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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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军中高层众生相：（二）徐向前徐向前在军队中虽然贵为元帅，但一直不被毛泽东所重用，这主要是受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影响所致。林彪在1959年上台主管军队事宜，徐向前只是分管民兵工作。徐自己也很知趣，时常称病不管事。文革爆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向前成为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徐向前在这一短暂时期里的活动，官方传记对此皆语焉不祥，或者根本就不提及。笔者手头一本解放军军科院编写的《徐向前元帅画传》，对此一笔带过，然后就跳到“军委八条命令”和“二月逆流”（江英编著《徐向前元帅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似乎文革初期徐向前是坚决反对江青的军队领导人。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1966年12月起，江青三次去林彪家，提议徐向前任总政主任兼全军文革组长，并打出毛泽东的旗号。林彪遂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只让徐出任全军文革组长，总政主任仍由萧华当。徐向前上任的“三把火”。第一，徐甫上任即宣布江青担任全军文革顾问，排名在总政主任萧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成为仅次于徐向前的第二号人物。这也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有了军内高级职称。第二，徐提出“三条方针”：1、军队不要怕乱，要跟上全国的形势；2、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他们在我军的残余势力；3、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全军文革就这个方针还提出了“狠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垮他们在军内的代理人！”的新口号。 1967年1月军委常委会议上，徐说：“说现在军队的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大家应当自觉医治这种病。此病不除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 但徐的说法受到其他老帅的冷遇，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都不买账，会议不欢而散。第三，徐向前直接给邱会作下命令，从西山军委指挥所回总后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并说，这是与江青多次商量的结果。邱会作一回总后就被造反派打成“军队中的刘邓路线代表”，而被私刑关押、毒打，几乎致死。而全军文革办公室一位秘书向徐汇报此事，徐向前的回答竟然是“我有什么办法呀？”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叶剑英不满徐向前对军队文革的态度，猛拍桌子，导致手指骨骨折。这也是叶剑英针对徐向前最直接的抗议。 1967年1月徐向前与江青连袂接见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这是徐向前荣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首次对外发表谈话，徐向前说“江青同志刚才讲话是很好的。（众：请首长坐下，请坐下）不要紧，不要紧。希望同志们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见办事。你们为什么造反呢？还有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专我们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就发动号召，他发动群众，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要狠，革命要有狠劲！要狠，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狠，要狠狠地个革他们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很复杂的。”1月17日徐向前又对海军问题发表谈话说：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现在官方版的各位元帅传记，都说“军委八条命令”是徐向前出面找林彪，而后林被迫同意。这显然不是事实。林彪曾下决心发一个命令“军内群众组织解散，军队不许造反”，但被陈伯达劝阻了，陈认为这在毛那里一定通不过。林彪遂口述军委七条命令，后林带着徐向前去见毛，得到毛的批准，并增加一条，成为后来发布的“军委八条命令”。林彪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二月逆流”后徐向前不再管事，全军文革由萧华接手，后来随着萧华倒台，全军文革也就寿终正寝了。从徐向前接手全军文革组长到后来离职不干，时间极为短暂，但是徐在上任伊始确实想配合毛泽东、江青的文革路线，在军内抓一些“带枪的刘邓路线”代表人物，使自己在政坛上也有一个立足之地。然而徐向前刚一有所动作，立即受到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抵制。徐对此也颇有自知之明，一看形势不对，也就撒手不管，及时脱身。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军内一些干部送进造反派的虎口，使他们受到非人的摧残和折磨，有些人如赵尔陆甚至被批斗致死，这却是人们不应遗忘的，也不应因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隐匿、掩盖这段历史事实。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作者丁凯文

#徐向前 #文革 #中国军事 #毛泽东 #林彪

6个月前

二月底，茅草还没出土时候，我回过一次家。一路哀鸿遍野，满目荒凉。进村前，看见乡亲们正在东岗修渠。人人都浮肿，老少都拄拐杖。艰难地铲两锨土，就躺下，喘粗气。都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眼光是死死的。只有不浮肿的干部大声吆喝着豪言壮语。只有两面红旗在春风中十分活泼。村中，没有人影人声，没有牛叫羊叫，鸡叫狗叫。因为没有树，也没有风声。一只鸟儿、一个虫儿也看不见。连风吹起一片羽毛、一根草梗的景象也看不见。没有一个会动的东西。只有东一座西一座没了门窗的破屋，空对着白日蓝天。村庄像沙漠中前朝留下的废墟。夜里，看不见一星灯火，听不到任何声响，只有无边冰冷的死寂…… 只住一夜，我就回校，因为食堂不给我饭。所谓饭，就是清水煮酒糟，放几片霉了的红薯叶，每人每顿可分一瓢。母亲去哀求，几乎给干部跪下，才多给半瓢。离家前那顿早饭，父母把碗里能捞出的东西都捞给我吃，怕我饿着没劲，走不回学校。父母都只喝了一碗黑黄的清汤…… 回校后，我竟写了一组歌颂人民公社的诗。当时正盛行民歌体，诗就写成了“赶五句”。其中一首题为《修渠》：战歌声声动云天，社员修渠引清泉。肚里越饿越有劲，誓死建成米粮川，一天三顿吃干饭！五句当中，只第三句里那个“饿”字透出一点儿真实，其余全系谎话。这首诗在地方小报发表时，第三句被编辑改为“胸有壮志身有劲”，连那一点儿真实也没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诗稿被搜出，因为那个“饿”字，几乎把我斗死）。明明看到的是凄凄惨惨，我却仍在唱赞歌，笔下写出的是一片光明。现在想，是因为我饿得轻，如果我和乡亲们饿得同样严重，我就不会胡诌那劳什子了。 ---饥饿中，人心比铁硬，人情比纸薄作者：周同宾

#乡村荒凉 #艰难生存 #基层干部

6个月前

家，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家做饭，古来如此。有锅有灶，才是家，一口锅里搅稀稠，才是一家人。农家院落的缕缕炊烟，把乡村生活的宁静平和熏染成千古不变的风景，很古典，很诗意。不管饭好饭赖，饭稀饭稠，每人端一碗，慢悠悠吃着，边吃边说些平平淡淡的话，便吃出了温馨，吃出了安适，吃出了长长的滋味，吃出了融融乐乐的亲情。突然有一天，各家各户不再做饭，也无法做饭。屋里没了米面，连盛粮食的筐篓盆罐都收走了。也没了铁锅，铁锅都被集中，打碎，扔进了炼钢炉。同时扔进炼钢炉的，还有铁饭勺、铁锅铲儿、灶膛里的铁炉齿，以及铁秤砣、门钌铞儿、纺棉线的铁锭子、钉在地上拴羊的铁橛子。土坯黄泥砌成的炼钢炉，烧光了村里的大树小树，家中的箱柜桌椅、板凳木墩。家中只剩四堵墙。全村房屋也都成了公共财产，村干部说谁住哪里，就住哪里。常常换住处，处处是家，处处不是家。除了衣服和饭碗，别无私物。村里办起大食堂。食堂占用村里惟一一座瓦屋。那原是村中惟一一户财主的房产，土改时分给了两户贫农。此时，两户贫农已另住别处。瓦屋里盘了锅灶。大锅直径五尺，锅沿向上又用青砖白灰砌了五尺高。搅锅的工具，原是一根横绑在两棵树间拴牛的枣木棍。炒菜的工具，原是一把用来铲土铲粪的长柄铁锨。烟囱磨盘粗，从房半坡拱出，高高地伸过屋顶，冒烟黑而浓，直蹿而上，熏脏好大一片天空，常带着火星子，像能把白云烧着。食堂门口，吊半个铁轱辘，当钟敲；一敲，全村人都集中拢来，乱哄哄挤一大片。木瓢舀饭，铁铲分菜，窝头、红薯堆在柳条笸箩里，随便取食。那么多人或站或蹲，或就地坐下，形成一个亘古未有的大饭场，喝稀饭一片吸溜声，喝稠饭一片呼噜声，只能吃出热闹，吃不出温馨，只能把肚子楦饱，绝对品不出滋味。只在雨天，才准许把饭端回家里，家只是大人领着孩子睡觉的地方，即便家人坐一块儿吃，从大锅饭里也难吃出舒舒服服的家庭味。那些天，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不要钱的饭，吃起来却是那么别扭。 ---饥饿中，人心比铁硬，人情比纸薄作者：周同宾

#乡村生活 #农家生活 #家庭观念 #传统文化 #炊烟 #亲情

6个月前

1991年，长江三峡，西陵峡巴东土家族的民居。刘世昭/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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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993年1月25日（大年初三），在阜阳火车站广场经过两天一夜露天排队，第一列去往上海西站的（闷罐车）。于文国摄影

#春运 #火车站 #摄影 #历史 #铁路

6个月前

1993年1月25日（大年初三），我国民工潮四大源头之一安徽阜阳火车站广场。于文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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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988年，《上海外滩见闻》组照之一。于文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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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赵紫阳又对胡耀邦下台，，，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 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成。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 (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三《二访赵紫阳》作者杨继绳

#赵紫阳 #胡耀邦 #中国政治 #人事问题 #六人小组 #邓小平 #陈云 #政治老人 #总书记

6个月前

赵紫阳又对胡耀邦下台和万里中的一些事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 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成。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 (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三《二访赵紫阳》作者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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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邓胡赵体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胡耀邦和赵紫阳身处第一线，一个出任党中央领导，一个出任国务院领导。在他们后面，由老人们掌握着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第一线的胡、赵只不过是负具体执行之责而巳。这些以老人们邓小平为核心，以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邓颖超、薄一波、宋任穷、王震等人为主体。人们用汉代的“八老安刘”来戏称这种情况。然而，这“八老”对改革的目标并不一致，陈云和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谈不拢”。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牢牢地掌握着三军指挥权。他实际控制了国家的权力，却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这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奇特的权力结构。当时他已经77岁，怕出现毛泽东、斯大林那样晚年的接班人危机。把胡赵推到第一线，有利于他身后的权力交接。但是，这种领导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没有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而且第一线和第二线难免发生矛盾。一旦第一线和第二线发生矛盾，势必是有实权的第二线压倒没有实权的第一线。再加上第二线的邓小平和陈云“谈不拢”，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就更难了。所以，“邓胡赵体制”是一种不能长期稳定的体制。 ---杨继绳：邓胡赵体制自相矛盾注定失败

#邓胡赵体制 #政治体制 #老干部影响 #改革分歧 #邓小平 #陈云 #胡耀邦 #赵紫阳

6个月前

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 。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煳涂了。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

#叶剑英 #高岗 #道德问题 #党中央 #主席 #历史人物

6个月前

叶剑英进城后在广州当市长时娶了一个小护士当老婆。1956年在北戴河，由于叶和其他小护士睡觉，这个已成为夫人的小护士大哭大闹，脱光衣服要投海自尽，从房子里跑出来奔向大海。警卫发现后就赶紧追，在浅水处已追上，警卫无论小夫人如何挣扎，硬是把个光溜溜的小夫人拖了回来，闹得北戴河沸沸扬扬。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

#叶剑英 #广州市长 #家庭纠纷 #北戴河事件 #罗宇 #人物传记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军中高层众生相：（一）叶剑英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少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得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南宋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 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主席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 ‘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 “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更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并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 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支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主席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主席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主席。毛主席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主席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主席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赢得了军队干部的尊敬和爱戴，也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 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主席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 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575）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 “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作者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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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吉拉斯另一著作《同斯大林的谈话》在该书中，吉拉斯披露了一桩不为外人所道的事件，这大概是他以“泄露机密”罪而被判刑的原因之一。 1941年4月，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1943年12月，铁托宣布在开罗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已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国王不得归国。1944年秋，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10月，贝尔格莱德“解放”。1945年11月，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军在南斯拉夫期间，“个别地或成批地对南斯拉夫人民和军队犯了很多严重的暴行”。据南共当局统计，“有一百二十多宗强奸案，其中一百一十宗属奸杀案，另有一千二百多宗行凶抢劫案。如果考虑到红军只是在南斯拉夫的东北角经过，那末这些数字就不能说微不足道了”。而苏军司令部竟对各种控诉充耳不闻，给人以纵容这些罪行的印象。当时也有英军在南斯拉夫，但“他们倒没有这样违法乱纪”。“那个理想的、我们老早就在期待着的红军难道能是这样的吗？”南斯拉夫新政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铁托和吉拉斯等南共最高领导人与苏军高层开会交涉。会上，铁托“用极其温和、客气的方式”提出问题，却遭到斯大林粗暴无理的对待，吉拉斯则情绪激动地质问苏军将领，会谈无结果而散，会后吉拉斯受到他的同志的责备。吉拉斯愤怒地说：“当妇女被蹂躏（我认为这是一种滔天罪行），我们的士兵被凌辱，我们的财产被劫掠的时候，我无法保持缄默。” 1945年4月，铁托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吉拉斯随同出访。在抵达莫斯科后，苏方将铁托接到专用的别墅里去，而让代表团其余的人住进酒店。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吉拉斯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女人的声音，她纠缠着要求与吉拉斯见面。吉拉斯警惕起来，他知道苏联特务机关经常设美人计陷阱以套取情报。吉拉斯去问代表团的其他高级成员，他们同样接到各种性感女人的约会电话。吉拉斯不寒而栗，对苏方的卑鄙做法感到愤怒。 “斯大林还是在他的别墅里以“马拉松宴会”欢迎南斯拉夫“战友”。苏联方面出席的都是斯大林的心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特务头子贝利亚和安东诺夫将军等。置身于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吉拉斯感慨万端：斯大林君临天下，目空一切，他的朝臣们则将他奉若神明，极尽阿谀之态。这样的晚宴是斯大林的“常备节目”，而“他的国家疮痍满目，饥饿，筋疲力尽。但是他和元帅们却穷奢极欲，满身勋章，沉醉在伏特加之中。 “尽管有成百万人已为了他和根据他的命令而遭到毁灭。尽管有成千名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被他当作叛徒加以谋害，因为这些人怀疑他是否在领导国家和人民走向幸福、平等和自由。他的良心毫无不安，在他的哲学中，良心是没有地位的。诗人们从他那里得到灵感，管弦乐队演奏向他致敬的圣歌，哲学家们写出成卷关于他的语录的书，烈士们在断头台上高呼他的名字而死”。 “宴会中双方又谈到苏联红军违法乱纪的事，斯大林不屑地说：“当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跨过他们的战友的尸体，这样的人的反应怎么能正常呢？在经历了这种惨事以后，玩玩女人，有什么了不得呢？我们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把所有的罪犯都安置到军队里去了。红军并不理想，重要的是它同德国人打仗——而且打得很好，其他的一切就无所谓了。”斯大林对红军中的罪行的“谅解”态度，吉拉斯知道有同样的例子：当苏军坦克经过东普鲁士的时候，接连不断地向德国难民——妇女和儿童开炮，把他们全部打死了。有人将此事报告斯大林，并请示如何处理，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对士兵训诫得太多了，让他们有点主动性吧！” 有趣的是，斯大林把监狱里的犯人（肯定不是政治犯，而都是小偷、强盗、强奸犯之类的人渣）送上战场，并夸奖他们仗打的好。这与红太阳将那些农村地痞、无赖、二流子一类的人渣发动起来，称他们是“最革命”的力量……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那次晚宴的气氛对于吉拉斯来说是压抑的，空虚的，也是狂迷的。“大家吃得很多，喝得更多，还有数不清的无聊的祝酒。”吉拉斯感到，“这些聚集在斯大林身边的苏联领导人，正当他们对人类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时，却过着与世隔绝、空虚和无聊的生活。我回想起当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当他操纵着俄国和俄国人民命运的时候，也曾同他的大臣们举行这样的晚宴，他们在宴席上拼命大吃大喝，直到不醒人事”。 ---耶子：遭禁50年的奇书《新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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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991年12月，上海证卷交易所门外的马路上，一位股民用望远镜了解股票交割行情。于文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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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990年，北京，一排人坐在街头烫发。王文波/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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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993年5月，湖北省宜昌，三峡坝区中堡岛村旅游酒家的移民将房子的砖头直接拆到汽车里运到移民新居。周国强/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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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993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族老人的家。 Yann Layma/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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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991年，长江三峡，瞿塘峡奉节小寨的孩子。 ---王文波/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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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超越《新阶级》的邓式改革恶果如此荒淫无度的新阶级必然引发天怒人怨，毛泽东的〝三年自然灾害〞加十年文革，搞得中国遍地饿殍民怨沸腾。邓小平上台后不得不搞经济改革，并在农民舍命包产到户的压力下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才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对此，吉拉斯早有解释，〝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但邓式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巩固共产党的江山，并以〝让一部份先富起来〞的名目，维护新阶级和他们的子女的利益。正如《新阶级》所说，〝凡是共产党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果然，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当经济建设需要用地时，地方官僚为了牟利强行出卖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农民遭受新一轮的压榨。而国有企业则用〝股份制改革〞的形式，把大量国企转移到新阶级手里，成了新阶级及他们子女经营的私产。尽管吉拉斯说过，掌握国家一切资源的新阶级必然照顾自己人，分派肥缺，或者任意分配各种特权，各种寄生作用和腐化不可避免，〝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但中国新阶级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幌子，通过〝私营化〞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更新〞了吉拉斯关于新阶级的定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阶级的超级版。 ---喻智官：中南海至今不敢解禁的一本书 —纪念一位伟大的反共先驱── 重温吉拉斯的《新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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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四十年代初皖南事变，蒋介石帮毛泽东消灭了毛的党内一贯反毛的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加上苏德战争中的苏联红军的崩溃，共产国际解散，这些变化都使毛泽东相信彻底清算中共党内国际派的条件成熟，继之延安整风开始。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对长期执行“王明路线”作了长篇自戕式的检讨，他表示承担一切错误的责任。但是他坚持一个观点，斯大林代表正确路线，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利益的一致，中共绝对不能因“王明路线”与苏联闹翻，尤其要尊敬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这个观点，后来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证明苏联红军对中共辽沈战役的支持起了决定作用。辽沈战役的胜利又对解放全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也就是，当年周恩来的牺牲王明，维持中苏共关系立了大功。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彻底抛弃了王明，他在1944年2月代表毛泽东劝降王明时，王明对周恩来说：“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起草人是谁？主要负责人又是谁？怎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呢？又怎么能称为王明路线呢？”周恩来为之语塞，如前所述，六届四中决议的起草和具体执行，负责的都是周恩来。 1943年底，已宣布解散的共产国际前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表示对王明、周恩来、康生几人的关注。毛泽东回电报说，王明政治上不可靠，是国民党特务；周恩来在10月27日、28日，12月1、2、3日作了彻底的检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王明划清了界限；周恩来的认识“己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康生是个好同志，“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引号内为毛电原文） 1949年1、2月间，米高扬代表斯大林访问西柏坡，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记述：“米高扬同我私下交谈中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的适当人选。”米高扬的话，可能是代表斯大林故意为周恩来吹风的，也表示当时苏联对周恩来始终是信任的，甚至可以说，周恩来出任中国总理是斯大林亲自点将的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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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周恩来扑杀反对派周恩来在六届四中表面上虽然胜利，但党内反对派的实力依然很大。周恩来用尽全力分化与瓦解反对派。 1931年1月9日，即六届四中开会的第三天，反对派举行“反四中全会会议”，由何孟雄主持，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告同志书”，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并选出何孟雄、罗章龙、王克全等为中共临时中央筹备委员，自此中共一分为二，一是周恩来、王明一派，称为“四中派”，何孟雄、罗章龙的一派称为“临中派”。“临中派”展开全国活动与“四中派”对抗。1月17日“临中派”的江苏省委成立，当时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左联都在江苏，江苏省委是全党最大的实力派。 1月18日，临中派江苏省委成立的第二天，在上海远东旅馆开会时，何孟雄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九人被处死。当时盛传系中共自己的同志向国民党告密的。笔者曾查看过国民党的“匪情档案”中也见到这份资料。王明晚年的回忆中说，告密的人叫王拙夫，当时是锹的交通员。美国费正清回忆中说，中共高层人士有人私下对他表示，当年的确有人想“一箭双雕”，既可以消除党内的敌人，又可以作为国民党杀共产党的宣传。鲁迅当年同情中共的反对派。何孟雄事件中死的有五人是著名左翼作家，其中如柔石、殷夫、白莽等都是鲁迅的朋友。 1月21日，即何孟雄等被捕之第四日，周恩来约了罗章龙、王克全谈话。周恩来要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周说：“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罗章龙正色道：“是你们出卖了他们。”周恩来也拍了台子说：“你侮辱中央。”罗章龙说：“你做走狗我不做。”王克全也指着周恩来的鼻子骂：“你周恩来，赤佬，卖身投靠。”（注：“赤佬”是上海人的粗话，“下贱”的意思）。周恩来一怒拍案而起说：“限你们五天之内解散你们的分裂活动。”罗章龙拉住王克全，向周恩来挥一挥手说：“你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周恩来把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向米夫作了汇报。米夫大怒，1月27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罗的中央委员和王克全的政治局委员。1月31日，反对派的非常委员会中央正式成立。在周恩来的铁腕之下，打击威胁与利诱说服双管齐下，反对派不断分化。反对派的最后一任中央书记王云程被捕后，向国民党的交代中说：“他们（指中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中告密手段，如何孟雄等二十余人，都死在康生、周恩来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张金保（女工出身的中央委员）逝前说，四中全会几乎是周恩来一个人的戏，她曾表示不服，周恩来以停止生活费威胁她悔过。后日在中共七大中，有一份为何孟雄平反的提案，其中说到某些同志，往往牺牲同志保存自己。他对人的利用，往往榨光了对方，然后抛弃。又提到当年何孟雄等被捕党中央有责任。虽未点名，但是矛头暗指周恩来，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是可以看得出的。后来“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也表扬了何孟雄。1969年我访问苏联，问到一位与王明接近的人，我问：“王明所指何孟雄等当年被国民党逮捕是一个叫王拙夫的告密的，这王拙夫到底是谁？”答者说：“王拙夫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何孟雄反对六届四中被认为反党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处理了。” 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大批被捕，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共敌对派系都向国民党告密，打击对方。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周恩来 #六届四中全会 #反对派斗争 #中共党史

6个月前

谈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只能当家，不能做主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建国以后总理的功劳大，这是主席的原话。讲到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席说现在都把责任推到李德身上我就不赞成。王明路线造成整个苏区丢失这个责任，政治路线责任应该由博洛来负，就是博古、洛甫，也就是秦邦宪和张闻天。军事失败主要责任要周恩来负责。这是主席的原话。因为当时军事负责主要是周恩来。主席说，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军事上的责任第一位是周恩来，这个他是明确的。主席说，李德是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的江西山沟里帮红军打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个顾问，顾问，顾问，顾而问之，可问可不问。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为什么都听他的。李德出的馊主意，军事上拍板还是周恩来，命令是他下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主席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他是要坚决执行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 就是说哪怕我政治上错了，但我组织上没错，上边的命令我是坚决执行的。总理组织纪律性很强，当时给中央苏区造成的损失，实际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但是在这里执行政治路线的是博洛，军事上是总理，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点冤枉。但是，主席又说了，都要总理负责也不对，为什么呢?他是守纪律的，他要听莫斯科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总理、主席、王稼祥三人的新的领导以后，实质上还是总理是一把手。但是做起来，开始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象土城战役等等。后来红军到了鸭溪，主席讲的很清楚，就是贵州的一个地方，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主席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主席自己讲，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主席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胸脯，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一军团、三军团是主要的、核心的主力部队。总理最大的功劳是解放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是总理一手建起来的。建国以后，大的方针定下以后，具体怎么做，全是总理的事，主席根本不管。但是主席知道总理不是挂帅的人，只能当家，不能做主。 ---毛远新披露：毛主席对周恩来的真实看法

#毛泽东 #周恩来 #五次反围剿 #建国后政治 #红军撤离

6个月前

吉拉斯1911年出生于南斯拉夫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入贝尔格拉德大学，在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左翼学生团体，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8年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两年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时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吉拉斯是抗击法西斯的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员。战后，吉拉斯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担任多项要职，1953年当选为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人却会成为最激进最彻底的反共分子，这盖源于斯大林的暴行促使他开始反思社会主义。 1944前后，吉拉斯三次访问苏联，第一次他是带着朝圣般的“狂喜”心情去的。但所见所闻令他大失所望，震惊不已。如在二战的关键时期，斯大林竟然还在军队中搞大清洗，许多高级将领不是浴血沙场，而是冤死于自己内部的大屠杀。同时，斯大林及其亲信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通宵夜宴。1944年，进驻南斯拉夫的苏军一路强奸妇女、凶杀抢掠。对此，斯大林毫无愧疚，还粗暴对待铁托和吉拉斯提出的交涉，使吉拉斯看到这个红色帝国的野蛮与傲慢。对此，1949年五月，吉拉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及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吉拉斯由此开始反省反思社会主义大家庭，并进一步提出要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这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为此他被撤销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吉拉斯在纽约《新领袖》周刊发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马列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同时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现行政策的声明，因此再度被捕。吉拉斯入狱前把《新阶级》手稿寄往美国，1957年《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他却因此书被加刑7年。《新阶级》一出版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许多沉迷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人士从此觉醒，也启发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苏联和东欧的无数知识份子，使他们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 ---耶子：遭禁50年的奇书

#吉拉斯 #南斯拉夫 #抗击法西斯 #二战 #铁托

6个月前

1992年3月：上海柴油机厂签劳动合同大会，从此，全厂职工由固定工改为合同工，被端掉了“铁饭碗”。

#上海柴油机厂 #劳动合同 #固定工 #合同工 #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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