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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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月前

阎淮书中谈到中组部调换省一级领导人时写道：“调换省级班子在北京有两项功课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长签字，到中组部档案室查阅该省领导的个人档案。空手进去、空手出来，不许抄录、只准记忆。二是拜访大佬。组织工作的潜规则：每个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请示有关的中央首长。如北京——彭真和万里（二人意见相左），上海——陈云，广东——叶帅，湖北——李先念，山西——薄一波。湖南应该是黄克诚，但他不愿管。”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数据，说薄一波对山西用人的强力干预，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抄录书中的两件事：陈元，西城区委书记，我近20年的铁哥们，市委把他列为候选第一名。我和其妹陈伟兰（北京青干处副处长）当然回避，由赵龙飞小组直接考察。考察组全体最后讨论名单时，都认为陈元仍应列为头号后备。我是私心极重的组长，特爱惜羽毛，拍板陈元在第四名，其妹陈伟兰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组与市委交换意见时，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人大主任赵鹏飞等诸常委悉数参加。······当我依次介绍后备干部的建议培养方向时，对高干子弟素有好感的段书记（1982年段就把国家计委陈元工程师、市委组织部刘延东干事和陈昊苏等三人越级提拔为北京三个重要区的副书记）发话：“我们最优秀的陈元，年内就要提到市里，还是排在头里吧！”我只能送个顺水人情。2月9日我向中组部领导汇报北京考察结果时，李锐对我“坏笑”：“你朋友排第一呀！”我立即清白自己：“我就怕你们说闲话，把陈元放在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的第四名。老段坚持，我没办法！”（陈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98年任开发银行行长，2013年在邓朴方卸任后，陈任政协副主席达副国级，终于修成正果。）需要补充一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坚持把陈元列为最优秀的第一号选拔对象，后来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组部说项，准备安排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但是，在党代会的差额选举中，陈元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大佬”就将陈元安排到不需要选举的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接着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还有一例：旅游局下属的工艺品公司经理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我们一致同意提拔薄为副局长。5月底，考察组与市委讨论重要局长人选。北京书记段君毅说：“我看小薄可以当旅游局正局长。”我说：“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头，副局长锻炼几年再转正，对他和薄老都有益无害、对改善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开会时，段书记对我说：“小阎，我问一波同志了，他说熙成当正局长好。”我哑又莫言。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又莫言”。“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大佬”们“举贤不避亲”。有“大佬”们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说话的机会？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中组部 #省级班子调换 #政治潜规则 #人事调动 #领导人档案

10个月前

下场不如刘盆子当了三年皇帝的刘盆子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得官田租税奉养终身。文革“刘盆子”王洪文没这么幸运。他被捕时身为中共副主席，在四人帮中罪行最轻，却享受不到“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是林彪、江青集团中唯一受酷刑的主犯。审讯人员为逼他交代，对他施用各种刑具：强行注射兴奋剂不让他入睡；用“电响器”几十分钟鸣叫一次，刺激他的神经；用愈挣扎愈紧固的重刑具，拷得他难以站立……。后来，王洪文和吴法宪、邱会作关在一起。吴法宪对他说“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已经晚了。”确实晚了。比之打天下的“开国”将领，他永远是一个机器加油工，从造反到当副主席不过是南柯一梦。有天放风，王洪文没走几步就像门板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他死于肝病，也可以说死于酷刑，卒年五十六岁。 ---酷刑致死中共王储王洪文凄惨的下场作者：喻智官

#刘盆子 #王洪文 #四人帮 #文革 #刑讯逼供

10个月前

基督教传道会儿童刺绣，中国，20 世纪初 Christian Mission children doing embroidery, China, early 1900s

#基督教传道会 #儿童刺绣 #中国 #20世纪初

10个月前

被美国第六骑兵队(6th US Cavalry)俘虏的义和团天津1901年

#美国第六骑兵队 #义和团 #天津 #1901年

10个月前

农村大饥荒来临时，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纪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大批进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 ---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作者：杨继绳

#大饥荒 #农村 #城市 #四川作家 #东夫 #纪实著作 #大跃进 #成都 #1959年

10个月前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10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我从县城中学考进了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2个月了。入校后，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说，1959年刚入校时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而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初，我回湖北，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条小街上，有卖小吃的自由市场，虽然食品质量不好却不要粮票。这种情况在北京是没有的，我们高兴地饱餐了一顿。1962年春，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用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 ---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作者：杨继绳

#饥荒 #农村 #城市 #清华大学 #1958年 #1961年 #1962年

10个月前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铇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铇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讬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铇花生芽（去年铇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铇得差不多了）。我铇着，铇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作者：杨继绳

#1959年 #五四青年节 #饥荒 #家庭困难

10个月前

毛泽东和江青，让刘少奇的儿女张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亲生父亲，这给全中国的儿女造父母的反、妻子革丈夫的命等，树了一个最坏的榜样。从此，儿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父母、夫妻、子女划清界线、断绝关系的事，遍及中华大地，千百年来谐和的家庭人际关系，变成了冰冷的“阶级斗争”关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荡然无存。比如，被两次打成右派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他的儿女们联名“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据《顾准和他的子女们》一文记载，1974年，顾准晚期肺癌爆发。临终前，为了见儿女最后一面，他违心地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认错书上签名。11月24日，顾准终于盼来儿子顾重之从外地寄来的一封信。但是，这个才20岁出头的青年在信上写着： “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顾准含冤而逝。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最后一眼。又比如，被毛泽东当“阴谋家、野心家、反党分子”打倒的饶漱石，他的女儿陆兰沁曾写文章回忆说： “1955年，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入狱。从此，我们父女真的一刀两断，再没有见过面，也从此杳无音信。同一年，母亲也因受牵连，第一次被捕接受隔离审查（文革期间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7年之久）。从此，背着家庭‘黑锅’包袱的我，也开始不断地经受种种考验。” 有一次，“我工作单位的一位领导曾试探式地问我：‘想不想见你父亲？’我心里一怔，想这是不是组织上又一次在考验我的立场，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见。’‘如果他想见你呢？’他追问，我坚决回答：‘也不见。’这个回答确实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陆兰沁后来得知，“被关押10年之久的父亲于1965年才被判刑，而后有一段时间被假释出狱。”从时间上来看，正好是她被询问见不见父亲的那段时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饶漱石被重新收监；1975年3月2日，他病死在监狱中，时年72岁。陆兰沁写道：“难道真的是他在那时提出过要见我？但那位领导已经去世，详情已无从得知。我也许就这样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成为终身遗憾！” 从刘少奇儿女贴父亲的大字报起，像这样亲人被逼反目的悲剧，在文革期间层出不穷，成了中国历史上褪不去的伤痕，也是中共将中国延绵五千年的人伦关系摧毁并且遗祸到现在的“毒气弹”。 ---沉重打击刘少奇的一张大字报作者：【百年真相】节目组

#文化大革命 #家庭关系破裂 #历史事件 #人际信任危机

10个月前

刘少奇儿女的大字报毛发动文革最得力的助手是谁呢？就是江青。江青当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把手。毛要打倒谁，江青就全力以赴；毛要打倒刘，江青就亲自操办这件事。文革爆发时，刘少奇与第四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儿刘涛在清华大学读书。 1966年年底，江青跑到清华大学，专门找刘涛谈话，要求她跟刘少奇划清界线，坚定不移地站到毛主席一边，听毛的话，跟毛干革命。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记述，1967年元旦，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看望了他们的生母王前。王前跟他们谈到刘少奇的许多问题。1月2日，刘涛和刘允真根据江青的指示和王前的谈话，写成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1月3日，俩人将这份大字报一式三份，分别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方，以示跟“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大字报批判刘“在政治上一贯反毛泽东思想，搞他自己资产阶级的一套，用来对抗毛主席，表现出他最大的政治野心”。大字报称刘“确实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把刘揪出来，是“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大字报大骂刘“无耻到极点”、“自私自利到极点”、“无道德到极点”，“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人民的罪人”。大字报还深挖刘的思想根源，称“刘少奇的人生哲学都是活命哲学，叛徒哲学”。这张大字报一出来，立即轰动北京，震惊全国。它和毛泽东的那张大字报，以及全国红卫兵的无数张大字报一起，硬生生把刘少奇变成了“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最大的大坏蛋。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周恩来任组长的“刘少奇专案组”提出的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被折磨致死。 ---沉重打击刘少奇的一张大字报作者：【百年真相】节目组

#刘少奇 #江青 #文革 #清华大学

10个月前

采访菅荣斋，是在2005年5月。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说道：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布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基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高岗与饶漱石并无来往陈毅邓小平要整饶作者：景玉川

#饶漱石 #菅荣斋 #中国政治 #第三野战军 #中组部 #苏联专家

10个月前

1967年，西安，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游行活动。摄影：刘一

#纪念活动 #毛主席讲话 #西安历史 #游行活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

10个月前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作者：杨继绳

#中国共产党 #信息封锁 #思想控制 #文化艺术 #新闻宣传 #社会科学 #道德标准

10个月前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为了掩盖大范围“人相食” 英美记者假采访作者：杨继绳

#文化大革命 #腐败 #清华大学大字报 #反对高官特权 #中国共产党 #怀疑权威

10个月前

杨继绳：1942与1962年的饥荒有何不同？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同四二年大饥荒主要是天灾、旱灾造成的大麦小麦秋收时大量减产，而且在战乱和天灾情况下。而五九年大饥荒，河南也有旱灾，但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人祸，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还是极权制度，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每一块田野，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每个人都在组织的控制之中。粮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书《墓碑》里面讲，那三年是（气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二、饥荒的规模不同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是全国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个省。三、大饥荒中媒体的表现不同《一九四二》里讲媒体没有缺席（当时《大公报》有报道），看到这一点我非常震动。六十年代，媒体也没有缺席，但干的是反面的事情，媒体跟着造势，“放卫星”，亩产五千、一万、三万到十万斤。但当时吹牛是纳税的，亩产十万斤的话就得按十万斤的粮食纳税的，所以粮食征购非常重。平时征百分之三十农民就受不了，但那时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饿死人的时候，媒体还在说形势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饿死人的时候，《河南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继续鼓吹大跃进和毛的错误政策。当时有位原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在信阳，九八年我到信阳去调查，我说你当年看到饿死人怎么不报道啊。他说哪敢报道啊，我写完了也发不了。我说你写内参也可以嘛，他说彭德怀一个元帅说了句话就被打倒了。高层对下面的情况是不了解，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任。省委书记只要说让毛泽东高兴的话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么样。所以极权制度不仅封锁了信息来源，也封锁了自己。后来六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来，让警卫员、亲友去调查，他的确不知道情况。知道饿死人，不知道这么严重。四、农民的处境不同，自由度不同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户，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来的。我在信阳看到逃荒的人用绳索一个人串一大串，游街、挨打，被关起来，劳动，不给饭吃。被关起来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饿死了，粮库更不敢抢了。逃荒也是一种自由，是求生的一种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丢了我的脸。我向上面汇报这里形势很好，逃荒就泄露了我的机密，影响我的政绩，跟现在截访一样。五、政府的态度不一样尽管当时白修德报道后蒋介石也很不高兴，但还是尽量减少影响，给钱、救济粮食，做好这些工作，是一个挽救农民的态度。蒋介石的两次日记里写到过，把大饥荒当作很大的事情来看待的。咱们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难时期，粮食储备最多的时候，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当地粮库就有大量的粮食。把信阳当地的粮库打开，信阳就不至于饿死人。当时是粮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仅是粮食，鸡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点、进口一点粮食（也会少死人）。起码作为一个执政者，不管从皇帝到专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还有开仓放粮嘛，但当时都没有。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政治体制非常僵化、行动迟缓。特供的情况存在，但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各级领导人层层克扣粮食，甚至生产队长、公社这一级多吃多占，挥霍农民的粮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级干部是为了享受，基层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点权力都想多占食品，这是很厉害的。到食堂吃饭，饭勺——农民的生存权——就掌握在领导手里。如果你不听话，偷吃庄稼，就扣你的饭，有人饿死在食堂门口。六、走出大饥荒的原因也不同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饥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济也来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各级农民自救。当时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安徽的曾希圣明确跟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讲了几次，试试看。当时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农民可以自己寻找食品。当然气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开一点，农民就不至于饿死。但放开了一两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七、政府的高层不同蒋介石时期议员可以批评政府。六十年代大饥荒不同，彭德怀说了一句很温和的话，就被打成右倾。八、民间组织救济蒋介石时还有民间组织，包括教会，可以救济。六十年代没有民间组织，没有地主，大家一样穷。社会状况不一样。九、大饥荒过后的认识不一样我们先是隐瞒，不让讲，农民饿得不行了，上面来调查，农民饿得走不动，要拄拐棍，但不让拄拐棍，要装作没有饿到的样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话就封锁信息。信阳公安局扣下了一万两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邮局，是公安局查信。写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没有反思，压制舆论。基层就向上隐瞒情况，高层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九六一年说是天灾、苏联逼债。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惹毛不高兴，成为后来文革的动因之一。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后，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

#1942年大饥荒 #1962年大饥荒 #天灾 #人祸 #极权制度 #毛泽东 #大跃进 #人民公社

10个月前

文革时期道县的杀人行为带有随意性，具体杀了哪个人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背后的逻辑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出于极权主义运动制造“敌人”的必要：不是你来充当“敌人”，就是他来充当“敌人”，“敌人”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没有绝对标准，但是对“敌人”的需要是绝对的，“敌人”是必须要有的。阿伦特曾经深刻指出：极权主义的法则就是运动法则，为了让运动不断进行下去，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相比，“文革”杀人有极大的随意性。纳粹意识形态在界定“敌人”时，有生理和人种的“依据”（不管多么荒唐），因此的确是非常“客观”的，“谁是犹太人”是可以通过科学加以验证的，不取决于杀人者的主观判断，也无关被杀者的所谓“思想”（比如是否已经皈依和效忠法西斯主义。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思想”似乎从来不感兴趣）。而中国“文革”时期的所谓“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等，常常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客观标准。《血的神话》写到，道县大屠杀发生后20年，也就是1986年（道县大屠杀集中发生于1967年8月），“处遗工作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简称）的调查表明：大屠杀期间道县破获的七大所谓“反革命组织”，经查均系冤假错案，“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问一声'我到底犯了什么法'就是最大的罪过。” 更加荒唐的是，“反革命”的头衔经常是为了杀人而后加的：“杀人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你是'四类分子'那就杀之有理，你不是'四类分子'，把你打成'四类分子'或'四类分子'一伙的，也就可以杀了。”为了杀掉你，不是“四类分子”可以随便追封为“四类分子”，可见，标准何其模糊，划定何其随便，与纳粹的“科学精神”大异其趣。大家都说自己的依据“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杀人，但尽管如此，“最高指示”没有说到底哪些是该杀的“阶级敌人”。就连什么是“阶级敌人”也是随便定的。这样也就等于没有“阶级敌人”的客观标准。杀人的标准模糊，何人该杀没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仅地主富农是阶级敌人，被杀无数，就是贫下中农和国家干部，党员也可以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也有不少被杀（按照成分划分，道县大屠杀4500多名被杀人员中，贫下中农352人，占被杀总数的8%，按照职业分，国家干部17人，工人34人，党员还有8人）。另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坏分子”，概念更为模糊。谭合成在写道道县寿雁公社寿福大队文革“杀人风”时写道：该大队共杀4人，其中一个贫农，叫何明德。如果一定要把他说成“四类分子”也说得通。“四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划地主、富农有一些财产上的硬指标，财产少了想划也难；“历史反革命”主要是指国民党政权的骨干人员，而“现行反革命分子”总得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才能够定得上。而“坏分子”就包罗万象了，把何明德归于坏分子，就因为他偷过生产队的谷子，还仗着是贫农不服从干部的领导。 ---“文革”时期是如何制造“阶级敌人”的？作者：陶东风

#文革 #道县杀人 #极权主义 #制造敌人 #阿伦特 #纳粹

10个月前

《徐景贤最后回忆》中，说到了“文革”期间的另一种圣果。据徐景贤说，“文革”期间，林彪时常给自己比较亲近的部队送点礼物。礼物当然量不会多，也不可能是贵重之物。这其实不是在送物质，而是在送精神。有一次，给驻浙江的空五军送来一筐橘子。军部机关便召开誓师大会，庆祝林副主席送来了“幸福果”。然后把“幸福果”层层分送。于是，军到师、师到团、团到营、营到连，层层开会表忠心。有一个师政治部，分到一只大橘子。政治部主任召开了誓师大会、率领众人表了忠心后，便把橘子安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有事出去了。机关这么多人，就这一个“幸福果”，该采取怎样的吃法，他还在考虑。有一个副主任，恰好这时出差回来。他尚不知有“幸福果”这回事。见主任桌上有个大橘子，而他正好有点累、有点饿、更有点渴，拿起橘子就剥、就吃，眨眼工夫，就只剩下皮了。这时，主任回来了，见此情景，叫苦不迭：“刚刚开过誓师大会，你吃掉的是接班人林副主席送来的重要礼物，闯大祸了！”副主任自然急傻了眼。愁急间，主任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命令伙房烧一大锅开水，把橘子皮泡在水里，多放几斤白糖，全体干部战士每人一杯。事情虽过去，但副主任还是写了深刻的检讨。幸亏林副主席送来的是橘子，要是也送芒果，那干部战士岂不是要尝一回芒果皮茶？芒果、橘子之类，水果而已，但在那时候的中国，却可能轻意间就成了“圣果”。林彪也不只是送橘子。徐景贤说，有一回，林彪给浙江部队送来的是他家乡湖北的特产麻片糕。麻片糕不能泡水。部队首长只好把大家集合起来，把糕掰成一小块一小块，保证每人分到一块。分到的块儿有多大，取决于参加分的人有多少。当然不是分到就吃、吃完就算。还要表忠心。每个人都要表态：“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广大指战员的最大关怀、最大鼓励、最大鞭策！” ---文革时期的"圣物" 作者：王彬彬

#文革 #林彪 #徐景贤回忆录

10个月前

陋兰：隐瞒和谎言，极权身体里的黄色血液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世界为之震惊。那场核灾难致使超过300万人罹患各种疾病，30万人患癌，近10万人已经死亡，而且这些数字还在逐年增加，间接死亡和患病的人数更是无法估算。那场因为玩忽职守导致的灾难令人愤怒，然而，和技术上的不当操作相比，苏联官方在处理事故时的刻意隐瞒和欺骗更加令人愤怒。爆炸发生后，由于担心引起百姓恐慌和影响乌克兰第一书记参加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虽然在事故现场附近村庄检测到核辐射已经达到致命量的几百倍，但是在政府的授意下，专家们竟然解释说，之所以检测到那么高的辐射量，是因为检测机器出现了故障。大批被紧急征召的消防员、工人和工程师，没有被告知任何实情，没有给他们发放任何防护装备，却首先被要求签订一份保密协议，协议规定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把看到的事情透露给任何人。这些被当局蒙蔽的人中，有的还只是不到20岁的孩子，他们勇敢地冲进火场，脱下衬衫扑火，用脚踩踏那些燃烧的石墨……这些人由于摄入了大量放射性物质，日后要么在病魔的折磨下痛苦地死去，要么落下可怕的终身残疾。所有赶赴现场的记者都不允许拍摄照片。有偷偷拍了照片的，相机立刻被警察抢走。一个白俄罗斯的科学家由于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设计提出质疑，立即遭到当局逮捕。事故发生两天之后，距离核电站最近的村庄里的人们才开始疏散，但是当局依然封锁消息，对民众隐瞒真相。事故发生三天之后，莫斯科才派出一个调查小组到达现场。他们的到来，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将所有关于核辐射、广岛和长崎、甚至有关X射线的书籍从图书馆和书店下架。他们的思维是：让人们看不到也听不到，自然就没有恐慌，“情绪稳定”了。直到事故发生一周之后，当远在1100多公里以外的瑞典发来信息，告知辐射云飘到了瑞典，苏联政府意识到事情已经国际化，盖子捂不住了，这才开始大范围撤离民众。也就是说，由于官方的隐瞒和谎言，数十万百姓被搁置在相当于400颗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所产生的辐射量之下，被照射了一个星期！这次事故，受辐射尘污染最严重的是苏联的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被苏联控制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这些“大家庭”的政府对事故的第一反应非常一致，那就是：封锁消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以下记述： “我们正在受到每小时3000毫伦琴辐射物的照射，然而，执政者担心的却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他们的人民。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城市里储存着700千克的浓缩碘（可抵御核辐射），专门用以应对这种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锁在仓库里。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人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政府保持缄默，医生也沉默不语。各地区等待来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等待莫斯科的命令。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锁链的一端连接着少数几个决策者。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 几年后，切尔诺贝利人生下的孩子，血管里流的不是鲜血，而是一种未知的黄色液体。直到那时，还有科学家在官方的授意下声称，猴子之所以会聪明，就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放射物附近。三四代人之后，在那里出生的孩子都会和爱因斯坦一样聪明……” 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场极权谎言下制造的惨剧。那些因此而患病和死亡的人们，与其说是受害于核辐射，不如说是谎言的牺牲品。隐瞒和谎言，是极权身体里与生俱来的“黄色液体”，是得以维持其生命的血液。当真相大白于天下，当人们意识到那“黄色液体”是一个国家的癌细胞时，极权也就寿终正寝了。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隐瞒和欺骗 #苏联历史 #核安全 #灾难管理 #健康影响 #极权主义

10个月前

副總統陳誠(中)造訪美國，與美國總統約翰．費茲傑羅．甘迺迪(JohnFitzgeraldKennedy，右)、副總統林登．貝恩斯．詹森(LyndonBainesJohnson，左)會晤，商討兩國共同利益之情景。 (註：民國五十年七月廿九日至八月十三日(1961.07.29~1961.08.13)，副總統陳誠應美國總統甘迺迪之邀請出訪美國，歷經威廉斯堡、華府、紐約、諾克斯維爾、芝加哥、底特律、舊金山、夏威夷等八個城市；其中，於華府的三日行程中，共進行四次會談(兩次在白宮，兩次在國務院)，為國民外交及解決當時兩國局勢之任務而努力)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副總統訪問 #美台關係 #甘迺迪會晤

10个月前

1953年3月8日，宝鸡福新面粉厂劳模和先进班组悼念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逝世 #宝鸡事件 #劳模悼念 #1953年历史

10个月前

1966年，西安，天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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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月前

1972年，田间学毛选。

#1972年 #田间 #学毛选 #政治历史 #中国

10个月前

1968年，西安，摄影师刘一（后排右二）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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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月前

“夺妻之恨” 毛、邓时代的中南海里男人和男人之间曾经有过的夺妻之仇也同样是以“仇将恩报”为结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所谓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里，邓小平和陈云为别为事实上的第一、二把手，巧合的是此二人在中共马上打江山的年代即都曾与党内同志有过“夺妻之恨”。邓小平一生中结过三次婚，第二次婚姻的女主角大名金维映,两人一九三二年在中共江西根据地结为夫妻。婚后一年整，邓小平即因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受到内部整肃,金维映在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主持的“清算”会议上登台揭发邓小平的“严重罪行”,继而干脆对李维汉投怀入抱，其“爱情的果实“即是已经退位的前中共中央领导人李铁映。不过日后李维汉另寻新欢，金氏则落得和毛泽东当时的妻子贺子珍同样的下场，被以治病为名强行送往当时的苏联。（据公开资料介绍，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后，令邓小平痛苦万分，在邓小平生前，没有人敢在邓面前提“金维映”三个字；邓也只字未提金维映。金维映1938年春被送往苏联，更由于“精神失常”而住进莫斯科郊区的精神病院。1941年秋，德军进攻莫斯科，金维映被砸死在精神病院内，时年37岁。 ---“夺妻之恨” 邓小平、陈云与中共党官）中共建政之后，分管党内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一直是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邓小平时代开始后，在考虑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时，亲自出任第一届主任职务的邓小平点名说“副主任要有维汉同志一个”。至于金维映为李维汉所生的儿子李铁映更是因为邓小平的大力提携，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成为那一届里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也就在那次十三大上，邓小平和陈云之间达成的政治协议是邓小平保留军委主席职权，把中央顾问委员主任职务让给陈云，陈云则提出邓时代的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留任，另外一个副主任位置留给宋任穷同志。而这位穷任穷的妻子子陈月英年轻时本是陈云初恋对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陈云在长征途中被派往莫斯科,不久陈月英便成了长征队伍里的中央纵队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的妻子。而陈月英为宋任穷生下的女儿宋珍珍长大成人后又嫁给了陈云的二儿子陈方…… ---当年若不是陈云力阻江青脑袋已经被邓小平砍了（高新）

#夺妻之恨 #中南海 #毛泽东 #邓小平 #陈云 #中共历史 #婚姻纠葛

10个月前

邓小平与陈云，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仅存的两位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如双峰对峙构成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双核。双头政治，双峰政治，在有着一山不容二虎传统的中国，是少有的。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共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50年代的路。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50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中共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四人帮”已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以陈云为代表的第二种选择。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如前所述，贫困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70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90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过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 ---彻底政改这张底牌邓小平陈云都不敢碰作者：杨继绳图：邓小平（右）与陈云（左）摄于1952年。

#邓小平 #陈云 #中共第二代领导 #双峰政治 #改革年代

10个月前

三峡工程移民苏师傅的N次搬迁下面的故事是来自2014年《澎湃新闻》发表的报告《三峡九章》。根据英国BBC的报导，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只生存了七个小时，就被拿下来。BBC的记者就打电话问澎湃新闻网，为什么把这篇文章给撤下来？得到回答是中国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懂的”。但是澎湃新闻网还有一个新闻形式，就是早报的形式，这篇文章同时印在第二天上海早报上，所以尽管在网上拿下来了，但报纸的形式还存在，只是看到人就不是很多。苏师傅的职业是理发师，原来的家（第一个家）在三峡海拔175米的所谓三峡工程移民线以下，将被水库淹没，必须要搬迁。按照当时的规划，从三峡地区175米淹没线以下搬到了海拔175米以上的地区。苏师傅建了一座新房子（第二个家）。建房的一部分款项来自于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他们家每人得到了1万块钱，其它的钱是借的。按照三峡工程获得批准后不久的规定，三峡工程移民113万，工程移民投资400亿，采取移民费用包干，就是三峡工程每个移民的赔偿的款项是3.5万。根据三峡工程最后结算报告，三峡工程移民共花了800多亿。说是安置了120万移民，每个人移民安置费近七万，但是苏师傅家是每人拿一万块钱，还有六万块钱到哪里去了呢？只有“懂”的人才知道。苏师傅的新房子盖完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墙体裂缝、大门移位等等，房子成了危房，不能继续住了。什么原因？按照政府的规划，三峡水库蓄水蓄到175米，新房子盖在正好175米以上的地方，应该是安全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府未考虑到“未知结局”，三峡水库蓄水蓄到175米，地下水也随之抬高，可能引起滑坡复活或者地基下陷。这本是应该能够想到的问题，但是政府总理李鹏没有想到。苏师傅的新房子被迫放弃。在放弃之前，他把这个房子又租给另外一个修摩托车的人来住，每年的房租是600块钱人民币，可见这个房子基本上就不值钱，新房的投资基本打了水漂。苏师傅又在旁边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买了一座新房子（第三个家）。不久政府又告诉苏师傅，这座新房子位于三峡库区的刚刚查清的滑坡地带，必须再次搬迁。《三峡九章》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时指出，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当初的科学论证做得不够完善，使得现在三峡大坝建好后，才发现有些地段淹没的水位比原先预计的要高出许多，使一些已经建好的新移民点，现在又得搬迁，造成资金的重复浪费。苏师傅三次搬迁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王维洛|三峡难民——三峡工程制造的人祸

#三峡工程 #移民问题 #新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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