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王实味的亏吃在太当真了。1942年3月，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开整风动员大会，关于领导整风的“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组成，暂代院长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指示，“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王实味提出全部检委都由民选产生，最后表决，赞成全部民选以四分之三获胜。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 21名检委。中央研究院的动作轰动延安，影响巨大。群众以为民主取得了胜利。王实味更是认为民主有理而有恃无恐，乘胜进击，以每月有法币四块半津贴（毛泽东五块，林伯渠四块）、吃碗里不缺肉的小灶、穿青色国统区细布四个口袋制服的优越位置，高调反对等级制，以硬骨头自居，无忌直言犯上，大有耳提面命之势。《野百合花》发到《解放日报》，把张扬自己主张的《矢与的》墙报粘在红布上悬挂到闹市，观看者川流不息。 没几天，王震看过墙报，判断为“吃饱饭骂党”。毛泽东得知后，一个晚上由卫士陪着，提着马灯打着火把看了墙报，吟哦之间发现“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毛读过《野百合花》后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此后，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介入，从托派思想到托派活动到托派组织，最后坐实托派分子。其根据则仅仅是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受两位同学之托翻译了《托洛茨基传》的两个章节和《列宁遗嘱》，而且或经警惕的妻子刘莹提醒、或自己有怀疑，与这两位同学短暂接触后就都不再来往了。 其实有无确凿佐证并不重要，只要一点影子，作个点缀就够了。是运动的深入发展需要这样一个托派王实味而已。没有也得造一个出来。早期还有立场和动机的争论，此后，就一边倒，一篷风，王成众矢之的，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了。 萧军曾为王实味事问过毛泽东，毛说，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过问。萧军便不再过问此事。后来，萧军亲历批判会，他坐在会场后面，根本听不清前面的人说些什么，只知道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萧军忍不住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射向萧军。在散会路上萧军发牢骚说，像狗打架、扣尿盆子，被人向上汇报，中央研究院一众人等向他兴师问罪，他怒气冲天向毛泽东提交了备忘录。但萧军的侠义也改变不了王实味的命运。 王实味主动提出退党，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几乎无法解决”，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但“老九不能走”，党需要他在反派的位置上继续发挥作用。此时，王实味彻底孤立了，成了不可接触的人。他找到萧军的窑洞，要萧为他转交给胡乔木和毛泽东的信。尽管萧军在私下敢于肯定，王实味绝不是一个托派，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萧这次也是把王轰走了。 之后，萧还是把王托咐的信转交了，可惜没有任何回音。这封信语无伦次，抬头是“伟大的乔，转呈伟大的毛主席，转党中央”，落款为“反革命王实味顿首百拜千拜万拜”，显然，王实味已经精神失常。其中清醒处尚有：“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吆，我要安静安静呀！不一定到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有没有一席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必须！” 种地已经不是一个托派所能享受的。1943年4月1日晚，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1944年五六月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王实味被安排露面，以证明他活得很好，但赵超构在他的《延安一月》里记下了他所感觉到的不正常。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中央社会部奉命将王实味押送到黄河以东的晋绥根据地。途中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包袱。 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7月1日，晋绥公安干部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偏僻山隅，用砍刀砍死后置于一眼枯井中。半年后毛泽东知道此事，大发雷霆，要某人赔他一个王实味。不过，显然，他在乎的是一个典型，而不是一条人命。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透露原委，“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从王实味到刘少奇 作者： 山巅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