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 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以青苗野菜充饥，极少数人开始偷偷地吃死人肉，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党委和政府，，初期我们把食尸事件叫“破坏尸体案件”，因有“尸体”二字，一则听起来不雅，二则怕有损当时的“大好形势”，后改称为“政治 破坏案件”，这个名称虽然把“阶级分析”的色彩包含了进去，但把这类事件作为“政治破坏”未免太“左”，而且与事实也不符，最后由上级统一定名为“特殊案件”。 1960年经县公安机关处理的这类“特殊案件”共49件50人，其中逮捕22人，判处死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7人，关押期间死亡13人（来时都有浮肿，看守所生活也困难），劳动教养3人，刑事拘留5人，扣留审查后教育释放20人。这50人中，男性34人，女性16人。其年龄情况是：16岁的2人，20-29岁的7人，30-39岁的13人，40-49岁20人，50-59岁的6人，60岁以上的2人。 这类案件初发时，我们不敢相信能有这回事，查清几件后，当向领导机关汇报时，他们说：“这类案件的发生，是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公安局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当时公安机关刚刚结束“反右倾”学习运动，加之领导给定了这个“调子”，我们在调查这类案件时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向领导汇报时不敢讲真话，结果我们只能违心地扮演着自欺欺人的角色，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政治术语，如“政治破坏”、“影响大好形势”等等，作为这类案件的代名词，实质上是在混淆矛盾，把专政的矛头指向饥饿将死的人民群众。 1962年对这类案件复查平反之后，上级电话通知说：中央有位宗教界的负责人（党外人士）要来安徽视察工作（实际没来颍上），要求我们组织力量把这类案件卷宗从档案中抽了出来，单独保管。（注：我写公安史时，已找不到这些档案）其他案件涉及类似内容的，能分出来的尽量分出，不能分出的用墨笔抹掉。如此一来，颍上县在困难时期发生的“特殊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公安档案中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 幸好，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我把本文初稿写成之后，未正式入编之前，请示了县党史、地方志、上级公安史办的负责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 现在，我把原稿略加修改，将这段历史客观地记述下来，意在“以史为鉴”，教育后人。 ---作者： 王冠群 《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