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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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1989年6月4日：骑自行车的人停下来看被中国军队的坦克压扁的自行车，这些坦克是在共产党政府最后的夜间残酷镇压中使用的...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被坦克压扁的自行车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3.在六月四日拍攝遭坦克或裝甲車輾過的單車。（Terril Jones） 4.被中国军队坦克轧平的自行车。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六四事件 #坦克人 #天安门事件 #1989年 #自行车

6个月前

1.1989年6月13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条街道上骑自行车，中国军队守卫着这个学生为民主改革而集会的广场。 2.1989年6月12日，解放军士兵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个繁忙的购物区站岗。 3.1989年6月11日，在天安门广场抗议者被镇压一周后，一辆解放军坦克停在北京天安门的毛画像下面。 Sadayuki Mikami/AP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民主改革

6个月前

2022年1月6日，星期四，封控中的西安

#西安封控 #2022年疫情 #COVID-19 #城市封锁 #中国疫情

6个月前

雍和纪实摄影金戒指开禁 1982年9月，上海南京西路工艺品商店，中断20多年的黄金饰品市场重新开放，市民闻讯而至。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等黄金饰品，又回到了民间。

#雍和纪实摄影 #金戒指 #黄金饰品 #市场开放 #1982年 #上海 #南京西路 #市民 #耳环 #项链

6个月前

我是土木工程师，亲见亲历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建筑业故事。我曾经问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建一座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三层楼砖木结构宿舍楼，从基础到交付使用，如果尽可能地快，得多少时间？没有人答对。实际是15.5小时。也就是说，清晨破土动工，傍晚就水流灯亮了。人们不相信，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这件事发生在四川德阳工业区重型机器厂工地。那个时代放了很多“卫星”，这是其中的一个，引起过很大的轰动。这样做很不经济。采用人海战术，用工量超出常规好几倍。质量尤其粗糙，例如10米高的砖墙一天砌到顶是违反国家《规范》的规定的（按规定，砖墙每天只能砌1.2米）。由于灰缝下沉量集中发生，建筑物出现很多裂缝。这些楼质量差，但还能使用，比它的一些兄弟“卫星”要幸运得多。哈尔滨的农业大厦，一座五层的大楼，竣工后一个晚上，突然崩塌，幸好尚未住人，未造成严重伤亡。这是一座“四不用”大楼，所谓“四不用”，指楼的结构中不用钢材、木材、水泥和红砖。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结晶。由于我国的财力、物力有限，根本实现不了“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所以大搞紧缺物资的代用品就成了我们技术人员一项重要工作。缺钢筋，我们找到了竹筋、玻璃纤维代用；缺木材，我们找到了玻璃钢（以树脂粘合玻璃纤维制成）代用；缺水泥、红砖，我们找到了蒸养或非蒸养硅酸盐代用，于是“四不用”的建筑就出现了。农业大厦的垮台也许是件好事，它使“四不用”甚至“八不用”的冒险有所收敛。除了建筑本身，各项配套工作也在放“卫星”。为了增加运输力，人们在货车后面猛加挂斗，一辆载重3.5吨的解放牌货车竟加到八个载重量一吨的挂斗。1958年我亲眼见到它行驶，像一列无轨火车。最后因妨碍交通而被迫停止。不要以为这些事都是群众自发的行为，不是，是各级组织号召的。我还清楚记得德阳工业区区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号召推广超声波的情景。他说：“不就是一截钢管、头上装上一个薄钢片吗？能量就在这个薄钢片上。和小时候玩儿的竹管上加一片竹叶一个意思。你们信不信，反正我相信。”当天晚上，我单位职工一夜未眠，加工超声波。仓库管理员奉命打开仓库，听凭各取所需，结果一晚上用了十余吨钢管。凡是水阀、汽阀都装上“超声波”，算是实现了“一夜超声化”，也是一颗“卫星”。这些事例是说不完的。听起来好像笑话，想想却令人心酸。年轻人会奇怪，你们老一辈的工程技术人员怎么这样不讲科学，好像小孩子过家家，想怎样就怎样？其实，1958年起，科学作风和科学态度遭到破坏，是由于有一股由上而下的急功近利的狂热思潮，技术人员是不起作用的。 ---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作者：张登善

#建筑业 #工程师故事 #四川德阳建楼 #快速施工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蘇就帶一家四十八人（見圖）是於今年三月從廣東惠陽逃到香港，他們一家在惠陽有大漁船兩艘，小漁船四艘，投奔自由時，為避免共匪懷疑注意，將大漁船二艘及大部漁具留在惠陽，駕四艘小漁船乘黑夜逃出。（翻拍）中央社記者陳漢中攝　　日期1960年

#逃亡 #歷史 #政治

6个月前

「六四事件」在香港重現 2020年香港插畫家謝曬皮發表「六四事件的歷史重演於香港」畫作（圖2），悲嘆1989年中國當局在北京天安門血腥鎮壓學生訴求民主開放的和平運動，在31年後，中國當局依然血腥鎮壓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示威運動，諷刺即使時空置換了，中國當局暴力鎮壓人民的非法手段卻未曾改變。該畫作中，橋上的香港防暴警察，身穿防彈背心，站在行駛中的裝甲防暴警車上，警車上更印有「721831」一串數字，暗示去年香港的「721元朗事件」與「831太子站襲擊事件」，象徵港警的濫權濫暴；而頭戴著黃色頭盔、防毒面具與黑色口罩的黑衣少年與少女則騎乘著單車，在橋下等候港警離開。與該畫作兩相映照的是，一張由美籍攝影師劉香成於1989年6月5日拍攝，中國北京建國門橋的歷史照片（圖1）。照片中，前往天安門廣場鎮壓完學生運動的中國解放軍坐在坦克車中舉槍巡視四周，而在橋下的年輕情侶騎乘單車，等候軍隊離開。謝曬皮感嘆，「歷史一再重演，民主的理想越來越遠，近乎癡心妄想」。 ---神刻畫「六四事件」在香港重現插畫家悲嘆：歷史一再重演自由時報

#六四事件 #香港 #謝曬皮 #民主運動 #天安門事件 #中國政府 #暴力鎮壓

6个月前

见面摊牌 5月18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见面。当时是北师大三年级学生的程真，作为绝食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谈话。程真回忆说，当时学生先在大会堂坐下等李鹏。由于绝食了几天身体很虚，她在统战部工作人员搀扶下去洗手间，在走廊里碰上了刚进门的李鹏一行。 “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总理，这位就是绝食团的代表。李鹏就问我的名字，我说我叫程真。他说，哪个程啊？我说，就是民主化进程的‘程’、新闻要说真话的那个‘真’。我的本意是想用幽默的口吻调节一下当时的气氛。但想不到李鹏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一句话没有，转身就走。” 等到坐下来谈时，更是话不投机，双方不欢而散。但是，中国老百姓却通过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看到了中共建政后绝无仅有的一个画面。国务院总理李鹏与时年21岁的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有这样的交锋：李鹏：如果我们今天一味的要在这个问题上（4.26社论的“动乱”定性）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是不理智的。吾尔开希：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我没有必要再把我一开始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但好像一些领导同志还没有明白，我愿意再重复一遍：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而是怎么让他们（广场学生）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不离开，还在绝食，就很难保证其他所有的人离开。吾尔开希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政府已经摊牌了： “大会堂见面是先放出来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我们要镇压了。我们这些学生骨干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记得我和王丹曾探讨过，如果坐牢的话，他会被判多少年，我会被判多少年。” ---25周年特辑：六四始末之二——绝食博弈 BBC中文网

#李鹏 #八九学运 #学生绝食 #北京师范大学 #人民大会堂

6个月前

吳仁華：北京市民和學生阻攔軍隊入城示意圖。（圖：六四檔案）

#六四事件 #北京市民 #学生运动 #军队入城 #吴仁华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2020年2月14日，武汉的一条购物街。 GETTY IMAGES

#武汉 #购物街 #疫情 #新冠病毒

6个月前

核酸检测阳性 Testing Positive in Zero-Covid China---WSJ Evangeline Gallagher

#核酸检测 #阳性 #清零政策 #疫情 #中国 #国际新闻

6个月前

1900年参与清末东南互保的省份

#东南互保 #清末历史 #1900年 #省份参与

6个月前

中共对逃港潮的策略是“堵疏放” 中共最早把逃港定为叛国投敌，派遣边防军、民兵和狼狗捕杀，这就是“堵”。解放军针对偷渡者明文规定：“一是叫停步，喝举起手，二是朝天开枪，三是向人开枪。”但偷渡者常常遇到“一二三”同时发生，被嗜杀成性的解放军和民兵肆意枪杀。中共训练的狼狗，最喜欢咬偷渡者的喉咙，许多偷渡者被咬死。未被咬死的偷渡者被押送回来时，已经被狼狗撕咬得衣衫褴褛、伤痕累累，两只手臂上只见红骨，不见皮肉。在白云山秘密出售的“罗盘”（偷渡路线图）上，白纸黑字说明，偷渡路上，一旦见到“大猫”（即解放军的狼狗），马上趴在地上，高抬屁股，诱引智商不高的狼狗来咬屁股。同时把头深藏在地下，求能保护头骨，不被咬碎。两手紧护脖颈，露出手臂，任狼狗乱咬，以免喉咙被咬断，争取保住小命一条。尽管山崖下白骨累累、水面上浮尸连连，偷渡者有增无减。中共毕竟脸上无光，所以后来采取“思想教育”的办法，即“疏”，也就是骗。对当时的大逃亡，中共宣传说是美蒋特务策划。官方还出了个文件《人间地狱──香港》，把香港说成是世界上最荒淫城市，最大制毒贩毒基地，黑社会横行，自杀率名列世界前列。中共还搞“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动员群众与香港亲人断绝关系，鼓动亲属间揭发检举。并大唱红歌，学毛着，演街头剧、样板戏，说资本主义不好，纸醉金迷，没有人性等。当时身为剧团演员，饰演洪常青的欧阳东说，街头剧演得很逼真“感人”，说一个女孩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很多人被感动得表示不再潜逃。后来人们了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水深火热”，其生活品质比内地高出许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内地许多百姓却连饭都吃不上。当真相大白时，谎言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他们纷纷潜逃。欧阳东说，连那些演剧的演员都逃了，他们剧团更一个不剩。堵骗都不行，中共只得采取“放”的政策。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准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因此，大逃港同安徽农民冒死分田单干一样，迫使中共1979年“改革开放”，并于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中共给了广东的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大量优惠政策，广州人民生活提高后，不再冒险偷渡香港。 ---为避红祸历史上七波大逃港挡不住作者：费良勇

#逃港潮 #中共政策 #边防军 #偷渡者 #解放军 #狼狗 #枪击 #策略

6个月前

“大逃港”指的是中国公民大规模向香港逃亡的历史事件。从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前夕，直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每天都有逃港事件发生。其中发生了七波大规模逃往香港的高潮。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战的一部分，国际社会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每次逃亡高潮，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期。第一波是国共内战时期，大批民众为逃避战祸涌入香港。从1947年开始，眼看“赤祸”蔓延中国，恐惧共产专制的人们纷纷逃亡到香港、台湾和外国。第二波是1950年中共建立政权初期，大陆不少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人士等逃往香港。第三波逃亡高潮是1956年中共推行农村合作化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的。中共政权的得益者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等加入了逃亡者行列。第四波是1959年至1962年，大饥荒造成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哀鸿遍野，众多饥民逃往香港。第五波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不聊生，大量民众涌入香港。第六波发生在1979年，极左政策还在推行，又发生了中越战争，许多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感到中国没有前途而逃亡香港。第七波发生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许多学运和工运领袖以及异议知识份子逃亡香港。其中香港“黄雀行动”救援了三四百民运人士。 ---为避红祸历史上七波大逃港挡不住作者：费良勇图：穿越边境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

#大逃港 #历史事件 #香港回归

6个月前

月黑杀人夜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了这“三”字，把公历当作阴历，便于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行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于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后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满了市民。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予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后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后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后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后，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于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范围。关于迟浩田撒谎后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于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于纽约Elmhurst。 ---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吴学灿图1. 军事博物馆展出的 59 式主战坦克是解放军于 1989 年 6 月 3 日部署的。图2.1989 年解放军在北京部署的 63 式装甲运兵车图3.镇压期间士兵使用的 56 式突击步枪 ---Wikipedia

#六四事件 #诗歌创作 #纪念活动

6个月前

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北京市各界民众一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号令。虽然浩浩荡荡，却是秩序井然。口号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致。反对官倒腐败，要求自由民主。那一天，人民日报的队伍最为感人至深。许多受够了历次运动长期煎熬的老编辑、老记者，身披“高级编辑 ”、“高级记者”的纸带，公然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唱对台戏。队伍中的白发苍苍，有的历尽磨难却依旧雄风不减，精神健旺，如当时已七十五岁的我的恩师何匡；有的因多灾多难、饱经风霜、久受摧残，虽然目光明亮却已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队伍中的名编、名记、名家有汪子嵩、蓝翎、舒展等，还有几位我尊敬的老大姐、阿姨一级的胡鉴美、吴元英、刘衡等。那一天，烈日当空，紫阳高照，晴空万里，风沙全无。为防止花甲、古稀们中暑，我们准备了人丹和清凉油；为了怕上了岁数的人们走得太累而难以返家，我们弄到了几辆汽车把她们载回。 ---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吴学灿

#天安门广场 #反对官倒腐败 #自由民主 #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 #北京民众 #老编辑老记者

6个月前

1989年5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一位老人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发表了她对民主的看法。 AP Photo/Jeff Widener

#天安门广场 #民主 #1989年

6个月前

1905年，广西桂林，清政府举行关于立宪改革的集会。左边是穿着满清官服的官员，右边是穿着西式学生装的洋学堂学生。

#立宪改革 #清政府 #满清官员 #西式学生装 #洋学堂 #广西桂林

6个月前

抗日战争中，投降日本的中共将领一览表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苏鲁豫支队4大队政委王凤鸣，参加过长征，原是罗荣桓的警卫员，参加过平型关战役。1939年，他参与主持湖西区“肃托”，滥杀无辜，罗荣桓对其严厉批评，并打算将其交到延安处理。王凤鸣遂于1941年叛变投降日军。 1，朱镇，东北抗日联军第2 军独立师师长，1934年率部投日。 2，罗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率部投日。 3，兰志渊，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师师长，1937年1月率部投日。 4，胡国臣，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部长，1937年12月21日率部投日。 5，安光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参谋长，1938年2月13日率部投日。 6，张绍东，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团长，1938年2月25日在晋东南的皋落镇投敌。 7，兰国清，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参谋长，1938年2月25日在晋东南的皋落镇投敌。 8，高世魁，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0师师长，1938年4月率部投日。 9，秦秀全，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1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10，王振祥，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2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11，陈云升，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4师师长，1938年夏率部投日。 12，赵庆珍，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6师师长，1938年6月率部投日。 13，程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8年6月29日率部集体投日。 14，宋一夫，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7月率部投日。 15，王子孚，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3师师长，1938年8月在杀害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后投日。 16，曲成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17，董宪章，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5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18，韩铁汉，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2师参谋长，1938年10月在杀害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后投日。 19，关文吉，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2师师长，1938年冬率部投日。 20，洪喜波，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参谋长，1938年11月率部投日。 21，郭成，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1师师长，1938年12月被俘后投日。 22，关书范，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师师长，1939年1月在投日前被发现。 23，滕松柏，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副军长，1939年归顺关东军当了汉奸。 24，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1939年2月李华堂承认失败率部投降 25，谢文东，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1939年3月19日在抗战处于艰苦逆境时率部投降了日军。 26，郑鲁岩，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1939年10月被俘后投日。 27，王凤鸣，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苏鲁豫支队4大队政委，1941年2月他在115师的部下跟着他当了汉奸。 28，罗保成，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政治协理员（团级干部），1941年2月投日。 29，李庭芳，新四军江苏兴化县独立团政委，1941年率部投降汪伪22师。 30，王砚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临淄独立营营长，1941年率领全营投降日军，被改编为临淄县保安2团。 31，沈致祥，兴化县兴南区独立大队队长，1941年7月率独立大队60余人投降汪伪22师。 32，王德荣，新四军10旅29团团长，1941年9月过运河时个人离队逃跑。 33，张子元，八路军冀中警备旅1团团长，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时降日。 34，王洗凡，八路军冀中抗3团副团长，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时降日。 35，李振东，江苏海陵县独立团副团长，1942年8月率部投日。 36，惠占彪，新四军第3师1支队1团团长，1943年率部投日。 37，全光，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处长，率部投日。 38，齐云禄，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副军长，投日后被处死。 39，白云峰，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参谋长，率部投日。 40，尹夏泰，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1方面军参谋长，率部投日。 41、林宇城，东北抗日联军师长，率部投日。 42、吕歧山，东北抗日联军师长，率部投日. 43，邢仁甫，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7月率部在天津投日。 44，杨铮侯，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7月投日。 45，潘特，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后勤部长，1943年7月投日。 46，刘永生，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卫生部长，1943年7月投日。 47，邢朝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7月投日。 48，陈子芳，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特务团团长，1943年7月投日. 49，杨铁山，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特务团副团长，1943年7月投日。 50，单德贵，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冀东军区13团副团长，1944年5月初在河北三河县投日。 51，张经武，新四军第7师皖江支队政治部主任，1944年率部投日。 52，陈兴，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10团政委，叛变投降了日军，因未受到日军信任而被杀。

#抗日战争 #投降日军 #历史人物 #八路军 #东北抗日联军

6个月前

在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各色间谍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节节败退，王芸生所领导的《大公报》也面临着抉择。也许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也许是对共产党还抱有一丝希望，在毛的邀请下，在《大公报》内共产党人的“劝说”下，在中共“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的承诺下，王芸生决意北上北平“投奔”共产党。这是一个令后人费解的选择，因为早在1945年9月，王芸生就对毛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当年当王芸生等大公报人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即对毛直言“不要另起炉灶”，而毛则答曰：“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不久，在王芸生读了毛的《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帝王思想）的感慨。之后他连续四天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上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提出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思想。然而，王芸生还是最终投向了这个充满帝王思想之人，他后来自己的解释是向“人民阵营来投降”。可毛所缔造的王国真的是代表人民的吗？王芸生此后的遭遇证明其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幼稚。 1949年就在王芸生刚来到“解放区”，天津《大公报》就被改名为《进步日报》，对此违反“承诺”之举他亦无可奈何。5月，王芸生回到上海，6月17日，发表了《大公报新生宣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旧《大公报》“文人论政”的“反动”。此后尽管他还担任了“新生”的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也拥有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等头衔，但他的报业生涯从发表这个宣言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彻底结束，也意味着他一向所坚持的独立办报原则彻底的破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持“我有封建思想，但决不出卖朋友”。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说《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绝对无法幸免的。 1960年代初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写《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对自己最珍贵自豪的那一段历史多有“批判”，其中的违心和痛苦后人难于体味。文革爆发后，王芸生依旧免不了遭“批斗”和“劳动改造”的命运，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因为1934年出版过权威性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毛亲点其名让他“参加对日友好交流”，他才被“特赦”，以后就一直被当作装点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配角而使用。可以说，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王芸生既不能像以往一样畅所欲言，撰写犀利的批判文章，也没能完成多少有价值的其它事情。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是才华横溢的人而言，如此消磨时光，该是怎样的痛苦啊！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对其儿子回忆往事，言语中充满了悔恨之意。也许是“悔”自己天真的选择葬送了《大公报》？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新闻钳制，但新闻依旧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而在中共统治下，连这样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轻诺？“恨”自己顶不住政治压力违心自贬？其实，这样的悲剧又何止王芸生一人呢？ ---《大公报》总编临终前悔恨自己葬送了这份报纸作者：林辉

#中共潜伏 #国民党节节败退 #大公报抉择 #国共关系 #王芸生选择 #毛泽东邀请 #大公报转向 #共产党承诺

6个月前

記者披露天安門感人故事： Sony 放棄數位相機技術曝光，協助紀錄真相 --陳瑞霖（科技新報）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使整個北京風起雲湧。即使當時的獨裁政權想要掩蓋暴行，新聞工作者仍冒著生命危險躲過中國海關的嚴厲封鎖，傳出一張張影像紀錄，而其中幾張照片是透過當時還處於實驗性的數位攝影機拍攝下來。根據科技記者 Richard Doherty 的說法，為了不讓中國海關發現察覺新的數位攝影成像技術，當年 Sony 與包括 Canon 在內的幾間廠商工程師與人員做出決定，忍痛在 IEEE 展會期間放棄新技術發表帶來的媒體曝光，並且懇求媒體記者考慮中國人民的生命，先不要報導。 1989 年 6 月 3 日，解放軍已經執行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令，在北京不時會聽槍聲和人的尖叫聲。CNN 攝影師 Jonathan Schaer 跑到能俯瞰整個廣場的北京飯店，使用實驗性的攝影裝置 Sony BVU 330 攝影機拍攝。Jonathan 使用 Sony DIH 2000 截取影片的靜止影像，先透過電話線傳回 CNN。影片則透過要到香港的旅客小心翼翼送到 CNN 香港分部。那年夏季的 IEEE 消費性電子展，各大廠紛紛展示新技術成果。儘管數位照相的技術早已經在學術期刊刊載，但在那個年頭可不是網路發達的時代，大部分人其實並不知道這項早已研發的技術。Sony 當時是數位攝影的領頭羊，他們的公關人員在技術演講之後，懇請在場記者不要寫關於數位拍攝技術的報導。「各位先生，我們有項非常特別的請求。」Sony 媒體傳播業務副總裁 Rick Clancy 說，並且拿出 CNN 拍攝的坦克人照片，以及其他管道流出的數位照片。「我在這邊懇求大家，請不要報導這週在這邊看到的數位拍攝技術。其他競爭對手我已經請他們暫緩媒體曝光。發生在中國的危機，還有很多人仍有生命危險。」對於通訊社來說，北京政府雖然已經關掉衛星通訊，且禁止旅客攜帶膠卷出境。但通訊社在北京的工作人員們，仍然使用數據機，透過電話線傳送照片回總部。Associated Press 由 Jeff Widener 拍攝的坦克人版本最為知名，成為全球各地報紙頭條照片，就是透過電話線傳出去的。

#天安門 #六四事件 #數位相機 #新聞自由 #獨裁政權 #Sony

6个月前

--编程随想：这是几年前在网上看到的一篇短文，作者不详，真实性未知（从描写的细节看，很可能是真的）。本文的作者在无意间传送了（六四期间）震惊世界的坦克人王维林的录像。-- 六月的逃兵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然后又是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到了14楼，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声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刚过，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它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坦克的长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数分钟以后，我在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能拿。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坦克人 #六四事件 #媒体传播

6个月前

怀登：“‘坦克人’改变了我的人生” 他的一张男儿孤身挡坦克的照片成为了1989年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标志。摄影记者杰夫·怀登（Jeff Widener）向德国之声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他的一生如何由此改变。杰夫·怀登：6月5日的早上，也就是镇压过去后的一天。我从纽约的美联社得到指示，让我试图拍一些军队占领后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考虑到之前一天发生的一切，这是个挺有挑战性的任务。最接近广场的制高点就是北京饭店了。我当时骑着车，也不知道怎么的就从站岗士兵身边混了过去。在一个美国大学生的帮助下，我偷偷地溜进了饭店，并从5楼的一个凉台上用800mm的长焦拍摄了一些挺清晰的照片。当时我拍下的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坦克人"。您觉得这位"坦克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杰夫·怀登：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去外面买东西，然后就卷入六四的人。他的女朋友也许在暴乱中被打死，或者受伤了。我觉得他受够了一切，然后走到街上看见开来的坦克，也没有多替自己着想，只是想让别人能体会到他的感受。您如何看待他的行为？杰夫·怀登：我觉得他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完全令人震惊。所有的人都说他很有勇气，我同意。但有些时候我在琢磨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如果他因为朋友或亲戚被杀害而感到沮丧，那一刻他所想的就不是他自己。也许他只是对自己的情绪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他的损失更重要。您觉得，他被4个人拉走后，命运如何？杰夫·怀登：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有些人肯定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们。您拍摄这张照片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杰夫·怀登：没有人愿意上街。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6月3日那天，我的脑袋不幸被示威者投掷的一个砖块击中，我当时以为我会死。当后来一辆载满军人的卡车开过来，车上士兵开枪射击时，我也害怕得要死。我像一个受惊吓的女中学生一样一路跑到一条胡同里，但跑到一半，就气喘吁吁的必须停下来一会儿。我当时想："我不行了，快要死了。"这是我在那几天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最后，我敲响了美国大使馆的大门。他们终于让我进去的时候，我不停地瑟瑟发抖，浑身摇晃。我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但这已经不是您第一次亲身在最前方经历冲突。您在有潜在危机的环境下工作的感觉如何？杰夫·怀登：这些年来，我报道了超过100个国家的内乱、战争和社会动荡。我一直喜欢害怕的感觉，并去一些吓人的地方。我就是不喜欢被子弹瞄中的感觉。但是，我还是非常享受我的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您拍"坦克人"的时候，脑子里想了些什么？杰夫·怀登：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要毁了我的构图。然后，我就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我猜想他可能要被杀死。但是他没有，然后我就决定换上双倍的长焦镜头，因为这一切发生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惊人的体验。您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拍下了历史性的一幕？杰夫·怀登：我当时很快就知道这张照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世界所有报纸、杂志都大幅刊登了这张照片。但我一直都没太把它当回事儿，直到美国在线（AOL）将它和登月以及德国兴登堡号飞艇爆炸的照片一并选为全世界最著名的10张照片。我当时看到后感觉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您对这张照片仍然在中国被禁有何看法？杰夫·怀登：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出来澄清这件事情。当时冲突双方都有错，这是无法蒙蔽任何人的事情。这张照片现在仍然被禁，真很滑稽，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只要有寻求真相的欲望，就会找到它。在历史上一些最大的悲剧发生后，牵扯其中的国家都站出来，赔礼道歉，并展望未来。但中国政府看来却不愿这么做。不过，也许有一天会发生。 "坦克人"的这张照片给您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杰夫·怀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福也是祸。作为一名摄影师，你也想让人们因为你的其他作品而知道你，并不是就因为那一张走运拍下来的照片。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其他作品也能得到认可。但是我绝对不是在发牢骚，因为这张照片确实为我的事业带来了许多帮助，并为我打开了许多大门。从私人的角度来说，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这张照片让我认识了科琳娜（Corinna）。BBC让我飞去北京拍摄一部关于镇压20周年的纪录片时，我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看到了这位坐在街边的德国女人。我和她聊了起来，最后在暴雨中走进了一家老茶馆。大约过了5个小时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坠入爱河，并于一年后在夏威夷檀香山完婚。如果在当时的流血镇压发生后，有人告诉我说我20年后会在同样的地方结识我未来的妻子，我肯定不会相信他。人物简介：杰夫·怀登是一名美国摄影记者。他拍摄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坦克人"的照片让他获得了1990年普利策奖的最终提名。怀登目前在德国汉堡从事自由职业。采访：Gabriel Domínguez 编译：任琛图2：六四过去20年后，杰夫·怀登又来到北京图3：拍完这张照片的杰夫·怀登没有想到，20年后会在这条大街上遇见自己的妻子。

#坦克人 #天安门事件 #摄影记者 #杰夫·怀登 #1989年 #天安门广场 #镇压行动 #德国之声

6个月前

多个角度的“六四坦克人”照片

#六四事件 #坦克人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雍和纪实摄影大件倒爷 1986年8月，上海延安中路，外汇免税商场门口每天都有“黄牛”聚集。在商品缺少的当年，免税、华侨商店和出国人员服务公司里的进口电视机、冰箱、手表、音响、洗衣机等大件商品，奇货可居，倒卖指标的“黄牛”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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