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8个月前
毛殺人歷史的三個階段 概括地說,毛的殺人史,可分三個階段: 一是將殺人合理化。從革命的暴力論,宣揚暴力是新社會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殺他,他要殺你!」「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千百萬人頭落地!」類似的宣傳,煽動殺人不可避免,成為「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依據。 二是將殺人合法化。這是奪 取政權後的發展,制定各種嚴刑峻法,用毫無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處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證實過這種司法的「慘無人道」。這對一個革命成功後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國家而言,是不可寬恕的罪行。 三是殺人的神聖化。如果前兩階段在蘇聯都出現過,那麼這個殺人萬歲的階段,純屬毛的獨創——這就是毛晚年發動的文革。文革以那樣上億人的政治瘋狂,以階級鬥爭打倒「封資修」為名,實行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令千百萬天真的青少年成為打手兇手,致人於死地而後快。造成無數人自殺、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發生道縣大屠殺那樣滅戶滅村令人髮指的事件。毛已經把殺人變成了全民性的狂歡,令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變成一群嗜血的野獸。毛也在這場吃人的饗宴之後死去。 ---毛澤東的殺人嗜好 ◎金鐘 图:德國明鏡周刊1974年5月報導中國進行新的文化革命。封面毛像。
朱韵和
8个月前
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 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 ---血腥中国六十年——共产党杀人记录 作者: 曹长青
朱韵和
8个月前
中国 “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首航沉没 1958年11月27日,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大连造船厂的工人们迎来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这艘万吨轮只用了短短58天时间就建成,创造世界造船新纪录 1963年3月交通部提出开辟中日航线并以“跃进”轮首航日本。该建议于4月11日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当日, 交通部即电告上海海运局和远洋局广州办事处,指示由“跃进”轮首航日本,安排在上海、青岛两港装货,到日本门司和名古屋两港卸货,并担负开辟中日航线的重任。 因是本船首次出国业务,且为开辟与日本的新航线,亦因当时的政治气氛,原4个月国内近海航线试运营(只在大连和上海之间连续试跑了3个航程。按规定大型新船的验收试航期起码要半年以上)期间委任的船长张衍铎、大副、二副及22名非党团员船员被调走,被换上不惧危险,“政治绝对可靠”但亦缺乏远海航海经验并对自动化设备不太熟悉的船员。船长与大副都是政治上绝对可靠,十多年来第一次上船工作的“老”海员。二副不仅没跑过远洋,而且已离船三四年,业务生疏,对雷达、台卡这些重要的导航仪器都不熟悉。4月22日上海海运局将航线方案报交通部,同时向船长陈家祥、政委、轮机长3人传达。普通船员是在出海之后在青岛外的前湾锚地才被通知此行前往日本。 1963年4月24日,“跃进”轮在上海港装载砩石、杂货3414吨,驶向青岛港加装玉米、杂货10047吨,共计13461吨。4月30日15时58分,跃进号展开首次国际远洋运输。 5月1日13时45分“跃进号”触礁苏岩礁,船首下沉,海水涌上主甲板。不过,船员最初却又因当时的政治气氛认为,跃进轮是在公海,受试图阻碍中日建立贸易往来的敌对方袭击沉没,并在5月1日阴云且风浪下登救生艇过程中,将水下数米处的暗礁阴影误认为潜艇。于是跃进号沉没前,船员发出“我轮受袭、损坏严重”的紧急密电。周恩来总理指示解放军海军立即派军舰前往营救。海军205、206、211、224号四艘护卫舰连夜出航救援。13时58分,该轮再次发出国际上通用的SOS求救明码电报,同时决定弃船。14时15分,海水已涌至主甲板,船首开始下沉。轮机长俆翊令在船已倾斜的时候最后一个从底舱爬出来的,上来后见大家正慌乱呼喊着穿救生衣,船长在那呆得像块石头不穿救生衣也不肯上救生艇,大家把船长硬拉上救生船;只有船政委跑上跑下,指挥弃船撤离。14时20分,全船59名船员分乘4艘救生艇离船。17时10分该轮沉没。59名遇险船员于5月2日0点20分被日本渔船“对马丸”和“壹歧丸”营救脱险。 5月17日,新华社播发了周恩来拟定的《关于调查‘跃进号”遇难事件,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图2)
朱韵和
8个月前
当今网络上报道中共的监控体系时都说它是奥威尔的《1984》式的,完全是靠技术。但是裴(敏欣)教授认为:中共最拿手的并不是它的技术,而是组织。中国引进高精尖技术是在过去大概20年的时间内,但苏俄列宁主义式的严密的监控体系早就存在了。 裴著还第一次涉足了中共的“监视对象和规模”以及晚近出现 的“高科技监视”等议题。对于前者,裴敏欣教授根据中央和地方的数据推理,中共监控体系主要有两大监控项目,一类是很正规的,叫“重点人口”,专门有公安机关(派出所)管理,而且公安部有明文规定如何管理……对于后者,裴著认为,中共把高科技用于监控是从90年代开始。 中国的高科技计划的实施是有步骤的,第一个是信息化,把公安系统的信息管理系统达到世界水平,同时中国防火墙要过滤外来信息,这就是金盾工程(2001-2006),到2006年基本上就完成了。第二步是它建造的天网工程(2004),天网工程就是摄像头跟各种各样的监视感应器,在城市里建立监视体系。第三步是雪亮工程。从2015年开始建造。它基本上是一个天网工程的扩大化,是“天网工程”向农村的延伸(也包括天网工程的升级),由政法委管理。 等到习上来的时候,中国这套系统已经是很完美了,所以习近平对整个中国监视体系的贡献,基本上没有概念上的突破和组织上的突破,他只是在投入上加了一个雪亮工程和现在正在试验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还有“网格化管理”,这是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结合。 ---宋永毅|《哨兵国家》书评:揭开存放于黑箱中的中共监控史的机密 图1: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上的监控探头,拍摄于2012年。 图2:西藏拉萨市某处的监控探头,拍摄于2012年。 图3:天安门广场上的监控探头,拍摄于2009年。 图4: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安全摄像头前。 (法新社)
朱韵和
8个月前
在1997年以前,当地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的处罚一般是是“打烂房子”、“抓大人”。但从2000年以后,根据邵阳高平镇的村民说,当地有关部门对超生的家庭,开始不砸房子了,而是改为“没收”小孩。 他们为啥要这么干呢? 记者发现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 首先,大的历史背景是中央从2005年12月取 消了农业税,这使得地方政府少了一大块收入,于是很多地方就搞出了新花样,把“社会抚养费”作为新的收入增长点。 所谓“社会抚养费”就是超生家庭为超生的孩子要缴纳的费用,最著名、金额最大的一笔“社会抚养费”大概就是导演张艺谋交的。 但这个费用的收缴并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毕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拿出700多万的。 刚开始的时候,当地每个超生家庭需交纳大约3000到4000元的人民币,但对那时候的他们来说,这也算一笔不少的钱了。 可是,“恶政”之所以是恶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毫无人性的,因此就往往会进入一个变本加厉的恶性循环。 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以“县乡村三级联包”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县、镇、村三级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划生育工作绩效挂钩。 从此,“计生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疯狂的敛财工具。 一旦成为了“政绩考核”的指标,获取高额“社会抚养费”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目的。 随着考核指标的不断加码,某些人发现,每家收个几千块已经满足不了,何况,有些家庭就连这几千元也交不出来。 这时候就出现了更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本来应该是为孤儿、残疾儿童谋福利的“福利院”参与进来了。 因为“福利院”有个特殊的管道,叫做涉外收养,就是把中国的孤儿给外国人收养,每个孩子可以得到3000美元的“赞助费”。 而这笔钱,远远超过之前的“社会抚养费”,于是,把孩子抱走,就成了他们的普遍做法。 据当地官员称,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个家庭需交纳大约3000到4000元的人民币,以“抢走孩子”要挟时,金额就涨至1万元人民币,甚至几万元,就是要逼着你交出孩子。 实际上,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很多地方政府就已经以收取“社会抚养费”来扩大收入,用于乡镇机关支出。 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在2004年和2005年,近九成以上的社会抚养费成为“非规定支出”,绝大部分属乡镇机关支出。 这种事整个的操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步,在发现超生家庭之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计划对象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 第二步,婴儿被送往福利院,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 第三步,婴儿被福利院卖往国外,送入福利院后再通过“寻亲公告”等程序。 财新报道,部分2002年至2005年的《湖南日报》,确有湖南省民政厅发布的单独或包括来自邵阳社会福利院的《寻亲公告》。 然而,这些婴儿的家庭多是生活在大山深处,或者常年在外乡打工的人,他们能看到这些公告的概率非常低。 也就是说,公告达到法定的60天后,当地民政部门和福利院就可“将确定其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 这些婴幼儿被统一变成姓“邵”,已经有很多婴儿被送养到美国、荷兰及西班牙等国。 这就是“邵氏孤儿”的来历。 后来,最早报道“邵氏孤儿”的《财新》记者庞皎明被除名。 2011年11月,美国电视台的《Harry’s Law》播出过一期名为“American Girl”的节目:故事情节就是一对中国夫妇:陈军和陈燕,在美国找到了已被美国家庭领养的女儿。他们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将女儿要回来。 ---老鱼君:从“调剂”孩子到“邵氏孤儿”,还有多少这样的惨剧?
朱韵和
8个月前
段小文:计生干部抢走15名孩子抵罚款! 孩子全被卖到国外 在2002年到2005年期间,湖南隆回县高平镇的计生干部以老百姓征收社会抚养费为由,强行抱走当地老百姓的孩子,予以没收,然后把这些孩子以弃婴的名义,由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送往美国等地,从中牟利。 一、杨理兵的女儿杨玲被计生干部强行抱走后 卖到了美国。 2004年7月29日下午四五点钟,隆回县高平镇凤形村杨理兵的女儿在自己家中呱呱坠地。女儿降生后,杨家为其取名“杨玲”。哺育女儿到半岁后,杨理兵夫妇为了谋生,便离开老家,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哺养,南下深圳打工谋生。 2005年5月的一天,杨理兵照例给家里打电话,得到惊人消息,“女儿被人抢走了!”他匆忙从深圳赶回家。 但一切已晚,杨理兵的父亲回忆称,2005年4月29日,高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下称计生办)刘唐山等一行近十人来到杨家,看到两个老人抚养的杨玲,强征“社会抚养费”,杨理兵的母亲看到他们很凶,就抱着孩子躲,后来躲到了猪圈里,但还是被发现,最终以杨家未交“社会抚养费”为由,带走了杨玲。 事发当天下午,杨理兵的父亲跟到了高平镇。高平镇计划干部刘唐山等人提出,杨家必须交6000块钱才可以把人抱回来。杨家四处筹借,但只借到了4000元。当他第二天再去时,计生办人员已将杨玲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二、为了安抚杨理兵,镇里作出相关承诺。 由于通讯不畅,时隔多日,杨理兵才赶回高平镇。他赶到镇里去要人,小孩已经被送走,争执中还发生了冲突。 杨理兵回忆说,镇里主管计生工作的干部承诺,只要他不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后允许他生两个小孩,并且可以办理两个‘准生证’,不用交罚款。 杨理兵并未答应,只是一心想要回自己的孩子,待他赶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时,却根本不知道女儿在哪里。杨痛哭着说:“他们‘没收’了我的女儿!” 三、3年间被计生干部“没收”的孩子达十多人。 通过群众的举报,高平镇自2002年到2005年的三年时间里,先后以计划生育抚养费未交清理由被计生干部抱走的婴儿除杨理兵在外还有十多人,大致情况如下。 1、2002年7月29日,该镇大石村袁名友带养的取名为袁红的婴儿被抱走,该婴儿已在当地交了罚款、并且上户。 2、2002年11月25日,茅坪村袁新权所生的女婴被抱走。 3、2002年6月16日,茅坪村袁明三第三胎女婴被抱走。 4、2004年,回小村袁家石带养的女孩被抱走。 5、2005年,西山洞村袁朝容在广东抱回的弃婴,被强行抱走。 6、2003年5月23日,金凤山村周英喜抱养的女婴被抱走。 7、2002年,合兴村李谟华带养取名李艳,已经上户的女婴被抱走。 8、2003年6月3日,茶山村袁朝辉的第二胎女婴被抱走。 9、凤形村袁精南的第三胎女婴被抱走。 10、2002年4月19日,高凤村曾又东的女婴被抱走,2009年查实,现被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家庭收养。 11、里湖村聂庆瑞带养的女婴被抱走。 12、2003年3月15日,黄信村周英和家取名为周娟的女孩被抱走。 13、2002年4月6日,大水村袁家焱带养的女婴被抱走。 14、雪界村李昱文带养的小孩被抱走。 15、合兴村魏太喜带养的已经上学的男孩被抱走29天后,终于追回,也是唯一一个追回的。 四、抱走的小孩被漂白成弃婴的作法。 “高坪镇民政办现送来女弃婴一名。请接收。”2002年至2005年,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每年都会收到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这样请求接收弃婴的申请书。 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收到这些孩子后,依照《民政部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社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自公告刊登之日起满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规定,发布公告。 60天后,早已取名“杨玲”、“周娟”、“袁庆龄”、“袁红”、“李艳”等婴幼儿,统一变成“邵”姓。由此,当地民政部门和福利院,“将确定其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 这些婴儿被送到不同的地方抚养,很多可能被送到国外。2008年,中国儿童第二大收养国荷兰,其EO电视台在中国孤儿问题电视专题片中,除了检讨荷兰从中国收养婴幼儿可能存在的疏漏,也指责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涉嫌将高平镇计生办送来的婴幼儿变为“弃婴”的行为。 五、绝大部分婴儿下落不明。 这些弃婴只有几个经过好心人士的帮助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人,走上了回家之路,但是绝大部分婴儿至今下落不明。 杨玲, 现被美国家庭收养。 2002年5月被计生办人员带走的第三胎婴儿,现被美国家庭收养。 2003年5月被计生办人员带走的黄信村周英和家的周娟,下落不明。 2004年9月被计生办人员带走的李艳,下落不明。 2002年被计生办人员带走袁红,下落不明。 2004年下半年被计生办人员带走的袁庆龄,下落不明。 图1,2:当地老百姓所举报的内容
朱韵和
8个月前
鲍彤:“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闹清楚。 李南央:当然没有了。 鲍: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那样干是要保党、救党,所以要镇压学生。这是个误区。 李:“保党”是个误区? 鲍:保党,不对!邓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就是这么个问题。“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 李: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您这么说,就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 鲍:对!一样的,破罐子破摔了!毛泽东为了搞倒刘少奇,不怕把共产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社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国家打得稀里哗啦。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刘少奇要做的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饿死人。对邓小平来说,赵紫阳要做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邓小平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搞下去了。我这么说,有什么证明? 李:嗯,您有什么证明? 鲍:用什么来证明?证明之一,耀邦去世以后,政治局开常委会讨论耀邦的丧事,当时杨尚昆也在,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胡耀邦,我们怎么办?什么态度?赵紫阳回答:“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赵紫阳是这样回答的。 李:噢! 鲍:这一句回答,立即让邓小平警觉了。如果说学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么就等于让学生打我邓小平的耳光,因为胡耀邦是我邓小平搞下去的。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紫阳容忍了。邓发现了问题:赵紫阳是赫鲁晓夫,他将来在我(邓小平)死了以后是会做秘密报告的,必须把他搞掉。所以“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赵是邓选上去的人,“六四”以前邓对赵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陈云、李先念几次要邓小平换赵紫阳,邓小平说:“现在没有人嘛,换不了嘛。”这个话是一个很委婉的话,邓不好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而是说“你的意见办不到”——现在有谁能替代赵紫阳呢?你说出一个人来。你没有人,那我不换嘛。说明什么?邓小平要赵紫阳帮他提建议,帮他干活儿。 李:这个常委会是什么时候开的? 鲍:4月18号。 李:在《人民日报》社论之前。 鲍:4月15号耀邦去世,社论是4月26号。何以见得邓小平是在4月18号这一天的常委会后决定要搞掉赵紫阳的? 李:嗯? 鲍:在赵紫阳召开的这个研究、确定追悼胡耀邦规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了这样几条:下半旗,全国下半旗,使馆下半旗;召开十万人规模的追悼会,瞻仰遗容;追悼会由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悼词的内容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号,也就是第二天,常委会决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就说不能提了。 李:第二天就不行了。 鲍:哎,19号就不行了。除了这个提法不行了,“十万人”也不行了。根据什么?根据张万舒(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回忆录——《历史的大爆炸》。19号上午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是昨天常委会决定,要在北京召开十万人的追悼会;接着又立即通知他“不是十万了”。“十万人追悼”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突然又“不是十万人”了,谁有这个权力推翻常委会的决定?只有一个人…… 李:噢,而且能够立即通知下去。 鲍:只有一个人!18号紫阳还作了一个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后》。因为当时学生中流传个说法,说耀邦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气死的,因为激动,犯了心脏病。实际不是这么回事,真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在场。我坐的位置,如果说是在这个地方(指自己正坐着的位置),耀邦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用右手指着斜对面的位置),紫阳坐在桌子的这一头(伸出左臂指桌子的左端头)。那次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大学的教育问题,通过改进大学教育的一个什么决定。会议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念文件,大家听,然后决定这个文件。刚刚开始念,耀邦就举手:紫阳同志,我请假,我有点不舒服。紫阳立即问他:耀邦同志你有没有心脏病?耀邦说:过去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出差到……说到这里他就讲不下去了,就趴下去了(做头伏在手臂里趴在桌子上之状)。 就是说他过去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后来到了湖南还是江西出差,我记不得他说的是哪里了,发了病,医生跟他说:你有心脏病。紫阳立即说:“耀邦同志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他不是要起来,要请假嘛。紫阳说:“你不要动。”马上问:“谁有硝酸甘油?”没有一个人说有。过了大约两分钟,江泽民说,“我从来不带这些东西的,这次(他是从上海来开会的)我老伴一定要我带”,就拿出来硝酸甘油。 李:过了两分钟? 鲍:唉,过两分钟。他犹豫呀,拿出来就好像是“我身体不好”,会让大家觉得他心脏有病。因此他说“我从来不带硝酸甘油的,这一次,是我老伴儿坚持要我带”,拿出来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没有一个人知道。后边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我知道,放在嘴巴里含着。”就把药片给耀邦含进去了。这个时候耀邦根本不说话的。紫阳立即说:(温)家宝,家宝是办公厅主任,立即通知大夫来,抢救!中南海的医生赶到了以后,紫阳就说:我们大家转移,继续开会,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安静的环境来抢救耀邦同志。本来政治局开会是在怀仁堂,常委会开会是在勤政殿,大家就转移到勤政殿了。耀邦发病大概发生在9点到10点之间,到了12点左右的时候,家宝跑过来,说:“抢救过来了。”紫阳跟家宝关照了几句,说:送到医院,好好护理。后来的去世是因为上厕所,便秘,使劲撑,心脏又发生了问题。是这么个事情。而学生中传说的是开会的时候有不同意见,耀邦火了,一激动,发了心脏病。那么,紫阳确实觉得,这样一个说法增加了群众和党的对立。因此呢,作了一个决定:由新华社和中央办公厅合写一篇文章《耀邦同志逝世前后》,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说清楚,说明耀邦不是气死的,解除学生的对立情绪。总的这么个意思。这篇文章本来准备在20号发表,因此20号凌晨,也就是19号晚上12点必须发稿,全国才能通报。结果呢,又是张万舒回忆录中作的披露,说是待命发稿,到了12点0分03秒,突然,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不发。“不发”,是什么意思?! 李:激化矛盾。 鲍:对,激化矛盾!本来紫阳的安排是要缓和矛盾,让学生了解真相、了解情况嘛,让这个事情平平安安过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气死的)。 接着,4月22号开追悼会。就在追悼会上,紫阳又跟几个常委商量,决定三点:第一,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劝说学生返校;第二,不能动武,除非发生打砸抢事件;第三,学生提出的要求不就是要民主、反腐败、反官倒这样一些问题嘛,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这三条常委都同意了。又去问邓小平,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没说不同意。第二天(23号)紫阳就去朝鲜了,坐的是火车,李鹏去送,李鹏问:“紫阳同志,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待的?”紫阳说:“就是昨天决定的那三条,小平也同意了。”李鹏他自己在日记上写的,从火车站回来,立即把乔石找去,把那三条意见写成电报,发给各省市。这就是贯彻紫阳的意图,这个意图是常委统一了的。这不是很好嘛。到了当天晚上,李鹏日记上是这么说的:“晚上我去见杨尚昆,杨尚昆劝我去见邓小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是他主动去见的杨尚昆,还是杨尚昆把他叫去的,没说清楚;第二,是杨尚昆劝他去见邓小平,还是邓小平跟杨尚昆说,“你把李鹏叫到我这儿来”,没说清楚。日记中还有第三句话(李鹏跟杨尚昆说):“你也一起去。”杨尚昆到底去了没有呢?没有说。这是李鹏公开发表的那个日记,没有写。但是根据傅高义的书,那天晚上他们去见了邓小平。 李:杨尚昆也去了? 鲍:是的,杨尚昆也去了。傅高义书中的注解:23号他们两个去见邓小平…… 李: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结论? 鲍:对呀,他哪儿来的?傅高义注解的出处:《李鹏日记》。 李:噢,有两个。 鲍:对,由此可见,《李鹏日记》有两本,一本是详细的,一本是删节的。23号下午李鹏还在忠实地贯彻紫阳提出、常委们都同意了的三条意见,到了晚上就变了。怎么变的?是李鹏自己变的?李鹏有这么大胆子?送走紫阳,(在日记中)自己还说立即找乔石商量贯彻执行,晚上去见了邓小平,然后就说:“我浮想联翩,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工人不作工,学生不上学……”什么什么的一套。因此我从这里分析,这是邓小平精心选择的时机:紫阳前脚刚走,后脚他就把李鹏叫去。后来公布的那个25号邓小平听取李鹏汇报后将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的讲话,实际上23号晚上就跟李鹏讲了,因此才有24号的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然后才有常委决定成立“制止动乱领导小组”。就是这么一码事。 李:也就是说,北京市委的汇报是被授意的,不是主动的。 鲍:对,是授意的。虽然现在已知的资料里没有人说是谁授意的,是杨尚昆授意的?还是王瑞林(邓小平的政治秘书)授意的?还是李鹏授意的?都没说。但是北京市委的汇报肯定是被授意的。 李:陈希同的那个回忆里讲清楚了吗? 鲍:没说。 李:哦。但是您这样一说就解释通了。北京市委为什么要煽惑,它没有理由要煽惑嘛。对吧? 鲍:而且北京市委在4月24号向常委汇报时说:“中央有黑手!”北京市委能说“中央有黑手”?有这个胆子?唯一的解释是汇报之前的头一天——23号,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 李:拿到底牌了。 鲍:对!这种话能说的啊?!到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有黑手”!明明是23号已经被面授天机了。 李:太可怕,太可怕了! 鲍:陈希同把这个事情是完全推到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身上的,他说我是市长,只管吃喝拉撒睡,学生运动的事儿全是李锡铭管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不能沾这个边儿。至于陈希同说的是真是假,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说了,是李锡铭。那么总有一个人作汇报吧,不是陈希同就是李锡铭。 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在4月18号下的决心,干掉赵紫阳;在19号做出第一个动作,否定4月18号常委会悼念耀邦规模的决定,不准发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后》的文章,这是第一;第二个动作,4月23日紫阳出访朝鲜,选在这样一个时机,当天晚上召见李鹏,否定紫阳在4月22号追悼会上经常委们同意的三条意见(化解矛盾,平息事态),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第二。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去不去朝鲜,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号请示过邓小平,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紫阳这话是合乎逻辑的,他一定问了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小平的“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这句话。 李:赵紫阳这话是谁披露出来的,在什么文章里头写的? 鲍:没有文章,紫阳自己也没写过,但是他跟很多人说过。 李:噢。 鲍:紫阳不能写,写了,他就活不下去了。(笑)但是他说过:小平跟我说“去,回来后军委主席是你。你回来,我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这是稳住他!怀疑紫阳,对紫阳不满,已经下决心搞掉他,又要稳住他。那么你再看…… 李:完全是毛泽东的手法,完全是毛泽东了。 鲍:那么你再看,23号晚邓小平实际已经跟李鹏交了底,就是学生的行为是“动乱”。到了25号,听了北京市的汇报后又讲一遍,讲“动乱”。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学校了,还动乱什么?在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学校去以后,你还要叫它“动乱”,这是什么?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目的就是要激怒学生(用手指敲打桌面)。事情闹得越大,越事出有因,我把赵紫阳越好搞掉。这就是第三步了。 鲍:要是事情按照紫阳提出的三条意见被平息了、过去了,就没有理由召开中央全会,说我邓小平要撤赵紫阳,怎么说?“拿掉总书记”,省委书记、部长都要问了:赵紫阳犯了什么错误?只有学生闹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再来说:“你看,这是党的生死存亡关头,赵紫阳不配合。”让紫阳下台便顺理成章。因此问题哪,我的结论就是:“六四”的发生就是邓小平为了不出赫鲁晓夫,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百分之一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么个历史形象,为了这么个个人的东西,不惜以党的名义开枪。 那么事情为什么拖到5月17号,直到那天才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动用军队处理学生的问题呢?因为5月16号戈尔巴乔夫要来,如果4月24号就对赵紫阳作出处理,戈尔巴乔夫肯定不会来了。而邓小平是一定要在他的手里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建立这样一个历史的功勋。因此,虽然4月份就下了决心要搞掉赵紫阳,决心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掉,但是拖到5月16号你戈尔巴乔夫回去,我(邓小平)17号就开会,开常委会,决定戒严。邓知道紫阳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这样逼迫他不得已而辞职——不是我邓让你下台,是你自己不干了。所以,“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李:嗯……这就说通了。 鲍:这场政变的目的,就是邓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为了这个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党。他自己明明清楚得很,一旦开枪,党就身败名裂。这谁不知道?连毛泽东都早就说过:谁向群众开枪谁没有好结果。“六四”的过程在我现在看来,就是这样。 李:整个学生的“动乱”是他一步一步挑起来的。 鲍:是这样。学生一点儿都不错。学生为胡耀邦打抱不平,没错;学生提出要民主、反腐败的要求,没错;赵紫阳说,没有理由不让学生悼念,也没错。赵紫阳是企图用协商对话的方式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解除矛盾,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生、赵紫阳都没错,每个人下的棋都没错。问题是邓小平的决定,非要把赵紫阳拿掉不可,但是这是他个人内心的东西,不能说,不能质问赵紫阳:你为什么说“胡耀邦是马克思主义者”啊?你为什么要搞十万人悼念啊?这些拿不到台面上。因此要拿掉赵,就必须借助学生,给学生加罪名。张万舒的那个《历史的大爆炸》提供了很多细节,我认为是可信的。 李:张万舒是个什么人呢? 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他的书还可以有陆超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六四之夜主持总编室工作)的《六四内部日记》为佐证,两本书配起来对着看,完全一致的。我过去没有说过今天的这个想法,很大的原因是张万舒、陆超祺的书都还没出来,我是5月28就被抓了,了解得情况少,根据不足。 李:您说紫阳去世以前,他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吗? 鲍:紫阳不能说明白,如果要说明白…… 李:您觉得他心里明白不? 鲍:是这样。姚监复(六四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你知道这个人吧? 李:知道。 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叫胡什么? 李:胡绩伟。 鲍:对。胡绩伟有一次要姚监复问紫阳:“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赵紫阳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研究。”你看…… 李:噢,就是没有否定,那就是肯定,态度已经明白了。 鲍:所以,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至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他是跟着李鹏去见邓小平的时候才知道邓小平的真实意图的。但是李鹏、杨尚昆这两个人应该是最早知道邓小平的底牌“搞掉赵紫阳”的,4月23号就知道了。 李:那就是说,北京市委也是被动的。 鲍: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学生只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还在研究战略呀、策略呀,斗争啊,让步啊…… 李:那您说邓家的儿女知道不知道? 鲍:邓家的儿女不一定知道,最开始不一定知道,但是后来当然知道了。邓家的儿女说:学生要把我们剁成肉酱。他们认为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其时,学生当时的矛头并没有对邓小平,学生是要个公道,并没有要邓小平下台。所以,“六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清楚。 李:那当然,想都没往那边想,完全没这么想过。怎么可能呢。但是您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是合乎逻辑的。 鲍:时间顺序只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对,而且这也就说通了。要不你想:为什么北京市委要去煽惑这个事情?对北京市委有什么好处?真是太黑暗了啊,咳…… 鲍:比较系统地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我今天跟你是第一次,过去没说过这种认识,是第一次。说这个话,人家都不相信。 李:我相信了。 鲍:而且说这个话,学生会很伤心:邓小平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原来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工具来搞赵紫阳的。学生会很伤心: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就像整个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造反派弄了半天,翻过来、翻过去,今天你下台,明天我上台,今天被打倒,明天又被结合,文化大革命的全部东西都是变来变去的,唯有一条是不变的:“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打倒刘少奇)!”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干而不说(出来)的话,由老百姓说出来了,由老百姓帮他达到了目的。 ---鲍彤再看六四(一):邓小平的一场政变? 李南央 图:1989年5月,广场上的一张标语:“小平悬了 李鹏要栽 独裁者没治了” 、“赵紫阳离开了贼船。” David Chen
朱韵和
8个月前
宋永毅:文革“解放军”屠杀罪行远甚六四 有关中共建国以来公开动用军队对平民的镇压(屠杀),举世震惊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实,就受害者人数、镇压(屠杀)者的手段而论,文革要大大超过“六四”。 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 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 绝大多数的广西大屠杀的案例都是由军人领导、指挥、纵容甚至直接动手的。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参与这些暴力和杀戮的军人、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无恶不作的军人在文革后的复查中不仅大多数逃脱了惩罚,不少还得到提升。如在整个广西指挥杀人最多的原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原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新的宾阳县委多次打报告要将他逮捕乃至处以极刑,但是王在军队里巍然不动,还官升为少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原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挥,竟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对广西文革后的“处遗”调查完全采抵制态度,如一手伪造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的原南宁支左干部王生江,在文革后复查追究他责任时,竟无法在军队里找到此人。 图: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广州照相馆”门前人员被枪杀的情景。
朱韵和
8个月前
鲍彤:很多人责怪紫阳,说:“紫阳为什么不振臂一呼?”其实紫阳本人早就处在被监视状态。他到朝鲜去的那一天,也就是耀邦追悼会的第二天(4月23日),家里、办公室的通讯设备都被换了,接着警卫班全部换人。过去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警卫战士都是笑嘻嘻的,一家伙面孔全换了,全部不认识了。紫阳根本 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李:那他在这个当中还跟您说过什么没有? 鲍:说过,说过几个事情。紫阳没有参加5月19日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各界干部大会,那天早晨他头晕,北京医院诊断为脑贫血,让休息三天。因此他19号早晨写了报告,请假三天。三天后,22号我去看紫阳,他跟我说:“我请了三天假,今天是第四天,还没有人送文件,也没有人叫我开会。”他说:“我看还得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我找过家宝,要他发个通知开会,他跟我说:‘开不成。现在我中央办公厅根本没法子办公。你要我发通知我可以发,不过发了也没人会来开会的。’”紫阳跟我说:“不管怎么的,我还是要坚持开个会。”他说:“如果开会,我要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你给我起草一个东西,我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对学潮的整个看法和意见。”我给他写了。回去我就被抓起来了。 ---鲍彤再看六四(二):我是如何被抓进秦城的 李南央
朱韵和
8个月前
鲍彤:我是如何被抓进秦城的 鲍彤是在1989年6月4日开枪之前就被抓了,那时赵紫阳名义上还是中共的总书记。逮捕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他跟我说,“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李锐,1967年11月11日从软禁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深夜用吉普车带到合肥,一架专机飞到北京后直接把他送 入秦城监狱。他问:“为什么抓我?”直至1975年5月31日被释放,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释放的当天,他又问:“为什么放我?”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的父亲李锐是挂着毛泽东秘书的职务被清除出党的,鲍彤先生是在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位置上被捕的。他的叙述让我看到中共要让一个人垮台所用手段的卑劣,而这个人如像鲍彤先生一样拒不认罪,给你安上个莫须有的罪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毛泽东时代如是,邓小平时代如是。如果习近平时代仍然如是,到底还有什么“新时代”? 以下内容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过编辑与删减。 李(南央):当时抓您的理由是什么?您有没有思想准备? 鲍(彤):有思想准备。 李:为什么呢? 鲍:为什么会有准备?因为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的。抓我以前,我跟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两个人,一个是(党的)改革局的副局长,叫黄海,一个是一个律师,社会改革局的一个律师,我说,请你们给我找两样东西:抓人应该根据什么法律程序,根据宪法、根据刑法、根据刑事诉讼法,摘几条出来;党内处分应该根据什么规章程序,根据党章、根据党内生活准则,摘出几条来。我说:印发所有的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人一份。 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鲍:5月二十几号的事情。所以我思想是有准备的。结果抓了我一个,又抓了一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两个我的秘书,一共三个人。5月28号我接到宋平秘书的通知,让我去开政治局会。宋平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他是“六四”以后才当的常委。所以他通知的会只能是政治局会不可能是常委会。而政治局开会,这个动作太大,牵扯到在外地的委员,他们都要到北京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秘书,这件事我是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你宋平不是常委,怎么知道的?所以我说:我不去。对方就说:是开常委会。我说我的司机回中南海吃饭了,他说不要紧,我们派个车来接你。一接,把我接到宋平那里去了。我想宋平不是常委,开常委会怎么到宋平这里来?当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宋平一见我就问:鲍彤同志,你现在都在想什么问题呀? 我说:我现在很发愁啊,不知道自己的事情怎么了结呀。 他就说:嗨,我觉得你现在非常不安全。 我说:我很安全。 他问: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住在家。办公嘛,我有两个办公室,中南海一个,外边一个。 他说:不安全啊,不安全,我看你还是换个地方好。 我说:不用换地方,你不必担这个心。我很安全,什么事儿都没有。学生也很和平嘛,有什么问题。 他说:啊,不不,我还是想办法,你要换个地方。 送我出来的时候,宋平跟我握手,握得很紧,捏得我都要痛,到这么个程度。他握手握得那么紧就是要告诉我:“我是奉命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出门就把我抓起来了。 李:那当时逮捕令上是怎么写的? 鲍:没有,没有逮捕令,两年以后才给我逮捕令。我立即写了信:常委、政治局并邓、陈,把我抓到秦城来,什么罪名?这是法制吗?叫我交待问题,抓到监狱里来交待,这样对吗?没有回答。 李:那后来呢? 鲍:我的两个秘书查不出什么事情,几个月以后就放了。那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可能判了一年还是两年。 李:那给您最后加的到底是什么罪名呀?我们都不知道。 鲍:“泄露了党的机密”。给我加这个罪名是为了要圆谎,圆李鹏最初给我定的罪名。那是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李鹏代表国务院做报告,里边讲到鲍彤在5月17号开了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会,会上泄露了“军队即将戒严”的机密。我说:这个罪名不能成立,因为我不知道军队将要戒严,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能泄露?我知道军队戒严是在5月19号,是在电视上听李鹏讲的,要说泄露,是李鹏泄露给我,我才知道的。这下他们没法弄下去了,就把罪名改成了“泄露了党的机密”——赵紫阳辞职。 5月17号政究所的那个会是怎么回事呢?5月17号紫阳去小平家开会,我不知道,我正好有件事儿要找他,就在办公室等他。赵紫阳的另一个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职的秘书,也来找紫阳,我们两个人一起等。他下午开完会回来了,看到我们俩,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刚才在小平家里开了个常委会,做了个决定,打了场官司,姚依林赢了,我输了。什么决定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要保密。紫阳没说要戒严,我怎么会知道呢。当时有证人:办公厅副主任兼紫阳的秘书,后来到吉林省当省委副书记了,叫什么来着,我现在想不出,叫不出名字了(按:张岳琦——编著)。紫阳接着说:我在会上提出来,根据我的认识水平和精神状态,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定是不合适的,是要误事的。我在会上说了:我要求辞职。小平说:总书记还是你。回来在车上我想了一路,我想还是得辞职。你们给我起草一个辞职报告。这样我就给他写了个辞职书,就那么几句话:今天下午常委会的决定,根据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由我来执行这个决定会误事的。我要求辞去总书记。当时我问了他:你是辞几个职务?军委第一副主席辞不辞?他说:辞,两个职务都辞。因此我记下:我请求辞去总书记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上面的抬头是:政治局并小平同志。 李:但是您实际上是猜出来要戒严了。 鲍:我没猜出来。 李:您真没猜出来? 鲍:我当然不知道…… 李:没猜出来要戒严? 鲍:记了之后,紫阳说了一句:“咳,我这个辞职你得保密呀。” 我说:“紫阳同志,别的事情我做不了,保密我做得了。” 紫阳说:“有人可说你泄密了。” 我就说(用手指敲桌面):“谁说我泄密了?不会有别人,只有李鹏。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李鹏讲话是不负责任的。” 紫阳说:“人家可是说了有根据。我还跟他说了:‘现在是法制社会,不能随便乱说。’他说:‘我现在不拿出根据来,到时候我会拿出来的。’”紫阳没有说李鹏两个字。 鲍:写了以后,虽然就这么两句话,我还得回自己的办公室正式起个草稿,让打字员打好,然后再送给紫阳。我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勤政殿,我一人一间。勤政殿一进门第一间是温家宝的,第二间是我的,最后一间是赵紫阳的,常委们的办公室都在那里。一个在现在的金台饭店,当时叫作中办招待所。中办招待所是我和体改室很多人在一起的。 李:那打字员也要保密呀。 鲍:是呀。辞职报告送给赵紫阳后,晚上我又回到体改室,因为我觉得显然是李鹏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泄密的问题了。一进门正好碰上我的一个秘书,哪个秘书我忘掉了,我说:“开会。”他说:“是全体会,还是决议层会?”我说:“什么决议层会,全体会。研究人员统统来。”就是说除了管吃喝拉撒睡的,都来。人来了以后,我开始一句话没说,数到会的人数:1、2、3、4,数到12,门一开,第13个人进来了。第13个人是一个女孩子。我说:“1、2、3、4,12……13!”,那个女孩子一愣:“什么13哪?”我说:“你放心,我不是耶稣,你也不是犹大,今天也不是最后的晚餐,但是今天是我鲍彤跟你们开最后一次会。” 李:您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预感到要出事儿了。 鲍:那当然,说我泄密还能不审查嘛?我说:“很快就要审查我……” 李:但是那个时候说您泄什么密呀? 鲍:用不着管他说泄什么密,只要说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泄密,那就是罪莫大焉。1954年我从广东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那时正发生了高饶事件,听到的第一个传达有句话一直记住了:“不该问的事情不问,不该听的事情不听,不该说的话不说。”所以我对大家说:“今天是我给你们开最后一次会。不要紧张,就是审查我一个人。审查,好!不审查不清楚,审查了就清楚了。”我说:“明朝有位于谦,他说过‘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是清清白白的,我相信审查的结果也会是清清白白。大家不要慌。”我说:“今天请大家来,要求大家守纪律,冷静、理智、不要慌,不要做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做了不好。”我说:“王昌龄有一句话‘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我说:“‘大梁’就是河南那个开封,王昌龄说他在信陵君那里吃过饭、做过事,就不能给信陵君添麻烦。他是河南人。”(笑)…… 李:噢,紫阳也是河南人。 鲍:我在会上讲的就是这些。查记录,所有的人记的都是这些,没有部队要戒严的事情,连赵紫阳要下台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的那些话对不对?走到天边也没错!因此就一直挂着我,挂到1991年,抓了我两年以后,开除我的党籍。三月份开除,四月份起诉,检察院、法官都来了。我当然不承认泄密的罪名。开会的13个人统统都查了,统统都作了回忆,没有什么泄密的话。怎么办呢?就抓了一个人,行政局的副局长,叫高山,审问他。他说:“那天晚上我没参加会,鲍彤的话是我第二天听别人说的。”一直逼他,最后逼得他没办法,就说了:“我……”——他没说鲍彤,说是他自己——“我怀疑赵紫阳出了问题,跑去问鲍彤:‘赵紫阳的事儿什么时候向大家传达?’鲍彤回答我:‘那总要传达的。也许两个礼拜,也许一个月’。” 结果他们就拿了高山的这个东西定了我的罪,罪名不是泄露了部队戒严,而是党的机密:赵紫阳下台。而实际上,高山的“供词”中也没说我泄密了赵紫阳什么事儿,他只是问我:“赵紫阳的事情什么时候传达?”我说:“总要传达的,不是几个礼拜以后,就是几个月以后。”我说:我不记得我跟高山有过这个对话,退一万步,就算我们之间说了这个话,也没有说到赵紫阳要下台呀。我泄密了什么秘密?不管怎么地,“泄”,最后给我定的罪:泄露了赵紫阳下台的秘密。我说:“如果你这样定,不应该是泄露罪,而应该是造谣罪。赵紫阳是在6月23号才被宣布撤职的,我5月17号说他要下台,我请你定我造谣罪。”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造谣罪也不能成立。但是李鹏已经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的报告中说鲍彤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当然不能改成造谣了,否则国务院的报告就成造谣了。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儿,为了圆谎,最后定了个泄露“赵紫阳要下台”的党的机密罪。 ---李南央 图:2008年,李南央与鲍彤的第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