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6个月前
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对三年灾荒责任恐惧的反应。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他毫无道理地反对彭德怀的批评,生怕彭德怀会夺了他的权,不顾已经暴露的左倾祸害,继 续更严厉地往左偏离,不许人说真话,搞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导致大饥荒。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在他死后交班给自己最可靠的人,江青。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饿死这么多人他没有丝毫自责之心。反而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迫害追究灾荒责任的人。权力欲望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用最大的代价去追求权力,以至于他的权力本身因此而削弱。 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原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不相关。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无原则的斗争最后把他自己也毁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他清除了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陶铸。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江青,毛远新,王海荣,和极少数几个家丁,像张玉凤等。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朱韵和
6个月前
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 说到大特务,其实另有一人,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官至中将,因为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长期担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他就是最大也最成功的间谍郭汝瑰。 郭汝瑰是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5月,郭汝瑰秘密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内战期间,他利用老蒋的信任和自己担任的机 要位置,将大量秘密军事情报源源不断送给中共,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除了窃取军事情报外,郭汝瑰还拟订了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对蒋介石隐瞒了中共军队的动向,致使其作出错误判断。毛之所以料敌如神、用兵如神,让国军在战场上连连惨败,一筹莫展,与郭汝瑰提供的绝密情报是分不开的。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曾痛心疾首,悔恨自己没有看出“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卧底!台湾报纸也曾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其实早在国共时期,杜聿明就一直怀疑郭汝瑰的身份,直到他1959年大赦,做了全国政协委员,仍然难以释怀。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郭汝瑰去探望他,杜聿明还抓住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郭汝瑰,在1949后并未受到重用。1955年授衔时,在国军中已官至中将的郭汝瑰,并未获得军衔,也没有恢复其党籍,只是任命他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后在镇反时,又被人诬陷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长,交通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接下来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都是家常便饭。直到1978年,71岁的郭汝瑰才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1997年郭汝瑰去世,其子女评价父亲说:“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 ---青衣仙子:谍战: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在他1997年生命结束前夕,说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忏悔呢,还是觉悟?不得而知,让后人去想象吧? 郭汝瑰在晚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不久却遭车祸身亡 。 ---铁流:“最大的共谍”右派郭汝瑰的难解人生)
朱韵和
6个月前
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原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建交后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与文化参赞的约翰•汤姆森负责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 1979年初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汤姆森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 ,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颇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 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汤姆森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在汤姆森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 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33年后的2011年11月15日,汤姆森这位前外交官以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身份接受了中青报记者王波的采访,他回忆说:“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 ---《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7日第12版刊登的一篇纪实报道《国门开》
朱韵和
6个月前
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 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 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 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 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关山夺路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朱韵和
6个月前
刘建生:照片造假 从王海容图片的一段公案说起 王海容最出名的一张照片,就是她在首都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号称“改变世界的一周”时,她作为首席翻译站在周恩来总理身后第一个。(图1) 但遗憾的是,这是一张假照片。 据说,当时周总理特地把外交部英文水平最高的冀朝铸调来,作为尼克松 首次抵京访华的翻译。 在首都机场,周总理对冀朝铸说:“小冀靠我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 只见“空军一号”缓缓地停下,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出舱门向大家挥手,然后走下舷梯。 在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时,尼克松总统就远远地朝周恩来总理伸出右手——据说此行前尼克松曾经仔细研究过历史,知道当年杜勒斯不肯和周总理握手的事情。尼克松的举措就是要向全世界表示,此行是美国主动的。 站在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在多年后仍清楚记得这一幕。他说:“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了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然后,冀朝铸为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名言:“我跨越了辽阔的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图2) 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 奇怪的是,在中方发表的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块空白。冀朝铸说,他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 若干年后,尼克松的女儿朱莉特地给他寄来了美国记者所拍的照片,冀朝铸这才又重新“回”到了总理身后。(图3) 至于为什么把冀朝铸换成了王海容,这个问题只能问周总理了。因为当时都是他老人家审稿定稿的。 (刘建生: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记者)
朱韵和
6个月前
集中在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 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於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 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著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 司马璐在医院裏看到下面的一场戏: “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裏。”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裏来。”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於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韵和
6个月前
江小燕: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 第一, 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 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 (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 我也曾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正因我深知中国的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我还举出自己的父亲曾在邻居中,为五个募捐买棺,成殓,为无能力的邻居一手包办全部丧事(通过教会帮助,我父是个基督徒)。我向他们举出这些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我注意了,我的这番话,在这些工人的心里引起了某种反响。这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眼中的神态上感觉到。 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 我并未“入狱”。 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 当时关我的地点是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只一小间空着,专门关那些被抓的要办的人物如走资派、四类分子等等,我就在这小间里。在当时历史实况下,大一些的单位,都设有这种“民办的监狱”,故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也总算“入了一次狱”。再者,从事情的实质而言,确可认为被关押,被“审讯”过。之所以我提出这第二点,是要区别于现在意义上的监狱。 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竭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纯厚善良的。 第三, 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办,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 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 今天,当然无此必要再述当时审讯的全过程。总之,由于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态度、温和的细语(这原是我的本相,面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他们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就在我认为缓和时,那个主要的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被这突然的恶变怔住了,心中担心情况也许不可能缓解。脑子当然不停地思索,为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苏联的肃反主任捷尔任斯基,他在审讯犯人时,往往会对犯人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如果真做过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经受不住他那如刃的目光的。当时的工人阶级,掌握一切,也常常审讯各种人:走资派……因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捷尔任斯基那种心理上的威镇法。一联想到这点,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他们这是最后一道对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而且必须在我的心中不这样的自白:“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就这样四目相对。当时我真觉得时间给冻住了,不走了,怎么这么漫长啊! 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出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我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 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后,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 在此我应当向您提及一点: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有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几年前,叶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头上同他谈起过骨灰之事的过程,但远远不如此信上的详细,我也没有在文字上同人谈此事。向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得这么多,委实是第一次。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我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月,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会”了。 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岁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 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相反,可以说,为了她,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未被他们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实际遭遇上的影响。 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级职称。 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 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 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
朱韵和
6个月前
李东雷:傅雷之死,不欠这世界任何东西 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家中双双上吊自尽。但他们依然保持了优雅,留下的绝笔书里透出两个字:不欠。 叶永烈写过《铁骨傅雷》一书,详细介绍过傅雷的死:傅雷夫妇“用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了两个长条,打结,悬 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 自尽前,傅雷夫妇写下三页遗书,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这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 叶永烈感叹说,这样长的一篇遗书,在那样的心情之下,竟是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 傅雷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读完这篇极其平静的傅雷遗书,不禁泪奔。 遗书开头那段文字浸透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的无可奈何。“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原本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精英,是愚昧落后的中国的文明火花。这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农村的乡绅一起被新时代清洗了。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就此消失,人性中最黑暗最丑恶的基因却被全面释放出来。 而傅雷遗书中托付妻兄要做的那十三件事中,我读出了两个字:不欠。这也是我推崇的为人之道。他们详细交待的十三件后事都是关于财物的,精确到分。其中12件都是关于他人的,包括安排好跟随他们多年的保姆。而关于自己的事只有一件:留下53.30元的火葬费。 遗书的最后一句表达的是累及他人的不安之情。 什么样品性的人会在临死之时写下这样的遗书? 不欠下任何人的任何物,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尘世。傅雷夫妇真是心里很干净的人。傅雷夫妇死前把红卫兵抄完后乱七八糟的家整理干净,傅雷夫人又让女佣取来干净的衣服,然后支走女佣,坦荡离开这个欠着他们的世界。 傅雷自杀的直接原因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长达四天三夜晚的抄家和批斗,一个生活优雅、为人正直的文化人不堪这样的凌辱,选择以死解脱。 图1:照片拍摄于1964年,傅雷坐在卧室靠近露台铁窗处抽烟斗,后面的铁窗也是他最后自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