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8个月前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讲述人:唐学成 原刘文彩佃户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和我老头(爸爸)唐新顺都给刘文彩种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遇到他了,一 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说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我老头是1957年饿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那时,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我老头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朱韵和
8个月前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讲述人:陈克明 刘文彩的雇工,1928年生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我住在安仁镇民安村5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好像是1936年,我才几岁,在读私塾。那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烧了。为啥烧?有个叫吴篾匠的人,是一个孤人,他原来的屋基卖给了 刘辉林(音),卖了后他去帮刘辉林碾米。他偷他(刘辉林)的谷子,刘辉林就把田拿给我们做,不给他做了。吴篾匠因此怀恨我们。晚上,他把酒泼在我们墙后面堆的草把子上,点燃。我们是草房,有14间,一点,“轰”地一声就烧起来。一刻钟都没得,14间屋就全部烧完了。 那天,徐达三(音)在刘总办(刘文彩)那儿帮他收谷子,他回来看到我们房子烧了,就来看伤到人没有。我老汉(爹)对徐达三说:“徐大爷,你到总办那儿去帮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么惨,全都烧了,我家十几口人,怎么办?” 徐达三第二天去找总办。总办说:“去告个码头(即去袍哥组织求帮助),弄点钱帮他修好。” 过了六天,没有动静,我们又找徐大爷。徐又去找总办,结果总办把这个事忘了。他马上说,那我去看看。当天下午,总办就来了,还扛了个鸟枪。我老汉给他下个全礼——跪下磕个头。 总办说:“起来起来,你们人伤到没有?”我们说,人没伤到,只是猪没有跑出来,烧死了。 那时正在修新公馆,总办说:“我去找两个人来看一下。” 他找了×汉轩(音)和刘四爸,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泥工。他们来看了后第二天就开工了。 他们把修新公馆的木料拉来,打桩桩,门的框框是我们直接到新公馆去拿。这期间他还找了保长蒋奂村(音),叫他来帮忙整这个房子,材料不够就由他买,在他那儿去报账,反正要包修好。 花了多少钱我们不晓得,只晓得是100个工,同样的给我们修了14间房。 那些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春节),附近的穷人都要去找他,说:“总办,今年过不起年”。一般都给一斗米,至少给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对穷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时候要招待饭吃,还有人专门去吃饭——帮别人挑石谷子,去后就在那儿吃饭。 对了,再说说刘文彩帮我家修的那14间房子吧。它们在“大跃进”时全部被拆毁了。为啥呢?那时要搞亩产万斤,需要我家房子墙上的土泥砖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后20多年我们一直没钱修房子,那些年,卖个鸡蛋是走资本主义,做点手艺要缴款,做点生意是投机倒把……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土地承包,我们才挣了钱,重新在旧地上盖起了房子。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朱韵和
8个月前
朱韵和
8个月前
毛不喜欢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澡。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毛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日一按摩。他不爱进医院,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上门服务。要是毛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 毛不讲究衣着,他爱的是 舒服。他的鞋多年不换,因为旧鞋才舒适。必穿新鞋了,他让警卫战士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都补了又补,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这不是什么“艰苦朴素”。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当然,一国领袖享受些奢华、别墅,没有什么了不起。毛的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在性生活方面,毛统治下的人民忍受比清教徒还清教徒的约束。分居两地的夫妇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千百万中国人成年累月没有机会做爱。私下的性发泄可能带来公开的羞辱。有个华侨回到祖国,有次忍不住手淫,第二天被迫在宿舍床头贴出供众人嗤笑的“自我批评”。 毛本人的性生活却是完全的放纵。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发了为中央警卫团选拔文工团员的决定。彭德怀一语道破,说这是“选妃”。后来这成了整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彭的反对不起作用,部队文工团成了毛的应召站。毛在各地的别墅,也都挑选了对毛胃口的护士、服务员,随叫随到陪毛睡觉。 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 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版,而人人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 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韵和
8个月前
在彭湃带来的“红色恐怖”中,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被焚烧”。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而一些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从最初的胆怯变成了杀人连眼都不眨的恶徒,甚至还想出了杀人的新花样,比如将人大卸四块,再煮熟吃掉;将人关在板箱里慢慢 锯成一块块。 1928年2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逃至大南山地区。同年10月,受上海的中共中央指令,彭湃离开广东,绕道香港转往上海。第二年8月,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告密,彭湃等人被国民党逮捕,六天后即被枪决。 杀人如麻的彭湃虽然死了,但由于其罪孽深重,其后人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都遭到了成千上万被虐杀之人的后代的复仇。如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 1967年8月26日,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马上大声喊道:“我要报仇!”接着举起篾刀,将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害。 文革结束后,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可谓是痛定思痛。只是地下的彭湃能还得起那滔天的血债吗? ---杀人如麻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8个月前
大饥荒时期的茅台 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遇到荒年,统治者往往会下令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直到民国这个传统都在保持。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十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最高可处以8倍罚金。 茅台的原料 主要是高粱和小麦,由于工艺原因,对粮食的需求量尤大,一吨酒要耗费五吨粮食。曾任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回忆,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在大跃进后的1959-1961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面临史上最惨不忍睹的大饥荒,这个时期的茅台酒酿造是怎样的呢? 根据可查的记录,1959、1960、1961三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2]其中,还出口139.86吨。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前文提到过,茅台因为工艺、原料、场地等原因,产量一直有限。1949年前,在没有遇见灾荒,政府不禁止生产的情况下,生产能力最牛的恒兴年产量最高峰也不过32500公斤,折合32.5吨。3家相互竞争,不断扩大产能,但加起来年产量也不超过60吨。如此下来,正常情况下3年最多也就出产180吨。 在全国饿死将近4000万人的那三年,茅台却生产了2079吨!产量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是正常年份11.5倍! ---血茅台——你不知道的国酒故事 作者: 二大爷
朱韵和
8个月前
苏联专家的改造计划 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讲:“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也就是说,毛泽东希望将来的北京是一个工业化的大都市。 这正是当时苏联援华专家的观点。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曾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 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之后,苏联专家搞了一份北京建设方案。它要求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并把北京建成一个工业化城市。 这个方案呈送毛泽东后,毛大笔一挥:“照此方针。”北京的城市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也就是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改扩建。在旧城内改扩建,涉及拆除老北京的牌楼。梁思成等专家表示反对,争论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在旧城内改扩建,还涉及拆除老北京城墙,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等都反对。林徽因曾直接闯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办公室,跟他争辩。彭真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有一天,梁思成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转述了彭真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 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党性战胜了科学理性和人性,拆解老北京,就这么定下来了,任何人不得“妄议”。 ---【百年真相】中共为何毁掉举世无双的老北京?
朱韵和
8个月前
曾在抗战胜利后出任沈阳市市长的董文琦先生在其口述历史中提到,1946年,他下令恢复沈阳各方面秩序。有关人员在清除路边垃圾时,发现了千余具苏军尸体。董文琦认为,这些尸体应该是苏军闯入民宅强奸抢劫时为老百姓打死并埋于雪堆中。雪化后尸体才被发现。这些被发现的尸体随后在河边焚烧。 进入中国 东北后的苏军,军纪败坏。董文琦先生在口述历史中表示,自己经过多方搜集资料,证实了苏军在东北犯下了如下暴行,其中第一大暴行是奸淫妇女。苏军进占东北各大城市,先强奸日本妇女,继强奸韩国妇后又奸中国妇女,因而日、韩、中年轻妇女均剃光头穿男装不敢外出,各大商店住户均严闭门窗,以防苏军闯入遭受灾祸。 对于被苏军强暴的女子人数,董文琦先生曾派人在沈阳市秘密进行调查,以备向苏军要求赔偿。虽然是秘密调查,但多数良家妇女不愿声张,只有两千多人填表报告姓名住址、奸淫时间和地点,当即由市政府报送外交部。但直至东北沦丧,赔偿都没有下文。这让董文琦先生深以为憾。 董文琦先生曾就此事过问过驻守在沈阳的苏军司令阔夫东。他说:“苏联决定进军东北时,预料将遭受日本关东军坚强抵抗,故将西伯利亚集中营内青年囚徒编为军队,用他们打先锋,不料未遭任何抵抗,日本即告投降,所以这批亡命之徒既无训练,又不知军律,我亦无法约束。” 原来如此!原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一部分是亡命之徒! ---沈阳雪堆中千余苏军尸体背后的暴行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8个月前
张国焘叛变革命后,躲在香港骂遍了共产党的领袖们。骂到刘少奇时,他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 他说得不错。毛泽东之所以有今天,刘少奇的功劳最大。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记得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 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我又听见哐啷一声响,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他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 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了。就今天晚上的事情单独来看,我隐隐觉得刘少奇有点过分了。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也骂人了,而且出击在先。张国焘的嘴薄如纸,毛泽东的嘴比纸薄。刘少奇怎么就一个鱼跃跳到毛泽东的队列中呢?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一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是我统计的。当时我在台下,十分注意地看台上的领袖们的表情。他们均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充其量能算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象小鸡啄米一般。令我奇怪的是,毛泽东也和他们一样点头。他脸上挂着自信的笑。他放任自流地听凭别人歌唱自己。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被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他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噼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这个母亲生出来的。这个婴孩一出世就注定要万岁的。今天,毛泽东已无言,刘少奇亦无言,但毛泽东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言。我们用它斗天,斗地,斗别人。别人也用它斗我们。谁上台谁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谁下台谁就被别人宣布背叛了它。上台下台,车轮咕辘辘转,只有它岿然不动。 ---刘亚洲:刘少奇之昏 (作者按:此文被访者是一位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老同志。)
朱韵和
8个月前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 ,可三番五次地写,…”。“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创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年轻的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1944年6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斯诺夫人海伦对人说,1937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延安整风的真实原貌 中共重建了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 作者: 袁斌
朱韵和
8个月前
说说毛晚年的一件事——毛泽东一个人的电视台。 毛泽东一个人有过特供毛瓷,有过特供毛食,有过特供毛烟,他还有过特供电视台? 按理说,毛泽东一个人有这么多“特供”,已经不怎么好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这么搞已经很不好了,你想看什么,还得为你专门办个电视台,就更不好了。 “1974年,根据中央的 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钟山风雨》2006年第一期〕 为毛泽东特供的电视节目录好了,得通过湖南电视台住外发射。 “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怎么解释?——“安排失误,接受批评”。 但从电视台往外播出的节目再集中再好,不过“革命节目”,毛不看这些玩艺儿,毛想看不革命的。 然而,不革命的电视节目怎么往外播呀!便单独开个频道。可单独开个频道。万一观众偶然收到了怎么办?毛要看的也不能让老百姓看到呀! 没办法,那也得播。 “1975年元旦这一天,“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 但毛泽东满意了,电视台来事儿了。 紧接着“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文化大革命,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就是破四旧、立四新。亿万老百姓天天八个样板戏,看的直反胃。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人却不看老婆的“新戏”,这就不是一般的特供些什么了。 不正常播出就得有不正常手段,总撒谎哪行!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钟山风雨》2006年第一期〕 各位,这段描述的最后这句用得多巧妙!多恶心!明明是愚弄老百姓,却来了个“不会惊动观众”。文化大革命你把老百姓都惊成啥样了!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看看吧,毛泽东想看戏都得专机送,这和当年杨贵妃想吃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有什么两样? 1976年7月16日,“毛泽东一个人的电视台”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为什么?不必说了。 ---毛泽东一个人的电视台 作者: 大山无言
朱韵和
8个月前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 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 情都暴露 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 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 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 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 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 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 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 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 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 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 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 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 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 1962 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 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 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