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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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

红色高棉在中共扶持下，协同越共，经过5年战争，最终打败龙奈政府，攻入金边。这些柬共一进入金边就对钟表店、摩托车店进行洗劫，然后将市民赶入农村。这种统治措施，古今中外历史从没有发生过，为什么红色高棉采取这种残酷灭绝人性手段管理社会？红色高棉宣称是共产党组织，本质是中共输出革命，其一切经费，包括武器弹药、医药等，100%由中共提供。柬共夺权后却没有能力治理整个国家，只能将人民赶出城市，整个社会的呼吸都停止了，对外联系、消息被切断，除了中共的话语，没有别的声音。因为缺乏人才和干部——除了上层几个人受过教育外，其余90%都目不识丁，红色高棉除了将国家变成原始社会外，没有其它统治方法。柬共头目波尔布特是一个教师，崇拜毛泽东，60年代曾秘密到中国接受培训；乔森潘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曾在西哈努克王朝担任几年商业部长，没有结婚，仇视社会；还有农谢、胡南、胡润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蔡昇海：柬共祸乱50周年回顾图3：柬埔寨博物馆里遭受柬共杀害的人民的遗照。（AFP）

#红色高棉 #中共扶持 #龙奈政府 #金边战争 #柬共统治 #革命输出

8个月前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 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作者: 舒云

#一五计划 #中国外援 #朝鲜战争 #越南建交 #中朝关系 #中越关系 #金日成访华 #胡志明主席

8个月前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作者: 舒云

#对外援助 #中蒙关系 #历史事件

8个月前

据《陈诚回忆录·受降》一文载，“苏俄掠夺我东北物资，尤堪使人发指。自九一八日本据有东北后，刻意经营各种轻重工业，十余年来投下资金，在一百亿美元以上。俄军侵入后，竟以此项工业设备，视为战利品，建议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在“我方提出对案，指定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共同经营之列”后，苏联竟“不以此项对案为然，公然拒绝我方接收，并将我政府所派之东北矿区特派员张莘夫一行八人，加以杀害”。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Leith）目击沈阳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 哈尔·赖斯还说，苏联红军不仅仅对日本人，还对中国人抢掠和杀戮，他亲眼所见，有些士兵的手腕子上带着好几块手表。据他的统计，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中，仅有十分之一算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抢劫和强奸。驻南京的美国武官回忆说：“红军士兵踹开老百姓的家门，除了家具抢走一切，然后有军用卡车开来，再拉走家具。苏军军官对他们的部下抢劫和强奸视而不见，有时甚至参与其中。” 在美国中情局的公开的一份档案显示，苏军驻沈阳司令部，拒绝承认红军士兵抢劫了沈阳的德国贸易代表处，他们在受到指责之后显得很无奈，便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代表处的房产和家具。美国目击者日记显示，苏联红军士兵还奉命在沈阳大街上随意抓捕中国人（有时也逮捕日本人、德国人等）押往苏联做苦工，一些工厂的设备和资源被拆卸装车，运往苏联。苏联红军的暴行除遍及中国东北之外，他们还在河北平泉县城欠下血债。红军士兵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掠走了农民家的耕牛。目击者称：“苏联士兵抢走了当地人的手表等贵重物品，并且开枪杀害反抗抢劫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两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鉴于苏联红军在中国境内的犯罪行为，中国老百姓夺取了旅顺港海军基地武器仓库，开始持枪自卫。(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5页).中共还对苏联红军的严重罪行向苏联提出了抗议。中共东北局在给联共（布）领导人的信中指出：“红军的行为绝非无产阶级军队之作为，其中包括强奸和掠夺农民的余粮。”信中还敦促苏联：“建立军人纪律委员会，以此预防红军违犯军纪和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以便还信任于中国人民，他们现在确实对苏联士兵感到恐惧。”（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割》档案之谜，3）在中国的沈阳他们也是一样，在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希克在苏军撤离沈阳半年后来到了这里，他看到了一座满目疮痍的沈阳城，他回忆说：“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苏联红军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的一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在清算苏军暴行的时候，日本人的证词也有价值。一位日本工程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鞍山钢铁厂距沈阳大约60英里，苏联军人冲进这家工厂，洗劫了这座工厂大约80%的设备，其中包括，冶炼设备、矿石研磨设备、化工设备、卡车和机车车头。这些被苏军称为战利品的掠夺物资，用铁路运往大连，再辗转运往苏联。（时代周刊，国外新闻，被掠夺的城市，1946年3月11日）抗战胜利时，东北三省的工业规模位居亚洲第一，铁路里程占全国的一半，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80%。但短短半年时间，苏联就将东北三省的重要工业设备和物资全部掠走，致使沈阳90%的工厂无设备、东北70%的铁路无机车。美国总统杜鲁门为此多次提出抗议，苏联最终才被迫停止抢掠。——参考《跌荡一百年》。据统计，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亿4千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亿6千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 ---中共为苏军在东北杀奸抢暴立碑

#苏俄掠夺 #东北工业 #二战后关系

8个月前

红军打土豪筹款实例洪荣昌：图：于都县茶梓区畚岭乡苏维埃政府发出的土豪罚款通知书。从内容看，被罚款对象韩启通是个大土豪，区政府已经把他的亲人抓获，要他准备2000块大洋来赎人。2000块大洋是一个大数目，按当时每百斤谷子2块大洋算，可以购买10万斤谷子。这是目前发现数额最高的一张土豪罚款通知书。

#红军 #土豪 #罚款 #苏维埃政府 #经济支持

8个月前

一个红军打土豪实例洪荣昌：我曾经在一个收藏家处一次性购买了三张苏区建立初期关于打土豪的信件。图1：这是一封派款公函，兴国县第四区第二乡根据群众举报，该乡的潘亮恒户很富有，家中存有几百块大洋，经区苏维埃政府讨论决定，向潘亮恒借大洋150元，以助区政府公用。落款是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代委员长李家铎，11月29日，加盖“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条形印章。图2：12月3日上午，因不见潘亮恒前来交款，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又给“亮恒”户发出公函，指出：前一次已经给你说了，借大洋100元（其实，前面说的是150元，可能是条子发出去之后，没有留底，具体数量给忘了），至今天还没有交来，如果还不交来，定要采取革命手段。从文字口气和100块大洋数量看，这个“亮恒”肯定是一个土豪或者地主。字面说是借，那是客套话，其实就是“打土豪”。图3：接到区苏维埃政府派款公函后，潘亮恒觉得很冤枉，于是找到乡里比较了解情况的几个人作证明，给区政府写了一封哀求信。要求苏维埃政府调查弄清家庭经济情况，并且，还请潘亮遗等4个人证明。这些信函反映了苏区政权建立初期红军部队和苏区政府打土豪的实际情况，非常难得。至于此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因没有找到下文，无法推断。作者简介：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红军 #打土豪 #苏区 #历史事件

8个月前

高校招生的政审制度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的前两年，高校的招生还沿用着前政权的招生模式，各高校单独招生，这种模式不利于政府的控制，特别是无法很方便地限制高校的生源。至1952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开始进行初次的统一招生考试，统一招生的方式方便了政府对生源的审查，1953年正式出台了政审制度，规定下列人员不能参加高考： 1、现被管制分子； 2、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 3、确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除的分子。自此以后，高考的政治审查制度长期存在，并且随着极左思想的发展，审查也越来越严格，被限制的考生也越来越多。比如1955年的《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中：规定了下列人员均不录取： 1、被管制分子； 2、目前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分子； 3、五方面反革命分子； 4、被我机关、学校、部队、团体或工矿企业部门清洗或开除，现无确实证明有显著悔改表现者； 5、政治历史复杂，很难弄清而有可疑材料者； 6、品质恶劣或有反动言行、不堪教育改造者； 7、直系亲属被处死而本人坚持反动立场者。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当局认为知识分子中仍有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因此对于培养知识分子的高等院校加大了控制，把入学的门槛进一步阶级化，规定了下列人员均不得录取： 1、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2、思想反动、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3、品质作风极端恶劣（例如，一贯偷窃、严重的流氓作风等）屡教不改的分子，均不应录取。与以前相比较，1957年的规定不再是具体的标准，而是提出了不录取的原则，这些原则人为可操控性较强。在整个社会都在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的情形下，这些原则也就不自觉地和阶级出身联系到一起，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资本家出身的子弟也就会被重点“照顾”。 ---每个考生的档案中都有一份政审材料作者：孙陇

#高校招生 #政审制度 #统一招生考试 #政府控制 #1953年政策

8个月前

在中共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就已经考虑如何收拾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掌握思想，影响民心，阻碍极权制度的建立。1947年中共转入战略反攻，胜利有望，10月毛泽东指示：“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这“自由资产阶级极的影响”就是指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影响。 1948年中共公布43名国家级战犯，以蒋介石为首，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知识人：如地质学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出版家王云五；《大公报》社长吴鼎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外交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顾维钧；民主先生、上海市长吴国桢；历史学家、曾任《独立评论》主编陶希圣；国民参政员、《醒狮》《光明报》和中国青年党创办人曾琦；国民宪法之父、国学大师张君励等。如果王云五、朱家骅、顾维钧、张君励都是国家战犯、公敌，此“国家”可想而知。…… ---中共早在47年就计划清洗整肃知识分子作者：一平

#中共历史 #知识分子政策 #思想控制 #毛泽东指示 #自由资产阶级 #极权制度

8个月前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四野实际是关东军，住朝鲜日军，满洲军，反蒋的军阀，新疆突厥，蒙古，苏军中朝鲜族等的联军。装备了整个关东军的重武器，还有苏联提供的尖端重武器。四野拥有苏联高级军事顾问，10多万日本技术兵开坦克打重炮做手术，30多万按照日本陆军教程训练10多年的满洲军，还可能有10 万朝鲜族苏军坦克部队（这批军人后来编成4个师首开韩战，一直打到釜山）。卫立煌于其守沈阳回忆文中，甚至说自己在望远镜中，亲眼看到本驻旅大的苏军坦克，赫然也来沈阳参与共军攻城。另一文献记载，辽沈战役之时，苏援汽车燃油罐车甚至开到了战场近处。

#林彪 #四野 #关东军 #朝鲜族苏军 #卫立煌 #历史 #军事 #韩战

8个月前

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心理战宣传传单，传单有中文和韩文两种版本。传单题为 “满洲的强奸”，1953 年 1 月 19 日印制。

#朝鲜战争 #联合国军 #心理战 #传单宣传 #满洲强奸

8个月前

传单 1953 年 1 月 19 日，朝鲜战争初期，联合国军心理战宣传传单，其中描绘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士兵强奸一名韩国妇女的场景。传单右侧的文字为：拯救你们的妻子和姐妹，不要让中国共产党的魔爪伤害你们！ Leaflet 1271 An early divisive Korean War First Radio Broadcasting and Leaflet Group propaganda leaflet dated 19 January 1953 depicts a Communist Chinese soldier raping a Korean woman. Text to the right of the vignette is: SAVE YOUR WIVES AND SISTERS FROM THE EVIL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朝鲜战争 #心理战 #联合国军 #中国共产党 #韩国

8个月前

1958年10月“大跃进”时期北京新侨饭店的员工在饭店庭院建造小型简陋的炼钢炉

#大跃进 #1958年 #炼钢炉 #简陋设施 #北京 #餐饮业 #历史事件

8个月前

1995年12月16日，我在赵紫阳家中采访他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敬礼！赵紫阳 1984年5月20日访欧前夕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他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1995年12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两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我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我谈话的内容。他说：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呼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面有一条缝，下面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两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任仲夷说他们两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连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维方式，两人的性格也不同。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有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权谋较少。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赵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连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也有不同。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他才放弃这个观点）。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因此，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反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框。“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看法。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1986年9月28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209页）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不管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胡耀邦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赵紫阳为何与陈云连手批评胡耀邦作者：杨继绳图：1982年9月趙紫陽、鄧小平和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

#赵紫阳 #胡耀邦 #政治斗争 #历史回顾

8个月前

姚监复在第二次见赵紫阳时，问赵紫阳对在任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有什么评论？赵紫阳回答说，他们俩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姚监复问为什么？赵紫阳说，这是我们培养的人嘛。意思就是他们上学，当大学生，当研究生都是在共产党50年代政治教育下成长的。姚监复说，我懂了，就跟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样。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那时候50年代就学联共党史，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他就从毛主席、从联共来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嘛，所以这个思想太深了。另外一分为二，不是黑就是白，就得学雷锋，就得像秋风扫落叶那样对待敌人，所以我们这种思想会不会也是跟我们同龄的领导人的思想一样。这个思想很牢固，可能做好事，说好话，但是真要进行大的改革，这个思想框住了，跳不出来。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估计，胡温只能这样，能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要是政治一改，改不好怎么办呢？赵紫阳在见宗凤鸣的过程中，曾谈及江泽民。 2002年“十六大”后不久，赵紫阳对宗凤鸣说：“这次‘十六大’江泽民坚持军委主席一职不放手，是在中共党史上立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他这样做，别人今后也可以这样做。这不仅是个恋权的问题，而是体制上的倒退。过去邓搞半退兼军委主席一职，这是历史条件形成的，他有这个资格与威望。而江泽民则不然，他没有当过一天兵，也没有指挥过一次战斗，还鼓吹他是军事家，真令人啼笑皆非。而这次中央常委领导班子定九个常委，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赵紫阳在第二次见姚监复时，对曾庆红表示过兴趣。赵紫阳说，别的领导人我都看清楚了，只有曾庆红看不清楚。姚监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赵紫阳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说，你给我找一些曾庆红的材料。我找了几本有关曾庆红的书，拿去以后，香港出的他都放到一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只有一本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中国调查报告》，中央组织部课题组调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是中央组织部组织了十几个省委组织部写的调查报告。赵紫阳说：“这本书你留下来，我知道这本书。这是曾庆红的政治纲领。”这本书他留下来了。这本书里面讲了群体性闹事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新疆的问题，都讲了。 ---赵紫阳：别的领导我都看清了只有曾庆红看不清楚作者：徐荣

#赵紫阳 #胡锦涛 #温家宝 #共产党 #政治教育 #毛主席

8个月前

江青哭诉家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6年7月24，25日两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来到北京大学，亲自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与几位同学来到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学校停了课，学生们都在写大字报，聊着最新消息。江青的到来使该校园里更热闹了。她匆匆从一个活动中心走到另一个活动中心，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不停地打着招呼．向大家转达毛主席的亲切问候。这时，文化大革命正进入高潮。毛泽东和江青在上海和杭州住了很长—段时间后，回到北京，毛已回来十天，江青刚刚回来八天。首都笼罩着一种朦胧的期待：最高领袖和他迷人的妻子似乎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明亮的电灯照出主席台上江青洋洋得意的脸。在辩论中自然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压制了“革命运动”，另一派意见相反。25日晚上辩论会结束，中央文革“领导”讲话。当轮到江青讲话时，台下一片寂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江青不但发出非常怪非常怪的声音，真的就像相声演员捏着嗓子说话一样，她高声叫道：“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又喊了几句政治口号后，她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她突然说：“你们学校有个张少华，她根本就不是毛主席的儿媳妇！”听了江青的话，学生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妈是政治骗子！是个坏人！让她女儿和毛岸青搞对像是有阴谋的，我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大家知道，毛主席有个儿子毛岸青，精神受过刺激。张少华看岸青精神有些不正常，就强迫他和自己结婚。”江青用最冷酷的语言说挖苦邵华。江青似乎讲个没完，不一会儿，陈伯达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江青背后，要和她说什么，被江青一把推开。她又开始攻击毛岸英的妻子、邵华的姐姐刘松林。她把家庭政治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越讲越激动。陈伯达碰碰她的肩膀，江青暂停了她的诅咒。前边的人听到陈伯达小声对江青说：“我想该结束了。”江青凶狠地瞪着陈伯达，—万多人坐在地上鸡雀无声．几乎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真的，我很恼火。”她昂起头，似乎要把对她忠心耿耿的陈伯达也划入她的敌人之列。“十年来，我一直受这个女人和她家人的气，所以我很恼火。”她突然又提高嗓门说：“应该谢谢她，我的心脏病又犯了……”说罢，她嗷的一声就哭开了。台下的红卫兵都傻了，不知应该高喊保卫谁。绝大多数学生静静地听着，少数人在窃窃私语。 ---《由邵华同志逝世想起江青哭诉家丑》

#江青 #文化大革命 #北京大学 #工作组问题 #毛泽东

8个月前

中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本.拉登的东躲西藏没有什么区别。红军的“长征”是躲藏国民党的追捕，本.拉登是躲藏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追杀，所不同的是，代表中共的红军最后取得了政权与地位，摇身一变成为不可一世的当政者，而本.拉登还在见不得人的洞窟里隐身。中共宣传机械说，红军长征到处播下了“ 革命的种子”，而据当年的老人们回忆说，红军每到一处都播下仇恨的种子。他们的战士是从深山里、从农田里拉到红军队伍里来的，粮食及衣物几乎都是巧取豪夺抢来的。红军途经一个叫“班佑寨”的藏人村落，他们别提多高兴，忍饥受冻好几天，终于可以住进房子了！可以吃到粮食了。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个小村寨没有一个人，都跑了，也没有粮食。草地藏人有拥兵自保的传统，每家出人出枪出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现在看汉兵侵入了他们的领地，而且听说这些汉军很穷，饿的什么都吃。在大土官泽旺扎西（首领）带领下袭击红军。藏兵占领了南面一个山头，红军去攻，两个小时战斗，红军牺牲200多人，藏兵才死两人。红军最后还是攻下来了，却意外发现了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走过去，到了“巴西”，这是真正的农区，到处是金灿灿的成熟青稞和豌豆。当地藏民都躲进了山里长达一个月，等红军全部走后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存粮和地里的庄稼都被抢走了。第二年同样季节，贺龙的部队北上又经此，同样把粮食都抢光了，藏民连续两年颗粒无收。藏民对“共军”的仇恨由此根深蒂固。拨开历史的尘埃，人们惊奇地发现，很多红军不是战死在疆场，而是死在政治斗争的红军内部。据“二战军事基地论坛网”公布，在长征途中，死于内部斗争有名有姓的中共高级将领共117人，比死在国民党手上的还多，而这些被整死、打死的红军将领，都是在“肃反”、“整风”等运动中被冠以种种罪名而死去的。 ---楚一杵：长征历史，中华民族最痛的伤疤

#长征 #本.拉登 #红军 #国民党 #中共 #国际社会 #革命 #仇恨

8个月前

苏联解密档案公布的惊人数据（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分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苏联档案解密 #日军武器移交 #中共军事援助

8个月前

1958年7月9日，大跃进期间，怀柔水库工地夜景。怀柔水库在离北京约100华里的怀柔县，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所包括的拦河大坝、付坝、溢洪道、输水隧道和进水闸等主要工程约209万土石方（新华社记者李子青摄）

#大跃进 #怀柔水库 #水利工程 #历史

8个月前

1960年，北京新开路缝纫厂、南官房皮件厂等街道工厂的工人，利用假日在崇文门附近的城墙上开地播种萝卜等秋菜（新华社记者喻惠如、孙永盛摄）

#北京街道工厂 #城墙开地 #秋菜播种

8个月前

1958年4月19日，北京大规模全面围剿“四害”之一的麻雀。另三害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是益鸟，当年被“冤枉”了，后来逐渐被“平反”，而先后以臭虫、蟑螂代替。这是北京市民在夜间上房顶轰赶麻雀（新华社稿）

#北京 #围剿四害 #麻雀 #益鸟 #平反 #臭虫 #蟑螂 #历史事件

8个月前

1966年1月，中央歌剧舞剧院农村演出队在北京延庆县香营公社的土台上为社员们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断（新华社记者王刚法摄）

#中央歌剧舞剧院 #农村演出 #芭蕾舞剧 #白毛女 #北京延庆 #1966年 #文化艺术

8个月前

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发时经邓小平再三要求，，亲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压的夫人卓琳和继母夏老太太同行。到江西两年后的邓小平收到邓先群的信，邓小平夫妇这才知道失联已经近四年的长子早已经完全瘫痪了。于是邓小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此生对党别无所求，只希望允许将重残的大儿子接到身边自己护理。以下是一个采访过邓朴方本人的中国大陆作者曾经的描述：……两名持枪看守押解着自己手摇轮椅的邓朴方到了江西，与分离了四年的父亲重聚。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围在儿子床边，帮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邓朴方比划着告诉父母:“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完全没有知觉。”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邓小平却凝视着儿子的残体，不发一语。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但可以猜测，如果此时他在分析谁是令他的长公子致残的罪魁祸首，绝不会想到林彪头上，而是毛泽东夫妇。在江西期间的邓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炉，天气十分炎热，邓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换衣服。邓小平的继母夏倍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烧饭菜已经够忙的了:卓琳体质甚差，所以照料邓朴方的任务，每天都由当时已经六十五岁的邓小平承担。每天上午劳动回来，邓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儿子。吃完午饭就要帮助邓朴方擦澡，从木床上搬下，帮他翻身，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儿子擦身，绝不马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与继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邓朴方也有幸被送进三零一医院。此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马天水时，问起上海骨科方面对治疗截瘫病人有无良方，马氏当面回绝了他。此后，卓琳虽然在上海找到了愿意为邓朴方治疗的名医，整个过程却是背着马天水及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亡后，随着江青等人的倒台，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随者亦很快入狱。在狱中得知邓小平再次复出的消息后，知道邓小平绝不会轻饶他的马天水随即便有了神经错乱的表现，整日狂呼革命口号……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邓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术，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由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批准。回顾一九八零年年末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审判负责人之一黄王昆曾回忆，邓小平对当时的审判录相一次不少地认真观看，正式宣布判处江青“死缓”的那一天，邓小平还与其他中共政要特别赶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处秘密会议室听里收看现场实况。可见，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种所谓“以德报怨”仅仅是局限在让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继续悬挂和不同意拆除毛泽东纪念堂两件事上，当年要不是陈云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脑袋早就被邓小平砍了。除了对江青一度想置于死地，对毛泽东的后代他邓小平也曾百般刁难，甚至让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失去自由”长达五年时间。李锐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笔者也就此向几位内部人士，包括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讨论过，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徐帅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小平死刑意见的，陈云接着徐帅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等“主杀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胆拒看邓小平脸色行事，一一表态“刀下留人”。当时一度因为邓小平坚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导致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和陈云第一次摆上台面的分歧就是这次“杀不杀江青”的党内激辩。当时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中，陈云除了强调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的理由，还因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邓小平长时间里郁闷不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在美国哈佛访问期间，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询问过此事，李锐先生说，自己最寄希望的长子文革跳楼自杀落下高度截瘫，他邓小平当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夜话中南海：邓小平和毛泽东家庭的冤冤相报作者：高新

#邓小平 #江西 #家庭 #毛泽东 #邓朴方

8个月前

邓小平南巡的两面影响邓小平南巡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针对有人对“六四”事件的批评，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党内传统力量借邓小平这些谈话，使改革倒退：“政治改革”成了敏感的词语；差额选举变成了等额选举；各省人大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实际被取消；经济工作中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削弱。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减少，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两方面造成的结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操纵、控制市场运行，权力进入市场交易。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分裂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群体。少数权势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弱势群体受到盘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今成为困扰中国的难题。 ---杨继绳：秘密南巡是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邓小平南巡 #经济改革 #市场化 #政治改革 #四项基本原则 #资产阶级自由化

8个月前

陈毅在《陈毅军事文选》中，谈到红军如何筹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万元，余此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心直口快？“好同志”陈毅出口“雷”人作者：徐荣

#红军筹款 #豪绅罚款 #李先念 #陈毅军事策略

8个月前

“三天人不回，必有信；三天不见信，就出事了！” 信了陈毅这句话，肖菊英投井自杀。 1930年初夏，陈毅任中共红22军军长，一天，月亮刚刚爬上树梢，陈毅穿着一套便服，和军政委邱益三、肖菊英在街头散步。他们穿过大街，走到一家餐馆门前，邱益三一手拉住陈毅，另一只手拉住肖菊英，跨进餐馆门坎。陈毅与肖菊英面对面相坐，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肖菊英；而肖菊英敏感地注意到军长的神态，羞涩地低下了头。邱益三看着这微妙的传情，心里一阵喜悦，借故离开了餐桌。原来，这是邱益三精心安排的。它终于引发了陈毅和肖菊英隐藏在内心的爱情火花的碰撞。 1931年，中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肃反”的负责人公开说：“红军和‘苏区’内，有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这些党员多数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其中许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他们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准会动摇的。” 在“肃反”运动中，抓的抓，杀的杀，人人自危。由于“肃反”扩大，波及陈毅。一天，陈毅接到通知，要他到吉安开会。肖菊英担心凶多吉少，战战兢兢。陈毅叮嘱肖菊英：“三天人不回，必有信；三天不见信，就出事了！”说完，跃上马背，带着两个警卫员向北奔去。三昼夜过去了。肖菊英等着陈毅回来。晚上，她久久地站在窗前遥望北方。深夜，她隐隐听到急促奔跑的马蹄声，便飞快地冲出大门，但没有看到陈毅，也没有消息……信了陈毅那句话，肖菊英以为陈毅出事了，于是投井自杀。 ---心直口快？“好同志”陈毅出口“雷”人作者：徐荣

#陈毅 #肖菊英 #红军 #历史事件 #中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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