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8个月前
(彭德怀)从1966年12月13日凌晨被北航红旗从成都劫走,直至1974年11月29日命归黄泉,这期间被批斗了多少次?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什么飞机式、挂牌子、戴高帽、拳打脚踢,剩粥馊饭,所有这些“现代化”的“核武器”般的手段,他都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岁前后,统统地不止一次地尝了个遍。而且,他有很 长一段时间落在红卫兵手上,红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中南海的一般群众高,革命性也强,花样精也多。仅北航红旗那一次三十多人参加的内部小型批斗会,就将他打翻在地七次,打断筋骨两根,前额淌血,遍体鳞伤。北航红旗的头头,一个人称小诸葛的白衣秀士,坐阵指挥了这次批斗会。他本来也可能是不准备亲自动手的,只是看着手下人打得痛快,心生技痒,也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又有一次,在北京卫戍区小礼堂批斗会上,彭已被斗得精疲力竭、七荤八素的了,好不容易等来十几分钟的“课间休息”,却不料被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李钟奇冲进来一拳打倒在地,还果真被踏上了一只脚。李司令一只脚踩在彭司令的身上,一手叉腰,一手伸出两尺远,作红卫兵般英武状(这种造型,文革宣传画中比比皆是),大声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的头上。对彭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说着就朝彭左右开弓,狠命打了彭几个耳光,像敲竹板般一样清脆响亮。 李钟奇中将殴打彭德怀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领导的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被降级降职,文革中,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报仇。 王紫峰中将则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的严厉斥责。彭德怀当时就认出了这个王紫峰,骂道: “我认得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你,我当年应该毙了你!” 也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老人家发动的,也有许多是单位的、地方的运动。当年彭德怀在军内大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虽有老人家的因素在内,但彭德怀主导和原创的成分也很大。 李钟奇在那次运动中挨处分、降级,也肯定是蒙冤受屈。除了李外,遭受打击迫害的也数以千计,如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郭天民上将等,特别一提的是蔡铁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惨的,李钟奇远不是最惨的。 但王紫峰这件事就更难说得清了。也许他真是逃兵、怕死鬼,也许他并不是,而是彭总苛厉了。 彭的话不可全信。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当年的三国英豪中,关公傲上却不慢下;张飞慢下却不傲上。关公傲上,不听诸葛亮的教悔,结果败走麦城,被孙权割了脑袋;张飞慢下,随意鞭打士卒,结果被部将割了脑袋。这两个三国名将的结局都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你说彭老总既傲上,又慢下,为将的两个致命缺点他都占全了,他能有好下场吗?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朱韵和
8个月前
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 美国罗斯-特里尔的书《我与中国》书摘,其中有一段他在曼谷时,采访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这位前总理回忆起1975年与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 “毛泽东说,蒋介石和西方国家把他叫做强盗、罪犯、凶手。”毛泽东继续悲观地说,每个来见过他的人很快就倒台了:尼克松、希思、田中 角荣、惠特拉姆。克立说自己倒是愿意冒这个险。毛泽东接下来说自己快要不行了。我告诉他,克立对我说:“不可能,因为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毛泽东笑了,猛地拍一下椅子的扶手,跳起来,接着和每个人握手。” 我觉得这段文字里的标点符号有点问题,但这是原文,描写的情景很生动。 克立说“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毛泽东听后的第一反应是笑了,显然对这句话认可并满意;接着又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还跳起来,和每个人握手,那是被这句话刺激得十分兴奋。如同当今的歌星,唱得高兴了,走下台来与观众握手一般,这叫“互动”。 要知道那是在1975年,离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不好,能够作出如此剧烈的动作,那这个兴奋的程度应算是顶级的了。 毛对这句话为什么这样高兴呢?他满意的是“坏蛋”二字,按他一贯的思维逻辑,敌人所说的“坏蛋”就是革命人民拥护的“导师”;而且不仅是“中国的坏蛋”,而是“世界的坏蛋”;不是一般的坏蛋,还是“头号坏蛋”;而且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这就等于承认他是世界头号革命大导师。 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仍然有趣,却更不可理解: 在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方面,毛泽东给克立提了四条建议:“第一,不要对他们发动宣传攻势,他们都是厚脸皮,不会有什么感觉。第二,不要上去就杀人,他们会认为战死沙场是英雄。第三,别派军队到丛林里,共产党人会跑,你自己的部队就会分散。你一撤退,共产党人又来了。第四,确保你自己的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幸福,共产党人就不会闹事了。” 无法想象,毛会认为共产党人都是厚脸皮的人,当然他也并不否认自己也是厚脸皮的人。更难想象只因为克立说了他一句满意的话就引克立为知已,竟会给这个资产阶级头子出防共、融共、将革命消洱于无形之中的主意。 毛当时是心情太好了。这种话也就是毛这样的人能说,别人说说看,立马就是是叛徒。 ---不可思议!毛泽东这样指导泰国总理对付共产党人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朱韵和
8个月前
众所公认,文革中死的文臣武将中,还得数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最惨。前后受审数百次,挨打无数次。专案组的人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一边爬楼梯,一边舔面条。每打一次,都要打得许昏死过去,再由医生将他弄醒了,接着再打。打人的人有点技术,虽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人被打得站 不住了,就将他按在椅上再打。有一次,一个粗壮汉子亮起中华杰出武功“飞毛腿”,一腿就将许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再打,直打得许大将口中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1969年5月23日,已报病危,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三天后,许光达惨死于厕所的马桶上!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纠结,有的有是非对错之分,有的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在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纠结”就不能轻飘飘地说是“纠结”,或是“梁子”了,那关系到身家性命,甚至子孙后代,所以只能说是“恩仇”,不是“快意江湖恩仇”,而是你死活的“政治恩仇”,很少人能潇洒。建国后的无数的政治运动在无数人之间播下了无数的恩仇。“仇恨在心要发芽”,一到下一次运动就发芽了。 文革给无数“有仇寻衅”的人创造了一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一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好看,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许光达至所以被整得最惨,也是因为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都曾经是他的手下,又都挨过他的批。专案组组长,就是装甲兵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往日没少挨批。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专案组还有一个姓都的,一个姓党的,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边打边骂: “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 也不知道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是非恩怨。都、党二人轮番作战,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他们享受了“报仇雪恨”的快感,而且得到了对敌斗争坚决的赞誉,后来升了官。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朱韵和
8个月前
手铐、脚镣戴法 前铐:这是最常见的戴法,即两手在胸前戴铐子。戴前铐,两手上可举过头顶,下可伸到两腿之间,可以拿勺吃饭,拿碗喝水,可以自己解裤腰带,可以洗手洗脸。 除了前铐以外,还有在其他国家没听说过、中华几千年历代王朝和国民党的监狱里也没用过、中国共产党独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戴 法。 背铐:又称反铐、后铐,即把两只手反在背后,紧紧地戴上铐子。“前”“后”一字之差,滋味迥然不同。手背在后面,戴上中间没有链环的中共特色铁铐,两手紧紧地贴在一起,下可触及臀部,上可抬到腰间,左右只能在两胯之间,活动范围小多了。手可以拿勺、拿筷子,但是移动不到前面来,够不着嘴,拿起来也没用,所以吃饭只能像猪、狗一样用嘴去啃,甚至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用爪子爮(pao)两下子,戴着背铐却无能为力。1968年,我在小监里戴了九个月的反铐,对个中滋味有切身感受。读者把两手背在身后试一试即可体味中共之“人道”是何等之人道。 苏秦背剑:又称扁担铐,一只手从肩膀上举到脖子后面,一只手从下方伸到背后,然后将两只手铐到一起。此为更“人道”的戴法。 胯下之辱:又名骑马铐、抱腿铐,一只手从前方伸到两腿之间,一只手从后面伸到两腿之间,用铐子把两只手紧紧地箍在一起。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副县长张万寿因对大跃进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态度,被毛泽东的爪牙、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成反革命,入狱后,专门给他带上十多公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他戴过“骑马铐”。张万寿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共产党的副县长尝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监狱整人之凶狠。1962年,他被甄别出狱以后,谈起此事还唏嘘不已。 烟杆儿:四川省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常用的戒具及戴法,其他监狱尚未听说。张先痴所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中有细致的描述。远远望去,佩戴这种戒具的人貌似老农嘴里叼着一根烟袋杆儿,近处细看,原来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钢箍,两手带着钢铐,钢箍与钢铐之间用一根烟杆儿粗细的钢棒栓连在一起,最短的钢棒只有20厘米,最长的钢棒大约50厘米。狱卒的心越狠,烟杆儿越短,佩戴着短烟杆儿的人,两手只能在下巴颏附近左右移动。 手脚并铐:一个人腰弯着,将其右(左)手和左(右)脚铐在一起,不要一小时,腰部就有断裂的感觉,三个小时就会昏厥过去。 连物铐:将罪犯的右手铐上,而后将其连在刚性物体(钢水管,铁栏杆等)上,使其不能挪动地点。 抱物铐:先将罪犯右手铐上,令其抱住物体(树木,电干,栅栏)再将其左手铐上。也可采用后铐的方法。 四马攒蹄铐:需和脚镣并用,犯人俯卧在地上,将罪犯的双手背铐后再和脚镣(或用手铐铐住双脚)连接在一起。 以上各种手铐、脚镣的戴法,非身临其境,实难想象。高唱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酷吏用尽心机折磨在押人员,其歹毒残忍远在希特勒之上。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朱韵和
8个月前
手铐 脚镣 一般的手铐是由两个可以开合的金属卡环和中间一根大约30厘米长的链子组成,表面比较光滑,多为钢制,外面镀铜镀铬,这个叫“洋手铐”。中共监狱中多半用的是“土手铐”,凡有锻工的监狱均可自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两个端部有孔的半椭圆形铁环,由粗钢锻打而成,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椭圆形的空 间,中间穿一根铁栓然后上锁。犯人的两个手腕挤在这个椭圆环里贴的紧紧的,没有一点空隙,两只手不可能有活动的余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推广于全国各地监狱。 中国有关狱政管理的文件中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囚犯,采用九公斤重的铆钉式死镣;此种脚镣对犯人脚踝伤害较大,犯人常使用旧布缠绕保护脚踝。行走时戴脚镣的人可以用绳子系在锚链中间的环扣上,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或拴在裤腰带上,分担一下脚下的重量。 通过控制镣链长度限制犯人步幅,使其不能走快;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脚铐就属于此种类型,质轻而链短,通常此种脚镣的整体重量为两公斤左右。常可见到犯人戴着脚镣一路小跑,但由于步幅很小,行动还是受到了较大限制。 中共监狱里的脚镣也有创新,重量增加了,从七、八公斤到三、四十公斤不等。苗溪茶场十三队李盛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反革命,已平反)戴了七年十四公斤重的脚镣;胡世富(半文盲,木匠,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二十公斤重的脚镣;费宇鸣(四川江油建设银行干部,反革命,已平反)、王地山(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南下干部,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十二公斤脚镣。据说云南昭通监狱有一副六十四公斤的脚镣,两个硕大的脚箍之间有七节锚链,链环所用钢条的直径为三十五毫米,王志仁(某兵工厂技术员,反革命,已平反)、陈礼昌(云南昭通新生电机厂厂长,反革命,已平反)戴过这副脚镣。其重量大概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有的地方,脚镣中间不是锚链而是一块形如汽车钢板弹簧、长约尺许的扁钢,人们可以想象戴着这种脚镣的人如何走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朱韵和
8个月前
“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 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朱韵和
8个月前
小监 1958年,我进入中国的监狱以后,才知道在每个阴森恐怖的监狱中除了集体居住的监舍以外,还都修建有单独关押犯人的禁闭室,各地的叫法不一样,有称小监的,有叫独居的,有叫小号的。小监是“保密”的,相当一部分在劳改场所关押了五六年的人员,直到离开那个劳教或劳改场所也不知道小监的位置和内幕 。我有幸坐过四川磨床厂的和苗溪茶场十三队的小监,也听难友说过其他监狱的情况,现披露一二,以立此存照。 四川磨床厂位于成都市闹市区,,进门右侧是办公楼,靠里面一点,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那是干部食堂,隐蔽在干部食堂后面就是小监所在,小监和干部食堂是共用一个屋顶的,中间隔墙把小监和食堂分做了两个部分,,十个小监连成一排,每间的面积约为三平方米(一米五宽两米长),高约两米。没有床铺,没有桌椅板凳,有门无窗,门中间开了一个距地面一米六左右、宽约22厘米、高约15厘米的通气孔,外面钉着拇指粗细的钢条。室内没有灯,通道里有电灯。这是我住过的条件最好的小监。 成都动力机械厂,,有一个神秘的院子,,院子深处修建了一排平房,中间是个较大的屋子,可供训话、开会或学习之用。靠东是较小的空房和办公室。靠西为漆黑的禁闭室,一间比一间低矮、阴暗,最里面的一间,高度一米左右,人只能像狗一样钻进去,蜷伏其中交待问题。那是用来关押“反改造分子”的。谁是反改造分子呢?全凭管教干部一句话。 苗溪茶场十三中队在修建监舍的时候专门修了一排面积特别小的房子,一共十间,内部尺寸是1.75米见方。用来单独关押“危险”的犯人。苗溪茶场除每个队都有小监以外,还在场部附近、两山之间的夹沟内修建了直属场部的集训队,据闻惨不忍睹,惜未能亲身体察。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对张志新之死的报道中说: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几天过后这个顽强的女子终于精神崩溃。可见不仅四川监狱有小监,辽宁监狱也有小监。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全国一盘棋。 2012年媒体爆出法西斯式的“棺材仓”。该种小监在湖南省邵阳市龙溪监狱内。狭小的空间,四周全部由厚重的钢板焊接而成。双层铁门,门上开了一个送饭用的小窗口,地面是水泥浇筑的,在左侧留了一个排泄孔。囚室长2米、宽1米、高1.6米,里面漆黑一片,空气污浊。没有灯光,没有被褥。只有苍蝇、蚊虫、虱子。医生指出,假如一个人长期被关在狭窄空间,身体屈曲,筋络无法舒展,会令关节硬化,失去活动能力,同时也会引致肌肉萎缩、手脚无力。关节硬化和肌肉萎缩很难完全复原,即使离开恶劣环境,手脚也只能恢复部分功能,落下终身残疾。再加上墙壁、地板太硬,没有软垫,皮肤受挤压容易溃烂。著名人士李旺阳曾多次被关押在“棺材仓”里,2012年不堪折磨,弃世而去。 雷马屏农场的小监是一个旧式的羊圈,地面上还散落着羊粪。 峨边沙坪茶场某中队的小监只有鸡笼那么高,重庆市公安局的蒋伯龄被划为右派后曾在沙坪茶场长期关押,在其遗作中有简略的描述。 据了解,位于城市的监狱,都有小监。位于山区的监狱,除了场(厂)部直属的集训队以外,各个中队都有小监。希望司法部门的有识之士,将中国这一特色作为一个课题,切实调查,如实描述,为中国监狱发展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朱韵和
8个月前
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期间,蒋堂劳改农场召开一次全场宣判大会。会 场设在距离我们4大队(叶村)10多公里外的开化镇(场部所在地),各大队的 犯人均被集中押到那里。可那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难走。而禁闭室里的犯 人全带着铁镣、铁铐,身体极显虚弱;故而,安排每二人相互背靠背地坐在农用 钢丝车(小型手拉车)上,由劳动犯拉着去。 到达会场入口处,各大队的所有钢丝车停在一旁,先让劳动犯们列队进去,之 后突然响起一阵口号声,见约一连队的正规武装,跑步而出并分成二排,高举着上 了刺刀的步枪,架成“人”字形的一条长长通道,再喊令劳动犯们推着一辆辆钢丝 车,从枪架底下鱼贯而入。会场周围,全是武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来回走动,在 宣判台上的两边,还高高架着几挺轻机枪……。全场几万人,居然鸦雀无声,强烈 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 当农场政委(是否是军代表,现已记忆模糊)宣布宣判大会开始,接着几名武 装士兵迅速地押上二个被捆绑着的年轻犯人,他们均被强制地压着剃光的头,远远 看去根本无法见其脸孔。立即,二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一人实际是判 处死缓刑却被陪毙)……。从宣读判决书中得知,原来一个只因写“反动日记”, 被加至死刑的;另一个是因呼喊“反动口号”吧(时间太久,记不确切了)!最后 ,将要退场之际,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随着这声枪响,让人感觉越加浓 烈的恐怖气氛,迅速散向细雨绵绵的远方!…… ---最恐怖的1969年--我的心路历程 火 戈
朱韵和
8个月前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条旧黄军棉裤。 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有的人还跟公安人员顶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朱韵和
8个月前
母亲上官云珠 1969年1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图:上官云珠和姚姚 ---作者: 韦然
朱韵和
8个月前
台湾的土改 台湾土改分三步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步是公地放领。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没收的公地,全部用贷款方式卖给无地农民,土地所有权改变 了,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1952年7月,台湾当局大量征购地主土地。台湾政府颁布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补偿地主地价以生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标准。以实物土地债券(7成)和公营企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征购后地主保留的土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5%,自耕农成台湾农户的主体,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消亡。 台湾土改最值得称道的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地主的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基柱,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敌对阶级握手言欢,实现共赢。反观大陆土改,贫下中农争先恐后瓜分地主浮财,无不笑逐颜开,都认为强占地主财产是一种革命行动。这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拿土豪劣绅的可以,不义之财,劫之无碍。”这种仇视地主的言行延续到70年代,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地主及其子女被仇视和凌辱到无以复加的地歩,很多地主子女在历次运动中不堪受辱卧轨或投河自尽。 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证明了从阶级斗争到妥协,从阶级敌对到合作是完全可能的,阶级利益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也意味着阶级斗争学说的破产。 图2:陳誠參觀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成果展。 图3: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有成,陳誠(左)接受致謝錦旗。 ---作者: 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