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1个月前
朱韵和
11个月前
中共掌权后,仿照苏联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说,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输出对像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输出在文革爆发后最为激烈。根据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程映红教授2006年撰写的《向 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年中共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 据该文介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后,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以及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据悉,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及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上了毛语录和毛画像。根据新华社的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选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共在很多邻国设立的华侨组织、友协和华侨学校,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为“革命者”。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推翻本国政权。 根据中共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以及红色革命而和中共发生了外交纠纷。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遗祸却并未肃清。目前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就自命为毛主义,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也被国际舆论称为“毛主义叛乱”(泰米尔组织帮助训练了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尽管他们并非由中共支持。 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伴随的还有巨额资金的付出、大片领土馈赠给邻国。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这样一个为祸中国、为祸世界的政党,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吗? ---中共输出红色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11个月前
由于摀盖艾滋病疫情,民众对艾滋病没有认识,只认为不吸毒不淫乱不会得艾滋病,因此行成群众性“恐艾症”,更谈不到防艾滋病知识,使不该发生的艾滋病传播事例出现了。杜聪先生告诉我,他的救组织,有600多艾滋病患儿,这些孩子都在1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4—5岁,感染途径垂直传播和输血传播。孩子没有性 行为,更不会吸毒,天冷了艾滋病病人又出现死亡高潮。垂直传播主要是母乳汁传播艾滋病病毒。例如: 甄录(化名)他死于艾滋病。这孩子出生时没有艾滋病,父母也没有艾滋病。由于母亲的奶水不足,同村卖过血的一位妇人,她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出于好心,帮她喂人奶。三年后,喂奶的妇女查出有艾滋病。这个时期孩子也经常生病,时常发烧、咳嗽、拉肚子、发育不良、成慢性病容,经常去医院看病,效果不佳,因乳母查出艾滋病,孩子的父母抱着孩子去县防疫站扴查,结果小孩也被感染了艾滋病,治了近十年,孩子终于未能得救,2015年11月21日,他走完了12周岁的人生里程。 孩子做错了什么?这个家庭做错了什么?这是什么因果?他是乳汁传播的艾滋病病毒,主要原因是他父母不懂预防艾滋病知识,造成人为的恶果,孩子的死亡,太可怜了。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的时刻凋谢了,有谁记得这个世界他来过。附上诗一首。 吊幼儿 清明时节哭冤坟,艾魔侵杀幼儿身。 中国大地多处有,可怜亡儿父母心 时下出现大量的婴幼艾滋病患者,有贫穷的家庭把艾滋病病儿遗弃在野外,幸运儿被好心人发现送往孤儿院,孤儿院不欢迎艾滋病病患儿,他们怕艾滋病传染了其他人,只有送在艾滋病关爱之家,这是我2009年获得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的儿童全是患有艾滋病的弃儿,如图: ---死亡100的艾滋病村比比皆是 难忘那些艾滋病患的孩子 作者: 高耀洁
朱韵和
11个月前
中国政府官员对艾滋病疫区情况尽力摀盖,美其名曰“艾滋病保密”,怕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又怕他们个人的隐私,因此不让任何人揭发艾滋病疫情,其实是怕影他们自己的官员政绩和官位,凡是有进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扰,轻则赶走,重则拘留审查,这个作法已监持了20多年。黄河几经断流,艾滋未必流逝,20多 年又会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呢? 我来美国之后也没闲着,写了八本艾滋病书藉。你们看了这些书就明白,中国艾滋病的祸源是“血浆经济”,不是河南一个省,全国都有,河南是重灾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河南省的一些地区就出现了。 1998年至2004年间,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相继发病、死亡。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毁灭的不仅是患者个人,还殃及无数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甚至导致一些村庄,乃至成片村庄凋敝,满目疮痍。例如:中国河南首个农民艾滋病互助组织负责人、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农民朱龙伟2005年统计,河南商丘市柘城县双庙村,1990年代初响应政府“以血致富”的号召,全村3800口人,80%以上的成年人即1227人加入卖血大军,有的家庭15岁以上的人全部出动卖血,最后感染艾滋病毒的卖血者有887人,感染率为72.29%;死亡601人,死亡率高达68%,三分之一以上家庭都死过人,有33户人家死绝,还有艾滋孤儿53人,单亲儿童127人。在河南,导致至少30多万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至少是10多万感染者命丧黄泉。我在《疫症病案一百例》中引用过他的一些文章和数据。朱龙伟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的妻子李霞在2000年卖血染上艾滋病,吃奶的儿子也染上了。为了救妻儿,他自学了解到艾滋病的防治法,在农村成立互助组织,就这样也一再遭到官方打击,时不时被警察带走,失去自由。可叹! ---死亡100的艾滋病村比比皆是 难忘那些艾滋病患的孩子 作者: 高耀洁 图:高耀洁探望爱滋病人。
朱韵和
11个月前
朱韵和
11个月前
1948年12月,国共两军在淮海地区展开大决战,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且喊话说,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国军官兵在长春守将邓洞国因弹尽粮绝,北平守将傅作义受女儿,也就是当时的中共特务欺骗,先后投降后,全国各地国军投降、投共成风,于是共军 战事顺利,席卷整个大陆。然而中国建政仅一年,1950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下达了镇压反革命指示,要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下令大规模处决先前投降、投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被俘或逃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被杀害者分四大类,占主要人数的两大类是,第一类国共战争后期,倒戈投向共产党的,中共称之为起义、投诚,实为投降,以及被俘释放返乡的。第二类已经退役返乡多年的原中华民国军政人员,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另有极小部分属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坚持与中共打游击而被俘的,战后逃亡外地,隐姓埋名的,被杀害的高级人士中,多数为国共战争后期,国民党师、军级以上投共将领,包括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九十九军副军长甘清池、第八军副军长曾宪成、第十八军第九十师师长尹作赣,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叶干武等等,这也是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恶劣先例。 降者免死,乃战场通则,极端残忍,而毫无人性底限的中共集团,屡屡创下恶之举,美国的南北战争,北胜南败,但战后在美国国会大堂里,南北双方将领的雕像并行耸立,共同受到后人尊缅,因为美国人明白,不论谁胜谁败,他们都是手足同胞,对照这等文明境界,残暴的中共集团犹如恶魔、撒旦降世,神州大地岂能不血腥遍野,这波镇反中,被杀害者也包括国民党抗日名将,如陆军中将周址,一六零师师长宋士台,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陈映荣等等,还包括辛亥革命或护法原勋,如邓玉麟、夏之时、何海清、宋贺庚等等。 中共之所以残杀这些已经解甲归田,并无意与中共相争的名流人士,是因为他们都是当地名士,颇具名望,中共深恐他们聚众再起。中共要的就是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在这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手段是黑社会谋财害命的手段,先蒙骗受害人,用好言好语将他们骗到手,然后再食言残杀。 镇反前,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经济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反,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 ---中共不能说的秘密残杀投降的国民党人 作者: 陈破空
朱韵和
11个月前
在打垮林彪之后,军内一时为空,毛远新以一个党内、军内资历说起来都是比较低的人物,给毛泽东写信公开推荐军队人选。可见,他当时所处的地位的特殊性 。1975年9月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逐渐走向恶化,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选择毛远新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间的联络员。值得注意的是,这前后正是李 讷正式 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李讷无法继续发挥她的特 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远新填补上来了,而联络员这一十分超越党内政治生 活基本准则的制度当时居然获得政治局的一致通过。就此,毛远新取代了邓小平、 王洪文、叶剑英等人,成为毛泽东最后两年中的第一要员。 根据李先念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在1976年开始的历次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安排的事项第一件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 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被扩大进来的旁听者只能以“聆训“的姿态出现。 而后,就是会议主持人表态,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云云。毛远新自己就曾骄横的说 道:“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包 括既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内,都是仰视毛远新的威权,只有邓小平在1976年三 月的由华国锋、汪东兴、张春桥、纪登奎、毛远新组成的帮教小组会议上同毛远新 顶撞起来,而这件事直接导致毛远新的此后著名告状和风向问题的出现。 四五事件出来之后,毛远新、陈锡联指挥辽宁,一次逮捕群众680多人,而 整个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总人数也不过是2145人,其中辽宁就占了差不多三分 之一的比例。以致于叶剑英说:“天安门还是在北京吧?”毛泽东死后,毛远新被 江青以毛泽东生前“伟大谦虚”为名,请求政治局考虑毛远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 资格和政治局列席会议的资格,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回击了江青。此 前,华国锋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对抗来自江青的意见,更不要 说是针对联络员毛远新了。 毛远新自从委任为联络员之后,非常跋扈,不仅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忍气吞 声,连一贯横行无忌的王洪文都大为不满,他向张春桥等人表示:“他(毛远新) 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我怎么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呢,我当年在工总司的时候, 他在哪里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张春桥竟然三缄其口,不敢表态。由此可见, 就是在四人帮的阵营中,毛远新也是树敌颇多。这位被毛泽东生前多次夸奖的联络 员即使不被华国锋等人抓捕,他最后的结局也未必是善终。 ---毛泽东晚年的四大干将
朱韵和
11个月前
河南省艾滋病起源于-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掀起经济开放发展热潮。 河南省新上任的卫生厅长刘全喜在河南省大力推行了个世界独一无二的“血浆液经济”,因这项工作投资小,见钱快,血站遍布全省,许多地方连妇幼保健院、工会、妇联、人大、政协、,部队、文艺团体都要掺乎,民间血站更是星火燎原,蔚为壮 观。许多官员尤其卫生系统首长们得天独厚资源在手,自己,家人办的血站那是风生水起,财源滚滚而来。 血站低成本投入,流程缺如,设备简陋,管理空置,灾难不可避免的降临了。 艾滋病魔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上,进入一个没有任何障碍的通道,在人为的制造了这么一个个体与个体,通过血与血的连接,构成的一个无法测算的互相连接的巨大群体,横冲直撞肆虐起来。如核弹引爆时的链式反应极速播散开来,造成了中原人类历史上人为的生物学灾难。 也可能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人为的生物学灾难! 病程潜伏期时间长,这帮官员商人,数着这极易得来的票子,不断把这灾难推向更广更深的范围。 1995-1996年代中期,渡过潜伏期的无辜的卖血贫民的艾滋病逐渐开始发作和死亡逐渐开始发病了,输血感染者己在大地出现,其病人为数更多、切很分散。这帮灾难的制造者,不是动作起来,制止这灾难肆虐,而是千方百计掩饰,对泄漏出来的信息极力封锁,打压揭秘者,打击、开除周口王淑平等工作人员,甚至对披露消息的有关人员专家甚至抓捕判刑。 这已经超出了河南省卫生厅所能掌控的局面,首要的是河南省的首脑,国家一些威权,宣传部门的首脑,他们沆瀣一气,上下互动,动用了国家所有资源---卫生、防疫、公安、宣传、教育、外交,国安等等,极力封杀。具体指挥协调是一个维稳权力机构,党直接掌控的部门。和主要工作是生产,经济的政府部门关系不大。 更为恶劣的是1995,1996年代中期,感染艾滋病病毒者开始发病,他们除了封锁,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疫情控制,血液制品管控,艾滋病疫情还在蔓延,罪恶继续深化。 也就是说,河南省卫生厅领导官员和商人勾结,甚至其家族人员及有关势力者齐上阵,在利益驱动干下了一件滔天大罪。 而河南省的首脑,及后来官至常委的大佬们,怕被追究责任,被这帮家伙们从政治,人格上绑架挟持,动用国家机器,操控维稳机构与他们一起作恶,扩展了艾滋病疫情,并越陷越深,并发生责任倒置,成为首恶。 整个事件的进展脉络表明,刘全喜,李长春是首恶,河南艾滋病疫情发生,蔓延就在他们主政期间。 ---维稳推动“血浆经济”的艾滋病巨疫 恶首狂奔与逍遥 作者: 高耀洁 图:当年鼓动河南兴办血站,大搞“血浆经济”的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
朱韵和
11个月前
风烛残年,出走海外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 ,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费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权贵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岂料有近二年过着如此的生活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后来我只能继续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我自费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也要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北京爱知行万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来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 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要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 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明知来日无多,2019年除夕夜时,我想念自己的孩子,她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写了一首诗: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2020年春 写于纽约) ---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图:2007年2月23日,高耀洁在北京的一家旅馆接受访问,桌上摆放了美国签证的复印件。
朱韵和
11个月前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 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53人。 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14个大队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义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11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9月1日凌晨1点赶到,冲了3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二三道防线前。王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白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9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作者: 孙言诚
朱韵和
11个月前
“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8月27日到9月初,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 “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作者: 孙言诚
朱韵和
11个月前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 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作者: 孙言诚
朱韵和
11个月前
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份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 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这个现象不仅河南有,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说白了,全国都有这种分女人的事情,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更惨的是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 据同学们告诉我,第二年春天,出现挖财宝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 上述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极大多数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我下农村医疗队时,到过河南滑县,那里的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大的女孩才十二岁,因无劳动力种田,把十几亩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划成地主成分,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的女儿分给30多岁的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12岁的女孩投井自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在1962年听农民老太婆给我说的。 ---高耀洁:蒋公预言成事实分老婆分闺女禽兽横行
朱韵和
11个月前
高耀洁: 先总统蒋公于1930年就预言“唯物主义将使中国进入禽兽之域”。我们很不幸看到自1949年以来,蒋公的预言就成了事实。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对外部世界闭关锁国,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作为一个经济来源。 1950年 春在新占领区施行土地改革,同年夏在全国全面开始施行“土地改革”。并说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其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比土匪还要凶狠。 土地改革时,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有两千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在中国成了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地。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杓,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浆,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饭;那时我也见过“望蒋杆”,当时吓得我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蒋公预言成事实分老婆分闺女禽兽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