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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Flow 深潮 发布的文章:近期教育领域的变化引发了广泛讨论,我认为教育改革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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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齐奥塞斯库狩猎时,总有一个指导员陪着他,此人枪法要好,以保证领导人不被猎物所伤。 齐奥塞斯库猎熊的时候,熊要事先被打上镇静剂,他一开枪,趴在草丛中的安全局神射手也会用安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步枪同时射击,以保证领袖每开一枪,都能奏响一次国歌以示对罗马尼亚第一神射手的庆祝和敬意。 齐奥 塞斯库还在全国各县都至少有一个别墅、招待所或狩猎场。喜欢打猎的齐奥塞斯库经常把冬季狩猎作为接待来访外国首脑的一个项目,山区一些狩猎木屋因此成为接待贵宾的重要场所,也是总书记光顾得比较多的“行宫”。 有一件事说出来您别不信,本博秦全耀坚信不移,因为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创造一切人间奇迹。齐奥塞斯库有一条狗,昵称考布,知名度极高,连英国大使都认识,在罗马尼亚几乎家喻户晓,在公开场合人们一般称其为考布同志,以示尊敬。但这个尊称仍不能令齐奥塞斯库满意,同志相称,地位与臣民并列,有辱考布同志的高贵世家,于是齐奥塞斯库决定给自己的爱犬考布郑重授予陆军上校军衔,享受县团级待遇,从而使这条来自英国的拉布拉多猎犬成了世上乃至史上级别最高的狗官。 ---无产阶级革命家齐奥塞斯库怎样打猎? 作者: 秦光耀
#齐奥塞斯库
#狩猎
#政治仪式
#罗马尼亚
#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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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秦光耀:江青用飞机运些啥 2008年10月,一则“毛泽东专机珠海街头叫卖”的报道引人关注。该机系1969年空军进口的3架同型号飞机之一,供中共领导人专用。当时分配给毛泽东一架、林彪一架、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一架。后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毛泽东的身体等原因,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不允许毛泽东再乘坐飞机 ,这架飞机主要供江青使用。因此也称“江青专机”。 按规则政治局常委级别才可以有专机。江青不过是政治局委员,不配。别急,那时中国有规矩孩子工作可以顶替老爸。同理,妻子为啥就不能顶替老公的专机。江青爱看电影,曾调飞机运拷贝。维特克访华从北京去广州,也是她派的专机。 杨银禄是江青文革期间的第二任机要秘书。从1967年10月4日调到江青身边。他和江青近距离共事5年多,是江青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对江青的性格、爱好、生活习性,了解颇深。近水楼台先得月,挨着江青才知道江青怎样用飞机运什么东西。 1971年2月,江青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她住在广州市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吴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令其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非要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吴法宪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千万别觉得这是“高射炮打蚊子”是小题大做。在中国政治第一,领导的吃喝拉撒一样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有什么不可以? 有长河一水博友写了《慈禧的影子和江青的内裤》讲了当年江青曾用飞机运内裤。作者称:我父亲就是当年广州市委的,参与接待的人就是他的同事。 尽管如此,文章还是受到质疑:江青即便再罪大恶极,但是,还不至于缺了某条内裤无法过夜。这样捕风捉影,瞄准一个逝者的下身编排故事抓人眼球,不仅操守有亏,而且不够厚道。胡说八道编新奇故事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 本博秦全耀认为在四人帮时代体制不透明一切皆有可能,派专机运小物件不新鲜。早在七十年代我在总后工作时就有所明白,其腐败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一百倍。 为什么只能运上衣,就不能运裤衩?问问卡扎菲,是不是裤衩成了“禁飞区”?还有一种可能,上衣是护身符,裤衩是遮羞布。江青也是人,也知耻,咋就不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把裤衩说成内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两个女人显高贵。一个是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她的衣橱中挂着5,000件裙子和3,500双鞋,一天换几次。再一个就是江青,很会穿衣。
#江青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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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
#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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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1942年8月1日,陕西延安张崖村中共中央西北局门口,祝贺贺龙、薛明新婚。这一年,贺龙46岁,他的新婚妻子,也是第五任妻子,薛明26岁。
#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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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中共中央西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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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座桥,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条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马上任,蒋经国脚穿草鞋,遍访赣南11县的每个角落。 “除旧布新”的重点在于民生问题。1940年11月,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制定了《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划》,蒋经国提出了要在3年内实现“五有”目标:人 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 计划实施前的赣南,150万人口中有九成以上是农民,除了矿山开采之外,全区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蒋经国一方面吸引沿海内迁资本到赣南开办工厂,另一方面推动成立纺织、碾米、制糖等小型工厂。 1943年11月,美国记者艾特金森在《纽约时报》发表报道称,蒋经国的改革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此前,赣州只有3家工厂,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方,现在的产量已足可供应10个月的消耗量,预计到1944年可完全自给自足。“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地推行。”艾特金森感叹道。在他眼里,赣州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蒋经国大刀阔斧的赣南新政 作者: 刘颂杰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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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旧布新
#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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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孙陇:饥荒时期的吴安屯劳改农场 在1959至1961年这三年灾害时期,在每一座劳改农场中进行劳动改造的各种犯人,除了要忍受当时普通人都忍受的饥饿外,还要被迫参加重体力劳动,同时因为他们身份是被专政的“阶级敌人”,受到各种歧视和“忽视”,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由此导致在劳改农场中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 亡的现象,当时的劳改农场俨然是一个“死亡集中营”。 (图为河南省延津县吴安屯劳改农场在1959年至1960年4月期间该农场所出现的大批犯人死亡的官方情况通报)
#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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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李江琳:中共从一九五六年在藏区展开的所谓“民主改革”以及“平叛”和“合作化”、“宗教改革”等运动,对藏民族和藏文化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即使按照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中共机密资料来叙述,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所展现的残酷和悲惨可谓罄竹难书。最有说服力的资料之一是人口变化。根据被列为“绝密” 的少数民族工作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年藏人人口为二百七十万,到一九六四年统计时,短短六年间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我根据大量中共地方性资料统计出的数据比这个数据还要高,有些地方,例如青海藏区,人口减少程度惊人。牧区的大量成年男性因“防叛”而被抓捕,大多死在监狱中。由于损失大量男性,中共新华社的机密内参向中央报告,藏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有些地方性别比甚至达到一比十七的程度。在这样的数据后面,是难以想象的惨烈的人道灾难。 根据中共自己的机密资料,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藏区四千六百一十六座寺院只剩下百分之二点五(一百一十七座),以“满足群众的宗教需要”,其余悉数被拆毁、占用、破坏。如果不算“四省藏区”,仅以“白皮书”涵盖的“西藏自治区”为例,原有的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寺院中,二千六百零六座被摧毁,“保留寺院”仅占原有寺院的百分之二点六(七十座)。这些留下来的寺院,也无法正常活动。寺院被系统性地毁灭,等于摧毁了藏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载体,对藏文化造成了灭绝性的灾难。 中共在藏区的“民主改革”、“平叛”、“合作化”、“文革”,一直到现在的“牧民定居”,对于藏人来说,无异于一种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共的公开宣传竟然还好意思说什么“历史的选择”。“历史选择”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说法,只能用来掩饰藏区曾经发生的国家罪行。其实,历史自己是不会选择的,作出选择决定的是人。藏区半个多世纪的悲惨境遇,不是藏民族自己的选择,而是中共武装占领藏区后强加给藏区和藏人的。随着更多机密和绝密文件逐渐公布于世,这种国家罪行终将大白于天下。到那一天,历史将对那些罪犯作出判决,就像历史已经对中共支持下的红色高棉作出了审判一样。 ---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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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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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凉山彝人对“民主改革”的反抗 李江琳:中共在四川彝族地区,即凉山彝族自治区、乐山和西昌地区几个县的“民主改革”始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采用的方法与内地土改相同,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自上而下的土改政策,实行“发动群众”,没收财产、划分阶级等等步骤。“改革试点”开始两天后,普雄地区的彝民首 先开始反抗。这一波反抗者为两个家支、四千五百余人。中共调集十七个连的兵力,与反抗彝民打了九天,官方记录“歼灭叛乱武装四千一百九十八人”。 从一九五五年底开始的彝民反抗此起彼伏,遍及整个凉山地区,先后共有五十六个家支、两万五千多人参加。此后的几年中,中共调动军队,组织民兵,形成强大军事力量,血腥镇压彝族人民的反抗。 官方文献透露,一九五六年,西昌地区彝族人民开始抵制中共的社会改造,各县均有彝人不同程度的反抗,共六十多个家支、一万四千多人参加。尽管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镇压,根据新华社内参的报道,一九五七年初,凉山地区反抗的彝民依然有“九四一股、五千七百二十多人,枪四千七百二十枝”,其中“表现顽抗、屡次争取无效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一九五七年,根据官方资料,中共在凉山的军事行动中,“大小战斗二千二百八十四次,共歼灭叛乱武装一点四万余人”。至一九五七年十月,凉山彝族人民的反抗终于被镇压平息。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共在西昌地区的镇压结束,据中共资料,“共歼灭叛乱武装一万余人”。 中共在凉山地区两年的军事镇压过程中,先后调动了十一个团、十六个民警中队以及十一万“自卫队”,总人数达十二万九千多人,其中正规军一万七千多人。据中共资料,“共经大小战斗四千二百次,歼敌五万五千四百六十四名,投诚一万零五百六十九名”。这些数据仅是四川地区,还不包括云南贵州等其他地区。 由于资料不足,无法统计两年“平叛”过程中凉山彝民的伤亡以及后来被捕的精确人数。有官方学者承认,在此过程中曾经出现了“平叛扩大化”;一九七九年四月,凉山彝族自治州宣布释放“一九六一年前参加武装叛乱的一百零九名服刑在押犯”,也就是说,这些人被关押了二十多年。这个数字不会是全部关押人数,究竟有多少彝人被捕入狱,多少人死在狱中,至今未见公布。 ---凉山彝族:不为人知的痛
#凉山彝人
#民主改革
#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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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彝族
#土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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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李江琳: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对我认知颠覆最大的应该是一连串的苏区镇反,对自己人的残杀,不仅是对敌人。这里面的例子就太多了: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对民众的镇压,毛泽东他们在江西打AB团对自己人的镇压,还有一些资料到现在还是秘密资料,有关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强行向民众征粮的过程中,对这些中农以 上的人的残暴。48、49年他们进云南和四川征粮过程中的残酷也是引发当地暴动的原因之一。 你从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它推行所有的政策时候所用就方法——暴力,极其残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杀过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谁不服从就杀谁。从1959年的拉萨到1989年的北京,它是同样的手法。1959年拉萨事件后对藏人的大批关押,把藏人的精英几乎扫荡干净,对维吾尔人的方式也是同样的。这种对精英的控制从反右开始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要么收买,如果收买不了,不服的,就是找一个罪名抓起来枪毙。它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 ---李江琳:与红色家庭分道扬镳,这场革命是错的
#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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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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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团
#中共征粮
#云南暴动
#四川暴动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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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国的历史性功勋。但是,这是惨胜。第一,这不是中国自己单独战胜日本的,而是把中国抗战融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借助于盟国力量。第二,因此,使得苏联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际所得甚至超过了雅尔塔密约),并扶持中共坐大,为其1949年窃国奠定了相当基础。 许多历史著述,如保罗 ·约翰逊《摩登时代》(Modern Times: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认为:对中日战争感兴趣的唯一大国是苏联;中国方面唯一从这场战争得到好处的是中共;苏联是中日战争的大赢家。 而从史实来讲,抗战时期苏联也在侵华。例如,(1)1944年非法吞并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国土,以及操纵外蒙古“独立”。(经过八年抗战,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除钓鱼岛尚存争议,都已收复;而俄国-苏联割占、肢解、吞并的中国3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则无归期,那是相当于中国现有国土的三分之一啊!)(2)1934、1937年出兵中国新疆,1940年逼盛世才签订《新苏租借条约》(俗称《锡矿协定》),1944年策划伊宁暴动和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3)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苏联清肃远东地区“不可靠”民族,半年内罗织罪名抓捕中国人1万余名,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处决。(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在俄罗斯有超过20万华工;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时,全苏联仍有10万华人,其中7万在远东地区;20世纪40年代,远东地区的华人则几乎绝迹。网上流传斯大林屠杀30万华人之说。) 更严重的是,在日本侵华过程中,苏联对日本还起到了诱使、默认、纵容、支持等等作用。 ---斯大林助推日本侵华并非空穴来风 作者: 王赫
#抗战胜利
#中华民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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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这次故宫会议上我还搞清楚了一个我过去一直关注,但苦于没有材料而一直没搞清的一件事——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故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留下来的 也仍然可以说是满地金银。 但是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而且1942年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宫文物大清点。准确记载的抢夺是在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了,日本比较艰难了,发起“献铜运动”(像我们大炼钢铁的时候一样)。这时就强行抢夺了故宫中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4尊铜炮,而且抢夺的铜缸还是“无款识”的。这真是让人惊奇。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有很多故宫文物沦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变后就从北京运到了南京),也都安然无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宫人称为“二十五宝”的25枚皇帝御玺,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还曾把“二十五宝”拿出来展览过,但他们并未拿走。 我无意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脱责任,说这些只是想要实事求是地说出真正的历史,不要带着感情去编造历史。不仅日本人占领北京,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故宫也没有被抢被烧。唯独当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下手,说实话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惹的祸。人家派出外交使团来谈判,我们却把他们抓起来当犯人一样折磨,甚至比犯人都不如。39个外交官和记者,被捆起来放在太阳下暴晒,不给吃不给喝,屎尿都在身上,伤口化脓生了蛆…… 这样的非人折磨怎不让人恨到骨子里。人家兵临城下要你交人,39个人质交出来只剩下18个,21人被活活折磨致死(不是杀死),其中一个《泰晤士报》记者,交出来的尸体被砍成了七八大块。发生这样的事,人家怎么不把你中国人当野蛮民族看?稍有文明水平的人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来。曾国藩都说僧帅(僧格林沁)惹出这种祸来,应该自裁谢罪。而我们很多书中还以歌颂的口吻赞扬僧格林沁。这种事只有缺教养的野蛮民族才干得出来,而我们却报以歌颂赞扬。就是这个僧格林沁,抓人家外交谈判的文人那么轻松那么起劲,而在北京城外真正遇到英法联军却一触即溃作鸟兽散!这种人还有人把他称作英雄!亏得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武侠书,连最基本的武侠精神都不懂! 图:耿宝昌:1922年生于北京。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馆研究员。 ---耿宝昌: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
#故宫会议
#日本占领
#故宫文物
#南迁
#文物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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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说了,他去访问英法等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自己感到很骄傲,因为故宫没有受过战争损失,里面保存的全是真东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馆,很多都在战争中损失了,展出的是复制品。他明确说到故宫600年未受战争抢劫的祸害,而这中间北京三次被外国占领,一次英法联军(就是圆明园那次), 一次八国联军,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占领了八年。 居然故宫文物完好无损,这事我们过去的宣传教育中可从来没有说过!总说欧美日本的博物馆里展出的中国文物都是抢去的。这次在故宫会议上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人,还有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的人都一再说明,过去凡国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被抢劫,被拍卖,流失海外,根本没有。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运走的只是精选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宫里的还有100多万件。1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字。这是故宫文物保管处梁金生处长亲口说的,他是故宫“大内总管”,亲自主持完成了故宫文物清点工作。今天流失海外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径买卖的。 我们的宣传教育应该客观,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为了仇恨帝国主义就编造一些子虚乌有事来。这些都是将来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故宫研究员耿宝昌: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
#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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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
#战争历史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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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即使大陆过气共产党明星赵丹逝世,其妻黄宗英被中共官方传媒问:你认为赵丹生前哪一出戏最好?黄宗英答:他的死。 民国过来的小生赵丹,经过“文革”的监禁殴打迫害,获得所谓第二次解放之后,辛苦盼得一角色,饰演“敬爱的周总理”却又被党官否决。赵丹临死,这样乞求:“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 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党”对这一行,由表达正能量到领多少片酬,由不准美化民国到爱情戏不得过分甜蜜,还管到今日呢。 ---陶杰:毕竟太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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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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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延安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据司马璐介绍,延安的一般干部,每天是七分钱的菜钱,部队只有五分钱。开饭的时候,十个人一组,共一小碗菜,一个冬天间,要连吃几个月红萝卜,一个夏天,要连吃几个月的南瓜。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级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汤。再以上厅级旅级,有小灶,两菜一汤。 再高级的四菜一汤。毛泽东的生活待遇最好,每天都吃一只鸡。 当年的延安,还举办晚会。“参加晚会要入场券,找入场券要靠‘关系’,我的‘关系网’似乎不错,所以常常有参加晚会的机会。我每次在晚会上都见到一个相同的情况,当中的前一排是空着的,说是虚席以待毛主席的,毛泽东多数不来,这些座位就一直空着,没有人感到(应该说没有人敢于)说这个情况是不合理的。”司马璐说。 如果说延安的枣园类似日后的中南海,那么延安的桃园就跟日后的北戴河差不多,也是中共高干的休憩胜地。这里风景优美,不仅有茶室,还常有宴会、舞会。王实味所写的“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就是这个地方。司马璐曾被自己的领导曾希圣带去桃园玩过。他描述那里的情形说,“我踏进桃园感到既惊又喜,在陕北那块枯荒的土地上,我突然见到几十株桃树,一片片绿叶,红花点点,真有‘世外桃源’之感。树下有石桌石凳,有人在喝茶谈天,有人在下棋玩扑克牌,和整个延安表面上那种清教徒的精神相比,桃园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延安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是不平等的,利用权力仗势欺人的现象也不乏其例。据司马璐披露,他曾经的一位女友,姓淡,到延安的某一晚,一位领导干部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她起初不从。那领导说:“你是否真有革命的决心?这就是第一关呀!” ---作者: 袁斌
#延安生活
#等级差别
#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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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1968年5月 贵州省军区巡回医疗队三结合活动
#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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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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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1.文革时期,新华书店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焚烧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 2.文革时,哈尔滨街头,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雕塑。
#文革
#天安门广场
#刘少奇
#新华书店
#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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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农村粮食供应证。中国财税博物馆藏。
#农村
#粮食供应
#中国财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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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1930年11月,(左起)张学良,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在南京合影
#张学良
#于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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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南京
#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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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秦城监狱的“女声独唱” 那是1968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 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一起 唱起来。 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账,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 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 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 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 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囚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 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作者: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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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声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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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规定
#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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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晚清的新闻自由 根据《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统计,1901年中国的报刊是34种,1902年是46种,1903年是53种,1904年是71种,1905年是85种。到了1906年,清廷开始预备立宪时,达到了113种,一直到清朝覆灭的1911年,报刊种类达到了209种。其中清廷真正的官办纸媒,尚不足10%。
#晚清
#新闻自由
#清朝
#中国新闻史
#报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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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何亮亮:相声演员常被请到中南海春耦斋,在舞会的间歇给首长们说相声,, 当时侯宝林给毛泽东说了150多段相声,其中50多段在民间从来没有说过,事实上毛对于某类相声的欣赏和红墙外的大气侯并不一致。 侯在给毛说相声前,中办的人员规定了侯与毛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不能让毛仰头看他,造成颈椎疲劳 ,也不可太远,影响观看的效果。 每次演出后,毛泽东要和演员握手,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交代侯宝林一定要掌握时机,不要让毛泽东站起来,要看准时机,在毛泽东欲起未起之际,抢先一步与毛主席握手道别。 在马季的印象中,毛泽中最喜欢听《拔牙》这个相声,他当年给毛泽东演过五六次,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告诉马季说,你们不去的时候他让我们放这个段子听。 不过领袖的喜好会随着心境改变而改变。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心情沉重,工作人员要求马季,你们不要说教育性的相声,毛主席不需要你们教育,就说逗乐的,外边不能演的在这里都可以演,主要是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放松和休息。 ---《腾飞中国》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主持人:何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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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分裂人格周恩来 李江琳:我认为,周恩来的行为反映出他的精神变态更典型。他的变态思维,变态情绪,变态行为,都局限于面对一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完全把他打败了的毛泽东。在党的早期历史上,他曾经是毛的上级。那时他借共产国际的背景势力,曾经让毛泽东不得不服,记仇的毛泽东记了一笔他到死也还不清 的帐。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就是一只斗败了的蟋蟀。他对毛泽东的惧怕,服膺,谄媚,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记忆,是非理性的,是绝对的。所以,他诊断出癌症,毛不点头,他就不能手术而无怨无悔,难道他会不知道这是毛有意为之吗?1975年6月,在他去世前半年,他自知来日可数,还给毛写了一封极尽自辱自虐自贱的求饶请罪信。他担心毛没读到他的信,于是给毛的女秘书张玉凤写了便条,求她“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时读给毛听。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只要出了面对毛泽东的这种情景,在面对他人,面对外宾,面对群众的时候,周恩来的思维言行举止就一下子变正常了。他的精神变态只对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年轻时他喜欢演话剧,还能演女性角色。事实上,周恩来一辈子是个善于演戏的人。他一辈子只怕一个人,就是毛。毛也明白这一点:你再怎么能,我要你怎么样你就不敢不怎么样。毛对周的羞辱也是格外变态的。 于是,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就是这样:在毛泽东面前他是个奴颜卑膝的奴才;而在人前,则是完美的“好总理”。出了毛周等小圈子,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周恩来是完美的。 不过,有一个人,第一眼就看穿了周恩来。那就是年轻时代的达赖喇嘛。 1968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亲赴印度达兰萨拉,采访年轻的达赖喇嘛。谈到周恩来,达赖喇嘛说:“我从不喜欢周恩来。他这个人太精明了。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的眼睛一直在动,一直在看,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但那是一种危险的聪明。”“我相信我跟赫鲁晓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来交朋友。其他共产党人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跟他一样可憎:布尔加宁。正是因为像他那样的人,使得我的中国之行如此困难。” 如果一个人表演得太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就必定是一种假象。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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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病人治国 李江琳:林彪和江青是文革初起时真正的风云人物,他俩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其他公众场合的表演极具戏剧性。他们都是文革初突然飙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们面对山呼海啸的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的讲话极具煽动性,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拖腔拉调的怪异方式。这是人前的表现,那么人后 呢?任何普通的精神病医生都不难诊断出,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两个人都畏风惧雨,怕光热,厌声响,而且严重失眠,重度抑郁,都有某种精神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这两个人本来是走不到一起的,却在文革初合作演了一场荒诞的双簧,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双双把自己推上了文革领导者的地位。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合作,两人后来的结局也同样荒诞。 然而,这两人又是如此不同。林彪是党内斗争的老手,他时时刻刻在判断敌友态势,江青则除了毛泽东这个靠山,没有其他背景和实力。他们能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互有所需。他们貌合神离,却始终要让外界大众以为他们是一伙的,一文一武,加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直到林彪倒台前不久,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还在报刊杂志上高调地演示他们的战友关系。 可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确实影响了他们在生命攸关问题上的判断。林彪的失误是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崛起,犯了毛泽东接班无后的大忌;江青的失误是她始终没有醒悟,毛泽东死后,她有敌无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低级失误,都和他们的精神疾患相关。 这些幕后的刀光剑影,当年我在偷听深谙“党内斗争”之惨烈的父辈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已经略知一二,还记得父亲在林彪坠机而亡后压低声音说的“火烧功臣楼”。如果说,林彪的突然失事出乎全中国人意料之外,江青的倒台却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在毛泽东死去前就预料到的。毛泽东死后一个月,中国政治的大变局是必然的,而局中之人却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境况,毫无周旋缓和的余地。这一点,精神上相对正常的张春桥、姚文元就看得更清楚一点。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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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蒋介石借不到的书 毛泽东轻易借到了 合刊《二十四史》自清代乾隆以后才出现,至今流行的版本主要有三种:一,清乾隆时官刻的“武英殿本”;二,民国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三,1949后由中华书局印行的“点校本”。 《二十四史》历来为治政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为、治国安邦,士族文 人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 蒋介石、毛泽东二先生也不例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他亲笔写给马衡一张借条,命秘书陈布雷去找马衡借书。 马衡生于一八八一年,一九五五年逝世,浙江鄞县人,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精于汉魏石经,抗战期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工作。 当时,马衡看看蒋介石的借条,要陈布雷在条子上面签上“在一个月内归还”的保证,当即把陈布雷气走了。 陈布雷回去在蒋介石面前发牢骚说:“这《二十四史》是一个月内能看完的书吗?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 蒋介石苦笑着说:“哪里是刁难啊,就是明摆着不借给我嘛。” 三天后,马衡送了一部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二十四史》给陈布雷,说:“蒋先生要的书我给您送来了。” 陈布雷只气得眼直翻,他讥讽地问:“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 马衡当时不客气地说:“蒋先生要是看书,就是这个。蒋先生要是别有图谋,就是那个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马衡把陈布雷这位笔下生花,文坛老手抢白得张嘴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有小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说马衡坏话。欲落井下石,取而代之。 蒋介石决然说:“故宫文物,只可托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北京城后,指示秘书田家英,也要他置一部《二十四史》。 毛泽东要看《二十四史》,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田家英费劲心力,终于在琉璃厂一家书画古玩店里,看到了一部一九二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影印版完整的《二十四史》。他如获至宝,二话没说就买下来,兴高采烈地把书运到毛泽东的书房。 谁知毛泽东一看,大皱眉头。说:“你给我把它都搬出去,我不想看这种东西。我情愿看乾隆印的书,也不要看国民党印的书!” 田家英这才明白,毛泽东想要的,是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己费尽心力买下的民国版本的《二十四史》,是出力不讨好了。 于是,田家英第二天就来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馆长马衡。田家英向马衡说明来意,想为毛泽东要一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不料马衡一听,数声冷笑后说:“真是异想天开,我这里每样东西都是国宝,任何私人都不能动。别说要,借都不行。此例一开,我这故宫博物馆,岂不成了私人宝库?” 马衡的一席话,当即把田家英说的面红耳赤,甚至有点无地自容。心里对马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骨气,钦佩不已。 可钦佩归钦佩,但这事是毛主席亲自交办的,还得交差啊。 田家英无奈,几次跟马老先生商量,委婉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也暗示了毛泽东非他人可比。 可马衡就是不买账,傲视君王的派头,一点不比毛泽东差。 就在田家英快要死心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马衡却被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离开了故宫博物馆。 马衡走后,田家英再去借这套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然是一路顺风。 毛泽东如愿以偿,这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整整伴随他终生。据说,毛先生在上面即兴挥毫,抒发了很多感慨。可以推断,他认为天下宝贝物都是自己囊中私物。 不知道在毛泽东死后,故宫博物院敢不敢、能不能将这一国宝收为国有? ---作者: 半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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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1981 年 ,上海外滩 ,热恋中的情侣。 谈恋爱不再是禁忌 ,人们可以在公共场所拥抱了。 摄影 | 李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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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0个月前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 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第23筒、24 筒的各个单间里。所谓“筒”,就是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编号的不同走廊。 犯人们把23、24这两个筒叫作“枪号”,政府把这里叫作“死刑号”。每个死刑犯都被关进木头盒子般的单人牢房里。 当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个打开门,一一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号。刚刚问完我,关上了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嘭”的一声被队长关上了。 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一一点名后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知道这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然,遇罗克和我们那批许多人,都在那天被执行了。 ---我所知道的遇罗克 作者: 张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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