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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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1989年6月5日，北京居民正在围观一辆被装甲运兵车撞毁的公共汽车。 (美联社照片/TERRIL JONES）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北京抗议

6个月前

200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入口处，一名警察（在帘子后）正在检查护照。6月4日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军事镇压20周年纪念日，当局已将该地区的安保级别提升至最高，并禁止西方记者进入。 EPA/OLIVER WEIKEN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1989年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广场 #周年纪念 #安全警戒 #西方记者

6个月前

网文: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 (为了避免麻烦，与赵的谈话人和记录稿整理人的资料暂不公开。) 六四问题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 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 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 ,,,,,, 怎样看邓小平邓是革命家，改革派，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 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击知识分子，文革后反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六四开枪镇压，不容忍对党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错误，和刘少奇一起对毛主席阳奉阴违，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见效。文革中被打倒，对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实际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气，是为了人民，为国家敢跟领袖对着干。文革结束时，国家的经济快崩溃了，从上到下又背着马列毛这些沉重的包袱，必须改革。谁敢挑头干？只有邓小平集权威，权力，见识，魄力于一身，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还有谁行？华国锋，剑英，陈云，先念都不行。所以我还是十分敬重老爷子的。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当时高层中，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在他看来，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线，而且要越过底线。六四以后，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确实有效果人们说毛主席晚年内心很凄凉，狡兔死，走狗烹，身边的人众叛亲离。我看邓也有相似之处。原来的老战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后腿。我们这些改革干将都靠边站，军中老帅们，老将军们不满对人民开枪，剩下围着他转的人都想利用他的权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心中明白。如果当时他不管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动都会停滞不前并且后退。因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号，重提阶级斗争。老爷子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安排南下，发表讲话，严厉警告台上的人，谁不改革谁下台。江泽民是别人推荐，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邓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不能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他的心结，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江在这点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邓观察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毫不犹豫地指定了隔代接班人，用意很明显，防止江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隔代接班人也不能为六四翻案，经济改革不能往后退。胡锦涛是个合适的人选，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规矩。不管人们说邓小平是太上皇，这步棋不得不走，说明他心里很清楚。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两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图：1987年11月1日，赵紫阳（右）和邓小平（左）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John Giannini / AFP）

#赵紫阳 #六四事件 #政治责任 #历史对话 #中国政治

6个月前

★民间的追悼会 ◇官方和学生谈判几万名学生在前一天夜里就坐在广场上，就是为了等第二天的追悼会，并给老胡的遗体送行。等到北京公安局发现大量学生在夜里涌入广场，已经来不及阻止。到了第二天天亮，虽然有大批正规部队在广场和大会堂周边警戒，但以当时的兵力（约1千人左右），不可能在广场上实施清场。　　这种情况下，官方只好跟学生谈判。官方要求学生在大会堂门口，让出一条30米宽的通道，以方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作为交换，官方在广场上架设高音喇叭，进行追悼会的实况转播。学生代表同意了这些条件。谈判完之后，几万学生在几分钟内，就整齐地平移30米，空出了通道。　　党国方面，比较担心“新华门事件”重演。所以在学生空出通道之后，马上调大批军人在大会堂门口布置了多重警戒线。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学生冲击大会堂。为了避免引起学生的敌对情绪，这些军人都没带武器。 ◇学生静听追悼会转播上午10点，追悼会准时开始。广场上的学生都安静地听着高音喇叭的实况直播。 ◇学生代表下跪请愿当追悼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大会堂外的学生再次要求李鹏出来对话。但是李鹏犹如癞蛤蟆吃秤砣——铁了心，就是不出来见面。　　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吾尔开希对李鹏的态度十分愤怒，主张冲进大会堂；但另一个学生领袖张伯笠不同意。他俩的对话如下（摘自张伯笠的回忆录——《逃亡者》）：张伯笠：我们不能给政府以口实，在美国那样民主的国家也不可以冲进国会，况且今天又是耀邦的追悼大会。吾尔开希：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收场？你心甘情愿？张伯笠：把我们的请愿书递上去，如他们不接，那就面对国徽长跪不起，把这个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吾尔开希：我不同意，我们不能给统治者下跪！张伯笠：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四十年了，哪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过！然后，郭海峰自告奋勇，拿着请愿书去大会堂门口下跪（4月18日的第一次请愿，也是郭海峰去的）。另两个学生领袖周勇军、张志勇也跟着一起去。三个人就跪在大会堂正门的国徽之下。双手高举请愿书。当时的广场上，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学生和市民，都被震惊了。　　三个人跪了超过45分钟，没有任何朝廷的官员出来见个面，表个态。看了上面这几张照片，不知列位看官有何感想？为什么一个号称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执政党，却不敢（或不愿）出来跟学生代表见个面。　　再说了，学生们提的要求并不过分。 (吴仁华：彻夜守候在广场的数万学生又冷又饿，但秩序井然。清晨，学生与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交涉，要求派代表参加追悼会、灵车绕广场一周等要求，均不获同意。官方只同意让学生停留广场听追悼会广播。上午10时，当广场上广播宣布追悼会开始，数万学生全部安静下来，自动肃立，跟着唱国歌，有的学生流着眼泪，气氛庄严肃穆。在西长安街两侧没能进入广场的学生，佩戴黑纱、白花，举着“耀邦，北大同学怀念您”、“政法大学致哀”等横幅。数万学生希望送胡耀邦最后一程，得知灵车早已离去，学生激动、愤怒，队伍开始涌向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有学生请愿，提出三点要求：一、请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再送胡耀邦一程；二、请求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三、希望公开报导当天的学生悼念活动。 12时50分，北大学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久久无人搭理。数万学生及围观民众深表同情，不时发出呼喊声。大批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在大会堂台阶下组成防线，广场挤满了人。许多人说，“这些学生真可怜”，“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当官的怕学生怕成这样”。人群开始起哄警戒线上的武警，部分学生和民众缓慢前移，与执勤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发生摩擦。双方推搡持续了15分钟左右。学生跪递请愿书、以及传言李鹏会出面见学生但始终未出现，让许多学生激动愤怒，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用手提话筒猛砸自己头部，血流满面。) ★俺的点评最后来说说俺的几点看法。 ◇学生的期望过高关于那天的追悼会，学生们抱有过高的期望。不少人以为：官方的悼词会为老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进行平反。　　实际上捏，在当时的朝廷中，邓太上皇握有实权，是真正的一把手（关于当时的权力格局，请看“本系列第1篇”的介绍）。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说法，是老邓反复强调滴。所以，只要太上皇不死，老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不可能平反。 ◇改革派应对失策下跪请愿发生后，很多人都指责李鹏是缩头乌龟。但是捏，你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会发现：小李不出面，实在是情理之中。这个家伙作为保守派，巴不得学生跟政府的矛盾激化。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演86学潮那一幕——借学潮扳倒总书记。那他这个总理就有望更上一层楼。　　列位看官反而该想想：为啥没有改革派的官员（包括赵紫阳）出来安抚学生？俺觉得有两个原因： 1. 改革派很可能低估了学生的情绪——他们以为追悼会结束后，学生的悼念活动也会跟着消停。 2. 改革派如果出来安抚学生，会被保守派官员抓住把柄，说他们对学生太温和太软弱（“八六学潮”的时候，胡总书记就被保守派指责：对学生太软弱）。 ---编程随想:4月22日，胡耀邦的两场追悼会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民间追悼会 #广场集会 #官方谈判 #学生运动 #北京公安 #正规部队 #老胡遗体送行

6个月前

方励之：我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经历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避难的13个月中，李洁明大使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的谈判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1989年7，8月份，我们进入美大使馆的初期；二是10，1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前后；三是 1990年5月之后，直到我们离开大使馆。 6月5日晚，李淑娴和我住在建国饭店。半夜，电话铃响，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薄瑞光打来的，他急匆匆地说：“我是今天下午见到你们的薄瑞光，欢迎你们来大使馆住，你们是布什总统的客人，如果同意，我们马上开车去接你们。” 同“今天下午见到你们”时相比，薄瑞光的口气有了180度的大转弯。那天（6月5日）下午，我们在Perry Link （林培瑞）陪同下去大使馆，想在那里暂住几天，以渡过动荡不定的时局。薄瑞光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李洁明大使和夫人莎莉刚到北京，尚未搬入大使官邸。大使馆事务由薄瑞光代办主持。薄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看得出来，他不欢迎我们在大使馆暂住。所以，我们于下午4点多钟离开使馆，去建国饭店过夜，林培瑞则回了他自己的家。没想到，只过了几个小时，薄瑞光的态度居然大变，不但欢迎我们去住，而且说是作为总统的客人。后来知道，态度大变的原因来自华盛顿。当天下午（美东时间），国务院的Jeffrey Bader得知驻京大使馆“不欢迎”我们的作为后，火了，急了。他要立即给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交待国务院的态度。Bader一时找不到保密电话，因为是星期日。事情不能拖，不在乎保密了，Bader就用可被中方监听的电话直接打到使馆政治处。说来那一通电话倒是不怕被监听，因为最主要的一句话是：“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一听“fuck”，薄瑞光等立刻明白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欢迎。当然，当初的“不欢迎”态度，并不是薄瑞光自定的，也是美国当局的一般性政策，薄瑞光特来解释过这一点。也与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相符。打电话后，薄瑞光，科技参赞和武官立即冲进一辆有防弹玻璃的面包车，迅速开到建国饭店后门，摸黑接我们进入美国驻京大使官邸。他再次说，你们是总统布什的客人，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那时已是6月6日凌晨，就此开始了历时约十三个月（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方励之 #美国大使馆 #避难经历 #中美外交 #李洁明 #刘华秋 #尼克松 #基辛格

6个月前

‘众所周知罪’ 根据《方励之自传》透露，方励之本人被中国指为六四幕后黑手，但官方从头到尾都没有一条正式指控他的罪名。方励之在自传中忆述，中国外交部要求当时匿藏在美国驻京大使馆的方励之写下认罪书，作为让他离开中国的条件，但方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于是要求美国大使向北京查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答覆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显然的。”方励之于是有点自我调侃的说：“我们犯的是‘众所周知罪’。” 方励之在其自传中说，1989年6月4日发生军队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当天，有在政府最高层身边工作的朋友致电他“快找个干净地方去”。之后，北京方面指他“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全国张榜通缉。方励之夫妇二人随即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同年11月18日，中美之间展开有关方励之问题的第一次正式谈判，随后又有几次。但邓小平试图通过谈判促使美国政府解除对中国采取的制裁措施，以及让方励之公开认罪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方励之在自传说：“我曾建议大使在谈判时问问中国当局，我们到底犯有什么罪？以便真是要写认罪书的话，也好知道要写哪一条。后来大使告诉我，这个问题他问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答覆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显然的。我们犯的是‘众所周知罪’。” 方励之接着说：“可见，通缉我们的命令发出半年后，检察院连一份起诉书也还没有准备好。” 自传继续说：“一个多月后，那位副部长向大使宣读了一份有关方励之和李淑娴（方的妻子）的罪行‘事实’的材料，样子像起诉书，但又不是，因为无头无尾，没有关于方和李触犯哪条哪款法律的论证和结论。而且，只准大使当场听，不敢将书写副本作为一份备忘录交给大使。可见，副部长对这份材料的质量，也是不放心的，不敢作为外交文件让大使转交我们。凭记忆，大使告诉我们，副部长大概念了14条‘罪状’。” 方励之在自传中说：“那位副部长算有一点自知之明，幸亏没有把‘14点’作为一份外交文件。不妨举其中两个例子，说明它的质量。‘十四条’说，李淑娴的‘罪行’之一是‘她于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发指示’。但是，根据官方自己的人民日报，学自联是在1989年4月19日才成立的。所以，这种罪行等价于今天杀了一个明天诞生的人。” 所谓的“14点”又指方励之的另一个罪行是他操纵在北大民主沙龙的演讲人进行反革命意识型态宣传。而据人民日报，该沙龙的主要两个演讲人是前美国驻华大使罗德夫妇Winston Lord。所以，推论是方励之犯有操纵美国大使夫妇罪，“这是美国罪，还是中国罪？” 自传说，几次碰壁之后，中国当局又转回到所谓认罪上。大大降低了要求。14条不再提了，只要求方励之写一个陈述，行文中含有“我认罪”。方说：“早在1989年11月首次提出时，我就写了一个简短的书面陈述。后来又改动过几次。但各种版本中都没有‘我认罪’三个字。” ---《方励之自传》透露其六四黑手罪纯属北京虚构

#方励之 #六四事件 #自传 #罪行 #中国外交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1989年6月6日的资料照片显示，在镇压民主学生两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和士兵守卫着天安门广场。 — Manuel Ceneta / 法新社资料照片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民主运动 #军队镇压

6个月前

1989年6月5日，中国军队在北京长安街上行进，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抗议者。美联社 Chinese troops march down Beijing's Chang'an Boulevard, firing indiscriminately to clear the street of protesters, on June 5, 1989.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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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 #中国历史 #民主抗议 #军队镇压

6个月前

1989 年，一名北京居民展示军队发射的自动步枪弹头。 A Beijing resident shows a slug from the automatic rifle fired by the army, 1989.

#天安门事件 #1989年 #北京市民 #自动步枪 #军队 #历史事件

6个月前

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与人民武警对峙。 Andy L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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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示威者 #人民武警 #对峙 #1989年事件

6个月前

摄影：Peter Turnley，Corbis 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你能从人们的脸上看到一种谨慎的好奇——他们试图弄清楚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Turnley说道。曾经坦诚友好的市民们现在感到恐惧。“气氛完全变了。没人敢看你，也没人敢跟你说话。” 时至今日，试图讨论或纪念这些事件的中国人仍然面临着信息封锁，甚至可能面临监禁的风险。 Photograph by Peter Turnley, Corbis Beijing citizens survey the damage on the day after the massacre. "You see on people's faces a very discreet curiosity—they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had just happened the previous night," says Turnley. Citizens who had been open and friendly were now afraid. "The atmosphere changed completely. No one would look you in the eye or speak to you." To this day, Chinese who try to discuss or memorialize the events face a clampdown on information and risk impris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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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 #谨慎的好奇 #信息封锁 #纪念 #恐惧

6个月前

应对学潮，邓要杀人，赵反对杀人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学潮 #赵紫阳 #邓小平 #胡耀邦 #中国政治 #强人政治 #权力结构 #中共高层 #悼念活动 #屠杀

6个月前

紫禁城乾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著名的“垂帘听政”遗址。东西两宫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绪）后面听政，中间设置数重纱屏隔开。 “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它在哪里，早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邓大人住在地安门一带，是米粮库胡同的一座“大宅门”，至于几号，说法纷杂，就不去管它了。 “垂帘听政”的决策，便出自邓府。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交代了全部细节：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辞职后的临时守摊“五人小组”（赵薄杨万胡），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今后还参不参加决策？邓与杨、薄二人先密商，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中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此即“垂帘听政”的由来，原来是在邓府、由元老们自己决定的，赵紫阳只有听命之份，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就像晚清乾清门西边军机处里值班的一个章京。他下台后在这本书里和盘托出细节：“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到后来被证明了。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紫禁城 #养心殿 #垂帘听政 #邓府 #赵紫阳 #改革历程

6个月前

编程随想:胡废帝是如何失宠的？接触过八十年代那段历史的网友，大都以为是“八六学潮”导致老胡被废。其实这只是表象。要知道邓太上皇看老胡不顺眼，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八六学潮”只是充当了导火索而已。　　今天，俺就以邓/胡两人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点评一下胡废帝失宠的经过。 ★亲密无间在文革期间，老胡作为邓小平的忠实支持者，不惜得罪四人帮。即使当老邓被毛太祖赶下台的时候，老胡也没有落井下石。所以，老邓对他是非常信任的。文革结束后，老邓重出江湖。老胡作为老邓的亲信，也升任朝廷大员，担任了中宣部（传说中的真理部）部长，同时还主持中央党校（相当于国子监）的日常工作。老胡利用这两个职务，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帮助老邓赶跑了短命皇帝华国锋。　　华国锋虽说是短命皇帝，但是他一个人就兼任了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这3个要害职务，集党政军3大权力与一身。这在伟光正90年的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华国锋一倒台，老邓就着手瓜分华国锋的权力。首先，老邓安插了自己的两个亲信（老胡和老赵），分别接替了华国锋的党主席和总理这两个职务；然后，老邓自己接掌中央军委主席，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垂帘听政。　　从文革一直到老胡当上党主席（党主席后来改称党总书记）的这段日子，是邓/胡两人的政治蜜月期。 ★渐生嫌隙在老胡当上（名义上的）一把手之后，这对亲密无间的政治盟友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引发他们两人矛盾的，是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政治立场的分歧老邓虽然是改革派老大，但他只想搞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非常反感。老邓经常在公开场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老胡，在政治方面的开明是人所共知。久而久之，两人的立场就会出现冲突。比如俺在前一个帖子《废帝胡耀邦其人》提到的西单民主墙事件，老胡就公然表态，反对抓人。而实际上，抓人的命令就是老邓授意的。不过这事儿还算小，更大的立场冲突发生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风波中。　　在那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老邓作了一个讲话，大意是：在思想战线（理论界、文艺界）方面，存在严重的精神污染，必须加以清除。听了老邓的这个讲话，朝廷的保守派喜出望外，准备大张旗鼓地干一场，颇有文革中大批判的势头。到底什么才算是精神污染，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在舆论中强调“人性”和“人道主义”，就被视作精神污染（按照保守派的逻辑，强调“人性”就是忽视“党性”）；一大批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因为清除思想污染而被查禁；更搞笑的是，抒情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情歌）和奇装异服（比如喇叭裤、蛤蟆镜）也被视作精神污染。　　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很不认同，他觉得这个搞法扩大化了，如果不加以制止，会倒退到文革的极左路线。所以，他联合赵紫阳一起抵制“清除思想污染”。在他俩的抵制下，“清除思想污染”的风波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这一切，都被老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老邓开始觉得不爽了。　　另外，在某次高层会议上，出现如下的发言：（摘自胡绩伟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 1997年版第338页）万里: 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社会的遗毒”，就很够了。胡耀邦: 我同意万里的意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都不要再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今后正面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述会议谈话传到老邓那里后，他感觉老胡简直是在和自己唱对台戏。毕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老邓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由于老胡的上述言论，再加上那帮保守派对此事不肯善罢甘休，经常跑去老邓那里告状。众口铄金之下，老邓对老胡的印象，逐渐变差了。 ◇终身制的问题俺在《八十年代的朝廷》一文，介绍了天朝政治的几大特色，其中之一就是"老人政治"。以老邓为首的党内元老，把持了党国的主要权力。而老胡一直公开反对终身制，提倡领导层的年轻化。俺前面的帖子介绍过，老邓的权力欲望是很强的。像老邓这种权力上瘾的家伙，只要不咽气，就不会放弃权力。所以，老胡反对终身制的言论，在老邓看来，就是在逼迫自己退休。　　在某次朝廷高层的会议上，老邓假惺惺地表态，说自己的年纪大了，准备考虑退下来。然后，他问在座的人是什么态度（这实际上是老邓的一次试探）。老邓话音刚落，很多（年纪较大的）党内元老，纷纷表态说，老邓德高望重，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千万不能退。这些人之所以要挽留老邓，是担心老邓万一退休了，那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继续留任，也得跟着退休。还有一些人（包括赵紫阳），没有表态。这些没表态的人里，不排除有些是希望老邓早点退休，但又怕得罪人，所以保持沉默。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在座的所有人中，只有老胡举手赞成老邓退休。这个鹤立鸡群的举手赞成，多半在老邓心中留下了阴影。但是老胡这个人比较实在、耿直，估计当时没想那么多。 ★矛盾激化虽说上述事情让邓小平觉得不太爽，但是邓太上皇尚未打算废黜老胡——毕竟两人有很多年的交情。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最终让老邓下定决心，把胡赶下台。这件事就是“陆铿访谈”。 ◇陆铿访谈陆铿是一个老资格的办报人，非常敢于抨击时政。民国时期就因为办报被捕入狱。解放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从1957年一直关到1975年才放出来。文革结束后，他去了香港并创办了《百姓》杂志。　　 1985年5月，陆铿在中南海采访了老胡，并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次月的《百姓》杂志上。在陆铿的这个访谈中，高度赞扬了老胡，称之为“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虎虎有生气”。与之相对的，陆铿在文中点名批评了朝廷高层的若干保守派人物（比如：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 ◇老邓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老邓知道了这个访谈内容后，非常生气——他认为老胡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以下是老邓的原话：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　　不过捏，老邓之所以非常生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以下摘自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粗体是俺加滴）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自打老邓听说了陆铿访谈的内容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老胡换掉。这从老邓和杨尚昆的谈话中看出来——老邓对杨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个说话的口气，可以看出老邓对老胡已经完全不信任了（老邓这句话摘自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312页）。　　但是邓太上皇还不想撕破脸，直接罢免总书记。他计划在2年后的十三大，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换届选举）替换掉总书记。但在接下来的1986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八六学潮。就是这件事，迫使老邓改变计划，立即把老胡罢免。图: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胡耀邦 #八六学潮 #邓小平 #文革 #中国历史

6个月前

陈达钲“黄雀行动”营救六四民运人士 “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达钲说。“但是当时参加救济行动的人还记得我，我们救过的人也有一些每年向我表示感谢。” 如今，70岁的陈达钲靠收取几处房产的租金和帮助朋友打理生意度日。但是在1989年，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抗议运动遭到军队镇压时，他帮助建立了一条通往自由的秘密生命线。根据关于该次行动的历史资料和他自己的讲述，陈达钲带领的一群香港走私贩，驾船在午夜时深入中国南部的孤立水道，以暗号传递的消息，还交出巨额的贿赂，将130多名受到官方通缉的学生、学者和官员偷运出了中国。陈达钲说，他和他的手下像中国古典小说里不服管束的孙悟空一样，用计谋打败了“天军”。 “一只猴子不算什么，但是一群猴子就了不得了，”陈达钲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帮助了那些最大的‘黑手’从大陆逃了出来。”北京政府将1989年时，受到官方最严厉谴责的异见人士称作“幕后黑手”。陈达钲否认自己是香港“三合会”旗下帮会的成员，但是他说他熟悉帮会的行事风格，而且这些帮会也曾在天安门抗议遭到镇压后，帮助因政治逃亡的人士。 1989年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与许多香港居民一样，陈达钲也对共产党领导人派兵到抗议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清场，射杀平民实施戒严的做法感到震惊。陈达钲说，由于愤怒，他病倒了，他还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剃了光头表达愤慨。他解释道，“我在做生意，所以不能给自己剃光头。” 他说，他对学生的同情来自对腐败的愤怒，以及他之前在中国内地生活的愤懑。1944年，陈达钲出生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他说，由于父母遭到政治迫害，他的童年受到了很大影响。他的父母因为商人背景而被划为“阶级敌人”。在13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六——“六哥”的称呼正是来源与此。他说他们家基本要靠最年长的哥哥养活。十几岁时，陈达钲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电气工程，后来在一家印制毛泽东作品的印刷厂工作。由于中国官员拒绝撤销对他的政治指控，他于1972年逃离内地，游到了香港。随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开放，他做起了走私生意。他乘船溜到内地赚钱，将便携计算器、廉价珠宝、酒，甚至汽车从货船转移到快艇上，快艇能够逃脱香港警方和内地巡逻队的追捕。他给予内地边防人员大量贿赂，这有助于他做生意。他说，“我非常成功，因为我很小心。” 在1989年6月4日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后，陈达钲的手腕和关系对抗议者极有价值。 1989年 6月中旬，香港的一群活动人士邀请陈达钲来到一家酒店，寻求他的帮助。参与营救行动的杂志编辑刘达文(Lau Tan Man)透露，他们当时已经与一名三合会老大进行过接触，但后者要价过高。由于陈达钲对共产党心怀怨恨，他似乎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陈达钲表示，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说，“如果你想得太多了的话，你就不会做。” 陈达钲与合作伙伴制定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首选的逃生路线、暗号、联络点、伪装、假身份证，以及贿赂内地官员和守卫的钱。在众多运动同情者的帮助下，逃亡者辗转抵达广东，沿途藏匿在同情者的家中，或工厂和仓库里。陈达钲及同伴则派快艇前去接应。逃亡者和走私贩靠暗号，以及比对撕去一半的照片来分辨彼此。但陈达钲表示，行贿也是必需的，这样才能确保边境巡逻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船能够悄悄驶入驶出。但这项工作仍然非常危险。陈达钲的两名手下和一名逃亡的学生在一起海难中丧生。陈达钲表示，他自己跑过两趟。他的团队大约有10人，他们跑了几十趟，他则负责开展组织与计划工作。走私贩做出的最为大胆的举措是，通过货船偷偷将陈一谘带离海南岛。陈一谘曾是被罢黜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的助手。陈达钲称，当时一名水手带着装有子弹的手枪，坐在陈一谘躲藏的舱口保护他。此次营救行动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源自中国古时的谚语。1989年晚些时候，中国警察利用两名被通缉知识分子的虚假信息，诱捕了陈达钲的两名手下，营救行动有所放缓。陈达钲于1990年前往北京，并达成一项协议，当局释放上述两人。作为交换，陈达钲承诺不再帮助逃亡者。刘达文表示，其他走私贩和组织者继续开展营救工作，但由于安全措施的加强，行动慢了许多。自此之后，一些组织者指责陈达钲投靠中国当局，或夸大了他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陈达钲对此不以为然。 “我必须保证我的两个兄弟能获得自由，”他说。“如果你对自己的人不忠实，那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 ---储百亮《纽约时报》记者图：陈达钲在他位于香港的办公室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黄雀行动 #六四事件 #民运人士营救 #陈达钲 #香港 #天安门广场

6个月前

忆父亲赵紫阳不忍镇压赵二军：不相信可恢复名誉赵二军近年常在北京和广州居住，与他相约在广州的一间餐厅访问，他侃侃而谈，但婉拒录影。赵紫阳曾在文革前后两次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赵二军在广州长大，曾任海军飞行员，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访问时国粤语夹杂。八九民运期间，他在海南工作，不时回北京了解局势，也曾到天安门广场拍照。拒做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学生和市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后发展成反官倒、反贪腐和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人民日报》在4月26日、赵紫阳外访朝鲜（北韩）期间发表社论，将民运定性为动乱。赵紫阳回国后希望为学运降温，但并不成功，更指邓小平仍为党的最高决策人。据其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5月17日决定戒严，赵当时在想「不能让自己成为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三十年前的5月19日凌晨近5时，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当上总理的温家宝陪同下，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已绝食近七天的学生。他拿着扩音器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同日晚上，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北京5月20日起戒严。赵紫阳曾自言自语「还来得及」当时身在北京的赵二军说，戒严后「父亲自言自语，说了几次『还来得及，还来得及』」。5月24日离京前夜，他在中南海住处看到戒严部队拿着铁桩通过隧道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时父亲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但想不到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六四开枪镇压后，赵紫阳被指「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被革职审查三年，但找不出任何勾结、串连的证据，事件不了了之，但他被软禁至2005年1月17日逝世，终年85岁。回顾赵紫阳的功过，赵二军说子女只会认为父母伟大，应留代历史和人民评价。监控赵家愈趋严密「250份盒饭，是纳税人多少钱」每年赵紫阳忌日、清明、六四，赵家都被严密监控，「今年清明节上百个公安在门口，保母不敢外出，吃饭都成问题。她问监控的人能不能去拿盒饭，去派出所拿，里面的人说有250份盒饭。一日三餐，是多少纳税人的钱？」今年清明后第四日，监控人员才全部撤走。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政，赵二军说那是中国政治最宽松、最开放自由的时候，没有学生和市民认为政府会开枪，「当时政治（气氛）宽松，大家敢说话，老百姓上街游行，就像香港回归后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但现在就更难，因为香港逐渐向大陆的机制转换，对自由的压力更大了。」赵二军说赵紫阳本能上觉得国家的体制有问题，「我父亲没有完全否定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重新取得合法性，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在自由开放的过程中维持合法。比较世界这么多种制度，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政制还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八九官方论调回归「反革命暴乱」赵二军：冇眼睇六四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分水岭，赵二军说，六四前赵紫阳主张党政分开，但六四后中国又在各层级恢复强化党的领导，削弱民主和法治，政治体制改革走了回头路，「把最应该国有的教育、医疗推给市场，老百姓没有自由，不听话、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就升不上去。现代到处都贴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标语，但老百姓举牌要这些就不可以。」官方对六四的评价，从「反革命暴乱」变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2008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员钦定、新华社刊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亦沿用此论调；但到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就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赵二军笑说少看这些报道：「冇眼睇！原本想淡化，但绕不过去，又恢复了吧。」对于平反六四、恢复赵紫阳的名誉，赵二军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为什么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待遇不一样，胡的问题是自由化，人民内部矛盾；赵紫阳是反对这个体制，他们觉得威胁政权合法性，是敌我矛盾。动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谁的责任、死难者怎么赔偿？所以（平反）是不可能的。」骨灰安排与当局有共识但年内难成事赵紫阳逝世后，骨灰一直存放家中，当局与家属就骨灰安放问题有不同意见，其遗孀梁伯琪2013年逝世后，二人的骨灰至今未能安放。赵二军透露，当局约两年前同意家属自己安排，双方亦商定地点，赵家今年已完成准备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年，但估计很难，今年太多事了，是六四三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百周年，还是我父亲诞辰百周年。」他说，当局最初要求安葬在八宝山，但家属不同意，「父亲被撤销一切职务，离世前只是普通党员，是老百姓，旁边埋葬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了一些公墓，但组织不批准，还讲过一些规定，严格来说是违反人性的。」他认为当局害怕赵紫阳墓地会变成标志，「他们必须害怕，最后同意的地点也是容易控制的。」 ---香港01 图：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终年85岁。当时赵家设灵，赵二军（右一）在场打点。（法新社）

#赵紫阳 #八九民运 #天安门广场

6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北京街头挤满了抗议者 Crowds on all sides leave motor traffic no place to go as democracy protestors fill the streets of Beijing, Wednesday, May 17, 1989. AP Photo/Kathy Wilhelm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北京 #抗议者 #民主 #1989年 #街头

6个月前

1989年5月30日，工自联成员、北京高校学生到北京市公安局前静坐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一名便衣警察告诉抗议的学生，他们的活动违反了戒严令。 AP Photo/Mark Avery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1989年 #工自联 #北京高校学生 #北京市公安局 #静坐抗议 #释放被捕工人 #便衣警察 #戒严令

6个月前

1.六四当日的北京师范学院正门 2.六四当日的中央财经学院

#六四 #北京师范学院 #中央财经学院

6个月前

摄影：Stuart Franklin/Magnum 北京市民正在观看大屠杀遇难者的照片。Franklin 说：“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25年后，会有上百万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发推文，或者互相发送手机照片。但当时这些都没有，而且媒体也完全被控制，所以人们真正了解事件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北京城里，从一盏路灯走到另一盏路灯。” Citizens of Beijing look at a photograph of a victim of the massacre. Franklin says, “If the same event had happened 25 years on, a million people would have tweeted it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city or sent mobile phone images to each other. But there was none of that at that time, and of course the press was completely controlled, so the only way people could actually learn what had happened was walking from lamppost to lamppost around Beijing.”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历史事件 #大屠杀 #信息控制 #北京

6个月前

胶片展示了从富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在北京饭店阳台看到的事件的进展。 A contact sheet of transparencies showing the unfolding of events as seen from Franklin’s vantage point from the balcony of the Beijing Hotel.

#北京饭店 #富兰克林 #胶片展示 #事件进展 #阳台视角 #历史事件 #北京

6个月前

著名新聞攝影記者Peter Turnley和David Turnley兩兄弟拍攝六四事件的攝影集《Beijing Spring》(1/6) 1.David Turnley（右）和Peter Turnley（左）记录了 1989 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

#六四事件 #天安门广场 #新闻摄影 #1989年 #学生运动

6个月前

赵紫阳次子披露黄雀行动细节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下台，他的儿子赵二军，亦与妻女流亡法国。赵二军于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在广州接受《香港01》专访，他首次谈及流亡细节，但否认当年用假护照出国。六四后，赵紫阳的旧部被清算，赵二军参与黄雀行动营救，最终带同妻女流亡法国，他自身的经历亦是传奇。多年来一直有报道指赵二军在海南省以假护照出境，他在访问中否认此事，亦首次谈及参与黄雀行动和流亡之事。「我本身有香港通行证，八九前就自由往来香港，六四后我就拿这个证自己去了香港。后来国内抓人，我就拿这个回来（内地），安排他们（流亡者）去不同地方再带走（出境）。」赵二军说，当时参与营救部分知识份子，因此从香港回内地，「他们找到我了，这些人只是抗议戒严，但当局要修理这些人，想把他们栽到美国策划、赵紫阳智囊等（罪名）上。」六岁女儿列入通缉名单「有冇搞错？」赵二军怕影响其他人，绝口不提营救行动的细节，但他说因为参与营救，令他、妻子及当时六岁的女儿被列入内部通缉名单，「我没有看到这文件，后来碰到（原广州市长）黎子流，他告诉我『有冇搞错，六岁都通缉』，我才知道。」他说妻子和女儿借助黄雀行动到了香港，之后再到巴黎与他会合。赵二军在法国流亡数年后，为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当顾问，之后回到中国，至2005年赵紫阳逝世后与当局谈判达成协议，办理退休手续。图：赵紫阳次子赵二军在广州长大，讲得流利广东话，接受访问时国粤语夹杂，首度谈及黄雀行动细节。（罗君豪摄） ---香港01

#六四事件 #赵紫阳 #黄雀行动 #赵二军 #流亡 #假护照 #营救 #专访 #清算

6个月前

陈达鉦谈“黄雀行动” 陈达鉦是香港一位商人，因为排行老六在江湖上被人称为“六哥”。他在过去两三年内已经陆续公开过一些“黄雀行动”的细节，但都不如这次采访的全面：司徒华逝世翌日，67岁的陈达鉦在旺角光华街办公室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首度表明“华叔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在“黄雀行动”中，陈达鉦说他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司徒华，一个是岑建勋。行动中的战友有朱耀明、刘千石、刘达文、陈锡铮、罗海星等。整个“黄雀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资料是一部分；前往前线救人是一部分；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是一部分。陈达鉦说：“‘黄雀行动’中，很多亟需营救人的名单和资料，都是华叔给我的。我拿到的是一张相片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手中，或者是一张纸币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那里，我们的人见到被营救的人，各自拿出半张照片或纸币，若能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或纸币，这就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有时交接的是对暗语，判定对方是被营救者，而后才开始行动。我们往往是救了人送来香港，才知道他是谁。每次，由我根据情况部署营救计划，行动所需资金也有华叔提供，他的这笔资金是筹措所得，筹了几千万港元，不属支联会的资金。所以他是我的老板。我指挥行动营救成功后，带回了这一个个被营救者，华叔他们就筛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居住、生活费、解决出入境手续，有的安排去美国，有的去英国，有的去法国，有的去加拿大或澳洲，有的则留在香港。” 来自草莽的陈达鉦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说：“我和华叔相识在六四。营救行动最初是透过江湖老大联系的，由岑建勋和邓光荣透过中间人找到我的。华叔为人低调，似乎不太想让人知道他领导‘黄雀行动’这件事。现在他已离开我们了，是时候给他一个公道，让世人铭记他在“黄雀行动”中的主要贡献，对此，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应该说出真相，进一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陈达鉦还解释了“黄雀行动”名字的来历：陈达鉦说，“为什么叫‘黄雀行动’呢？是华叔起的名。”二十年来，社会上都误以为“黄雀行动”出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达鉦作出否认。随即顺口吟颂了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高台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黄雀行动”也曾历经艰险。陈达鉦过去曾经提到他们有4人牺牲，2人被捕。这次他更描述了其中一次营救中的险情：司徒华对每一次“黄雀行动”的营救过程都很关心。陈达钲举例说，在他所营救的130多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可谓九死一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震惊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製，交由蔡崇国带来香港的。1989年8月，蔡崇国、陈宣良逃抵深圳。陈达钲指令弟弟号称“七哥”的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是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他俩幸而逃脱。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他俩上船不到半小时，船老板就带着他俩折返，因整个海面已被公安、国安封锁，不允许船只出海。当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严阵以待。他们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机会。司徒华迟迟见不到蔡崇国、陈宣良来香港，质问六哥：「他们一旦有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在电话中语气强硬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他俩安全」。他俩在深圳藏匿了7天，七哥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谋划再度逃生之路。10天后，当局批准蚝艇可出海作业，六哥、七哥两兄弟物色了一条出海捕蚝的船只。蔡崇国、陈宣良藏在船的暗格里。不料，船只出海不久，遭突如其来的10多艘公安船只包围，公安声称已获知两人在船上，要将船只拖回岸边检查。幸运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蚝艇一起往回走。此际，船老板对蔡陈两人说，如回去，你们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不如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深圳，你们自己选择吧。他俩无奈中跳了海。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闻讯后，火爆三丈，对七哥吼叫：「他们有什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赶紧跑到深圳湾大酒店，花1200元人民币买了一架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海边。六哥边讲着这个故事，边走到办公室的一角那个柜，找出那架高倍望远镜，给记者看。话说七哥跑到深圳湾海边，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蔡、陈两人，发现有两个小黑点，当即命令两名手下下海将两人救回。又过了一週，两人仍无法摆脱监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后杀手锏，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係，用高速快艇将他俩安全送抵香港。司徒华在香港见到蔡崇国、陈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个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汉！」今年67岁的陈达鉦还表示在他自己去世之前将讲出更多的“黄雀行动”的细节。

#黄雀行动 #香港 #司徒华 #陈达鉦 #采访 #历史

6个月前

劉建國說:我是1982年10月份入伍,在38軍工作10年。89六四期間,我們軍長徐勤先拒絕執行高層的殺人計劃,受到了迫害。我因為一份作戰計劃丟失,受到牽連,長期受到打壓。92年年底,被以不適合部隊生活為由,提前退役了。1993年5月份到北京市民政局軍隊離休退休軍隊安置辦公室工作。劉建國指,北京戒嚴前, 徐勤先在北京301醫院治病療養。六四鎮壓前,有一個上午,當時北京軍區參謀部作戰部的一班軍官,到醫院給徐勤先下達一個作戰命令。劉當時在門口迎候。他發現談話完畢後,這班軍人魚貫而出,與平時接待的感覺不一樣。就徐勤先被解除軍職一幕,劉建國回憶,當天下午,有總政治部保衛部的一班人馬,未經事先通知就到了徐勤先的病房,客氣地通知徐將軍,38軍由其他人指揮,請首長(徐勤先)繼續在301治療養病。並口頭告訴在場沒有來得及迴避的劉建國:小夥子,你可以收拾東西回部隊了,首長這邊不需要留人了。從此,劉建國一直到現在沒有再見到徐勤先。劉建國說,六四鎮壓期間,他還在首長車隊聽差,但已經不被信任和重用。38軍進京鎮壓任務完成後,部隊內部開始清洗。同時部隊懷疑,丟失了一份給徐勤先的軍事作戰命令,劉建國脫離不了關係。（他指,六四期間38軍的作戰計劃乃機密文件,保衛部門為防該份作戰計劃流落民間,甚至將他公配住房的內部裝修,全部拆掉。）劉建國向本台透露,這份六四鎮壓的軍事作戰命令,證明部隊進京鎮壓是鐵的事實;同時,也可以清楚知道給部隊下達命令,並簽署的到底是誰?劉建國說,時任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乃該份作戰命令的簽署人。他並說,軍長徐勤先抗命,引起38集團軍其他幾位軍黨委常委的嚴重不滿,甚至是憤怒。領導層擔心徐勤先的抗命不遵,會成為38軍立功授獎的障礙;亦擔心往後的秋後算帳,會連累全軍將士。在天安門執行鎮壓任務期間,38軍也表現得比其它戒嚴部隊更狠、更英勇。劉建國說:軍長這事一出來以後呢,其他的集團軍首長對他並不是同情而是特別的惱火。因為好多人都感覺到會吃「瓜烙」(牽連拖累),等將來這事要追查起來,難免會受牽連。在38軍軍長徐被解除指揮權後,新的軍領導班子,顯示了堅決執行鎮壓作戰命令的決心和積極表現的決心。就天安門清場與開槍的情況,劉建國回憶:清場部隊由112師的棒子隊開路,指揮官在脖子上別了個白毛巾,後面是手提衝鋒槍的戰士。劉建國說:告訴執行任務的戰士們,看見別白毛巾的人嗎?那些都是軍首長,這次行動一定要表現一下自己,要不然就完蛋了,以後沒法說了。 ---自由亞洲電台：抗命軍長徐勤先司機成功逃美右圖：2018年2月18日，劉建國（前38軍軍長徐勤先駕駛員）攝於華盛頓。左圖：1989年6月6日，天安門事件遭到鎮壓後，長安街上駐守著坦克。（馬立克攝/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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