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7个月前
朱韵和
7个月前
陶杰:他没有铜像 有人在网上列举前港督麦理浩爵士当年领导香港,仅三千六百日,完成以下政绩:成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拆除港九所有木屋区让贫民搬进公屋、推行“居者有其屋”而让公屋住户上一级拥有自己的低价房产成为业主、建立社工行业、推出高龄和伤残津贴、建立工业学院、演艺学院、区议会 选举。 每一件都是中国人三千年帝皇统治从未想过之事,因为麦督的政策,每一件,都把香港市民当做“人”,而不是奴隶和牲畜。 而且麦理浩是苏格兰人,私下政治倾向工党,是一个古典社会主义者——亦即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这一系,英国前首相麦当劳和艾德礼这一支,其时西方的自由左派,尚未如今日肝硬化成左胶,是二十世纪西方文明最美好而健康的时期。 一水之隔的大陆,自称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在麦理浩领导香港的同期,大量浮尸由珠江口冲下。麦理浩的社会主义政策,除了组织照顾房屋和医疗,毛泽东时代有,邓小平又改了回去,到了今日,不三不四,一样也无。 但麦理浩只是英国公务员队伍的一名文官。在英国历史上并无位置。一个三等的英国公务员,击败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夸夸而谈的前后三大喧噪: 1,三千年中国儒家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麦理浩在香港,为你实践了。 2,一九四九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麦理浩向你证明:何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必由饿死三千万人、文革、以及大量冲来香港海域的浮尸来证明。麦理浩香港三千日,给你示范。 3,香港主权移交后任何一个嘴巴里声称他自己管治香港也行的香港特首。 至于海底隧道,也在麦理浩时代落成。这些只是硬件,与人性和心灵无关,仅小儿科而已。 让事实来说话。无人恋殖,只有崇优,包括在文化人类学的层次。 而麦理浩在香港,没有留下一具铜像。,他只在香港的绿水青山之间,留下了一条麦理浩径。 图1:爬山的前总督麦理浩夫妇 图2:1975年,英女王首次訪港,在麥理浩陪同下參觀當時入伙僅一年的愛民邨,大批居民圍觀。 图3:1979年啟用的麥理浩徑全長100公里,以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命名。 图4:前港督麥理浩任內設立郊野公園和麥理浩徑,獲不少市民形容為德政。全長100公里的麥理浩徑共分10段,貫穿多個郊野公園,是不少行山人士的必行路線。
朱韵和
7个月前
泸沽湖“女儿国”末代王妃 在欢庆“民主改革”获得“伟大胜利”的1959年冬月,次尔直玛被几个民兵绳捆索绑地押到区政府,听候宣读判决书:“被告肖淑明,又名次尔直玛,女,现年三十二岁,文化程度初中,不法地主、历史反革命,解放前作恶多端,私设法庭,吊打农民,解放后继续作恶,还向农民收取300余石租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X条X款,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此后,她被送到西昌黄梁关劳改农场去劳改。这个劳改农场在大山坳里,面积很大,荒凉无人,囚犯想跑都跑不出去。记得,有一回吃晚饭的时候,她从劳改食堂打了盒饭往保管室走,经过管教人员食堂时,一个管教干部喝酒喝醉了,看见她就向招手:“王妃,过来!”当然,她必须走过去站在管教干部面前,听候吩咐。那个喝洒喝醉了的管教斜眯着眼说:“往日你是王妃,而今在小民手下,来,给老爷斟杯酒!晚上还得陪我洗脚嘞!啊?哈哈哈哈哈……” 1967年刑期满了,照理该放她回家,可没有放她回家,强行留场当“就业员”。到了1973年劳改农场才“清放”她回家。家在何方何地,还存在不存在?她背着包袱,提着篮子,拄着棍子,沿着山间小道踽踽前行。一切是那样陌生,一切又是那样熟悉?路边的桃花、李花依然灿烂,山下的溪流依然奔腾不息,而她衣裙破旧,形容憔悴,孤苦零仃像个乞丐。来到当年的老房子,老房子不再存在,只有被水冲涮的泥路无言地躺在那里,还有几根孤零零的木桩。这时,来了位驾马车的老人,终于把她认了出来:“你不是次尔直玛?”她应着“哎哟,十多年了,苦受够了吧?”她苦苦一笑:“你老人家还好吧?”老人道:“别提了,1960年差点饿死,过去是贫农,现在是贫农,将来啊,懒球得说了。”她在老人的带领下,找到大女儿喇品英的家。女儿早巳长大成人,并且有两个十一岁和六岁的孩子,他们呆呆地望着这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祖母,竟不知世道的迁变风云。晚上,大儿子喇品高、二女儿喇品容、么儿子喇品全,全都回来了,一家人抱着哭成一团,小小的木撂房子里全是眼泪。 1976年春后,她的阿柱(丈夫)喇宝臣回来了。自从她划为地主到坐牢的14年,夫妻分别已整整20年了。这20年恰恰是她的青壮年时代,他一直在外面当“官”,战战兢兢不敢和她接触,不敢回家,现在已白发苍苍,步履艰难七十岁的老人,他似乎看穿了世界才敢于回归故土,见他50岁的地主阿夏(妻子)。不管怎样,夫妻一场,旧情依然,她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年饭。他坐在桌上面对一帮乞丐般的儿孙,是喜是悲看不出,俨若一尊菩萨,冷漠无言。饭后,他拉着次尔直玛的手,感慨万千地说:“你这双手变成了锯子,又黑又弯的,当年我们结婚时你的手又嫩又细,十个指头如嫩笋一般,而今……唉!都是我的错啊!我对不起您,我把您从雅安接来,没有让您享一天福……” 直到1987年她才被摘掉了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帽子”,恢复了公民权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了革命和统战的需要,1995年她又被县上指定为县政协副主席,不久又晋升为西昌地区政协常委,政府每月给她160元补助。一家很有眼力的经济开放公司,借着泸沽湖旅游事业的起步,为她搭建了一座“末代王妃府”,凡参观照像者门票二十元整,似乎她又变成了一个活化石的商品,给人诸多联想…… ---“女儿国”末代王妃 中共管教人员要她晚上陪洗脚... 作者: 铁流 图1:末代王妃次尔直玛(肖淑明) 图2.3.4.:云南泸沽湖
朱韵和
7个月前
“孔子学院”终于改名,叫“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三千年儒家祖师,本来是一个Icon,出于全世界都见到的种种原因,终于眼巴巴的被中国在全球自己砸掉。 一座“学院”形象搞掉了不要紧,惨在连孔子这个中国人膜拜了百代的教育始祖,在二十一世纪,Branding也跟着臭。 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品牌非常困 难,如意大利,不要以为今天的Prada和Gucci,在市场叫得天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算罗马帝国,人家由但丁开始,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到克罗齐、普契尼、苏菲亚罗兰,五百年点滴的累积,还加上全民品味一致崇优,连黑手党教父电影,都拍成一个美学的宗教系列。有此后盾,在前台百货店橱窗里摆设的各种手袋,才喊得几万欧罗的价钱,不是T恤,也不是奶粉,而是贵价货。这就叫国家品牌、民族形象、文化软实力、文明典范。 国家的第一流的品牌,由质素第一流的国民自动保养。在全球各地行走,不随地抱小孩在商场花盆小便,不喧哗无理取闹,不动不动就五官扭曲高声谩骂认定全世界欠了他三百年的血债今日必须偿还。意大利人在世上行走,做起生意来,有热那亚地中海的国际贸易经验,接触过阿拉伯人和蒙古帝国,虽各有各的小算盘,但都非常爱国,意大利菜不精致绝不推出,不会以自私将国家的品牌砸掉。 孔子的品牌,本来最后传到中华民国蒋中正时代即终结。台湾对岸的曲阜砸成废墟。有马克思列宁一日,即无孔孟儒家可以并立,虽然这家学问有自己的缺陷。 西方人这一代本来不知就里,朦查查的在能了解孔子到底是什么人之前,发现这个长胡子长指甲宽袍大袖的注册商标,就出现一股异味,由出品商自己收回。 同是老头子,家乡鸡虽然是高卡路里的快餐,多食无益,但是几十年没有骗过你,因此还是家乡鸡那副桑德斯上校的胡子脸孔耐净耐看。 图1:2010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为澳大利亚的第一所中医孔子学院揭牌。 ---陶杰:中国为何在全球自己砸掉了品牌
朱韵和
7个月前
历史有趣的地方,在于因果的细节。中国小孩读的历史教科书,偷偷摸摸,将许多因果的诱因细节略去,不断重复一句话:洋鬼子欺负我们。绝不告诉下一代,是你先欺负洋鬼子,洋人只是据理反击。皇帝是好的,只是奴才坏事?哈哈哈。二百多年前一样,今日也一样。 ---陶杰:皇帝永远是好的 中国的历史课本 ,尤其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之种种,犯了一个毛病,就是鼓励懒惰。研究道光之后的中国外交,历史学家只看清宫里的奏折,以及名人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书信往来。 道光之后,中国与遭到所谓帝国主义的欺凌,到底是何真相,种种纷争中,除了你中国自己的版本,必定也有人家洋人经历目睹的版本。 以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为例。这两件都是大事,与英国有重大关系。前者英国策动,后者则由英人积极参与、观察、写报告结论,以决定英国是否押注在太平天国这一边。 英国有大量历史档案,提供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许多细节、事实、记忆。英国人与中国人不同。英国重事实陈述,不重情绪判断。历史文件、书写纪录,非常用心保存。全球领事馆的调查、与中国各地官吏人民的往还,巨细皆有纪录。 英国人述十九世纪的中国问题着论极多,如麦化生(D McPherson)的“中国两年”(Two Years In China),书后即附详尽的军事报告。莫斯(HB Morse)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即附有英国外交部文件。 还有英国国会记录了当时上议院历史学家麦哥利与首相格拉斯东,两派的辩论,决定是否应该向清国用兵与战争责任问题。至于鸦片贸易涉及东印度公司与印度,下议院的委员会曾召集广州英国的鸦片商人来下议院聆讯,了解当年林则徐没收鸦片的状况。 还有太平天国时期的外交,英国发表蓝皮书,由一八五三年到一八六三年长达十年,有国策论述,是供中国人研究太平天国之乱,必须参阅的资料。 中国四十年来向英美派出大量所谓留学生,都学科技、工商金融管理,没有一个公费去英国读历史。 为什么?除了“让少数人富起来”的邓小平思想变成中国人的信仰,读历史学科无法令一个人迅速致富。读历史与档案图书馆为伴,不是与人发生金钱利益关系,档案图书和文件纪录无法令人成为上市公司主席。 读科技和工商管理不同,加上中国的人网,其中有无限所谓的商机,而且迅速上位。在一个只讲金钱的社会,事实和真相俱为金钱服务。而历史科学偏偏就是与真相和事实为依归。 上法庭,法官也要听控辩双方陈词。读历史,研究纷争和战争,也要看两边的版本。只接受一边的灌输,只会令你越来越蠢。 ---陶杰:历史不止一个版本
朱韵和
7个月前
余英时教授的“小儿麻疹” 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述他年轻时进入燕京大学,一度受左倾思想短暂洗脑影响。 时代的瘟疫席卷全球,由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三部曲,反抗封建礼教,加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一概定性为吃人的恶魔,有足够 的空间,输入那时欧洲兴起的政治虚无极端思想。 余英时忆述,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牧师刚由安徽回来,探访他堂兄。牧师在讲述目睹乡间的教堂和信徒被共产党干部迫害之种种,年轻的余英时突然大为愤慨,觉得这是国民党造谣,以严厉的语调,直斥这位长辈。但长大后想当年,他为当时的失态感到内疚。 幸好此一状态为时甚短,余英时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国,火车到石龙,故障停车。就在那一刻,余英时反复思考,及时回头,回来香港,进入新亚书院跟随钱穆之后,很快就回复正常。 到底这种激进左倾意识形态,为何能在短时期席卷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大脑? 余英时认为: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早有“天下为公”的诉求。而“天下为公”也是礼记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然后中国早年的知识分子就以为共产主义等同中国遥远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饭吃、财富分配平均、公平公义,万事大吉。 但中文的缺陷,就在这里:你可以说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炼,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说太简单的四个字,还有大量空间,缺乏细节,须要进一步的诠释。 中国文化由中医到烹饪,都只讲“意会”。“意”,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义言传。厨师炒菜油盐糖放多少,有如庄子里的庖丁解牛,用刀讲心法,凭感觉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处。中医把脉,片刻就认为病人有了“虚寒”,并无体温数字,也没有 MRI之类的扫描报告佐证。 “天下为公”是一个粗浅的大概念,实在缺乏内容。在西方学术角度,这四个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论,需要不断的论证和诠释。 但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凭这句古训的感觉,就认为马克思列宁那套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千百年贫富不均的问题,实在幼稚。 这一切,又以中国语文的象形结构决定。中国文字长于感性,理性的词汇不足。感性先行,对于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话语权,成为教主,知识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 什么叫“天下为公”?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用养老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加以重税,早已实践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内战和暴乱。 这一切,当年的知识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欧,去一次英国和美国考察,包括余英时,回来中国,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弯路和歪路。 余英时是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轻时也难免中招,何况庸人满街的今日。 ---陶杰:余英时 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
朱韵和
7个月前
捆绑加悬吊 比捆绑更残酷的是捆绑加悬吊。这是最常用的刑讯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正吊:受难者两臂向上,用绳子紧紧捆住双腕,更有甚者是用铁丝捆住受难者的两个拇指(笔者1962年在四川磨床厂集训队见过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逼迫一个年轻人承认偷了别人的毛衣),悬吊在横梁或树枝上。在身体重量 (包括施刑者可能另外施加的重量)的牵拉下,手腕或拇指部会有剧痛,同时胸腔因牵拉而变形,长时间的悬吊可造成受难者呼吸困难,这与十字架致死的生理类似。 倒吊:即把受害者的脚腕或大脚趾(其它指趾关节会因承受不住身体重量而完全拉断)用绳子或铁丝捆紧然后悬吊起来。这种方式,会使受难者的头部充血,长时间倒吊有可能会出现昏厥和七窍流血的情况。遇上凶狠的狱卒,还会对被倒吊的人施以毒打,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悬浮吊:某些劳教所或监狱使用一种特殊的悬吊方法,就是将受难者吊到仅仅足尖着地的高度,使受难者既不是完全靠手腕或拇指承受全身重量,又不能完全靠脚趾尖支撑身体,极为痛苦,这是中共狱卒创造的用刑方法。 猴子抱桩:将受难者两手前绑(也可只绑拇指)抱住被迫弯曲的两膝,从膝弯处插进一根棍子,在棍子两端用绳索吊起(也可将棍子架到一定高度的其它器具上)。这时受难者的臀部、阴部和脚心完全暴露,利于施刑者使用其它迫害手段。受难者在这种姿态下,手腕(拇指)、膝关节、腰部、颈部都将因身体各部分的重量受到挤压、扭曲和牵拉,痛苦异常。 大挂:将受难者双臂反绑(或双拇指反绑)吊起,用其自身重量造成肩关节脱臼。肩关节是人体四肢大关节中活动范围最大、最易脱臼的,所以这样用刑时间不长就会给受难者造成最大痛苦,甚至终身残疾。 坐飞机:有的地方叫“鸭儿凫水”,与大挂类似,是将受难者四肢同时反绑吊起,受难者的身体横悬在空中。 其它捆绑、悬吊类的酷刑还有“吊半边猪”(只吊受难者一侧的肢体)、“仙人指路”(绑吊双脚和一臂)等等,都属于上述悬吊酷刑。 中共监狱里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我知道和介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共酷吏深受毛泽东思想之毒害,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他们的发明也就不可能穷尽。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朱韵和
7个月前
没有被发表的“毛语录” 如果要问,哪一条堪称“第一毛主席语录”,一般人都认为是: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一条语录概括了伟大领袖一生,不畏天地,勇敢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近年,笔者看到早在1921年上半年,中共一大之前,毛泽东28岁时所说的: “压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质。如果你压迫得法,表示你为政不差。最后分析起来,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这条语录的来源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第一好友萧子升的回忆。 1920年冬,留法勤工俭学的萧子升由巴黎回到北京。1921年3月,毛萧二人在长沙见面。此时的毛是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大多数活动是秘密指挥共青团的组织。 从1921年3月起直至7月,两人不断讨论社会主义革命,这段语录就是毛泽东在批驳萧子升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时说的话。 笔者认为,这一条没有发表,甚至没有被发现的“毛主席语录”才是真正的“第一毛主席语录”。他概括了毛泽东的一生的全部所作所为,全部政治艺术,尤其是我们深切感受的毛泽东在建政后的执政表现。 在他28年的执政中,他搞了5、60次运动。固然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更是一个运动未完,另一个运动已始;大运动套小运动;小运动演变为大运动。 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之中。 运动给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带来的全都是恐惧与灾难,即使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即使是整人者,运动也并不给他们带来什么欢乐。他们战颤着去积极、恐惧地去整人。 说毛时代的中国是绞肉机,是角斗场,每一个觉悟过来的过来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虚妄之语,而是真真切切的实际。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无休止地搞运动,这一段语录就揭示了其真谛。也就是所说的“经常保持压迫”,只要“压迫得法”,也就是“为政不差”了。“为政不差”也即是“独裁无虞”了。 也许,毛泽东早就忘了他28岁时说的这段话,但是这段话所表达的理念早已深深地浸染了他的灵魂与血肉,他的压迫之法是入了“化境”的,化纸笔于刀枪,变腐朽为神奇。 啊,这“第一毛主席语录”,竟是在毛主席还远没有当主席时说的话。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朱韵和
7个月前
朱韵和
7个月前
司马璐谈周恩来 1938年,司马璐初见周恩来于延安,当时听他作政治报告。1940年,他再见周恩来于重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多面性和极具欺骗性的人。他既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是最会看风使舵的共产党员;既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也是最残忍的共产党员。“在中 共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会放火,也会救火;他放火时别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时别人觉得他做了好事。他的观音和如来佛的仁慈的外貌,与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南昌暴动时,中共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并把张发奎等国民党人列为“委员”。张发奎愤慨的说:“他们拉了我的部队,拆我的台,还利用我的名字。”周恩来则托人向张发奎传话说“我们是拥护张总指挥的呀!” 周恩来之所以极富欺骗性,是因为他是一个高超的演员。 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在司马璐看来,周恩来具有若干现代知识,外表上文质彬彬;他政治嗅觉敏锐,手腕灵活,予人以一种开明的印象。当他和你握手时,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喜怒哀乐,表情逼真,是一个天才的演员。 司马璐说,“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他的政治技巧既是灵活的,他对共产党的所谓原则的坚持又是僵硬的。他对人永远温文有礼,他的政敌很难从他的讲话中抓到口实。他是共产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追随者,也是最快的自动认错做检讨的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 司马璐举了一个例子。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说,他和周恩来相晤,周恩来讲的话明明是假的,但是听起来非常入耳。1960年,有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美国青年问周恩来:“听说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很激烈,是真的吗?”周恩来哈哈一笑说:“我不知道的事,你们倒知道了。” “周恩来要打倒一个人,必定高举他。周恩来要打倒蒋介石,必定高举蒋介石;周恩来要打倒毛泽东,必定要高举毛泽东。他的聪明是懂得和利用任何一个人,作为他的踏脚石。”司马璐说。 司马璐还说:“周恩来一生政治的反复易如反掌,这天才是其它中共领导人所不及的。” 中共一大到六大,基本上都是共产国际直接指挥的。一大至五大是陈独秀当家的。周恩来在五大中担任秘书长,渐露头角。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激烈,路线反复无常,陈独秀做了替罪的羔羊,而周恩来则善于侍奉国际的每一个新的主人。 中共历史上所谓路线斗争,从“五大”以后,每一次都与周恩来有关。国际的每一个指令,周恩来无论理解不理解,总是冲锋在前;继而国际的又一个指令,说中共没有好好执行国际的决定,犯了错误,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检讨自己。他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作者: 袁斌
朱韵和
7个月前
华国锋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中央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中央警卫局的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央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中央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 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听华国锋讲不为人知的往事》) 我们来翻译得更直白一点: 第一,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不归他们保卫的首长管,即便首长是正国级高官,而他们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他们只听命于中央警卫局。如果中央警卫局下令抓捕他们保卫的首长,他们的枪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准目标。 第二,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同时负责监视首长的行踪,并及时报告给中央警卫局。 第三,首长离开住所或办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地方开会时,警卫必须在会议地点交出手枪,留在警卫休息室待命。而首长在会场内的命运,由中央警卫局的会场警卫掌握。如果中央警卫局下令会场警卫抓捕某个首长,他们将立即照办。 所以从这个层面看,中央警卫局可就不是个单纯的安保机构了。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让他的亲信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这样,当时中共最高层官员,全部处于汪东兴领导的中央警卫局的严密监控下。 邓小平在“文革”结束重掌大权后,没有担任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但他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把军权,也就是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邓小平把原隶属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改划到自己掌控的中央军委,中央警卫局局长由他的亲信杨德中担任。杨德中还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掌握那里的动态。 邓小平通过这种手段,将陈云、杨尚昆、习仲勋等中共元老,以及前后两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个人安全,掌控在自己手心里。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高官都不敢挑战邓小平。 邓小平死后,江泽民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把中央警卫局从中央军委重新划归中央办公厅,从此至今,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变。 ---作者: 【百年真相】节目组
朱韵和
7个月前
捆绑 捆绑通常的作用是限制受难者的动作,古今中外均有用绳子捆人的记载,中共掌权后,把捆绑发展成一种作用于肢体、关节的酷刑。主要通过绳具使受难者的肢体处于非正常状态,包括牵拉关节、韧带和强迫反关节来给受难者制造痛苦。捆人方法是狱警的必修课,1958年大跃进以后,捆绑技术愈加长进,文革期 间几达登峰造极,就笔者所见,记录如下: 小绑:只绑双手,身体其它部位不着绳索。被绑者伸出双手,通常是手心相对。用细绳在两个手腕部位紧紧地缠绕三至五圈,再将绳子穿过两臂之间的空隙,紧紧缠绕三至五圈,然后打结。多用于临时捆绑,可牵引行走。或用于吊在树上、房屋的横梁上,施以暴打。苗溪茶场大坪监管区有一名叫高万志(音)的犯人,大约二十五六岁,逃跑被捉回后,吊在树上,管理员亲自动手用乱棒将其活活打死。施刑者后被调离,不知如何发落。 押解式捆绑:又叫穿小麻衫,犯人从颈到肩至大臂都被捆绑,小臂与双手不绑,大臂被向后缚紧,且与颈、肩、上身固定在一起,无法活动,小臂和双手可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是为了让犯人在押解途中既无充分自由,又能勉强自理生活(比如吃饭、喝水等)。顾名思义,此种捆绑方式常用于长途押解。 四马攒蹄:人匍匐在地,将其手脚用绳子捆在一起。 五花大绑:这是监狱中最常用的捆绑方式。通常用棕绳或麻绳,先把绳子(七米左右)对折,或在对折处作一小绳圈;把绳圈搭在被绑者的后脖颈上,然后向前顺两肩拉过,像献哈达一样,绳子垂在胸前;把绳子从两腋下穿至后面,在上臂缠绕两或三圈,下臂缠绕两圈,把绳子两头拉到后背中间合并,向上引过后脖颈的绳圈,再将穿过后颈绳圈的绳子用力向下拉,同时把被缚人的小臂尽量向上托送,使被绑者两大臂反向叉拢,双腕在背后向上交叉,尽量托至两胛之间;用拉下来的绳子牢牢捆住手腕,最后打死结。 无论哪种捆绑方式,被绑者的苦痛程度与捆人者的力气大小、狠毒程度密切相关。文革期间,在毛泽东“对敌人要狠”;在雷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煽惑下,狱卒们大多无所不用其极地大逞淫威。逮捕人的时候,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对准被捕者的腿肚子冷不丁地横踹一脚,将人踢倒在地,掏出绳子来,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几个凶狠的狱警合力捆一个人,被捆人当场昏死过去的屡见不鲜。一根轻柔的绳子就可以要一个人的命。 在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里,捆绑是司空见惯的刑讯逼供和突显淫威的惩罚方式,以我所在的苗溪茶场十三中队为例,在1966年至1972年这个阶段,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捆绑,每天都会听见被捆绑者凄厉的叫声,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朱韵和
7个月前
(彭德怀)从1966年12月13日凌晨被北航红旗从成都劫走,直至1974年11月29日命归黄泉,这期间被批斗了多少次?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什么飞机式、挂牌子、戴高帽、拳打脚踢,剩粥馊饭,所有这些“现代化”的“核武器”般的手段,他都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岁前后,统统地不止一次地尝了个遍。而且,他有很 长一段时间落在红卫兵手上,红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中南海的一般群众高,革命性也强,花样精也多。仅北航红旗那一次三十多人参加的内部小型批斗会,就将他打翻在地七次,打断筋骨两根,前额淌血,遍体鳞伤。北航红旗的头头,一个人称小诸葛的白衣秀士,坐阵指挥了这次批斗会。他本来也可能是不准备亲自动手的,只是看着手下人打得痛快,心生技痒,也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又有一次,在北京卫戍区小礼堂批斗会上,彭已被斗得精疲力竭、七荤八素的了,好不容易等来十几分钟的“课间休息”,却不料被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李钟奇冲进来一拳打倒在地,还果真被踏上了一只脚。李司令一只脚踩在彭司令的身上,一手叉腰,一手伸出两尺远,作红卫兵般英武状(这种造型,文革宣传画中比比皆是),大声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的头上。对彭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说着就朝彭左右开弓,狠命打了彭几个耳光,像敲竹板般一样清脆响亮。 李钟奇中将殴打彭德怀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领导的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被降级降职,文革中,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报仇。 王紫峰中将则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的严厉斥责。彭德怀当时就认出了这个王紫峰,骂道: “我认得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你,我当年应该毙了你!” 也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老人家发动的,也有许多是单位的、地方的运动。当年彭德怀在军内大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虽有老人家的因素在内,但彭德怀主导和原创的成分也很大。 李钟奇在那次运动中挨处分、降级,也肯定是蒙冤受屈。除了李外,遭受打击迫害的也数以千计,如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郭天民上将等,特别一提的是蔡铁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惨的,李钟奇远不是最惨的。 但王紫峰这件事就更难说得清了。也许他真是逃兵、怕死鬼,也许他并不是,而是彭总苛厉了。 彭的话不可全信。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当年的三国英豪中,关公傲上却不慢下;张飞慢下却不傲上。关公傲上,不听诸葛亮的教悔,结果败走麦城,被孙权割了脑袋;张飞慢下,随意鞭打士卒,结果被部将割了脑袋。这两个三国名将的结局都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你说彭老总既傲上,又慢下,为将的两个致命缺点他都占全了,他能有好下场吗?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朱韵和
7个月前
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 美国罗斯-特里尔的书《我与中国》书摘,其中有一段他在曼谷时,采访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这位前总理回忆起1975年与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 “毛泽东说,蒋介石和西方国家把他叫做强盗、罪犯、凶手。”毛泽东继续悲观地说,每个来见过他的人很快就倒台了:尼克松、希思、田中 角荣、惠特拉姆。克立说自己倒是愿意冒这个险。毛泽东接下来说自己快要不行了。我告诉他,克立对我说:“不可能,因为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毛泽东笑了,猛地拍一下椅子的扶手,跳起来,接着和每个人握手。” 我觉得这段文字里的标点符号有点问题,但这是原文,描写的情景很生动。 克立说“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毛泽东听后的第一反应是笑了,显然对这句话认可并满意;接着又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还跳起来,和每个人握手,那是被这句话刺激得十分兴奋。如同当今的歌星,唱得高兴了,走下台来与观众握手一般,这叫“互动”。 要知道那是在1975年,离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不好,能够作出如此剧烈的动作,那这个兴奋的程度应算是顶级的了。 毛对这句话为什么这样高兴呢?他满意的是“坏蛋”二字,按他一贯的思维逻辑,敌人所说的“坏蛋”就是革命人民拥护的“导师”;而且不仅是“中国的坏蛋”,而是“世界的坏蛋”;不是一般的坏蛋,还是“头号坏蛋”;而且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这就等于承认他是世界头号革命大导师。 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仍然有趣,却更不可理解: 在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方面,毛泽东给克立提了四条建议:“第一,不要对他们发动宣传攻势,他们都是厚脸皮,不会有什么感觉。第二,不要上去就杀人,他们会认为战死沙场是英雄。第三,别派军队到丛林里,共产党人会跑,你自己的部队就会分散。你一撤退,共产党人又来了。第四,确保你自己的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幸福,共产党人就不会闹事了。” 无法想象,毛会认为共产党人都是厚脸皮的人,当然他也并不否认自己也是厚脸皮的人。更难想象只因为克立说了他一句满意的话就引克立为知已,竟会给这个资产阶级头子出防共、融共、将革命消洱于无形之中的主意。 毛当时是心情太好了。这种话也就是毛这样的人能说,别人说说看,立马就是是叛徒。 ---不可思议!毛泽东这样指导泰国总理对付共产党人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朱韵和
7个月前
众所公认,文革中死的文臣武将中,还得数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最惨。前后受审数百次,挨打无数次。专案组的人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一边爬楼梯,一边舔面条。每打一次,都要打得许昏死过去,再由医生将他弄醒了,接着再打。打人的人有点技术,虽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人被打得站 不住了,就将他按在椅上再打。有一次,一个粗壮汉子亮起中华杰出武功“飞毛腿”,一腿就将许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再打,直打得许大将口中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1969年5月23日,已报病危,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三天后,许光达惨死于厕所的马桶上!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纠结,有的有是非对错之分,有的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在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纠结”就不能轻飘飘地说是“纠结”,或是“梁子”了,那关系到身家性命,甚至子孙后代,所以只能说是“恩仇”,不是“快意江湖恩仇”,而是你死活的“政治恩仇”,很少人能潇洒。建国后的无数的政治运动在无数人之间播下了无数的恩仇。“仇恨在心要发芽”,一到下一次运动就发芽了。 文革给无数“有仇寻衅”的人创造了一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一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好看,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许光达至所以被整得最惨,也是因为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都曾经是他的手下,又都挨过他的批。专案组组长,就是装甲兵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往日没少挨批。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专案组还有一个姓都的,一个姓党的,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边打边骂: “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 也不知道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是非恩怨。都、党二人轮番作战,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他们享受了“报仇雪恨”的快感,而且得到了对敌斗争坚决的赞誉,后来升了官。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朱韵和
7个月前
手铐、脚镣戴法 前铐:这是最常见的戴法,即两手在胸前戴铐子。戴前铐,两手上可举过头顶,下可伸到两腿之间,可以拿勺吃饭,拿碗喝水,可以自己解裤腰带,可以洗手洗脸。 除了前铐以外,还有在其他国家没听说过、中华几千年历代王朝和国民党的监狱里也没用过、中国共产党独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戴 法。 背铐:又称反铐、后铐,即把两只手反在背后,紧紧地戴上铐子。“前”“后”一字之差,滋味迥然不同。手背在后面,戴上中间没有链环的中共特色铁铐,两手紧紧地贴在一起,下可触及臀部,上可抬到腰间,左右只能在两胯之间,活动范围小多了。手可以拿勺、拿筷子,但是移动不到前面来,够不着嘴,拿起来也没用,所以吃饭只能像猪、狗一样用嘴去啃,甚至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用爪子爮(pao)两下子,戴着背铐却无能为力。1968年,我在小监里戴了九个月的反铐,对个中滋味有切身感受。读者把两手背在身后试一试即可体味中共之“人道”是何等之人道。 苏秦背剑:又称扁担铐,一只手从肩膀上举到脖子后面,一只手从下方伸到背后,然后将两只手铐到一起。此为更“人道”的戴法。 胯下之辱:又名骑马铐、抱腿铐,一只手从前方伸到两腿之间,一只手从后面伸到两腿之间,用铐子把两只手紧紧地箍在一起。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副县长张万寿因对大跃进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态度,被毛泽东的爪牙、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成反革命,入狱后,专门给他带上十多公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他戴过“骑马铐”。张万寿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共产党的副县长尝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监狱整人之凶狠。1962年,他被甄别出狱以后,谈起此事还唏嘘不已。 烟杆儿:四川省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常用的戒具及戴法,其他监狱尚未听说。张先痴所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中有细致的描述。远远望去,佩戴这种戒具的人貌似老农嘴里叼着一根烟袋杆儿,近处细看,原来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钢箍,两手带着钢铐,钢箍与钢铐之间用一根烟杆儿粗细的钢棒栓连在一起,最短的钢棒只有20厘米,最长的钢棒大约50厘米。狱卒的心越狠,烟杆儿越短,佩戴着短烟杆儿的人,两手只能在下巴颏附近左右移动。 手脚并铐:一个人腰弯着,将其右(左)手和左(右)脚铐在一起,不要一小时,腰部就有断裂的感觉,三个小时就会昏厥过去。 连物铐:将罪犯的右手铐上,而后将其连在刚性物体(钢水管,铁栏杆等)上,使其不能挪动地点。 抱物铐:先将罪犯右手铐上,令其抱住物体(树木,电干,栅栏)再将其左手铐上。也可采用后铐的方法。 四马攒蹄铐:需和脚镣并用,犯人俯卧在地上,将罪犯的双手背铐后再和脚镣(或用手铐铐住双脚)连接在一起。 以上各种手铐、脚镣的戴法,非身临其境,实难想象。高唱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酷吏用尽心机折磨在押人员,其歹毒残忍远在希特勒之上。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朱韵和
7个月前
手铐 脚镣 一般的手铐是由两个可以开合的金属卡环和中间一根大约30厘米长的链子组成,表面比较光滑,多为钢制,外面镀铜镀铬,这个叫“洋手铐”。中共监狱中多半用的是“土手铐”,凡有锻工的监狱均可自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两个端部有孔的半椭圆形铁环,由粗钢锻打而成,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椭圆形的空 间,中间穿一根铁栓然后上锁。犯人的两个手腕挤在这个椭圆环里贴的紧紧的,没有一点空隙,两只手不可能有活动的余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推广于全国各地监狱。 中国有关狱政管理的文件中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囚犯,采用九公斤重的铆钉式死镣;此种脚镣对犯人脚踝伤害较大,犯人常使用旧布缠绕保护脚踝。行走时戴脚镣的人可以用绳子系在锚链中间的环扣上,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或拴在裤腰带上,分担一下脚下的重量。 通过控制镣链长度限制犯人步幅,使其不能走快;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脚铐就属于此种类型,质轻而链短,通常此种脚镣的整体重量为两公斤左右。常可见到犯人戴着脚镣一路小跑,但由于步幅很小,行动还是受到了较大限制。 中共监狱里的脚镣也有创新,重量增加了,从七、八公斤到三、四十公斤不等。苗溪茶场十三队李盛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反革命,已平反)戴了七年十四公斤重的脚镣;胡世富(半文盲,木匠,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二十公斤重的脚镣;费宇鸣(四川江油建设银行干部,反革命,已平反)、王地山(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南下干部,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十二公斤脚镣。据说云南昭通监狱有一副六十四公斤的脚镣,两个硕大的脚箍之间有七节锚链,链环所用钢条的直径为三十五毫米,王志仁(某兵工厂技术员,反革命,已平反)、陈礼昌(云南昭通新生电机厂厂长,反革命,已平反)戴过这副脚镣。其重量大概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有的地方,脚镣中间不是锚链而是一块形如汽车钢板弹簧、长约尺许的扁钢,人们可以想象戴着这种脚镣的人如何走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