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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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

囚徒竞写回忆录文革过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文革中被迫害高官鲜写记事，而曾经的“害人者”多数亲撰或由人代撰回忆录，他们都坐过十几年牢，都试图用文字为自己辩解，湔洗强加于身的污名。不过，尽管传主的命运类似，但立场各不相同，对事件的表述也大异其趣：戚本禹不为自己羁狱喊冤，继续为毛和江青辩护，为文革叫好；陈伯达认识到文革的疯狂，主动承担罪责，亦不改对毛的效忠；徐景贤按中共的定论评说，但仍掩饰不了曾为四人帮集团一员的立场，轻批江青、张春桥等人，重责林彪集团的人事；而林彪干将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因冤情最深，反省也最彻底，他们如实揭示“毛文革”的责任及林彪事件的实情，客观臧否毛、林、周等大人物，是文革“野史”中最珍贵的证言。遗憾的是，正如他们三人在法庭上为维护毛、周及中共的形象，忍辱负重甘受不白之冤，邱会作和李作鹏还在回忆录末尾表白永远忠于毛忠于党。唯有吴法宪不同于他的愚忠、死忠于毛的战友难友，对毛的作为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他的回忆录便有了与众不同的力度。 ---文革“草包司令”吴法宪作者：喻智官图：1970年8月21日庐山合影左起：李作鹏、林立果、邱会作、叶群、吴法宪

#文化大革命 #回忆录 #历史反思 #政治人物 #毛泽东 #江青 #陈伯达 #徐景贤

8个月前

最难能可贵的是，吴法宪不为尊者讳，对毛进行尖锐的批判—— 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组的矛盾开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新帐、老帐一起算，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全文不过二百多字，可实实在在是字字千钧，哪个能担待得起呀！” 毛对陈伯达“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毛忘了，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四清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委托陈伯达搞的。如今“把陈伯达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等人包括林彪听信汪东兴的话，以为毛和江青完全是两回事。一次，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向毛告江青专横跋扈的御状，毛敷衍一番后叮嘱他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他终于明白，江青为何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甚至能命令周恩来，就因为毛是江青后台。 “九大”后，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江青按毛的意图开始把矛头指向林彪。他看了毛南巡谈话“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最愤愤不平的是，就在毛南巡找人说林彪和他们的坏话时，他和李作鹏正奉周恩来之命不得不去照顾江青游玩。他责问，毛不停地宣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自己不按正常途径开会讨论问题，“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他自己这样做光明正大吗？”他在庐山会议后三次求见毛都遭拒绝，毛却说“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吴法宪如梦方醒地说，几十年来，他对毛无限崇敬，把毛看作真理、正义的化身，但看了毛如此言行不一的讲话，毛的光辉形象在他心中瓦解了。 ---文革“草包司令”吴法宪作者：喻智官图：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被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五位将军，分别被判为十六年至十八年徒刑。

#吴法宪 #毛泽东 #批判 #中央政治 #司令部 #陈伯达 #文革

8个月前

早在1977年，已经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华主席针对广东省委关于改革开放工作情况汇报及请示，就当机立断地指出“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完全可以说，这“四个一点”，是当代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最早的思想指南，为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道理指明了方向，把中国引上了强国之路。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知为何，由于意识形态的“误导”，加之很多重要历史档案的封存，对于这“四个一点”是谁提出来，现在不少人不一定知道。甚至有的人误认为，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有位老干部就像挖地三尺一样，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的一份手稿，并转寄给了我。在李主席写于1978年的这份手稿上，再次明确了改革开放“四个一点”的表述来源于英明领袖华主席，如下图所示： ---李先念一份手稿曝光，澄清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重要事实！野芒云南观云

#改革开放 #四个一点 #华主席 #意识形态 #中国历史 #改革思想

8个月前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划分右派分子 #中共中央通知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1957年 #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

8个月前

1983年严打运动滥捕滥杀元凶是邓小平 1983年2月8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说：“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1983年7月16日，邓小平对公安部长刘复之开门见山地说： “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 “从重、从快”、 “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 “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 “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 “打击对象除了刑事犯罪，还有‘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自此，从1983年到2006年12月31日共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里“县太爷”就有权杀人，不仅有权杀刑事犯，还有权杀“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死刑尚且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秋决”。却在号称法制时代的改革时期大开杀戒！既使被改革派们称为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尚且没有把死刑复核权交给县级。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打的大幕拉开，一时间警笛轰鸣，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群众扭送。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宣判会。犯罪分子纷纷落网。从社会治安看，短时间内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打击面有扩大化的现像。据说，有个小青年和人打赌，亲了一个陌生女青年一口，被当做流氓滋事给枪决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名人，有朱德的孙子，影星迟志强等人。他们的所谓的罪行今天看来，太毛毛雨了，无非是玩了几个女人而已。按照当时的情形，现在那些包二奶，小三的统统都得枪决。令人遗憾的是，严打虽严，却反弹很快。这里有一组数字。在1983年到1987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桉件的立案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三年的“严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长效目标。最初“严打”时，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团，多是一帮年轻人无是生非，侮辱妇女，聚众斗殴；而数年后，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在预防犯罪，铲除犯罪的社会基础方面，“严打”的效果是不理想的。严打不仅没有打住犯罪率，却是越打越多，罪行越打越重。严打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我们无从得知（注：中国法律年鉴有统计数字）。但严打中产生的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等恶习明显与法制思想背道而驰！直到2007年，死刑复核权才重新收回到最高法。改革开放三十年居然有长达二十四年，生杀予夺的权把子就握在“县太爷”的手里。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由于严打的负面影响太大，之后的97年，01年严打，明显有所改善。但是像佘祥林，赵振海之类的案子依然层出不穷。 ---炎黄综合

#严打运动 #1983年 #邓小平 #滥捕滥杀 #公安政策

8个月前

1983年严打 1983年8月25日，经邓小平拍板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等口号蔚然成风，流氓罪被课以重刑，3年间共逮捕177.2万判刑174.7万。《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1983年起，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严打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见公布。目前仅见的公开数字，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该书提到，1984年10月31日，《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说，在第一战役中，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24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是严打运动第一战役一年时间所取得的成就，后续两次战役的数据目前没有官方的公布数据。 ---1983年“严打”历史与反思炎黄之家

#1983年严打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邓小平

8个月前

华国锋向李海文回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毛主席逝世后，9月10日就开始考虑。——《华国锋何时约见李鑫》（《百年潮》2013年第02期） 9.11，毛主席去世第三天，守灵的华国锋借口去北京医院看病，去李木匠时住处，找他谈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代表华去见叶帅，征求叶帅的意见。李先念之女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的文章里写到，华国锋问爸爸：“对那几个人，你看怎么办？”爸爸说：“你的看法呢？”华国锋说：“我现在想问你的看法。”爸爸试探了一句：“开会吧？”华国锋说：“不能开会，要抓人！”爸爸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李先念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9.25，叶到东交民巷15号苏铸家，两人长谈。苏铸提出：“采取断然措施，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公布罪证。”叶表示完全支持。 9.26，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映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吴表示坚决支持华的决心，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吴德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半票是指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华国锋、李先念向吴德分析和估计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几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炎黄之家

#华国锋 #四人帮 #毛主席去世 #叶剑英 #李先念

8个月前

千古恨，何须兴文革？ “足智多谋”厚黑狡诈的毛泽东确实战无不胜，闭眼前击溃了他怀疑的所有“赫鲁晓夫”，但他最终还是失算了。他第二次打翻邓小平，反而为邓的政治生涯添了一桶重金，邓在他死后凭此翻盘，还登上龙椅做了太上皇。毛耍尽手腕提防的中国“赫鲁晓夫”，到底还是出现了。但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不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为了毛建立的这个专制独裁党继续执政，为了邓本人及党的寡头们的子孙永享祖业荫庇，邓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坚持把毛像挂在天安门，坚持维护毛这面旗子。躺在水晶棺材的毛后悔了，他高估了自己“对手”的道德节操，低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和虎死余威，低估了自己培育出来的这个党的无耻。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为扳倒中国赫鲁晓夫而玩命搞文革，为之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最后折寿早亡。结果，中国“赫鲁晓夫”没有出现，有如武林高手奋力击倒了“对手”，一看只是一具人形皮囊，由不得丧气懊恼。倘若不搞文革，像嘉靖皇帝那样颐养天年，他完全可能在天安门上多站十年二十年，还可能来得及部署江青或毛远新接班，不致让邓小平捡去了便宜。想到这里，毛在棺材里捶胸长叹，作了一生中唯一一次真心检讨：千古恨，何须兴文革？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劫数难逃邓小平作者：喻智官

#毛泽东 #邓小平 #赫鲁晓夫 #中国历史 #政治斗争 #文革

8个月前

毛派江青去上海点文革之火一九六五年初，毛认为自己脚下的北京是刘少奇、彭真主导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就派江青去上海建据点，作为从外围向北京进攻的突破口。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十易其稿，写了八个月，由毛亲自审定，十一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此点燃了文革这颗重磅炸弹的引信，上海成了文革的策源地。此时，徐景贤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是负责宣传的市委书记张春桥的下属。张春桥和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时，徐景贤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一九六六年底，张春桥和姚文元问徐景贤“是写文章，还是上前线？”示意他带领写作班子出头造上海市委的反。徐景贤心领神会，率先在市委机关揭竿而起，开了全国省市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他组织造反队批判市委领导时，打出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顿时瘫痪了。不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毛的生日聚会，毛对他们说“上海形势很好”，“‘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有区别，好！”毛还与他们碰杯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劫数难逃邓小平作者：喻智官

#毛派 #江青 #上海 #文革 #刘少奇 #彭真 #独立王国 #张春桥 #姚文元 #海瑞罢官 #毛泽东 #文汇报 #策源地 #徐景贤

8个月前

我是很热爱记者这个职业的。我在这个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是这样评价记者这个职业的：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这是一个舒适而安全的职业，出入于宫阙楼台，行走于权力中枢，灯红酒绿的招待会、歌舞升平的庆典，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风光无限。如果用文章与权势投桃报李，今日的书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穷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这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职业，且不谈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在和平环境中，调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难万险。一旦触及到权势集团的痛处，不测之祸从天而降。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这也是我对新闻良知与正义的理解。（2015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杨继绳“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称杨“是一个榜样，值得那些希望记录人类黑暗而艰难斗争的人学习”。随后，因故未能出席颁奖礼，杨继绳以文字的形式发表这篇答谢词。以上为答谢词节选） ---杨继绳：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

#记者生涯 #职业道德 #社会责任 #新闻职业 #报道真实 #职业挑战 #新闻操守

8个月前

劫数难逃邓小平对毛逆来顺受的周恩来的命运尚且如此，取代周的锋芒毕露的邓小平下场可想而知。邓卖力干的是拨（文革）乱反正的事，他推行全面整顿，不仅在工、农、商业、文化及教育科技方面纠偏归正，还改组军队“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担任毛和政治局联络员的毛远新，状告邓小平否定文革，毛让他找邓小平谈话，邓不服，说“现在形势好一点还是坏一点？难道我是搞修正主义？”，毛远新说，“你就是搞修正主义！”毛让邓主持会议统一认识文革，写出一个书面文件，遭邓拒绝。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写信，反映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问题，信由邓转交，毛借机发难说，“信的矛头是对准我的”，“小平偏袒刘冰”。跟着刘少奇担过“赫鲁晓夫式人物”名声的邓小平，这次成了货真价实的“赫鲁晓夫”。第二次批邓运动开始了，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出现批邓大字报，《红旗》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诸如“走资派还在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等等。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再演文革中的老套和惯技，不叙也罢。倒是徐景贤披露的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九七五年，李先念在陪同毛接见外宾后，也向毛告邓小平恶状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中看出，受邓连累，叶剑英被陈锡联取代了，而李先念能保住大位，成为文革中仅有的不倒翁。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爆发，群众以悼念周恩来为名反“毛文革”、反四人帮、为邓小平鸣冤，邓小平被张春桥称为“中国的纳吉”，毛下令再次打倒邓小平。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劫数难逃邓小平作者：喻智官

#邓小平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

8个月前

唯一熬到“善终”的二把手--周恩来有一个至今未得正解的谜团，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暴亡后为何失声痛哭？比较接近真相的猜测是兔死狐悲。在中共最高层，真正了解毛深层阴暗心理的唯周恩来一人，连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把握不准毛，所以最后都被毛扫平。周恩来知道，毛除了有王若水说的“赫鲁晓夫情结”，还兼有中国传统帝王心结。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掌握绝对权力，即使是家天下，即使接班的是儿子，父皇和太子兵刃相见的事也史不绝书。隋朝当了二十年太子的杨勇，因在冬至日征召百官朝贺，被隋文帝认为是建第二中心的僭越行为而遭废黜；明成祖朱棣在太子朱高炽身边派了许多密探耳报，监视太子的一举一动，太子在父皇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活了二十年。所以，中共建政后，聪明知趣的周恩来一直甘居老三而回避当老二，文革初期，坚持让林彪一个人当副主席。如今刘少奇被迫害死了，林彪被逼死了，他被推到老二的位子，岂不是大祸临头？他能不大恸！果然，周恩来的厄运开始了。一九七二年，周奉毛之命先后主持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妥善解决了中日关系并建立了邦交。周在国内外声誉日隆，有功高盖主之嫌，引发毛妒忌不爽。一九七三八月，中共十大召开，会议期间，毛挑选的又一个接班人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屈居副主任，还恭恭敬敬地把主持人位子让给王洪文。然而，王洪文毕竟资历太浅，周恩来想退到第三位也不能，还是当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十大甫过，毛便秋后算账，抡起大棒敲打周恩来，批周在处理中美关系等外交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似乎是又一个“赫鲁晓夫”了。毛组织“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指使王洪文、江青开会批斗周，并上纲上线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毛和江青不顾周已是身患癌症的病人，又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大儒”，“评《水浒》批宋江”，只差直接点名了，连老百姓都看出是剑指周恩来。早年和毛有过过节的陈毅文革初期就洞悉了“毛文革”的目的：“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因为周虽然位居第三，但威望一向仅次于毛，只因林彪在前面挡了一下，惯用各个击破的毛延迟了倒周的时间。 “所幸”，周无条件地作自虐式的连番检查，他的膀胱癌又扩散了，毛知道他活不久了，王洪文又是“刘盆子”，不堪大任，毛让邓小平出来主政，周才得以逃脱。尽管周在进手术室前大叫“我不是投降派”，最终还是戴着总理冠冕去见马克思的，算是唯一熬到“善终”的第二把手。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劫数难逃邓小平作者：喻智官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周恩来 #文革 #毛泽东 #林彪事件 #中共历史

8个月前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毛是利用负责军队的林彪，联合掌管政府的周恩来两股势力摆平刘少奇的。到“九大”召开时，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领导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线人物被赶下台，他们的职位由造反起家的新人，或反戈一击重新启用的老干部及军队干部补缺，其中隶属林彪的军队力量上升最快。“九大”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军队代表十一位，其中林彪和他的铁杆部下占六人。于是，宣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该万死”的九大，既是毛打败刘少奇战役的收场，也是毛和林彪交战的开场。一九七〇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为四届人大作准备，在讨论宪法问题上毛和林彪出现分歧。林彪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同意。双方的心思不难理解，有过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出现天有二日的教训，毛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刘少奇。而林彪虽然是党章上的法定接班人，但行政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想当国家元首也无可非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坚称林彪无心此职）。在修宪小组里，张春桥代表毛的意见，吴法宪代表林彪的意见，陈伯达跟着林彪宣扬“天才论”，引发激辩。林彪组织人围攻张春桥，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向毛告状。毛对陈伯达说：“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只老鼠就跑走了！”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明批陈伯达实指林彪，“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陈伯达随即被撤职，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没完没了的检查错误。徐景贤披露了这场争论背后的隐情：“九大”刚闭幕，写在党章上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墨迹未乾，毛泽东就对林彪说，你年纪大了之后，谁来接班？并且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显见，毛不仅防范林彪军人集团坐大，根本就不乐见林彪当接班人，而是更信任张春桥（其实是江青）为首的团伙。这次毛不过是借争“国家主席”的名份、批“天才论”削弱林彪的势力。所以，事后江青对徐景贤等人说“你们别以为这场斗争结束了，那几条枪杆子可厉害哪！” 林彪再厉害也不是毛的对手，一年后，林彪和老婆儿子一起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林彪死后，中央公开毛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信中表明不满林彪对自己的吹捧，以示毛一贯英明，早就察觉林彪长着“反骨”。但效果适得其反，醒悟的中国人看清了，毛确实“英明”，明知林彪是“坏人”，但为了打倒刘少奇先利用了再说。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劫数难逃邓小平作者：喻智官

#林彪 #周恩来 #九大 #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 #赫鲁晓夫

8个月前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为了掩盖大范围“人相食” 英美记者假采访作者：杨继绳

#历史事件 #纪念碑 #饥荒

8个月前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陈云的长子的话带有理论色彩的话，那么，中国第一号领导人邓小平长子的话就有实践的操作性。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一谘曾有一段对话：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说：“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陈一谘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页）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中国改革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中国的巨富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着，还会被剥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就是“赵家人”搞特权的意识，就是“从国家那里捞一块”意识。特权阶层其所发能“捞一块”，是因为有制度条件。这个制度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控市场经济”），即权力操纵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由于对公权缺乏必要的制衡，掌权者利用手中公权进行权钱交换、权权交换，一个个权力中心成为吸金“黑洞”，财富快速地向有权者和买权者集中。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宣扬，会召唤出“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近年来中国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就是“被统治阶级”“阶级意识”的萌发。如果“统治阶级”还继续以“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大搞特权，就会逼出“被统治阶级”为保护“阶级利益”采取“自觉的行动”。试想一下，这时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邓小平 #陈云 #改革 #中国经济 #权力再分配

8个月前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导。这些报导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为了掩盖大范围“人相食” 英美记者假采访作者：杨继绳

#难民 #香港 #海外侨民 #中国大陆 #饥荒 #西方媒体 #中国政府 #世界舆论 #友好人士 #访问 #造谣 #恶毒攻击

8个月前

1966 年，四川成都，红卫兵女孩领导群众集会，反对美国侵略越南 Chinese Red Guard member leads mass rally in opposition to US involvement in Vietnam, Chengdu 1966 -- Daily LIFT

#1966 #红卫兵 #集会 #反对美国 #越战 #成都

8个月前

“统治阶级”的阶级自觉性陈元校友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统治阶级”、“统治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导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52页），时间是1846年，指的是德国社会。100多年以后，陈元校友重提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呢？这时的中国，什么是统治阶级呢？阶级本来是属经济范畴。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怎样占有呢？通过占有生产数据。经过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数据的私人占有已经消灭。也就是说，1956年以后，中国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没有了，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共产党宣言》说：“如果说它（指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无产阶级）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按照这段话，陈元校友说的“统治阶级”不可能是革命成功以后的“无产阶级”。那么，陈元校友说的“统治阶级”指的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按这个说法，“统治阶级”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或者说是“全体人民”。然而，这个1954年宪法中确定、以后多次修宪时没有改动的说法，解释不了当今的社会。这也违背陈元校友的意思，他说的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是说“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从陈元校友强调“阶级利益”是“干部子女”的利益，他说的“阶级政策”，是维护“干部子女”利益的政策——从逻辑上分析，他说的“统治阶级”是不是特权阶级？是不是权贵阶级？是不是网上说的“赵家”？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家们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时，通常用“阶层”、而少用“阶级”。“没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是不存在的。阶级与‘层次’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阶级意识。”（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如果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们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愿意为这个阶层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自觉的行动，那么，这个阶层就有了一种共同的意识——阶级意识。一个阶层产生了共同的阶级意识以后，就成为一个阶级。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成为不同利益的阶层。说“阶层”，而不用“阶级”，是因为各个阶层的人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一个开放社会，社会阶层流动通畅，今天处于底层，明天可能向上流动，从而缓和阶层矛盾。开放社会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阶层和谐。如果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信道被堵死，底层社会就容易形成阶级意识，就会为共同的利益采取自觉地的行动，就可能发展为阶级斗争了。这样，中国社会就无宁日。过去一直认为，“赵家”只是“闷声发大财”，拿不出或不愿拿出什么理论依据。陈元校友的话表明，他们不仅是“闷声发大财”，还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有了这个“阶级意识”，搞阶级特权就可以理直气壮、肆无忌惮。所以，自文革后期以来，干部子弟占有了一切有利的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凡是好的机会，干部子女都首先占有。下海经商以后，他们又利用父兄掌握的公权或余威轻而易举地成为巨富。这么多一连串不公平事件为什么无法阻止？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强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统治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 #阶级意识 #德意志意识形态 #陈元 #列宁

8个月前

管教干部子女的文件被否定阎淮在书中写道：尽管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劣迹”不被“记录”，但在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一些子弟的“现实罪行”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体谅民情的胡耀邦在12月8日中央书记处第101次会议提出，中央应该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让全社会共同监督子弟们。此文件应该由中组部青干局起草，但我们局内意见分歧，一时无法下笔。干部子弟反对发文件：“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摘帽平反了，这不又搞出一个‘干部子弟分子’！”平民子弟赞成：“有些干部子弟太不象话了，该好好管管！”一向观点分明的我，有些“二乎”了，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马，又怕发文件伤及无辜。于是我向李锐建议：“开个子弟座谈会，听听大家意见。” 1984年3月3日，由青干局召集，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在中组部召开，主要讨论“干部子女文件”发不发，若发写什么。先后发言的有：陈云之子陈元、崔月犁之子张晓彬、于光远之女于小虹、孔原之子孔丹、耿飙之子耿志远、邓拓之子邓壮、秦邦宪之子秦钢、王其梅之子王昌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陈毅之子陈昊苏和李大钊外孙女李虹。陈元多次对我说过“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次他又“首发”，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孔丹的发言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发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为难。现在这么多大事，发这个文件是添乱！”最后李锐总结：“你们一致不同意发，确实不好发。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大家要争气。”胎死腹中此文件，李锐与我皆欣慰。十年后，我们又谈起此事，共同反思：“当时真应该有个管束干部子弟的文件！” 青年干部局发生的这几件事清楚地表明：“统治阶级”在保卫自己子女的利益是毫不含糊的。对子女的安排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利益，“统治阶级”一直维护和争取这个利益。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文革 #干部子女管理 #胡耀邦 #1983年运动 #社会监督

8个月前

“记录在案”的双重标准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说：“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拔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记录在案”工作由青年干部局负责。阎淮写道： 1983年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在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就是贯彻“6号文件”。······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高干子弟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又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转告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头头，不在“记录在案”范围。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文化大革命 #学生造反组织 #历史记录

8个月前

在1949年后的北大历史上，有一些反抗中共政权的勇士迄今未能进入北大的正史，因而鲜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名字无疑让那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北大出现了一抹亮色。他们中除了林昭、黄宗奇、张锡琨等人外，还有一个叫黄立众的学生。根据披露的资料，193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农村的黄立众，又名黄美琦，1956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因向大家讲述农民生活困苦的真实情况，而被开除团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黄立众继续坚持自己观点，被以“思想反动”为名开除学籍，遣送回乡。 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的“大跃进”和一直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恶果就是从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全国至少3500万人被饿死。安徽是重灾区之一，而黄立众的家乡无为县也是如此。黄立众回乡时，正好赶上三年大饥荒。面对如此悲惨的景象，他深觉有责任为乡亲们做些什么。他除了认真进行实地调查，统计数据，撰写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反映情况外，还帮助农民突破当地干部和民兵的封锁，到外面寻找一条生路。然而，上访没有结果，寻找生路又不被许可，陷入绝望和悲愤的黄立众决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他积极进行宣传，以唤醒民众，并暗中搜集武器，准备通过暴动改变悲惨现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权而战。他还写下了《告全国同胞书》，说明他们武装起义的原因。暴动尚未举行，就被中共当局发现。据说当局在逮捕黄立众等人外，还发现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蜡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所谓“罪证”。该案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主要成员受到了严厉处罚，并将一些无辜者也牵连其中。1961年，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黄立众死缓，将其关押在无为监狱。在1961年至1970年坐牢期间，黄立众不改初衷，经常慷慨陈词，抨击黑暗现实。因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和立场”，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中共处死。 ---一个发动反共暴动的北大学生的冤情作者：林辉

#北大历史 #反抗中共政权 #林昭 #黄宗奇 #张锡琨 #黄立众 #反右运动

8个月前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普通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前言作者：杨继绳

#文革 #刘少奇 #毛泽东 #党内斗争 #官僚集团 #5·16通知 #工作组 #对抗 #二月提纲 #二月逆流 #二月镇反 #邓小平

8个月前

地处南京市东南面、属南京郊县的高淳县，本是鱼米之乡，但据中共江苏省委通报，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而“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哪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9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 ---《人民日报》前社长邓拓的本来面目作者：王彬彬

#南京 #高淳县 #历史事件 #1958年 #浮肿病 #消瘦病 #妇女子宫下垂 #非正常死亡 #农业政策 #中共江苏省委 #人口外流

8个月前

Marie Roberte Dolléans-Guignard 杜乃扬，原法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东方文献分部主任。1934年秋，北平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互相交换馆员，中方派王重民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东方分部编纂中文写本目录，法方则派杜乃扬到北平图书馆外文部编辑法文图书目录。她在北京一直待到1939年初，期间用她在北京购买的禄莱福莱克斯相机拍摄了1000多张照片。

#杜乃扬 #中法文化交流 #北平图书馆 #法国国家图书馆 #相机摄影 #东方文献

8个月前

赫达·莫里逊，德籍摄影家。1933 年-1946 年她在中国度过，拍摄了大量高质量照片。

#赫达·莫里逊 #摄影家 #中国 #历史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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