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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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月前

批斗读书人记得2月底一个雨天的早晨，我和父亲走进教室不久，同学们在我父亲的指挥下，开始“晨读”——与其说那是一种早晨读书的活动，不如说是早间的政治洗脑时间——大家所诵读的内容，首先就是“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就会反复诵读几篇《最高指示》，也就是毛泽东的几段话。正在同学们高声诵读之际，突然窗户外传来一阵更为高昂的嘈杂声，我和同学们忍不住攀窗往外看，原来是一队人员，押解着一个老人在游行批斗。那个老人头上顶着一只高耸的尖帽，那是一只用纸糊成的、形状类似圣诞帽但没有帽尾的白色怪物，上面写着一行我们看不懂的字。老人的腰躬着，头被两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使劲地往下压，快低到尘埃里了，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脸。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常常见到有这样的队伍经过，大家都知道那是在批斗“阶级敌人”，所以不觉得惊奇。只是那一次，批斗队伍突然把老人押进了我们学校简陋的礼堂（那实际上就是一间大一点的教室），他们的到来，让整个学校突然就停止了所有的读书声。有老师吹哨子，通知各班师生迅速集合，参加批斗。七八分钟后，这间礼堂就变得水泄不通。四个“红小兵”迅速搬来四张课桌，临时搭成一个台子，两个带着“红卫兵”袖章、手持梭镖（一种类似于茅的冷兵器）的人，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老人架上了批斗台。这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那位老人就是隔壁村一位姓阳的爷爷，他平时没事时，还经常跑我家串门，因为我父亲是读私塾出身，他们俩有时便神秘兮兮地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谈些什么“子曰诗云”。正当我要叫那位阳爷爷之际，父亲不知啥时出现在我身后，他一把捂住我的嘴巴，把我的脖子拧过去，朝我一个劲使眼色。我明白了，他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和那位老人相熟。接下来的批斗，首先是主批人检举揭发，原来，这位阳爷爷因为早年当过私塾先生，一辈子喜爱读些线装书。而文革时期，毛主席号召毁四旧，绝大部分人家里曾经存有的线装书，都被强制收缴，有的烧毁，有的则卖给了做斗笠（一种戴在头上类似于帽子的遮雨工具）的店铺，拆开用来糊斗笠。而就在前一天，有红卫兵发现阳爷爷居然从斗笠店里回购了一套《康熙字典》和几本《诗经》、《战国策》之类（这些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卷册），于是，他就成了批斗的对象，红卫兵给他扣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号召、复辟封建糟粕”。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位可怜的老人是如何被当众羞辱的。他首先被要求跪在台上，自己扇自己100个耳光，一边扇，一遍骂自己是“畜生”；扇完耳光后，红卫兵当众用从他家搜出来的书，一页页撕下，用火柴点着，然后去烧老人花白的胡子和本来就不多的头发；等到头发和胡子被烧光，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 那时正是春寒料峭，两个主持批斗的红卫兵在众人的起哄下，突然三下两下就把老人的衣服裤子全扒下，只留下一条内裤，任由老人双手死死抓着不放。看得出来，老人感觉到了极大的没面子，整张脸都胀红了。 “脱掉！脱掉！”旁观者似乎打了鸡血般齐声起哄。两个红卫兵在大家的鼓噪下，一人抓住老人的手，另一个则一把扯下老人的内裤。其实，哪是扯，分明就是撕开了老人最后一点遮羞物。那一刻，整个世界似乎都宁静下来，旁观者顷刻间陷入寂静，老人则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并用手捂住脸庞，泪水从他的指缝中挤出来。两三秒之后，众人再次哄笑，像是赶上了百年未逢的大喜事。那一刻，我作为一个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成年人的裸体，特别是他下身皱巴巴的皮肤和一丛黑色的阴毛，让我感到惊奇。我当时不明白的是，大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在我不解之际，更让人惊愕的事发生了。因为有人顺手捡起黑板旁的教鞭戳了一下老人的阴部，另两个人突然用怪怪地声音喊道——“牵牛！”于是，众人再次坏坏地哄笑起来。我后来才明白“牵牛”的意思，一个红卫兵，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细细的打底绳，就是那种苎麻制成的细小的绳子，直径大约一毫米，平时用来做鞋子用的。红卫兵把老人按倒在台上，手脚麻利地把老人的阴毛拧成一股，然后用这根绳子绑在一起，再在耷拉着的阴茎上绕缠数圈，于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大家强迫老人站起来，一个红卫兵牵着绳子，引着老人往前走，另一个红卫兵则扬着一把竹枝，像农村耕田时驱赶水牛一样，一边抽打，一边把老人赶到学校外的道路上游行示众去了。我和同学们站在校门口，看着那队人员远去的身影，似有所懂又似乎不解，耳边传来那阵阵远去的批斗声： “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打倒臭老九！” “知识越多越反动！”…… 晚上回到家，父亲先是紧紧地拴住门，然后带着我爬上小阁楼，小心翼翼地清理出他平时让我在家读的那些线装书，除了《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还有《论语》《左传》《诗经》《战国策》《资治通鉴》《古文笔法百篇》等约莫三十多本，用麻袋一层层裹好，又用塑料包严，再找几块木板钉实，然后藏到了屋檐下的某个角落。看着我不解的眼神，父亲叮嘱道：“崽，记住一句话，现在毛主席时代，不喜欢读书人。千万莫对外说我家有线装书。” 从文革结束以后至少三四年间，父亲依旧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让我背诵经典，但他不把那些书拿出来，而是每次用毛笔写一段让我读，到我能背的时候，再把所写的内容烧掉。 ---70后的文革——那些恐怖的童年记忆（上）陈杰人

#文化大革命 #政治洗脑 #读书人批斗

11个月前

1979年，台湾的计划生育宣传——生儿育女不用急，婚后三年最适宜。日本攝影師土井九郎（Doi Kuro）摄。

#台湾计划生育 #婚后生育 #1979年 #土井九郎摄影 #生育观念

11个月前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他一次，见了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 “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 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

#邓小平 #胡耀邦 #改革开放 #特区 #权威主义 #鸟笼政策 #陈云 #政治老人

11个月前

自建党以来，任何党员都是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也作为组织原则贯彻下去。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农民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缔造者。毛泽东这个人很复杂，毛的周围有一帮人。毛泽东最喜欢的人是高岗、林彪和邓小平，曾打算让高岗当接班人。高岗有他的本事，属于“绿林豪杰”，毛很欣赏。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他喜欢下围棋，晚上同我下棋是从不接电话的。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我问过黄克诚，在江西时他就感到，毛有两个毛病：一是脾气太坏，二是任人唯亲。井冈山下来在福建选前委，多数人投陈毅的票，毛泽东就甩手不干了。后来陈毅去上海找周恩来，周让陈赶紧把毛请回来。如萧克没投毛的票，毛对萧一直记在心上。没有林彪的吹捧与参与，“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来；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高岗 #林彪 #邓小平 #中共历史 #政治秘书

11个月前

北大在文革中的“辉煌业绩”有许多，如开全国集体打人之风、高校武斗先河等，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他们如何斗争、折磨那些手无寸铁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教授。挂木牌，建“劳改队”，关“牛棚”，这些都是北大学生的经典之作。所谓挂木牌，就是把十几斤、甚至几十斤重的、上书“反动学术权威XXX”之类木牌子，用铁丝挂在被害人的脖子上，让被害人躬着腰，于是木牌的全部重量就都通过铁丝作用在了脖子上。据说使用的铁丝越来越细，能够勒入人的血肉之中。所谓“劳改队”，就是把那些被整的教师集中起来，在校园内或者到校外“劳动改造”。所谓“牛棚”，实际上就是非法监狱，就在今天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的所在地。在这里，除了白天干活，“牛鬼蛇神”们还有晨练，有晚训，他们要时刻准备背诵“最高指示”，也要时刻准备接受管理人员的辱骂和殴打。很难想象，当年的北大学生可以想出如此恶毒的方法折磨自己的老师。根据王友琴撰写的文章，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过如此的折磨，如美学教授朱光潜、东语系教授季羡林、西语系教授吴兴华，等等。45岁的吴兴华在“劳改”时被折磨致死。劫后余生的季羡林在后来出版的《牛棚杂忆》中详细描述了这让人不堪回首的岁月。许多被批、被折磨的教授、教师们不堪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选择了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杀或“不正常死亡”。（王友琴《中国知识份子的四个S》）。第一个自杀的是历史系教授汪篯，他在1966年6月11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其后自杀的还有：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文教授俞大𬘡、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生物系教授陈同度、北大教务长崔雄昆、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俄语系讲师龚维泰、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和教师陈永和、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 他们或选择服毒，或选择上吊，或选择在未名湖自溺，或选择跳楼……他们死的那么决绝，因为人世已不让他们留恋。 ---北大未名湖畔的冤魂知多少？作者：林辉

#北大 #文革 #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高校武斗 #挂木牌

11个月前

生存者的创伤我曾经采访一位1966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 1966年的“红八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34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34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作者：王友琴

#红八月 #文化大革命 #历史反思 #生存者创伤

11个月前

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道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架之外。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作者：王友琴

#文革 #历史 #社会反思 #酷刑 #公众暴力

11个月前

榄杆市事件 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宋永毅

#榄杆市事件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11个月前

1.图为云南省南部怒江前线驻守的中国士兵们从伙食桶里盛饭，这是由后勤伙食人员送到前沿阵地的。这里是中国军队发动的滇西大反攻战役的最前线，这场战役也是争夺滇缅公路控制权大攻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2.美军第14航空队在飞机里铺满了稻草，用来把在前线负伤的中国士兵空运到后方军医院。 3.图为1944年9月4日，在中国远征军第53军即将向腾冲日军发起冲锋前，美军联络组把自己的钢盔送给中国士兵。这些钢盔将优先配备给冲锋在最前边的士兵。美军通信兵（　 Signal　Corps）拍摄。 4.在列多公路旁的一座康复营，史迪威将军向一群中国残疾军人脱帽致敬。这些伤残军人将在这里学习编织，铁匠等职业技能以便脱下军装，重返社会。美军通信兵（　Signal　Corps）拍摄。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发布。

#滇西大反攻 #滇缅公路 #中美合作 #中国远征军 #云南省 #怒江前线 #腾冲战役

11个月前

两年之后，1968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阅”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设立的牢房叫做“牛棚”。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从事“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单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它的延续“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杀”：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是“自杀”的，没有遗书留下，也没有准许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象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后来，从“隔离审查”中回来的幸存者讲出了他们身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有人泄露出其中一二真情。从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杀”其实是“他杀”，是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确是由他们自己的手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的人，也是在受尽侮辱和拷打之后，在绝望中才那样作的。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的方式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大量的“专案组”被建立起来。这些“专案组”人员到全国“外调”，深夜审讯“审查对象”，用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定案”方法恐吓威逼被“审查”者，并且强迫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认罪书”和“检讨”。这些文字材料一直密藏在各“单位”的“档案室”里。一所中学，就会有几个麻袋之多。但是在1980年前后，这些材料都被火烧了。在其他的各种名目的“运动”中，还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而死。而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是文革死亡的两个高峰。在这个网站上被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间。死亡于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斗争会”上或者死于“隔离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事故，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作者：王友琴

#文革 #革命委员会 #清理阶级队伍 #毛泽东 #中共中央文件

11个月前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这场杀戮从8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 1966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作者：王友琴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 #校园暴力 #教师迫害 #教育史

11个月前

死亡和文革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象“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文革中对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6年，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发生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当时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作者：王友琴

#文革 #一元化 #权力结构 #革命 #殴打 #社会主义新人

11个月前

牛鸡之间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作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他的专业是工程，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对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彼此相安。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柳树旁边吃草。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我听着，牛和鸡的行为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讲述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在有意编织寓言或者讽刺。这样的故事也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得出来的，除非有亲身观察，才能得知这样的细节。可是我在另一条思路上被触动了。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人。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虽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虽然受到很多阻碍，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位。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的同类的牛的方式和鸡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这个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建立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调查和写作，也可以看成是个人的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作者：王友琴

#文革 #劳改农场 #政治迫害 #反革命 #教师 #历史

11个月前

国亚：开封的镇反我父亲参加公安部队时，恰逢镇反高潮，他所在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父亲在政治部，没有亲自参与行刑。那时国家专政机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仅一夜之间，所有专政机关一齐出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小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下通知说要改成对着后心开枪。对后心开枪也有问题，经常打好几枪还不死。开封郊外的地主方某就是对着后心开枪执行死刑的，枪决时我父亲在现场。挨了两枪后倒地，几秒钟后他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执行死刑的解放军，把大家看得心里发毛。正准备补他两枪，方某喘好几口气以后，又倒在地上死了。后来上面又来了通知，说不许对着后心开枪，一律再改成对着脑袋开枪。有一个国民党女潜伏特务，明眸皓齿，非常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运动来了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保姆来接孩子，女特务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平静地把孩子交给保姆，对她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在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之后，镇反进一步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结论没有问题的，甚至已在新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可无论争辩还是哀求都没有任何用处，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父亲以前的熟人。镇反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有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我的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留在开封教书。有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的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最终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被关押了几个月后获释回家。大姑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镇反 #公安部队 #逮捕与枪决 #政治部 #专政机器 #开封城 #反革命分子 #妓院改造监狱

11个月前

1944年10月12日，在怒江前线的滇缅公路上，美军联络组的无线电员正在操作无线电，引起了一名中国小孩的好奇。摄影师：二等兵　哈特菲尔德。美军通信兵（U.S. Army　Signal　Corps）拍摄。

#怒江前线 #滇缅公路 #美军联络组 #无线电操作 #中国小孩 #1944年 #二等兵哈特菲尔德 #美军通信兵

11个月前

1944年6月4日，在怒江前线惠通桥上方的永阔山，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上将（没有戴军帽者），第53军军长周福成中将以及随从在吃午饭。美军通信兵（　Signal　Corps）拍摄。华盛顿国防部公共关系局发布

#中国远征军 #卫立煌 #怒江 #惠通桥 #美军

11个月前

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空军已有9个大队（3个轰炸大队、3个驱逐大队、2个侦察大队、1个攻击大队），及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机队。当时全国计有机场262个，各类飞机600余架，其中305架可用于升空作战。同时期，日本可用于作战的飞机有约2300架，数量是中国的7倍。日本最初用于中国战场的飞机为 443架，后来最多时在800架以上，实力远在中国空军之上。更重要的是，日本有自造飞机的工业实力，月产飞机60架，且能不断更新相关技术。而中国工业落后，空军所用飞机全部来自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一方面很多机型已然过时，另一方面零件补给困难，严重限制了中国空军能力的发挥。对空军抗战之艰难，蒋介石曾如此描述：“我们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继续三个至六个小时的始终苦斗，每一队飞机至少有三分之二皆被敌机枪炮弹击中的，有一次，周志开同志所驾驶的飞机，被击中九十九颗枪弹，又加一颗炮弹……”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牺牲有多悲壮？作者: 杨津涛图1：刘粹刚，1937年10月25日殉国淞沪战场，是年24岁。图2：阎海文，1937年8月17日殉国淞沪战场。图3：追晋空军少将高故将军志航图4：8月14日的空战英雄乐以琴。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保卫战中殉国，时年23岁。

#抗战 #中国空军 #军事力量对比 #中日战争 #航空工业

11个月前

抗战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家世良好，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自觉的爱国心。受教育程度高，是抗战期间空军同陆军、海军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些空军烈士牺牲时，大都只有20几岁，以至于“同年入校，同年毕业，同年牺牲，这种情况在中国空军抗战中极为普遍”。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所印行的《中国空军》一书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空军共出击3337次，死亡、失踪3533人；日本空军在中国伤亡2765人，损失各类飞机2148架。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牺牲有多悲壮？作者: 杨津涛图：抗战前赴美学习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合影，标注十字架者，即为空战殉国。

#抗日战争 #中国空军 #爱国精神 #飞行员 #烈士 #牺牲 #教育背景

11个月前

文革初期几十万红卫兵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山上很快断粮，上山学生们竟有饿死。周恩来动员赣鄂闽浙粤等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再由空军飞机空投。“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吴法宪认为毛搞红卫兵大检阅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这样面对面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数百万人拥京，交通、住宿、粮食全线告急，周恩来实在没办法，只得向毛请求限制进京人数。毛不满意：“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发指示，只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不管衣食住行这些麻烦事儿，才会有如此“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气魄”。八次大接见后，幸亏73岁的毛自己吃不消，终于说了一句“不能再见了”，下面才敢发通知阻止学生进京。吴感叹：“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毛搞大接见还有一层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刘邓等党内反对派显示政治实力——我在中央高层可能不占“多数”，但在人民群众中却是绝对“多数”。 ---吴法宪：肉麻捧毛的首创者不是林彪作者：裴毅然

#文革 #红卫兵 #井冈山 #周恩来 #空投 #饥荒

11个月前

多年后，听红卫兵们回忆，11月26日那天，毛主席检阅的全部车队从西郊机场消失后，全场曾经出奇地静场几秒钟，一忽儿不知谁叫了一声：要上厕所了啦！……整个队伍倏然一哄而散，迅即自觉形成许多圆圈。每个圆圈直径约15米左右，男的一圈，都刷刷站着拉尿……；女的一圈，站一圈，蹲一圈，站着的掩护蹲着的小解……男圈和女圈相距不到20公尺，两圈都听得到对方的尿水声。整个西郊机场一时响彻百万人的尿尿声……如此场面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发笑，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不文明。谁都知道，许多人是一整天没有上厕所，人有三急，方便第一。一个网友说：“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最鲜明的印象就是这一幕：北京西郊机场200万人围圈“小解”——试想当时若有直升飞机在空中摄像，录下这方圆几平方公里的机场跑道上，二百万男女各自圆圈“方便”的场景，今天一定仍是吉尼斯纪录之最。这也许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留下的最为珍贵的人类行为艺术壮举，不知可有人曾摄影立此存照？ ---目睹领袖的背影作者: 老绥远韩氏

#红卫兵记忆 #毛主席检阅 #历史事件

11个月前

朱长超：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哀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6年底，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辗转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挞伐，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您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他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因为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虽然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跳来跳去，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造成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钱伟长 #教育改革 #清华大学 #教授治校

11个月前

倪刃：苏联GDP造假史在苏联，统计数字一直都不仅仅是经济的尺度，更是意识形态的武器，是统治者展示其政绩的“艺术品”。苏联经济学家们，不断地制定着五年计划并不断胜利，但这一切最终被证明其实只是大家都相信的一场表演罢了。苏联的经济统计，一直是一个谜。195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意气风发地向全世界宣布：“二十年后，我们的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仿佛苏联的工厂已经加足马力，即将碾碎资本主义世界。然而，在苏联的经济体系里，GDP并不是市场决定的产物，而是计划经济的数字拼图游戏罢了。其实，计划经济的运作逻辑很简单：政府制定产量目标，各级官员层层分解，工厂、农场则必须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至于这些数字如何得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在于此——它几乎是天然地在鼓励地方造假。因为地方只需要超额完成任务就会得到嘉奖。尽管上级会再三敦促不得造假，但这种督促往往生效甚微。比如，某拖拉机厂被要求每年生产1000台拖拉机，但如果工厂发现自己完不成目标，聪明的官员会迅速找到一个办法——让每台拖拉机的重量翻倍。这样，虽然生产数量未达标，但“产出”却惊人地增长。统计部门一看，钢铁消耗增加了，工业产值也随之上扬，GDP曲线又一次完美上升。至于这些拖拉机能否运转，是否有人使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农业领域的“创新”更是层出不穷。 1958年，苏联政府要求各地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于是各地官员纷纷向上级报喜，谎报收成。赫鲁晓夫听后大喜，甚至提出要向美国出口粮食。但到了秋天，苏联的农民却在现实的饥荒中挣扎。由于数字虚高，政府按照“富足”的数据征收粮食，导致基层粮仓被掏空，农民们不仅没有余粮，反而被强制贡献“超额产出”。最终，这场数据上的胜利变成了现实中的惨剧，苏联不得不低调地向美国购买小麦，以填补统计数字无法填补的现实。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GDP统计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技术高超”。这位领导人深谙“纸面繁荣”的重要性，因此要求经济学家们确保苏联的增长曲线永远向上。苏联政府的经济报告中，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圆满完成，每一个行业都欣欣向荣，唯一的问题是，这些繁荣的数据和人民的生活现实毫无关系。在苏联的统计学逻辑里，经济增长并不取决于实际需求，而是取决于计划目标。例如，某年苏联的玻璃产量目标是100万吨，但工厂发现，若以重量计算，生产厚玻璃比薄玻璃更容易完成任务，于是全国各地都开始制造超厚玻璃。结果，苏联的玻璃库存暴增，但能用来做窗户的玻璃却严重短缺。类似的情况在水泥、钢铁、煤炭等行业屡见不鲜。官方统计数字蒸蒸日上，而现实世界却充满了荒谬的短缺——苏联人在数据里“富裕”得惊人，但在商店里，买块肥皂都是一种奢侈。勃列日涅夫时代还有一个独特的“创新”：国防GDP。由于军工产业是苏联的重中之重，政府想出一个绝妙的方法，让经济数据看起来更加光鲜——把军工开支算进GDP，并且以极其夸张的方式进行估算。比如，一架造价500万美元的战斗机，在苏联统计中可能会被算作“等价于20架美国战斗机的价值”，因为“苏联制造的质量更好，战斗力更强”。如此一来，苏联的GDP数据瞬间膨胀，整个过程堪称一场精妙的统计魔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GDP造假体系已经摇摇欲坠。 1985年，苏联官方数据显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然而，现实却是商店货架空空如也，人民不得不排长队购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苏联，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经济危机。现在人们总是忘记，在苏联解体之前，它其实已经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来扭转局面，但当他真正开始清理经济数据时，才发现苏联的经济早已是一座建立在谎言上的空中楼阁。 1987年，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更透明的统计，但一旦真实数据浮出水面，所有人都惊呆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大部分是泡沫。苏联的工业产能低下，农业濒临崩溃，军工产业占据了GDP的巨大比例，而民用经济却一片萧条。当这一切暴露时，苏联人的信心也随之崩塌。1991年，苏联解体，那个曾经被吹嘘为“即将超越美国”的经济体系，最终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养活。苏联的GDP造假史，荒诞而又深刻。数据可以被篡改，数字可以被夸大，但现实终究不会被谎言永久掩盖。在统计报表上，苏联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仅次于美国，一直都是苏联的宣传语。但在现实世界里，苏联的经济却早已千疮百孔，只剩下了一张张漂亮的报表和文件。纸上的繁荣或许能欺骗苏联人一时，但终究无法改变苏联的结局。

#苏联历史 #GDP造假 #意识形态 #经济计划 #赫鲁晓夫 #经济统计 #苏联经济 #五年计划

11个月前

宝鸡照相馆陕西 1985 朱宪民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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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月前

天津日租界与法租界边界上的两国士兵,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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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月前

消灭乡绅后的恶果首先，消灭乡绅，也消灭了乡村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和传统文明，政治上的愚民化、暴力化、野蛮化不可避免。从此，中国乡村进入了一个既不讲仁爱信义，也不讲科学真理；既不谈天地良心，也不分是非曲直；既无道德操守，也无精神信仰的时代。广大的“革命主力军”们，成为无知无畏、善恶不分、蠢智难辨的阶级斗争工具。他们对于“阶级敌人”随意打杀，残暴无比而无所顾忌；他们肆意掠夺、瓜分乡绅财物而不受良心谴责；他们对于乡情、族情、亲情、人情可以视而不见，在“革命”的名义下任意撕裂人性而毫不自责……回忆一下土改运动中那些对于乡绅血肉横飞的暴行，除了捆绑吊打这些已经极其残忍之外，还有点天灯、背火背篼、割乳房、用玉米芯通阴道……等等闻所未闻、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酷刑，是何等血腥！可惜这些暴行不是乡绅的专利。不数年，在集体化、大跃进、公社化和公共食堂年代，那些曾经用暴力消灭乡绅的“革命主力军”们，也享受了暴力的轮回：被捆绑、鞭打、饿饭、进劳改队、劳教队……直到被打死、饿死。又过了几年，到了文化革命，那些原来残害乡绅的干部又成了走资派，同样被捆绑、吊打、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坐牢、直到被整死……消灭乡绅以后，中国农村进入了最野蛮、最残暴、最黑暗的时代。其次，消灭乡绅，土地公有，使农业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共产党消灭乡绅是为了消灭土地私有。土改后农民从乡绅手中夺得的土地，很快又被共产党夺走。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主人，反而成为公有制土地上的奴隶；在土地上种什么，种多少，怎样种，株行距多少……等等纯技术问题都得听从党委书记的统一指挥。这种耕作方式，倒退到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时代。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农民没有起码的主动性积极性；再加上统购统销、合作化、公共食堂、公社化、农业学大寨……一个接一个的坑农害农运动，造成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大倒退，农业生产力极其低下，农民生活极其悲苦，农业发展陷入绝境，还强迫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后虽然作了一些调整，但土地所有权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共产党。消灭乡绅的后果，至今仍然难以消除。 ---陶渭熊：地主与乡绅

#乡村社会 #消灭乡绅 #知识精英 #传统文明 #政治 #愚民化 #暴力 #野蛮化 #仁爱信义 #科学真理 #天地良心 #是非曲直 #道德操守 #精神信仰 #革命主力军 #阶级斗争 #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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