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6个月前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 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资深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 ---华国锋是破坏中共政治规矩第一人 秋石客
朱韵和
6个月前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回忆: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对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的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 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间,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连一张桌子 都没有,只有4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 江青看完这条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她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 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 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这是他负责的领域。” 3月25日凌晨3点,迟群和武衡、顾迈南、协和医院张孝骞一行人,登门看望陈景润,把他接到清华大学,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由张孝骞等大夫给他作了体检,让他住进了解放军309医院。随后,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 从此,陈景润处境大变。周恩来提名他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由时任副总理的华国锋落实。胡耀邦在中科院主持工作期间,也想为陈景润调整住房。 陈景润成了风云人物,免不了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有所表态,所以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度引起争议。上级需要科学界的突出代表时,优先选择了同样创造了一流成果的杨乐、张广厚等人。 好在陈景润被冷落的时间不长,随着徐迟文章的发表,他一下子成了中国最耀眼的科学之星。而此时的江青已经是阶下囚,徐迟的文章自然不便提及她对陈景润的所作所为了。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21期,作者:丁东,原题:《江青曾帮助陈景润》)
朱韵和
6个月前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北京市委提出的故宫改造方案: 第一方案是拆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 第二方案是拆端门,在端门位置建中央大楼,把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市中心位置,党中央设三个主要门: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中南海改变为群众性公园。 第三方案是将故宫及天安门全拆,“彻底打碎封闭森严的封建艺术布局,代以开敞明朗活泼的气氛,使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新型建筑,代替已经古老落后的帝王宫殿建筑”,以“五组建筑围绕在主体建筑周围布置,以象征‘工农商学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第四方案更是彻底,要将故宫、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拆,“中心思想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全部改建故宫,保留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入口”。 1963年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此间,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有关规划官员和技术人员被召集至颐和园听鹂馆用餐。席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经据典谈论故宫,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当时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郑天翔等人倾向于“一步到位”,将故宫彻底拆除,即采取1958年时最激进的第四方案。 以下为第四方案示意图 1、拆除天安门城台、城楼,原址建检阅台,风格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相近 2、拆除端门 3、拆除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和故宫城墙 4、拆除故宫全部古建筑 5、在太和门位置修建“中央门廊”,门内广场左右建筑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档案馆 6、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位置修建“党中央办公大楼”,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地。中南海成为国务院驻地和国家主席住地 7、在乾清宫、坤宁宫、御花园位置修建“主席府”(中共中央主席) 8、南池子、南河沿至北池子一带改建为中央首长高级住宅小区 9、原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和中山公园不拆除,但停止对外开放。太庙拟改为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领导人的小型会议场所,中山公园用途未提及 10、景山公园停止对外开放,以防游人俯瞰党中央大楼和主席府。景山拟改为8341部队驻地。景山寿皇殿的北京少年宫移往龙潭湖另建 ---吴晗彭真曾试图彻底拆除故宫
朱韵和
6个月前
叶群和黄永胜通奸的史料来源 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有的人我们就发 现晚了,不可救药了。”最后,毛泽东还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1) 林彪对黄永胜如此庇护,但黄永胜却被毛泽东一眼看穿。黄永胜确实与林彪的妻子叶群有不正当关系。 目前能够告诉我们叶群和黄永胜之间特殊关系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处:林立果偷录的黄永胜与叶群通话的录音带;“九·一三”事件以后从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爱情诗;还有叶群的内勤王兰多的有关回忆。 “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本人写给叶群的那首诗中写道:“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而作为证明黄永胜与叶群的关系的人证则是叶群的内勤王兰多。王兰多是叶群的司机杨振纲的妻子,杨是叶群的亲信之一,以后也同叶群等人一起外逃,死于非命。所以,叶群对王兰多很信任,叶群的日常生活当然也都入了王兰多的眼里。 王兰多的回忆证实了林立果偷录通话,还证实了叶群与黄永胜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其中有一次很晚的时候,叶群与黄永胜开车到郊外,黄永胜的警卫员和王兰多都倍感纳闷。当时,叶群的司机问王兰多,黄(参谋)总长和叶主任这么晚了来这里干什么呢?王回答说这是首长们在散步,司机又问散步为什么不用手电筒,而要带着马灯和毛毯呢?王兰多回答不出来了。(2) 据原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回忆,林立果亲信李伟信交待:913时间之后从林立果处搜出的录音带,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吴德,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录音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3) 为监视叶群,林立果从叶群的电话线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并偷录了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段对话。对话一共是157分钟,时间是1970年10月7日。这个录音带也是公审黄永胜时,法庭公开出示的黄叶不正当关系的证据之一。我们现在就把叶群和黄永胜的一段通话节录于下: 叶群:你想我吗? 黄永胜:怎么不想呢? 叶群:说真话,我可想你了。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 黄永胜:我觉得,我完全像你一样了解,请放心。 叶群:101(林彪的代号)在家你还不知道?我就是挨着骂声过生活,我讲这些你不会觉得太庸俗了,太温情主义了吧? 黄永胜:不会,你怎么还刺我的心呢? 叶群:说不定将来,你能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领域上,起很大的作用。 黄永胜: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 叶群: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助手,做你的秘书,以你的意志为意志,而且我决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 黄永胜:我明白。 叶群:我们都有孩子,我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虑,每个孩子往哪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起,至少有五个吧,连新朝(吴法宪之子)六个,这五六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是? 黄永胜:是。 叶群: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手下的一个传令兵。 这段对话已清晰地表明了叶黄二人的关系,至于叶群是出于政治目的拉拢黄永胜,还是别的目的而与黄有了不正当关系,已无从考证。但作为林彪最信任的大将,黄永胜居然背地里与首长夫人有了关系,不能不让人惊叹。(4) 林彪对黄永胜不可谓不是关怀有加,着意栽培,但黄永胜此举,不能不让人为之慨叹。 (1)源自光明网《“军委办事组”始末》,作者:君家民。 (2)(4)源自人民网《叶群给黄永胜打偷情电话:“你想我吗?”》。 (3)源自《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作者:吴德,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底2期 ---兰台 炎黄之家
朱韵和
6个月前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 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张春桥靠心理承受能力成"四人帮"最长寿之人
朱韵和
6个月前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 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张春桥靠心理承受能力成"四人帮"最长寿之人
朱韵和
6个月前
在问及她华国锋的看法时,王纯直摇头,说老华敢抓江青,一开始我们看好他,结果不是那么回事,他骨头太软,不敢担责任,没有政治家的风范,纪挨批的许多事是华让纪做的,华却不表态。她扳着手指头说,当时老纪、东兴、吴德、锡联、永贵、桂贤挨整时,他如果坚决顶住,联合起来对邓下手,历史就会改写 ,因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如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吴桂贤等都是支持华国锋的,叶剑英也能算半个。(笔者注:邓先稳住华把支持华的人搞下去,把他的人扶持上来,然后聚集力量把华搞了下去。)华上了邓清君侧的当,最后下台是必然的,政治家没有铁腕不行。我说如果当时联合起来反对邓,会不会血雨腥风啊?她沉思了片刻说,改写历史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付出才有回报。 在问及她抓江青等人时,抓江青我们是高兴的。主席走后政治要突变我是有感觉的,每天提心吊胆,抓江青等人后半夜被开会,王纯还讲了抓四人的过程,大意是华国锋、汪东兴首谋,吴德、李先念、叶剑英、吴忠、陈锡联、纪登奎先后入围,忠实执行者还有张耀祠。当我问及为何采取宫廷政变解决而不开会解决时,她说开会不行,支持江青人多,江青倒是想开全会光明正大解决,没想到老华、老叶来阴的。还是主席看得准,她不懂政治。 ---“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
朱韵和
6个月前
朱韵和
6个月前
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五个月的围攻,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称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 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多次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其实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频繁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由周恩来主持工作,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说你们忠不忠于主席我管不了,我是忠于到底的,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总理奉劝邓小平等不要逞能,说毛主席活着,谁也不是对手。有些人恐怕不是想让总理执政,是想自己执政,你想想,总理当时已身患绝症还能活多长时间?说让总理出来主持工作不过是掩人耳目。总理在病榻上还劝过老纪,要忠于毛主席,不要跟一些人搞到一起去,老纪当时还不明白不要和谁搞到一起去,又不便问。好在老纪这个人就是忠于毛主席,无论是江青还是老邓都不投靠。 王纯说,还是总理英明呀!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一反击,一个回合就把老邓打倒了,叶帅也靠边了,要不是老华用武力抓了老佛爷,邓就惨了,老纪也惨了,会永无出头之日。老邓太着急,如果在主席活着时候迎合主席,主席死后天下还不是邓的? 王纯说,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邓他们久批江青,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是提醒邓小平等人不要再批江青,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 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多次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学马列,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还说,我死了你怎么办?生气的时候甚至还说过赶出政治局,老纪他们都听到的。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却大做文章,抓住主席批评江青的话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生怕他们再犯错误。 ---“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
朱韵和
6个月前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 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煞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作者:陈徒手
朱韵和
6个月前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 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作者:陈徒手 图:1980年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
朱韵和
6个月前
江青与文艺界二三事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 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作者:陈徒手
朱韵和
6个月前
毛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 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作者:陈徒手 图:林彪 : 《孜孜不倦学毛选》 江青 (署名峻岭) 摄影
朱韵和
6个月前
从1966年至1976年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图书服务员徐中远在其著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年至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部分区域开放参观,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 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 耀邦同志说:“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 这是耀邦同志与我交谈时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老人家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老人家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 是的,毛泽东不但看过《金瓶梅》,而且是在他的拍板下,开始小范围解禁《金瓶梅》。众所周知,文学价值极高的《金瓶梅》因有不少的性描写,而被讲究礼教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列为禁书,甚至连民国都不例外。 但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对《金瓶梅》有自己的看法,把其定义为“谴责小说”。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胡耀邦问“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 炎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