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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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高校招生的政审制度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的前两年，高校的招生还沿用着前政权的招生模式，各高校单独招生，这种模式不利于政府的控制，特别是无法很方便地限制高校的生源。至1952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开始进行初次的统一招生考试，统一招生的方式方便了政府对生源的审查，1953年正式出台了政审制度，规定下列人员不能参加高考： 1、现被管制分子； 2、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 3、确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除的分子。自此以后，高考的政治审查制度长期存在，并且随着极左思想的发展，审查也越来越严格，被限制的考生也越来越多。比如1955年的《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中：规定了下列人员均不录取： 1、被管制分子； 2、目前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分子； 3、五方面反革命分子； 4、被我机关、学校、部队、团体或工矿企业部门清洗或开除，现无确实证明有显著悔改表现者； 5、政治历史复杂，很难弄清而有可疑材料者； 6、品质恶劣或有反动言行、不堪教育改造者； 7、直系亲属被处死而本人坚持反动立场者。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当局认为知识分子中仍有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因此对于培养知识分子的高等院校加大了控制，把入学的门槛进一步阶级化，规定了下列人员均不得录取： 1、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2、思想反动、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3、品质作风极端恶劣（例如，一贯偷窃、严重的流氓作风等）屡教不改的分子，均不应录取。与以前相比较，1957年的规定不再是具体的标准，而是提出了不录取的原则，这些原则人为可操控性较强。在整个社会都在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的情形下，这些原则也就不自觉地和阶级出身联系到一起，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资本家出身的子弟也就会被重点“照顾”。 ---每个考生的档案中都有一份政审材料作者：孙陇

#高校招生 #政审制度 #统一招生考试 #政府控制 #1953年政策

6个月前

在中共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就已经考虑如何收拾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掌握思想，影响民心，阻碍极权制度的建立。1947年中共转入战略反攻，胜利有望，10月毛泽东指示：“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这“自由资产阶级极的影响”就是指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影响。 1948年中共公布43名国家级战犯，以蒋介石为首，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知识人：如地质学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出版家王云五；《大公报》社长吴鼎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外交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顾维钧；民主先生、上海市长吴国桢；历史学家、曾任《独立评论》主编陶希圣；国民参政员、《醒狮》《光明报》和中国青年党创办人曾琦；国民宪法之父、国学大师张君励等。如果王云五、朱家骅、顾维钧、张君励都是国家战犯、公敌，此“国家”可想而知。…… ---中共早在47年就计划清洗整肃知识分子作者：一平

#中共历史 #知识分子政策 #思想控制 #毛泽东指示 #自由资产阶级 #极权制度

6个月前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四野实际是关东军，住朝鲜日军，满洲军，反蒋的军阀，新疆突厥，蒙古，苏军中朝鲜族等的联军。装备了整个关东军的重武器，还有苏联提供的尖端重武器。四野拥有苏联高级军事顾问，10多万日本技术兵开坦克打重炮做手术，30多万按照日本陆军教程训练10多年的满洲军，还可能有10 万朝鲜族苏军坦克部队（这批军人后来编成4个师首开韩战，一直打到釜山）。卫立煌于其守沈阳回忆文中，甚至说自己在望远镜中，亲眼看到本驻旅大的苏军坦克，赫然也来沈阳参与共军攻城。另一文献记载，辽沈战役之时，苏援汽车燃油罐车甚至开到了战场近处。

#林彪 #四野 #关东军 #朝鲜族苏军 #卫立煌 #历史 #军事 #韩战

6个月前

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心理战宣传传单，传单有中文和韩文两种版本。传单题为 “满洲的强奸”，1953 年 1 月 19 日印制。

#朝鲜战争 #联合国军 #心理战 #传单宣传 #满洲强奸

6个月前

传单 1953 年 1 月 19 日，朝鲜战争初期，联合国军心理战宣传传单，其中描绘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士兵强奸一名韩国妇女的场景。传单右侧的文字为：拯救你们的妻子和姐妹，不要让中国共产党的魔爪伤害你们！ Leaflet 1271 An early divisive Korean War First Radio Broadcasting and Leaflet Group propaganda leaflet dated 19 January 1953 depicts a Communist Chinese soldier raping a Korean woman. Text to the right of the vignette is: SAVE YOUR WIVES AND SISTERS FROM THE EVIL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朝鲜战争 #心理战 #联合国军 #中国共产党 #韩国

6个月前

1958年10月“大跃进”时期北京新侨饭店的员工在饭店庭院建造小型简陋的炼钢炉

#大跃进 #1958年 #炼钢炉 #简陋设施 #北京 #餐饮业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1995年12月16日，我在赵紫阳家中采访他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敬礼！赵紫阳 1984年5月20日访欧前夕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他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1995年12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两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我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我谈话的内容。他说：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呼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面有一条缝，下面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两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任仲夷说他们两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连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维方式，两人的性格也不同。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有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权谋较少。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赵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连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也有不同。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他才放弃这个观点）。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因此，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反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框。“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看法。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1986年9月28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209页）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不管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胡耀邦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赵紫阳为何与陈云连手批评胡耀邦作者：杨继绳图：1982年9月趙紫陽、鄧小平和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

#赵紫阳 #胡耀邦 #政治斗争 #历史回顾

6个月前

姚监复在第二次见赵紫阳时，问赵紫阳对在任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有什么评论？赵紫阳回答说，他们俩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姚监复问为什么？赵紫阳说，这是我们培养的人嘛。意思就是他们上学，当大学生，当研究生都是在共产党50年代政治教育下成长的。姚监复说，我懂了，就跟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样。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那时候50年代就学联共党史，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他就从毛主席、从联共来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嘛，所以这个思想太深了。另外一分为二，不是黑就是白，就得学雷锋，就得像秋风扫落叶那样对待敌人，所以我们这种思想会不会也是跟我们同龄的领导人的思想一样。这个思想很牢固，可能做好事，说好话，但是真要进行大的改革，这个思想框住了，跳不出来。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估计，胡温只能这样，能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要是政治一改，改不好怎么办呢？赵紫阳在见宗凤鸣的过程中，曾谈及江泽民。 2002年“十六大”后不久，赵紫阳对宗凤鸣说：“这次‘十六大’江泽民坚持军委主席一职不放手，是在中共党史上立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他这样做，别人今后也可以这样做。这不仅是个恋权的问题，而是体制上的倒退。过去邓搞半退兼军委主席一职，这是历史条件形成的，他有这个资格与威望。而江泽民则不然，他没有当过一天兵，也没有指挥过一次战斗，还鼓吹他是军事家，真令人啼笑皆非。而这次中央常委领导班子定九个常委，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赵紫阳在第二次见姚监复时，对曾庆红表示过兴趣。赵紫阳说，别的领导人我都看清楚了，只有曾庆红看不清楚。姚监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赵紫阳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说，你给我找一些曾庆红的材料。我找了几本有关曾庆红的书，拿去以后，香港出的他都放到一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只有一本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中国调查报告》，中央组织部课题组调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是中央组织部组织了十几个省委组织部写的调查报告。赵紫阳说：“这本书你留下来，我知道这本书。这是曾庆红的政治纲领。”这本书他留下来了。这本书里面讲了群体性闹事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新疆的问题，都讲了。 ---赵紫阳：别的领导我都看清了只有曾庆红看不清楚作者：徐荣

#赵紫阳 #胡锦涛 #温家宝 #共产党 #政治教育 #毛主席

6个月前

江青哭诉家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6年7月24，25日两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来到北京大学，亲自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与几位同学来到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学校停了课，学生们都在写大字报，聊着最新消息。江青的到来使该校园里更热闹了。她匆匆从一个活动中心走到另一个活动中心，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不停地打着招呼．向大家转达毛主席的亲切问候。这时，文化大革命正进入高潮。毛泽东和江青在上海和杭州住了很长—段时间后，回到北京，毛已回来十天，江青刚刚回来八天。首都笼罩着一种朦胧的期待：最高领袖和他迷人的妻子似乎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明亮的电灯照出主席台上江青洋洋得意的脸。在辩论中自然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压制了“革命运动”，另一派意见相反。25日晚上辩论会结束，中央文革“领导”讲话。当轮到江青讲话时，台下一片寂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江青不但发出非常怪非常怪的声音，真的就像相声演员捏着嗓子说话一样，她高声叫道：“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又喊了几句政治口号后，她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她突然说：“你们学校有个张少华，她根本就不是毛主席的儿媳妇！”听了江青的话，学生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妈是政治骗子！是个坏人！让她女儿和毛岸青搞对像是有阴谋的，我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大家知道，毛主席有个儿子毛岸青，精神受过刺激。张少华看岸青精神有些不正常，就强迫他和自己结婚。”江青用最冷酷的语言说挖苦邵华。江青似乎讲个没完，不一会儿，陈伯达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江青背后，要和她说什么，被江青一把推开。她又开始攻击毛岸英的妻子、邵华的姐姐刘松林。她把家庭政治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越讲越激动。陈伯达碰碰她的肩膀，江青暂停了她的诅咒。前边的人听到陈伯达小声对江青说：“我想该结束了。”江青凶狠地瞪着陈伯达，—万多人坐在地上鸡雀无声．几乎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真的，我很恼火。”她昂起头，似乎要把对她忠心耿耿的陈伯达也划入她的敌人之列。“十年来，我一直受这个女人和她家人的气，所以我很恼火。”她突然又提高嗓门说：“应该谢谢她，我的心脏病又犯了……”说罢，她嗷的一声就哭开了。台下的红卫兵都傻了，不知应该高喊保卫谁。绝大多数学生静静地听着，少数人在窃窃私语。 ---《由邵华同志逝世想起江青哭诉家丑》

#江青 #文化大革命 #北京大学 #工作组问题 #毛泽东

6个月前

中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本.拉登的东躲西藏没有什么区别。红军的“长征”是躲藏国民党的追捕，本.拉登是躲藏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追杀，所不同的是，代表中共的红军最后取得了政权与地位，摇身一变成为不可一世的当政者，而本.拉登还在见不得人的洞窟里隐身。中共宣传机械说，红军长征到处播下了“ 革命的种子”，而据当年的老人们回忆说，红军每到一处都播下仇恨的种子。他们的战士是从深山里、从农田里拉到红军队伍里来的，粮食及衣物几乎都是巧取豪夺抢来的。红军途经一个叫“班佑寨”的藏人村落，他们别提多高兴，忍饥受冻好几天，终于可以住进房子了！可以吃到粮食了。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个小村寨没有一个人，都跑了，也没有粮食。草地藏人有拥兵自保的传统，每家出人出枪出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现在看汉兵侵入了他们的领地，而且听说这些汉军很穷，饿的什么都吃。在大土官泽旺扎西（首领）带领下袭击红军。藏兵占领了南面一个山头，红军去攻，两个小时战斗，红军牺牲200多人，藏兵才死两人。红军最后还是攻下来了，却意外发现了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走过去，到了“巴西”，这是真正的农区，到处是金灿灿的成熟青稞和豌豆。当地藏民都躲进了山里长达一个月，等红军全部走后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存粮和地里的庄稼都被抢走了。第二年同样季节，贺龙的部队北上又经此，同样把粮食都抢光了，藏民连续两年颗粒无收。藏民对“共军”的仇恨由此根深蒂固。拨开历史的尘埃，人们惊奇地发现，很多红军不是战死在疆场，而是死在政治斗争的红军内部。据“二战军事基地论坛网”公布，在长征途中，死于内部斗争有名有姓的中共高级将领共117人，比死在国民党手上的还多，而这些被整死、打死的红军将领，都是在“肃反”、“整风”等运动中被冠以种种罪名而死去的。 ---楚一杵：长征历史，中华民族最痛的伤疤

#长征 #本.拉登 #红军 #国民党 #中共 #国际社会 #革命 #仇恨

6个月前

苏联解密档案公布的惊人数据（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分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苏联档案解密 #日军武器移交 #中共军事援助

6个月前

1958年7月9日，大跃进期间，怀柔水库工地夜景。怀柔水库在离北京约100华里的怀柔县，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所包括的拦河大坝、付坝、溢洪道、输水隧道和进水闸等主要工程约209万土石方（新华社记者李子青摄）

#大跃进 #怀柔水库 #水利工程 #历史

6个月前

1960年，北京新开路缝纫厂、南官房皮件厂等街道工厂的工人，利用假日在崇文门附近的城墙上开地播种萝卜等秋菜（新华社记者喻惠如、孙永盛摄）

#北京街道工厂 #城墙开地 #秋菜播种

6个月前

1958年4月19日，北京大规模全面围剿“四害”之一的麻雀。另三害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是益鸟，当年被“冤枉”了，后来逐渐被“平反”，而先后以臭虫、蟑螂代替。这是北京市民在夜间上房顶轰赶麻雀（新华社稿）

#北京 #围剿四害 #麻雀 #益鸟 #平反 #臭虫 #蟑螂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1966年1月，中央歌剧舞剧院农村演出队在北京延庆县香营公社的土台上为社员们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断（新华社记者王刚法摄）

#中央歌剧舞剧院 #农村演出 #芭蕾舞剧 #白毛女 #北京延庆 #1966年 #文化艺术

6个月前

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发时经邓小平再三要求，，亲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压的夫人卓琳和继母夏老太太同行。到江西两年后的邓小平收到邓先群的信，邓小平夫妇这才知道失联已经近四年的长子早已经完全瘫痪了。于是邓小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此生对党别无所求，只希望允许将重残的大儿子接到身边自己护理。以下是一个采访过邓朴方本人的中国大陆作者曾经的描述：……两名持枪看守押解着自己手摇轮椅的邓朴方到了江西，与分离了四年的父亲重聚。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围在儿子床边，帮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邓朴方比划着告诉父母:“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完全没有知觉。”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邓小平却凝视着儿子的残体，不发一语。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但可以猜测，如果此时他在分析谁是令他的长公子致残的罪魁祸首，绝不会想到林彪头上，而是毛泽东夫妇。在江西期间的邓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炉，天气十分炎热，邓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换衣服。邓小平的继母夏倍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烧饭菜已经够忙的了:卓琳体质甚差，所以照料邓朴方的任务，每天都由当时已经六十五岁的邓小平承担。每天上午劳动回来，邓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儿子。吃完午饭就要帮助邓朴方擦澡，从木床上搬下，帮他翻身，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儿子擦身，绝不马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与继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邓朴方也有幸被送进三零一医院。此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马天水时，问起上海骨科方面对治疗截瘫病人有无良方，马氏当面回绝了他。此后，卓琳虽然在上海找到了愿意为邓朴方治疗的名医，整个过程却是背着马天水及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亡后，随着江青等人的倒台，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随者亦很快入狱。在狱中得知邓小平再次复出的消息后，知道邓小平绝不会轻饶他的马天水随即便有了神经错乱的表现，整日狂呼革命口号……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邓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术，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由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批准。回顾一九八零年年末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审判负责人之一黄王昆曾回忆，邓小平对当时的审判录相一次不少地认真观看，正式宣布判处江青“死缓”的那一天，邓小平还与其他中共政要特别赶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处秘密会议室听里收看现场实况。可见，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种所谓“以德报怨”仅仅是局限在让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继续悬挂和不同意拆除毛泽东纪念堂两件事上，当年要不是陈云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脑袋早就被邓小平砍了。除了对江青一度想置于死地，对毛泽东的后代他邓小平也曾百般刁难，甚至让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失去自由”长达五年时间。李锐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笔者也就此向几位内部人士，包括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讨论过，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徐帅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小平死刑意见的，陈云接着徐帅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等“主杀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胆拒看邓小平脸色行事，一一表态“刀下留人”。当时一度因为邓小平坚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导致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和陈云第一次摆上台面的分歧就是这次“杀不杀江青”的党内激辩。当时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中，陈云除了强调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的理由，还因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邓小平长时间里郁闷不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在美国哈佛访问期间，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询问过此事，李锐先生说，自己最寄希望的长子文革跳楼自杀落下高度截瘫，他邓小平当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夜话中南海：邓小平和毛泽东家庭的冤冤相报作者：高新

#邓小平 #江西 #家庭 #毛泽东 #邓朴方

6个月前

邓小平南巡的两面影响邓小平南巡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针对有人对“六四”事件的批评，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党内传统力量借邓小平这些谈话，使改革倒退：“政治改革”成了敏感的词语；差额选举变成了等额选举；各省人大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实际被取消；经济工作中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削弱。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减少，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两方面造成的结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操纵、控制市场运行，权力进入市场交易。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分裂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群体。少数权势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弱势群体受到盘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今成为困扰中国的难题。 ---杨继绳：秘密南巡是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邓小平南巡 #经济改革 #市场化 #政治改革 #四项基本原则 #资产阶级自由化

6个月前

陈毅在《陈毅军事文选》中，谈到红军如何筹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万元，余此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心直口快？“好同志”陈毅出口“雷”人作者：徐荣

#红军筹款 #豪绅罚款 #李先念 #陈毅军事策略

6个月前

“三天人不回，必有信；三天不见信，就出事了！” 信了陈毅这句话，肖菊英投井自杀。 1930年初夏，陈毅任中共红22军军长，一天，月亮刚刚爬上树梢，陈毅穿着一套便服，和军政委邱益三、肖菊英在街头散步。他们穿过大街，走到一家餐馆门前，邱益三一手拉住陈毅，另一只手拉住肖菊英，跨进餐馆门坎。陈毅与肖菊英面对面相坐，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肖菊英；而肖菊英敏感地注意到军长的神态，羞涩地低下了头。邱益三看着这微妙的传情，心里一阵喜悦，借故离开了餐桌。原来，这是邱益三精心安排的。它终于引发了陈毅和肖菊英隐藏在内心的爱情火花的碰撞。 1931年，中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肃反”的负责人公开说：“红军和‘苏区’内，有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这些党员多数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其中许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他们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准会动摇的。” 在“肃反”运动中，抓的抓，杀的杀，人人自危。由于“肃反”扩大，波及陈毅。一天，陈毅接到通知，要他到吉安开会。肖菊英担心凶多吉少，战战兢兢。陈毅叮嘱肖菊英：“三天人不回，必有信；三天不见信，就出事了！”说完，跃上马背，带着两个警卫员向北奔去。三昼夜过去了。肖菊英等着陈毅回来。晚上，她久久地站在窗前遥望北方。深夜，她隐隐听到急促奔跑的马蹄声，便飞快地冲出大门，但没有看到陈毅，也没有消息……信了陈毅那句话，肖菊英以为陈毅出事了，于是投井自杀。 ---心直口快？“好同志”陈毅出口“雷”人作者：徐荣

#陈毅 #肖菊英 #红军 #历史事件 #中共历史

6个月前

死于红军内斗的高干名单（消息来源：二战军事基地论坛网）宛先希 ─ 湘赣边特委委员。袁文才 ─ 井冈山绿林好汉，红四军30团团长。王佐 ─ 井冈山绿林好汉，红四军30团副团长。李文林 ─ 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李白芳 ─ 中共江西省委秘书。谢汉昌 ─ 红20军政治部主任。刘敌 ─ 红20军147 团政委。刘铁超 ─ 红20军前军长。曾炳春 ─ 红20军政委。肖大鹏 ─ 红20军後任军长。柳直荀 ─ 红3军政治部主任。万涛 ─ 红3军政委。周小康 ─ 湘鄂边特委书记。孙德清 ─ 红6军军长、红2军团参谋长。段玉林 ─ 红3军8师师长。唐赤英 ─ 红3军参谋长。王一鸣 ─ 红3军7师、8师师长。王鹤 ─ 红3军8师政委。董朗 ─ 南昌起义24师70团团长，朱德之外另一支残部领导。段德昌 ─ 红6军副军长。王炳南 ─ 湘鄂边独立师师长。宋盘铭 ─ 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盛联解 ─ 红3军7师政委。叶光吉 ─ 红3军7师师长。胡慎己 ─ 红3军8师参谋长。苏继汉 ─ 红3军8师24团政委。赵奇 ─ 红3军7师参谋长。朱元成 ─ 红3军7师参谋处长。张应南 ─ 红3军9师参谋长。童士秀 ─ 红3军9师参谋处长。戴君实 ─ 红3军8师政治部主任。刘鸣先 ─ 红3军9师政治部主任。刘革非 ─ 红3军7师19团政委。杨嘉瑞 ─ 红3军27团团长。张杰 ─ 红3军25团团长。刘庶值 ─ 红3军20团团长。蔡祝封 ─ 红3军21团团长。李孝侯 ─ 红3军27团参谋长。曾中生 ─ 鄂豫皖特委书记。李荣桂 ─ 红1军军委书记、红4军10师政委。许继慎 ─ 叶挺独立团营长，红1军军长，红12师师长。周维炯 ─ 红1军3师、2师师长，红4军11师师长。姜镜堂 ─ 红4军12师政委。熊受暄 ─ 红4军12师政治部主任。庞永俊 ─ 红4军12师政委。王培吾 ─ 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陈定侯 ─ 红4军政治部主任。徐百川 ─ 皖西红军中央独立第1师师长。肖方 ─ 红4军12师副师长。曹学楷 ─ 红13师政委。舒传贤 ─ 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黄刚 ─ 红29团政委。程绍山 ─ 红10师副师长。廖业骐 ─ 红1军独立旅旅长。柯柏元 ─ 红10师参谋主任。潘皈佛 ─ 红10师28团团长。丁超 ─ 红10师28团副团长。陈新山 ─ 红10师28团副团长。魏孟贤 ─ 红1师36团团长。王明 ─ 红1师35团团长。高建斗 ─ 红1师30团团长。封俊 ─ 红1师30团政委。陈翰香 ─ 鄂豫皖军委秘书长。吴精赤 ─ 红12师政委。关叔衣 ─ 红10师政治部主任。范陀 ─ 红10师参谋主任。高敬亭 ─ 红28军军长，新四军4支队司令。（杀人者被人杀程启波 ─ 红73师政治部主任。王正进 ─ 红73师27团团长。胡英荣 ─ 红73师29团团长。吴保才 ─ 皖西游击司令。高义升 ─ 赤南特委书记。吴道芬 ─ 赤南道委书记。曾昭瑞 ─ 赤南保卫局长。朱书金 ─ 一路游击司令。杜昌甫 ─ 二路游击司令。陈奇 ─ 红10师师长。戴克敏 ─ 红1师政委、红75师政委。徐朋人 ─ 鄂豫边特委书记。王秀松 ─ 红4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郑行瑞 ─ 鄂豫皖军委副主席。焦福兴 ─ 鄂豫皖红军独立第1师政委。吴永达 ─ 鄂豫皖红军独立第1师副师长。余笃三 ─ 红4方面军总政治处主任。旷继勋 ─ 红4军军长、红13师师长、红25军军长、红12师师长。舒玉章 ─ 红4方面军参谋处主任。吴展 ─ 红10师参谋主任。闻盛世 ─ 红73师217团政委。陈少卿 ─ 红73师218团政委。杨白 ─ 红73师参谋主任。任炜章 ─ 红4方面军独立师师长。张逸民 ─ 独立师参谋长。刘杞 ─ 独立师政委。李戴涛 ─ 独立师政治部主任。谢子长 ─ 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死得莫名其妙。刘志丹 ─ 陕北红15军团军团长，正史称其战斗中其所部74师并未接敌。谢汉昌 ─ 红20军政治部主任。刘敌 ─ 红20军147团政委。刘铁超 ─ 红20军前军长。曾炳春 ─ 红20军政委。肖大鹏 ─ 红20军後任军长。盛联解 ─ 红3军7师政委。叶光吉 ─ 红3军7师师长。胡慎己 ─ 红3军8师参谋长。苏继汉 ─ 红3军8师24团政委。赵奇 ─ 红3军7师参谋长。朱元成 ─ 红3军7师参谋处长。张应南 ─ 红3军9师参谋长。童士秀 ─ 红3军9师参谋处长。戴君实 ─ 红3军8师政治部主任。刘鸣先 ─ 红3军9师政治部主任。刘革非 ─ 红3军7师19团政委。杨嘉瑞 ─ 红3军27团团长。张杰 ─ 红3军25团团长。刘庶值 ─ 红3军20团团长。蔡祝封 ─ 红3军21团团长。李孝侯 ─ 红3军27团参谋长。 ---楚一杵：长征历史，中华民族最痛的伤疤

#红军内斗 #高干 #历史事件 #井冈山 #红四军 #中共

6个月前

军中高层众生相:（六）汪东兴严格说来汪东兴并不属于军中高级将领，汪东兴仅仅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可是汪东兴却负责毛泽东的“禁卫军”－－8341部队，尽管汪东兴一天仗也没打过，但是1955年军队授衔时汪东兴也搞了一个少将军衔，充其量也就算是半个军人吧。然而，此人之重要性却是谁也不敢忽视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御前行走”、“带刀侍卫”，对毛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起到上传下达之作用，其“恭体圣意”、颁布“圣旨”须臾无可替代，成为汉末“十常仕”、明末魏忠贤一类的人物。另外，汪东兴通过他的中办系统和警卫系统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政治动态，即可有选择地向毛泽东汇报，起到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 (1)汪东兴是文革重要受益者之一汪东兴作为毛泽东的“家臣”不属“走资派”，自然不虞有被打倒的可能性，相反，毛泽东很多“体己事”还需汪东兴出面去办。毛泽东的随侍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对此多有描述，此处不赘。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位“大内总管”－－中办主任负责办理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比如，1966年5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汪东兴曾打电话给邱会作，汪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现在到你们那里去拿严昭的东西（严是陆定一的小姨子、总后副部长韩振纪的老婆）。你先告诉韩，把东西交给来人就行了，不要问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听那些事。现在的事，当你能听到的，不用问也可以听到；要是你听不到的事，问也问不到，不仅如此，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陆定一出奇的坏，严慰冰已经被抓起来了。”（《邱会作回忆录》上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邱会作说：“汪东兴的口气很大，我除了听之外，一句话也没说。”汪派人到总后取某件东西事小，但却折射出汪东兴其人在中央高层政治圈子里的地位和作用。汪东兴在中共的“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实上，汪东兴对此并不满意，汪对毛的医生李志绥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是见风倒。周来看过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92页）虽然汪仅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所起的所用却是很多政治局委员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说汪东兴是文革的受益者一点也不夸大。 (2)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倒向军委办事组文革前江青曾经整过汪东兴，汪被下放到江西省当了几年的副省长，后才回到北京，接替杨尚昆的中办主任一职，从此汪对江青恨之入骨（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10月版第323页）。林彪作为中共“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汪东兴自然要与林彪、军委办事组搞好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汪东兴1969年底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东北地区检查战备工作，他来往经过北京，均邀请黄、吴、李和我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长谈，每次在四、五个小时以上，谈的核心话题是反上海帮。汪东兴向我们交了毛主席的‘底’，主要是：1、毛主席对林彪信任，真心想把交班给他；2、毛主席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对江青有某些利用，但用完了就完了，没有进一步培养的打算和安排；3、毛主席把江青当成是政治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毛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那天，汪东兴还讲了毛、江的不少个人隐私。”（页428－429）吴法宪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汪东兴在“军”、“文”两大派系中倒向了林彪一边，不仅及时地向军委办事组通风报信，更成为日后林彪出手打击张春桥的积极响应者、拥护者，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了。 (3)庐山会议上汪东兴的作用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政治局会议上主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1970 年8月22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会议议程等各项安排后，汪主动作了补充说，“主席说‘九大’后有人有一些活动，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应当讲一下，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康生对此是极为不满的。汪东兴在这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即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是相当了解的，也知道张春桥等人的某些“活动”的确“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因此毛强调应当“讲一下”，以加强党内团结。第二，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后，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重播林彪的讲话录音。原因是很多听者在开始时并未领会林彪讲话的含义，他们并非要听林彪的那些“官话”，而是要听林彪讲话中所批评的“对毛泽东思想不正确态度”的真实含义。第三，汪东兴以最快的速度印好陈伯达编写的“马列毛论天才”的材料，并以中央办公厅的急件发出，送交军委办事组诸人。第四，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异常激烈，矛头对准张春桥。汪东兴的发言起得作用远大于陈伯达，因为与会者咸认为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的“声音”，代表了毛泽东的意图。会议批张一发不可收拾。第五，汪东兴积极鼓动各组代表发言表态。汪东兴对一些军队代表甚至说“要抓紧时机，可以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失去就是千古遗憾了”、“现在表态不表态，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云云。通过汪东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汪绝非是他自己所声称“误信了陈伯达的话”，属“受骗上当”。事实证明，汪东兴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与张春桥等人作斗争的重要人物，他扮演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扮演的角色，起到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4)批林整风会逼死王良恩庐山会议后汪东兴用两页很不像样的检讨换得毛泽东的 “宽大”，成功地从军委办事组“反江青俱乐部”逃逸出去，从此断绝了与军委办事组的联系，直至“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在后来的批林过程中，汪东兴下毒手逼死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笔者曾撰有《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见《重审林彪罪案》下册，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版），对此作了叙述，此处不赘。 (5)“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对军委办事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后为了掩盖与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汪东兴积极主动要求对黄吴李邱采取抓捕行动，必欲置黄吴李邱于死地。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 145页）事后成立的中央专案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这无异于使汪东兴可以随心所欲地销毁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从而掩盖他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据王洪文在秦城监狱对邱会作说，“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由此可见，对黄吴李邱处理这么狠，汪东兴负有主要的责任，汪实际上是与江青等人配合，做的是“灭口”的勾当。笔者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不仅继续毛泽东的 “抓纲治国”方针，还变本加厉地将黄吴李邱关进秦城监狱。如果说在毛泽东死前，汪东兴为了开脱自己与军委办事组的密切关系，对黄吴李邱下狠手还有一点点不得已的成分。但是毛死江囚后，这层厉害关系已然不存在了，汪东兴已经没有必要再落井下石了。军委办事组诸人与汪东兴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共同对付江青、张春桥这伙文革极左派持有共同的立场，汪东兴对此心知肚明，可为何汪东兴竟然昧着良心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并不是汪东兴真的良心发现救民于水火，而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权力，同时汪东兴也看出“四人帮”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要有军方的支持，擒拿此四人犹如瓮中捉鳖，不费吹灰之力。那么之后的下一步该如何走呢？对内给“四人帮”戴上“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帽子，对外则宣称华国锋、汪东兴才是毛泽东的嫡系传人，所以还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切实乃换汤不换药，实行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那么把黄吴李邱打成反革命集团更可表明毛泽东当年大搞文革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然而，汪东兴的这一套很快就吃不开了，毛泽东马上就面临被清算的下场，汪东兴这位毛泽东的“家臣”当年替主子干了无数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要为此复出代价。如果不是邓小平要维护毛泽东这面旗子，要不是汪东兴尚有“粉碎四人帮”的功劳，恐怕汪东兴也早就进了自己人的大牢－－秦城监狱。针对汪东兴的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笔者曾给予如下之评论：综观汪东兴在文革中的活动，汪有幸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间最长，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整个十年动乱，也是汪东兴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十年，汪从毛泽东的办公厅主任最后成为了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每一项战略部署都少不了汪东兴的鞍前马后。可以说，汪东兴始终与毛泽东的重大错误乃至罪行紧密相联。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年代里，汪东兴本应认真反省自己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反思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的重演，实事求是地记述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从而记取历史的深刻教训，而不是文过饰非，继续制造毛泽东的新神话，歌颂毛泽东的所谓“丰功伟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汪东兴在自己的《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不仅没有丝毫像样的反思，反而继续其颠倒黑白的伎俩，通篇假话和谎言，不愧是一本精心剪裁，篡改历史的伪回忆录。通过上文对汪东兴所作所为的揭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汪东兴的真实面目。我们可以说，汪东兴这本书既没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更谈不上“总结、提高、发展”。汪东兴的所谓回忆录不过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充满谎言的书。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有责任澄清汪东兴书中所混淆的历史真相，揭示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原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清责任，辨明是非。（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作者丁凯文图：1969年毛泽东来到天津视察，休息时与汪东兴、张玉凤合影

#汪东兴 #毛泽东 #军中高层

6个月前

1979年上海街头的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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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992年2月9日，上海棉纺厂在职工中传达中央对于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文件。于文国摄影

#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上海棉纺厂 #中央文件传达

6个月前

据有些知道内部情况的同志说，调动二三十万军队进京不是对付学生的，而是对付军队内不同意见的人，对付军内支持赵紫阳的人。听说38军军长徐勤先不听从调动，不愿到北京镇压学生被软禁起来了。军事记者说，戒严司令部的张工向他传达口头命令，让他带兵进城。徐说：口头命令无效，要有书面文字。张工说不可能有书面的了。徐说，没有书面的我不进城。后来了解到，李鹏说大局已定，是因为5月21日老人们在邓小平家开了会，对赵紫阳统一了认识，决定从22日起停止他的工作。重新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对新班子的人选进行了议论，对采取果断行动收拾局面的决心已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这些老人，采用非法律、非程序的方式，决定中国的命运。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图：六四抗命将军徐勤先（左），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右)，摄于2011年

#六四事件 #戒严 #赵紫阳 #徐勤先 #邓小平 #军队调动

6个月前

小平对耀邦很好。有这样的结果是两个人政见不合，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从“反精神污染”沿下来，到和陆铿谈话。和陆铿的谈话是导火线，86年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他认为“六四”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他对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减少，到了最后完全不信任。耀邦下台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为什么不为他说话？说也没有用，我也认为耀邦再也无法再搞下去了。　　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他们一搞就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的余地。　　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不知道耀邦的苦处，我一当总书记就怕这件事。我说我这个人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我也不懂，我喜欢干些实实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我很难。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顾委一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　　还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小平彻底谈了一次。他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我跟他谈了一次后，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 “5·13”讲话。我不愿当总书记，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在这个位置比别人要好一些。要是让别人当总书记，更不好办。　　小平在政治上决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那个问题吧？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在这里。再这样搞10年，中国社会成什么样子很难说。　　现在要找到政治体制如何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办法。现在这个问题是禁区，不允许讨论。这就找不到建设性意见。　　腐败啊，社会风气不好啊，问题都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另外的原因。如果完全回到过去，所有的都由国家安排，离了国家饭都没吃的，老办法就有效。能回到那个时候吗？又想搞市场经济，又想搞那一套，不行。怎么办呢？　　这是很重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看连标也治不了，都是空话。　　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如何改变？过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国也不行。但是，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但他们怕一说可以讨论，就收不住了。结果还是舆论一律。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三《二访赵紫阳》作者杨继绳

#邓小平 #胡耀邦 #六四事件 #反精神污染 #1986学潮 #政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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