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7个月前
检视这位貌似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老人的一生,你会发现她身上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 她是民国生人,从小被迫缠过足,天生记忆非凡,读书过目不忘,熟读“四书五经”,文言基础扎实; 她12岁时,家人被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崔田民部二大队绑票,半个多月后支付了30万块大洋(见曹县志)才把人赎回 ,可结果崔田民部仍将整个村庄洗劫后付之一炬; 文革中,她惨遭红卫兵殴打致伤,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她一度被关入医院的太平间,仅靠着好心人每夜接济食物才得以活着,断续时间竟长达8个多月!1966年,她不堪折磨试图服毒自尽,所幸被及时发现而救下; 她是一位杰出的妇科专家,她让许多患有疑难杂症濒临死亡的妇女得以存活,她拯救过的难产、早产儿更是无法计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贡献巨大,500多病例的治愈率达90%以上。她曾获得过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过邓小平、胡耀邦的接见; 她65岁退休,却一脚踏进揭露中国艾滋病的惊天骗局之中,从此欲罢不能。她将100万的奖金尽数花在了艾滋病患者身上; 1996—2007年间,她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血祸调查。为了查访中国各地的艾滋病情况,她的足迹遍及十五个省区。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竟一一回复,未曾忽略任何一位求助者! 此后的年月,对她的打击与逼迫接踵而来。 老伴在她走访艾滋病患期间因病去世;儿子早年被判刑,心身破损;小女儿被剥夺工作权利无以为生。言及亲人,她垂泪说自己不是个好妻子,不是好母亲。可是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名。80多高龄,她依然能够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 2001年,她被“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但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的原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因为他们害怕她会向全世界讲出“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的真相;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 同年,她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但由于政府阻挠她无法去马尼拉参加颁奖典礼; 2007年以来,她因为揭露艾滋病丑闻,遭受到地方政府的各种阻力、刁难和迫害。官方、黑势力甚至家庭内部全都视她为敌人; 老伴儿的去世,儿女的远离,她将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她已然成了他们的守护人,与他们生息与共。 然而,2007年也是她走向世界的一年:她因获得美国的“妇女领导者奖”申请出国领奖,河南当局全力阻止并要求她对外公开表示“自动放弃”,甚至把她遭受精神重创的儿子动员上门,给老人磕响头,跪请母亲“听组织上的话”。老人扶着儿子磕得红肿的额头,泪流满面。 可是她用那双拿过无数次手术刀的手拿起了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最后,还是因为吴仪放行,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从中斡旋,她才得以赴美出席颁奖仪式,并在白宫与希拉里见面。 同年,她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 同年,38980号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 图1:文革前高耀洁全家福(高耀洁提供) 图2:2000年到河南慰氏县爱滋村为爱滋病病人送药物(高耀洁提供) 图3:2003年,与揭发京城“非典”黑幕的著名军医蒋彦永共同接受媒体访问(美联社) 图4:2002年前后,河南某村的坟场(高耀洁提供)
朱韵和
7个月前
2003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见到了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高耀洁回答:“他们在骗你!” 她坚持认为,在中国当下,由于卖血输血产生的血液传播,才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问题。她在博客里写道:“关于艾滋病血液的传播问题,不是又有抬头, 而是根本没有解决。”在她看来,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 她认为:“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只卖50元,这么高的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 她还说:“艾滋病并不是河南的专利,血液传播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 她曾收到一位叫周洪强的家长来信,其子周枫林2004年10月22日出生,次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医院输了两次血,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她说:“这两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一茬茬地死,艾滋病被中国人理解成脏病,吸毒或者作风淫乱才得病,艾滋病人被歧视,要还艾滋病人清白。” 让她倍感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和学校对艾滋病表现得很冷漠。她曾将一些防艾材料寄给中科院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她给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写明了是免费赠阅,后来有图书馆将书退回来,认为她是“先发书再要钱”。 她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评价当时河南的主政领导:李长春“卖血”,李克强执政之后没有揭发,他不敢顶,继续隐瞒。李长春之后接班的那位(接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陈奎元?)想查血头,但中央把此人调走了。所以,李克强会做官。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
朱韵和
7个月前
晚年,为了艾滋病人,她不仅耗去了一生的积蓄和各种奖励上百万元,最后还不得不流亡美国。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了附近的一个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我来到美国也没有闲着,虽然美国政府给我混吃混喝的待遇,但我没有混吃混喝。”高耀洁笑说。 来到美国的几年间 ,她写了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血灾:10000封信──中国艾滋病泛滥实录》(开放杂志社,2009年11月)、《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9月)、《高洁的灵魂》增订版(明报出版社,2010年11月)、《疫症病案一百例》(明报出版社,2011年5月)、《我的防艾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镜头下的真相》(明报出版社,2013年)、《高耀洁回忆与随想——高洁的灵魂续集》(明镜出版社,2015年)、《诗词忆百年》(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1年8月),超额完成了起初她的写书计划。 高耀洁明白,中国艾滋病祸的真相很难有公布的一天,自己也很难重返故土:“最好的我能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这份荣誉是高耀洁最为看重的:“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地球,注视着中国,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 ---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 端傳媒 图:2022年3月的高耀洁(依娃摄)
朱韵和
7个月前
2003年,吴仪副总理来到河南考查艾滋病疫区,接见了高耀洁,河南省随后向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38艾滋村排出了工作组和医疗队。中国官方基本承认了这场灾祸的存在,但高耀洁的愤怒依然无法停止,因为官方依然掩盖艾滋病祸的真实原因,把原因归结为吸毒和性交;其次艾滋病突然又变成了一些人的“摇钱树”, 当地官员的黑手直接伸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海内外慈善机构的捐款。 为此,高耀洁非常注意钱方面的问题。她从不接受捐赠,她对对艾滋病人的捐助都来自她个人收入,花了上百万,几乎是她所有的积蓄和获得各种奖项所拿到的奖金。此外,高耀洁不得不多次发表声明和写下遗嘱,她不接受任何以艾滋病名义进行捐款,也不承认任何以她的名义成立的基金会。这就是她在遗嘱里一再写下的:“我生前的建树和去世不应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获得吴仪接见并没有让高耀洁的调查和呼吁变得少一点阻碍,反而在那之后,高耀洁发现,她的人身自由越来越受到控制了,电话被监听,出门被跟梢,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几十个警察日夜包围她的家,她不允许出门,电话被切断,连女儿也禁止来看望。 ---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 端傳媒 图:高耀洁与艾滋儿伉伉。(照片由高耀洁提供)
朱韵和
7个月前
朱韵和
7个月前
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上艾滋病呢?高耀洁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由于政府全力掩盖艾滋病的实情,无人也无法去进行明确的统计。 高耀洁说,目前,只有河南周口地区主管血库的医生王淑平对艾滋病疫情做过统计。1995年,王淑平收集各地血浆采样测设,结果显示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上下。当时河 南估计有400个血站,全国有10000个,一个血站的献(卖)血人以10000计,全国应达一亿人次,保守估计献血人大概5000万,以10%的感染率计算,那么通过血站感染艾滋病毒大概有500万。 1995年到2002年,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深入河南驻马店地区农村做过百例以上的案例调查,结果显示卖血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60%以上。到现在,20多年,从时间上保守推算,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因艾滋病死亡者的总人数应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2001年9月30日,高耀洁去河南周口地区调查,听说某村艾滋病人特别多,于是她临时跑去。刚进村,听到一个孩子叫:“下来!下来!”高耀洁寻声而去,推开一个破烂不堪的院子,走进北屋,看见一位年轻的妇人悬梁自尽了,一位两岁多的男孩,满脸鼻涕眼泪,一边哭喊一边啃妈妈的脚后跟。原来这位妇人和她的丈夫16岁就开始卖血,半年前丈夫去世,女人贫病交加,邻居亲人全部断绝往来,无奈也只好自杀。一个多月后,那位2岁的男孩也去世,他也是艾滋病感染者。 图:20多年前,河南医生王淑平已就“血浆经济”引发的艾滋病祸作出调研,但问题至今被否定、掩盖。 ---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 端傳媒
朱韵和
7个月前
朱韵和
7个月前
中共掌权后,仿照苏联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说,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输出对像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输出在文革爆发后最为激烈。根据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程映红教授2006年撰写的《向 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年中共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 据该文介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后,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以及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据悉,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及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上了毛语录和毛画像。根据新华社的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选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共在很多邻国设立的华侨组织、友协和华侨学校,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为“革命者”。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推翻本国政权。 根据中共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以及红色革命而和中共发生了外交纠纷。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遗祸却并未肃清。目前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就自命为毛主义,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也被国际舆论称为“毛主义叛乱”(泰米尔组织帮助训练了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尽管他们并非由中共支持。 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伴随的还有巨额资金的付出、大片领土馈赠给邻国。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这样一个为祸中国、为祸世界的政党,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吗? ---中共输出红色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7个月前
由于摀盖艾滋病疫情,民众对艾滋病没有认识,只认为不吸毒不淫乱不会得艾滋病,因此行成群众性“恐艾症”,更谈不到防艾滋病知识,使不该发生的艾滋病传播事例出现了。杜聪先生告诉我,他的救组织,有600多艾滋病患儿,这些孩子都在1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4—5岁,感染途径垂直传播和输血传播。孩子没有性 行为,更不会吸毒,天冷了艾滋病病人又出现死亡高潮。垂直传播主要是母乳汁传播艾滋病病毒。例如: 甄录(化名)他死于艾滋病。这孩子出生时没有艾滋病,父母也没有艾滋病。由于母亲的奶水不足,同村卖过血的一位妇人,她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出于好心,帮她喂人奶。三年后,喂奶的妇女查出有艾滋病。这个时期孩子也经常生病,时常发烧、咳嗽、拉肚子、发育不良、成慢性病容,经常去医院看病,效果不佳,因乳母查出艾滋病,孩子的父母抱着孩子去县防疫站扴查,结果小孩也被感染了艾滋病,治了近十年,孩子终于未能得救,2015年11月21日,他走完了12周岁的人生里程。 孩子做错了什么?这个家庭做错了什么?这是什么因果?他是乳汁传播的艾滋病病毒,主要原因是他父母不懂预防艾滋病知识,造成人为的恶果,孩子的死亡,太可怜了。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的时刻凋谢了,有谁记得这个世界他来过。附上诗一首。 吊幼儿 清明时节哭冤坟,艾魔侵杀幼儿身。 中国大地多处有,可怜亡儿父母心 时下出现大量的婴幼艾滋病患者,有贫穷的家庭把艾滋病病儿遗弃在野外,幸运儿被好心人发现送往孤儿院,孤儿院不欢迎艾滋病病患儿,他们怕艾滋病传染了其他人,只有送在艾滋病关爱之家,这是我2009年获得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的儿童全是患有艾滋病的弃儿,如图: ---死亡100的艾滋病村比比皆是 难忘那些艾滋病患的孩子 作者: 高耀洁
朱韵和
7个月前
中国政府官员对艾滋病疫区情况尽力摀盖,美其名曰“艾滋病保密”,怕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又怕他们个人的隐私,因此不让任何人揭发艾滋病疫情,其实是怕影他们自己的官员政绩和官位,凡是有进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扰,轻则赶走,重则拘留审查,这个作法已监持了20多年。黄河几经断流,艾滋未必流逝,20多 年又会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呢? 我来美国之后也没闲着,写了八本艾滋病书藉。你们看了这些书就明白,中国艾滋病的祸源是“血浆经济”,不是河南一个省,全国都有,河南是重灾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河南省的一些地区就出现了。 1998年至2004年间,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相继发病、死亡。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毁灭的不仅是患者个人,还殃及无数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甚至导致一些村庄,乃至成片村庄凋敝,满目疮痍。例如:中国河南首个农民艾滋病互助组织负责人、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农民朱龙伟2005年统计,河南商丘市柘城县双庙村,1990年代初响应政府“以血致富”的号召,全村3800口人,80%以上的成年人即1227人加入卖血大军,有的家庭15岁以上的人全部出动卖血,最后感染艾滋病毒的卖血者有887人,感染率为72.29%;死亡601人,死亡率高达68%,三分之一以上家庭都死过人,有33户人家死绝,还有艾滋孤儿53人,单亲儿童127人。在河南,导致至少30多万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至少是10多万感染者命丧黄泉。我在《疫症病案一百例》中引用过他的一些文章和数据。朱龙伟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的妻子李霞在2000年卖血染上艾滋病,吃奶的儿子也染上了。为了救妻儿,他自学了解到艾滋病的防治法,在农村成立互助组织,就这样也一再遭到官方打击,时不时被警察带走,失去自由。可叹! ---死亡100的艾滋病村比比皆是 难忘那些艾滋病患的孩子 作者: 高耀洁 图:高耀洁探望爱滋病人。
朱韵和
7个月前
朱韵和
7个月前
1948年12月,国共两军在淮海地区展开大决战,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且喊话说,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国军官兵在长春守将邓洞国因弹尽粮绝,北平守将傅作义受女儿,也就是当时的中共特务欺骗,先后投降后,全国各地国军投降、投共成风,于是共军 战事顺利,席卷整个大陆。然而中国建政仅一年,1950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下达了镇压反革命指示,要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下令大规模处决先前投降、投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被俘或逃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被杀害者分四大类,占主要人数的两大类是,第一类国共战争后期,倒戈投向共产党的,中共称之为起义、投诚,实为投降,以及被俘释放返乡的。第二类已经退役返乡多年的原中华民国军政人员,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另有极小部分属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坚持与中共打游击而被俘的,战后逃亡外地,隐姓埋名的,被杀害的高级人士中,多数为国共战争后期,国民党师、军级以上投共将领,包括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九十九军副军长甘清池、第八军副军长曾宪成、第十八军第九十师师长尹作赣,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叶干武等等,这也是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恶劣先例。 降者免死,乃战场通则,极端残忍,而毫无人性底限的中共集团,屡屡创下恶之举,美国的南北战争,北胜南败,但战后在美国国会大堂里,南北双方将领的雕像并行耸立,共同受到后人尊缅,因为美国人明白,不论谁胜谁败,他们都是手足同胞,对照这等文明境界,残暴的中共集团犹如恶魔、撒旦降世,神州大地岂能不血腥遍野,这波镇反中,被杀害者也包括国民党抗日名将,如陆军中将周址,一六零师师长宋士台,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陈映荣等等,还包括辛亥革命或护法原勋,如邓玉麟、夏之时、何海清、宋贺庚等等。 中共之所以残杀这些已经解甲归田,并无意与中共相争的名流人士,是因为他们都是当地名士,颇具名望,中共深恐他们聚众再起。中共要的就是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在这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手段是黑社会谋财害命的手段,先蒙骗受害人,用好言好语将他们骗到手,然后再食言残杀。 镇反前,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经济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反,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 ---中共不能说的秘密残杀投降的国民党人 作者: 陈破空
朱韵和
8个月前
在打垮林彪之后,军内一时为空,毛远新以一个党内、军内资历说起来都是比较低的人物,给毛泽东写信公开推荐军队人选。可见,他当时所处的地位的特殊性 。1975年9月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逐渐走向恶化,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选择毛远新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间的联络员。值得注意的是,这前后正是李 讷正式 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李讷无法继续发挥她的特 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远新填补上来了,而联络员这一十分超越党内政治生 活基本准则的制度当时居然获得政治局的一致通过。就此,毛远新取代了邓小平、 王洪文、叶剑英等人,成为毛泽东最后两年中的第一要员。 根据李先念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在1976年开始的历次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安排的事项第一件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 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被扩大进来的旁听者只能以“聆训“的姿态出现。 而后,就是会议主持人表态,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云云。毛远新自己就曾骄横的说 道:“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包 括既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内,都是仰视毛远新的威权,只有邓小平在1976年三 月的由华国锋、汪东兴、张春桥、纪登奎、毛远新组成的帮教小组会议上同毛远新 顶撞起来,而这件事直接导致毛远新的此后著名告状和风向问题的出现。 四五事件出来之后,毛远新、陈锡联指挥辽宁,一次逮捕群众680多人,而 整个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总人数也不过是2145人,其中辽宁就占了差不多三分 之一的比例。以致于叶剑英说:“天安门还是在北京吧?”毛泽东死后,毛远新被 江青以毛泽东生前“伟大谦虚”为名,请求政治局考虑毛远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 资格和政治局列席会议的资格,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回击了江青。此 前,华国锋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对抗来自江青的意见,更不要 说是针对联络员毛远新了。 毛远新自从委任为联络员之后,非常跋扈,不仅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忍气吞 声,连一贯横行无忌的王洪文都大为不满,他向张春桥等人表示:“他(毛远新) 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我怎么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呢,我当年在工总司的时候, 他在哪里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张春桥竟然三缄其口,不敢表态。由此可见, 就是在四人帮的阵营中,毛远新也是树敌颇多。这位被毛泽东生前多次夸奖的联络 员即使不被华国锋等人抓捕,他最后的结局也未必是善终。 ---毛泽东晚年的四大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