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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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月前

1959年3月13日凌晨，44岁的顾准与中国科学院另外五名右派被遣送河南省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起先他们随下放干部在西大畈国营农场劳动，后来商城县委执意要将六人调到铁佛寺水库工地，与省城郑州和商城本地右派集中监管劳改。 “6月12日，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顾准日记》60.1.12 .）这句话是顾准初见劳改队现场时心理震撼的写照。水库工地如一只巨大的盆子，以高地为其边沿突然就凹了下去。“盆子”里是蚂蚁一样的民工，车拉肩挑，沿着一条条为减缓坡道陡峭度而不断折返蜿蜒的狭窄车道向外搬运土石方，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这是个典型的大跃进工程，没有勘探，没有设计，没有图纸，没有规划，没有工程师更没有总工程师。1958年县委王书记就决定了要在两山之间修筑大坝，拦河蓄水，修建铁佛寺水库。王书记三月激情燃烧，六月就开了工，火速从各个区、镇、村抽调了几千民工开始修筑大坝。商城县志办公室收藏的一本油印本《商城水利志》中载有铁佛寺水库专篇，其防洪、泄洪、疏浚、承压……等等筑库常识均不在考量范围之内，施工的唯一标准就是“多、快、好、省”，为一年后必然的大坝垮塌——“人或为鱼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溃坝前已回到北京的顾准，其实是个幸存者，只是此刻的他什么也不知道罢了。在1960年5月18日凌晨三点的水库决堤中，商城百姓1140人罹难，其中包括在水库劳改的右派19人。这是根据实际埋葬死人数量的官方统计数字。若加上失踪者、外乡民工、过路人、“流窜犯”等，死亡人数已超过2000人，伤者近600人（中共商城县委《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顾准在“商城日记”中提到过五十多次、被他认为是“有自己的政治信念”、“应该成为全体农民政治上的代言人”（《顾准日记》59.12.22.）的青年右派徐云周就是罹难者之一，死时年仅35岁。到顾准到来的6月，水库工地仅剩下1千人左右。相当于服徭役、一分钱工资也没有的几千民工从工地上大批逃跑，开始施建时数千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500人左右。县委将全部右派，包括商城本地的，省会郑州的，加上顾准六人，也是500人左右，统统当做了徭役人员。肯定了自己身处的是一处集中营，顾准反倒踏实下来。当天他就成了蚂蚁窝中的一只“工蚁”，但时间不长。“到劳动队之初，我参加了几天修筑大坝的运料工作，以后一直在自给菜园”（《顾准自述》P258）。但这并非是要照顾他，而是劳动队怕出人命。谁也不愿，不敢和这位44岁的老右派搭班推拉一辆架子车，坡陡车重，半道上泄了劲那是要出大事的。让他自己推独轮车更不可能，连小右派们都搞不成这活儿，他一个半老头要了他的老命也枉然。挑担吧，没几天他右腿就瘸了，再让他挑，疼死他事小，挡了大家的道事大。只好把他调到菜园组去。菜园组就在“盆沿”下边，以种菜自给自足，有多余也卖一些给工地民工。从此顾准就成了“菜园顾”，许多人都这样唤他。比起监狱的叫号，他多少感觉好受一些。 ---顾准《商城日记》的背后作者：李素立王晓林

#顾准 #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 #劳改集中营

9个月前

“挖祖坟”运动的源头这场荒唐运动的源头，要追溯到1964年。当年10月1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杭州养病，他写了一首词《沁园春杭州感事》，请毛泽东修改。毛泽东把词的下阙改成了这样：“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他还在原稿上批示说：“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看完，胡乔木就把这些话传达给了浙江省委有关领导，浙江省委呢，立即开始拆毁明代忠臣于谦等人的墓。而这，也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在全国大搞“挖祖坟”运动的重要源头之一。 “破四旧”是“挖祖坟”运动的总动员令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通知。这一天，被认为是十年文革的开始。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四旧”，就是所谓破除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红卫兵。之后，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以“打、砸、抢、烧”等方式“破四旧”。不久，这股浪潮迅速蔓延全国。而“破四旧”，也成了“挖祖坟”运动的总动员令。 ---毁传统断根本文革“挖祖坟”运动【百年真相】节目组

#挖祖坟运动 #毛泽东 #历史事件 #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

9个月前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干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0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進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栘皖东分批渡江创。”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裏--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千小时，拖到当天夜裏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進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後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後即不明了。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裏，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裹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後结束。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著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後，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於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图：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 #毛泽东 #项英 #新四军 #长征 #黄山

9个月前

上海多個小區進行「硬隔離」施工。2022年

#上海 #小区 #硬隔离 #2022年 #施工 #疫情

9个月前

1959年信阳大旱，春播时滴雨未下，地委却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在向中央预报粮食产量时预估了64.27亿斤，省里根据这个数字将征购任务定为16亿斤，比丰收的去年多出近7亿斤，最后确定数额时，地委又向各县追加了5%——总征购近17亿斤。而当年全信阳地区的实际毛粮食产量只有28.3亿斤，征购比例高达 60%（赵定远（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纪涵星、丁石《关于“信阳事件”的回顾》）。如此酷吏苛政，也就是说官僚们在做计划时就准备连农民的口粮、种子都搜刮一空。还有个更要命的“大兴水利”。 1958-1960年，信阳地区共修建中型水库68座，其中商城投资18万元兴建了包括铁佛寺水库在内的5座（《河南日报》1958年4月14日报道）。商城县还另外建小型水库969座。这些水库大部分都被冲毁了，一是商城本来就是个洪涝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共建政的头36年，15年都是涝年，1960年的洪涝并不是最严重的；二是这些水库大部分是大跃进的产物，豆腐渣工程。商城原来在信阳、在河南也算得上是个富裕县。1958年夏铁佛寺水库开始兴建，信阳地区各水利工地上的200万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但是到了1959年夏，农民嗅到了危险的味道——饥饿——大饥荒——大恐怖近在眼前。去年的“青壮炼铁去”尚还有“收禾童与姑”，今年则连“谷撒地，薯叶枯”的景象也没有了，却还在强征“青壮”修水库，分文不给，还要求自带干粮。一年前许诺下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无望了，“水利带来大丰收”是无望了，“全国都来支援”是无望了，“万不得已政府也会补助”是无望了……一切都是瞎话。一切“无望”都不打紧，最令他们颤栗的并非春旱（那是比较常态的事情），而是因为压根就没有正经的“春种”哪里来的“秋收”？轻信而迟钝的农民开始恐慌。他们竭力藏匿起一点口粮，希望能熬到第二年春末，至少能收获些瓜果果腹以求不死，却遭到“反瞒产私分”的血腥镇压。仅仅商城县，因被搜出私藏口粮而遭斗争的1125人，捆绑吊打的663人，酷刑致死的76人，残废41人（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8月26日《关于对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这个数据还是当时尚在台上的县委公布的官方数据。 ---顾准《商城日记》的背后作者：李素立王晓林

#信阳事件 #大跃进 #农业政策 #粮食征购 #自然灾害

9个月前

杜高的《又见昨天》记载了自己当右派劳改时期的“两个窝窝头事件”：那是在1960年年底，杜高被送到一个劳改工厂劳改，有一天正好轮到他去给大家伙打饭，每人的定量是两个窝窝头。恰逢同组的一个人因故午饭没有回来吃，这样就多出了两个窝窝头。“那时我们已经普遍感到粮食供应不足，饥饿感时时袭来，没人吃的那两个窝窝头，对我确实是很大的诱惑。”杜高没有把窝窝头送回去，但又不敢吃掉。第二天，有人检举揭发了此事，管教干部来查此事(所谓“窝窝头事件”)。尽管杜高赶快送回了两个窝窝头，但为时已晚。有过吃的念头就是犯罪(大约可算是“念头罪”)。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反省，写书面检讨，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杜高已经在检讨中把自己的“罪行”提高了吓人的高度，比如骂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揭发自己“反人民”的本性，“又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但领导还是觉得不深刻，不透彻，召开批斗会、小组会“帮助提高认识”。在后来发现的杜高的原始档案中，还有一个“小组会批判记录。” 杜高的检查写到：有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在接触到与自己利益有切身关系的事物的时候，总是会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从对这两个窝窝头所产生的自私观念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浓厚和丑恶，有着自私的观念的人，必然在粮食问题上站在反集体反人民的立场上。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不得不佩服杜高上纲上线的本事，说谎话、表演和糟践自己的本事。故意说谎，没完没了地反省和自我批判，深入检查“灵魂深处”的问题，“想吃不是虚伪罪，而是思想罪”。等等。杜高这样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很简单，为了生存——在一个本来就靠巨大谎言维持的极权社会，说谎是生存的必备条件和必须本领：不说谎者不得活。以一种传统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弱者的武器”，来应付、配合(其实应付就是配合)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一种可悲而又滑稽的表演。极权主义制度下人人是演员：巨大的谎言体制让你不得不成为演员。可以说，极权主义既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来控制人的胃，又通过控制人的胃来控制人的思想，两者相得益彰相互补充。但是从杜高的例子看，控制人的胃恐怕是更为根本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谎言(但又以不可怀疑的、绝对正确的“真理”面目出现)。为了维持这个谎言的存在，所有人必须跟着它说谎，历史必须被修剪得和它“保持一致”，任何与这个谎言不和谐的现实(比如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必须被歪曲(比如把大饥荒说成自然灾害)或当做是不能反映本质的“偶然现象”，表现这种“偶然现象”的文学，被认为只有“细节真实”没有“本质真实”的“自然主义”文学。但是杜高式的说谎却又有特殊之处：它所歪曲或凭空捏造的“事实”，不是关于别人，而是关于自己的，是罗织自己的莫须有“罪名”，对自己痛加鞭挞，自己作践自己，进行违心的检讨和忏悔。这当然是一种畸变的检讨和忏悔，因为它是强加的而不是自愿的，是表演的而不是真诚的。基督教的忏悔本来是完全自愿的，是纯粹自觉的行为，与外在规范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极权主义体制之下的“忏悔”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表演和说谎，以最真诚的样子表演着最虚假的喜剧，说着弥天大谎。这样，整个社会就变成谎言弥漫的社会，人人都是表演家。极权主义造成了中国人习惯说谎的习性。 ---陶东风：巨大的谎言体制让你不得不成为演员作者：陶东风

#右派劳改 #粮食供应不足 #1960年

9个月前

陈光日记（马建：陈光1988年在北京军区65军服军役，是一位戒严部队的军人，本日记是根据当年日记和后来的记忆整理而成） 1989年6月1号星期四是要“便衣”进城了，指导员和连长都证实了这个消息，只是还没有正式通知，班长不要我们往外乱说，但明显能感觉到营房里的气氛有点紧张。指导员到排里来看，说：“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等待通知”，然后来到我面前，我给他打了敬礼，他说：“陈光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对我有些担心，从古城撤回来后我就一直消化不良，不想吃东西，拉肚子。下午1：00军里下达了正式通知是要便衣进城了。并且各营到团里领来了便衣服装，有白色和兰色的衬衣.短袖的汗衫还有兰色的灰色的裤子。我挑选了白色衬衫和灰色的裤子。1989年6月6号星期二6月3号上午10点：指导员决定让我来押送装枪支弹药的车。是个挂着地方牌照的公交车，有个老司机开，他穿了一身兰色工作服。从射击场出发目的地是人民大会堂的西后门。指导员一再嘱咐我在车上要镇静！保持自然的表情。有人盘问就说是公交车到天安门拉学生，要和司机保持说法一致。车上的枪太多了，没有我能坐下的地方，只有趴在枪上，把头露在车窗。其它的战友也都换了便衣三两成群地在苹果园地铁和公交车上出发了。车驶出射击场时侯，看到好多战友在路边上正往车站赶。车路过古城时很顺利，一路往前开，中间有几处街道游行的学生很多，司机就故意把车往车辆多的地方挤，免得让学生单独注意到我们的车。行至西单路口时，学生游行的人比较多，路过我的车时他们还伸出了两个手指。有好几个学生还往车里看，但他们看不到车窗的下面。驶过西单路往前就看到了人民大会堂，这一带学生市民并不多，他们主要都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往右一拐300米就顺利到达了大会堂西后门。我可能是第一个到达的运输枪支的车，后门有几个武警在值勤，没有其它部队的车进来。一个接待我的50岁左右的穿便衣的人，听我说是65军的，就叫我先把枪搬运到二楼靠楼梯的拐角处。司机在车上看着物品，我一个人一趟趟地往二楼搬，搬运了快2个小时，其它兄弟部队的人才赶到，我浑身都沾满了枪上的黄油，顺着我的衣服往下淌。6月3号下午3点：三点后好多着便衣士兵已经进入到大会堂了，为了寻找到自己的队伍，军与军之间都有标示，我们65军左肩上扎个白毛巾，而38军是右肩上扎个白毛巾。我们在大会堂一层二层到处寻找着自己的部队，大会堂里人越聚越多了，我在三楼和65军的聚集了，指导员和连长在忙着清点人数，我们连应到48人实到45人，还有3个人没有到齐，查了几次才发现炊事班长和一个87年入伍的老兵，还有与我同年入伍的新兵没有到，查遍了大会堂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这时广场上的学生已经觉察到军人进入大会堂了，在大会堂里能听到学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6月3号下午4点：到4点时，我们师接到了一项任务，和我一样，38军的一辆押送枪支弹药的车，被困在西单，而且枪支弹药被学生和市民给抢走了。我们部队就是去西单抢回那些流失的枪支弹药。在出大会堂的西门时，就被学生和市民用卡车公交车一层层地堵住了。十几或二十几排的车横一趟、竖一趟的给拦截了去路，车上全是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前进不了，又退不出去。所以在那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和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学生和当兵的都有受伤。学生还在那儿不停地演讲。当兵的怕被冲开队伍，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手挽着手。这时从大会堂墙外的亚运会停车点扔来了很多砖头和酒瓶子，在当兵的头盔上劈里啪啦滚着，有的士兵脸上被砸出很多血，部队在人群中闯出一条缝，把受伤的战士抬回大会堂里。学生这时候一次次冲击大会堂，情绪非常激昂，那天下午一些学生用砖头和酒瓶子砸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他们知道解放军要管制天安门广场了。直到晚上九点左右，部队才和学生达成协定。学生让出一条路，当兵的又退回到大会堂里。 6月3号晚上十点：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堂，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呼声一浪接一浪。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偶然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0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中间我和李干士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夸包胶卷和照相机镜头，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这时候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的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6月3号12点：大会堂里的部队马上要行动了，一楼二楼三楼的部队都已经集结完备，士兵全副武装等待着最后命令。士兵之间互相传话说，“上级的命令，如有阻拦者可以开枪！”我心里很发慌！担心我们出去时会遇到学生的阻拦，如果我不开枪，那后果怎样呢？假如开枪了学生们一定会很惨的！我也担心在那种混乱的场合中，自己怎么能分辨出那个人是学生市民中的坏分子，这种疑虑使我很难打开枪上的保险！这时大会堂的东门已经打开了，部队分好几十个纵队从东边的各个大门慢慢往外移动。走到大会堂的台阶上时就连成了横队，乌鸦鸦静静地站在那里。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像是开了锅似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和北京城的上空已经枪声四起，远远的能看到长安街上已经火光冲天。 6月4号1点：这时候整个广场上的电灯突然间熄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平静了下来，远远的能看到学生们在各个帐篷里来回走串着。特种兵以极快的速度从大会堂这边向广场包抄。我们部队也配合着开始往天上射击。借着广场上学生的帐篷里的隐隐约约的光亮看到,特种兵们手握冲锋枪以匍匐和冲刺的动作已经进入了广场,他们迅速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远远的已经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我终于松了口气,握枪的手全是汗。一个多小时后广场上的灯又重新亮了。这时广场上的广播里传来了台湾歌手侯得键的声音：“同学们，我是侯得键，让我们撤离广场吧，我们没必要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了” 侯得键反复重复着这段讲话。 6月4号2点：侯得键用沙哑的声音说“同学们让我们手挽起手，到纪念碑这里来，让我们围绕着纪念碑正转三圈，倒转三圈撤离吧”。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开始往纪念碑中心地带聚集了，从城外赶来的装甲车部队已经从东西长安街上开来。我们和特种兵也逐渐的向里合拢，特种兵们走在最前面，开始逐一清查每一个帐篷。 6月4号3点：学生围绕纪念碑的周围高唱起国际歌。然后逐渐向广场的东南角方向撤离。在东南角学生和武警发生了冲突，远远能看到武警组成的人墙拿着盾牌和警棍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我和李干士拍照的地点依然是在我们部队所处的广场西北角这个位置。东西长安街上靠金水桥边的马路上已停满了装甲车部队，车头冲着广场等待命令。 6月4号4点左右：装甲车部队开始向广场开动，一开始推倒的是自由女神像那巨大的雕塑。紧接着就是把学生们遗留下的帐篷和物品推成象一座座小山一样。瞬间装甲车遍布了整个广场。 6月4号5至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时，北京上空下起了小雨。整个天安门广场狼烟四起，到处是没有燃完的灰烬，一滩滩黑水到处流淌着。洒落在雨水中的物品有纸箱子、衣服、被子、食物、报纸、成堆的自行车还有很多学生遗留的笔记本。我留下了几个学生的笔记本和胶卷放在背包里，其它的物品李干士不让我检。他说全烧了它，纪念碑周围的底座上全是学生写的标语和画的邓小平李鹏的漫画像，几乎看不到大理石的白色了。 6月4号7点左右：7点钟后我和炮连连长还有5个战士，去值勤时才看到大会堂的一层几个大厅里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人，他们躺在地板上，好多人浑身是血，也有的大腿和胳臂好象是断掉了，部队的医务人员正在忙着给他们用白纱布包扎着伤口。有的重伤员,医务人员临时用大会堂里的屏风，把他们圈了起来。我们值勤从大会堂里出来,穿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纪念碑周围到处是学生仍下的标语横幅,雨水把标语上的笔墨色和纸的红色浸泡了下来,黑红色的污水顺着纪念碑的台阶四处流。往南面走学生的物品堆的象山一样高,火焰加杂着雨水发出吱吱地叫声,在一堆没有燃尽的纸箱子方便面和被褥的混合堆里,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完整的头发,发梢处一根紫红的皮筋缠着,我有点疑惑，这头发像是齐齐的剪下来的。往东走再往北走,在纪念碑的北面约200米，看到一辆军用车里押的全是“暴乱分子”，几个士兵在用枪托砸一个人。往西走到西长安街上，路两旁的树已经被烧光了，路障被撞的七零八散，路上全是烧焦了的军车，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还在辟里八嚓燃烧的火焰。整个天安门一下子安静了。到处是全副武装胳臂上扎着白毛巾的军人，装甲车部队停满了东西长安街，一架架直升机降落或起飞在天安门广场…… ---马建：画家陈光二十五年前是一位戒严部队军人图：陈光作品选

#戒严部队 #1989年六四事件 #便衣行动

9个月前

苹果日报：两张由前军人、大陆艺术家陈光在89年6月4日拍下的照片。其中一张的背景是天安门城楼、相片前方是数十辆已驶进长安大街的坦克车，最少列成五个横排，炮嘴指向上前方，角度不一。 89年6月4日上午约10时许，解放军完成清场行动，数十辆坦克车停留在长安大街接近天安门广场。当时有份参与镇压的解放军陈光，拍下这一幕。（图1）坦克车后清楚看见城楼，军人的身躯清晰可见，有身穿绿色军服的军人站在坦克上，状态相对较松懈，但坦克群兵临城下的场面、以低角度拍摄，清晰看见炮嘴，场面相当震撼。活化厅负责人李俊峰表示，据他的了解，相片是在6月4日早上约10时许拍下陈光曾隶属河北张家口65集团军，参与镇压时仅17岁。进入广场前，他的上级给他一部相机和菲林，他四处拍照，保留了部份相片。 89年6月4日清晨时份，已佔领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放火焚烧杂物。（图2）陈光在清场当日，曾在广场地上发现一条马尾辫，附近有一女生血肉模煳，从此头髮成为他人生的烙印。他曾以髮碎散落身上作行为艺术。 ---来源：苹果日报

#六四事件 #天安门广场 #历史事件

9个月前

1982年，北京，外交部长吴学谦。刘香成摄影

#1982年 #北京 #外交 #吴学谦 #摄影 #刘香成

9个月前

朱宪民黄河纪实摄影作品 1.课余山东 1988 2.打麦场上的母女俩山东 1984 3.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春节山东 1979 4.母女俩山东 1989

#朱宪民 #黄河 #纪实摄影 #山东 #课余 #打麦场 #母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春节

9个月前

1947 年，上海街头的交通。

#1947年 #上海 #交通

9个月前

王宗禹：陈毅批判会纪实 1967年，文革开始的第二年，那时我在北京上高一。8月上旬的一天，别人给了我一张票，说是到人民大会堂开陈毅的批判会，晚上7点开始。我早早就到了，大会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兵团组织的（准确名字记不清了，反正是“北外红旗”的对立面）。会场气氛很热烈，到会的大都是大学生，作为中学生的我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看热闹。开会的时间到了，主持会的是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肯定是个头头，口才很好。他说，周总理答应来参加这个会，但是今天很忙，当然，总理一贯很忙，但是今天特别忙，实在脱不出身，他委托李富春同志代表他参加这个会（李富春当时是政治局常委）。我这时才注意到主席台上的人里有一个光头很亮的瘦小老头。主持人又说，我们欢迎富春同志来参加这个会，但是我们希望中央文革的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也来参加我们的会。我们正在和中央文革联系，等他们来了我们再开会。下面一阵轻微的骚动，中央文革会不会来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只好耐心地等。可怜李富春堂堂政治局常委，被这帮学生晒在那里。学生乐得在有空调的人大会堂里，比外面三伏天的燥热舒服多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空调）。有的人干脆睡起了大觉，有人在嘁嘁喳喳聊天。我惊叹于这些毛头小伙子的学生头头竟然可以直接和周总理、中央文革通电话。大约过了二三个小时，会场前面一阵骚动，会场情绪一下起来了。一伙人簇拥着一个穿军装的人上了台，我一眼认出那个人矮胖，戴黑边眼镜，是陈伯达，另有几个随行的人也穿军装。有人在喊口号：“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会场气氛一下热烈起来。陈伯达一边走一边脱去草绿色的军装，穿着雪白的衬衣。主持人一下亢奋起来，马上宣布开会，先请伯达同志讲话。陈伯达的闽南普通话已经大有进步，一年前我听过陈伯达讲话，一般人根本听不懂，还要文革小组的王力做翻译。陈伯达先表示对这个大会的支持，说你们成立的什么什么批陈联络站就很好嘛，旁边的学生小声更正他说的联络站的名字。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记不清了。讲话中间不时被学生“向中央文革致敬”一类的口号打断，气氛很是热烈。陈伯达口气一转，说我向小将们提点意见好不好。没等学生反应他就说，周总理是支持你们这个会的，因为太忙来不了，委托李富春同志代替他来，李富春同志是政治局常委啊，你们完全可以开会了。可是你们非要我们中央文革来人才开会，这样做很不好，是对我们的要挟，我给你们提这点意见能不能接受啊？讲话中间有人照相，闪光灯不断，他说，不要给我照相，我长得又不好看，引起一片笑声。最后说给你们提点要求，今天我在这里讲了几句话，明天不要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什么“伯达同志讲话好得很哪！”我讲什么了就好得很呐。然后就起身告辞，一帮人簇拥着离开。陈伯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前后也就十几分钟。主持人马上宣布批判会开始，这时才发现，陈毅已经站在台上左角了。上身穿的军便装，没有领章也没戴帽子，微低着头。站在一个讲台后面，讲台上有个话筒。有人开始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有喊“打倒陈毅”的，还有喊：“陈毅不投降就打倒他”。一个男学生走到舞台正中的讲台开始发言，发言的主题是，文革初期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驻校的工作组，陈毅派了警察晚上在学校外面巡逻，罪名是镇压学生运动。发言是照着稿子念的，声色俱厉。发言到最后，男生大声喝问陈毅：这些警察是不是你派的？陈毅回答也很痛快：是我派的。问：你是执行谁的命令？陈答：“我是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感觉陈毅真是个爽快人。后面发言的主题是陈毅整陈伯达的黑材料，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最后喝问陈毅是不是承认。陈毅说，当初外事口的张彦整的陈伯达的黑材料，拿给我看，我认为他是在挑拨我和伯达同志的关系，这些材料我看了以后交给周总理了。对于陈毅的辩解学生似乎一时不知怎样应对，于是就高呼口号“陈毅必须老实交代”“打倒陈毅”之类的。陈毅又说，我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狡辩是没有用的，你们不信可以去问周总理。这个回合学生真有点语塞了。于是就用喊口号掩饰尴尬。下面有一个发言主题是揭露批判陈毅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陈毅以前当过对外文委主任，发表过不少对外国文艺、文学思想的讲话，各种场合讲的，林林总总还真不少，搜罗到一块，按照当时标准，上纲上线，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发言还没有完毕陈毅就插话了：“批得好！批得痛快！” 还有些别的批判主题，已经记不清楚了。大会结束时请李富春讲话。李富春的口音也比较重，但是还能听得懂。他讲话倾向性很明显，他说陈毅同志有错误应该批判，这是毛主席，周总理都同意的。你们喊的口号里有一句“打倒陈毅”我不能同意，另一个口号“陈毅不投降就打倒他”，我看比较合适。事情已经过去50年了，那一段历史确实不该忘记，趁着脑子还清楚写在这里，供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参考。

#文革 #陈毅 #批判会 #历史事件

9个月前

忠诚老实运动自1949年建政初始，中共就没有放松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且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不断，从自我改造的学习运动开始，经历了“洗澡”运动、组织清理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其中还穿插着批《武训传》、反“胡风反党集团”运动，最后，至1957年反右运动，终于利用“教育”与“打击”相结合的手段初步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运动，使得知识分子队伍得以“纯洁”，知识分子自此以后不但从行动上而且从思想上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这些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次运动中，“忠诚老实”运动进行的比较早而结束的比较晚，早在1951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转发了毛泽东的《关于转发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此件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局，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参考，这个经验是很有用的。“此件”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向中央的报告。（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 “忠诚老实”运动初期主要针对各高等学校，大部分院校均在1952年开展了此项运动，并在这一年的秋季开学前完成。根据目前所见到的一些资料，这一运动在1955年在一些地方还在进行，笔者见到过几份写于1955年该运动的个人鉴定书及坦白书之类的资料，但笔者所能查询到的资料中却很少提及1955年的忠诚老实运动，至今也没有搞清楚1955年与1952年的忠诚老实运动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就运动的目的和形式来看，两者是一致的。 ---中共学校是培养“忠诚”的地方：忠诚老实运动作者：孙陇

#忠诚老实运动 #社会主义改造 #反右运动

9个月前

右童分子反 “ 右 ” 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 “ 右派 ” ，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 5 年级学生、年仅12 岁的张克锦所画。当时， 12 岁的张克锦对于 “ 大鸣大放 ” 之类，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 ××× 》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 12 岁的孩子， “ 右派分子 ” 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 “ 右童分子 ” 之名。张克锦这顶 “ 右童分子 ” 的帽子，一直戴至 21 年后的 1979 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当年划为 “ 右派分子 ” 的人，并没有都抓进监狱，但张克锦不知为何却被关了 7 年。 ---作者：李可剛

#反右运动 #政治运动 #冤案

9个月前

中共建政的最初三年，在国内有“三大运动”，即：1)土改2)镇反与肃反3)三反五反。它们预示了其后统治的基本特征。这三大运动，一个着眼于农村的土地和财产制度，一个着眼于对原政权人员以及政敌的政策，一个着眼于城市工商业者，毛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三管齐下，形成了某种定于一尊的肃杀气氛，奠定了中共极权统治的基础。它们以蔑视法治、侵犯人权（财产权与生命权）为特征，是典型的反宪政运动。三大运动之后，一个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庞大“党国”体系，从此确立。士绅阶级与中产阶级悉数被灭，土地由此路径而渐归“国有”。从此，中共，成为一个奥威尔所描绘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党。中国，成为《1984年》式的“新世界”。正是由此起步，，中国开始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血腥征途。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悲剧，至此连绵不绝，接踵而至。而在之后的每一场大悲剧中，似曾相识，人们都不难发现它们与这三大运动的血缘关系，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共同的模式，共同的氛围，甚至，共同的语言……。毋庸置疑，这个邪恶帝国，储安平石破天惊一语道破的“党天下”，正是在三大运动的阴影笼罩下，举行了它的奠基礼。 ---“党天下”的奠基礼 ——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作者: 陈奎德

#三大运动 #土改 #镇反与肃反 #三反五反 #中共极权统治 #法治 #人权 #反宪政运动

9个月前

摩托车飞虎队最早被抓记者：八九民运期间，北京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市民组成的摩托车飞虎队。您是飞虎队的队员，是吗？王丽玲：这个要解释一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成立过任何什么队伍。飞虎队是老百姓的一种称谓。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晚饭后，骑着摩托车到广场上来遛弯儿，跟你步行遛弯儿一个意思。后来好多人就形成习惯了，晚饭后都开着摩托车过来，然后觉得不过瘾，尤其是北京市政府出动直升飞机撒传单之后，那个声势很大，结果也不知谁想起来的，也轰摩托车以示对抗。结果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摩托车流，是自发的。记者：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辆这样的摩托车聚在一起呢？王丽玲：我感觉百八十辆吧，最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头头走在前面，当时都是谁的摩托车排气量大谁威风，谁就走前边儿。记者：当时也就是说大家造成一种气势来支持学生、支持运动，是吗？王丽玲：对，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就发展到，我听说啊，有些人就帮助学生传递一下消息啊，尤其是部队的动向啊，有这个功能。我估计他们把它给灭了，也就是因为发现有这个功能在里头。记者：后来听说六四之后很多飞虎队的成员都被判重刑，是吗？王丽玲：对，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对飞虎队的）镇压，是在六四之前，提前两三天，我有这个印象，就把它给毁了。记者：“毁了”您的意思是什么？王丽玲：把人全部抓了嘛。那天晚上我们也是侥幸，中间有点儿什么事儿，我们离开队伍，开着摩托车走了。结果其他人都去了首钢，当时他们想要首钢罢工嘛，所以就全部开到里头，结果一进去就全都给抓了。实际上他们是最早被抓的。记者：您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吗？王丽玲：在报上登过嘛，有被判刑的，被判重刑的。 ---自由亚洲 | 我的六四：飞虎队、医院的尸臭味和检举揭发图1：5月中旬，被称为“飞虎队”的摩托车队举行游行，支持学生运动。刘建拍摄

#八九民运 #摩托车飞虎队 #北京 #历史事件

9个月前

焉然：“飞虎队”传奇被访谈人：宋书元，八九民运中市民摩托车队“飞虎队”召集人焉然：宋先生你好！1989 年北京民主运动中，曾出现一支市民摩托车队“飞虎队”，他们为广场学生传递物资和信息，向当局示威抗议，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威慑了当局，，宋书元：1989 年的民主运动，最早由北京学生点燃，瞬间席卷北京、波及全国，令世界瞩目。,至于提到的“飞虎队”，这是我当年的一大创意，为当初的运动增添了一笔光彩，当年摩托车队产生很大影响，振奋了市民，打击了当局，其灵活机动、快速反应，在拦截戒严部队、为运动传递信息、物资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可惜当年没有关于摩托车队的完整录像保留下来。焉然：你是怎么想起来策划摩托车队“飞虎队”的？宋书元：5 月中旬以后，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有大批的市民去声援，我留意到大街小巷，尤其是广场上有不少人推着摩托车，有的摩托车还插着声援学生的标语小旗，因为广场人多，摩托车经常没法骑行，只能推着走。我差不多是北京第一批有摩托车的，一开始连牌照都不用上，就这么骑，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有关部门发觉这是个可观的收入来源，就统一要求摩托车办照，我也基本上是第一批有执照的。我看到广场上有人推着摩托车，就想若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声势一定不小。一开始我想过在广场合适位置贴大字报，公开召集，我跟单位里一个要好的哥们商量了下，他提醒我千万别搞，共产党一定会“秋后算帐”，会被抓进去的。因为我们都见识过文革的政治运动，对共产党的整人手段有所领略。权衡以后，我就采取口头通知的办法，在广场上招呼一些有摩托车的人第二天到大北窑立交桥附近集中，那里道路比较开阔、醒目，大家去了那儿相互容易找到。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大北窑立交桥那儿等。因为时间隔太久了，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我记得我通知了有二十来人，但等了很久，看到有游行队伍经过，人也很多，可就是一辆摩托车也没有。我有点失望，后来想可能是我在广场上通知的那些车主，担心我是公安的人下套吧？所以都没来。那天天气非常热，我等得久了，感觉口渴，就到桥附近一个朋友工作的公司里喝点饮料。这时候我看到有一辆紫色的大概是“黄河”牌的摩托车过来，当时北京城里人很少用那样的摩托车，可能是京郊农民用来跑点小运输的。摩托车上坐着俩人，前面一个戴着头盔，后面带的那个人打扮很独特，他头上戴着唱京戏县官戴的那种帽子，帽翅上一左一右一边写个“李”字，另一边写个“鹏”字，还画着叉叉。我精神一振！感觉找到了同道，就赶紧过去招呼他们，让他们跟着我走，路上看见摩托车就招呼到一起。这样我们骑着车经过游行队伍时，在街上看见有摩托车就招呼：“跟上！”一路经过东单、王府井，等到达广场时已经有七、八十辆，群众夹道欢迎，鼓掌喝彩说：“好样的！”我们又围着广场绕行两圈，队伍滚雪球样越来越壮大，两圈以后汇集的摩托车就有两百辆以上。焉然：你们车队最早集合，是在戒严令颁布之前吗？宋书元：应该是在戒严令之后，我记得学生绝食已经结束，戒严令已经颁布了。宋书元：北京戒严以后，老百姓出来的反而更多，大家都不怕他们，互相转告着“大兵进城了”，“鬼子进城了”，纷纷要去“保护学生”，当时绝大多数北京人视李鹏政府为伪政府，认为戒严令应该撤消，为学生运动正名。记得头一天我们聚集时，在刘家窑附近，就有好多警察，一开始拦住我们，但经过沟通后警察就放行了。其实那时候很多警察内心也同情、支持学生。那天晚上，突然说六里桥有戒严部队，摩托车就从不同的方向都往那边急行，速度非常快。市民说广场需要水，需要食物。北京市民真是好！就把这些东西，还有自家的毛毯什么的，挂在我们摩托车上，托我们给学生送去。也有人干脆就上了摩托车后坐，一起去广场支持学生。你能想象平时会发生这种场景吗？学运期间，北京老百姓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拉得非常近，连素不相识的人彼此都成了兄弟姐妹。当时北京根本没有“暴乱”发生，社会秩序良好，连小偷都罢偷。我们就这么来回传递物资、信息，一夜下来，脸被烟熏黑了，眼睛是红的，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来。回去休息一下，第二天黄昏我再去广场时，看到很多摩托车已经打着油门准备再次出发了。我们的摩托车队接连几天都以同样的方式在街头、广场会合。为避免给当局抓住把柄秋后算帐，我叮嘱大家戴好头盔，把自己的车牌号遮起来。记得有一次，我们这边的车队有几百辆，路上碰上另一个摩托车队，他们的车更多！两方面会合起来差不多有上千辆了。我们的车队从立交桥下来，或上去时，就跟岩浆似的，滚滚而来，浩浩荡荡，很有气势。大家中速行驶，道路宽窄变化时，车队队形自动调整，没有出过车祸。有一次，在一个很窄的路段，只能一辆一辆车通过，我们就从前往后报数，报到我时已经是 670 多，后面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我估计加起来也有上千辆车。大家都感觉非常神圣、庄严，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焉然：当时当局对你们的车队有什么反应？宋书元：我们车队组织起来时，第一天大概因为突然，当局没什么反应。后来的几天，当局也派了摩托车混入队伍，那些人用衣领遮掩着报话机，我有时听到他们用报话机联系，报些数字，估计是抄了些车牌号，事后根据这个追查抓人。我认为当时摩托车队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声援了学生，二是振奋了市民，三是威慑了当局。而且当时这种组织形式，风险小，效果好，但影响、震动很大。因为当时的组织是松散的，严格地说我并不能算是组织者，车主之间很多互相不认识，就是路上碰到了，大家目标一致，都是声援学生，对政府表示抗议。对于当时出现这么一支队伍，当局大为震怒，动用喉舌报刊造谣污蔑，说我们是“社会渣滓”、“不良分子”。事后也抓了一些人，抓的主要是一些个体户，还有他们眼里所谓“有前科”、“二进宫”的，这些弱势群体。象我们这种有固定单位、国家干部身份的很少抓。即使有人被抓了，他们也审不出什么来，一般只是说我就是在路上碰到有车队就跟着走了，根本查不出谁是组织者。我当时在摩托车队里一般是走在队伍中间，行事比较低调，也不打头。我听说车主后来有被判三年几年的，有被劳教的，抓了的人摩托车被没收，具体有多少人，我不太清楚。焉然：6 月 3 号晚上你还在广场吗？宋书元：6 月 3 号白天的气氛已经很紧张，因为头天晚上有大批部队着便衣进城，我在我家的东安门北街路段参与拦截了一队从北往南开来的上千人部队，这些人统一穿白衬衫、蓝裤、胶鞋，民众手拉手组成人墙，对这批便衣部队展开围堵，向那些年轻的“娃娃兵”们展开心理攻势：“你们大多数是农村兵，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农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而政府官员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学生和我们走上街头就是为了反腐败，使国更富、民更强。我们本是同根、同源，你们怎么能把枪口对准养育你们的百姓呢？……”大家还唱起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后来在民众的劝阻下，官兵们态度平和、有序地退去了。我又跟着人群去了北京饭店斜对面的东单体育场售票处便道，这里大批人群堵住另一支由东向西的大兵，他们着装与刚才那支部队相同，只是操一口浓浓的新疆普通话口音。由于人太多，越来越挤，我被挤压得胸口紧贴在一米多高的铁护栏上，几乎窒息。后来压力突然减弱，部队退去。人们议论着各种信息，如西边有乘车士兵化装记者撞死市民，前门地铁冒出大批士兵，今晚要注意空降部队等等……躁动不安使全城的市民、学生处于焦虑、亢奋之中。 3 号傍晚，我到达六部口附近的首都电影院门口，这里聚集了上千民众。戒严部队下午投掷的瓦斯弹味儿还没有散去，经历瓦斯战的市民有声有色地描述当时的情景。我注意到对面的电报大楼西侧门外放置着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这引起我的警觉，电报大楼从打地基到建成，都是在我眼皮底下的事，但在我的记忆中，坐落在长安街紧邻中南海的电报大楼从未停止过业务，即使在唐山大地震时，其业务运行范围涵盖全国乃至世界，如此重要部门挂牌停业，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当天正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匆忙为父亲祝寿后，将写好的家庭地址、电话、姓名放在西服兜里，以备不测。当时有我这样心理准备的人绝非我一个。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严家其先生主持的“民主大学”。在广场西北角巧遇欧美同学会的朋友牛先生，我们谈论了时局和事态，重点是今晚是否会开枪杀人。我的判断是，部队想用大棒刺刀近距离搏杀突破数百万市民筑成的道道防线，绝非易事！要杀出血路扫荡广场，只有真枪真炮。不幸我的判断很快应验了。晚 11 点左右，广场高音喇叭发出紧急呼吁“集中木棍，柳条帽……礼士路告急，请求市民支持……”就在这时，天安门西北角出现急促骑车而过的市民：“开枪杀人了！不是橡皮子弹！”并指着身上的血迹。顿时人们热血沸腾，大有献身时刻到来的气氛。我们一批群情激奋的市民顺西长安街方向奔去，当我们这群人接近西单路口时，前面密密麻麻的市民挡住了我们前行的脚步，密集的枪声越来越近。人们四下找寻可用的武器，撬便道的方形地砖，拆铸铁的花园栏杆，找附近的木棍等。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停着用作路障的加长无轨车，相互连接，长度几乎横跨南北便道。这时枪声已经连成一片，犹如传统春节燃放的爆竹。从枪声判断，部队已冲过民族宫。突然，咚咚的撞击声使得路障——无轨车前后晃动，车顶上的人纷纷摔落。也不知是中枪还是因车不稳而跳下？很快消息传来，撞击车体的是装甲车，意图是撞开连接的无轨车路障，为紧跟其后的大兵开路，但数次撞击没能得手，便转向宣武门方向驶去，另一辆向北边西单商场方向驶去。后来有人证实，广场出现的装甲车，就是由西单驶过去的。震耳欲聋的枪声，已逼近西单路口。几辆长长的无轨车被激怒的市民点燃，一道长几十米，高十几米的火墻燃起。南北火墻的缺口处，冲过大批带着钢盔的士兵。砖头瓦块不堪一击，市民们只得咒骂着四处逃散。我们一群人冒着由西单方向射来的密集子弹的疯狂扫射，快速穿越西单商场的横马路进入皮库胡同，其中一位不相识者中弹倒下。随后看见进出的车上躺着死伤者，有一位胸口中弹的伤者鲜血湿透了上衣。又见一辆 130 型卡车从我们眼前驶过，车上有几位血淋淋的伤者。源源不断的轻重伤者被市民从枪弹横飞的险地抢救出来，人们用工地的手推车——很小的三角形斗车、自行车等，背着的，抬着的，总之用一切可以用的东西、方式，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邮电医院和二龙路医院。大约是 4 日凌晨四点左右，天安门方向传来此起彼伏的枪声，我的心里发紧，估计广场也完了！我们踏着地上的血迹，走到大木仓与新皮库胡同夹角处，猛然听到有人喊：截住他！截住他！一位敦实，前额系着白布带的学生已跑到我眼前。我不知道哪来的邪劲，一把抓住他，顺势将他死死地顶在墻角边，他拼命地想要从我手中挣脱，并大喊：放开我！我要报仇！我的同学被他们打死了。街口外的零星枪声不断，报仇无疑送死。我怎么可以袖手？一番折腾，总算是按住了他，在场的邻居送来糖水，他慢慢平静下来。20 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这位有情有义的白面书生。天亮以后我回到父母家里，院子里静得出奇。我看到父母在哭，妹妹在哭，妹妹身边几岁的孩子也用手在抹泪，见我进来，嘟囔着说：二舅，解放军杀人了，很多人！大约上午 9 点左右吧，我打开电视机，电视没有节目，屏幕上一片灰白。就在此刻，屏幕突然闪见一行手写的草字：“一个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几秒钟后消失，屏幕恢复一片灰白，虽然没有图像，却听到声音极低的京剧小常宝清唱，是《仇恨入心要发芽》唱段。电视台如此大胆的壮举，建国以来实属首见。遗憾的是，这位制作壮举的勇士何许人也，下场如何，至今仍是悬念。我播通了附近邮电医院的电话，询问死伤人数，值班人员告知死亡 67 人，因该院人员不足，药品紧张，血源用尽，人满为患，不得已将后来的急救伤者推向其他医院。下午，我同妻子回自己家去，途经西四北大医院，见到医院门口处贴出几名党员退党声明，再往东，北京图书馆，中南海北门，长长高高的大红围墻上写着醒目的标语：“油炸邓小平！打倒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北海前门路边上有辆被烧焦的中型面包车，骑车者中不时有人面对中南海发出骂声。当我们走到我家附近的东安门北街时，扑面而来的场景是，路面几乎被砖头瓦片覆盖，各种路障横七竖八。我们所住的楼房对面，围墻上，是直径约一尺左右的弹孔。邻居看到我，兴奋地呼喊：“宋没死！宋没死！他们回来啦！”我两天两夜没喂的爱犬，隔着玻璃窗激动地狂吠。是的，我活着回来了。可此刻又有多少北京的市民、学生却永远回不来了……

#飞虎队 #1989年民主运动 #摩托车队

9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22 日，在深圳经济特区，警察监视着数万名民主抗议者的游行。 Chinese police monitor a march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of Shenzhen in southern China, May 22, 1989. REUTERS/Andrew Wong

#深圳 #民主抗议 #警察 #1989 #游行

9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18 日，北京，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工人）手持前统治者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肖像，游行。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carry portraits of former Chinese rulers Mao Tse-Tung and Chou En-Lai as they march to join student strikers at Tiananmen Square, Beijing, May 18, 1989. Sadayuki Mikami/AP, FILE

#1989年北京 #天安门事件 #民主示威 #毛泽东肖像 #周恩来肖像

9个月前

北京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1989 年 5 月。 Tiananmen Square, Beijing. Students on hunger strike. May 1989. Photograph: Stuart Franklin/Magnum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绝食抗议 #学生运动 #北京 #1989年

9个月前

1941年6月，北京，路边免费茶水服务。摄影：西森

#北京 #1941年 #茶水服务 #免费服务 #历史摄影

9个月前

四·二九对话对话的经过会议开始不久，就出现纷争——项小吉对代表权的问题提出质疑：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十六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说，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　　之后不久，作为代表之一的吾尔开希，要求以高自联主席的身份发言，被拒绝。官方的理由是：高自联是不被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由于发言被拒，吾尔开希愤而退场，以示抗议。走到大门口，正好外面围着很多记者。吾尔开希当众揭露这次对话是一个骗局。在整个对话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袁木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为啥会这样捏？因为每个学生代表只能“提问”，不能畅所欲言。而且提问一结束，话筒就被拿走。所以，学生代表根本无法针对袁木所说的话进行反驳，只能听他一人在台上滔滔不绝。这家伙不光口才很好，而且能够用很诚恳，很严肃的表情说出各种弥天大谎。俺随便据2个例子（以下谈话内容摘自《天安门文件》）。　　针对当时全国经济改革面临的困境，有学生问道：“中央如何过紧日子？” 　　袁木答道：往年中央、国务院常常要到北戴河去办公。......这要增加一笔财政开支。......今年考虑到这个不大行，因为这和要求制订政策过紧日子的要求不大协调，已经正式宣布不去了。从此我想也不会再去了。并己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进口豪华汽车。...... （编程随想注：所谓的“不再去北戴河避暑”、“不再进口豪华的办公用车”，都是袁木临时瞎编的。当时的裆中央根本没有这样的决议。话说20多年之后，裆中央去北戴河避暑的风气更盛了，进口的豪华公车更多更贵了）　　有学生问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问题。　　袁木答道：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如果感觉到某项报导、某篇文章、某个社论没有把握，他可能送到有关的领导部门去，要求帮助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有的。（编程随想注：所谓的"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更是公然扯蛋。就在429对话的前3天，上海的江泽民刚刚出重手整顿了《世界经济导报》。话说20多年之后，朝廷的新闻检查制度更加霸道了）所谓的"对话"持续了大约3到4小时，到傍晚时分才结束。 ★429对话的后续影响 ◇袁木一炮走红会议结束之后，朝廷把会议的录像进行了精心剪辑（删掉某些敏感的言论片段），然后在当晚的 CCTV 上播出。那会儿天朝总共就没几个电视频道，对大部分电视观众而言，CCTV 几乎是必看的。所以袁木一下子就火了。　　但是他扯蛋扯得太离谱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家伙在信口忽悠。由于袁木的扯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他本人几乎成了“扯蛋”的代名词。那阵子北京人吵架，如果要骂对方愚蠢傻逼，就说：“你李鹏！”如果要骂对方瞎扯淡，就说：“你袁木！” 　　当时的大学生编了一副对联，把三个官方代表的名字嵌入对联中，以示嘲讽：上联：这副嘴脸政府何以立本下联：如此对话国家几时东昌横批：袁木求愚（“缘木求鱼”的谐音）这联流传很广。一星期后的“五四大游行”，北京大学的学生专门抬了一块大木牌，上面就写着这幅对联（如下图）。虽然在民间被臭骂，但袁木的仕途却春风得意。据说李鹏看完对话的录像，很满意地说：老袁的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国务院的意图。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成了朝廷的头牌发言人。 ◇高校学生的反应俺刚才已经介绍过：官方为准备这次对话，搞了很多小动作。这些自然没能瞒过各大高校学生的眼睛。29日当晚，全国各大城市有不少高校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自编自导自演的"对话"。在当晚的游行中，以武汉和兰州两地的声势最浩大。相比而言，帝都北京反而显得平静。以下是这两个城市的地方官发给裆中央的密报（摘自《天安门文件》）。湖北省委在4月30日凌晨4点发给裆中央的电报：昨夜国务院发言人与首都学生代表的对话播出后，武汉工业大学约八百名学生扯起“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大标语，来到华中师范学院邀人。零时十五分，两校约二千名学生来到武汉大学校园，在邀武汉大学学生上街游行未成的情况下，几所大学的部份学生在武大校园商量了五四游行方案。据现场了解，这次三千多名学生的串联，主要是对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对话不满引起的。有学生说，“中央和国家没有主要领导人出面，只叫袁木来搪塞，这怎么行呢？”还有的说，“袁木在对话中态度不真诚，回答问题避重就轻，绕圈子，根本不是诚心解决问题。” 甘肃省委在4月30日0点30分和凌晨4点发的报告中称：二十九日二十三时四十分，当国务院发言人同首都高校学生代表对话结束之后，兰州高校数千名学生再次上街游行。当对话正在进行时，许多学生对袁木等同志的回答表示不满。有的吹口哨，有的呼喊。对话刚结束，兰州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聚集在校园里议论纷纷，认为袁木对话避重就轻，不回答实质问题；何东昌尽管参加过学潮，但不理解学生，一付教训人的口气；还有回答问题口气强硬，令人难以接受。据了解，这些学生认为政府在三个问题上还在继续“愚弄”：一是，胡耀邦辞职真相没有正面答覆二是，“四二零”惨案不说真话三是，对中央领导是否廉洁含糊其词二十三时五十分左右，兰大学生首先上街，兰州医学院学生也随之上街，人数约三千人左右。游行队伍于凌晨一时三十分到达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试图推开已关闭的省政府大门，一百五十名武警战士在政府大门前排成人墙，直至凌晨三时，经二十多名校领导做工作，学生开始坐校车返回。整个游行、静坐过程中，学生比较有秩序，没有发生其他事件。 ---编程随想：“袁木求愚”的四·二九对话

#四·二九对话 #学生代表权问题 #高自联 #政府与学生对话 #吾尔开希

9个月前

429对话的背景 ◇学生方面 427大游行之后，北京各个高校新增的大字报，有很多是要求政府与学生展开对话。清华大学贴出署名“清华人”的题为《对话11条》的大字报，提醒学生把重点转向研究对话的先决条件，并提出了对话内容的建议，主要是： 1. 关于贪官污吏和官倒问题 2. 教育经费，教师待遇问题 3. 新闻自由、新闻立法问题 4. 学生运动性质问题 5. 公正评价胡耀邦问题 ...... 北京大学贴出无署名的《对话基础的七条建议》的大字报： 1. 必须公开承认学生自治会为合法学生组织 2. 必须澄清「4.20」新华门事实真相 3. 必须公开全面报导「4.22」天安门广场请愿活动 4. 必须彻底否定「4.26」《人民日报》社论 5. 必须公开全面地报导「4.27」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全过程以及目的 6. 对话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的时间、地点和双方代表以及人数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 7. 对话必须公开进行，允许中外记者采访报导（以上摘自官方出版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53页和56页） ◇朝廷方面在427大游行之前，学生们已经进行过多次请愿并希望跟朝廷高层展开直接对话，但是朝廷高层一直不予理睬。之后，更是在《四二六社论》中，污蔑学运为动乱。　　为啥到了4月29日，朝廷的态度突然转变，主动邀请学生进行公开对话？　　这其中的奥妙在于：　　 426社论非常不得人心，因此激发出声势浩大的427大游行。俺在前一篇帖子介绍过，“427大游行”不光人数众多、规模空前，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连朝廷喉舌《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也参与游行）。面对这种局面，朝廷高层的某些改革派也指责426社论是激化矛盾，不合时宜。　　凡此种种，都给临时监国的李鹏造成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鹏才授意他的亲信袁木、何东昌去跟学生对话。　　另外，在《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到： 4·26 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的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还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何东昌与学生对话。 ★官方的准备工作既然是朝廷高层主动提出对话，官方自然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下面俺介绍一下官方为这次对话所做的种种准备。聪明的读者应该能看出某些企图。 ◇对话的官方代表在朝廷的安排下，如下几人粉墨登场：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政府秘书长）陆宇澄（北京副市长） ◇对话的学生代表这次对话，由官方的“全国学联”出面，共邀请了45名学生代表，分别来自北京的16所高校。这45人中，除了吾尔开希、周勇军、项小吉、郭海峰4人，其它学生代表都来自于官方学生会的学生干部。据说某些学校的对话代表还是由校领导亲自挑选的“可靠”人选。　　这样一个学生代表的名单，显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是此次对话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 ◇对话的时间对话的时间确定为4月29日下午2点30分。　　但是朝廷很狡猾，一直到4月29日中午才通知相关的学生代表。这就使得吾尔开希、周勇军、项小吉、郭海峰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对话的时间安排是又一个受争议的因素。 ◇对话的地点对话的地点也很有讲究。官方挑选的地点是“全国学联的会议室”。为啥要选在朝廷的办公地点捏？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阻扰非官方的媒体入内。　　据香港记者蔡淑芳在《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书中提到：在召開會議之前，香港記者繼續向學聯爭取進入會場，到正式開會時，國內的新聞媒介，包括《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等記者，均獲准進場採訪，香港及台灣的記者則被拒諸門外，香港兩份親中報紙的記者亦不例外。記者在學聯大樓門前進行交涉，負責人只解釋因為事前沒有報名的不能進內，而且會場內已擠滿人，不能安排港、台記者進去，於是記者抗議不公平對待時，該負責人承認，但始終沒給予機會進入採訪。事實上，部份香港記者曾聯絡中共全國記協，但獲得答覆是需要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介紹信」才可採訪。 ◇对话的形式通常的对话，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双方都可以畅谈。但是朝廷组织的这次“429对话”，却很另类—— 首先，每个学生代表只有一次发言的机会，而且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发言。其次，很多代表来自官方的学生会，其中一些人只是提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对话形式，被很多人讥讽为：“唱双簧的对话”、“变相的新闻发布会”。 ---编程随想：“袁木求愚”的四·二九对话

#北京高校对话 #学生运动 #贪官污吏 #教育经费 #新闻自由 #胡耀邦评价

9个月前

老绥远韩氏：死里逃生的“刘红鼻子” 电建公司行政科科长刘志山，山西人。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因为说话随意、口无遮拦，一直官运不济。他身体孱弱。背佝偻着，前额突出，牙齿外露，酒糟鼻子红红的，人们都叫他“刘红鼻子”。记得军管会的干部就曾经下结论说：“你们看那个刘志山，像不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就凭他那个长相，能是个好人？” 文革初的一天，电建公司食堂管理员老赵上街买了一只大肥鹅。他是北方人，从来没收拾过鹅，皱眉说：“这怎么弄呀？”那天“刘红鼻子”正好来食堂检查工作，他接话说：“这还不容易，先杀鹅，后拔毛嘛！”就这样一句普通的话，后被人告发，曲解为“先杀鹅（俄），后拔毛（毛泽东）”。被扣上“含沙射影、恶毒攻击”的罪名。之后不久，公司食堂的一位炊事员的语录本上沾了油，不小心被一只狗叨走了。“刘红鼻子”闻讯后在开会时说：“现在连狗都想学习毛主席语录，还有哪个坏蛋敢不学？”结果又被人告发。其实“刘红鼻子”真正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原因还不是上面两条。据人们讲，1967年初夏，他用红油漆在食堂外面的墙壁上书写大字标语“大兴三八作风”，他刚刚写完“风”字，回头一看，顿时脸色煞白，差点昏厥过去。原来因为油漆稀，他又蘸得多，三字上面的一横刚好从中央稀稀落落地流了下来一道，与下面的一横连了起来，好端端的一个“三”，眨眼间变成了一个“王”字。那天，他写标语时正赶上食堂开饭，人来人往，无法遮掩，没过十分钟，他就被公司“群专”派人接走了。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刘红鼻子”已被隔离审查一年。一天下午，军代表正式宣布他被“解放”。宣布解放时，军代表还赞扬“刘红鼻子”这个在万恶的旧社会为地主放过猪的穷小子，后来光荣参加了解放军，从山西打到广西，现在终于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刘红鼻子”因为高兴，晚餐时多喝了几杯。晚上排演“忠字舞”时，他醉醺醺地，兴奋异常。在齐步走时，大家都手持《毛主席语录》，反复高呼“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同时翩翩起舞。“刘红鼻子”由于过于激动，声音比谁都大，喊着喊着就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可怜的“刘红鼻子”，从下午被宣布解放到晚上成为反革命，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冰火两重天。第二天，他的脊梁骨也被革命群众打断了。 1969年初，中央认为内蒙古的“挖肃”运动扩大化了，电建公司“牛棚”里关押的人比看守还多。一天，牛棚终于爆炸，里面的人都跑去北京上访，“刘红鼻子”也跟上跑了。不久，电建公司宣布给“刘红鼻子”平反，认为他的所有错误都属于误会，并非敌我矛盾，于是“刘红鼻子”官复原职，又回行政科当科长了。他喜形于色，终于盼来了云开日出的一天。 1969年4月九大召开。行政科的小王写标语时，写不来闭幕的“幕”字，于是他去问“刘红鼻子”，“刘红鼻子”一时昏了头，竟然在纸上把“幕”写成了“墓”，小王照猫画虎。等标语贴出去后，人们才发现，标语竟然是：“热烈庆祝九大闭墓！”“刘红鼻子”急忙给小王跪下，哀求他千万不要说是他告诉的。然而小王是个胆小鬼，不愿意为“刘红鼻子”承担责任，于是“刘红鼻子”再一次被包头公安局带走。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包头军管会里有长官是“刘红鼻子”当年的部下，“刘红鼻子”的老伴去找该人申诉，该人第二天就通知包头市公安局放人。再次见到“刘红鼻子”是文革以后的事了，他非常痛恨文革，说起来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说，不管如何，他比邱书记还是幸运。邱书记已经瘫痪在床了，他还能行能动。文革对他来讲真如一场噩梦。

#老绥远韩氏 #刘红鼻子 #文革 #电建公司 #革命

9个月前

卖糠“历险记” 那年秋，当知青的我分到了一年的口粮：三百来斤的大米，一百多斤的玉米，还有杂七杂八的黄豆、小豆、粉条、豆油和稻糠……大米是细粮，城里人每月每人才供应三斤，这一次我就分到了三百斤，打心眼里那个乐啊，甭提了！只是那七十多斤稻糠没处“消化”。家里没养猪、鸡，又舍不得送给别人，最好的办法是卖掉换点钱。尽管值不了几个钱，但毕竟累死累活干上一天，也挣不上一元钱，那七十斤糠，咋也值个四五天的工钱啊！我知道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不准个人自由交易。可这稻糠不是粮食，再者我又不是倒买倒卖、投机倒把，是队里分给我的农副产品，卖点糠该不会有错吧？我在给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也在为自己卖糠壮胆。那天，我起了个大早，骑自行车驮着一麻袋稻糠去城里赶集。东西不重，只是那鼓鼓胀胀的大麻袋，时常将自行车晃得离了歪斜不走正道，车把拐来别去的弄得胳膊又酸又疼，三十多里路竟累得我浑身是汗。进了集市，再也不愿多走几步，就近找一处不挤不乱的僻静地儿，卸下麻袋，打开袋口，傻呼呼地站在一边守候买主。不多会，经一路奔波浸透汗水的内衣便湿漉漉冰、冷冷地贴在了身上，那滋味让人不好受。我萎缩着身子呆在麻袋旁，渴望着有人问价，然而竟没人看上一眼。眼见太阳升起老高，市场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时，我见到几个衣袖上戴着胳膊箍的人正从市场里面朝我这边走来。临近时，我发现在其边走边喝斥的身后，尾随着几个拎着米袋子的人。这不由得使我提心吊胆起来，别把我也当个“投机倒把”分子，不如趁早溜之大吉。但又舍不得这袋稻糠。索性挺直腰板，一脸满不在乎的神色。果不其然，一个戴胳膊箍的人冲我嚷道：“你！这咋回事！”他指着我脚前的那袋糠。 “这是稻糠……队里分的……” “稻糠也不行！把东西拎着跟我们走！”根本没等我解释，他那声调好似吼，语气更似命令，表情分明是逮住了“投机倒把分子”。容不得我分辩，更不许讨价还价，充满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威慑力”。看着他们那几双凶悍得让人发惨的眼睛，我本想分辩的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拎着糠袋子跟他们走。我和几名“粮贩子”被人推搡着进了市场管理所。这是位于市场外围的一排平房，房舍很破旧，临街的门也七扭八歪地敞开着……粮袋和稻糠麻袋都被堆放在外屋，人则被“归拢”到里屋审问，审问是逐人进行，重点当然是哪几个卖粮的。那年月，私下卖粮可犯大忌，那叫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轻者粮食没收，如果是倒买倒卖，还要被扣上“投机倒把”分子的罪名，说不定要给什么处罚。好在我心里有底，这七十斤稻糠是队里分给我的，不是“投机倒把”。再者，这稻糠也绝非大米，怕也不够“上纲上线”的标准，我暗自在心里核计对策。“审问”进行得并不顺利，老半天谁也不承认“投机倒把”。一个50多岁农民模样的卖粮者哭咧咧地哀求道：“同志，你就饶了我吧！这是队上分给我家的口粮，孩子有病要用钱，我才……行行好吧！”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装！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胳膊箍”狠叨叨地说。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的应当剥去！”旁边的另一个“胳膊箍”在用毛主席语录批判卖粮人。不过也有一位农妇在与他据理力争，意思无非想说明粮食是自家产的，换点钱买点必要的生活品，不是倒买倒卖，更不是投机倒把！她因为理直气壮，嗓门自然越来越高，更惹怒了“胳膊箍”。 “咋地？你还不老实？你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得割掉！我这是从邪路上往回拉你们，你还胡搅蛮缠……再不老实，就给你送进去！……” 我哪有心情听他们这些说教，只是想脱身的主意。我看准他们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审“粮贩子”上，便假装上厕所。途经外屋，一看没人，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劲，抓起那袋稻糠撒丫子便跑，很快就跨过横道融入拥挤的人群中。脱离了“胳膊箍”的视线，我松了口气，并暗自庆幸自己。只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不敢到“自由市场”去买卖东西，生怕被“胳膊箍”们认出来，再重新逮去。 ---作者：李晓东

#知青经历 #稻糠处理 #卖糠故事 #农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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