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7个月前
朱韵和
7个月前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O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 共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在凄楚、孤独、悲伤、自怜,向隅而泣中悄然离去。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的权力。 虎死不倒威,虎皮震群兽。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头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中共现任领导人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的神话。因为中国仍是“丛林郑治”,他们需要虎身和虎皮。 ---铁流:“百兽之王”毛泽东最后的凄楚日子
朱韵和
7个月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 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象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 ---铁流:“百兽之王”毛泽东最后的凄楚日子 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朱韵和
7个月前
陶杰:英国人暗辱邓小平 新年头一天,英国人就奸计使坏,在伦敦故意“解密档案”,其中有一条,是英国一九八九年“六四”收到消息:邓小平说,要杀二百人,换取中国二十年稳定。 为什么说英国人又搞鬼呢?因为“六四”期间所谓“杀若干人,换取二十年稳定”之说,一早不是秘密,是邓小平在家召见领导人和战 友等人时说的,不过“若干”这个数字,外传二十多年来,都是“二十万”,而不是英方所称听来的“二百”。 凡中国人都敬仰邓小平,因为邓公是一个伟人。凡伟人开口,必定大气魄。邓小平说“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符合邓小平四川人大气领袖的性格。一九五四年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核战,也说“中国有六万万人,即使死掉一半,还有三万万,仍然可以建设共产主义。”这句话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所谓杀二百中国人,数字太小家子气了,邓小平怎会讲得出口?尤其跟毛泽东一比。所以由此断定,英方档案透露的这个数字,绝不能反映一个伟人的壮志,一定是假的。 二百人数字太低,不必劳烦邓小平派解放军开枪杀。因为“六四”期间有戒严令,只要解放军开着军车向长安街一冲,不放一枪一弹,中国人自我践踏,十分钟踩死的都不止二百。英国一九八八年的希尔布罗足球场大门闸倒塌,观众四处逃窜,践踏死的,都有九十六,踩伤近八百,何况“六四”解放军还开枪扫射。 所谓“杀二百人换取二十年稳定”,你问问熟悉邓小平性格的李光耀,李国父必定大笑。一个千亿富豪,如新鸿基郭氏兄弟,捐款出手至少三五亿,才算是慈善,若捐二百元给一家老人院,你叫怎样出得了手,更不可能说得出口。 才杀二百人?是邓小平告诉英国驻华大使的?还是他家子女打电话告诉当时港督卫奕信,叫他转达的?如果都不是,英国人从哪里听来还是编造的?如果是编出来的,动机只有一个,表面上,收了中国六七百亿英镑的投资,将“六四”杀人数字,大幅减低,大量漂白;但实际上,是矮化邓小平,令邓公小眉小眼的,打击伟人的形象和声望,所以我说:英国人很鬼,见此不洞悉其奸而不愤慨者,还算是个中国人吗?
朱韵和
7个月前
民国时代的中国大学有三种:官府主办的大学,如北大和中央大学。西洋传教士开办的大学,如燕京、圣约翰、东吴。还有一种,是民间的中国教育家自行筹钱开办的民办大学,如上海的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 第三类大学,筹划者虽然是中国人,但多少都有点西洋文化背景,如复旦大学创办人马 相伯,世代是天主教徒。南开大学张伯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教育。此等民间人士,都有西方文明思想,知道唯有行西式的文明理性教育,方可启蒙中国人的帝奴基因。第二类和第三类,同出一源。 但对于一九二一年在中国出现的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的仇恨角度来定性:第一类大学,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经营;第二类,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洗脑基地;第三类,也是汉奸洋奴秉承洋人的意思建立的反动学府。 虽然由外界的正常人类来看,由清末到民国三十八年止,这三类大学,由北大的蔡元培领军,司徒雷登辅持,无数善良诚恳的中国教育家、思想家、学问家,张伯苓、罗家伦、梅贻琦、马相伯、蒋梦麟,为中国培养人才,贡献之伟大,是人类历史上一卷壮丽的诗篇。但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仇恨观点相反。正如你若是基督教徒,你认为上帝和耶稣建立了人性美好的花园,但你若是撒旦的支持者,则一切颠倒。 因此毛泽东一上了天安门,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及待改组全国在民国时代留下来的大学。第一口眼中钉,就是他年轻时在图书馆做管理员时备受傅斯年斥责、胡适罗家伦及其学生对他不怎么看得上眼的北京大学;然后就是他个人仇视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毛泽东粗暴将此两校合并,派驻党委书记,而且非常记仇的,终身不踏入此校校门一步,而视对整个知识界的深度鄙视。 民国时代的中国大学,虽然有非常出色的科学教育,但引领时尚的,是文科的学者。蔡元培、胡适、罗家伦、钱穆、钱玄同、梁实秋、朱光潜、吴宓,所有你今日记得的,全部是文史哲艺和教育学中人。但是心理超级阴暗的毛泽东,废除、贬抑、扭曲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一度连理工科的专家也批斗,为他统治的国家制造了一个三千年未见的黑暗愚昧时代。 ---陶杰:毛泽东为何迫不及待拔除最出色的民国大学
朱韵和
7个月前
王秉璋“卧底” 几位元帅和副总理挨批以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特别担心老帅们在军队中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述: “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帅,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西山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 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都有哪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刘素媛还告诉叶群,毛泽东要王秉璋注意经常了解一点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泽东的意思告诉了他,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后来,林豆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我还记得,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判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报告都是这样的内容。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 吴法宪在书中评论:“王秉璋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批准除谭震林以外的其他老帅和副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们总算暂时过了一关。 王秉璋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七机部部长兼空军副司令。文革初遭到揪斗、关押,得了肝炎,他的妻子通过吴法宪、叶群找林彪求情。林彪让叶群报告毛泽东,七机部是重要的机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也要两弹一星。于是同意了林彪的意见,解放了王秉璋。接着派他到老帅们身边卧底。到底是老帅们真的“接受教训”,转变了态度?还是他们意识到王秉璋为何而来,有意表现给他看?或是王秉璋同情老帅,专拣毛泽东爱听的写?只有天知道了。 1971年9.13事件以后,王秉璋被视为“上了林彪贼船”撤职,审查关押长达十年。1981年免于起诉获释。老战友张霖之的儿子张光渝曾经记录了王秉璋内心的不解:“我不知道什么‘五七一计划’,也没给林彪选妃子挑附马,我在他的领导下为党工作,怎么就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成员’?”但直到2005 年去世,他也没有得到一个政治结论。惟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2000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里这样评价:“王秉璋同志对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 ---文革初元帅大闹怀仁堂 毛泽东派卧底防军变 作者: 丁东
朱韵和
7个月前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 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O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复:“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铁流:“百兽之王”毛泽东最后的凄楚日子
朱韵和
7个月前
为什么称毛泽东是“百兽之王”,近日读书豁有所悟,发现中国政治血拼厮杀的大森林之中,缺乏文明,缺乏宽容,缺乏妥协,更缺乏人性,没有游戏规则,老是走不出历史的误圈。毛泽东,便是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 仅管“百兽之王”毛泽东在几十年的暴力革命中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斩关夺将,攻无不克,不但 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还把他接班人刘少奇、林彪以及“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和“拿起菜刀闹革命”而成为将帅的贺龙与一大批凌烟阁的功臣们,统统打成“帝修反”的特务、叛徒,让他们销声无息地走上了不是断头台的“断头台”。 这个百兽之王,一个时候颐指气使,独霸天下,谁不三呼九叩,万岁万万岁。想不到在他晚年也有向隅而泣的凄楚日子。乡人张戎及其丈夫乔.哈利戴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披露: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三位成为盟友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这个威震百兽的老虎死期日近,昔日惧畏它的豹子、猴子便会联合起来对它示威。这就是从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向隅而泣最强烈的情绪。 第五十八章《最后的日子》写道:1973年,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他最后的日子。就在生命的最后,面对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形成的三人“同盟”,毛泽东已是力不从心,尽管他的大脑直到临终都很清晰,保持一个念头就是自己和权力,但他也无力改变文革破产的颓势。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复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铁流:“百兽之王”毛泽东最后的凄楚日子
朱韵和
7个月前
在那段时间,他一方面还心有余悸,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的春天,国内形势很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有些动荡不安,知识界、思想界议论纷纭,异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中央内参每天都反映不少这方面的动态。他是一 个时时刻刻都不忘国是的人,, 可这时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许也没有可能让他发表意见。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压抑。记得当时中央决定4月份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讨论研究教育问题。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后,觉得教育问题今天已不是热门话题,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关键还是经济问题,要好好把粮食和多种经营搞上去。他认为,不要出的题目太多。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今年可以少开一次全会。今年是建国40周年,9月还要开一次全会,不知道40周年还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卖些黄金?我们的黄金也不多,卖不了多少钱。他还说,国庆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 ---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朱韵和
7个月前
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 ,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 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对于党内斗争,耀邦同志一生经历的太多,留下了难以磨灭和忘怀的印记。刚参加革命,他还是个红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AB团,差一点送了性命。“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延安整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前,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被当时西北局发动的对他的批斗,整得体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后来还是叶帅(叶剑英)把他接回了北京。 这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 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他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大家也万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他晚年的这一心愿竟成泡影,实在是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图: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朱韵和
7个月前
在那段时间,他一方面还心有余悸,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的春天,国内形势很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有些动荡不安,知识界、思想界议论纷纭,异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中央内参每天都反映不少这方面的动态。他是一 个时时刻刻都不忘国是的人,, 可这时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许也没有可能让他发表意见。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压抑。记得当时中央决定4月份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讨论研究教育问题。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后,觉得教育问题今天已不是热门话题,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关键还是经济问题,要好好把粮食和多种经营搞上去。他认为,不要出的题目太多。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今年可以少开一次全会。今年是建国40周年,9月还要开一次全会,不知道40周年还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卖些黄金?我们的黄金也不多,卖不了多少钱。他还说,国庆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 ---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朱韵和
7个月前
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 ,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 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对于党内斗争,耀邦同志一生经历的太多,留下了难以磨灭和忘怀的印记。刚参加革命,他还是个红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AB团,差一点送了性命。“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延安整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前,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被当时西北局发动的对他的批斗,整得体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后来还是叶帅(叶剑英)把他接回了北京。 这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 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他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大家也万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他晚年的这一心愿竟成泡影,实在是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朱韵和
7个月前
这一年,国府败局已定,部署逃往台湾。蒋中正先生直接下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北大校长傅斯年、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蒋经国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局势危急,并拟定“抢救名单”,全部是当时国内最杰出知识分子。 北大历史学者钱穆、毛子水、化学家钱思亮、英文 系教授英千里、法学家梅贻琦选择上机。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学人陈寅恪、熊十力、吴宓、冯友兰、工程专家茅以升等选择了共产党,拒绝上机,决定留在大陆。 去留之选,一瞬间定生死命运,因为“解放”之后,加上“反右”和“文革”,那些留下来的如何收场,, 这件大事,显露了非常有趣的人性。首先蒋介石拯救的只是第一流人才,有许多人不在名单上,包括作家沈从文、冰心、巴金、曹禺之类。或蒋介石觉得这些人不重要,或知道这些文人已经被共产党洗脑,带去台湾,只会麻烦。 另一些是艺术家,如张大千、梅兰芳、马连良之类,蒋介石或许让他们自己选择。艺术涉及品味,但对于国家紧急存亡,并非优先,蒋介石让他们自己谋出路。至于张爱玲之流,蒋介石还不知道是谁(一个小女子兵荒马乱中也以自己的触觉来决定,其判断居然比许多大学者更准确)。 还有另外一种,如企业家和江湖领袖:航运巨子卢作孚、面粉业家族荣毅仁、汽车老板严庆龄、杜月笙、黄金荣等,另在上海。名单只限于平津,飞机班次有限,这些人蒋介石也让他们自己决定。 最后一班飞机,名额有限,局势危急。这份名单的取舍,显示了蒋中正先生身为国家领袖,要做一位中国真正的舒特拉,紧急关头的眼光、胸襟、价值观。 最后一班飞机,中央研究院学人的只有四份一,大部分学人精英,一来舍不得,二来不相信离开了中国,可以继续他们的文化和科学事业。三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更相信毛泽东会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更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飞机座位空荡荡,傅斯年和胡适看见了,悲哀至极。 ---“中央研究院人才紧急救援计划”事件 作者: 陶杰
朱韵和
7个月前
上官云珠的自杀与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关联 1968年11月23日,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的红潮岁月,也是“阶级敌人”被杀和自杀最的恐怖日子。,她推开门窗探头向外张望,试着往下跳跃的姿式,却又停了下来,嘴里唧唧自语:“这样值吗,死能说明什么呢?”欲退步回去,突然听到远远传来“东方 红,太阳升”的歌声,突然紧张一怔,闭上双眼咬紧牙关,敞开细嫩的喉管大大地喊一声:“我没有勾引伟大领袖毛主席啊!”然后纵身往下一跳,在未触地面前她还想:哪是我勾引“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是“伟大领袖”估着硬上的呀!但她不敢说出口,只能以一死划上个句号。 ,,,,,, 1957年7月,毛泽东到上海布署掀起反右运动的高潮。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殷勤接待。柯庆施深知毛寡人有疾,遂委派亲信张春桥约上官云珠与毛泽东谈话。情场上拼过来的上官云珠聪慧超人柔情似水。两人在锦江饭店跳舞游泳,之后又在领袖下榻的住所长谈。在这之前,上官云珠因主演过不好的“坏电影”,已被厂里列入“右派”名单,却想不到一下峰回路转,成为“重点保护对象”,接着主演了《小白旗的风波》、《南海潮》等影片。1962年还入选“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和上海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真叫时来运转! 美丽,对于一个女人既是高贵的资本,也是倒霉的灾难,故有“自古红颜多簿命”。上官本有国色天香之美,加之此时又对“伟大领袖”温柔恬静应对如仪。毛大喜过望,圣心大动。两人相契,遂订私情。其间,柯庆施特意把毛的住在上海的前妻贺子珍(其实没办过离婚手续)送往外地疗养,以策万全。以后,毛悄悄把上官带到北京,在丰泽园小住。此时这位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是个神秘人物,对外身份是御用的专职“按摩师”。 其后,毛泽东或专机或专列临幸上海,也召见上官云珠重温旧情。但是后来“伟大领袖”渐渐地把她淡忘了,但上官云珠却钟情于毛。她哪知毛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厌旧的“君王”,玩过的女人上千上万,谁不是下床就忘。更何况他是个“铁鸡巴”(肖三语),每天没女人陪就睡不落觉,心里哪还有上官云珠。而上官云珠却痴心不改,秋水望穿。1961年11月,她用练就的瘦金体书法写下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寄给毛泽东以诉相思之苦: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铁鸡巴”毛泽东为其真情所动,写了一首《卜算子咏梅》的词回赠她: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这首词本是偷情之作,不久公开发表,却被马屁文人们大肆捧颂,认为是首斗志昻扬,豪情万丈,“反帝反修”战斗的“革命号角”。于是人人背人人诵,视为“一句顶一万的真理”,这是何等的无知与可笑啊!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江青在保密处截留了一封字迹娟秀的信,是上官云珠从上海寄来的。江青拿着铁证找老毛大闹。毛只好让步,于是打破延安时代的“约法三章”,结束了江青20多年没有名分的生活,亮出毛夫人的底牌。1962年9月29日,毛与江青双双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报纸上第一次称江青为毛的夫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权在握的江青,立即下手报复上官云珠,对其残酷批斗反复抄家。上官云珠盼望领袖出面救她。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硬不肯为她说一句话。 从1968年9月开始,由江青直接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和林彪秘密成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相继逼迫上官云珠写出更翔实的与毛主席以及其它首长在一起的交待材料。可是,能写的都已经写了,上官云珠搜肚刮肠,也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1968年11月22日,一个周末的傍晚,上官云珠又被专案组提审。对审讯人员的威逼,上官云珠无话可说,审讯人员一阵猛扇耳光,拳打脚踢,折磨了她两个多小时后,把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下最后通牒第二天必须交代,否则后果自负。她不知该怎么办?就这样跳楼了。 文化大革命千千万万被迫害的死难者临死前,大多喊得是:“我没有反党,我没反毛主席”,只有上官云珠的这一声喊极特殊。她为什么要这么喊?有人认为她勾引了毛泽东,而上官说“我没有勾引毛主席!”那就法庭上见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此,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一场浩劫了。那么,上官承认她勾引了毛主席,事情会怎样?也得让人弄死,而且你还承认了。林彪至死坚决不检讨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文化大革命那个不讲理的年代,你跳楼了也洗刷不了你的污点,你死也白死。至今有人为上官上法庭吗?正义审判了吗?即使偶尔提及也不会让人们听到看到,因为它牵涉到毛泽东。 那么,该怎么看上官临死前的这一声喊?她勾没勾引毛泽东老百姓不会知道。但她和毛肯定不是接触过一次,而且是非正常接触。 不说上官是怎么接触的毛泽东了,也不说都是谁安排的了。(参见《毛泽东和她的女人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但大山认为:给上官十个胆她也不敢勾引“伟大领袖”。那么,即使她和毛真有什么,她又没勾引,是毛勾引她吗?也不会,毛泽东喜欢上了上官,还用勾引她吗?这里,得用一下“临幸”这个词儿了。毛泽东和上官真有什么,不过是一个现代皇帝睡你一晚或几晚而已,还用勾引你?是你祖宗积德,三生有幸的荣耀。 类似的情节应该是:上官让皇帝叫去了,男人即使知道了也得忍气吞声,或者和女人一样激动,这种男人不是没有?终于文化大革命来了,和毛泽东接触过的孙维世和上官云珠都死得不明不白。而今这两个女人都死了几十年了。一些事,这两个女人都带走了,你永远不会知道了。不过留下“伟大领袖”的词《卜算子咏梅》,却永世不衰,可谁又敢去如实诠释呢? ---作者: 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