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7个月前
“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 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朱韵和
7个月前
小监 1958年,我进入中国的监狱以后,才知道在每个阴森恐怖的监狱中除了集体居住的监舍以外,还都修建有单独关押犯人的禁闭室,各地的叫法不一样,有称小监的,有叫独居的,有叫小号的。小监是“保密”的,相当一部分在劳改场所关押了五六年的人员,直到离开那个劳教或劳改场所也不知道小监的位置和内幕 。我有幸坐过四川磨床厂的和苗溪茶场十三队的小监,也听难友说过其他监狱的情况,现披露一二,以立此存照。 四川磨床厂位于成都市闹市区,,进门右侧是办公楼,靠里面一点,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那是干部食堂,隐蔽在干部食堂后面就是小监所在,小监和干部食堂是共用一个屋顶的,中间隔墙把小监和食堂分做了两个部分,,十个小监连成一排,每间的面积约为三平方米(一米五宽两米长),高约两米。没有床铺,没有桌椅板凳,有门无窗,门中间开了一个距地面一米六左右、宽约22厘米、高约15厘米的通气孔,外面钉着拇指粗细的钢条。室内没有灯,通道里有电灯。这是我住过的条件最好的小监。 成都动力机械厂,,有一个神秘的院子,,院子深处修建了一排平房,中间是个较大的屋子,可供训话、开会或学习之用。靠东是较小的空房和办公室。靠西为漆黑的禁闭室,一间比一间低矮、阴暗,最里面的一间,高度一米左右,人只能像狗一样钻进去,蜷伏其中交待问题。那是用来关押“反改造分子”的。谁是反改造分子呢?全凭管教干部一句话。 苗溪茶场十三中队在修建监舍的时候专门修了一排面积特别小的房子,一共十间,内部尺寸是1.75米见方。用来单独关押“危险”的犯人。苗溪茶场除每个队都有小监以外,还在场部附近、两山之间的夹沟内修建了直属场部的集训队,据闻惨不忍睹,惜未能亲身体察。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对张志新之死的报道中说: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几天过后这个顽强的女子终于精神崩溃。可见不仅四川监狱有小监,辽宁监狱也有小监。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全国一盘棋。 2012年媒体爆出法西斯式的“棺材仓”。该种小监在湖南省邵阳市龙溪监狱内。狭小的空间,四周全部由厚重的钢板焊接而成。双层铁门,门上开了一个送饭用的小窗口,地面是水泥浇筑的,在左侧留了一个排泄孔。囚室长2米、宽1米、高1.6米,里面漆黑一片,空气污浊。没有灯光,没有被褥。只有苍蝇、蚊虫、虱子。医生指出,假如一个人长期被关在狭窄空间,身体屈曲,筋络无法舒展,会令关节硬化,失去活动能力,同时也会引致肌肉萎缩、手脚无力。关节硬化和肌肉萎缩很难完全复原,即使离开恶劣环境,手脚也只能恢复部分功能,落下终身残疾。再加上墙壁、地板太硬,没有软垫,皮肤受挤压容易溃烂。著名人士李旺阳曾多次被关押在“棺材仓”里,2012年不堪折磨,弃世而去。 雷马屏农场的小监是一个旧式的羊圈,地面上还散落着羊粪。 峨边沙坪茶场某中队的小监只有鸡笼那么高,重庆市公安局的蒋伯龄被划为右派后曾在沙坪茶场长期关押,在其遗作中有简略的描述。 据了解,位于城市的监狱,都有小监。位于山区的监狱,除了场(厂)部直属的集训队以外,各个中队都有小监。希望司法部门的有识之士,将中国这一特色作为一个课题,切实调查,如实描述,为中国监狱发展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朱韵和
7个月前
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期间,蒋堂劳改农场召开一次全场宣判大会。会 场设在距离我们4大队(叶村)10多公里外的开化镇(场部所在地),各大队的 犯人均被集中押到那里。可那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难走。而禁闭室里的犯 人全带着铁镣、铁铐,身体极显虚弱;故而,安排每二人相互背靠背地坐在农用 钢丝车(小型手拉车)上,由劳动犯拉着去。 到达会场入口处,各大队的所有钢丝车停在一旁,先让劳动犯们列队进去,之 后突然响起一阵口号声,见约一连队的正规武装,跑步而出并分成二排,高举着上 了刺刀的步枪,架成“人”字形的一条长长通道,再喊令劳动犯们推着一辆辆钢丝 车,从枪架底下鱼贯而入。会场周围,全是武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来回走动,在 宣判台上的两边,还高高架着几挺轻机枪……。全场几万人,居然鸦雀无声,强烈 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 当农场政委(是否是军代表,现已记忆模糊)宣布宣判大会开始,接着几名武 装士兵迅速地押上二个被捆绑着的年轻犯人,他们均被强制地压着剃光的头,远远 看去根本无法见其脸孔。立即,二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一人实际是判 处死缓刑却被陪毙)……。从宣读判决书中得知,原来一个只因写“反动日记”, 被加至死刑的;另一个是因呼喊“反动口号”吧(时间太久,记不确切了)!最后 ,将要退场之际,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随着这声枪响,让人感觉越加浓 烈的恐怖气氛,迅速散向细雨绵绵的远方!…… ---最恐怖的1969年--我的心路历程 火 戈
朱韵和
7个月前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条旧黄军棉裤。 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有的人还跟公安人员顶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朱韵和
7个月前
母亲上官云珠 1969年1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图:上官云珠和姚姚 ---作者: 韦然
朱韵和
7个月前
台湾的土改 台湾土改分三步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步是公地放领。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没收的公地,全部用贷款方式卖给无地农民,土地所有权改变 了,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1952年7月,台湾当局大量征购地主土地。台湾政府颁布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补偿地主地价以生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标准。以实物土地债券(7成)和公营企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征购后地主保留的土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5%,自耕农成台湾农户的主体,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消亡。 台湾土改最值得称道的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地主的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基柱,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敌对阶级握手言欢,实现共赢。反观大陆土改,贫下中农争先恐后瓜分地主浮财,无不笑逐颜开,都认为强占地主财产是一种革命行动。这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拿土豪劣绅的可以,不义之财,劫之无碍。”这种仇视地主的言行延续到70年代,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地主及其子女被仇视和凌辱到无以复加的地歩,很多地主子女在历次运动中不堪受辱卧轨或投河自尽。 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证明了从阶级斗争到妥协,从阶级敌对到合作是完全可能的,阶级利益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也意味着阶级斗争学说的破产。 图2:陳誠參觀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成果展。 图3: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有成,陳誠(左)接受致謝錦旗。 ---作者: 康慨
朱韵和
7个月前
据成元功回忆,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预定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召开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 成元功当时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会议的警卫工作。 下午3时半,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吃饭,请转告大会堂准备点吃的,首长到后先吃饭后参加会议,并 要求在会议室旁找个小房间安排一下。吃食要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 成元功当即告诉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要求按时将饭菜做好,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 这次文革碰头会是解决一度被“打倒”的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出来工作及解决东北问题。 4点前,周恩来等领导都已到齐,就差江青未到。 4时15分左右,江青来了。站在接见厅门口的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立正给她行了一个军礼。成元功行军礼后。上前告诉她:“开会在接见厅。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在旁边小山东厅,您要不要先吃一点?” 江青连吭都没吭,阴沉着脸,白了成元功一眼,径直走进接见厅,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开什么秘密会?竟让成元功在门口挡着我,不让我进!” 周恩来说,会议议题不是事先通知你了吗?成元功怎么可能不让你进?但她根本不听,吵闹不休。 周恩来不得不宣布休会,然后约汪东兴等几个人到小山东厅跟江青谈。江青继续吵闹,硬说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她,不让她进。 最后,汪东兴叫成元功、江青的秘书孙占龙,当着江青的面,将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了。 江青明知自己不对,却不甘心认输,拍着桌子大叫大嚷:“你们都给我滚开,以后不要在这里工作。” 江青甚至当着周恩来的面,恶狠狠地说:“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事发后的一天晚上,江青打电话到中南海西花厅,要周恩来和汪东兴立即去钓鱼台。 周恩来以为又有什么紧急事,跟汪东兴乘车去了钓鱼台。 周恩来、汪东兴到后,江青叫把秘书、警卫员都留下,然后说:“成元功历史上就反对我,限制我和总理接触。”继续就成元功的问题纠缠。 周恩来解释了几句。江青拍着桌子说:“他至少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接着又说,警卫处处长曲琪玉等,要停止他们的工作。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不到一星期,成元功等被停止工作,集中到中央办公厅学习班,一学就是8个多月。 1969年1月5日,成元功与学习班的其他人一起,被“发配”到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学校”劳动改造。次年,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发配”到江西“五七学校”。他们全家被打入另册。 成元功在江西劳动改造八年,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也没能回到周的身边。 ---王友群:周恩来为自保抛出卫士成元功
朱韵和
7个月前
正是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才走过了初创阶段的困难时期,,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而由其资助的中共、东欧共产党开始走上了掌握政权、祸害本国人民的邪恶之路。 据蓝英年撰写的《“第三国际”的一笔糊涂账》一文,共产国际资助各国共产党的珠宝、钻石等来自于从俄国贵族、官僚 、地主、资本家、教堂等“掠夺来的财物”。 文章提到,曾是上个世纪80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在其撰写的《记忆的漩涡》中记述了苏共对教堂的掠夺:“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帝王、贵族和富商,捐献了很多钱财和珍宝……教堂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1921年俄国遭遇饥荒后,教堂无法面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注:东正教的首脑)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帮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 这当然是列宁的借口。事实上,早在十月政变后,苏共与拥有4万座教堂和14.5万神职人员的俄罗斯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1919年春天,列宁和另一个领导人加里宁签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并改成仓库,要“毫不留情”的枪毙神父。 不过,这道命令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国内战争以及出现的饥荒延缓了执行。但大牧首的来信让列宁和苏共决心采取强力行动,没收教堂财物等。大牧首对教徒们表示,将祭祀圣物交给世俗的政府是亵渎神明,并警告信徒,如果执行政府法令将被逐出教会。他为此遭到软禁,并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 而在政府此后的没收行动中,不少信徒试图阻拦但被打死。据统计,1921年反教会运动中有近8000名神职人员罹难,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没收来的珍宝价值400万到800万美元。 ---财大气粗的共产国际背后是血腥掠夺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7个月前
苏联“逼债”的真相 对于造成所谓的“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苏联逼债说”是中共官方的一个长期的舆论观点。在中苏交恶的那些年,尤其如此。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1、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借贷3亿美元,是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后来因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搁置。 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双方“共同负担”,而中共建政伊始,无力支付,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绝大部分半价提供的。中国欠下30亿元人民币,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苏联援华的机器设备,而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大跃进”之后,中国无法按贸易合同向苏联交货,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贷连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1960年之前已还33亿元人民币,尚欠苏联总计24.4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 2、困难时期的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中国度过困难。我方接受了50万吨蔗糖,粮食是否借用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 3、1961年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中国决定加速还款——以后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1960年,中国向苏联口头提出所欠的“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把还债时间确定为“五年”,同时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受到媒体的渲染,“苏联逼债说”在中国民间氾滥。 4、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但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其实,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 5、困难时期,虽然中国是在向苏联还债。但若要说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同样不是事实。1959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作者: 师铁夫
朱韵和
7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