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1个月前
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是军队,尤其是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将。“文革”前他曾不止一次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则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文革”在上海和杭州启动,恐怕不无倚重南京军区的因素。 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 “文革”传人。郑重写了一篇《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历数毛泽东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 “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无奈许世友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九届二中会上,林彪对张春桥发难,许世友兴奋不已,联合杨得志、韩先楚给毛、林写信,指斥那个“犯错误的人”。 十大前,毛泽东有意让王洪文接班,许世友却蔑称王是“儿童团”。毛泽东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十大主席团名单是毛泽东定的,副主席四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讨论的时候,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想了想,又说:“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主席团秘书长张春桥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场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为文革安排身后事 许世友不买账 作者: 孙言诚
朱韵和
11个月前
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 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么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 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工”。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熘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悲惨多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 孙言诚
朱韵和
11个月前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 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 周恩来何等聪明,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 孙言诚
朱韵和
11个月前
朱韵和
11个月前
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失落的一代》书提供了一系列数据: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 ,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于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港府统计,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真是何苦来哉?!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共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点。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集体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什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什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罪魁祸首是谁? 作者: 裴毅然
朱韵和
11个月前
“打倒毛主席” 文革时期,各种标语口号在中国四处流行,最常见的格式就是“打倒×××”,不过谁也没料到,当年晚春的一个下午,一条类似的标语,惊动了无数人。 那天傍晚,我和三五位同学放学后,走在回家的山路上,突然,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指着一块石头大喊: “看,这里写了什么!” 我们循声望去,只见那块 天然的石灰石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五个字: “打倒毛主席!!!” 我和一些小一点的同学没觉察出异样,但那个高年级的同学似乎特别敏感,他说了一声:“不好!有现行反革命!”说完,把书包一摔,飞奔而去。 没觉得有啥了不得的我和其他同学,坦然回到了家中。但大约晚上九、十点左右,村子里突然涌进了大队人马。那时,村里还没通电,二三十个人,每人打一只手电,惹得村里所有的狗一顿狂吠,整个村子里也顿时紧张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位高年级的同学发现山石上的那条标语后,立即跑到大队(村)书记家里报案去了。大队书记不敢怠慢,一边组织人连夜保护现场,一边跑到公社报案,公社书记立即电话转报县革委会(那时替代“县政府”的一个机构),县里当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派出大批人员赶赴我村。 专案组人员到来后,首先召集全村人紧急开会,宣布标语事件是“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我至今记得,县里那个官员模样的人,叉着腰对大家说,“这是反革命的猖狂进攻,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现在这件事省里领导也知道了,限期破案。” 也是从当晚开始,全村每个人都成为了嫌疑人,都被叫去问话、审查。连续七八天,村里被折腾得鸡飞狗跳,但就是没找出是谁写的。 期间,有个村民斗胆向专案组的人提议:“这个标语应该是乱写的,如果真的对毛主席有意见,他会写成‘毛泽东’,而不是写成毛主席,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认真了。”哪知这句话,也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专案组立即进驻他家里,组织生产队社员批斗一番,吓得这个人再也不敢说什么。 某天,突然有村民说,你们看那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肯定是小孩子搞的鬼名堂,不要总找大人问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专案组成员转而把村小学每个学生的作业本都收缴上去,逐个比对字迹,仅仅花了两天,终于找到了“元凶”。 原来,我校一个8岁的二年级孩子,因为经常看到很多标语上写着“打倒”,又觉得毛主席很神秘,那天无聊,就拿着捡来的半截粉笔,在回家路上写了“打倒毛主席”五个字。 案子总算破了,8岁的孩子不懂事,确实无法追究责任,专案组的负责人,当着众村民的面,把这个孩子狠狠地扇了五六个耳光,然后摔在一边,并宣布“永远开除学籍”。然后,孩子的父亲被抓起来,五花大绑押到公社去了,后来怎么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从那以后,我和小伙伴们就觉得,“毛主席”三个字太可怕,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惹,唯独不能惹“毛主席”。 ---70后的文革——那些恐怖的童年记忆(下) 陈杰人
朱韵和
11个月前
抢黑纱 1976年9月9日,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四,中午时分,学校接到通知,要求下午四点组织全体听广播。 下午不到4时,不仅全校师生集中到了地坪里,周边的村民也都来了。4时整,只听到广播里传来一阵阵缓慢的声音,播音员宣布说是毛主席逝世了。 一刹那,我发现很多村民哇地一声大哭,学校有两个老师也厉 声哭起来,那感觉,比他们自己家死了人更伤心。 其实我记得那时的心态,我在想,那么一个恐怖的人死了,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大家还要哭呢? 应该承认,那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对于毛泽东的死,大人们绝大多数还是感到非常悲痛,用“如丧考妣”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接下来的几天里,村子里陷入了一片持续的悲伤氛围,白天或者夜晚,走在路上遇到那些村民,很多人眼眶红红的,一说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少人就失声痛哭。 不过,悲伤归悲伤,利益的牵绊,关键时候也表现出来。 记得大约是在第二周的星期三左右,公社和大队派干部到我村来,宣布将在9月18日,也就是星期六举行悼念仪式,要求每个成年村民和已经上学的学生,都要参加。 让村民悲中带喜的是,大家意外得知,参加这次追悼大会的人,每个人将得到一块黑纱做成的臂袖。追悼大会后,黑纱就归每个人所有,政府不再收回。 这个消息,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更快地传遍了每家每户。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极其贫穷,物质非常匮乏,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布匹都要用票证才能买到。村民们盘算着,一个黑纱做成的臂袖,至少有六寸(20厘米)宽、两尺(70厘米)长,这可以做很多的用场,补衣服,或者是给小孩做一件内衣,都用得着。假若一家能得到两块、三块甚至更多,简直可以做成一件大人的衣服了。 不花钱就可以得到这么大一块布料,有些村民在谈论此事时,悲戚之余,甚至露出了些许喜色。 不过问题也马上来了,根据政府的规定,只有成年人和上学的学生才有机会得到这块黑纱,有些人开始打主意,想把自己还未上学的孩子也报个名额,争取拿到那块黑纱。 我邻居家刚好有个孩子比我小一岁,还未上学,他听到前述消息后,连夜赶到大队书记家里,央求再三,终于得到了大队书记的认可,给他家多报一个名额。 9月18日那天,还是在学校的地坪里,全村人都集中到一起,前面主席台上立着毛主席的画像,只不过画像的上左右三方,多了一缕黑纱簇拥,大队书记还派人到山里砍了几根松枝,用白纸做了几朵花,做成一个简单的拱门,置于毛泽东画像的上方。 听着广播里传来的追悼会声音,村民们再次哭成了泪人。听完追悼词,在大队书记的号召下,到场的人向画像三鞠躬,算是完成了追悼仪式。 仪式一结束,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迫不及待地把衣袖上的别针取下,小心翼翼地拿下那块黑纱,原来,那是一块质地上乘的丝绸面料,这让村民们再次面露惊喜。大家赶紧回家,生怕有人把这块布料抢走。 正在此时,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原来,画像上那块缠绕的黑纱,居然是一块整的,大约有两三米长,围绕这块黑纱的归属,三个人在毛主席画像下当场发生了争执。大队书记认为,自己是大会的组织者,布料应该由他带回去,两名负责砍松枝扎灵堂摆画像的村民则觉得,自己做了事情,黑纱应该归他们分配。争执之中,一位老人走过来做了个裁判,三个人各拿三分之一。“咔嚓”两声剪子响,三人各自分得一段黑纱,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我至今记得,他们拿到黑纱的那一瞬间,眼里放出欣喜的光芒。 ---70后的文革——那些恐怖的童年记忆(下) 陈杰人
朱韵和
11个月前
朱韵和
11个月前
陈云遗言:姓资姓社 陈云对江泽民、李鹏说: 我们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是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看不少同志淡薄了、遗忘了,有的人从行为上已经背离了、背叛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基本概念不能搞糊涂。照抄照搬西 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是行不通的,还要碰壁的。就是西方工业国也不是一个模式。在一些部门、地方碰了壁,搞了一团糟,还不清醒,还自以为是“敢想敢闯”。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央要及时纠正、发出通报。 陈云对万里、薄一波说: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公有制基础不能动摇削弱,而且要在建设发展中增强。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是正确的。中央要控制掌握经济、财政大权。一些权下放了,有问题的,要收回,果断地收。 显然,陈云还在坚持“共产主义”革命目标,还不承认共产主义公有制失败,不承认全球共产党国家发生过的巨大赤难,不承认马列主义已为实践惨烈论谬。1990年代,中共党内甚嚣一时的“姓社姓资”之争,源头即在于对改革开放方向的定性。陈云代表党内原教旨派要求“不忘初心”,执意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方向,故才有对江李这段“谆谆教导”。 (1995年3月初,“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住院,一月余间,与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及元老彭真、杨尚昆、万里、薄一波、宋任穷、宋平等频频谈话。4月10日,陈云去世;5月10日中央书记处整理出《陈云同志住院期间和中央领导同志、部分老同志的谈话》(1.8万余字),涉及八个方面:中央权威、党风社会风气、政治思想工作、宏观调控、农业农村、发挥工人作用、改革开放中打好“中华牌”、对西方不能存寄幻想。 5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将《谈话》下发全国各党政单位,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此件亦被称“陈云遗言”,从中可看出中共指导思想的许多硬伤,细细辨析,信息多多。) ---从《陈云遗言》看赤疮 作者: 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