大财了,用现在大陆流行的话说,你已经是“大款”了,现在衣锦还乡,你是怎么发起来的? 他笑笑说,我发什么大财,是什么大款!在台湾,像我这样的充其量不过算是一个中产阶级。刚去台湾时也是很困难的。先是当了两年兵,退役后发了点抚恤金,我就用这点抚恤金开始做点小生意,经过几十年的拼搏总算有了点根基,才有条件回来看看,想对父母二老尽一点孝心,不想他们二老已经过世,还听我小弟说,老人家是在三年灾害期间饿死的。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我心里有愧,愧对自己的父母亲人。 我又问,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时搞的一团糟,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现在台湾反倒发展起来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的确做了真正的反省,台湾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土改。台湾的土改差不多与大陆是同时进行的。大陆的土改是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给农民,但没过几年又把农民分得的土地收归了国有,这恐怕对大陆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因素之一。台湾的土改是国家用钱将地主的土地买下后无偿地分给农民,地主用出卖土地的钱发展工业,美国又向台湾开放市场,再加上朝鲜、越南两场战争,美军的许多军需品都是直接从日本和台湾购买的,遇到这样的机会,再加上台湾人的努力打拼,所以台湾发展起来了。 快到夜里十二点了,我送他们回宾馆,临走我又问他,还想不想回大陆定居,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条件回大陆买一套小别墅住倒也不错,大陆的物价便宜。他笑笑说,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入了加拿大籍。加拿大地广人稀,住房水电都很便宜,环境非常好,等我们老了爬不动了,到那里去算了。还说,现在大陆开放了,如果你有机会到台湾来看看,欢迎去我家坐坐,并把他的名片给了我。 ---作者: 陈奉孝
朱韵和
7个月前
在中共的宣传中,参加“长征”的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中共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 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中共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宣传招兵,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何涤宙的文章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 1934年4月28日,中共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因周恩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 “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很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 ---史学家揭秘:被删除的红军“长征”真相
朱韵和
7个月前
中共党徽藏着什么秘密? 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秘密的撒旦教徒。从撒旦教分化出来一个分支,名叫光照帮。1776年5月1日,由亚当・魏萨普在德国创立,这是一个极其秘密的政治颠覆性组织。光照帮的政治纲领可归纳为:废除私有财产及继承权(即“共产”);废除家庭婚姻与伦理(即“共妻”);废除宗教信仰 并用“新宗教”代替(即“唯物主义无神论”);废除国家,用国际主义替代爱国主义(即“解放全人类”);最终摧毁一切社会秩序,通过世界革命,而建立一个由光照帮控制的、完全独裁的、没有人权和道德的世界性政府,并且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特务系统。大家看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苏共和中共的社会实践,与光照帮说的何其相似? 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共产党,但却很少人知道光照帮,更少人知道共产党跟光照帮的历史渊源。光照帮对世界的影响和渗透相当广泛,且极为隐蔽。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马克思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运动,巴黎公社,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费边社会主义等,这些颠覆性的暴力革命运动,都是光照帮在幕后策划。而且,《共产党宣言》也不是马克思原创,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有的文件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其主要思想和观点都是光照帮的。1938年,苏联的雷可夫斯基,因为反对斯大林被逮捕,他说;“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就是光照帮独裁专制。” 光照帮的政治纲领,其实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雏形,其胃口之大,是冲着毁灭全人类来的,跟魔鬼撒旦的旨意不谋而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言:“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众矢之的下的光照帮为了自身安全,需要找一个可靠的掩体,它们瞄上了共济会,开始向共济会渗透,并且在其中秘密发展。于是,光照帮逐渐成为一个寄生在共济会组织里的秘密组织。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苏共党徽的“五角星、锤子、镰刀”三元素的来历,给出一个明确的论断了:五角星,来自撒旦教的标志。锤子,来源于共济会,因为在共济会的仪式上,“石匠大师”手里拿着锤子,锤子是石匠的工具。而镰刀直接就代表着毁灭与死亡。在西方文化里,魔鬼与死神害人的凶器,就是用镰刀。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按照辈分排,撒旦教是共产党的“爷”,光照帮是共产党的“爹”,苏共是中共的“大哥哥”,而魔鬼撒旦是它们共同的崇拜。“魔鬼撒旦→撒旦教→光照帮→苏共・中共”一脉相承。中共不但是真正的邪教,而且已经恶贯满盈,天谴在即。 图1:撒旦教标志 图2:1930年中央苏区证件上的“斧头镰刀”或“锤头镰刀”党徽图案。 ---您知道中共党徽藏着什么秘密吗? 作者: 掸封尘
朱韵和
7个月前
傅国涌:民国年代媒体记者退还“红包”的艺术 1938年秋天,《大公报》派兼职记者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个年代要穿越戈壁、荒漠前往新疆采访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北边陲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好在“新疆王”盛世才对《大公报》执掌笔政的张季鸾充满 敬意,他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时,张是他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以师礼待之。因此,陈纪滢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陈记者”在那里度过了40个日夜风光的嘉宾生涯。另一方面,当时盛世才与国民政府、与苏联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他也需要《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陈记者临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给他送来一包钱,说是每个应邀参加大会的人都有的旅费和出席费,这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十分感谢,但这个钱绝对不能接受,请副官长向盛转达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副官长又带着这笔钱回来了,说,盛交代了,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只送你一人。如果再客气就不好看了。他还是坚决不肯收,要求当面去向盛推辞。他恳切地向盛说明自己不能接受赠款的理由:“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便我所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5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他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问明原由,转身交给了会计。他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自己都不管。 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仁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二千。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红包”。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红包”,早就不是什么新发明,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红包”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不能很好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 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还说过这样一番话:“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 这样的话,今天恐怕已是空谷足音。 图1: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胡政之(右二)和張季鸞(左二)在香港合影。 图2:1939年春节,香港《大公报》同仁合影。第二排左起:罗集谊、杨历樵、徐铸成、胡政之、张季鸾、金诚夫、杨刚、蒋荫恩夫人。 图3:1941年5月,《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密蘇里榮譽獎章」,成為第一家獲得國際性榮譽和獎項的中國報紙。 图4:1947年,徐铸成为当年的《文汇日记》题词。
朱韵和
7个月前
写出大饥荒小说被判刑十六年 依娃:我知道,你在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写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揭露了三年大饥饿的真实原因,而坐牢十六年多。你怎么会看出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张方晦:我写这篇小说是一九六三年。农场解散后,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报入户口的,户口就在自己口袋 里,叫“袋袋户口”,最后勉强落户在我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当农民种地为生。父亲因为不堪精神打击不堪饥饿疾病,一九六一年底获准赴沪看病,五十七岁逝于上海,我赶回去的时候只见到一盒骨灰。 我是几乎被迫害漩涡吞噬掉的人,经历的看到的思考的和同龄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农场的时候,我曾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中年男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蹲在墙角,又饿又乏。据别人说,这对父女是河西走廊张掖的农民,因走投无路,离乡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设兵团”而免于饿死……我老大不忍,给女孩找来一双弟弟的旧鞋,场部给他们十来个馍就打发了……这个画面让我耿耿于怀,回到海门后就以这对父女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 依娃:你这样写,意识到危险性吗? 张方晦:我当然知道。我对母亲说,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进炉膛,一把火烧掉。我那时年轻耿直血气方刚,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间秘密传阅。后来因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们交往做朋友,我们一共七人于一九六四年九月被统统逮捕。小说手稿曾在设于上海师范学院的“镇压反革命展览会”上当作“罪证”陈列展示,当时轰动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师生一概被当局安排集体前往参观。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八年余间我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长宁区体育馆召开万人审判大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案七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高级法院宣告撤销原判、无罪释放。高院给了我四百元人民币,说道,“这些钱,既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银行家的美貌女儿如何沦为公共情妇? 作者: 张方晦
朱韵和
7个月前
人变成动物女人变成妓女 依娃:在那样饥饿的情况下,人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张方晦:因为饥饿,人的心理、人的精神会扭曲变态到极点。每一个家庭都有难以置信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有一个教书的女同事,二十多岁。我去她家亲眼看见,他们打回来一锅面片汤,为了平均分给一家三人吃,要先搅拌几十下 ,然后飞快的分成三份,否则分不匀。一家人,多一口少一口都不行。 农场供应的玉米,都是整粒的,就煮熟了来吃。有些小孩消化不良,吃下去是玉米粒,拉出来还是玉米粒。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孩蹲着拉大便的时候,另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爬过去,在大便里抠出玉米粒就往嘴里送。 农场干部管理人员私吞职工的口粮,他们个个体壮如牛。 如果在那时你看到一个从上海来的女人,一点都不瘦,一点都不憔悴,那么她一定是和哪个干部睡上了。哪怕有丈夫,丈夫也甘戴绿帽子,不会打骂、不会阻拦。因为这个女人总能带回来一些馒头一些吃的,能让丈夫和孩子吃饱一顿。其中有一个女人,三十几岁,颇有姿色,有三个孩子,她都得养活呀。在人人顿顿都吃不饱的时候,这个女人能吃饱,吃得好一点,就看上去特别漂亮。农场的干部驻军的干部,无论白天晚上随时传唤,这个女人乖乖的就去,不用强迫,因为撕去了羞耻的面皮后,她能换得吃饱肚子,养活丈夫孩子,还有性的享受,因为那些光顾她的干部肯定比她老公强壮得多。她就成了一个妓女,用身体换取食物。有人骂她“破鞋、不要脸、婊子”,她就马上报告,骂她的人就要遭到惩罚。 有一个上海交大的右派份子女学生,才貌出众,可谓沉鱼落雁,父亲过去是一个银行家,娇生惯养长大,到那里后变成一个公共情妇,什么教育局长交通局长都能找她睡觉,而她也仅仅是为了温饱为了生存而已。 这时移民中就会有“霸头”出现。其中有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拐子,很厉害,谁都不敢得罪他。他引诱上了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上海女孩,就因为他能够给女孩家一点他从伙房里弄来的粮食,对女孩家人来说算是救命恩人了。后来他又生妙计,将这个女孩嫁给一个从甘肃武威县“移民”来的老乡青年,换得一整只羊,还有两百多斤面粉。以这个女孩“干爹”的身份做成一笔大买卖。一九六二年,农场解散,我们这批没有死掉的上海移民被遣返南归,这个人又唆使那女孩从丈夫身边逃出来跟着自己一起回到了上海。 在那种时刻面临死亡的时期,偷盗抢劫受辱卖身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人变成了动物,只想吃,只为吃,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经不是人了。 ---银行家的美貌女儿如何沦为公共情妇? 作者: 张方晦 (张方晦:我一九四二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份子家庭,父亲曾任复旦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因“政治历史问题”被调到中学任教。母亲是律师,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学教师。兄弟姊妹六人。一九六○年,全家被迫“移民”到大西北甘肃省阿克塞县。一九六二年被遣散返回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务农。一九六四年,因常与几位同学在一起聚谈、同时开始文学写作(包括短篇小说描写三年饥荒的真相)而被冠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入狱,在看守所关押长达八年多后,于一九七二年在上海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公判为无期徒刑。经过多次申诉,一九八○年由上海高院宣布无罪释放。)
朱韵和
7个月前
南昌起义并非打的中共旗号 发动起义,当然是中共中央自己的决策,但是当时共产党没有多少号召力,恐怕发动起义没有多少人响应,于是中共中央指示,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起义之后,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当然是指国民党中央委员),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谴责蒋 介石和汪精卫,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 在这篇《中央委员宣言》中,也有数位如谭平山、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邓颖超等共产党员,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列入。宣言用的,完全是国民党的语言:“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机时期……”云云。 1927年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 中共发动起义,却打别家旗号,已经属于造假;不过,在政治斗争中采取这种手段,可以理解,无可非议,问题是,从那时至今,中共对此再也闭口不谈!——算不算双重造假? ---我们学到的历史,还有多少不是谎言? 作者: 高伐林
朱韵和
7个月前
最后觉悟 早在延安,司马璐听了刘少奇的课就认识到: 做一个共产党员,最好根本不要有「思想」,或者一直不用「思想」。否则,不是带来许多烦恼,就会发生「思想问题」。 果然,司马璐这段话遭到揭发,挨了总支书猛批。 我的确已经是一个乖巧的共产党员,绝不提出疑问,小组会的时候,听着上级所讲 的再发挥一番。我竭力克制自己的理智。明天党是另一个讲法,我亦复如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应该如此的。……我们的党性坚强的程度,就全看我们牺牲「自我的意志」,当一个把「人的尊严」磨得差不多了,就成为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了。(页82~86) 司马璐通过事实认识到: 甚至我们自己的同志间,也互相吃掉对方的部队。党的中央没有什么是非可说,他永远是相信力量就是代表真理,有更多的枪杆子的一方面总是对的。(页220) 1950年底,司马璐逃港,揭露中共竟与日寇有勾结,共同破坏沦陷区三青团组织与围剿忠义救国军。(页211)游击队与地方党组织有矛盾,游击队便将与地委关系密切者秘密处决或作战时开枪打死。「人民内部矛盾」就如此解决了。(页206)此外,辣椒水之类江西苏区就灌过自己人了,老虎凳延安也有人坐了,假犯人混狱骗供之招也用上了。江西苏区整肃AB团乱了枪法,灌他人辣椒水的行刑者,没几天也因「AB团」被处决。[2] 红色叛徒最后认识到: 这许多年来。我的一颗纯洁的心一天天受到损伤,我贡献了我的青春给这个理想——我过去把他看得如何的崇高和伟大。如今,他的光芒在我面前已经全部变得漆黑,这个追求,今天已经彻底的幻灭了!(页221) 他对中共的最后认识: 这个党是一个完全以命令支配党员行动的党,军事化的党,特务化的党。每个党员,毫无保留地毫无还价地服从党的纪律。党的基本政策就是「杀人越货」四个大字。(页225)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朱韵和
7个月前
朱韵和
7个月前
如此进步 「屯溪事件」后不久,「老头子」再次开导年轻人: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够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因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你为什么近来老是不说话了? ! 我以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应该知道执行组织上的命令和你的指示,多说话是没有用的。 那对极了,所以我很信任你,你确是党性强,一天天有进步。 这位「一天天有进步」的青年党员,最后竟写下这样的「叛党言论」: 共产党人所关心的不是抗战的胜利,而是如何加重这些腐蚀的因素,加速这个社会秩序的破坏,动摇抗战的基础,打击政府的威信,以便于他们准备革命条件。(页169) 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地充斥着我们的同志,他们藉日本人的刀,去屠杀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员,甚至我们党的组织也经常与日本人的特务机关交换情报。据我直接知道,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党在日本人合作之下的杰作。……做汉奸也是革命,听说好多大汉奸都是我们党的同志,比如像袁殊(当时的伪中央宣传部长)……(页210~211) 司马璐还在回忆录中「揭发」了老头子等中共高干在杭州嫖妓。(页209)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朱韵和
7个月前
朱德遣妾 一九二二年,曾任滇军旅长的三十六岁朱德倦勤离职,带着六万大洋与四位姨太太由川至沪,想过一段快活赛神仙的悠闲日子。不巧,朱德接触上中共人士,迷恋上马列红,认为找到救国真理,决心脱胎换骨参加革命。其时时髦留洋,朱德决定留德,看看人家到底先进在哪里。不过,革命与赴德,可是一个 与原设计180度大转身的弯子,总不能带着四个老婆一齐去吧?为了处置四位姨太太,朱德与四位姨太太召开了家庭圆桌会议。朱德对她们说:现在我不想作军阀了,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一个太太;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留下两万作出国留学之用,还有三万多元,分作四份,每份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能留一个太太,谁愿意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 四位太太自然都抢着要“跟”,争闹起来,无法解决,只得采取最公平的抽签,结果最美丽的何太太抽中,其余三位各发八千大洋,予以“遣散”。 八千大洋可是一注大进帐,至少相当今天八十万,省俭一点,一辈子衣食无虞。三位太太跟了朱德这些年,也算回报颇丰,领回一笔不菲的“青春损失费”。后来,朱德在延安对范长江说自己“半生军阀半生红军”,这半生军阀可不是虚的,而是有四位姨太太及六万大洋作注脚的“实质内容”。 图:朱德和何芝华(贺治华) ---朱德遣妾:军阀造反的故事 作者: 裴毅然
朱韵和
7个月前
江青训恩来林彪训江青 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 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的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吴法宪:肉麻捧毛的首创者 不是林彪 作者: 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