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6个月前
这次故宫会议上我还搞清楚了一个我过去一直关注,但苦于没有材料而一直没搞清的一件事——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故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留下来的 也仍然可以说是满地金银。 但是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而且1942年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宫文物大清点。准确记载的抢夺是在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了,日本比较艰难了,发起“献铜运动”(像我们大炼钢铁的时候一样)。这时就强行抢夺了故宫中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4尊铜炮,而且抢夺的铜缸还是“无款识”的。这真是让人惊奇。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有很多故宫文物沦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变后就从北京运到了南京),也都安然无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宫人称为“二十五宝”的25枚皇帝御玺,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还曾把“二十五宝”拿出来展览过,但他们并未拿走。 我无意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脱责任,说这些只是想要实事求是地说出真正的历史,不要带着感情去编造历史。不仅日本人占领北京,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故宫也没有被抢被烧。唯独当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下手,说实话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惹的祸。人家派出外交使团来谈判,我们却把他们抓起来当犯人一样折磨,甚至比犯人都不如。39个外交官和记者,被捆起来放在太阳下暴晒,不给吃不给喝,屎尿都在身上,伤口化脓生了蛆…… 这样的非人折磨怎不让人恨到骨子里。人家兵临城下要你交人,39个人质交出来只剩下18个,21人被活活折磨致死(不是杀死),其中一个《泰晤士报》记者,交出来的尸体被砍成了七八大块。发生这样的事,人家怎么不把你中国人当野蛮民族看?稍有文明水平的人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来。曾国藩都说僧帅(僧格林沁)惹出这种祸来,应该自裁谢罪。而我们很多书中还以歌颂的口吻赞扬僧格林沁。这种事只有缺教养的野蛮民族才干得出来,而我们却报以歌颂赞扬。就是这个僧格林沁,抓人家外交谈判的文人那么轻松那么起劲,而在北京城外真正遇到英法联军却一触即溃作鸟兽散!这种人还有人把他称作英雄!亏得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武侠书,连最基本的武侠精神都不懂! 图:耿宝昌:1922年生于北京。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馆研究员。 ---耿宝昌: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
朱韵和
6个月前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说了,他去访问英法等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自己感到很骄傲,因为故宫没有受过战争损失,里面保存的全是真东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馆,很多都在战争中损失了,展出的是复制品。他明确说到故宫600年未受战争抢劫的祸害,而这中间北京三次被外国占领,一次英法联军(就是圆明园那次), 一次八国联军,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占领了八年。 居然故宫文物完好无损,这事我们过去的宣传教育中可从来没有说过!总说欧美日本的博物馆里展出的中国文物都是抢去的。这次在故宫会议上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人,还有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的人都一再说明,过去凡国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被抢劫,被拍卖,流失海外,根本没有。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运走的只是精选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宫里的还有100多万件。1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字。这是故宫文物保管处梁金生处长亲口说的,他是故宫“大内总管”,亲自主持完成了故宫文物清点工作。今天流失海外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径买卖的。 我们的宣传教育应该客观,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为了仇恨帝国主义就编造一些子虚乌有事来。这些都是将来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故宫研究员耿宝昌:不要为了仇视帝国主义而胡编乱造!
朱韵和
6个月前
延安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据司马璐介绍,延安的一般干部,每天是七分钱的菜钱,部队只有五分钱。开饭的时候,十个人一组,共一小碗菜,一个冬天间,要连吃几个月红萝卜,一个夏天,要连吃几个月的南瓜。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级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汤。再以上厅级旅级,有小灶,两菜一汤。 再高级的四菜一汤。毛泽东的生活待遇最好,每天都吃一只鸡。 当年的延安,还举办晚会。“参加晚会要入场券,找入场券要靠‘关系’,我的‘关系网’似乎不错,所以常常有参加晚会的机会。我每次在晚会上都见到一个相同的情况,当中的前一排是空着的,说是虚席以待毛主席的,毛泽东多数不来,这些座位就一直空着,没有人感到(应该说没有人敢于)说这个情况是不合理的。”司马璐说。 如果说延安的枣园类似日后的中南海,那么延安的桃园就跟日后的北戴河差不多,也是中共高干的休憩胜地。这里风景优美,不仅有茶室,还常有宴会、舞会。王实味所写的“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就是这个地方。司马璐曾被自己的领导曾希圣带去桃园玩过。他描述那里的情形说,“我踏进桃园感到既惊又喜,在陕北那块枯荒的土地上,我突然见到几十株桃树,一片片绿叶,红花点点,真有‘世外桃源’之感。树下有石桌石凳,有人在喝茶谈天,有人在下棋玩扑克牌,和整个延安表面上那种清教徒的精神相比,桃园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延安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是不平等的,利用权力仗势欺人的现象也不乏其例。据司马璐披露,他曾经的一位女友,姓淡,到延安的某一晚,一位领导干部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她起初不从。那领导说:“你是否真有革命的决心?这就是第一关呀!” ---作者: 袁斌
朱韵和
6个月前
秦城监狱的“女声独唱” 那是1968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 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一起 唱起来。 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账,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 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 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 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 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囚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 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作者: 袁斌
朱韵和
6个月前
分裂人格周恩来 李江琳:我认为,周恩来的行为反映出他的精神变态更典型。他的变态思维,变态情绪,变态行为,都局限于面对一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完全把他打败了的毛泽东。在党的早期历史上,他曾经是毛的上级。那时他借共产国际的背景势力,曾经让毛泽东不得不服,记仇的毛泽东记了一笔他到死也还不清 的帐。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就是一只斗败了的蟋蟀。他对毛泽东的惧怕,服膺,谄媚,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记忆,是非理性的,是绝对的。所以,他诊断出癌症,毛不点头,他就不能手术而无怨无悔,难道他会不知道这是毛有意为之吗?1975年6月,在他去世前半年,他自知来日可数,还给毛写了一封极尽自辱自虐自贱的求饶请罪信。他担心毛没读到他的信,于是给毛的女秘书张玉凤写了便条,求她“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时读给毛听。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只要出了面对毛泽东的这种情景,在面对他人,面对外宾,面对群众的时候,周恩来的思维言行举止就一下子变正常了。他的精神变态只对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年轻时他喜欢演话剧,还能演女性角色。事实上,周恩来一辈子是个善于演戏的人。他一辈子只怕一个人,就是毛。毛也明白这一点:你再怎么能,我要你怎么样你就不敢不怎么样。毛对周的羞辱也是格外变态的。 于是,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就是这样:在毛泽东面前他是个奴颜卑膝的奴才;而在人前,则是完美的“好总理”。出了毛周等小圈子,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周恩来是完美的。 不过,有一个人,第一眼就看穿了周恩来。那就是年轻时代的达赖喇嘛。 1968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亲赴印度达兰萨拉,采访年轻的达赖喇嘛。谈到周恩来,达赖喇嘛说:“我从不喜欢周恩来。他这个人太精明了。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的眼睛一直在动,一直在看,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但那是一种危险的聪明。”“我相信我跟赫鲁晓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来交朋友。其他共产党人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跟他一样可憎:布尔加宁。正是因为像他那样的人,使得我的中国之行如此困难。” 如果一个人表演得太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就必定是一种假象。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朱韵和
6个月前
病人治国 李江琳:林彪和江青是文革初起时真正的风云人物,他俩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其他公众场合的表演极具戏剧性。他们都是文革初突然飙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们面对山呼海啸的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的讲话极具煽动性,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拖腔拉调的怪异方式。这是人前的表现,那么人后 呢?任何普通的精神病医生都不难诊断出,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两个人都畏风惧雨,怕光热,厌声响,而且严重失眠,重度抑郁,都有某种精神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这两个人本来是走不到一起的,却在文革初合作演了一场荒诞的双簧,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双双把自己推上了文革领导者的地位。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合作,两人后来的结局也同样荒诞。 然而,这两人又是如此不同。林彪是党内斗争的老手,他时时刻刻在判断敌友态势,江青则除了毛泽东这个靠山,没有其他背景和实力。他们能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互有所需。他们貌合神离,却始终要让外界大众以为他们是一伙的,一文一武,加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直到林彪倒台前不久,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还在报刊杂志上高调地演示他们的战友关系。 可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确实影响了他们在生命攸关问题上的判断。林彪的失误是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崛起,犯了毛泽东接班无后的大忌;江青的失误是她始终没有醒悟,毛泽东死后,她有敌无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低级失误,都和他们的精神疾患相关。 这些幕后的刀光剑影,当年我在偷听深谙“党内斗争”之惨烈的父辈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已经略知一二,还记得父亲在林彪坠机而亡后压低声音说的“火烧功臣楼”。如果说,林彪的突然失事出乎全中国人意料之外,江青的倒台却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在毛泽东死去前就预料到的。毛泽东死后一个月,中国政治的大变局是必然的,而局中之人却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境况,毫无周旋缓和的余地。这一点,精神上相对正常的张春桥、姚文元就看得更清楚一点。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朱韵和
6个月前
蒋介石借不到的书 毛泽东轻易借到了 合刊《二十四史》自清代乾隆以后才出现,至今流行的版本主要有三种:一,清乾隆时官刻的“武英殿本”;二,民国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三,1949后由中华书局印行的“点校本”。 《二十四史》历来为治政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为、治国安邦,士族文 人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 蒋介石、毛泽东二先生也不例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他亲笔写给马衡一张借条,命秘书陈布雷去找马衡借书。 马衡生于一八八一年,一九五五年逝世,浙江鄞县人,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精于汉魏石经,抗战期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工作。 当时,马衡看看蒋介石的借条,要陈布雷在条子上面签上“在一个月内归还”的保证,当即把陈布雷气走了。 陈布雷回去在蒋介石面前发牢骚说:“这《二十四史》是一个月内能看完的书吗?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 蒋介石苦笑着说:“哪里是刁难啊,就是明摆着不借给我嘛。” 三天后,马衡送了一部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二十四史》给陈布雷,说:“蒋先生要的书我给您送来了。” 陈布雷只气得眼直翻,他讥讽地问:“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 马衡当时不客气地说:“蒋先生要是看书,就是这个。蒋先生要是别有图谋,就是那个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马衡把陈布雷这位笔下生花,文坛老手抢白得张嘴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有小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说马衡坏话。欲落井下石,取而代之。 蒋介石决然说:“故宫文物,只可托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北京城后,指示秘书田家英,也要他置一部《二十四史》。 毛泽东要看《二十四史》,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田家英费劲心力,终于在琉璃厂一家书画古玩店里,看到了一部一九二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影印版完整的《二十四史》。他如获至宝,二话没说就买下来,兴高采烈地把书运到毛泽东的书房。 谁知毛泽东一看,大皱眉头。说:“你给我把它都搬出去,我不想看这种东西。我情愿看乾隆印的书,也不要看国民党印的书!” 田家英这才明白,毛泽东想要的,是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己费尽心力买下的民国版本的《二十四史》,是出力不讨好了。 于是,田家英第二天就来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馆长马衡。田家英向马衡说明来意,想为毛泽东要一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不料马衡一听,数声冷笑后说:“真是异想天开,我这里每样东西都是国宝,任何私人都不能动。别说要,借都不行。此例一开,我这故宫博物馆,岂不成了私人宝库?” 马衡的一席话,当即把田家英说的面红耳赤,甚至有点无地自容。心里对马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骨气,钦佩不已。 可钦佩归钦佩,但这事是毛主席亲自交办的,还得交差啊。 田家英无奈,几次跟马老先生商量,委婉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也暗示了毛泽东非他人可比。 可马衡就是不买账,傲视君王的派头,一点不比毛泽东差。 就在田家英快要死心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马衡却被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离开了故宫博物馆。 马衡走后,田家英再去借这套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然是一路顺风。 毛泽东如愿以偿,这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整整伴随他终生。据说,毛先生在上面即兴挥毫,抒发了很多感慨。可以推断,他认为天下宝贝物都是自己囊中私物。 不知道在毛泽东死后,故宫博物院敢不敢、能不能将这一国宝收为国有? ---作者: 半醉汉
朱韵和
6个月前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 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第23筒、24 筒的各个单间里。所谓“筒”,就是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编号的不同走廊。 犯人们把23、24这两个筒叫作“枪号”,政府把这里叫作“死刑号”。每个死刑犯都被关进木头盒子般的单人牢房里。 当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个打开门,一一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号。刚刚问完我,关上了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嘭”的一声被队长关上了。 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一一点名后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知道这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然,遇罗克和我们那批许多人,都在那天被执行了。 ---我所知道的遇罗克 作者: 张郎郎
朱韵和
6个月前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 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其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检查官们走后,江青浏览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一个证人出来作证。“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王洪文作证时,她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读了,当检查官宣读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的证词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张玉凤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对她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也发言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个信条:“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摘自《江青全传》,[美]R。特里尔
朱韵和
6个月前
林彪事件给全国的震动是两方面的。其一,一个宫廷政变式的连续剧,林彪作为主角,扮演的角色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位对毛说了最多好话,将之吹捧到了无以复加地位的人,给人们的形象,要么就是手举小红书跟在毛身后,要么就是正襟危坐学毛著,却突然叛国而逃,摔死在蒙古沙漠中。这位副统帅、接班人 ,突然成了叛徒,而且全无前兆,来得突然,让全国老百姓惊呆了。所以还出过那种事儿,台上正传达林彪事件,台下有战士拿枪要毙了“污蔑林副统帅”的人。其二,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给那些还存有理智,多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反省的契机。 我自己是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冲击的。我那会儿正在怀柔县山沟里的兵工厂当工人,就是所谓“小三线”。“913”凌晨四、五点钟,就听见工厂宿舍的上空有飞机呼啸而过,反反复复不停。早晨八点钟正要去上班,就见一卡车一卡车运来了许多大兵,把我们厂围得水泄不通。紧跟着就听见沙峪方向有枪响,我们几个朋友就沿着八道河小路往那边跑,跑到半路就被荷枪实弹的大兵拦住。有个朋友眼尖,看到不远处玉米地里有人躺着,身上盖着白单子。我们几个人不敢动,也不往回走,躲在那儿,想看出了什么事儿。大约等了十几分钟,就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从庄稼地里押出来,当兵的用枪托在后面砸他。这人穿着军装,但是纽扣全部扯开,被塞进了一辆吉普车。过一会儿又有人来抬担架,把地上的尸首运走了。来到这一片儿的,先到的是空军,穿的是蓝裤子,随后来的是陆军,让那些空军上车走了。这些陆军直到晚上才离开。我们工厂紧急开会,说要加强保密,这件事谁也不许往外传,周末的大休也不让回北京。我记得过了半个多月才让人回家。到家我就从朋友处知道林彪出事儿了。可当时我并没有把我们工厂旁边发生的事儿和林彪联系起来。直到中央传达了林彪事件的经过,我们才知道,那天有一架飞机掉在工厂旁边,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开着逃跑的直升飞机。被活捉的那个人就是李伟信。当时周、于、李三人约好同时开枪自杀,但李放了空枪,陆军抬走的尸体就是周宇驰、于新野,还有驾驶员陈修文。我们几个工厂的朋友常常感慨,世事无常,竟让我们亲眼见到中共党内恶斗的一幕。 ---“五七一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作者: 赵越胜
朱韵和
6个月前
朱韵和
6个月前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 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万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 ---裴毅然:延安情恋
朱韵和
6个月前
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 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裴毅然:延安情恋
朱韵和
6个月前
“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判断,同当时官方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相反,文件中指出:“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十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特别是文件中 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更是准确:“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对社会各个阶层状况的描述是很准确的。 二,对毛本人的揭露批判具有毁灭性。文件指出:“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文件在历数了毛的种种恶行之后断言:“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个结论在当时听来是振聋发聩的。这些话之所以真实,因为这是毛最亲密的战友圈子里面对他的认识。“五七一工程纪要”起草人是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但中心思想和基本判断来自林彪。林彪几十年和毛共事,在他身边仔细观察,又受他拉拢帮他害人,所以最了解毛莫过于林。难得在于这种了解竟然形诸文字,流传下来,成为研究毛不可或缺的材料。 尤其应该提到,林彪这个圈子是共产党内觊觎最高权力并有可能拿到最高权力的人。而他们对中共统治的社会性质却有如下判断:“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依照这种判断,中共现行政治体制,毫无存在的合法性,是一个反人道反文明的体制。 三,依照这种对毛本人,对毛体制的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出了自己的内政外交方针:“用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毛)的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外交上则提出与美苏秘密谈判的方针,缓和国际形势,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七一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作者: 赵越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