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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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月前

1941年6月，北京，路边免费茶水服务。摄影：西森

#北京 #1941年 #茶水服务 #免费服务 #历史摄影

7个月前

四·二九对话对话的经过会议开始不久，就出现纷争——项小吉对代表权的问题提出质疑：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十六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说，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　　之后不久，作为代表之一的吾尔开希，要求以高自联主席的身份发言，被拒绝。官方的理由是：高自联是不被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由于发言被拒，吾尔开希愤而退场，以示抗议。走到大门口，正好外面围着很多记者。吾尔开希当众揭露这次对话是一个骗局。在整个对话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袁木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为啥会这样捏？因为每个学生代表只能“提问”，不能畅所欲言。而且提问一结束，话筒就被拿走。所以，学生代表根本无法针对袁木所说的话进行反驳，只能听他一人在台上滔滔不绝。这家伙不光口才很好，而且能够用很诚恳，很严肃的表情说出各种弥天大谎。俺随便据2个例子（以下谈话内容摘自《天安门文件》）。　　针对当时全国经济改革面临的困境，有学生问道：“中央如何过紧日子？” 　　袁木答道：往年中央、国务院常常要到北戴河去办公。......这要增加一笔财政开支。......今年考虑到这个不大行，因为这和要求制订政策过紧日子的要求不大协调，已经正式宣布不去了。从此我想也不会再去了。并己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进口豪华汽车。...... （编程随想注：所谓的“不再去北戴河避暑”、“不再进口豪华的办公用车”，都是袁木临时瞎编的。当时的裆中央根本没有这样的决议。话说20多年之后，裆中央去北戴河避暑的风气更盛了，进口的豪华公车更多更贵了）　　有学生问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问题。　　袁木答道：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如果感觉到某项报导、某篇文章、某个社论没有把握，他可能送到有关的领导部门去，要求帮助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有的。（编程随想注：所谓的"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更是公然扯蛋。就在429对话的前3天，上海的江泽民刚刚出重手整顿了《世界经济导报》。话说20多年之后，朝廷的新闻检查制度更加霸道了）所谓的"对话"持续了大约3到4小时，到傍晚时分才结束。 ★429对话的后续影响 ◇袁木一炮走红会议结束之后，朝廷把会议的录像进行了精心剪辑（删掉某些敏感的言论片段），然后在当晚的 CCTV 上播出。那会儿天朝总共就没几个电视频道，对大部分电视观众而言，CCTV 几乎是必看的。所以袁木一下子就火了。　　但是他扯蛋扯得太离谱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家伙在信口忽悠。由于袁木的扯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他本人几乎成了“扯蛋”的代名词。那阵子北京人吵架，如果要骂对方愚蠢傻逼，就说：“你李鹏！”如果要骂对方瞎扯淡，就说：“你袁木！” 　　当时的大学生编了一副对联，把三个官方代表的名字嵌入对联中，以示嘲讽：上联：这副嘴脸政府何以立本下联：如此对话国家几时东昌横批：袁木求愚（“缘木求鱼”的谐音）这联流传很广。一星期后的“五四大游行”，北京大学的学生专门抬了一块大木牌，上面就写着这幅对联（如下图）。虽然在民间被臭骂，但袁木的仕途却春风得意。据说李鹏看完对话的录像，很满意地说：老袁的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国务院的意图。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成了朝廷的头牌发言人。 ◇高校学生的反应俺刚才已经介绍过：官方为准备这次对话，搞了很多小动作。这些自然没能瞒过各大高校学生的眼睛。29日当晚，全国各大城市有不少高校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自编自导自演的"对话"。在当晚的游行中，以武汉和兰州两地的声势最浩大。相比而言，帝都北京反而显得平静。以下是这两个城市的地方官发给裆中央的密报（摘自《天安门文件》）。湖北省委在4月30日凌晨4点发给裆中央的电报：昨夜国务院发言人与首都学生代表的对话播出后，武汉工业大学约八百名学生扯起“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大标语，来到华中师范学院邀人。零时十五分，两校约二千名学生来到武汉大学校园，在邀武汉大学学生上街游行未成的情况下，几所大学的部份学生在武大校园商量了五四游行方案。据现场了解，这次三千多名学生的串联，主要是对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对话不满引起的。有学生说，“中央和国家没有主要领导人出面，只叫袁木来搪塞，这怎么行呢？”还有的说，“袁木在对话中态度不真诚，回答问题避重就轻，绕圈子，根本不是诚心解决问题。” 甘肃省委在4月30日0点30分和凌晨4点发的报告中称：二十九日二十三时四十分，当国务院发言人同首都高校学生代表对话结束之后，兰州高校数千名学生再次上街游行。当对话正在进行时，许多学生对袁木等同志的回答表示不满。有的吹口哨，有的呼喊。对话刚结束，兰州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聚集在校园里议论纷纷，认为袁木对话避重就轻，不回答实质问题；何东昌尽管参加过学潮，但不理解学生，一付教训人的口气；还有回答问题口气强硬，令人难以接受。据了解，这些学生认为政府在三个问题上还在继续“愚弄”：一是，胡耀邦辞职真相没有正面答覆二是，“四二零”惨案不说真话三是，对中央领导是否廉洁含糊其词二十三时五十分左右，兰大学生首先上街，兰州医学院学生也随之上街，人数约三千人左右。游行队伍于凌晨一时三十分到达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试图推开已关闭的省政府大门，一百五十名武警战士在政府大门前排成人墙，直至凌晨三时，经二十多名校领导做工作，学生开始坐校车返回。整个游行、静坐过程中，学生比较有秩序，没有发生其他事件。 ---编程随想：“袁木求愚”的四·二九对话

#四·二九对话 #学生代表权问题 #高自联 #政府与学生对话 #吾尔开希

7个月前

429对话的背景 ◇学生方面 427大游行之后，北京各个高校新增的大字报，有很多是要求政府与学生展开对话。清华大学贴出署名“清华人”的题为《对话11条》的大字报，提醒学生把重点转向研究对话的先决条件，并提出了对话内容的建议，主要是： 1. 关于贪官污吏和官倒问题 2. 教育经费，教师待遇问题 3. 新闻自由、新闻立法问题 4. 学生运动性质问题 5. 公正评价胡耀邦问题 ...... 北京大学贴出无署名的《对话基础的七条建议》的大字报： 1. 必须公开承认学生自治会为合法学生组织 2. 必须澄清「4.20」新华门事实真相 3. 必须公开全面报导「4.22」天安门广场请愿活动 4. 必须彻底否定「4.26」《人民日报》社论 5. 必须公开全面地报导「4.27」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全过程以及目的 6. 对话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的时间、地点和双方代表以及人数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 7. 对话必须公开进行，允许中外记者采访报导（以上摘自官方出版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53页和56页） ◇朝廷方面在427大游行之前，学生们已经进行过多次请愿并希望跟朝廷高层展开直接对话，但是朝廷高层一直不予理睬。之后，更是在《四二六社论》中，污蔑学运为动乱。　　为啥到了4月29日，朝廷的态度突然转变，主动邀请学生进行公开对话？　　这其中的奥妙在于：　　 426社论非常不得人心，因此激发出声势浩大的427大游行。俺在前一篇帖子介绍过，“427大游行”不光人数众多、规模空前，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连朝廷喉舌《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也参与游行）。面对这种局面，朝廷高层的某些改革派也指责426社论是激化矛盾，不合时宜。　　凡此种种，都给临时监国的李鹏造成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鹏才授意他的亲信袁木、何东昌去跟学生对话。　　另外，在《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到： 4·26 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的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还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何东昌与学生对话。 ★官方的准备工作既然是朝廷高层主动提出对话，官方自然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下面俺介绍一下官方为这次对话所做的种种准备。聪明的读者应该能看出某些企图。 ◇对话的官方代表在朝廷的安排下，如下几人粉墨登场：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政府秘书长）陆宇澄（北京副市长） ◇对话的学生代表这次对话，由官方的“全国学联”出面，共邀请了45名学生代表，分别来自北京的16所高校。这45人中，除了吾尔开希、周勇军、项小吉、郭海峰4人，其它学生代表都来自于官方学生会的学生干部。据说某些学校的对话代表还是由校领导亲自挑选的“可靠”人选。　　这样一个学生代表的名单，显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是此次对话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 ◇对话的时间对话的时间确定为4月29日下午2点30分。　　但是朝廷很狡猾，一直到4月29日中午才通知相关的学生代表。这就使得吾尔开希、周勇军、项小吉、郭海峰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对话的时间安排是又一个受争议的因素。 ◇对话的地点对话的地点也很有讲究。官方挑选的地点是“全国学联的会议室”。为啥要选在朝廷的办公地点捏？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阻扰非官方的媒体入内。　　据香港记者蔡淑芳在《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书中提到：在召開會議之前，香港記者繼續向學聯爭取進入會場，到正式開會時，國內的新聞媒介，包括《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等記者，均獲准進場採訪，香港及台灣的記者則被拒諸門外，香港兩份親中報紙的記者亦不例外。記者在學聯大樓門前進行交涉，負責人只解釋因為事前沒有報名的不能進內，而且會場內已擠滿人，不能安排港、台記者進去，於是記者抗議不公平對待時，該負責人承認，但始終沒給予機會進入採訪。事實上，部份香港記者曾聯絡中共全國記協，但獲得答覆是需要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介紹信」才可採訪。 ◇对话的形式通常的对话，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双方都可以畅谈。但是朝廷组织的这次“429对话”，却很另类—— 首先，每个学生代表只有一次发言的机会，而且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发言。其次，很多代表来自官方的学生会，其中一些人只是提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对话形式，被很多人讥讽为：“唱双簧的对话”、“变相的新闻发布会”。 ---编程随想：“袁木求愚”的四·二九对话

#北京高校对话 #学生运动 #贪官污吏 #教育经费 #新闻自由 #胡耀邦评价

7个月前

老绥远韩氏：死里逃生的“刘红鼻子” 电建公司行政科科长刘志山，山西人。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因为说话随意、口无遮拦，一直官运不济。他身体孱弱。背佝偻着，前额突出，牙齿外露，酒糟鼻子红红的，人们都叫他“刘红鼻子”。记得军管会的干部就曾经下结论说：“你们看那个刘志山，像不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就凭他那个长相，能是个好人？” 文革初的一天，电建公司食堂管理员老赵上街买了一只大肥鹅。他是北方人，从来没收拾过鹅，皱眉说：“这怎么弄呀？”那天“刘红鼻子”正好来食堂检查工作，他接话说：“这还不容易，先杀鹅，后拔毛嘛！”就这样一句普通的话，后被人告发，曲解为“先杀鹅（俄），后拔毛（毛泽东）”。被扣上“含沙射影、恶毒攻击”的罪名。之后不久，公司食堂的一位炊事员的语录本上沾了油，不小心被一只狗叨走了。“刘红鼻子”闻讯后在开会时说：“现在连狗都想学习毛主席语录，还有哪个坏蛋敢不学？”结果又被人告发。其实“刘红鼻子”真正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原因还不是上面两条。据人们讲，1967年初夏，他用红油漆在食堂外面的墙壁上书写大字标语“大兴三八作风”，他刚刚写完“风”字，回头一看，顿时脸色煞白，差点昏厥过去。原来因为油漆稀，他又蘸得多，三字上面的一横刚好从中央稀稀落落地流了下来一道，与下面的一横连了起来，好端端的一个“三”，眨眼间变成了一个“王”字。那天，他写标语时正赶上食堂开饭，人来人往，无法遮掩，没过十分钟，他就被公司“群专”派人接走了。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刘红鼻子”已被隔离审查一年。一天下午，军代表正式宣布他被“解放”。宣布解放时，军代表还赞扬“刘红鼻子”这个在万恶的旧社会为地主放过猪的穷小子，后来光荣参加了解放军，从山西打到广西，现在终于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刘红鼻子”因为高兴，晚餐时多喝了几杯。晚上排演“忠字舞”时，他醉醺醺地，兴奋异常。在齐步走时，大家都手持《毛主席语录》，反复高呼“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同时翩翩起舞。“刘红鼻子”由于过于激动，声音比谁都大，喊着喊着就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可怜的“刘红鼻子”，从下午被宣布解放到晚上成为反革命，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冰火两重天。第二天，他的脊梁骨也被革命群众打断了。 1969年初，中央认为内蒙古的“挖肃”运动扩大化了，电建公司“牛棚”里关押的人比看守还多。一天，牛棚终于爆炸，里面的人都跑去北京上访，“刘红鼻子”也跟上跑了。不久，电建公司宣布给“刘红鼻子”平反，认为他的所有错误都属于误会，并非敌我矛盾，于是“刘红鼻子”官复原职，又回行政科当科长了。他喜形于色，终于盼来了云开日出的一天。 1969年4月九大召开。行政科的小王写标语时，写不来闭幕的“幕”字，于是他去问“刘红鼻子”，“刘红鼻子”一时昏了头，竟然在纸上把“幕”写成了“墓”，小王照猫画虎。等标语贴出去后，人们才发现，标语竟然是：“热烈庆祝九大闭墓！”“刘红鼻子”急忙给小王跪下，哀求他千万不要说是他告诉的。然而小王是个胆小鬼，不愿意为“刘红鼻子”承担责任，于是“刘红鼻子”再一次被包头公安局带走。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包头军管会里有长官是“刘红鼻子”当年的部下，“刘红鼻子”的老伴去找该人申诉，该人第二天就通知包头市公安局放人。再次见到“刘红鼻子”是文革以后的事了，他非常痛恨文革，说起来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说，不管如何，他比邱书记还是幸运。邱书记已经瘫痪在床了，他还能行能动。文革对他来讲真如一场噩梦。

#老绥远韩氏 #刘红鼻子 #文革 #电建公司 #革命

7个月前

卖糠“历险记” 那年秋，当知青的我分到了一年的口粮：三百来斤的大米，一百多斤的玉米，还有杂七杂八的黄豆、小豆、粉条、豆油和稻糠……大米是细粮，城里人每月每人才供应三斤，这一次我就分到了三百斤，打心眼里那个乐啊，甭提了！只是那七十多斤稻糠没处“消化”。家里没养猪、鸡，又舍不得送给别人，最好的办法是卖掉换点钱。尽管值不了几个钱，但毕竟累死累活干上一天，也挣不上一元钱，那七十斤糠，咋也值个四五天的工钱啊！我知道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不准个人自由交易。可这稻糠不是粮食，再者我又不是倒买倒卖、投机倒把，是队里分给我的农副产品，卖点糠该不会有错吧？我在给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也在为自己卖糠壮胆。那天，我起了个大早，骑自行车驮着一麻袋稻糠去城里赶集。东西不重，只是那鼓鼓胀胀的大麻袋，时常将自行车晃得离了歪斜不走正道，车把拐来别去的弄得胳膊又酸又疼，三十多里路竟累得我浑身是汗。进了集市，再也不愿多走几步，就近找一处不挤不乱的僻静地儿，卸下麻袋，打开袋口，傻呼呼地站在一边守候买主。不多会，经一路奔波浸透汗水的内衣便湿漉漉冰、冷冷地贴在了身上，那滋味让人不好受。我萎缩着身子呆在麻袋旁，渴望着有人问价，然而竟没人看上一眼。眼见太阳升起老高，市场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时，我见到几个衣袖上戴着胳膊箍的人正从市场里面朝我这边走来。临近时，我发现在其边走边喝斥的身后，尾随着几个拎着米袋子的人。这不由得使我提心吊胆起来，别把我也当个“投机倒把”分子，不如趁早溜之大吉。但又舍不得这袋稻糠。索性挺直腰板，一脸满不在乎的神色。果不其然，一个戴胳膊箍的人冲我嚷道：“你！这咋回事！”他指着我脚前的那袋糠。 “这是稻糠……队里分的……” “稻糠也不行！把东西拎着跟我们走！”根本没等我解释，他那声调好似吼，语气更似命令，表情分明是逮住了“投机倒把分子”。容不得我分辩，更不许讨价还价，充满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威慑力”。看着他们那几双凶悍得让人发惨的眼睛，我本想分辩的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拎着糠袋子跟他们走。我和几名“粮贩子”被人推搡着进了市场管理所。这是位于市场外围的一排平房，房舍很破旧，临街的门也七扭八歪地敞开着……粮袋和稻糠麻袋都被堆放在外屋，人则被“归拢”到里屋审问，审问是逐人进行，重点当然是哪几个卖粮的。那年月，私下卖粮可犯大忌，那叫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轻者粮食没收，如果是倒买倒卖，还要被扣上“投机倒把”分子的罪名，说不定要给什么处罚。好在我心里有底，这七十斤稻糠是队里分给我的，不是“投机倒把”。再者，这稻糠也绝非大米，怕也不够“上纲上线”的标准，我暗自在心里核计对策。“审问”进行得并不顺利，老半天谁也不承认“投机倒把”。一个50多岁农民模样的卖粮者哭咧咧地哀求道：“同志，你就饶了我吧！这是队上分给我家的口粮，孩子有病要用钱，我才……行行好吧！”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装！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胳膊箍”狠叨叨地说。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的应当剥去！”旁边的另一个“胳膊箍”在用毛主席语录批判卖粮人。不过也有一位农妇在与他据理力争，意思无非想说明粮食是自家产的，换点钱买点必要的生活品，不是倒买倒卖，更不是投机倒把！她因为理直气壮，嗓门自然越来越高，更惹怒了“胳膊箍”。 “咋地？你还不老实？你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得割掉！我这是从邪路上往回拉你们，你还胡搅蛮缠……再不老实，就给你送进去！……” 我哪有心情听他们这些说教，只是想脱身的主意。我看准他们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审“粮贩子”上，便假装上厕所。途经外屋，一看没人，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劲，抓起那袋稻糠撒丫子便跑，很快就跨过横道融入拥挤的人群中。脱离了“胳膊箍”的视线，我松了口气，并暗自庆幸自己。只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不敢到“自由市场”去买卖东西，生怕被“胳膊箍”们认出来，再重新逮去。 ---作者：李晓东

#知青经历 #稻糠处理 #卖糠故事 #农村生活

7个月前

政治保卫局中共的肃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红军占领吉安县城开始的，那时是以肃反委员会来负责肃反任务，当时肃反的目标是指向豪绅地主，反动派等阶级人士，接着又发现了AB团的恢复活动，遂又指向AB团开刀。当时这种工作的进行，完全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后来毛泽东感到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及由自己直接领导，易招党内同志的攻击，乃于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苏联政治警察组织的办法，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去推行。这就是中共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开始。他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反抗是绝不可能的事。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中共在准备突闽西窜时，为了要使红军的组织更加强固，保证在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发生，以保持军事机密，特将红军部队、地方部队、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级干部与员兵，来一个严密的整肃。一时被撤职查办的干部达数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县属之九保、麻田、沿坝田心墟一带，设立了十多个收容所。收容所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到收容所的干部，经过了所长的登记，便有住、有食，还可在附近行动，但不能离开指定范围。他们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虽无红军驻守，但外围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卫军、少先队守在路口，没有苏维埃政府的路条是不准通行的。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经已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龚楚将军回忆录

#中共 #肃反 #朱毛红军 #吉安县 #豪绅地主 #AB团 #毛泽东 #政治保卫局 #苏联政治警察 #香港工人

7个月前

不容花草的文化沙漠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摘自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 #割资本主义尾巴 #毛泽东思想

7个月前

六四时参与抗议的警察

#六四事件 #抗议 #警察

7个月前

星期三，中国军队血腥镇压民主示威者 25 周年之际(2014)，天安门广场的警察。 Police officers in Tiananmen Square Wednesday, 25 years after the Chinese army's bloody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天安门事件25周年 #民主示威 #警察 #镇压 #纪念天安门

7个月前

武斗造成广州地区铁路运输瘫痪，广州站中断行车45天（广州铁路博物馆）。

#广州 #铁路运输 #瘫痪 #武斗 #广州站 #交通中断

7个月前

上海造反派庆祝游行（1967年4月）

#上海 #造反派 #庆祝游行 #1967年 #文化大革命

7个月前

1.贵州革命造反派（1967年4月） 2.青岛革命造反派（1967年4月）

#贵州革命 #青岛革命

7个月前

讨价还价 1945年9月30日天津,宾夕法尼亚州的海军陆战队下士理查德·米勒(Richard W. Miller)与一名天津人力车夫为车资讨价还价。米勒下士任职摄影师，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该部队在天津登陆，代表盟军接受日军缴械投降。

#历史事件 #二战结束 #日军投降

7个月前

中国还有数以百计的城市也曾遭到镇压，如今在媒体的钳制下已被遗忘---卫报也许更有可能被遗忘的是当时在中国 300 多个城市发生的民主抗议活动。这些鲜为人知的学生运动促成了政府在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最终决定。它们的影响至今犹存，因为当局竭力确保此类示威活动不再发生。 “这是全国性的。这不仅仅是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社会学家乔纳森-昂格尔（Jonathan Unger）说："这让政府更加害怕，这也是政府需要展示武力的原因之一。根据泄露的政府文件《天安门文件汇编》，1989 年 4 月至 6 月间，中国 341 个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6 月 5 日至 8 日，随着北京发生暴力事件的消息传开，政府收到了 181 个城市的示威报告，其中包括所有省会城市、主要城市和经济区。到 6 月 9 日，大多数抗议活动已经平息或被警方镇压。如今，关于这些抗议活动的历史已不完整，仅由目击者的描述和政府报告中的少量细节拼凑而成。当局在镇压之后对媒体进行了封锁。图1：1989 年 5 月 19 日，示威者在上海游行。 Demonstrators march in Shanghai, 19 May 1989. Photograph: Mark Avery/AP 图2：1989 年 6 月 4 日，成都 Rioting in Chengdu, 4 June 1989. Photograph: AFP/Getty Images 图3：1989 年 6 月 10 日，在当局警告非法集会将受到惩罚后，学生们在上海游行。 Photograph: Mitsuhiko Sato/AP 图4：1989 年 10 月 30 日，成都，当地民众围在官方图片展前。照片：Kathy Wilhelm/美联社

#媒体钳制 #天安门广场抗议 #学生运动 #政府镇压 #民主抗议 #历史遗忘

7个月前

被写进"四二六"社论的长沙抗议 "六四"抗争是一次全民的政治权利唤醒运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吴玉婷（Andrea Worden）对德国之声讲述了当年长沙的抗议情景。吴玉婷回忆说，她当时任教的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生向来被认为政治冷感，但是1989年5月17日的游行队伍中，该校学生有1500名，占了全部人数的一半。他们穿上象征人道主义的白衣大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和北京、成都一样，抗议者们也进行了静坐绝食，并要求与当地政府领导人对话。5月18日到19日，长沙的抗议活动出现一些激烈行为，被写进了著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吴玉婷说，"四二六"社论给长沙的抗议运动带来压力，从此以后组织者十分小心，不要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北京的血腥屠杀发生之后，长沙的学生和市民都表达了极大的愤怒，甚至试图卧轨拦截火车。官方也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不犯错误，最终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六四"期间，吴玉婷在长沙街头看到，很多市民手持相机拍摄学生的游行示威，甚至用磁带录下抗议者的演讲。她相信，当时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但是，血腥镇压之后，保留这些资料十分危险，想必大多已经被销毁。 1989年6月11日，吴玉婷和她的外国同事撤离中国。她的中国朋友请求她"一定要告诉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否则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她说，由于能够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工作的外国人相对较少，媒体又主要聚焦于北京，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六四"记忆：天安门之外，全国6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德国之声

#四二六社论 #六四抗争 #长沙抗议 #湖南中医药大学 #政治权利 #游行 #白衣大褂

7个月前

越来越多的西方舆论留意到，三十年前的"六四"民主运动，比人们印象中的规模更加宏大。它不只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北京大学生为主体的一场政治抗议，而且全中国各地大学生以及各阶层民众均卷入其中。成都、长沙和西安等地规模宏大的激烈抗争，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外界忽视。直到五年前记者、学者和作家林慕莲(Louisa Lim)《失忆人民共和国：天安门重访》(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书出版，书中发掘的当年以及之后发生在成都的历史令人震惊。林慕莲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表示，当时发生抗议并遭到镇压的城市多达60多个，而且除了大学生之外，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都忘记了这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民主运动。 ---"六四"记忆：天安门之外，全国6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六四运动 #民主运动 #天安门事件 #政治抗议 #历史回顾

7个月前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套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少，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着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着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我们这些人“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朝鲜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着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口物资，尤其是美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坏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债多不愁，听便罢！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着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地道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三反五反运动已成为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冤魂遍地。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三反五反记实

#五反运动 #工商斗争 #地下经济 #外汇倒卖 #政治运动

7个月前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三反五反记实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连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脚困地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着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连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第四、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我们常州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

#三反五反运动 #中国历史 #民间商人 #工商界人士 #共产党的历史

7个月前

陈树祥：我因“污蔑苏联红军”被划为“极右” 1957年共产党整风，还邀请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我一直也没提出什么。后来整风转变为“反右”，批判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说他是“反对苏联，破坏国际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原因是这位同事说过1945年8月苏联红军攻打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时，曾大肆抢劫掠夺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设备和物资，还强奸妇女，抢劫老百姓的财物，等等。主持批判会的人替苏联红军的暴行辩护说：那些做坏事的士兵不是苏联红军，而是被俘虏的俄国白匪军，因为战事需要，就吸收他们参战，这些人恶性不改，才做了坏事。那年我虚岁23，本来不想发言，但听了主持人的辩解，觉得他说的不合逻辑，就反驳他。我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是1917年，到1945年已经过去28年；假如十月革命时俘虏的白匪军当年20岁，到1945年已经48岁了，他还能参军打仗吗？我这一问，登时把主持人噎哑巴了。此人恼羞成怒，转而对我来了。他们反右班子就说“得研究研究陈树祥”，于是他们批判我，说我“替右派份子辩护，污蔑苏联红军”。他们给我扣帽子，反倒激发了我要较真。我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作的恶，我亲眼看见过。东北的老百姓谁不知道？记得是1945年10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那年我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可是，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所谓的“自己的政府”处死，这是什么法？什么政府？这是爱国，还是卖国？我的发言正气凛然，大家听了都暗暗赞同，可是迫于主持人（也就是共产党）的压力，谁也不敢公开支持我。主持人讲不出理，就领着大家喊口号，用虚假的声势压我。可是我一直不服。他们自知理亏，可又不肯放过我，最后给我戴上了“极右份子”帽子，但因为我技术过硬，在技术上他们离不开我，因此决定把我“留厂监督劳动”。这一监督，就折磨消耗掉我22年的青春年华，并且老婆儿女和亲属都受株连，受欺压，那些苦楚一言难尽。现在，他们天天讲爱国主义，又是出红书，又是唱红歌，自诩为爱国主义的英雄，号召人们要爱国。可是，对于1957年替强奸自己的姊妹母亲、残杀自己同胞的俄国鬼子狡辩、做伥鬼帮凶的丑行，却至今不肯公开道歉！人民心里能佩服他们吗？ ---沈阳陈树祥口述姜万里记录发表图：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心理战宣传传单，传单题为 “满洲的强奸”。

#反右运动 #苏联红军 #国际主义 #反苏言论 #历史事件 #社会主义阵营 #1957年

7个月前

刘香成摄影作品： 1981年，邓小平等候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眼光锐利地望向下属。

#刘香成 #摄影 #1981年 #邓小平 #美国国防部长布朗

7个月前

1989年6月5日，坦克开过北京东部的时候，两个青年躲在高架桥下。摄影:刘香成「無論拍攝中國，還是後來的俄羅斯，我們的任務便是找到一種辦法，去表現政治對每一個人的俗世生活有多麼深刻的影響——無論他們在追求多少自由。」—— 劉香成

#1989年事件 #政治影响 #自由追求 #中国历史 #新闻摄影

7个月前

用凿子凿死自己的地主 1967年10月的一天早上，江西省波阳县（现鄱阳县）东溪乡金方村的地主分子方兴田，与村里的其他地富分子和往常一样被押到村里的老祠堂中，在监督人员的监督下开始做今天游村和批斗会上要戴的高帽。自从文革开始后，他们就被抓起来，时常要接受批斗和游街，这种被批斗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常态。但这一天，恰好在老祠堂中除了他们还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是为生产大队的碾房做些工具的木匠们，方兴田望着这些木匠手中的工具，感到自己有机会脱离苦海了。早上九点这个时间，是监督他们的人要交接班的时间，但接班的人没有来，看守他们的这组人觉得他们一直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就没有等接班的人来就去吃饭去了。方兴田感到机会来了，就走向了木匠，趁木匠不注意从地上拾起了一个凿子，走进了祠堂内屋，把凿子的后部抵在内屋的柱子上，把咽喉顶在凿子的锋利的口上，脚用劲一蹬，凿子插入了喉咙，方兴田痛苦地倒在地上。此时，外面的人才听到声音，冲了进来，抢下来凿子，但凿子已经刺破了喉管，人虽还未死，但也已经气息奄奄了。人们把他抬回了家，方兴田抱着必死之心拒绝治疗，一周后去世，享年五十六岁。以上的场景是根据中共东溪乡委员会在1986年对方兴田的“非正常”死亡的几份调查材料而还原的，调查材料中没有提到他为什么会用如此的残忍手段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对他儿子的调查访谈中，他儿子提到了他父亲被关押期间所受到的严刑：询问方家兵（方兴田之子）问：你是方兴田的什么人？答：我是他的儿子，现在唯一的一个儿子。问：你父亲死的事你知道吗？答：我知道，当时是在67年下半年，我有二十九岁了。问：请你把你父亲当时的情况谈谈。答：当时是搞造反有理期间，有人说我家有金银，就把我父亲抓了去，把我关在家里。我父亲被抓去后被人用开水浇背，硬逼交出金银，我关在家里也受罚。问：你父亲被用开水浇你看见了吗？答：我没看见，是听见祝富等人讲的，当时他也是被关在那里。他还说用开水浇后再用冷水浇，袄（？）子脱下来就带下一层肉来。问：你父亲是为什么事死的。答：我父亲是受不住那些刑罚，而自杀的。问：他是怎样死的？答：是用凿子刺喉管而死的，当时刺的时候没有死，是过了一个星期后才死的。问：你父亲死前对你说了什么？答：没有说什么？问：你还知道些什么？答：其他我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也是被人管控着的。问：以上属实吗？答：是实事。问：祝富现在在世吗？答：已死了。笔录中方兴田的儿子所说的他父亲所受严刑拷打的事情也是听说的，并且说这话的人也已经去世，无从证实。而调查人也对当时的负责看守关押“五类分子”的民兵营长也进行了调查，自然，为减少责任民兵营长也否认这种说法：询问方庆升问：关于方兴田在文革中死的原因你知道吗？答：知道，当时我是民兵营长。问：你谈谈方兴田死掉情况。答：他是自己由凿子刺伤的，后一个星期左右才死的。问：他为什么事而死。答：据他说是受不了批斗挨打。问：对他进行过什么惩罚？答：也没有进行过特殊手段，都是与其他地富一样批斗、游村、带高帽子等。问：是不是对他进行过浇开水惩罚？答：没有，因他是穷地主，对一些富地主还进行过浇冷水的惩罚。问：发生的事是在什么时间？答：是在67年10月份。根据目前的调查资料，我们确实不能肯定方兴田受到过用开水浇背的酷刑，但民兵营长的话的可信度还是可以质疑的，一方面他想摆脱罪责，故意掩盖了许多事实；另一方面既然已经承认了对富地主浇过冷水，说明浇水的这种刑罚当时确实存在，只不过水分冷热，地主分穷富而已，但在狂热的迫害潮之下，水的冷热和地主的穷富，他们还管吗？人能够采取如此痛苦的手段自杀，大多是因为忍受不住更大的痛苦，在这个结果上看我真不愿相信方兴田所受的是这种用开水浇背的酷刑。附中共东溪乡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关于方兴田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死者方兴田，现年75岁（死时56岁），文化程度：高小，家庭成分：地主，本人成分：种田。家住东溪乡金方村委会杨家恒村。解放前，方兴田担任本村保长职务，解放后土改期间被划为富农，复查时定位地主，1967年全国都在搞造反有理、破四旧运动，因他家成分是地主，所以他和其他地富一样被抓起来进行游村批斗、带高帽子，逼迫他交出金银。67年10月份的一天，早晨九点钟左右，方兴田和其他地富一道被关在金方老祠堂的戏台上，在红卫兵们的监督下在各自扎高帽子，准备到各村带高帽子游行、批斗，当时正好木匠方文联在戏台上为本村碾屋做木工，九点钟左右是看守交接班的时候，方兴田在被人未注意时，拿走方文联请来帮忙的木匠徐以主动徒弟的凿子，到戏台里面的柱子旁，把凿子抵在柱子上，自己的颈脖子顶着凿子口上自杀，等被人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凿子已刺破了喉管，人们才把他的凿子抢走，当时并没有死，立即就把他抬回家中，因他不肯治疗，过来一个星期才死的。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方兴田属于自己有一般历史问题自杀，不属逼供讯所致死，无追究他人责任问题。特此报告。调查人：徐显明徐金彬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九日经党委审核，统一调查人意见86.4.16 ---普通人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作者：孙陇

#文革 #地主斗争 #历史事件

7个月前

文化屠夫向小说开刀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乾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戏迷对戏剧宣判死刑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都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摘自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化屠夫 #大清洗 #个人崇拜 #小说 #毛泽东 #文化革命

7个月前

与中华建筑古迹为敌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南京、济南……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份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份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说：“青岛、长春最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摘自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华建筑古迹 #文化大革命 #中共政策 #历史遗迹保护

7个月前

编程随想：四·二七大游行 ★学生组织的筹划 ◇427大游行的决策据《天安门对峙》一书的记载：4月25日晚，临时学联（高自联）的各校代表齐聚政法大学的某教室开代表大会。在开会期间，官方正好通过中央电台广播“426社论”。于是各位代表暂时中断开会，听官方广播。听完之后，代表们都很愤慨，经过投票，决定在27日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抗议官方的社论。　　据官方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记载：高自联在当晚23点发出通知：27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抗议《4.26社论》。 ◇记者招待会第二天（26日）上午，临时学联（高自联）在政法大学主楼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有1500~2000多学生和50~100多中外记者参加。在招待会上宣布了如下几项内容：正式对外宣布临时学联（高自联）成立本学生组织的宗旨是“民主、科学、自由、法制、人权”，采用“和平请愿”的斗争形式。提出三项要求 1. 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 2. 要求公安部长王芳就“42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 3. 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道歉。因为新华社对“420事件”进行了歪曲报导，违反了新闻报导真实的最基本原则。宣布427大游行游行的目的：向全国人民表明，七条要求不是动乱。游行的统一口号是： 1 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2 民主万岁 3 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 4 维护宪法 5 爱国无罪 6 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 7 人民万岁 8 稳定物价 9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0 人民警察保护人民游行的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俺稍微解释一下上述这些口号：这10条口号其实是很有讲究滴。稍微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口号跟朝廷官方的宣传口径是完全一致的。高自联的领导层精心选择这些口号，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朝廷栽赃，说学生们搞动乱。 ★朝廷高层的应对俺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介绍了朝廷密探的神通广大（学生组织内部很可能有卧底）。对于临时学联（高自联）要搞的大游行，朝廷自然很清楚，并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应对427大游行。 ◇调部队进京根据《天安门文件》记载：为了对付这次游行并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请示邓小平，杨尚昆命令从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个坦克师、一个工兵团和一个通信团等部队中抽调约五百余人，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在北京执行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杨尚昆命令，军队必须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与学生或市民发生冲突，决不能动用武器。违者按军法论处。这是六四期间，第二次调动正规军进京（第一次是胡耀邦追悼会的时候）。 ◇封锁道路除了调动正规军到广场周边警戒，朝廷还调动大批警察在关键路口设置封锁线，以阻止游行队伍通过。第1道封锁线在中关村路口、第2道封锁线在人民大学南侧、第3道封锁线在白石桥。其它几道封锁线设置在市区的一些路口。 ◇向学生领袖施压为了瓦解这次游行，几个高校的领导分别找各自学校的学生领袖谈话，要求他们取消这次游行。周勇军作为当时高自联的轮值主席，成为重点谈话对象。校方的人采用车轮战术，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不断问他类似的问题：你个人能够对成千上万的学生的安全负责任吗？一直僵持到了晚上，周勇军终于动摇，他对官方的人说，就算他同意取消游行，但他这个主席没有权力推翻高自联委员会的决定。于是官方就让周勇军写一个纸条，表明个人的态度（同意取消游行）。周写完纸条后，官方人员又让他写上亲笔签名。　　到这是已经是深夜时分。为了让各个高校的学生代表看到周勇军的“手谕”，北京市政府派出一辆专车，以飞快地的速度辗转各个高校，每到一个高校，就叫上该校的学生代表，把这张纸条给学生代表过目，然后跟学生代表说，高自联已经取消游行。一直折腾到凌晨，几乎每个高校的学生领袖都看到了字条，不少人以为游行被取消了。 ◇朝廷的企图为何落空？虽然朝廷软硬兼施，企图把427游行扼杀在萌芽之中。但到了27日上午，还是有很多高校的学生上街了。为啥会这样捏？俺认为有如下原因： 1. 低估了学生上街的热情　　朝廷以为，只要搞定了高自联，使其发布取消游行的通告，学生就不会上街了。显然，朝廷低估了学生们愤慨的热情。俺在前一个帖子已经介绍了，很多大学生对"426社论"相当反感。这种反感自然转变为上街示威的动力。　　更加令人敬佩额的是，很多学生上街之前，已经写了遗书。因为当时盛传朝廷要武力镇压游行，而且426社论的口气很强硬，所以不少学生都作了流血甚至死亡的准备。 2. 高估了高自联的能力　　要知道，高自联是23日晚上才成立的。到26日上午开记者招待会，宣布427游行，也才只有2天多时间。这样一个刚诞生不久的组织，对北京高校的学生还不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打个比方，当时的高自联只能起到“油门”的作用，但无法起到“刹车”的作用。所以，周勇军那个取消游行的“手谕”，是无法阻止大学生们上街滴。　　另外，某些高校的知名度较大（比如：北大、清华），未必甘愿被高自联领导。这些高校的学生领袖虽然看到了周勇军的字条，以为高自联取消了游行，但他们还是想单干。 ★总结 ◇427游行的人数关于那天上街游行的学生人数，各方给出的数字，出入很大。　　官方给出的数字是3万学生参加。这个数字是从各个高校上报的数字汇总的。实际上捏，每个高校的领导为了避免承担责任，都有意缩小上报的人数。　　有人在长安街根据游行队伍通过的时间，以及游行队伍的人数密度，估计了一下，总人数大约10万左右。　　《天安门对峙》一书称：估计有20万人参加了游行，超过100万的民众出来欢呼和支持他们。《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称：参加游行的学生约10万人。 ◇各方的评价如果光从参与的学生人数来看，427游行并不是“六四运动”中最大规模的——后来5月份的几次游行，规模都远超“427游行”。但427游行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而且规模和影响程度也大大超过了此前的几次游行，所以很多亲历过北京六四运动的学生，对427游行的印象很深（第一印象总是很深刻）。　　除了人数创新高，俺觉得427游行还有如下特点： 1. 北京市民的大力参与和支持 2. 游行队伍严密的组织和纪律 3. 用温和的方式突破官方的封锁很多海外媒体对427游行的评价也很高。香港《明报》在次日（28日）的社论中是这样评价427游行的：將來的史學家或有可能把它〔八九民運〕稱為『四二七運動』，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并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摘自《八九民运史》）　　连公安部内部人员都说：今天的学生游行是有秩序、有纪律的，显得冷静而有策略；所提口号有策略性，游行中尚未发现横幅或标语中有反动内容；行动上不与警察发生硬性冲突。（摘自《天安门文件》）图1：横幅标语：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邓小平文选》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邓小平文选》图2：横幅标语：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邓小平）图3：横幅标语：天安门事件涉及这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邓小平编程随想注：这是老邓评价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图4：横幅标语：旗帜鲜明地反对贪官

#编程随想 #四·二七大游行 #学生运动 #民主抗议 #天安门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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