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名将都自杀了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 “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1968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张五常：容国团自杀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