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1个月前
汪精卫是一个遭到中国现代史书丑诋的人物。汪氏不是一个坏人,甚至撇开年少时革命激情,至少终身一不贪污,二无二奶三姨太,三子女也没有“经商”以父荫谋私致富。汪精卫也没有仇恨二千年中国道德伦理文化。比起其死后涌现的许多窃夺权力的乌龟王八蛋,汪氏简直是圣人。 其毕生污点,无非是战争时期投 靠日本。这一点汪氏遭到全国唾骂,因为不懂公关。只要举例当时,史太林在赤化中国的时期,早就有毛泽东投靠苏联,拿钱要军火,颠覆国家,汪精卫如果有一位像香港特区的新闻统筹员,就可以在网络日日反击:你投苏联,成立“中华苏维埃”,我去南京组织傀儡政府谋和,只是做着这个时代合乎潮流之事。如是者日日重复,兼养一批汪粉啦啦队和什么丝带,天天在街头向农民百姓宣传,就没有问题。 汪精卫只是太老实,不宜从政。不错,到了一九三九年,半壁江山早已沦陷。蒋介石指望英美法干预日本停止侵略,到这一年,欧战爆发,蒋汪都知道英美不会帮中国,因此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知识分子,都主张优先谋和,勿令苏联有机可乘,即为著名的“低调俱乐部”。 主和不是问题,问题是汪精卫竟然一个人去跳火坑。在这一年,他没有想到过日本首相会时时更易,未能预见日本军方会疯狂,亦未能预见偷袭珍珠港。像一个运气差透了的赌徒,汪精卫本来可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独自在欧洲漫游,像今天中国的许多富豪走资,加入外籍,但却偏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下错赌注。 香港人七十年后在一只猪和一头狼之间不懂判断的所谓Lesser Evil,汪精卫早就看到了。他认为在苏联和日本之间,长远而论,史太林的苏联比军事的日本更险恶,苏联更是中国人的敌人。 而且一个人投日,全无班底,被日方玩弄于股掌。想不到一年多之后日本向美国宣战,汪精卫闻讯珍珠港大哭,以头撞墙,他想不到自己与东条英机捆绑,成为英美的敌人。 ---陶杰:汪精卫投日 不比毛泽东投苏坏 图:汪精卫国民政府前的匾额刻有“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
朱韵和
11个月前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 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 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朱韵和
11个月前
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朱韵和
11个月前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 ,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于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朱韵和
11个月前
回溯這場人禍,在時任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的領導下,數百萬河南農民加入「賣血大軍」,血站為獲取高額回報,沒有為賣血者進行艾滋病毒檢測,嚴重的交叉感染導致艾滋病泛濫成災。 當時在健康教育研究所任職的陳秉中,為探究河南省艾滋病大爆發的原因,自費到逾30個重災區進行調查,據調查數據,至少導 致30萬至50萬賣血者感染艾滋病毒,10萬感染者死亡。 官方面對這場災禍不斷掩飾真相,首位發現並向官方舉報艾滋疫情的王淑平、「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河南社會學者劉倩,以及艾滋病上訪者皆遭當局打壓。 陳秉中接受本台採訪時認為,如果中共當局早期能接受王淑平和高耀潔的舉報,就可以將處於萌芽狀態的艾滋病疫情控制住。 陳秉中說:第一我要悼念王淑平,她是英雄是功臣,如果聽取她的舉報,災難就不會發生了。可是中國當局卻打壓舉報者,由於它們沒有接受王淑平的舉報,而任艾滋病泛濫成災,, 陳秉中此番無懼生死再劍指三位中共最高領導人不但未問責李長春和李克強,反而讓他們步步高升,這是一種直接的包庇行為。 陳秉中說:當局一方面打擊舉報者,一方面對罪魁禍首一個勁的提拔。我把它揭露出來,可以說古往今來沒有。應該痛批那三位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當然我這也是冒著打擊風險,但我就不怕了,我87歲了,我應該為受害者王淑平伸冤,也替上訪的受害者說話,這是也我的責任。 早年間幫助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維權的北京維權人士胡佳也就此接受本台採訪,他表示中共當局肯定又將在「世界艾滋病日」作秀。但他表示,陳秉中揭示的才是真相,中國政府從一貫作法是,拖死河南血禍中的艾滋病感染者,從而帶走這段不堪的歷史。 胡佳說:我切身感受到李克強執政時期,對艾滋病的封鎖和打壓,那時候官員的意思是說,等艾滋病人都死光了,艾滋病問題就解決了。每一年的艾滋病日,李克強走一場風光大秀,如果你以為艾滋病的疫情不再成為國家機密,艾滋病的問題解決了,那你真的是被共產黨的宣傳蒙蔽了,不管上邊的調門唱得多高,其實艾滋病人一直活在嚴冬裡。 本台記者聯絡了數名艾滋病感染者或家屬,他們在艾滋病前夕被當局嚴禁接受外媒採訪。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 衛生部前官員痛批包庇「艾滋血禍」罪首 自由亞洲電台 2019.11.29 图:陳秉中探望上訪獲刑的艾滋感染者的家屬。(陳秉中提供 / 拍攝日期不詳)
朱韵和
11个月前
一个人的战争 高耀洁教授是退休之后开始全力展开阻止艾滋病扩散和救治工作的。 这是一个人的战争: 13年来,这项慈悲事业耗去了她所获得的全部奖金100多万人民币。 为调查艾滋情况、救治艾滋患者、宣传防艾知识、揭露输血感染,她的足迹(后来走不动则以出租车代步)遍布大半个中国,她沿着那条看 不见的血河,明察暗访过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15个省区。 她走入过100多个村庄——出访一天,一般情况是查访2、3个村庄,多的时候一天查看过7个。 她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到访之处,她留下金钱、药物、资料和口述的防艾方法;分享患者的悲愁、绝望和怨怼;延长前方探访的道路,增加未来救治的工作量和新方案。 她亲自编写、自费印刷的各式不等的艾滋病教育普及读物100万到150多万册。 她没有发行网络和渠道,只能利用邮局按照地址寄出去。她有两个巨大的地址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全国各地艾滋家庭的地址和需要寄出的各机构单位地址。 她曾背着12000张自费印制的防艾宣传纸,风尘仆仆奔到火车站,站在寒风中向往来过客散发。后来则与医院、学校、报亭、报章杂志社建立联系,请求帮助,定点散发,或者请自己的熟人带往农村……。 她发往中国公安机构的防艾资料就有30万分,据信全部从邮局消失,没有抵达。 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已经出版)。12年4380天,平均每天她要收到3、4封救援的信件。而她没有让任何一封来信泥牛入海:每个写信人都会得到她的回复。 回复信件的背后,是具体的救助工作。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至今以八十高龄的记忆,她能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这样的孤儿,即便救出一个,也不是一件易事。而通过她的努力,受到她的鼓舞,香港那位慈善家杜聪拯救的艾滋病孤儿,总数已超过10000名。 她的家成了艾滋病患者求助中心,每天都有人来访问,多的时候一天接待过58位。 高耀洁教授没有机构和组织、没有经费和资助、没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当然也没有薪水和报酬。13年来,她先后有过100多位追随而来的“防艾”义务工作者,却“绝大多数危难而退”了。 这天大的事,中国国家总理应该过问的事,中国国务院、中国卫生部、中国民政部、中国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县、区乡各级政府和官员应该负责的工作、恪守的职责,高耀洁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担当了。 2007年,八十高龄的高耀洁教授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奖,这是她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美国维护女性权益组织的捍卫人权“环球女性领袖奖”。这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在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地表达自己对高教授的钦佩。凭着美国普通人的直觉,她将高耀洁教授与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同时正确地指出: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丽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北明:民国最后一个背影 —— 记中国医生高耀洁 图:高耀洁走访艾滋村,与当地村民在一起。拍摄日期不详。(高耀洁提供)
朱韵和
11个月前
检视这位貌似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老人的一生,你会发现她身上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 她是民国生人,从小被迫缠过足,天生记忆非凡,读书过目不忘,熟读“四书五经”,文言基础扎实; 她12岁时,家人被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崔田民部二大队绑票,半个多月后支付了30万块大洋(见曹县志)才把人赎回 ,可结果崔田民部仍将整个村庄洗劫后付之一炬; 文革中,她惨遭红卫兵殴打致伤,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她一度被关入医院的太平间,仅靠着好心人每夜接济食物才得以活着,断续时间竟长达8个多月!1966年,她不堪折磨试图服毒自尽,所幸被及时发现而救下; 她是一位杰出的妇科专家,她让许多患有疑难杂症濒临死亡的妇女得以存活,她拯救过的难产、早产儿更是无法计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贡献巨大,500多病例的治愈率达90%以上。她曾获得过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过邓小平、胡耀邦的接见; 她65岁退休,却一脚踏进揭露中国艾滋病的惊天骗局之中,从此欲罢不能。她将100万的奖金尽数花在了艾滋病患者身上; 1996—2007年间,她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血祸调查。为了查访中国各地的艾滋病情况,她的足迹遍及十五个省区。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竟一一回复,未曾忽略任何一位求助者! 此后的年月,对她的打击与逼迫接踵而来。 老伴在她走访艾滋病患期间因病去世;儿子早年被判刑,心身破损;小女儿被剥夺工作权利无以为生。言及亲人,她垂泪说自己不是个好妻子,不是好母亲。可是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名。80多高龄,她依然能够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 2001年,她被“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但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的原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因为他们害怕她会向全世界讲出“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的真相;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 同年,她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但由于政府阻挠她无法去马尼拉参加颁奖典礼; 2007年以来,她因为揭露艾滋病丑闻,遭受到地方政府的各种阻力、刁难和迫害。官方、黑势力甚至家庭内部全都视她为敌人; 老伴儿的去世,儿女的远离,她将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她已然成了他们的守护人,与他们生息与共。 然而,2007年也是她走向世界的一年:她因获得美国的“妇女领导者奖”申请出国领奖,河南当局全力阻止并要求她对外公开表示“自动放弃”,甚至把她遭受精神重创的儿子动员上门,给老人磕响头,跪请母亲“听组织上的话”。老人扶着儿子磕得红肿的额头,泪流满面。 可是她用那双拿过无数次手术刀的手拿起了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最后,还是因为吴仪放行,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从中斡旋,她才得以赴美出席颁奖仪式,并在白宫与希拉里见面。 同年,她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 同年,38980号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 图1:文革前高耀洁全家福(高耀洁提供) 图2:2000年到河南慰氏县爱滋村为爱滋病病人送药物(高耀洁提供) 图3:2003年,与揭发京城“非典”黑幕的著名军医蒋彦永共同接受媒体访问(美联社) 图4:2002年前后,河南某村的坟场(高耀洁提供)
朱韵和
11个月前
2003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见到了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高耀洁回答:“他们在骗你!” 她坚持认为,在中国当下,由于卖血输血产生的血液传播,才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问题。她在博客里写道:“关于艾滋病血液的传播问题,不是又有抬头, 而是根本没有解决。”在她看来,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 她认为:“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只卖50元,这么高的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 她还说:“艾滋病并不是河南的专利,血液传播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 她曾收到一位叫周洪强的家长来信,其子周枫林2004年10月22日出生,次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医院输了两次血,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她说:“这两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一茬茬地死,艾滋病被中国人理解成脏病,吸毒或者作风淫乱才得病,艾滋病人被歧视,要还艾滋病人清白。” 让她倍感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和学校对艾滋病表现得很冷漠。她曾将一些防艾材料寄给中科院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她给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写明了是免费赠阅,后来有图书馆将书退回来,认为她是“先发书再要钱”。 她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评价当时河南的主政领导:李长春“卖血”,李克强执政之后没有揭发,他不敢顶,继续隐瞒。李长春之后接班的那位(接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陈奎元?)想查血头,但中央把此人调走了。所以,李克强会做官。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
朱韵和
11个月前
晚年,为了艾滋病人,她不仅耗去了一生的积蓄和各种奖励上百万元,最后还不得不流亡美国。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了附近的一个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我来到美国也没有闲着,虽然美国政府给我混吃混喝的待遇,但我没有混吃混喝。”高耀洁笑说。 来到美国的几年间 ,她写了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血灾:10000封信──中国艾滋病泛滥实录》(开放杂志社,2009年11月)、《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9月)、《高洁的灵魂》增订版(明报出版社,2010年11月)、《疫症病案一百例》(明报出版社,2011年5月)、《我的防艾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镜头下的真相》(明报出版社,2013年)、《高耀洁回忆与随想——高洁的灵魂续集》(明镜出版社,2015年)、《诗词忆百年》(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1年8月),超额完成了起初她的写书计划。 高耀洁明白,中国艾滋病祸的真相很难有公布的一天,自己也很难重返故土:“最好的我能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这份荣誉是高耀洁最为看重的:“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地球,注视着中国,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 ---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 端傳媒 图:2022年3月的高耀洁(依娃摄)
朱韵和
11个月前
2003年,吴仪副总理来到河南考查艾滋病疫区,接见了高耀洁,河南省随后向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38艾滋村排出了工作组和医疗队。中国官方基本承认了这场灾祸的存在,但高耀洁的愤怒依然无法停止,因为官方依然掩盖艾滋病祸的真实原因,把原因归结为吸毒和性交;其次艾滋病突然又变成了一些人的“摇钱树”, 当地官员的黑手直接伸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海内外慈善机构的捐款。 为此,高耀洁非常注意钱方面的问题。她从不接受捐赠,她对对艾滋病人的捐助都来自她个人收入,花了上百万,几乎是她所有的积蓄和获得各种奖项所拿到的奖金。此外,高耀洁不得不多次发表声明和写下遗嘱,她不接受任何以艾滋病名义进行捐款,也不承认任何以她的名义成立的基金会。这就是她在遗嘱里一再写下的:“我生前的建树和去世不应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获得吴仪接见并没有让高耀洁的调查和呼吁变得少一点阻碍,反而在那之后,高耀洁发现,她的人身自由越来越受到控制了,电话被监听,出门被跟梢,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几十个警察日夜包围她的家,她不允许出门,电话被切断,连女儿也禁止来看望。 ---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 端傳媒 图:高耀洁与艾滋儿伉伉。(照片由高耀洁提供)
朱韵和
11个月前
朱韵和
11个月前
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上艾滋病呢?高耀洁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由于政府全力掩盖艾滋病的实情,无人也无法去进行明确的统计。 高耀洁说,目前,只有河南周口地区主管血库的医生王淑平对艾滋病疫情做过统计。1995年,王淑平收集各地血浆采样测设,结果显示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上下。当时河 南估计有400个血站,全国有10000个,一个血站的献(卖)血人以10000计,全国应达一亿人次,保守估计献血人大概5000万,以10%的感染率计算,那么通过血站感染艾滋病毒大概有500万。 1995年到2002年,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深入河南驻马店地区农村做过百例以上的案例调查,结果显示卖血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60%以上。到现在,20多年,从时间上保守推算,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因艾滋病死亡者的总人数应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2001年9月30日,高耀洁去河南周口地区调查,听说某村艾滋病人特别多,于是她临时跑去。刚进村,听到一个孩子叫:“下来!下来!”高耀洁寻声而去,推开一个破烂不堪的院子,走进北屋,看见一位年轻的妇人悬梁自尽了,一位两岁多的男孩,满脸鼻涕眼泪,一边哭喊一边啃妈妈的脚后跟。原来这位妇人和她的丈夫16岁就开始卖血,半年前丈夫去世,女人贫病交加,邻居亲人全部断绝往来,无奈也只好自杀。一个多月后,那位2岁的男孩也去世,他也是艾滋病感染者。 图:20多年前,河南医生王淑平已就“血浆经济”引发的艾滋病祸作出调研,但问题至今被否定、掩盖。 ---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 端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