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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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共产党六十余年的毒化教育，让我们离善良、宽恕、慈悲、正义越来越远。但是，我倒不担心人类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绝缘。中国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有向善之心，问题是共产党这套意识形态在暴力支持下横行九州。但这套东西一定会被人抛弃，因为说到底“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曾经说过，党性不过是理论化了的兽性，但不止于此，因为兽性还有自然的一面，我们说“虎毒不食子”，说“舔犊情深”，这都是兽性的自然性。所以党性是抽掉了自然性的纯粹的残忍。共产党这套意识形态一旦垮台，你会发现它将像水泄沙地，一点痕迹都留不下。人心修复不要一代时间。 ---人性还是党性？文革大屠杀反思作者：赵越胜

#共产党 #毒化教育 #意识形态 #人类普世价值 #人心善良

1年前

我倒是觉得毛翻脸整贺龙有三个更重要的原因。一是毛要整刘少奇的意思已经表露清楚之后，贺龙一点也不积极，毛担心贺龙成为刘少奇在军队中的力量。二是贺龙和林彪关系冷淡，他们不是一个山头的，贺龙的夫人薛明在延安时还告发过叶群，现在毛要用林彪，所以要用整贺龙来拉拢林彪。三是周恩来同贺龙的关系太深，南昌起义，贺龙是总指挥，他对周的话绝对信服，毛这个人永远在提防别人，从来不会信任别人，虽然他借周之力搞文革，又要防周同军队有瓜葛。毛在整贺龙时手腕阴毒，让贺龙看林彪让吴法宪这些人整的批贺龙的材料，当面却说“我是你的保皇派，你应该去找林彪谈谈”。贺龙去找林彪，林彪对他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关键看你跟什么人。贺龙竟然听不明白，说我干的是共产党，跟谁你还不清楚。然后，毛又找周谈贺龙问题，摆出的姿态是我是要保贺龙的，他的问题你看怎么办。在共产党里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只有权谋争斗。周在此刻心里再不愿意也要对贺龙下手。人们一直说贺龙被周藏在中南海保护起来了，是林彪江青把他劫走了，这不是真的。贺龙是先被送到所谓“新六所”住。体委造反派到处追他，他不敢回家，后来临时起意，路过中南海时去找周问个究竟，就这样在西花厅留住了几天。毛让周亲自和贺龙谈话，讲他的问题，意思是我把你的人交到你手里，让你亲自整，用心极为险恶。周就按着毛的意思作，拉上李富春一起和贺龙谈话。据薛明回忆，周那天一反常态，像念稿子一样，不容贺龙有插嘴问话的余地最后是周让贺龙走，送到西山隔离，还说我秋天去接你。我们可以体会周当时心中的悲苦，但他还是要靠“党性”这玩意来支持自己丧尽天良的作法。贺龙被送到西山后，生生是被虐待死的。他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大夫不给他注射胰岛素，反而注射葡萄糖。堂堂元帅，竟然靠接雨水喝解渴。共产制度的残忍不仅对老百姓，对他们的同伙也是绝不留情。周恩来后来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七鞠躬，也算表达一点内心的歉疚。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自杀与文革中的贺龙作者：赵越胜

#毛泽东 #贺龙 #林彪 #刘少奇 #周恩来 #文革

1年前

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名将都自杀了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 “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1968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张五常：容国团自杀内幕

#香港 #大陆 #乒乓球 #自杀 #容国团 #荻村伊智朗 #体育

1年前

在66年到67年文革最疯狂的年代，苏共上层讨论过文革问题。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成了个领退休金的人，但他仍然关注文革。据他回忆，当时有人说中国的红卫兵不会取得胜利。可赫鲁晓夫指出，毛派当然会取胜。他提供的理由有三点：1）毛背后有强大的军队支持；2）毛派是一群“不讲任何道德的人”；3）中国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国家，它们“不承认任何法律”。可以说，赫鲁晓夫讲的这三条是准确的，击中了要害。毛推动文革，主要就是靠这三条。他拉拢林彪，让他在军队中的势力为自己所用。他用各种阴谋手段耍弄刘少奇，在他已经决定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之时，在67年1月13日约刘少奇见面，假惺惺地让刘少奇去读狄德罗的《人是机器》。刘少奇提出要回老家种地，他一言不发，只是让刘少奇“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其实他的爪牙江青等，已经开始安排红卫兵残酷斗争刘少奇了。刘少奇拿出宪法要求人身保护时，不过受到了嘲笑，这位国家主席这会儿才明白，中国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国家。赫鲁晓夫之所以能一言中的，肯定是因为他亲身经受了斯大林的凶残阴险，也知道这三条方法好用。在后来他夺取权力，清除贝利亚的过程中，他也熟练地用了这个方法。这也难怪，在斯大林身边几十年，能活下来，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后来，当文革开始后，他一下子就从毛的做法中证实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和斯大林一样，毛把一切成绩归自己一切错误归别人，而且从来不真正反省自己，一旦听到一点反对意见，一定是有人搞阴谋，要反对他，疑心病到了极点，基本上是受迫害妄想狂。第二，把自己变成神，赫鲁晓夫说，“毛打倒一切，以便把国家引向尊他为神的境地。他这样做使我联想起我国从前在会场上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体起立拍手，就像在教堂里提到上帝时人们在胸前划十字一样”。他以为全国人人背毛语录，是对人的智力的侮辱，尊严的贬损。在二十世纪，人类已经登上月球了，居然让一国人相信迷信咒语。第三，毛让自己老婆主管文艺，结果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受到“无尽无休的、闻所未闻的、无法容忍的凌辱”。第四，让青年人用棍棒维持学校的秩序，用棍棒来确定应该如何讲授科学原理。赫鲁晓夫提到沙皇时代把人绑在柱子上侮辱的刑法，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受过这种刑法，而现在在中国，由青年学生来做这种事。 ---赫鲁晓夫看文革作者：赵越胜

#文革 #苏联 #赫鲁晓夫 #红卫兵 #毛派

1年前

容国团是香港人，1957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被当时任中国体委主任的贺龙说服，回到大陆发展。1959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大陆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当时真可谓举国欢庆。全国掀起乒乓球热。中国现在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中打败天下无敌手，容国团是真正的奠基人。但是在1968年6月20日，他却在龙潭湖畔自杀了。死后留下遗嘱：“我历史清白，不要怀疑我是敌人”，“我中贺龙的毒太深，我爱面子甚于生命”。遗嘱中的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容国团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侮辱毒打的原因，一，他是从香港回归的，所以有特务嫌疑，二，他是贺龙特别在意的人，所以被划到贺龙黑线上，三，他之选择死亡是因为他要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真让人痛心啊。在他的自杀现场有几十个烟头和深深的脚印，从时间看，他在湖边树林中徘徊了两三个小时。容是个做事极认真的人，连上吊的尼龙绳打结都打得格外仔细，救他的人根本解不开。贺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据说，他在这些官职中最在意的是体委主任，他对运动员特别关心，运动员也非常信服他。可以说，体委是他的私人领地。把容国团从香港弄回大陆，就是他的主意。容得了世界冠军，贺龙高兴坏了，带着容国团到处显摆。容对他也是心怀感激，言听计从。但容是个单纯的运动员，只想着出好成绩，根本想不到也不明白共产党内的明争暗斗。

#容国团 #乒乓球 #爱国青年 #世界冠军 #历史清白 #自杀事件

1年前

斗去斗来，斗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孔不入的毛式暴力造反“英雄”，找到了当年蒋介石先生和夫人宋美龄去吊唁陈布雷，与家属合影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先上看到了娟秀袅袅的陈琏，便认定她是叛徒，不然何以有此照片？此后，造反派又从陈琏继母家中搜到陈布雷日记上一段话：“怜儿，不要再过问政治，好好学习业务，凭自已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在这些“铁证”的面前，她有口难辩，有屈难伸，要么招认，要么挨斗。她怕斗，她怕打，她怕人格受到侮辱，只能用死的忠诚来表示自已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战士”。,,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洁衣服的陈琏，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上一跃而下，玉碎而死，血肉一团。陈琏死了，但她忠于“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死，正如一个吸上海洛因而死于海洛因的亡魂，仍对海洛因怀着深深的恋倦与怀念，恨不得再吸它一口。她留下的绝笔书这样写道：“关于我被捕情况，我1949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将来你们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已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全是天字第一号的傻瓜，屁股是脑袋的盲从。究其原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反历史、反文明、反人道的海洛因毒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人的美好社会，毒害了千千万万的灵魂和肌体，心中只装有“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的海洛因观念，才有视“革命”为“家庭”，视“组织”如“父母”的病态心理！这个“观念”，这个“心里”，直到今天还在毒害广大的中国人民。我不得不喊出一声：善良的人们啊！你们不能再继续吸海洛因了，赶快戒掉吧！陈琏女土，陈琏前辈，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清醒明白过来没有？这个海洛因毒品，使你失去慈祥的父亲，珍爱你的丈夫，难道还希望儿孙也像你一样，失去这些吗？它不但害了你们一家，我们一家，也害了全中国人民许许多多的一家！这个贩卖毒品的毒枭，就是所谓“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曾为战斗，我们曾为他牺牲，他不仅不回报我们，爱护我们，还逼使我们妻离子散，家被人亡，或死于劳改，死于饥饿，死于监狱，有的甚而死于刑场！可是这个毒枭，至今还躺在天安门的广场上，仍散发着死尸的恶臭，还想继续毒害中国人民，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把他扫进历史的拉圾箱，不准他再玷污中国人。陈琏，一个“共产主义”可悲的殉道土！ ---陈布雷的共谍女儿文革自杀始末作者：铁流图1：陈布雷图2：陈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式暴力 #造反派 #蒋介石 #宋美龄 #陈布雷 #陈琏 #政治

1年前

“文胆”陈布雷书法！

#文胆 #陈布雷 #书法 #历史 #文化 #艺术

1年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谁是继任者，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第一副总理是邓小平，江青等人却希望由张春桥接替。毛泽东也在慎重考虑人选。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局面下，邓小平已经处境艰难，他在20日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第二天，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 “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此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工作。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重病中的毛泽东“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张春桥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非常失望。资料来源：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周恩来逝世 #邓小平 #权力继承 #毛泽东

1年前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毛泽东：“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作者：史洪愿

#右派分子 #反右运动 #白桦 #信阳事件 #大跃进

1年前

在对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先前的态度一直是低调、谨慎、犹豫，一度被毛泽东从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并由他本人执笔的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其中称“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最令人发指的是，他还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曾被神化的两大偶像毛泽东与周恩来作者：史洪愿

#文化大革命 #党内斗争 #刘少奇

1年前

语录牌轶事不知是谁定的规矩，文革初始，去工地上班都要排队，而且打头的还要举一块毛主席语录牌，颇像今天的奥运会入场式。所谓的语录牌，其实就是一块钉了一个长柄的三合板，上面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之类的话。到了工地，就找个土堆插在上面。语录牌不能倒拿，也不能扔在地上。语录牌上的语录要天天更新。周麻子是文革积极分子、中共预备党员，平素此事都由他来操持。这天，他吃早饭晚来一步，班长白师傅对我说：“小韩，今儿个你在黑板上给咱们露一手吧，你好歹也算个识文断字的，丢了的也比他麻子拾到的多。”既然师傅器重，我就得当回事来做，我翻开了《毛主席诗词》，将《咏梅》里的一句诗，恭恭整整地抄在了黑板上——“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抄完了自己左右端详，觉得还算满意。不一会儿，周麻子回来了，我们也正准备出发。“麻子，快举你的语录牌！”白师傅叮嘱他道。 “这……写的是啥？”周麻子看了看立在门口的语录牌，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吃惊地问。 “咋啦？”白师傅不耐烦地对他说：“是我让小韩写的，莫非有啥毛病吗？” “这哪是语录？什么乱七八糟的！纯属下流话！” “嗯？”白师傅警觉地问我：“咋回事？小韩！” “这是毛主席诗词！”我赶紧把小红本拿了出来，翻到了其中的一页，直递到周麻子的眼前。周的脸倏地红了，煞像一块红布，“这……”他顿悟自己说走嘴了。白师傅也明白过来，佯作正经地对周麻子说：“麻子，毛主席的诗词乱七八糟，还很下流，是你说的吧？闹你个‘现反’一点也不过分吧！大伙都听到了吧？咱们一会儿就给他凑凑材料，把他送到个吃饭不用花钱的地方！” “白师傅，大人不见小人怪，咱们那说那了，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还不行吗？”周麻子吓得脸色都变了，又用近乎于央求的声音对我说：“韩老弟，多多包涵，算我有眼不识金镶玉，眼眶里安得是玻璃球还不行吗？” 看他这副样子，大伙都不禁乐了，白师傅也噗哧一下笑出声来，周麻子这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师兄小张逗他说：“这样吧，以后每天咱们班的开水都由周麻子来打，这就叫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帽子拿在群众手里。” “行！行！”周麻子小鸡啄米般地连连点头。大伙笑了个够，这才赶忙整队出发，周麻子照旧举牌走在头里。，，，，，，那时，我们经常高空作业，语录牌就插在主厂房框架接头处的缝隙里。因为高空作业女人很少，尿尿我们从来都是就地解决；只有拉屎，我们才会从架子上爬下来，因为暴露的面积太大，暴露的时间也太长，不雅观。一次，在我们班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老王运气不好，正尿时转了风向，尿液飘飘荡荡地向着语录牌洒过去了。老王赶忙调转方向，然而已出去的部分就不由他了，眼睁睁地落在了语录牌上。周麻子赶忙去向班长报告，说老王故意用尿液泚毛主席语录。老王吓的快哭了，赶忙辩解说，只有几滴落在了语录上。班长说，几滴也不行呀，尿毕竟是排泄物。此事班长也不敢袒护，只好让周麻子去向工地主任焦老大汇报。焦老大问明情况后说：“其实老王也不是故意的，写份深刻的检查算了。再说周麻子你插语录牌时也他妈的不看风向，如果治罪，俩人一并处理。”周麻子闻此脸色灰白，连连点头称是。从那以后，周麻子插语录牌时就格外注意了，不敢插在下风头的地方。因为此事别说是右派，即便搁在三代贫农的身上，也是天大的罪过。此后，我们班的人，不管是谁，尿尿必先观察风向。 ---作者：老绥远韩氏

#文革 #语录牌 #历史轶事

1年前

贵族学校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工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辱骂。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二十五元零用钱。国营农场的一个壮劳动力，每天工资八角，但是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一项，就达二十几元！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着烟卷，穿着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贵族学校 #资产阶级 #教育制度

1年前

事实上，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叁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叁、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刘少奇不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叁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叁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叁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叁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7] 对于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叁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这事实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刘少奇基于年轻时对新村理想的偏爱，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决策与发动，其热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毛泽东。这时的刘，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个大公社。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 ---刘少奇与大跃进作者：猛牛屁股

#刘少奇 #大跃进 #公共食堂

1年前

唐山大地震到底死了多少人？根据官方在地震三年后公布的数据，唐山大地震共造成24.24万人死亡，重伤16.46万人；，，轻伤仍需治疗者达36万之多。然而，真实的死亡数字很可能并非如此。十几年前，曾去唐山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听当地人说，唐山地下到处埋着尸体，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除了被震死的，烧死的，还有震后救灾不利造成的。老人们讲，地震后一片火海，因为当时家家有蜂窝煤煤炉，晚上不熄火的，烧死的人很多；再有就是由于救灾迟缓，导致瘟疫流行，不少人没有死于地震，却死于地震后的瘟疫。原河南医科大学医师、耶鲁大学退休癌症研究员张育明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唐山大地震的震级实为9级，死亡75万人。他的证据何在？原来是他的两个病人透露给他的。这两个病人一个是天津的老将军，一个是河北省体委主任。张育明是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去给那位老将军看病的，因为天津还有多次余震，所以心里有些担心。那个将军安慰他说：“这次唐山9级大地震，光天津市就伤亡十余万人，我住的这个房子当时都打歪歪，到处咯吱咯吱乱响，我都没怕，现在这点小震算什么！” 而那个任河北省体委主任的刘姓病人则亲眼目睹了整个地震的发生。当时他们驾车正行驶在河北郊区，地震发生后，汽车同时刹车歪倒地上，十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趴伏在地上高呼：“老天爷救命！老天爷救命！”刘主任告诉张育明，唐山大地震是9级，按照粮食局户口本统计，再加上旅店、招待所中的外地人，至少死了75万人。另据当年参加地震报导的记者透露说：“1976年的年底发放第二年的布票时，原本120万人的唐山只发出了65万人份的布票。布票可是按人头发放的，到底死亡了多少人？”如果这段文字真实，那么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不是很值得怀疑吗？让人质疑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疑点还有：为何在三年后才公布死亡人数？难道真的如一位新华社记者所说，是在一次地震工作会议上经过努力争取到的吗？如此重要的属于国家机密数据，怎么就能在那个并不自由的时代被允许发布？此外，在今天能看到的诸多唐山大地震的照片，几乎全是“毁于地震的建筑物”，而人呢？死去的人、受伤的人呢？他们去了哪里？ 24万、60万、75万，背后折射的是怎样的冷漠和残酷早已是不言而喻了，而这样的残酷和冷漠迄今还在我们身边闪现。悲哉，中国人！ ---作者：林辉

#唐山大地震 #地震死亡人数 #官方数据

1年前

上世纪二十年代，广东一位曾被卖作童养媳的贫苦农家女萧月华为追求妇女解放，投身当时席卷中国南方的大革命高潮，参加了中共革命。1933年在中共的红色根据地江西瑞金，这位正当23岁花样年华的革命女子与33岁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结为夫妻。萧月华不愿嫁给这个陌生的西方男子。她在中国土生土长，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懂外语，是个土包子，与李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教养格格不入，在精神情感方面，甚至日常生活都无法沟通。但正值壮年的单身日耳曼男子李德雄性荷尔蒙旺盛，他需要一个性伴侣，因此萧月华的领导告诉她，这是革命的需要，她必须配合，结果这位革命女子只得含泪接受“组织下达的革命任务”，白天与其他女同志一样干革命，晚上则到李德窑洞为他提供性服务。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让她饱受屈辱和痛苦，直到洋人丈夫找到新欢，才离婚解脱。而这样被组织安排为国际友人充当性伴侣的革命慰安妇并非萧月华一个孤案。此外已知的，尚有为1940年抵达延安的日本共产党头子野坂参三充当临时夫人中国革命女青年庄涛的故事。野坂参三到延安已年近半百，他有性需求，但妻子留在共产国际红都莫斯科，中共因此为他安排了在中联部工作的庄涛与他同居。时年庄涛仅24岁，年轻貌美。在庄涛服务野坂参三6年后，这个日共头子丢下了她，乘坐专机飞莫斯科，打道回国，两人从此永别。在延安时候有两个苏联专家向中共当局要求提供“临时夫人”，还说回苏联不会带走，而中共当局竟然也答应了，为专家挑选了两个女子，，派驻中国的苏联外交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写道，毛泽东很关心他，问“看上哪个姑娘没有？”然后就派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到他的窑洞为他迭被铺床。在传统意识中，卖淫这类性交易一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只要是双方自愿，出于自由意志，一方愿卖一方愿买，银货两讫，其实无可谴责。但在中共这种慰安妇模式中，并非完全自愿，而且强势的一方能够获得免费的干净的性，另一方则往往是无偿付出，比妓女还不如。 “比妓女还不如”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是毛泽东的一位性伴陈惠敏自道被毛性剥削经历所说的。陈惠敏（又名陈露文）是中共解放军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一位文艺兵，常和孟锦云、刘素媛、邵锦辉等空政的女文工团员到中南海伴舞，最后都成了毛泽东的床伴。文革后，陈惠敏和孟锦云曾一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失去自由，原来两人曾私下发牢骚，指责毛性剥削她们，因而被刘素媛告发。文革开始后，陈惠敏这些毛的性伴侣，白天参加文革，晚上还要去为伟大领袖免费服务，心中顿感不平。陈惠敏和几个女友私下发牢骚，提到为毛免费服务时说：“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席，说毛像皇帝，三宫六院，我们算什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什么都没有。刘素媛听到后，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反对毛主席。”（见金钟文《毛泽东的情人自白录》） ---用革命外衣装饰的包办婚姻 ——几个红色慰安妇的故事作者: 蔡咏梅

#妇女解放 #中共革命 #萧月华 #共产国际 #李德 #中西文化差异

1年前

阶级路线 1928年6～7月莫斯科中共“六大”，全面贯彻阶级路线，刻意提拔工农，无知少识的向忠发因“产业工人”当上总书记，赤区出现口号“打倒知识分子”。海陆丰赤区开会，工农干部坐前排，知识干部在后排。1930年代初湘鄂赣苏区，“一个是文盲的雇农当省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那时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吃不开的。” 1932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一批干部进入中央苏区，刚性推动工农路线。李志民（1906～1987，上将）：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 1933年夏，江西中央苏区16个县419名县级干部—— 受过中小学教育的25个，可写普通信件的129个，共占37%弱。此外略识文字而不能写东西的181个，占43%，完全不识字84个，占20%强。以这样的阶级路线、以这样的无知者从事“改天换地”的地革命，结果当可想见。1931年7月7日，中央苏区《苏维埃》（中革军委机关报）第2期：乡苏罗主席、赖秘书总是打人。他们威风很大，拿到政府内就打屁股！还有一个姓丘的现当赤卫队长，他过去当过兵，非常恶，专门打人……罗主席穿得很好，专偷别人的老婆。另一篇赤区文章—— 不到操不上政治课不识字不做墙报，宿娼争风打架上酒馆。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的、赌钱的、抽鸦片烟的。宁化县独立游击支队营—— 内容腐败，吃大烟、嫖姑娘的很多，纪律松弛。 ---早期苏区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赌钱、抽鸦片烟的作者：裴毅然

#阶级斗争 #中共六大 #工农路线 #知识分子 #湘鄂赣苏区

1年前

南方苏区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邱会作回忆录》：“对地主不分田，杀了不算还杀亲属。”地主毫无出路，要么逃要么跟你拼命。 1935年，浙闽游击区红军领导人粟裕在党内正式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陕北红区也跟南方苏区一样，红军不时烧杀掳掠，当时的记者报导：“共产党又乘机暴动，抢粮、杀人，不但旧有积蓄被洗劫一空，甚至因社会秩序溷乱，农民离开了耕地，生产机构惨遭粉碎。”延川县长李腾芳：“延川县城在陕北向以文风鼎盛出名，自被共产党攻陷后，杀人放火，不久即成空城一座。西安事变之前，还是只有狼踪，没有人影。” ---红色恐怖烧杀掳掠陕北红区与南方苏区都一样作者：裴毅然

#土地政策 #南方苏区 #地主 #红军 #打土豪分田地 #社会秩序 #历史 #粟裕 #共产党

1年前

张发奎：1927年12月中共广州暴动，国军迅即回师，见大势已去，中共竟准备焚城，集合五六百人力车夫，人手一小桶五加仑油、一盒火柴、报纸一捆，准备各处放火，所幸粤军及时赶到，才制止暴行。犹太人莫里斯．何恩乃孙中山保镳，1970年代周恩来统战对象，亲历广州暴动，其传记中：共党攻占反共的总工会馆，烧死一百多名工人；500多名农运分子进城参战，分散小股到处烧房、抢物、杀人；中央银行起火，共党占领消防队，不准救火；暴动者火烧日本医院，15岁女孩持枪把守码头，难民上下船要搜查行李。中共出版物也披露：广州暴动前中共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民国日报》主编袁某等不是当街打死，就是拖到暴动总部枪决。傅斯年也在名单中，幸得通风报信才躲过此劫。 ---红色恐怖烧杀掳掠陕北红区与南方苏区都一样作者：裴毅然

#中共广州暴动 #张发奎 #粤军 #孙中山 #周恩来 #莫里斯．何恩 #中央银行起火 #共党占领消防队 #历史事件 #南昌起义 #1927年 #中国历史

1年前

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 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以青苗野菜充饥，极少数人开始偷偷地吃死人肉，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党委和政府，，初期我们把食尸事件叫“破坏尸体案件”，因有“尸体”二字，一则听起来不雅，二则怕有损当时的“大好形势”，后改称为“政治破坏案件”，这个名称虽然把“阶级分析”的色彩包含了进去，但把这类事件作为“政治破坏”未免太“左”，而且与事实也不符，最后由上级统一定名为“特殊案件”。 1960年经县公安机关处理的这类“特殊案件”共49件50人，其中逮捕22人，判处死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7人，关押期间死亡13人（来时都有浮肿，看守所生活也困难），劳动教养3人，刑事拘留5人，扣留审查后教育释放20人。这50人中，男性34人，女性16人。其年龄情况是：16岁的2人，20-29岁的7人，30-39岁的13人，40-49岁20人，50-59岁的6人，60岁以上的2人。这类案件初发时，我们不敢相信能有这回事，查清几件后，当向领导机关汇报时，他们说：“这类案件的发生，是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公安局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当时公安机关刚刚结束“反右倾”学习运动，加之领导给定了这个“调子”，我们在调查这类案件时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向领导汇报时不敢讲真话，结果我们只能违心地扮演着自欺欺人的角色，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政治术语，如“政治破坏”、“影响大好形势”等等，作为这类案件的代名词，实质上是在混淆矛盾，把专政的矛头指向饥饿将死的人民群众。 1962年对这类案件复查平反之后，上级电话通知说：中央有位宗教界的负责人（党外人士）要来安徽视察工作（实际没来颍上），要求我们组织力量把这类案件卷宗从档案中抽了出来，单独保管。（注：我写公安史时，已找不到这些档案）其他案件涉及类似内容的，能分出来的尽量分出，不能分出的用墨笔抹掉。如此一来，颍上县在困难时期发生的“特殊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公安档案中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幸好，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我把本文初稿写成之后，未正式入编之前，请示了县党史、地方志、上级公安史办的负责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现在，我把原稿略加修改，将这段历史客观地记述下来，意在“以史为鉴”，教育后人。 ---作者：王冠群《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颍上县 #食尸事件 #特殊案件 #贫困 #政治破坏 #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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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3日芷江受降儀式結束後, 各戰區司令長官在陸軍總司令部休息室前盡興暢談。左起王耀武、盧漢、張發奎、何應欽、湯恩伯、杜聿明、蕭毅肅、美軍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柏德納Major General Haydon LeMaire Boatner。

#芷江受降 #抗日战争胜利 #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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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长期担任康生秘书的黄宗汉回忆说：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 “反修”斗争。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邓和康生还一起主持了对习仲勋和整个中共“西北局”人马的残酷整肃。黄宗汉还回忆说：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我又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 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正是邓小平当年把习仲勋打成“高岗残余势力”总代表（高新）

#康生 #邓小平 #习仲勋 #文革 #反修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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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恩来署名1959年10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重量级文章——《伟大的十年》。这是一篇通篇充满谎言的“奇文”，更是周恩来的白纸黑字的一大罪证。这是一篇迄今为止未曾被收录进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选》、《文集》或传记之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鲜为人知。且看该文的有关内容，文中写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周恩来继续写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块，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别是小高炉的初期产品品质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线。但是，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发挥着怎样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中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经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钢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且不说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单就周恩来不顾中国国力，盲目一味追求工业总产值的高指标，周恩来的“左倾”机会主义甚至“左倾”盲动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周恩来继续写道：“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什么“特大丰收”？！什么“更大的丰收”？！这是十足的信口胡说，这是为他的横征暴敛制造理由。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当时全国粮食形势的险恶，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给他送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页）。就在总理办公室当年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就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第173页）。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国大饥荒的迹象已显现。连当年激进得不能再激进的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饿死人事件的第四号罪犯，作者注。）在1959年1月都作出当月“会有五百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估计“会有十二万人饿死”（电话会议，1959年1月20日，甘肃91－18－513，p.59）。周恩来明明知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又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大书特书1958年的“特大丰收”、1959年的“更大的丰收”。周恩来缘何置五亿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如此信口雌黄，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啊！《伟大的十年》这篇大毒草，发表的时间是1959年10月6日。周恩来“特大丰收”、“更大丰收”的余音未绝，然而不过两个月，饿死人事件的高峰期就无情地到来。,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荒唐离谱的赞歌尚未尽兴，就在几千多万农民同胞惨遭饿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竟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页）。看到这些罪恶的文字，实在欲哭无泪啊！周恩来罪恶滔天，就是判他一万次死刑，亦难解五亿多农民同胞的心头之恨。 ---铁证周恩来最大的罪行是什么？作者：钟山樵夫

#周恩来 #《伟大的十年》 #人民日报 #历史 #谎言 #罪证 #未收录文章 #工农业跃进

1年前

如果说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吃人现象尚可以归纳入“求生性食人行为”，那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绝对不属此类。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其动机都比较单纯，大都是中国农民在树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极端绝望的生死线上，一种迫不得已的人性向兽性的返祖沉沦。如果我们把它和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现象做一对比，便不难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除了吃人者（国家机器的代表军人、武装民兵等）和被吃者（黑五类及其子女、造反派）的鲜明的阶级属性不同外，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 ”中，吃的是一切人肉，即求生的蛋白质的需求。而广西的吃人者吃的是受害人的心、肝和生殖器，因为据说这可以“壮胆、大补”。很明显，这种吃人绝非饥荒所迫，更像是有意谋杀。作家郑义和当年组织上林县“木山惨案”吃人的凶手谢锦文有过一段如下的访谈：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队支书。……见我只问吃人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历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四八年，一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亦杀人吃心，尤其是新战士。原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还是烤得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　从谢锦文的回答中倒是透露了一个秘密：对敌人的“剖腹取肝分而食之”原来是一种革命传统或革命遗风。上文提到上思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照腾熟门熟路地参与剖腹取肝，并以和谢锦文同样的理由（“他鼓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让群众共食以示“共同专政”，可以推测，他们在以往的革命战争中，完全可能有过和谢锦文同样的杀人食肝的经历，而文革又给了他们制造了另一个机会。郑义遂有如下的感叹：可以吃奸细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　 ,,,,,, 无论在地理规模还是数量规模上，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都是史无前例的。经过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恶性事件都是由政权的代表人物策划和推动的，是有组织的群体暴力。因此，它完全是一种国家机器行为。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体暴力事件中所显露的人性的缺陷：人与兽之间没有绝对不能逾越的界限，而文革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和释放了人性中的恶，才使“人”迅速地完成了向“兽”的返祖转化。作这一如是观，只要文革的毒素还弥漫于中国的公共社会，人吃人的悲剧就有可能再一次重演。 ---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宋永毅

#中国大跃进 #大饥荒 #文革 #吃人现象 #广西 #历史事件

1年前

根据《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的统计：在一万多名反共战俘中，三分之二的人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工作过；但另外三分之一是属于“根红苗正”的。他们不愿被遣返的原因主要是中共在军队中通过摧毁人的尊严而实行的种种洗脑等严酷政策，他们担心回国后会受到不公待遇。仅有三分之一的战俘愿意回国大大出乎中共的预料。颜面顿失的中共遂指责这是联合国军强迫战俘去台湾。依照停战协定，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必须转移到中立国营区再度由志愿军派出代表进行“解释”，时间为90天。中共方面坚持实行对战俘单个一对一的“解释”，据各国记者统计，单个解释的时间最短的为75分钟，最长的达到153分钟。解释期间，志愿军解释代表与战俘反复答问“你要去哪里”这同一个问题，甚至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违反解释规则的威胁性用语。有解释代表甚至说出了“台湾已经解放”这样的笑话。以至于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为了促使战俘回国，志愿军解释代表甚至携带漂亮女子前往帐篷，每接见一个战俘，女子便说“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而有战俘则开玩笑般喊出“我要蓝苹姐姐”。解释完毕后，战俘从两扇门中选择一个离开账篷。中遣会主席印度代表以英语说明那扇门对应遣返，但中方翻译则将“遣返”翻译成“愿意回去的”。有战俘不解“回去”二字究竟指回国还是回济州岛，大吼请求解释，而志愿军解释代表则要求印度主席禁止解释，若有联合国观察员解释，则被印度主席逐出帐篷。 90天解释期过后，仅有440名战俘回心转意，占总人数的3%。不愿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最终被送到了台湾，大多发展不错，至少善终。而那些相信了中共回到了中国的战俘，则“一入深渊苦似海”，不仅多次被审查，而且在历次运动中都成为了挨整的对象。 ---中共威逼色诱志愿军战俘回国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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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1959年1月9日，顾准说：“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誉，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顾准日记中不仅真实地记下了他所目睹的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未，以强力未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7000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愈是农村愈严重，愈是不按价值规律，只能在指定地点吃愈为严重。那么，一把卡住农村全村人口吃饭问题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为横行霸道的权力的来源，与道德败坏的泥坑？ ---读了让人怦然心动 1959：谁在思考 —读《顾准日记》札记作者：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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