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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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

编程随想:“戒严令”出笼的经过 ★5月17日，在邓家的【紧急常委会】 5月17日下午，在邓太上皇的寝宫（米粮库胡同）召开了一次非常关键的“紧急常委会”。　　列位看官请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邓的寝宫召开关键的决策会议了。本系列开头部分聊过1986年爆发的“八六学潮”，当时也是在邓家召开关键性的会议，决定撤换总书记（废胡立赵）。实际上，整个“六四事件”期间，在邓家开过好几次关键的决策会议。这充分体现出——邓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参考书目此次会议很关键——直接催生了“戒严令”，而“戒严令”又大大加剧了各方的矛盾，直至最后演变为血腥屠杀；而天朝的政治走向也因此而大为改变。　　既然如此重要，有必要详细说一下这次会议的过程。为了比较靠谱地复原历史，俺同时参考了如下几本书对此次会议的描述。通过不同出处的交叉对比，更有利于去伪存真。赵紫阳：《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李鹏：《关键时刻——李鹏日记》陈小雅：《八九民运史》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吴仁华：《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张良（化名）：《天安门文件》 ◇与会人士当天赶到邓家开会的，除了当时的“政治局五常委”（赵/李/乔/胡/姚），还有杨尚昆——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列席会议。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否则他也应该参加。　　另外，《八九民运史》提到李先念也参加了那天的常委会，而《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天安门文件》三本书则提到薄一波（薄熙来亲爹）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但两个当事人（赵紫阳、李鹏）的著作并未提及“李/薄”俩人参会。所以这俩人是否参会，存疑。有可能这俩个老家伙压根没参加这次会议，也可能这俩列席了会议，但没啥发言，导致2个当事人的著作忽略了这2个老家伙。　　另外，此次会议由“邓办主任”王瑞林担任会议记录。 ◇会议过程会议开始后，邓太上皇先发话（大意是）：事已至此，众爱卿有何良策？　　赵作为总书记先发言。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主题与他前一天（16日）晚间在常委会上所说的差不多。考虑到篇幅，俺就不引用了。简而言之，他依然主张采取【怀柔】的策略来解决学潮。其中的关键点是：有必要修改《四·二六社论》，这可以大大缓解与学生的对立情绪。　　当赵讲这番话的时候，邓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细节）　　赵讲完之后，李鹏作为总理第2个发言。李鹏一上来就把矛头对准赵，重点攻击赵紫阳的“五四讲话”，说赵紫阳是局势失控的罪魁祸首。在之前的历次常委会中，虽然“赵/李”经常爆发争吵，但李鹏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这让赵紫阳有点意外。　　接下来，姚依林（王岐山的岳父）在发言中也攻击赵紫阳。其攻击的火力比李鹏更猛，甚至列举了赵的“四大罪状”，还翻了历史旧账——扯到了赵的儿子搞“官倒”。这同样让赵紫阳感到意外。　　作为“五常委”之一的乔石比较滑头，说了一些“政治正确”的话，但没明确表现出他倾向哪一边。另一个常委胡启立则表态支持修改《四·二六社论》（可以看出——胡启立站在赵这边）。　　几个常委都讲完，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也发表了看法。他反对修改社论，同时还转述了【廖汉生】的建议。杨的原话是：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杨尚昆的发言让赵紫阳很惊讶。在本系列的第29篇，俺专门介绍过“邓/赵/杨三角关系”——杨尚昆同时与“邓/赵”二人保持良好的私人交情。（根据《赵紫阳回忆录》）在这次常委会之前，杨与赵私下交流时，杨一直是反对军事戒严。但在这次会议上，他通过引用廖汉生的话，实际上变相支持军事戒严。稍微跑题一下：　　这个廖汉生是杨尚昆的妹夫，中央军委成员，曾当过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另外杨尚昆的亲弟弟杨白冰也是中央军委成员（同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杨尚昆本人是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共也就没几个座位，他们一家就占了3个，以至于被民间戏称为“杨家将”。　　为啥杨的态度发生转变捏？首先必须说明：杨同样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赵觉得杨的态度发生转变，俺认为至少有如下2种可能：可能性1 杨一开始确实是反对戒严。但在17日开会之前，他已经察觉到邓的立场（准备动武），当“邓/赵”出现分歧的时候，他当然要与邓保持一致。可能性2 杨一开始就是两面派，在邓面前主张戒严，在赵面前反对戒严。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可能，（考虑到“杨家将”的特殊性）军事戒严实际上对杨是【有利】滴——六四之后，“杨家将”在朝中获得了比原先大得多的话语权，其权势一度压过新任总书记江蛤蟆。另外，经历过六四的读者应该会记得——在六四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官方的某个宣传口号是：解放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熟悉党国话语体系的读者，应该可以从这句宣传口号中，体会出很多信息量。（跑题结束，言归正传）　　几个与会者都讲完之后，邓进行总结性发言，要点包括：其一，《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是正确滴，不能后退（不能改）。其二，问题出在党内高层，尤其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邓把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直白了）其三，必须在北京实施戒严（军事管制）（注：《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几本书都提及上述3点）对“戒严”的措施，5个常委的分歧很严重——李鹏＆姚依林极力赞同，而赵紫阳则极力反对。至于另2人（胡/乔）的态度，不同的著作，描述略有差异。最终通过某种（非正式的）口头表决，决定在北京市区进行戒严（军管）。　　面对这种结果，赵紫阳无奈地表示（原话）：有决策当然比没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赵说这句话，其实已经在暗示他要撂挑子。针对赵的暗示，邓又强调了几点： 1. 少数服从多数； 2. 裆中央要保持一致； 3. 如果这个决策错了，大家共同承担责任。那天的“紧急常委会”在下午6点散会，除了明确要“戒严”，还明确了如下几个事项： 1. 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戒严令”（请注意：赵已经被排除在3人小组之外） 2.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继续开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戒严令” 3. 次日（18日）安排几个常委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 4. 次日（18日）召开戒严工作的碰头会，由上述“三人小组”汇报进展情况　　天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戒严令”算是出笼了。

#戒严令 #六四事件 #紧急常委会

8个月前

路透社照片 1989 年 6 月 4 日，坦克闯入天安门广场，人群惊慌逃窜。 Reuters file photo A crowd flees in panic as tanks barge into Tiananmen Square to begin firing on June 4, 1989. ---The Japan News

#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历史 #抗议 #民主运动 #镇压

8个月前

1989 年 6 月 6 日，大屠杀发生后，一辆中国军用坦克驶过北京街头。 A Chinese military tank rolls through Beijing’s stree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massacre, June 6, 1989. (Jacques Langevin / Sygma via Getty Images)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坦克人

8个月前

余不洁：毛泽东是否见过狱中的林昭？关于毛泽东是否见过狱中的林昭，此事已经远远超出了考证分析的范围，几乎成了一种判断是否为正常人的标准的争论。至高无上的领袖、堂堂的中共主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怎么会御审林昭，或者屈驾会见林昭？而另一个更加令人诧异的话题是，林昭认为由于柯庆施对她的保护而遭到居心不良的毛泽东的暗害。有人据此判断，林昭精神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说这样的胡话。目前，关于毛泽东亲自见到林昭之事，所有的材料都直接或者间接来自林昭本人。证据之一是林昭在狱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上书，即十四万言书，其中大约有三千八百字直接谈到这个话题。此书乃林昭在狱中的血泪记述，字字千金，弥足珍贵，绝不可等闲视之。证据之二乃林昭胞妹的亲述，她证明林昭在第一次被捕假释后，曾亲自对母亲谈及此事。林昭母亲对此极为恐惧，急忙制止了林昭的言说。由于官方严密封锁林昭案件的相关档案，此事尚无法得到官方资料的佐证。因此，完全证实此事颇不容易，但是，将此事证伪更难，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反证的材料。从林昭的经历来分析，即便按照那些强烈质疑林昭相关言辞真实性的人的标准来看，至少在第二次被捕入狱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有精神问题。而毛泽东亲见林昭之事，恰恰就是在林昭第一次被捕后、保外就医期间亲自告诉妈妈和妹妹的。从时间点上分析，这个消息的可靠性应该是极高的。其实，就是在林昭被秘密杀害前的几个月，她的北大同学张元勋曾经和林昭母亲一同在监狱会见了林昭。仅就张元勋留下的相关记述可见，林昭在遭受无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之后，在同学面前依然神态安详，并口占七言古风一首相赠。林昭谈到同学情谊的怡悦，念及老母幼弟的悲怆，其谈吐之高雅，思维之清晰，逻辑之严谨，谁能从其中找出一丝一毫林昭有精神问题的迹象？相反，从林昭遗留在世的诗文中可以发现，林昭对于自己过去的反思以及对中共的剖析，其认识之深刻，其思想之超前，其结论之准确，足以证明她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清醒者。当然，林昭对柯庆施之死所做出的判断和解读或许有某些出入和偏差，但这并不足为怪。在毛泽东死前，整个中国处于铁幕笼罩之下，中共的高层更是黑幕重重。不要说是普通人，就是很多学者、专家都往往判断失误，一般人更是很难从中找出事情的端倪。从美国情报机关后来解密的一些文件看，他们对六十年代初中共和中苏之间的矛盾所知甚少，其结论往往荒谬不堪。但是，相信没有人因此而怀疑那些专业人员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推演能力，更不会认为这些人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个例子，王明——一个对中共的运作和毛泽东本人有极深了解的、中共内部第一流的才子，他在文革初期所写的对毛泽东研判的一些文章，以今日的眼光观之，也是荒诞不羁、令人匪夷所思。有人会因此质疑王明有精神问题吗？因为信息不足和封闭导致判断失误或者偏差，这本来是极为寻常的事情。况且，直到今日，相关档案完全封闭，官方所有当事人都噤若寒蝉，不透一丝口风，包括那些临死前写出回忆录妄图洗白自己的文革高官。林昭关于毛泽东柯庆施之间的诉说，人们就其虚实现在下结论显然还为时尚早。即便是精神病人，很多人也具备正常的记忆和处理生活的基本能力，甚至具有某些超越一般人的精明。他们只是在某一方面过于敏感，出现错误的联想或者幻想，或者被迫害的妄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当承认他们对具体事件细节回忆的价值，至少应该把他们对事件细节的描述和他们对原因与后果的判断分开。更应当注意的是，一些精神病患者发病的触发点却恰恰是他们看到了某些绝对真实、而又令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事情，或者说是超出了他们正常的认知范围、无法获得解释的事实，用林昭自己的话讲，就是“希奇古怪之事”和“荒乎其唐的怪事”（十四万言书41页）。可以推断，那件“希奇古怪之事”对林昭的刺激实不可忽略，在她的诗文之中当不难发现此事留下的种种痕迹。撇开直接证据的问题，单单就林昭案件的独特性而言，也令人无法释疑。首先，林昭可以在狱中写日记、文章等等行为，绝对不符合中共统治下的监狱规章。监狱当中那些设施和手段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成疯子，更有设施和手段足以让一个疯子消声。身陷残暴的专政机器当中，不屈服已经少见，公然反抗则属罕见，而反抗又能成功恐怕难得一见。有人用林昭有精神病故而被狱方迁就来解释，显然高估了中共暴政机器的宽容和人性。而且，从数年间林昭所遭受的非人的折磨、摧残以及被秘密杀害的过程看，狱方的所有作为都明显地显示出其中必欲制服之的逻辑和目的。假若狱方真的认为林昭有精神病，也该送进监狱内部的精神病医院，至少也会把她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或者对其置之不理，听之任之。毛泽东统治时期，在监狱中得精神病的绝对不是个别现象，但是，能在监狱中留下大量文稿，林昭可以说是中共监狱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林昭留下了不少血书，但是，还同样留下了大量钢笔书写和誊录的文稿。不单数量惊人，而内容更是令人震撼，其中除了直接批判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外，还涉及到对毛泽东的品性和私德的揭批。这类事情，今人可能将其当作闲话、淡话一笑了之，可在文革时代，那可是亵渎神圣十恶不赦的大罪，几乎是必死无疑，就是无心之罪而惨遭屠戮的亦不在少数。然而，这些文章写出并正式交给狱方后，林昭居然还能存活了近三年之久，这不是太令人奇怪了吗。对比在文革中被枪杀的美女李香芝，我们可以对那个时代的严酷和黑暗一探究竟。李香芝曾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文革初期因批评陪舞问题遭受政治迫害，从而导致精神失常，冬天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大哭大笑说些疯话。根据国内著名网站互动百科和百度百科的说明，李香芝在内部被批斗的时候说出了这样严重犯忌的话：“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此后，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许家屯做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几天后，他又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处以极刑），望力级（立即）执行。”李香芝从事发到被处死，仅仅四个多月。“不准任何人提审”有明显的杀人灭口、最大限度防止信息扩散的意味。不过，杜钧福在“许世友在文革中的恶行”一文中，认为那个副主任应是负责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而不是许家屯。此说似乎更加可信。读过许家屯回忆录的人都能看出，此人颇有些书卷气，像是读过几天《四书》的人，绝对不会是个半文盲。文革期间，杀人的权力早已下放到省市，军管之后更滥。而林昭被杀据云却经过中央批准，显然不同寻常。而且，还是秘密杀害，此事就更令人奇怪。尤其令人费解的是，1968年4月27日，上海曾将7名包括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在内的所谓“反革命”在万人大会上公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而轰动一时。而林昭则是在仅仅两天后的29日另行被判处死刑，且秘密行刑，为什么？依此推断，似乎有人对林昭和她的遗体有特别的关注，不知道苏州姑娘林昭是否能像林黛玉那样“质本洁来还洁去”。对于这一点，曾经羁狱多年的张元勋也有过怀疑。此外，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能够以未婚夫的身份前去会见狱中的林昭，也属极为罕见的个例。只有直系亲属才能会见，这好像是监狱中的规矩。据张元勋的文章“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记述，在会见现场，狱方共有三名制服警察，数位便衣女郎（张认为是翻译录音等技术人员）和二十多位佩枪军人。在狱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多病女囚会见一个未婚夫，居然搞得如此排场，其中的阵仗这般夸张，着实令人疑惑不解。尽管张元勋的生花妙笔将会见过程描述的得极为感人，但还是让人感觉张元勋有所保留，似乎有些内幕仍未道出，因为有他的右派同学认为张是受命前往。其实，肯定毛泽东见过林昭，固然只有林昭一人的证词，但是，否认毛泽东见过林昭的人，绝无一丝一毫的证据。而断然否定毛泽东因涉林昭而害死柯庆施事存在之可能，更是全凭想象和想当然。而那个想象和想当然的基点，恰恰可能是由于对中共高层和毛泽东本人缺乏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绝不会有这种属于凡夫俗子的嫉妒和阴暗，更不会干那些争风吃醋之类的勾当。这显然是过于书生气和天真了。实际上，不要说那些野史笔记之类的东西，就是正史或者在圣经当中，君王为了一个女人杀害臣下的事情也不罕见。中共高层腐败糜烂的内幕只不过被严密包裹了起来，不为一般民众所知晓而已。在人民大学期间，林昭曾经和刘少奇的前妻王前女士过从甚密，甚至可算是王前女士在孤寂无聊生活中的挚友。不排除林昭可能从王前女士那里听到过核心层包括毛泽东等人的一些生活秘闻。反右之后的林昭，绝对不会再像底层百姓那样对毛泽东之流有任何迷信。就像林昭所引用她同时代人中的一位闯将的话：“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 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文章，把毛泽东亲见林昭称之为御审。显然，御审一词是否得当还是值得推敲的。可以断定，毛泽东断无兴趣审问林昭为何反对中共，为何反抗压迫。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还是不同于勤于政务，颇有点正义自持的雍正皇帝。毛泽东从来就是一个无信仰、无是非观和无理论坚持的人，他感兴趣的只是权力、得失和女人。毛泽东不惜降阶前去亲见林昭，或许是被江南女子林昭的旷世之才所吸引。不说林昭在文学上的修养，单单就旧体诗而言，自民国以来，林昭的诗无疑是第一流的，而以诗人自许的毛泽东则完全不入流。在当时，另一个著名的才女右派是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俊杰。与林昭之事不同，林希翎的情况官方舆论有极多的报道和介绍。当年，林希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当众发表了几次讲演，从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评，其演讲内容马上被秘密整理成内参上报。毛泽东看到以后，当场将她定为“学生右派领袖”，并在处理林希翎的报告上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等大家淡忘之后，林希翎被秘密逮捕投入监狱。至于林昭成为右派以及被处置是否也是毛泽东的旨意，由于档案资料缺少，就只能存疑了。更加奇怪的是，就在林希翎即将刑满的时候，毛泽东在1973年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乃亲自下令予以安置。按照一般人的想象，以毛泽东的地位和繁忙程度，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么一个女青年身上花如此大的心思。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在当时的学生右派当中，林昭和林希翎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她二人就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林希翎偏重经济，而林昭追求自然，林希翎之文采风流可能稍逊林昭。而毛泽东是以其诗文自许的，在林希翎和林昭之间，他更加关注林昭应该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断。毛泽东早年和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士的往事早已传为“佳话”，此事或许也是认识毛泽东为人的另一个佐证。那是1936年，毛泽东率残兵初到陕北不久。著名女作家丁玲辗转到来，毛泽东与之晤谈甚欢，并破格任命她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说，差不多每次去毛泽东那里，看到他都在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还有一次，毛泽东偶然被一男婴所尿湿，竟兴奋地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毛泽东对丁玲说过：“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丁玲对毛泽东的感情是众所周知的，至于毛泽东当时对丁玲如何，就不便妄下结论了。但至少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丁玲是获毛泽东亲赠诗词殊荣的五位女性之一。除了李淑一之外，其他包括毛泽东的发妻、先后同居的女人，以及身边的女机要员。而且，为丁玲填的那首词是在她随部队出行采访时，毛泽东通过军用电台传送的，那个月的十二日发生了震惊天下的“西安事变”，由于蒋拒绝在被挟持的状态下签署任何文件，东北军和西北军部分青年军官极为不满，二十五日张学良为担心局势失控，不得不仓促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离开后，东北军内部发生火拼，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开始瓦解。此时，红军前途未卜，是战是和难以确定。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居然有心填词，其对才女之殷勤和追求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毛泽东对某人感兴趣，绝非是真正的欣赏和关爱。毛泽东对“人”、对生灵没有丝毫的尊重，任何人在他的眼里都不过是具有某种功能的器物。抽象地说，毛泽东对某人才华的兴趣是和这个人分开的。毛泽东可能对某个人的才华或者风韵非常好奇，渴望与之见面、满足自己的好奇，进而消遣之。同时，这完全不意味着他对此人有任何感情。而且，毛泽东极端过敏，即便是他一时“欣赏”的人，对他无心的冒犯也不会放过，乃至睚眦必报。比如右派当中年龄最大的冒广生老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冒广生乃明末四公子冒辟疆之后，诗词曲书画无所不精。57年在陈毅敦请之下发表文章，担心百花齐放的政策乃是诱人失言，因而劝谏毛泽东，并说了一句“自比子路不悦孔子”。此后，老先生被邀请入中南海与毛泽东叙谈。然而，时年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却随后被打成右派，并于次年抑郁而终，其墓在“文革”时被毁。老先生风烛残年遭此不幸，首先是无意点破了毛泽东的诡计，二来，那句“子路不悦孔子”恐怕也让毛泽东深受刺激，后果甚至比前者可能还严重。众所周知，子路对孔子不满的事情有多次，但最著名的莫过于“子见南子”。毛泽东寡人有疾，对冒老先生的这个比喻想必会怀恨在心。一些人认为林昭有精神问题的主要证据，就是林昭与柯庆施的看似荒诞的冥婚以及由此而写的《灵耦絮语》。在柯死前，林昭对他原本并无任何眷恋，至多也不过是对其印象不错而已。如果说林昭与柯庆施有何交道的话，只是在她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和非人的待遇时向柯庆施这位地方长官写信投诉。当然，可能还存在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柯庆施可能当林昭面讽劝过毛泽东，对她稍有关照。正是认为柯可能由于指责毛泽东的非分之举、非分之想而受害，故而林昭有所谓伯仁之憾，最后乃至于与之冥婚，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和自我安慰，并在百般痛苦和压抑之中，沉浸于想象的大海，用血泪写出了奇幻之作《灵耦絮语》。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关于人鬼之交的故事和戏剧作品，比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聊斋志异》，以及戏剧作品《牡丹亭》、《红梅阁》等等，毛泽东极为痛恨的鬼戏《李慧娘》就脱胎于《红梅阁》。在传统中国，不仅很少有人质疑人鬼故事的真实性，更不会怀疑作者有精神问题。然而，在一个长期迷信无神论的环境中，诉说冥婚以及人鬼之交，自然会被误解为精神病。而且，那些自以为正常的无神论者却会轻易接受一些更加荒诞无稽的政治幻想。那首流行于文革时期、近年来又沉渣泛起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就凸显了时代特色。这首诗臆想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用军事暴力成功占领莫斯科、巴黎、耶路撒冷、华盛顿等，征服整个世界的疯狂历程，曾传咏一时，令许多青年血脉膨胀。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罩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外壳的白日梦呓，映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空虚、扭曲和病态。面对这样的癔症狂言，却从未听人说他们是疯子。对比之下，《灵耦絮语》尽管也是幻想，却字字血泪、处处真情。《灵耦絮语》乃是林昭在逼仄封闭的铁牢内对自己心灵的放纵和情感的解放，在貌似离奇的形式下展示了一个寻常女人的爱恨情仇，它是天良的表露，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林昭说，宁愿让血流出，也不愿在心头凝结。林昭对公义的坚持，对压迫的公然对抗，让一些智者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样的人根本不是英雄而是偏执型精神病患者，或者说她是疯子。其实，英雄和凡人在平常可能并无多大区别，所谓的英雄不过是在非常时刻依然敢于坚持常识，保持人的尊严，由此显得他们尤其与众不同常。在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这些人的确难以得到理解。坦白地讲，如果将林昭对公义的坚持、对邪恶的不妥协归为偏执型精神病的话，那么，不要说中共推出的其早期的那些名烈士（包括林昭的舅舅）绝大多数都可以归为此类，而且，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众多英烈也都要归入这个行列，甚至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殉道者都尽可纳入此列。此外，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智者不去质疑拥有无尚权力的统治者、独裁者为什么不可以仁慈一点，人性一点，为什么不可以少一点残暴，少一点兽性，少一点疯狂，却偏偏质疑无辜的受难者为什么要维护做人的尊严、坚守自己的信仰。这个奇怪的现象，或许能让人们从中发现中华民族一而再、再而三蒙受耻辱的深层原因。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能见到幽居深宫的独裁者毛泽东，无疑属于万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毛泽东亲见囚禁中的林昭，一些人难以想象也是正常。其实，对于林昭本人而言，毛泽东亲见想必也是意外之事。然平心而论，此事却又极合情理：林昭于亿万人中之绝代风华，足以吸引毛泽东、震撼毛泽东；以毛泽东附庸风雅之为人、寡人有疾之禀性，亦绝不会略过林昭。逻辑如此，焉能不信。 ——《纵览中国》首发

#毛泽东 #林昭 #政治历史 #历史争论 #领袖传闻

8个月前

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的老战友宗凤鸣议论过他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事做过一番评论：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赵紫阳还说：他这个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是坚决不做的，即使这件事是正确的，也坚决不做。赵紫阳还多次谈到：邓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执行，不能反对。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在笔者看来，赵紫阳所谓邓小平的“这样性格”，颇得毛泽东的某些遗风，即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遗风。他为了保证那场曾由自己直接领导的“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给几个人平反，再用这几个人的案情，去给那整个涉及几十万人的大案定性。结果，这就使得许许多多的“右派”在蒙冤受屈二十余年后，至多只能获得“改正”，而不能获得“平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整人者所应给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机关所应给予的赔偿。邓小平如此行事很难不让人理解为：他宁可不给蒙冤受屈二十余年的数十万人彻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损失。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赵紫阳 #软禁 #宗凤鸣 #邓小平 #反右运动 #政治评论 #历史 #中国政治 #政治形象

8个月前

吴仁华：六四镇压时消极抗命的28集团军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时，第二十八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军部驻地在山西省大同市，部队代号是五一三六一。何燕然少将任军长，张明春少将任军政委，杜东海少将任副军长，杨惠川大校任军副政委，邱金凯大校任军参谋长，苏云大校任军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是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在中国官方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宣传资料中，该集团军不见踪影，被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为表现最差的一支部队。该集团军没有所属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也没有官兵成为“共和国卫士”。受阻於木樨地桥头六月三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下，全体官兵全副武装乘车从北京市延庆县临时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开进艰难，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六月四日清晨，部队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这时，广场清场行动已结束。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于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西长安街大开杀戒，加上坦克第一师刚在六部口制造了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源源不断地有民众闻讯赶来声援。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抵达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时间大约是六月四日清晨七点钟，正遇上抗议高潮，男女老少悲愤不已，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停滞不前。西长安街上血腥镇压后的景象令官兵们感到震惊，处处可见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或被冲撞得东倒西歪；焚烧过后的公共汽车残骸四处分佈，砖石碎块遍地；道路两边的楼房墙上弹孔累累，地铁站的玻璃上也有许多弹孔，不少玻璃碎裂了。第二十八集团军先头团的车辆受阻于木樨地桥头西侧地段，起初曾经试图突围，但未成功。清晨七点钟过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焚烧装甲车，几辆装甲车被点燃。一群民众爬上一辆装甲车，揭开盖子，叫车内的官兵出来，但官兵不肯听从，十几个民众将官兵一一拽出来，另有一些民众拥上去殴打，官兵拼命逃跑，一些民众紧追不放。在场学生站出来阻拦，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并与一些市民组成警戒线，形成一个“保护圈”，让官兵们集中坐在其中。这些学生和市民一面阻止人们殴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讲述屠杀情景。惊魂甫定的官兵默默倾听学生和市民的悲愤叙述。听着听着，有的官兵终于忍不住插话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 其他装甲车、军用卡车上的官兵基本上没挨打，一些官兵下车后很快进入了学生和市民自动形成的“保护圈”。很多枪枝落到了民众手里，卸掉子弹夹后交给在场的学生，学生又还给“保护圈”中的官兵。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庞大的部队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地，但仍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屠杀情景，许多人泣不成声。一开始，官兵们大多不相信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复兴医院是收留死伤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医院从里到外，血迹斑斑。整个部队失去控制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枝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上午十点钟左右，愤怒的民众又开始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官兵们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动传授快速点燃装甲车的方法。被点燃的装甲车、军用卡车越来越多，一时间，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的路段上火光熊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共被烧毁了七十四辆军车，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二辆通讯电台车，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军用直升机盘旋不去，重复广播中央军委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民众与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友好，交换了许多情况，一些官兵打开枪膛给民众看，里面没有子弹。不少民众主动给官兵送来了食物和饮料。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 在所有的戒严部队中，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消极抗命：集体承担责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领下消极抗命的。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在云南某空军基地给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曾提到此事。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第二十八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 相较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何燕然等人所受处分显然较轻，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执行命令”的罪名处罚，何燕然等人则是以“执行命令不力”的理由处分；其二，徐勤先独自承担责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无人与他分担责任，何燕然等人则是集体承担责任，整个集团军领导层扛起责任，无人推卸责任。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军、师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

#六四事件 #戒严 #中国政治

8个月前

何谓流氓政府？这在六月三日夜自然是指当天以士兵伪装平民。但此后中共所干的勾当还甚于此者。前面说过，六月三日夜老百姓将无轨电车推来横在桥上，既未纵火焚烧也没有给轮胎放气，中共军队遂将它们推开。老百姓为大屠杀所激怒，在这批军队通过后又将这几辆车推回来点燃阻截中共后断部队。笔者从六部口返回二十二号楼，接着又骑车向西，只见从桥头直到军事博物馆以西大约闾里路上，停著上百辆军车，最前面是十几辆装甲运兵车，每辆车上都乘有官兵十人左右。这以后是指挥车和大卡车，每车乘三四十人。如果他们想调往别处，是有路可走的，但似乎奉命呆在那里。车旁不断有人向他们讲头天夜里发生的事，间或有人咒骂，但没有人身攻击。就老百姓而言，敌忾虽在，攻击行动已经不会再发生，没有再发起攻击的必要，甚至没有足够的人力了。然而，就是这长长一列军车却在中午十二时后燃烧起来。特别是最前的十几辆装甲运兵车统通烧成空壳。笔者亲见士兵下车撤走，过一会，有人把它们点燃。事后听说，这些士兵撤到路南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汽车库，次日回归部队。他们没有受到攻击为什么要撤？如果上头没有命令他们怎么知道联络部有安身之处？后来电视上映出经过加工的“平暴”纪录片，这一列烧成空壳的装甲车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屏幕上。谜底至此就揭开了。 ---刘丁: 六四中士兵伪装平民烧军车

#六四事件 #流氓政府 #中共军队 #民众反抗 #大屠杀

8个月前

吴仁华: 1.89年5月23日下午湖南浏阳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浏阳达浒乡涟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鲁德成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扔颜料，三个人当即被学生送到广场学生指挥部，经讨论表决，学生将三人送交公安机关。学生担心这三人是公安便衣，为镇压制造理由。 2.89年5月23日学生纠察队抓住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扔颜料的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送往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召开记者会后将他们送交公安局。 3.1990年冬，喻東岳、余志堅、魯德成在湖南獄中。余志堅，無期徒刑，2001年出獄。喻東岳，有期徒刑20年，獄中不堪折磨精神分裂。魯德成，有期徒刑16年，1998年出獄。 4.2009年6月1日，左起：定居美国的喻东岳、余志坚与定居加拿大的鲁德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聚首。喻东岳已经精神失常，无法治疗。洛杉矶等地的民运朋友在他出国前曾捐助治疗费。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民主运动 #应对镇压 #学生运动

8个月前

这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宣传车，是学生们当时对外发布信息的中心。Jian Liu

#北京高校 #学生自治 #宣传车 #信息中心

8个月前

1989年5月19日，绝食的学生抗议者在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顶上。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抗议 #1989年 #学生绝食

8个月前

港人捐款岑建勋回忆说： “那一天从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香港的两个电视台和香港电台都现场直播，现场有几十万人，艺人歌手，人在香港的基本上都来了。” 仅这次音乐会，就募集到1300万港元。活动后，李卓人代表支联会，携带约200万港元捐款到北京希望送给学生时被拘留。李也是被迫签了“悔过书” ，, 6 月 8 日,送捐款上北京支援學生的李卓人被扣留三天才獲釋返港，「支聯會」代表到機場接機。(图2)

#港人捐款 #岑建勋 #香港 #电视直播 #1300万港元 #李卓人 #支联会 #北京 #悔过书 #学生支持

8个月前

仲华：历史上的火烧圆明园真相火烧圆明园，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但对于英法联军为何火烧圆明园，教科书上没有给出答案，只是笼统的称之为强盗行径。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语）。究其原因，按现在的观点来看简直是荒谬的。当时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冲突的焦点是“公使驻京”问题。至于领事裁判权、赔款、协定关说这些利益上的事对皇帝来说都是小事一桩，也很快达成协议。甚至，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那么，为什么皇帝如此注重在现在看来很正常的互派外交官的“公使驻京”呢？公使驻京必然要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万邦来朝、天下共主观念的破产，而这种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就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这一改变如果发展下去，这种合法性将受到挑战。这就是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其实质是“朝贡体系”与西方国家平等观念的冲突。再深究下去就是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了。满清政府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国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通州谈判破裂后，按事先计划清朝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按电影上僧格林沁的话“什么巴夏里巴夏外的，里里外外统统抓起来”，罪名是“叛逆罪”。呵呵，可笑，一群外国的谈判代表怎么就叛逆呢？39人中除18人生还，其余21人全部被折磨致死。这事要搁现在，哪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结果众所周知，英法联军大败清朝30000人的精锐。战后，清政府全部答应英法联军条件，而英法联军决定给清帝国皇室一个严厉的教训。这个严厉的教训，就是摧毁皇家园林-圆明园。需要说明的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报复行动是正大光明的。报复行动的前几天，英国公使额尔金命令在全城张贴公告：“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额尔金还通过公函的形式，向大清帝国下达最后通牒。英国远征军统帅格兰特为说服法军统帅蒙邦托参加这次报复行动，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摧毁圆明圆，只是针对应当为这些罪责承担责任的清政府，而非人民。”可见，从一开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则是把圆明园当做了傲慢无礼的大清帝国的一个标志。我们也可以通过巴夏礼事后给他妻子的信中证实这一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 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最后，圆明园曾遭受三劫“火劫、土劫、石劫”。圆明园被烧后，主题结构还在，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能怪英法联军了。

#火烧圆明园 #第二次鸦片战争 #文明的冲突 #清政府 #英法联军 #公使驻京问题 #亨廷顿 #历史真相

8个月前

赵紫阳的“516谈话”——是“低级失误”，还是“有意为之”？ ◇赵紫阳本人的说法——低级失误在那本《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谈了“中苏峰会”。其中包含了赵为自己的辩解，原文如下：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 　　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俺的分析但是俺【不】赞同赵本人的辩解。下面是俺的分析：与“五四讲话”的对比　　在本系列的第23篇，提到赵在“5月4日”的两篇演讲。其中一篇是“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讲话”；另一篇是“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讲话”。　　这两篇讲话，前者是大范围的，后者是小范围的；前者要先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审核才能定稿，而后者无需审核。所以，赵紫阳就在前一篇演讲中说得很含蓄，滴水不漏；而在后一篇演讲中说得很直白，表明了他对学潮的温和立场。　　从5月4日的这两篇讲稿，可以看出赵是一个很谨慎细致的人。　　而中苏峰会，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重要性都远远超过5月4日的那两篇讲话。　　如果说，5月4日的两篇讲话，他都作了周密的准备，仔细地推敲了措辞；很难想象在中苏峰会如此重要的场合，赵竟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与“其他朝中大员”的对比　　在本文前面的章节，俺解读了矮邓会见戈氏，所说的那番话。也提到了：很多朝廷大员，从矮邓的讲话中，听出了邓的潜台词。　　而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跟随其多年。赵对邓的性格，应该是更加熟悉才对。如果说，别的朝廷大员都听出了邓的潜台词；赵紫阳怎么会听不出？（请注意：邓的会面在上午，而赵的会面在晚间——也就是说，当他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他肯定已经知道了邓的讲话内容）其它一些细节　　《八九民运史》一书中还提到一个细节：当赵即将走入会场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他先问了现场某个工作人员“是直播吗？”现场的工作人员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为啥赵紫阳在会晤之前要问这个问题捏？恰恰说明他想在这次会晤中说一些比较【出格】的话（以当时的技术条件，现场直播是无法进行实时审查滴） ◇小结——赵紫阳是有意为之基于上述对比，俺认为：以赵紫阳如此老练的政治手腕和如此谨慎细致的性格，他【不至于】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更大的可能性是——有意为之。 ★赵紫阳为啥要这么干？当然啦，由于赵紫阳已经不在人世，咱们已经无从知晓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假设俺上述的分析是正确滴，肯定有读者会问——为啥他要这么干捏？　　关于这个问题，俺在本系列之前的某几篇博文，已经作了一些铺垫。如今来汇总一下 ◇与胡耀邦的对比在本系列的第23篇，俺提到说—— 胡耀邦死后极尽哀荣，而赵紫阳在学运【初期】的名声并不太好，甚至成为学生的嘲讽对象（当时流传：他大儿子赵大军参与“官倒”）。　　 “胡赵”二人，同为邓矬子的左膀右臂，同样都是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在学潮【初期】）两人的名声，差异却如此之大。这肯定会让赵觉得心理不平衡。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这样明显的反差，会让他有强烈的动机去消除民众对他的误解。 ◇与“八六学潮”的对比在本系列的第6篇，俺介绍了“八六学潮”的经过。　　那次学潮（相比六四而言）影响的范围不算大，持续时间也不算长。但学潮结束之后，胡耀邦因此而下台。　　而“六四学潮”发展到5月中旬，范围已经波及全国，连中苏峰会都受到影响。不管“六四学潮”最终如何平息，肯定得有人出来背黑锅，当【替罪羊】。那么，谁会是替罪羊捏？当然【不可能】是矮邓。虽然矮邓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但【名义上】已经退居二线。所以，替罪羊多半是总书记赵紫阳。 ◇小结以赵的政治头脑，他肯定能想到上述这些。　　一方面，他希望获得像胡耀邦这样的名声；另一方面，不管他如何做，他的仕途已经没戏了。　　在这种情况下，与邓决裂，或许他还能保住自己的名声。从【博弈】的角度来讲，这大概是他最好的选择。 ---编程随想

#赵紫阳 #516谈话 #中苏峰会

8个月前

“赵紫阳516讲话”的后果 ◇邓赵决裂据说邓得知赵的讲话内容后，极度震怒（这是从邓小平女儿那里传出来滴）。　　另一个迹象是：赵紫阳在发表上述讲话的次日（17日），想要找邓单独面谈一下（当面解释一下）。但是邓拒绝与赵单独面谈，而是在邓家召开了紧急常委会。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赵紫阳的上述讲话，直接导致了【邓赵决裂】。赵紫阳的这番话为啥让邓矬子如此激动捏？　　其一，因为当时的国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且复杂。抗议示威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校学生，而是蔓延到社会各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赵紫阳强调“邓才是真正的一把手”，等于让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邓身上。　　其二，俺前面也说了，邓矬子这人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他一方面非常恋权，另一方面又非常忌讳别人说他恋权。赵紫阳的这番话，会让很多人觉得——邓表面上退居二线，实际上还紧抓权力不放。于是，邓矬子“恋权”的形象就露馅啦。 ◇赵紫阳政治生命的终结 “邓赵决裂”也意味着，赵紫阳政治生命已经完蛋了。 ◇改革派遭重创一旦赵紫阳的仕途终结，对朝廷中的改革派必定是一大打击。而且保守派肯定会觊觎“总书记的宝座”。实际上，李鹏的如意算盘就是——挤掉赵紫阳，自己取而代之（只不过，后来半路杀出个江蛤蟆，让李科长的美梦落空）。　　从历史的后续发展可以看出——赵紫阳倒台后，其它改革派的高官在六四之后，也都靠边站了。 ◇面对学潮，【强硬路线】成为主流一般来说，能混到朝廷高层的，最起码都懂一点官场之道。　　通过16日的中苏峰会（尤其是邓赵二人的讲话），很多朝中大员已经看出苗头，开始见风转舵。某些原先支持“温和策略”的人，就识趣地转向“强硬策略”。　　典型的例子当属杨尚昆。他本来是站在赵紫阳这边，主张“怀柔政策”，反对“军事戒严”。但是到了17日（中苏峰会次日），在矮邓家中开紧急常委会的时候，杨尚昆反而率先提出要进行“军事戒严”（注：在《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中，赵紫阳记述了杨尚昆在那天会议上的发言）　　而且，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杨尚昆也确实充当了血腥镇压的急先锋。 ---编程随想 ---图:1987年11月1日，赵紫阳（右）和邓小平（左）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John Giannini / AFP）

#赵紫阳讲话 #邓赵决裂 #中国政治 #历史事件

8个月前

吴仁华:六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原因关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原因，当年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中流传着两种主要说法，一是说中共当局事先让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服用了兴奋剂，二是说许多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经历了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早在对越作战中杀红了眼。第一种说法有很浓的传说性质，笔者早在1990年5月撰写《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初稿时，就明确表示怀疑。这个说法一方面缺乏证据，另一方面与笔者的亲身经历不符。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30分至5点20分，笔者坐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一级台阶上，近距离目睹了冲上纪念碑底座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神态，他们显示出来的不是兴奋，而是愤怒，一种对“反革命暴徒”的强烈而不可压抑的愤怒。这应该与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政治思想动员有关，不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第二种说法有所依据。包括冲上纪念碑底座的陆军第27集团军特遣分队在内，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确参加过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而这些参战军人很粗野，也很凶狠，平时就让部队难以管理，不仅经常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打架斗殴，而且还时常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公然闹事，连警察都不敢干涉。陆军第 67集团军在老山战区参加轮战期间，甚至发生过一名士兵端枪扫射集团军指挥机关的恶性事件，军长张志坚少将中弹受伤，军参谋长粟戎生少将及时躲入桌子底下，才逃过一劫。从1984年至1989年，解放军七大军区奉中央军委之命，派遣部队参加老山战区轮战，包括兰州军区的陆军第47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16集团军、陆军第23集团军，北京军区的陆军第27集团军，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1集团军，广州军区的陆军第41集团军、陆军第42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67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成都军区的陆军第13集团军。此外，各大军区先后组成十三个侦察大队赴老山战区参加侦察作战。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中，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都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其他陆军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侦察兵，基本上也都曾经以侦察大队的番号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可以说是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毕竟在老山战区所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全副武装的敌国军人，而在北京城内所面对的则是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笔者在研读了包括中国军方在内的许多资料后发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被激发了仇恨，二是立功心切。先说激发仇恨这个原因。一方面，由于学生运动深得人心，北京民众普遍反对戒严措施，几乎所有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遇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军民之间或多或少发生过言语和肢体冲突，以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为例，1989年5月20日，就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况下，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不少军人觉得受了委屈，心里憋着一股气。后来正是步兵第113师部队率先开枪射杀民众，时间是1989 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上的五棵松路口。另一方面，中共当局不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接触民众，避免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以后产生同情，对所有进京部队实行封闭式的管理，严格规定官兵们不能私自走出驻地。在此期间，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复灌输“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的说辞，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欺骗宣传，极力宣扬所谓的“暴徒”毒打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恶行，激发军人的仇恨心理。为了突显所谓的“动乱”、“暴乱”，中共当局极力制造军民冲突，例如本来可以利用北京地下战备通道将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部队安全地运送到人民大会堂等地，陆军第65集团军等部队就是利用地下战备通道进入了人民大会堂，但故意让部分官兵弃地下战备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会堂等地徒步开进，引诱民众予以阻拦，造成军民冲突，达到激发军人对民众的仇恨心理。不得不承认，中共当局的这一招数使用得非常成功。在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中，确实有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将民众当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对待，下手毫不留情。例如在西长安街上，一位解放军戒严部队军官二话不说，近距离，以行刑似的方式，用手枪对准清华大学学生段昌隆的胸膛开枪，将他打死。当时段昌隆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希望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例如在西长安街上，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不放过连中三枪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吴国锋，一名士兵将刺刀捅进他的肚腹，使劲往下拉，造成长大7、8公分长的伤口，一位军官又往他的后脑勺补了一枪。例如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南长街南口附近，解放军戒严部队不准民众救助中枪倒地的、年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中学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遭军人端枪威吓；途经的救护车被强行赶走，最终导致王楠不治死亡。再说立功心切这个原因。事实上，这才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最主要原因。在开枪命令下达之前，中共当局已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行动定性为 “反革命暴乱”，将六四血腥镇压行动说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制造了依据，同时也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提供了立功受奖的机会。中共当局有关参战军人待遇的文件规定，：“平息反革命暴乱”属于战争性质，参与平息反革命暴乱行动等同参战，凡立功受奖、受伤致残者，均享有参战军人的优厚待遇。凡立功受奖者，国家负责优先安排工作，农村户口可以转为城镇户口。这项规定对于来自农村的士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大多数士兵又恰恰都来自于农村。以陆军第38集团军为例，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1万多名官兵中，就有8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有4名官兵被北京军区授予“卫国勇士”荣誉称号，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逾十分之一的军人立下战功，可见中共当局为了达到镇压目的，是如何大方地奖赏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由于上述这两个主要原因，几乎是所有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接到部队开进命令后，都迫不及待地杀出封闭已久的临时驻地。当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下达之时，几乎在每一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临时驻地都是欢声雷动，磨刀霍霍，官兵们的普遍心理是：终于等到了报仇和立功的机会。据现场目睹者说，1989年6月3日晚上，陆军第38集团军和陆军第63集团军等部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的机关大院举行出发前的誓师大会，全体官兵杀声震天，令人不寒而栗。对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士兵而言，既能报仇雪恨，快意杀人，又能立功受奖，复员后留在城里工作，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呀。例如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第 9连士兵刘加林，就是因为获得“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破例提拔为少尉排长，后来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 —————————————- ---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事件 #戒严部队 #凶狠杀人

8个月前

《华盛顿邮报》记者回忆六四：成都军人集体枪毙市民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在1989年学运期间是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他不但亲眼见到了六四期间被军人击毙的北京普通市民，而且还赶赴成都了解到军人对普通市民的集体枪毙事件。记者：邵德廉先生，在1989年学运期间，您一直都在北京吗？邵德廉：我是驻在北京，但六四屠杀之后，我也去了外地，包括成都、上海等地。要知道，当时不止是在北京，实际在全国都有抗议，这很让人振奋。我想象不出当年有任何一个省会城市，没有这样的抗议活动。记者：您在北京的时候，您采访过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是谁？邵德廉：我实际没有采访到象总理一级的高级官员，但我有非常接近他们的信息渠道。所以，我提前就知道赵紫阳会被清算。记者：您是提前就知道了吗？邵德廉：是的，我提前就知道了。而且我能读懂中国的官媒。记者：6月3日晚至6月4日临晨，您在天安门广场吗？邵德廉：我没有在场，但我有几位中文能力很好的助手。我当时派了其中一个去了天安门广场，另外一个在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那里可以看见广场的情况。记者：你们怎么保持联系呢？邵德廉：他们有两个电话。但当时发生了意外。我派到广场上那个会说中文的美国记者，很久都不打电话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国安警察在广场边缘上把他打倒在地，扔进一辆车里，然后开到一家理发店，给他戴上蒙眼布，威胁说要枪决他。我想这是要恐吓他。然后，警察又把车开到10英里之外的一个村庄，把他扔在那里，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记者：当您把有关大屠杀的报道发回美国的时候，您听到美国人的反应是什么？邵德廉：人们对发生的这件事情很愤怒。在很多年中，美国人有一种感觉，认为中国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人们也有一种假设，中国会逐渐走向民主。但现在这件事情证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记者：您前面提到，在大屠杀发生后，您去了中国的其他地方，调查当地发生的情况，是吗？邵德廉：我必须说，大屠杀发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医院调查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死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所医院，有位医生走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因为当时周围都是一些政府的人在阻止、吼叫，但他就对我说，快进来。他为了让我进去，不得不使劲把门推开，我跟着他进去。这件事后来成了我刊登在头条的报道。我报道的内容是我去医院调查死人。记者：您在医院看到的尸体，您能辨别出身份吗？是学生，还是其他人？邵德廉：我看到的是，尸体一个堆一个，我看他们的脸，基本是三十岁左右，不像学生那么年轻。他们看起来是那些去支持学生的人。我必须要说，在整个事件中，死去的工人可能要比学生多，虽然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记者：您还记得那天您看到了多少具尸体吗？邵德廉：大约20-25具吧。我当时还和其他记者沟通过，我估计整个事件死亡人数有800人，但也有可能超过一千人。记者：在这天之后，您去了外地？邵德廉：我以最快的速度去了成都，因为我听说那里有很多抗争和杀戮。我在那里发现确实如此。记者：您在成都看到了什么？邵德廉：当地人告诉了我很多情况，包括警察和军队向民众开枪。记者：您去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吗？邵德廉：是的。记者：您在那里看到了什么？邵德廉：我去晚了，并没有看到任何死尸。但那里有人告诉我当地发生的枪击，还有人跟我说，他的朋友在那里被枪杀了。而且还有人在美国领事馆附近被枪杀了。有人看到了。当时是有集体枪毙！记者：什么样的枪毙？邵德廉：就是把人排在一起，然后用枪击毙。记者：是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邵德廉：政府后来指控学生是被外国操控。但这显然不是事实，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中国政府对那些被指控的人最后都判决说是有美国、台湾的操控。我认为，真正让中国政府感到恐惧的是，工人也出来参加抗议活动。他们发现工人不像学生那样容易吓唬和攻击。记者：学运期间，您住在什么地方？邵德廉：建国门外公寓。所以，当时我们可以从我一个邻居的阳台上看到停在外边的军用卡车和军人。有一次我向外望。我看见下面有一个中国军人，他正好看到我，就对我吼说：快离开阳台，不然我就开枪了！所以，我就退后了。这些军人看起来长相差异比较大。我听到他们谈话有很多口音，我意识到，邓小平从全国调集了军队过来。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士兵并不想开枪。记者：您怎么知道这一点的？邵德廉：后来的一些采访证明了这一点。我从自己的信息渠道了解到，当时的38军军长就抗议这种镇压举动。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王允自由亚洲电台图：邵德廉摄于1989年学运期间的北京。（Muriel Southerland）

#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学运 #新闻报道 #历史事件

8个月前

6 月 5 日（1989年）香港市民到中銀集團十三間分行一日提走五十億存款，出現擠提危機。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香港 #市民 #中银集团 #银行危机 #支联会 #1989年 #历史事件

8个月前

雍和：“今天零点39分，五原路，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用椅子拉着半身不遂的妻子，去做核酸。夜很寂静，我却无法安宁：两个老人，在暗夜里挣扎的身影。昨夜今晨，上海有几个街区不平静，居民通宵做核酸检测……雍和拍”。

#老年生活 #疫情防控 #上海 #核酸检测 #深夜出行

8个月前

苏格兰医生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图1）照片上这个男孩，直到四五岁，从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笑过。梅医生每次去巡查，都会去找这个阴郁的小人儿，教给他有趣的话，或者把他抱起来举到空中玩。一年冬天，这胖娃娃穿着厚棉袄，着实像个矮脚鸡，医生就模仿大公鸡，把腰先弯下去，慢慢直起来，身子往后仰学鸡叫“doodledoooooooooooo” 小孩子跟着学“toto－oooooo—”，第一次发出普通孩子的笑声。（图2）这张照片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因为对医生的爱”，到这所医院药房的化学部工作。他与医生合影，叉脚端手坐着，带点憨憨的不好意思抿着嘴，梅医生站在背后诙谐开他玩笑，可见两人十几年来的亲厚。 ---令人震惊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作者：柴静

#苏格兰医生 #中外交流 #医患关系

8个月前

邓矬子对赵紫阳的态度胡耀邦和赵紫阳，堪称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胡耀邦因为“八六学潮”而下台之后，赵紫阳更加成为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助手和政治盟友。　　 89学潮开始之后，赵紫阳一直主张【怀柔策略】，以温和的方式慢慢平息学潮。对赵的温和立场，（俺猜测）邓的内心有可能是不满意滴。但这种【不满】应该还是相对【轻度】滴。假如赵的怀柔策略能够奏效，那么邓的这种不满，也就会自然消散。　　可悲的是，赵的策略【没有】奏效。学生方面，反而因为“绝食抗议”，掀起新的高潮。如此一来，就会使得——邓对赵的不满，逐渐积聚。　　虽然邓对赵处理学潮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截至到5月15日，邓赵二人的关系还没有破裂——邓还是把赵当成“自己人”。　　真正导致【邓赵决裂】的，是赵紫阳在16日晚间，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番话。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在赵与戈氏的会谈中，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赵紫阳的这番话，简而言之就是——邓虽然在1987年的“十三大”退出政治局，但依然是一把手；重大问题全都是邓拍板滴！邓小平对赵紫阳“516讲话”的反应邓对“516讲话”感到愤怒，是通过其子女，以及那些与邓家走动比较密切的太子党，间接传出来滴。　　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戴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其中提及【17日】发生的一些事情（注：下述引文中的“鲍彤”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这天中午12点前后，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 “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 （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从（邓小平女儿）邓榕的这番话，大伙儿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当时邓矬子的愤怒程度。在讲话次日（17日），赵主动联系了“邓办”（邓小平办公室），提出要跟邓小平单独见面私聊。毕竟，在六四事件之前，邓一直对他很信任，两人的私交也不错。赵当然不希望两人的关系闹到【决裂】的地步。但“邓办”给他的回复是：当天下午4点到邓家开【紧急常委会】。　　在《赵紫阳回忆录》中提到：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赵紫阳碰了钉子，他的秘书鲍彤也碰了钉子。所以赵对17日下午的常委会，应该是有些思想准备滴。但某些情况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编程随想

#邓小平 #赵紫阳 #天安门事件 #胡耀邦 #怀柔策略

8个月前

5月16日晚间的常委会赵紫阳在16日晚间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常委会。说实话，这次会议不太重要，但俺也简单聊聊。从中可以看出——对立双方（改革派 VS 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会上，双方再次围绕“426社论”的定性展开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以下是杨继绳所著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的记载：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4·26”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李说，“4·26”社论是邓的讲话。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这次会不欢而散。 16日晚间的常委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唯一达成共识的是——在17日以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一封公开信。但即使对这封公开信的措辞细节，双方也爆发争吵。以下摘自《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引文中的小括号是俺加注滴。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公开信）。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 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公开信）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 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编程随想：5月17日，“戒严令”出笼的经过

#常委会 #赵紫阳 #戈尔巴乔夫 #中南海 #改革派 #保守派 #426社论 #政治斗争

8个月前

宗凤鸣：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单少杰：心胸公允，视角也就开阔了。宗凤鸣：紫阳曾对我说，他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另外，他还说，民意就是潮流，自己不拘于公式、教义。单少杰：赵紫阳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的思路，也就是不看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只看重能否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路，同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路，很有些相似，都是很看重效果的。当然，他们所要抓的“老鼠”，不完全相似：邓小平只是要搞经济改革，只是想着经济翻两番；赵紫阳则不只是要搞经济改革，还想搞政治改革，还想搞民主与法治方面的东西。宗凤鸣：他们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宗凤鸣：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紫阳一再对我说，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已多次失去历史机遇。先是慈禧搞被动改革，坚持“中学为体”，结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终被辛亥革命一阵枪声所打碎，并引发了长期内战，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再就是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又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历史机遇。紫阳说，如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信息革命的时代，是民主观念复兴、个人价值觉醒的时代。中国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机遇，千万不要再失去了。单少杰：紫阳是不是有些担心？宗凤鸣：紫阳确实有些担心，担心当局在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仍然坚持高度集权的政治路线，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结果只能使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大，一旦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就会使得中国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单少杰：他所担心的这种结果，有点类似晚清慈禧搞被动改革所导致的那种结果。宗凤鸣：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单少杰：紫阳所说的世界先进文明主要指什么？宗凤鸣：主要指“西方现代文明”。单少杰：紫阳似乎持“西化”派观点。宗凤鸣：紫阳不避讳这一点，他曾明确地对我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他还说，他赞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他看来，不仅西方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而且西方所实行的民主政治也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政治，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具有人类普适价值。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单少杰：可以听出来，赵紫阳晚年的民主心结是很重的。这是他的觉醒，也是他的伤痛。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正是基于这些看法，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他还说，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要比由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来主导好些。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单少杰：紫阳的这些说法恐怕不能为国内的那些民族主义者所接受。宗凤鸣：紫阳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这样提出问题，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是客观现实，即便被责骂，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单少杰：可以看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宗凤鸣：紫阳对于美国各州自治制度很是欣赏，认为这一制度能很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说，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只要给各省放权，各省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办法，富省有富省的办法，穷省有穷省的办法。不过，总的看来，我们还是过于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管治权，常常把地方管得过死。因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各州自治制度，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更好地发挥各省的积极性。紫阳还举例说，香港和台湾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程度，还不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于自治的状况。反过来说，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在我们大陆管治下，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结果。单少杰：赵紫阳这一思想也是相当彻底的，触到了执政党的痛处。宗凤鸣：紫阳说，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跟美国搞对抗，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宗凤鸣：紫阳接着说，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单少杰图：1984年访美，赵紫阳（右一）与美国总统里根夫妇晚宴前合照

#赵紫阳 #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 #意识形态 #社会发展

8个月前

吴仁华：六四开枪命令的下达情况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开枪命令是否存在？是如何下达的？是什么时间下达的？是哪个层级，具体是谁下达的？这是厘清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责任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当局对此讳莫如深，遂成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个最大的秘密。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然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更没有人出面承担下达开枪命令的责任。包括被视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三个最主要的当事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也不敢承担下令开枪的责任，多年来，其子女频频借机为父辈开脱责任。难道解放军戒严部队是擅自开枪吗？不，绝对不是。笔者在研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地如此予以回答。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中共最高当局的委托，于1989年6月30日在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的专题报告，其中提到：“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陈希同的一番话虽然经过精心考虑，但还是透露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奉命”开枪，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存在的。另有许多资料也证明确实存在开枪命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都是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奉命开枪的。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向目标挺进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北京民众的强力阻拦，但都没有开枪。一些部队在出发之际，指挥官还再三向官兵们强调不许开枪。既然中共当局对下令开枪一事讳莫如深，自然也就不会公布相关的资料。目前能够搜寻到的资料，主要是一些参与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署名文章，刊载于《戒严一日》一书中。这些署名文章虽然经过编辑者和审查者的精心审核，但或多或少遗留了一些有关开枪命令的蛛丝马迹，从而证明了的确是有过开枪命令。，，，，，，上述署名文章的作者，除了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李靖，都是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是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他们的署名文章显示，奉命向天安门广场等目标挺进的解放军戒严部队，除了陆军第54集团军没有接到开枪的命令，其它的部队，包括空降兵第15军、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都接到了开枪的命令。这些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在署名文章中，凡是谈到开枪命令或奉命开枪的时候，都说是对空鸣枪警告。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数以百计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怎么会中弹死亡的？难道那些中弹死亡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当时都在空中飞翔不成？笔者搜集、阅读了大量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亲历者的资料，可以断定，解放军戒严部队最早开枪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在6月3日晚上10点钟之前下达的。开枪命令是如何下达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军队的命令自然是通过军用电台下达的，但是，1989年6月3日晚上，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目标进军的时候，北京城内全民“截”兵，情况非常混乱，很多部队不得不改乘车开进为徒步开进，电台通信车没有跟上。功率不大的携带式军用通讯电台在建筑物林立的北京城内不起作用，或是身背电台的通信兵与指挥官失散。参与围堵的民众中有不少是解放军退伍军人或转业军人，他们知道通信联络在部队开进中的重要作用，带头或指导民众重点围堵部队的通讯电台车和通信兵，许多部队因此与上级失去联络。陆军第40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开进途中的部队失去联络，该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当时设立在建国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由于四周高楼林立，军用电台不起作用，军长吴家民急得到处乱窜，最后只好派遣集团军司令部炮兵参谋安卫平骑自行车外出联络。许多部队不是通过军用电台收到开枪命令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派遣专人传达的。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就提到，是一位身穿便衣的“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前来传达开枪命令。此外，沈阳军区前进指挥部司机、专业军士王洪祥透露：1989年6月3日22时30分，上级下了一道命令（极可能是开枪命令），指挥部要求下达到各部队。于是，王洪祥开车送作战处唐处长和一名参谋到各部队传达命令。【注释11】各部队接到开枪命令的时间有先有后，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陆军第38集团军最先接到开枪命令，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前夕。陆军第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在题为《铁流东进天安门》的署名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部队提前半小时，于9时半出发，浩浩荡荡往东挺进。走出不远，车队又停住。这时，政治部一位干事急急从前边跑来报告说，张副军长（张美远少将）到军博（军事博物馆）开会，军区陈副政委（陈培民中将）让我到前边去。” 副军长（代军长）张美远在率领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紧要关头，却被临时召集到军事博物馆开会，显然是去接受紧急而重要的命令。这时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率领前进指挥部刚刚抵达军事博物馆。张美远返回部队后不久，陆军第38集团军官兵紧接着就在万寿路、五棵松路一带开枪，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宋晓明是已知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最早遇难者，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在五棵松路口一带中弹身亡。这个情况与许多目击证人所提供的亲身经历相吻合。目擊證人王曉明在题为《《目擊實錄》》的回忆文章中就明确提出：“6月3日晚9時，我看到位於西長安街與北三環路交叉的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起火。隔了十幾分鐘，又起了一堆火。6月3日晚10點整，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響起爆炸聲。聲音間斷，比機槍聲響亮。緊接著我看到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至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煙霧（後來知道是軍人在放催淚彈）。此時從西長安街方向傳來眾人的呐喊聲（從聲音中聽得出西長安街上擠滿了人）。約10點過5分，從木樨地和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作者注）方向傳來了眾人唱《國際歌》的聲音。10點10分以後，槍聲越來越密，後來槍聲像下雨一樣。”【注釋12】事实正是如此，陆军第38集团军部队在距离军事博物馆不到一公里路程的木樨地一带开始大规模开枪，民众死伤惨重。凡是接到了开枪命令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无一例外地都开了枪，包括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当然，开枪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些部队的确只是对空鸣枪。有关各部队开枪的具体情况在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的专门篇章中有详细记录。在第一批向天安门广场等目标挺进的部队中，唯一没有接到开枪命令的是陆军第54集团军。该集团军虽然在向天安门广场挺进时也携带了子弹，但都统一装在子弹箱中，交由专人保管，始终没有将子弹分发到官兵手中。开枪命令虽然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过程中才下达的，原因是遭遇到群众的强力阻拦，但下达开枪命令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事先已有所准备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在下达进军命令的时候，就明确要求各部队必须“全副武装，在遇到阻拦时采取一切强行措施”，因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出发时均携带了包括子弹在内的武器装备，只是多数部队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统一将携带的子弹装在箱子中，交由专人保管，没有分发到官兵手中，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将子弹分发下去。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特定的军官，其余军人的枪膛中均无子弹。开枪命令是从那个层级下达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开枪命令是通过各大军区前进指挥部下达到军一级指挥部，然后逐级下达。各大军区“不约而同”在同一时间下达了开枪命令，说明开枪命令来自于他们的同一个上级机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而解放军戒严指挥部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总指挥刘华清本身就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开枪命令是中央军委下达的，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不可能不知情。杨尚昆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不会擅自做出开枪的决定，开枪命令一定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并得到邓小平的许可。何况杨尚昆一开始支持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不赞同采用强力镇压的方式，不可能擅自做出开枪的决定。图：邓小平--《50 幅肖像画中的共产主义历史》 La storia del Comunismo in 50 ritratti

#六四事件 #开枪命令 #责任追查

8个月前

吴仁华： 1.89年6月4日清晨，坦克第1师三辆坦克在团长罗刚率领下，在新华门附近六部口从背后追轧从广场撤离的学生队伍，导致11人死亡，许多人伤残。 2.89年6月4日清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离队伍。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被壓斷雙腿，掛靠在路邊欄杆上，民眾在救護止血。 3.89年6月4日清晨，新华门附近六部口，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设置了警戒线。就是这支坦克部队制造了六部口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 4.89年6月4日清晨，制造六部口惨案的坦克第1师军官们。左起：唐琳、张芝元、王孝国、张武佃、高青云、金海龙、邓汉桥、贾振禄、姚跃旋、臧远征、彭杰。六四镇压时，坦克第一团副团长贾振禄与团长罗刚一起指挥坦克车队追轧学生撤离队伍，后来贾振禄升任坦克第一师副师长，罗刚升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这张照片是我在搜寻六四戒严部队资料时发现的，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在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改编为装甲第1师之后，照片中的军官们都曾经参与六四镇压。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坦克追轧 #学生运动 #1989年 #政治镇压

8个月前

5 月 27 日香港演藝界舉辦馬拉松音樂會「民主歌聲獻中華」，200多名演藝人12 小時籌得1,200 萬元支援北京學生。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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